關於章太炎的傳説與評説，不絶於世，但真正的章太炎却離我們越來越遠。在其他歷史人物身上也有這種現象。這大概與整個社會文風浮躁有關，歷史不再是民族的精神，而成了市民茶餘飯後的談資。歷史人物被演義化了，子虚烏有的傳訛代替了真實歷史，結果帶給當今社會的是不誠實與浮夸風氣，造成人們不擇手段競相追求“成功”，這是必須力戒的。

　　甘肅《讀者》雜誌最新一期（2002年6月B期），轉載了王澍先生《中國近代名人的缺失》一文（摘自《大家參考》2002年4月上半月，下稱王文），我看了真是大吃一驚。其實王澍此文我在《書屋》2002年3月號上早已見讀，只是篇名爲《中國近代著名人物敗筆拾遺》，内容是一樣的。該文對康有爲、嚴復、孫中山、宋教仁、章太炎、胡適、魯迅這些近代重量級人物一生的所謂“敗筆”，予以“大膽揭示”，批判之筆縱横騁馳，口沫飛濺，煞是氣壯，但他又稱“餘膽也小”，惟恐落得“嫉賢惡謚”，還説這樣“批判重量級人物，一定會遭受物議，這一點我做好了思想準備”。聖人名人不能批評的時代早已過去了，而且這些名人並非没有缺陷，王氏完全有權批評，雜誌完全有權轉載，只是批評應該是有據的，一切宏論應該是從史實出發，若無史據，豈不成了信口開河，成了昏話夢囈。我不能説王文句句是昏話夢囈，至少他對章太炎的評價，基本上不合符史實。以往《讀者》上也轉載過不少論述章太炎的文章，説實在大多也是道聽途説。我曾從事過《章太炎全集》編纂，對章太炎生平與學術曾作一番梳理，還是他的嫡孫（我始終不認爲後裔有當然發言權，也不贊成後人僅僅憑感情爲先人一味謚美），也許對章太炎這歷史人物較有發言權，因此想就王文中關於章太炎的“敗筆”及以往《讀者》轉載的關於章太炎的文章作一匡正，並就當前文壇對歷史的杜造和戲説，提出一些意見，冀與十方學人共探討。

　　一、論史當力戒杜造

　　王文稱：“一般把章太炎1924年脱離國民黨視爲敗筆。”他説“這够不上敗筆，我們毋寧説他透視到了將來國民黨的腐敗。很了不起”。這段褒奬章太炎的文字對章太炎來説實在是太抬舉他了，他竟能早早透視到國民黨的敗兆，而脱離了國民黨。但問題是章太炎從來没加入過國民黨，何來脱離國民黨之説，文章一開頭就不知悖到哪裏去了。

　　王文又稱：“章太炎的真正敗筆有二：一是攀附權勢，二是他的出世思想與行動。”

　　章太炎如何“攀附權勢”呢？王文指出一是“與孫傳芳一起投壺作樂，落爲笑談”，二是晚年章太炎索居蘇州，而“章的愛侄在上海與人發生官司糾葛，情急之下，章太炎想到了上海的黑幫老大杜月笙，給杜修書一封，求其幫助。杜喜出望外……便把事情擺平了……趁熱打鐵立即起程親赴蘇州拜訪大名鼎鼎的‘章瘋子’……送給章太炎一張銀票……章太炎則投桃報李，親自爲杜月笙修家譜。就這樣，一筆骯臟的交易在一位聲震寰宇的國學大師與一位地痞流氓之間做成了”。

　　上述文字真可謂繪聲繪色，煞有介事，忿然鞭韃，滿紙正義，然而這却是子虚烏有。所謂“與孫傳芳投壺”，始見於1926年魯迅先生《趨時和復古》一文。當時五省聯軍總司令孫傳芳反對南方蔣介石的北伐軍，也反對北方吴佩孚、段祺瑞北洋政權，提出五省聯保，自任總司令，又提倡復古，舉辦投壺新儀（一種古代的遊戲，比誰將箭投入瓶内多爲勝），請章太炎赴南京主持投壺典禮，遭到魯迅先生批評。魯説：“孫傳芳大帥也來請太炎先生投壺了，原來拉車前進的好身手，腿壯大，臂膊也粗，這回還是請他拉，拉還是拉，然而是拉車屁股向後。”魯迅的批評是尖鋭的，也是正確的，他不希望看到他的愛師與軍閥爲伍。事實上章太炎也没有去南京參加投壺新儀，盡管《魯迅全集》注釋也明注了這一史實，但不研史實的人始終將魯迅這段名言奉爲真實，以訛傳訛，一直把章太炎參與投壺當作晚節不保。這裏並不需要隱諱章太炎反對“北伐”與“赤化”。他反對一切外國勢力干涉中國内政，哪怕蘇俄共産黨，他也反對，他更反對北洋軍閥暴政，所以提倡“省治”、“聯省自治”，因此他支持過五省聯軍司令孫傳芳，這時他的主張與他先前領導辛亥革命時言行大見落伍，提不出更合時代命題的主張，没有反映時代的命脈，但王文所謂的“投壺作樂，落爲笑談”，畢竟是無稽之談。

　　再説王文所謂章太炎與杜月笙的“骯臟交易”更是無據之談。俗言盛世修志，發迹續譜，連船王包玉剛發迹了也要續個家譜，認了青天包拯大老爺爲族祖。上海灘聞人杜月笙發迹後也不例外，他在原籍上海浦東高橋修祠辦學，並請“國學大師”章太炎撰《高橋杜氏祠堂記》一篇。章太炎在《記》中稱“餘處上海久，與鏞習識”，自承在上海衆多歲月中早已認識鏞，即與杜月笙是相識的。查上海史史料，在上海名人聚會中章與杜確常相遇，但未見倆人有厚交之載。章太炎爲人作贊、立傳、書喪、記事、撰銘不知幾數，有烈士喻培倫、焦達峰、秦力山、鄒容、史量才等等，也有故友孫中山、黎元洪、黄季剛等，還有歷史上有争議的人物，包括爲杜家祠堂作記（並非如王文所説“修家譜”）。章太炎以文爲生，爲人撰傳，有收潤筆的，也有分文不取的，例如史量才死於特務槍下，章太炎不僅敢爲之文，且分文不收。杜月笙一生做了很多壞事，但未嘗未做一些好事，近年來史學界不乏對他有全面評價。而章太炎之《記》也無一阿諛之詞。該文撰於1931年，杜家祠堂也是建於1931年，王氏不知這起碼事實，而杜造了章太炎愛侄打官司求助杜月笙幫忙，杜趁機赴蘇州結識章太炎雲雲。史界都知道章太炎是1934年遷居蘇州，1936年去世於蘇州，怎麽會有杜月笙赴蘇州拜訪章太炎懇請“爲杜月笙修家譜”，時空與起因及内容一概全錯，與史實全悖。關於章太炎“愛侄”打官司，更是杜造，章太炎兄弟三人，大哥無後，二哥有二子，一向本分，1930年左右，才二十至二十五歲，從無與人打官司要請流氓頭子來幫忙之事，王氏此説近乎污衊，這到真的會引來後人訴訟官司的。至於究竟誰托章太炎爲杜家祠堂作記，史料記載謂章太炎義兄章士釗係杜月笙門客，由釗請託；也有史料稱由章太炎“蘇報案”坐牢時獄友徐福生所托，徐福生號稱“鬧天宫福生”，與杜月笙稔熟；也有醫生陳存仁自稱是他受杜月笙所托爲之。今無從考證，但有一點可肯定的是决没有什麽愛侄打官司一説。王氏不是捏造就是採信道聽途説，這種做學問方式太不嚴肅了。

　　王文所説的所謂第二個“敗筆”就更可笑了。王文稱章太炎“既然在世上做了一番轟轟烈烈的事業，就應該做到底。章太炎偏不。中年的他曾經上當受騙，被誆到峨眉山剃度，他過分迷戀佛學，熱衷於出世，實爲敗筆”。

　　稍知近代史的人，就知道章太炎用經學、史學、諸子學、佛學、西學搆築了他龐雜的思想體系與學術體系，並用於指導近代民主革命，爲近代民主革命提供了哲學武器與倫理思想。“儒、道、佛”三者搆成了中國獨特的學術思想内涵。章太炎更是創以佛釋儒，别開學術蹊徑。他對於佛學注力甚深，《齊物論釋》有一字千金之自許，但他完全是無神論者，從不燒香拜佛。在辛亥革命前，他流亡日本最困苦階段，一邊自學梵文，一邊從事革命，還動員魯迅兄弟等同學梵文，甚至想過去印度出家，但這僅僅是一瞬之念。至於中年“被誆到峨眉山剃度”，則完全是空穴來風。詳考章太炎一生，曾於1918年入川，這是在“護法運動”期間，他作爲孫中山的護法軍政府秘書長，受命去西南聯絡諸軍閥聯合護法，行迹大多可見諸當時報端，未見在繁忙調停期間被人騙到峨眉山去剃發當和尚之事，以後他再也没有去過四川。真不知王氏又從何覓得這等新聞，並大大發揮了一通。

　　這使我想起古人説的兩個老掉牙的笑話，一是説兩個秀才對掛在城頭的一個字争論得面紅耳赤，他倆各賣風騷才華，互不相讓，其實城頭的字還没有掛出來呢；另一個是説一個道德家口沫飛濺地大詬某老爺家的兒媳如何風流不本分，而這家老爺早就去世並膝下無子，何來兒媳風流之説呢。這兩則笑話與王文論章太炎如出一轍，弊在杜造，無中生有，無病呻吟，忘了任何高論應當論從史出，否則信口開河，既傷害了對方，又傷害了自己，也傷害了社會!

　　二、歷史不宜戲説

　　歷史是非常嚴肅的社會科學，應汰感情、忠史實。雖然我們不能要求今人如做考據文章，做到字字珠璣，無一字無來歷，但忠實於基本史實是最最起碼的。歷史與文學不同，文學要編造情節，要浪漫與激情，如小説就允許杜造。如果一個社會用小説來代替歷史，用戲説來對待歷史，將歷史演義化，那麽這個國家與民族將失去自己的歷史。這種後果是嚴重的，亡史形同亡國。現在我們的文化生活中嚴肅的歷史劇越來越少，許多杜造的歷史或戲説的歷史取代了正史，這將在青少年心中種下混亂。

　　《讀者》還刊載過數篇關於章太炎的文章，來源大扺都出自陳存仁先生之筆。陳氏是位醫生，他自稱二十歲時拜見章太炎，成了章太炎的“弟子”，因此他的回憶録在一般人眼裏當然有很大權威性。而且他的回憶録寫得特别生動有趣。他自稱自幼愛寫作，1949年定居香港後仍邊行醫邊寫作，在香港銷路最大的《星島晚報》辟了一個“津津有味譚”專欄。據他兒子陳樹桐先生説：“這個專欄一寫就是二十年，天天一篇，一年365天，從不間斷。”由於陳存仁是老上海，也是國民黨的“國大代表”，又因行醫，“交遊甚廣，上至達官貴人，下至三教九流，幾乎都有接觸”，因此寫起文章來，“往往信手拈來，便是一則興味盎然的趣事”（陳樹桐《銀元時代生活史·後記》，2000年6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陳氏著有《銀元時代生活史》和《抗戰時代生活史》等，在香港辦過《存仁醫學叢刊》，著述甚豐，文字生動，情節曲折，又都以第一人稱寫作，有相當大的可讀性。在這些故事中，他往往以主人翁自居，引來許多刊物競相轉載。2000年上海人民出版社還翻印了他的《銀元時代生活史》一書。這本書中有一章節是《事章太炎以師禮》即是專寫章太炎的。還有1953年他寫的《章太炎先生醫事言行》、1972年他寫的《章太炎師結婚考》，都成爲各雜誌競相轉載的内容。在此我隨便列舉幾個被陳氏顛倒歪曲的史實，來説明史當求實，不宜搞戲説。

　　一、陳存仁在回憶録中説：1928年，他二十歲時隨姚公鶴補國文。姚與章太炎稔熟，三天五天總有書信往來（我從來没有搜尋到倆人通信），總叫他遞送，因而得以結識章太炎。章太炎得知他白天又在丁甘仁醫生處抄方，稍知醫學，便很喜歡他。有一日問他何不拜己爲師，陳存仁馬上叩了三個頭認了師，便成了弟子，以後在章太炎家一面幫做雜事一面受教（一代國學大師如此草率收下一個没有國學根底的人做弟子，匪夷所思，此姑不細究）。陳氏又説：章太炎當時“住南陽橋康悌路底一小巷内”，“太炎的卧室就在樓梯中間的閣樓上”。他每次去總是直達閣樓。説得煞有介事。太炎確住過南陽橋敏體制尼蔭路裕福裏二號，這弄堂雖小，但房却不小，迄今猶存。在這裏章太炎接待過許多來客，國民黨西山會議派還在此宅召開過“護黨救國”會議，反對國民黨改組和國共合作，並成立了“辛亥同志俱樂部”。但是， 1927年仲夏章太炎即遷出南陽橋，搬到同孚路同福裏八號，不是陳存仁説的“同福裏二十五號”。事實上陳存仁根本不可能在1928年在南陽橋太炎住宅拜太炎爲師。因爲1927年6月16日國民黨上海市黨部因章太炎反對當局而對他明令“通緝”，同遭通緝的還有張君勱、黄炎培、沈信卿、蔣維喬……連劉海粟都在通緝名列之中。太炎名列其首，罪名是“反動學閥”。當時蔣介石鎮壓异己，是十分堅决殘酷的。章太炎薄薄一份家産當即被“查封”，被迫匿藏在虹口租界日本人辦的吉住醫院避難，在這所醫院整整藏匿了半年之久。他趁避難，在吉住醫院動了二次手術，都是割除鼻息肉。事實證明，1928年才認識章太炎的陳氏根本不可能在1927年於南陽橋的“閣樓上”拜師章太炎。

　　二、陳存仁在他文章中説：“章太炎老師實際上經濟情况非常窮困。”章太炎雖係開國元勛，却一不爲官二不從商三不置地，從不接受洋人資助，始終是一個文人，靠寫作賣字爲生，但生活還是要比一般文人好些，他畢竟是一流學者。但是陳存仁説：他“到師門第二年，才知道老師欠租二十個月，房東迫着要他遷出，章師母寫了一封信，叫他拿去見董康。董氏很有錢，立即寫了兩張莊票，叫我帶回”，太炎才得以解困，並用這筆錢搬到同孚路去。章太炎是否窮到這程度，令人置疑。同時，章太炎1927年遷居同孚路怎麽成了 1929年由陳存仁去向董康要了錢才搬家，這是完全不可能的。董康於1926年與章太炎共創上海法科大學，同任校長。1927年後，國民黨佔領上海後他投到國民黨旗幟下，成了新貴，而章太炎是國民黨聲討與通緝者。道不同，不相謀，何故會如此大方資助章太炎，完全不能讓人理解與信服。

　　三、陳存仁説：“某年春間”，他隨章太炎夫婦去杭州，“宿昭慶寺，盤桓數月而歸”。“章師在杭州每日行動，報紙都會記載，因此來訪者絡繹不絶”。一日他陪章太炎去樓外樓飯店喫飯，正好蔣介石夫婦由周象賢陪同簡裝輕行也去樓外樓喫飯，雙方不期而遇。蔣主動向章問好，並詢章太炎近况如何。“太炎説‘靠一支筆騙飯吃’”。蔣表示要讓周象賢派車送太炎回去，“太炎頻説‘用不到，用不到”’，“蔣主席没有辦法，就把自用的手杖送給他，作爲紀念。章師對這根手杖倒很鐘心，稱謝握手而别。次日，杭州各大報大登這件新聞，説章師‘杖國杖朝’，蔣主席對故舊極爲關懷”。這件事叙述得有聲有色，而這竟完全是無中生有的事。衆所周知，章太炎終身與蔣介石交惡，對蔣從無善言，這是因爲辛亥革命勝利後，蔣受命暗殺光復會副會長陶成章，使光復會從此一蹶不振，大大削弱了革命力量，章太炎作爲光復會會長對此始終耿耿於懷，不予寬釋。以後對蔣介石忽左忽右，投機革命，而一旦大權在手，又翻臉不認人，他也一直批評不斷，導致1927年國民黨對他的通緝，被迫匿迹，與社會隔絶。後在老友們的疏通下，始不緝拿，限閉門思過。而太炎不思改悔，稍有自由又發表反蔣言行，導致1928年底國民黨再次通緝他。他不得不再次匿迹，過着東藏西躲的生活。如果没有抗日戰争，没有全民抗戰事興，他也許永遠不會重登歷史舞臺，怎麽會成了蔣介石的“故舊”？像蔣介石這樣關懷太炎的生動例子，照例在蔣介石傳中應有記載，而我在衆多蔣介石傳中也没有找到過。陳氏竟編了這樣大的一個彌天大謊，實在令人費解。至於赴杭州掃墓，1921年至1926年，章太炎幾乎年年春天要返鄉祭祖，但1927年後，身處逆境始終未去杭州。直至1932年春，在“一·二八”淞滬戰役時，他北上見張學良，代表民衆呼吁抗日，南返時去過杭州祭祖。這也是他一生中最後一次去杭州。不知陳存仁究竟是哪一年春天陪太炎去杭州的，1926年前他們尚不相識，1928年後他也没有機會，但他這精彩回憶録竟寫出陪章太炎去杭州“盤桓數月”的歷史。陳氏之説讓研究章太炎專家大跌眼鏡。歷史學家研究人物必細到每一年每一月每一天，我們實在没有在章太炎經歷中找到過1928年後“某個春間”去了杭州幾個月。這恐怕是陳氏的夢遊，他又將這夢遊寫成了小説，讓後人當成真史去研讀，致使無數人上當。

　　四、陳存仁還説他陪章太炎在杭州期間曾“廣招學生”進行講學，“一個沈姓紳士坐了一輛馬車帶了兩個兒子”來拜門，並從“馬車上搬來龍井茶葉、金華火腿及杭緞兩匹，同時恭致贄敬一包，竟是銀元二百”；“在杭廣收門生二十餘人”，贄敬“以四十元者爲最多，一百元者亦不少”。講學是在昭慶寺講經堂，“學生都坐在蒲團上，説是漢時的講學方式”，第一日講《經學源流》，第二日講《清代國學》，第三天講《小學大義》……説得活龍活現，記述得如此真切，其實這又完全是捏造事實，張冠李戴。《經學源流》是《文學源流》之誤，是章太炎1932年10月在蘇州的演講；《清代國學》是《清代學術之系統》之誤，是章太炎1932年3月在北京的演講；《小學大義》是《大學大義》之誤，是章太炎1932年10月在蘇州的演講，不知怎麽都被陳存仁搬到杭州去了。這已經完全不是歷史了，而是陳氏自編自導的故事。

　　五、陳存仁《章太炎師結婚考》一文，洋洋萬言，記述了章太炎婚姻情况。他説：太炎是先納妾後結婚。1892年“納妾王氏”。1903年“妾王氏殁”，“章師孤寂，登報征婚”，征婚廣告刊於當時《順天時報》。征婚條件爲五項，要以湖北籍女子爲限，要文理通順，要大家閨秀，要出身於學校，不要纏足，丈夫死後要再婚等等。因没有合適女子，太炎直至1913年才與湯國黎女士結婚雲雲。關於太炎征婚啓事，陳存仁也説他曾查當時《順天時報》，並没有見到這則征婚啓事，而是根據日本人武田煦與高田淳文章所載，並非第一手資料，他也没有對傳説資料加以考證，便添油加醋大肆渲染。於是，臆想與傳説成爲“史實”，很多報刊相繼轉載，人們也就深信不疑了。其實這也是無中生有的事，雖不是陳存仁編造的，但是道聽途説，以訛傳訛，造成了混亂。其實章太炎早年因患癜癇病，加上動輒言反滿，被人認爲是個“瘋人瘋言”的瘋子，無人願將女兒嫁給他，他母親只好將自己陪嫁丫頭許配給了他。

　　這種婚姻無媒介聘禮，故不能算正式結婚，按當時習俗只能算“納妾”。這王氏丫頭與章太炎相依爲命，養育了三個兒女，於1903年早早去世了。章太炎在辦完王氏喪禮後，即趕赴上海，應蔡元培之邀，出任愛國女校教師，旋不久因宣傳革命，發生了震驚中外的“蘇報案”，被囚入上海西牢，刑滿第二日即東渡日本，開始第三次流亡生涯，至辛亥革命爆發後歸國，又忙於革命，1913年始由孫中山介紹湯國黎成婚，這期間根本没有因孤寂而登報征婚。

　　六、陳存仁説杜月笙發迹後，重修上海高橋杜家祠堂，欲請太炎作記，但無論盟兄章士釗還是“蘇報案”獄友徐福生，都請不動他爲上海灘聞人寫文章，最後杜托陳存仁幫忙。陳到太炎家後向老師進言：“我説太史公在《史記》上做過一篇遊俠列傳，老師應該對杜先生的祠堂落成做一篇文章。”於是“杜先生生平情况，我就一件一件講出來，他老人家越聽越高興”，“我乘機立刻拿一張幅度很大的宣紙”，讓章太炎作文。太炎不起稿，一口氣寫成了《高橋杜氏祠堂記》。這真是近乎天方夜譚。陳氏在編這種故事時，總是把自己的作用放在第一位，借講名人歷史處處抬高自己。

　　七、更荒唐的是，陳存仁説，他師從太炎，每晨七時就要去報到，“從掃地、倒痰盂、擦水菸筒之外，還要洗夜壺”，而太炎用的夜壺是錫做的，“又重又癟”，而且很臭。當時適“有一個人來求寫《兩廣巡閲使陸公墓表》”，太炎置之不理，而章師母早已收了筆潤，真有點不好意思。“我就對陸公的後人説：‘你家有什麽上品的文房四寶，揀幾件送給他，我可以幫助你説話。’那陸公後人説：‘好的文物都被族人分去了，只有一只明代清花瓷質的夜壺。’”陳聽了大喜，囑他馬上拿來。章太炎見到後“反復撫摸，似乎愛不釋手。我就乘機進言，并且尋出陸公後人送來的事狀和紙卷，鋪在桌上，同時磨起墨來，章師不出一言，先看事狀，也不打草稿，舉筆寫了長長一大篇，堂堂交稿”。陳存仁還説：大陸“文革”後，許多文物流入香港，一日他去古玩鋪，發見一只青花瓷夜壺，“似曾相識，喜出望外，審視之下，發現夜壺的口上邊有一些損裂，便肯定這就是從前章老師用的那個夜壺”（陳存仁《章太炎師門的晨課》，《藝海雜誌》臺北，V12N6），索價八千元等等，他還將這尿壺照了照片附在他的文章中，證明確有其事。所謂《兩廣巡閲使陸公墓表》，實是《勛一位耀武上將軍兩廣巡閲使陸君墓表》，陸君即是軍閥陸榮廷。陸於1928年去世，“殁六年，未有表墓之石，二十三年春（即1934年），舊部以爲請”，太炎爲之書，絶無因陳存仁進言和以夜壺爲條件之事，陳氏之述，實屬杜造。誠如他兒子陳樹桐所言：陳存仁善寫奇談，往往信手拈來，便是一則興味盎然的趣事。而這些趣談令後人莫辨是非，誤將戲説當成真史，流毒至深且廣矣。

　　三、結 語

　　歷史是一個民族的家譜，記載着民族的興衰，歷史事件與歷史人物搆成了這民族的精神，對歷史的褒貶是爲教育與激勵後人去完成前人的未竟之業。

　　從嚴復、康有爲、樑啓超、章太炎到魯迅、胡適，他們是中國近代第一代第二代知識分子的優秀代表，他們爲中華民族的復興作出了極大努力。而在王澍筆下都成了庸人：康有爲只做“空頭學問”，孫中山“言行不一”，章太炎“攀附權勢”，胡適“最大敗筆是他倡導的白話文運動”，魯迅“受尼採影響，批判面過寬，過刻薄了”，一切都成了問題。其實史實並非如此。拿章太炎來説，他反封建反專制反帝國主義，被清政府、袁世凱政府、國民黨政府、日本政府及英美帝國主義緝拿追捕，多次入獄，毫不屈服。他敢用自己頭顱去撞擊封建社會冰冷的墻垣，將生死置之度外，毫無媚骨；他精研舊學，鑽到鐵扇公主肚子裏，破所謂的“國粹”桎梏；他拼命地吸收西方先進學説，但又不迷洋崇外；他呼唤民主，争取自由，維護人權，追求平等。當然他也有缺陷與局限。這些先進的中國人的優秀品質，今天宣傳得越來越少了。有些人雖論章太炎、論魯迅、論嚴復，他們恐怕關於章太炎等的著作也没有讀過，也讀不懂，却亂伐歷史人物，以此爲痛快。“文革”中有一“大學者”，吩咐圖書館專門爲他收集章太炎“有問題的言行”，以便他鞭韃，這種取其一點不及其餘的極左行徑，讓我們幾乎付出了國家崩毁的代價。今天是另一種形式的否定歷史。我們的電影、電視劇、小説、刊物，有越來越不尊重歷史的傾向，有的將敗類戲説成仁君俠士，有的將英杰演義成醜類庸人，有的作品甚至不惜爲歷史上種種罪人翻案，只要有錢都可以立碑。當這些罪人堂而皇之被稱頌之日，爲中國革命犧牲的幾千萬人只好含恨於九泉了，今後還有誰會爲正義而獻身。倘若我們後代對歷史與歷史人物的認識，都是從這些影視與雜誌及漫畫讀物中來，中華民族就到了最危險的時候了。我們在這裏不能不大聲疾呼，不要杜造曆史了，不要戲説歷史了!還我們一個真實的歷史吧!


　　（發表於《書屋》2002年第9期，第56—60頁，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