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的五卅運動是我國近代史上的一件大事，“是中國有歷史以來一次反對帝國主義的最大運動，也是中國職工運動自有歷史以來一個最高漲的時期”（劉少奇《一年來中國職工運動的發展》，載於《中國第三次全國勞動大會會刊》1926年5月。），是“在中國革命史上開一新紀元”（張太雷《五卅運動之分析及紀念意義》，載於《人民週刊》1926年6月26日。）。

　　這個運動發生在軍閥混戰、内憂外患交織的北洋政府統治時代，那時是舊中國最混亂最黑闇的時期之一，正如魯迅所描繪的那樣，“城頭變换大王旗，忍看朋輩成新鬼。”當時中國共産黨剛剛登上政治舞臺，而中國資産階級革命黨人，在領導辛亥革命勝利以後，對於怎樣引導中國走向繁榮富强，已是計窮力盡，特别是護法戰争的失敗，更使他們陷於無所適從之中。孫中山先生經過不斷失敗和摸索之後，終於找到國共合作的道路，提出了新三民主義，確定了聯俄聯共和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可惜在五卅前夜，他與世長辭了。

　　我的祖父太炎先生，在辛亥革命後，雖仍苦苦奮鬥，但“二次革命”和“護國”、“護法”諸役相繼失敗，使他認清了“南北軍閥是一丘之貉”，可是對於依靠誰來救中國，仍感到迷惘。因此他既不附和北洋政府，也不支持南方力量，甚至連廣東建立的革命軍政府也被他當作髒水一起潑了出去，并且發出了與時代潮流頗不合拍的“聯省自治”和“委員會制”等主張，在政治上日見落伍，先前以革命家身現的光澤逐漸黯淡下來。

　　可是在這漫漫長夜裏，他的愛國主義思想龢民族主義精神，依然没有泯滅。五卅慘案發生後的第二天，他立即偕同褚輔成、周震麟、曾彦、張冲、王麗中、袁華選、蔣光亮、張啓榮、但燾、王心三、徐偉、程耀楠等老革命黨人和社會名流，發出《爲上海英租界巡捕慘殺學生之通電》，聲討英帝國主義屠殺我同胞的罪行。通電全文如下：

　　

　　“北京臨時執政、國會非常會議、省議會聯合會、商會聯合會、各省區軍民長官、各省議會、教育會、農會、商會、工會、律師公會均鑒：五月三十日，上海各校學生因反對外人越界築路及加碼頭捐事，遊行演説，至英租界，被拘四十餘人，因復擁至南京路英巡捕房，要求釋放。英捕交涉未已，任意開槍，傷學生及路人二十一名，當場死者四人，重傷致斃者七人。英捕房自謂保護治安，而學生實未携帶金刃，空言求情，何害治安？乃竟開槍殺人，波及行路，似此妄行威虐，豈巡捕之職當然？事後學生要求駐滬交涉員與領事談判，請將行兇巡捕治罪，而該捕房猶始終狡展，連續兩日，仍於馬路槍殺市民不絶。是則租界吏役擅殺華人，一切可以保護治安藉口，恐雖專制君主亦無此殘戾也。某等以英捕而不治罪，固不足以肅刑章；英捕而果治罪，亦未必足以防後患。惟有責成外交當局，迅速收回租界市政，庶幾一勞永逸，民慶再生。且嚮日租界所以自詡者，不過曰内地官廳保護商民之力，遠遜於租界耳。然自頃歲以來，綁票行劫之事層見叠出，租界巡捕無奈之何，比之内地都會，鷄犬不驚者，防護之力，優劣懸殊。而今英捕復恣以兵器殺人，則内地警察固無此事。苟人民爲自衛計，政府爲保護人民計，以收回租界市政開議，英人雖悍，當亦噤口無詞。至收回以後，英人所置私産，仿日本居留地法，仍可任其營業，則於通商原無所礙。惟租界之名，在所必廢；英人所設市政廨宇，在所必收。戢兇暴而惠黎元，殆無逾此。素知諸公愛國衛民，無間遐邇，用是直陳愚戇，懇請一致主張，期於必效，使水深火熱之民早登衽席，則非僅上海一方之幸也。”（載《申報》1925年6月6日。）

　　

　　這個通電，不僅義正辭嚴地譴責了英帝國主義的罪行，而且提出“迅速收回租界市政”，“使水深火熱之民早登衽席”的主張，在國内外引起强烈的反響。

　　6月11日，繼上海五卅慘案之後，漢口又發生了英帝國主義者屠殺我國同胞慘案，祖父立即再次與褚輔成等聯名發出《爲漢口英租界慘案唤醒全國軍人》的通電，全文如下：

　　

　　稱謂（略）：“上海英捕房肇釁，賊殺吾民，交涉未了，而漢口英租界戕殺苦工之事又見告。是則英人於此，絶無悔禍之心。究其所以跋扈如此者，實由頻年軍界内争，置外患於不顧，故英人得伺隙而起。臨時政府及工商學界，對於此案，非無嚴重之抗議，相當扺制，而彼方猶恃頑强，聽之藐藐。然則樽俎之外，當有折衝，非可以徒手交涉明矣！歷觀諸公對外交各電，濡筆陳詞，非不慷慨，然果使同心衛國，何不連名署電，表示一致，使英人有所懾而不爲？且國家之設軍隊，自警備隊外，皆名國防，年來内戰頻煩，其始或能樹名義，其終且自爲私圖，乃並國防名義而亦忘之。長夜未醒，外釁猝至，若不盡釋舊嫌，武裝衛國，微特本案永無了結，正恐英人所以蹂躪吾民者，又將出於上海、漢口之外。彼焰愈張，民心愈憤，此後越出軌道之舉，又焉能保其必無，則遍地皆成荆棘，諸公亦無所藉手矣！竊請連名署電，敦促臨時政府涵外，更嘗請求臨時政府開一國防會議，以國防紀律之師，衛國防重要之地，庶足對現局而斃方來。僕等手無尺兵，不得不以空言督責。諸公身綰軍符，高權在手，若亦以空言自了，甚非所以望於介胄之士也。章炳麟、褚慧僧、蔣伯器、黄大偉、周震麟、袁華選、張坪坦、懋辛、蔣光亮、但燾、熊燁、顧忠琛、王紹鰲、朱樹藩、曾彦、聶豫、葉增銘、吴永珊、王麗中、焦子静、趙鐵橋、汪東、杜仲伏、王心三、高振霄、孫鋤雲、石隽壽、宋韜、徐偉、程耀楠叩，銑。”（載《民國日報》1925年6月19日。）

　　

　　這一通電公然指出慘案頻發，是由於“頻年軍界内争，置外患於不顧，故英人得伺隙而起”，矛頭直指國内軍閥混戰，揭示了帝國主義趁機肆虐的根源，可謂切中要害，發人深省，其一片赤子之心，躍然紙上，足以顯示老人們憂國憂民的真情摯意。

　　6月26日，上海美專學生會舉辦“救濟五卅書畫展覽會”，徵集現代名家書畫及青年藝術家的作品數千件，編號發券出售，每券售洋一元，以募得之款支援五卅運動犧牲者的家屬和正在堅持罷工鬥争的工人。展覽會中除了有美專教授作品外，還有祖父以及康有爲、王一亭、吴昌碩、曾農髯、沈恩孚等的書畫。祖父除了通電聲援五卅運動外，也用他的書件參加展售，支援五卅運動。

　　7月1日，上海大學黨團組織和其他一些大學進步學生，爲了唤醒民衆，派出宣傳隊到各地，宣傳五卅慘案經過。出發前群治大學學生會代表訪問了我祖父，祖父當時是群治大學創立人和校董之一，他對學生會代表説：“五卅慘劇，舉國悲憤，民氣激昂，實行經濟絶交，一致對外，足見吾民族精神未死。近漢粤又繼續發生慘案，英人實屬慘無人道。吾人現時須一致對英。滬上交涉，雖已移京，無論成敗，應努力奮鬥，堅持到底。交涉員雖不努力，有民衆爲後盾，當不虞失敗。惟至使吾人悲嘆者，國内軍閥勇於内争，怯於公戰，所發言論未嘗不冠冕堂皇，查其所行適背道而馳，故軍閥已不可恃，所可恃者，惟吾民衆耳。不過民衆手無寸鐵，現學生聯合會雖有軍事委員會之組織，而收集軍械，則極感困難，但以現時激昂之民氣，一面督促政府，一面實行經濟絶交，努力奮鬥，堅持到底，終必得最後之勝利。”（載《章太炎對學生代表之談話》，《申報》1925年7月2日。）

　　這番談話進一步闡發了先祖父對五卅運動的看法，認識上進一步有所發展，指出慘案的根源在於“國内軍閥勇於内争，怯於公戰”，救國禦侮，只有依靠民衆，並提出“一面督促政府，一面實行經濟絶交”。他這種敢説敢駡、無所畏懼的氣概和對帝國主義與軍閥官僚疾惡如仇的錚錚骨氣，對祖國和對人民的虔誠的愛，給了五卅慘案受害者和廣大罷工罷市罷課的人們以極大的支持。

　　先祖父在五卅運動期間的言行，可以説是再現了他當年矢志不怕坐牢，不怕殺頭，推翻清王朝的革命風貌，這是他在那傍徨苦悶的歲月中閃爍出的一道思想復蘇的光芒。可惜這道光芒不久又熄滅在黑夜之中。事實證明，一個愛國主義者，如果不能跟上時代的脚步，自覺進取，接受先進思想，順着歷史潮流前進，結果必然是可悲的。我的祖父太炎先生就是這樣。


　　（發表於《上海文史資料選輯》第四十九輯，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4月版，第13-1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