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是中國近代杰出的民主革命家、思想家。章太炎名炳麟，1869年1月生於浙江餘杭。十五歲時因患病免予應試，使他得以擺脱八股文的約束。十六歲已“泛覽典文、左右采獲”。二十歲“睹全祖望文，所述南田、臺灣諸事甚詳，益奮然欲爲浙父老雪耻；次又得王夫之《黄書》，志行益定。”二十三歲入杭州詁經精舍，隨著名學者俞樾攻讀經書。三十歲前已對中國古代文化作了系統研究，成爲一個知識淵博的學者。

　　章太炎所處的時代，正當鴉片戰争以後，内政腐敗，處患紛乘之時。他十七歲時爆發了中法戰争，二十七歲時爆發了甲午戰争，接着在帝國主義瓜分狂潮中，中華民族岌岌可危。

　　1896年康有爲組織“强學會”，創辦《時務報》。以挽救民族危亡爲己任的章太炎，毅然摒棄書齋，加入“强學會”，並任《時務報》編輯，宣傳維新變法，要求改革現狀。不久變法失敗，他也遭到通緝，只好“避地臺灣”，以後又出走日本。

　　在日本横濱，他結識了孫中山，“相與談論排滿方略，極爲相得”，（馮自由《革命逸史》。）使他對反清革命有了新的認識。此後，他回到上海參加了唐才常發起的“國會”集會。但當他聽到 “自立會”宗旨是“一面勤王，一面排滿”時，當即表示：“我們要光復，應該明揭推翻滿清，不宜‘首鼠兩端’，倘要勤王，我不敢贊同。”（許壽裳《章炳麟》。）并且剪掉辮子，以示决心。唐才常的自立軍失敗後，章太炎又一次遭到通緝，他便入美國傳教士辦的蘇州東吴大學任教。在東吴大學他繼續倡言革命，甚至出《李自成胡林翼論》的作文題，讓學生去把一個反清農民起義領袖與一個鎮壓農民起義的劊子手作比較，這真是“言論恣肆”、“大逆不道”了，結果再次遭到通緝。

　　1902年春，他再次亡命日本。爲了唤醒同胞們的民族主義思想，他在孫中山支持下發起“支那亡國二百四十二週年紀念會”。章太炎因此受到傳訊，但却因此使革命火焰更加高漲。

　　章太炎在日本流亡數月後，又回祖國，隱居家園，認真總結變法失敗的教訓，探索中國革命的理論，删訂《訄書》。這部著作幾經删改，成爲近代中國珍貴的革命文獻。它首次爲我國資産階級民主革命提供了一個比較完整的理論體系。他還努力學習西方新思想，對歐美經濟學、政治學、文學、社會學進行了研究，並把這些西方進步學説引進中國。他翻譯了《斯賓塞文集》、《社會學》等著作，其中《社會學》是我國第一部社會學譯著。

　　1903年，他應蔡元培邀請到上海愛國學社任教。他還在《蘇報》撰文與保皇派論戰，駁斥了康有爲“中國不可行革命”論，指出“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舊俗之俱在，即以革命去之。”（章太炎《駁康有爲論革命書》。）並在報上稱光緒爲“載湉小醜”。當清政府勾結上海租界工部局捉拿他時，朋友們勸他快走，他摇着頭説：“革命必流血，我被滿清政府已查拿六次，這是第七次了。”毫無畏懼，英勇就逮。這就是震動中外的“蘇報案”。孫中山説：“蘇報案是清朝以來所未有也”，“民氣爲之大壯。”

　　章太炎在獄中備受凌辱和虐待，但毫不示弱。他在《獄中贈鄒容詩》中寫道：  “臨命須摻手，干坤只兩頭”，表示天坍下來也要頂住。章太炎在獄中兩次絶食，想以餓死挽救戰友鄒容的生命。他説：“如果我絶食致死，他們必懼怕外界輿論的譴責，從而寬待於你。”但鄒容在殘酷的監獄生活中被奪走了年輕的生命，這使章太炎無限悲痛。這段鐵窗生活對他以後的一生起了巨大影響，使他對帝國主義本質有了更深切瞭解，認識到“西人之禍吾族，其烈千萬倍於滿洲”。

　　1906年6月，章太炎刑滿獲釋，被逐出租界，孫中山派人把他接到日本，擔任同盟會機關報《民報》的總編輯。他以犀利的筆鋒投入新的鬥争，深刻揭露了改良派“污邪詐僞”的醜態，闡揚“建立民國”的旨意，發表了《革命道德説》、  《箴新黨論》、《排滿平議》、《討滿洲檄》、《中華民國解》等文章。這些文章爲辛亥革命作了輿論準備。 1908年10月，日本政府在清政府授意下，製造藉口，“封禁”《民報》，並傳訊章太炎，横蠻地判處罰款一百十五元。而這時章太炎生活十分艱苦，炊烟時斷，哪裏有錢償付罰金!結果日本當局判章太炎服苦役一百十五天以代罰金。由於魯迅和許壽裳等及時資助，使他被關押一天後得以釋放。

　　章太炎不僅致力於國内民族革命，還支持亞洲被壓迫民族的反帝解放鬥争，寫了許多聲援亞洲各國人民鬥争的文章。1907年4月，他與印度、安南、緬甸、菲律賓、馬來亞、朝鮮、日本等國革命志士，組織了“亞洲和親會”，並任會長，起草《約章》，提出“若一國有革命事，餘國同會者應互相協助”，這是亞洲民族解放史上第一個反帝同盟。

　　亞洲和親會《約章》提出了“反抗帝國主義”的口號，但在内容上夾雜着濃厚的宗教色彩。這種以“宗教發起信心，增進國民的道德”，正是章太炎思想的一個重要環節。他認爲佛教大乘的華嚴、法相二宗宣揚的“無我”、“舍身”、“無懼”，可以用於增進國民的道德，於是他借用佛教的語言來宣傳革命。他説“國王暴虐，菩薩有權，應當廢黜。”“殺了一人，解放衆人，就是菩薩行。”“佛教最重平等，”那麽“滿洲政府待我漢人種種不平，豈不應該攘逐？”“照佛教説，逐滿復漢，正是份内之事。”章太炎本人是執行革命道德的典範。他七次被追捕，三入牢獄，而矢志不渝。在日本流亡時，“寓廬至數月不舉火，日以百錢麥餅以自度，衣被三年不浣，困厄如此，而德操彌厲。”（黄侃《太炎先生行事記》。）確有一種革命殉道者的精神。

　　章太炎在日本流亡期間一面從事革命宣傳，一面從事中國傳統文化的研究和教學，魯迅稱他是“有學問的革命家”。他認爲革命者必須從祖國文化寶庫中汲取一切民族主義的養料。他本人就是這樣，一邊革命，一邊從事學術研究。他“在近代中國學術史上，是自成宗派的巨人”。（侯外廬《近代中國思想學説史》。）他還培養了許多人才。

　　在流亡异國的歲月裏，他時刻深深思念着祖國。1911年10月，武昌起義成功，他欣喜若狂地回到祖國。

　　他一到上海，看到革命黨内外圍遶權力龢利益發生了激烈的衝突，於是提出“革命軍起，革命黨消”，熱切希望各個黨派團體在革命軍政府的旗號下聯合起來，以天下爲公，取消派系鬥争。他本人和立憲派張謇、舊官僚程德全聯合起來成立了“中華民國聯合會”，以後又改爲“統一黨”。

　　南京臨時政府建立，孫中山任臨時大總統，章太炎在許多問題上與孫中山發生過矛盾，但孫中山還是聘章太炎爲總統顧問。後因陶成章被暗殺，章太炎没有赴任。袁世凱乘機拉攏他當“高等顧問”，以後又委以“東三省籌邊使”，把他調出京城，而章太炎抱着興辦“實業”的熱情去了東北。

　　章太炎一到東北，到處張貼布告徵求人民對政府的意見，派人丈量土地、繪製了精細的黑龍江全圖，辦了《籌邊日報》；並提出了《東省實業計劃書》。正當他醉心辦實業之際，袁世凱勾結沙俄喪失了外蒙主權，並槍殺了宋教仁，他的實業計劃當然也不可能得到袁世凱的支持。這使章太炎清醒了，他憤然辭去籌邊使之職，連連發表宣言鞭撻袁世凱一伙竊國大盗。

　　1913年“二次革命”失敗，許多革命黨人再度流亡國外，他却“時危挺劍入長安”，“臨總統府之門，大詬袁世凱的包藏禍心”，真是“並世無第二人”，結果遭到袁世凱的囚禁。1915年夏，袁世凱準備稱帝，派人遊説章太炎，以上書“勸進”作爲釋放他的條件。章太炎不僅不肯勸進，還寫信痛斥袁世凱“妄僭天位”是“民國之叛逆”。當時章太炎自書了墓碑，選擇了墓地，寧死不屈，表現了一個愛國者不畏强暴的氣概。

　　袁世凱死後，1916年7月章太炎獲釋回到上海。1917年他又追隨孫中山參加“護法戰争”，擔任護法軍政府秘書長，以及川、滇、黔靖國軍總參議。他忠實執行孫中山的政策，奔走於西南各派軍閥之間，歷時一年三個月，行程一萬四千裏，爲促進各派的聯合，他唇焦舌敝，但派系鬥争有增無减，護法戰争依然失敗了，孫中山和章太炎才徹底認識西南各軍閥與北洋軍閥“爲一丘之貉”。孫中山没有因此失望，繼續尋求中國的出路，找到了中國共産黨，提出了新三民主義。而章太炎却“發憤杜門，不時見人”，目睹國事日非，滿腹牢騷，先前的一股朝氣衰退了，“脱離民衆，漸入頽唐”，與時代的距離拉大了。

　　在北洋軍閥統治時代，他雖然還在挣扎，却發出了與時代很不合拍的論調，主張實行各省人民“自决”，進行“省治”，爾後“聯省自治”，進而産生一個比較開明的“聯邦政府”，來取代軍閥的統治與割據。這種妙論，既不爲人民接受，也不受南北軍閥歡迎。到北伐戰争時，他跟時代更不合拍了，害怕“聯蘇”會帶來“赤化”。時代發展了，馬克思主義已在中國廣爲傳播，中國共産黨已登上歷史舞臺，他却不能正視這一切，不能接受新思想。北伐後，南京政府建立，他譏諷蔣介石執行的是“聯外主義”和“民不聊生主義”，是背叛民國，導致國民黨兩次對他通輯，他被迫“退入寧静的書齋”。

　　盡管如此，章太炎的愛國精神並没有黯淡。“五卅”慘案發生，他通電譴責帝國主義和軍閥政府，提出“迅速收回租界”，實行“經濟絶交”。1926年發生漢口英帝國主義屠殺我同胞慘案，他又怒吼了。1931年日寇發動“九·一八”事變後，他奮起痛斥蔣介石好比秦檜、汪精衛好比石敬瑭。1932年1月，他與熊希齡、馬相伯等發起成立中華民國國難救濟會，並通電呼吁“聯合全民總動員，收復失地”，主張從抗戰中尋求民族的出路。

　　1932年“一·二八”上海抗戰，章太炎立即發表《書十九路御日本事》，稱頌十九路軍將士“赫然與强敵争命”，是自光緒年間起中國和日本發生三次戰争中破天荒的第一次勝利，熱情表彰了十九路軍保衛國家的英勇氣概。他還以六十五歲高齡，冒淞滬戰役砲火，乘船北上見張學良，代東南民衆呼吁出兵。又在青島、濟南、北京等地進行救亡演説，號召學習範文正的“名節厲俗”和顧亭林的“行已有耻”。他説“人能知耻方能愛國”，“遇難而不扺抗即爲無耻。”（章太炎1932年5月30日在青島演講。）指出“救世之道，首須崇尚氣節”。

　　1933年春，熱河全省淪陷，章太炎悲忿不已，發出《致全國軍民電》，指斥“國民政府成立以來，勇於私鬥，怯於公戰”；蔣介石“外患方亟，而彼又托名剿共”，尤如“前清西太后所言，寧送朋友，不送家奴”。在民族存亡的緊要關頭，他聲援過馬占山，稱頌過十九路軍，讚揚過宋哲元部喜峰口抗敵，支持過馮玉祥組織抗日同盟軍，還發起將十九路軍陣亡將士遷葬廣州黄花崗，并親撰了墓表，刻石於墓前，稱頌他們的功迹可與黄花崗七十二烈士事迹相比。章太炎用他著稱於世的文筆再一次激發人們愛國的激情，恢復了他先前的光彩。

　　1934年他創辦“章氏國學講習會”於蘇州，致力講解“國學”。1935年“一二·九”學生運動遭到宋哲元鎮壓，他公開致電宋哲元説：“學生請願，事出公誠，縱有加入共産黨者，但問今日之主張如何。何論其平素？”公然同情共産黨。當上海學生赴南京請願途徑蘇州，反動派竭力阻撓，他却派自己的學生携麵包水果到車站慰問，並譴責國民黨迫害愛國學生是“摧殘民氣”。他臨終前十天，在覆蔣介石信中稱贊中國共産黨“對於日軍，必不肯俯首馴伏”，應當以“民軍視之”，建議將察哈爾省“付之共黨”，並提出應允許中國共産黨領導的武裝力量奔赴抗戰前綫。現實鬥争教育了章太炎，使他從反對中國共産黨到同情、支持中國共産黨。1936年6月14日他病逝於蘇州。臨終草立遺囑，叮囑後代不要忘記是炎黄的子孫，並要求死後葬在民族英雄張蒼水墓的旁邊。章太炎不愧爲杰出的愛國主義志士。


　　（發表於上海社會科學院《社會科學》，1982年第12期，第46—4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