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祖父章太炎先生的書法作品——《章太炎篆書千字文》一書 （下稱《千字文》），終於問世了。七十年來，太炎先生著作時有出版，而他的字帖出版，却是第一次，誠如趙堅同志在該書《後記》中所説：“世人多知章氏爲著名民主革命家及學者，而寡聞他在書學方面之成就，其墨迹則更鮮見，至於出版字帖，那還是第一次。”所以《千字文》的印行，引起了書法界及其他各界學者的很大興趣。由於過去人們對太炎先生的書法鮮有涉及，所以我在辛亥革命七十週年之際，就給《書法》雜誌寫了《關於章太炎的書法》一文，並提供了兩幅家藏的太炎先生書法手迹，曾得到愛好者的關注，當時匆促成稿，寫得粗略，今重加探索，續成此篇，意在抛磚引玉。

　　《千字文》是祖父晚年的書件，全文分書在四册毛邊紙本上，每頁長二十五厘米、寬二十三厘米，共寫四個字，每字八厘米見方。這樣成册的完整書法作品，在他遺墨中是很少見的。原稿的扉頁上有我祖母（湯國梨1883—1980）題字：“此篆書千字文爲太炎先生手寫，當時擬令兒輩識字藏之。”祖父故世後，祖母屢圖印行未果，直至去年5月，我偕書畫出版社同志去蘇州見到原作，始蒙决定付印；同年夏日，又專程赴杭，請沙孟海先生作序，沙老於炎暑揮汗成序，並在印刷發行部門的支持下，終於印行出版了。

　　太炎先生在他晚年爲什麽要寫這本《千字文》呢？這並不只是爲了讓兒孫識幾個篆文，而是有着一定的社會因素的。

　　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初，日本帝國主義大舉侵犯我國，東北已陷，華北垂危，國土日蹙；民族存亡，迫在眉睫。這使一度沉寂的太炎先生奮然而起，他不斷發出通電，公開發表演講，譴責蔣介石的“不扺抗主義”。又曾北上見張學良，呼吁抗日。1933年4月18日，太炎先生向學生們講述了自己的治學功夫及志向，他説；“《説文》之學，稽古者不可不講，時至今日，尤須拓其境宇”，“文字亡而種性失，暴者乘之，舉族胥爲奴虜而不復也。夫國於天地，必有與立，所不與他國同者，歷史也，語言文字也，二者國之特性，不可失墜者也”，“今則外患孔亟，非專力於此不可”。“尊信國史，保全中國語言文字，此餘之志也”（諸祖耿《記本師章公自述治學之功夫及志向》）。太炎先生認爲，中國是一個文明古國，有悠久的文化，有寶貴的遺産，中國的有文字記載的歷史有幾千年，古代的文字，不但是中國人民智慧的結晶，并且是美好的藝術，學習古代的文字、歷史，可以增加中華民族的自豪感，進而“激勵種性”，圖存救亡。他就是在這種情况下書寫他的《千字文》的。

　　魯迅先生説：太炎先生是一個“有學問的革命家”（魯迅《太炎先生二三事》）。的確，他的“學問”和“革命”、“革命”與“學問”常常交織在一起，書法也不例外。曹亞伯先生在1936年《談章太炎先生》一文中説：太炎先生“平常習篆，皆有寄意。見舉國民不聊生，即篆《天學》末章：‘孟獻子曰：畜馬乘……’（原文此略，意爲譏諷貪官污吏）。見日本以一千四百人而佔領奉天，東北三十萬雄兵不扺抗，又篆一立軸曰：‘吴其爲沼乎’”！可見他晚年書《千字文》四册，不僅是“擬令兒輩識字藏之”，而且要我們不忘記祖國的歷史，要珍惜祖國的文字，也是抒發他當時憂國憂民之心，可謂能以字見人，以人見字。

　　早在1906年，他就提出要愛惜歷史，“這個歷史是廣義説的，其中可以分爲三項：一是語言文字，二是典章制度，三是人物事迹。近來有一種歐化主義的人，總説中國人比西洋人所差甚遠，所以自甘暴棄，説中國必定滅亡，黄種必定剿絶。因爲他不曉得中國的長處，見得别無可愛，就把愛國愛種的心，一日衰薄一日。若他曉得，我想就是全無心肝的人，那愛國愛種的心，必定風發泉涌，不可遏抑的。”（章太炎《東京留學生歡迎會演説辭》）這種説法，現在看來，當然有很大局限性，但在當時，確也影響了不少知識分子，對那些盲目崇外的人，也是有力的諷刺。

　　這種借書法寄寓愛國主義情操的做法，在當代其他書法家中也不乏見，如他的學生沈尹默先生在《談書法》一文中，説：“我們的文字，不但字音與民族生活有密切關係，而字形的關係也極其重大，我們民族的生命根本也就連結在這個上頭。……我們在書法中看出我們民族和平正直的特性。”這種民族主義的精神，正是驅使太炎先生在他晚年書寫《千字文》的因素。追溯太炎先生生平，過去他被袁世凱幽禁時，大書篆文“速死”，以示不屈；爲宋教仁墓碑題額“漁父”，爲鄒容營葬並書碑文；爲十九路軍陣亡將士書墓表，爲大禹陵、明孝陵等民族史迹題額書碑，都出於愛祖國愛民族之情。正如魯迅先生説的；“我以爲先生的業績，留在革命史上的，實在比學術史上還要大。”

　　《千字文》的書法風格也是很有特點的。

　　太炎先生早年從經學大師俞樾治古文經學，謹守古文經學家的家法，以文字學爲基點，從校訂經書擴大到史籍和諸子，從解釋經義擴大到考究歷史，精研訓詁，博考事實，在他投身革命之前，對我國古代文獻盡心鑽研，已成爲一個著名的學者。他對小學的研究很深，上探語源，下辨流變，“窮究（注：《説文》）七十餘過，然後的然見語盲文字之本”（龐俊《章先生學術述略》），“小學一門，獨步千古”（曹聚仁《過去瞭解》），“洵可謂集一代的大成” （許壽裳《章炳麟》），就連樑啓超先生也佩服他的小學功力，稱他“其治小學，以音韵爲骨幹，謂文字先有聲然後有形。字之創造及其孳乳，皆以音衍。所著《文始》及《國故論衡》中論文字音韵諸篇，其精義多干嘉諸老所未發明。應用正統派之研究法，而廓大其内容，延辟其新徑，實炳麟一大成功也”（樑啓超《清代學術概論》）。

　　太炎先生的治學成就和治學經歷跟他的書法有何關係呢？這關係正如鄧散木先生論摹印與小學關係一樣，鄧説；“不通古籀，即無以識三代之彝器，不辨二篆，即無以鑒古鉨之時代。故摹印家必須以識篆爲先務。而欲求識篆，又必須先明文字之由來，及其搆造演變之迹，否則便如盲夫無埴，莫知所從矣。”（鄧散木《篆刻學》）書法也是這樣，欲寫篆書，不通小學，“莫知所從矣”。瞭解太炎先生的治學觀點，就有助於認識他書法的風格。

　　對於小學，太炎先生説：“餘治小學，不欲爲王緑友輩，滯於形體”（章太炎《自述學術次第》），又説：“研究小學有三法。（一）通音韵。古人用字，常同音相通，這大概和現在的人寫别字一樣。凡寫别字都是同音的，不過古人寫慣了的别字，現在不叫他寫别字罷了。但古時同音字，現在多不相同，所以更難明白。我們研究古書，要知道某字即某字之轉訛，先要明白古時代底音韵。（二）明訓詁。古時訓某字爲某義，後人更引伸某義轉爲他義。可見古義較狹而少，後義較廣而繁。我們如不明白古底訓詁，誤以後義附會古義，就要弄錯了。（三）辨形體。近體字中相象的，在篆文未必相象。所以我們要明古書某字底本形，以求古書某字底某義。”（曹聚仁記録《國學概論》）太炎先生認爲：“形爲字的官體，聲義爲字之精神，必三者備而文字之學始具。”（章太炎《小學略説》）這種傳統的以音、形、義三者出發治小學，到清代則反其道，一變爲先講六書搆造，然後再講音、義，太炎先生不滿地説：“清初講小學者，止知形而不知聲、義，偏而不全，不過爲篆刻用耳。”（章太炎《小學略説》）對於這種弊端，他舉例説：“董仲舒《春秋繁露》，謂一中爲忠，二中爲患。仲舒不識串字，以爲二中。凡先言六書搆造而後定其字義者，皆此類也。”（章太炎《説文解字序》）這種只講文字的形態，只講用筆的情趣，“只摹其筆意，賞其姿態，而闕其所不知，一如歐人觀華劇然，但賞音調，不問字句”（章太炎《小學略説》）。這樣治小學，治書法，是太炎先生這樣一個謹守古文經學家法的小學“正統派研究法”家所不能容忍的，因此，太炎先生的書法，不單純追求字形趣意，而是注重字體符合六書，以及書寫符合規範，反對任意拼凑，反對生搬硬造，力求字字有來歷，字字合古法，這是他書法上的獨到之處。

　　在太炎先生晚年時期，由於人們對小學和古文字不再注重研究，所以不免“拼凑”造字，在書法上也有這種混亂的情况。“唐以前一個書法家，同時必須負起釐正字體的使命”（唐蘭《中國文字學》）。所以晚年的太炎先生寫《千字文》，有着繼承“釐正字體的使命”，達到讓子孫們“識字藏之”的目的。

　　太炎先生書法的這些特點，給他的書法藝術帶來了獨有的風格。誠如沙孟海先生在《千字文·前言》中對近代篆書流派及太炎先生書法風格所作的一段精闢闡述：“篆學，近三百年來可説是極盛時代。這裏專談書法；（一）錢坫、洪亮吉、孫星衍成爲一派。舊稱經小學派，現在我們稱爲古文字舊派。（二）王澍、鄧石如、吴熙載、趙之謙、吴俊卿書家者流，又是一派。現在我們稱爲書家派。（三）吴大澂用金文寫《孝經》《論語》，羅振玉用甲骨文寫楹聯，我們稱爲古器物派，也可稱爲古文字學新派。（四）章炳麟則是古文字學别派。……他的篆書風格，高淳檏茂，和其他三派作家有顯著的區别。……其筆法自然近古。”爲什麽稱太炎先生書法是“古文字學别派”，爲什麽説他的書法與其他派書家有顯著區别？如果從他治學的淵源去看，就不難加以理解了。1962年北京中國書法研究社出版的《各種書體源流淺説》一書，説篆書到清代大盛，但“由唐至明，凡作篆書的都是寫玉筋一類（筆畫細而圓）；到清代初年還是如此。如康熙時的王澍，干隆時的桂馥、洪亮吉、孫星衍、錢坫等都是”，“章炳麟則以小篆結合籀文；用筆剛勁，别有古趣”，只是他的作品“較少見”。這樣的評述也較確切，點明瞭他書法古檏的風格，指出他源自精治《説文》，“的然見語言文字本源”（章太炎《菿漢微言》），所以他的書體自然近古，字形檏實，散發古趣。太炎先生雖“不輕信出土的古器物，但作篆運筆結體，與侯馬出土朱書盟詞，長沙、江陵出土楚墨書竹簡，壽縣出土楚銅器刻款，頗多暗合之處，證明其筆法自然近古”（沙孟海《千字文·前言》）。太炎先生曾將大篆與小篆的象形字作了比較，喻爲“古文象形，如今工筆畫；小篆象形，如今寫意畫”（但植之《菿漢雅言札記》）。我們就書法藝術而論，不妨説：“古文字學舊派”如工筆畫，“古文字學别派”如寫意畫。所以太炎先生的這本《千字文》，在篆學書苑中可稱爲“一朵斗大的鮮花，是值得我們推崇與學習的”（沙孟海《千字文·前言》）。

　　太炎先生在書法上自成一家，並非偶然，除了他具有深厚的小學根底和具有書法家的藝術修養外，他在書法基本功上也確曾花過一番苦功。他留下的浩翰書札手稿，都是蠅頭細楷，許多文稿還用篆體書寫，用筆功夫純熟，書寫一絲不苟。太炎先生平時每日起身，總要先練一番字。家園内有一塊四尺見方的大青磚，聽説他當年在這磚上用清水練過字。他在致友人信中也説：“時亦作字，每日輒寫三四十篆。”（章太炎《致李根源信》1928年10月22日）有時他一口氣連書數十張，往往磨墨都來不及。後來置了一臺磨墨機，可將四錠墨同磨，供他習字專用，這使他頗爲高興。父親告訴我説，祖父練字先從雙鈎懸腕起，後練單鈎懸腕，逐漸運用自如，下筆雄勁有神。太炎先生遇有書件，不論是大幅還是斗方，不論是篆書還是行楷，均不需打格摺叠，只需對紙略顧一番，便大筆揮毫，一氣呵成，並能取得大小相宜，疏密相當，恰到好處的效果。寫完之後，他也從不加以修飾。他説“古人悉能題壁，題壁有力，故書丹自易。今人獨不善題壁，亦不善題襟。餘嘗懸紙於壁而書之，竟失平日書體。以此知米顛書從此入，大是良法”（馬叙倫《石屋餘瀋》）。至於太炎先生的書法是否“以此入”，或者汲取了題壁之法，我就無從知道了。

　　太炎先生生前留下的成品書件不多，他雖經常習字，但却不肯輕易落款贈人，態度十分嚴謹。目前家裏還藏有不少太炎的書法精品，至於散見在社會上的珍件理當不少，但有的却不是他的真迹。田桓先生曾“從師研究金石文字”，“師精篆籀”，當時“乞師題識者絡繹不絶，有時窮於應付，則命同門諸子代筆，以桓所代者爲最夥，因桓摹臨師書不幸頗肖”（田桓《謦欬小識》）。田老對我也不止一次面談過這方面的事。但太炎先生自己較爲滿意之作，則蓋上專章加以保存，如加章“菿漢”、“民國老人”……，還有以時間爲别的章，如“四十八歲之前”、“六十三歲以後’，等等，以資區别。

　　專門論述太炎先生書法的文章，似還不曾見過，但有關他書法的軼事，却有所聞，今略輯録一二，以贅文後。

　　太炎先生的弟子許壽裳先生在《章炳麟》（1946年出版）一書中説；“先生的書名也不小，求書的人自然很多。他的書法自成一家，篆和行草都有一種面目。人家只要得到他的片紙只字，視若拱壁，什襲珍藏。倒是先生本人，反不怎樣滿意自己的作品，往往一幅寫成，看了一下，即放在廢紙之列。這可給了他侍役一個賺錢的機會，竟串通一家裝裱店，專竊這種字，印上先生的圖章，裝裱後價賣與人，得錢兩人朋分。先生初不在意，一直經過很長的時間才發覺，因此他想出一個防弊的方法：就是把寫來不要的字一律扯破，塞在字紙簍裏，圖章也從侍役手中收回，以爲這樣總是一個穩妥的辦法了。……在這以後，完整的紙固不易得，扯破的字裝裱起來，還不是一樣？至於圖章，在先生用了多次以後，反正是要交給侍役洗的，這可又給侍役一個蓋章的機會。”

　　太炎先生在國民黨統治時代，一没做過官，二没置田收租，三没開廠經商，他除著書講學外，以賣文字爲活。他賣字曾定過一個“書例”，刊登於《華國月刊》裏，定爲“篆聯七尺至八尺：三十元，……；行聯，七尺至八尺；二十四元，……；篆中堂，一丈：六十元，……；行中堂，一丈；四十元，……，篆屏幅，一丈：每幅二十四元，……；行屏幅，一丈：每幅十六元，……；篆榜，一尺字：每字十元，……”（各種尺寸價格，不一一作述）。當時鬻字的人字價可分三等，太炎先生與於右任先生是同屬第一等的。

　　王基幹寫的《章太炎逸事》，説太炎先生鬻文鬻字，“一篇墓誌銘或墓表，人家通常送他一千到二千元，但他並不就以金錢爲準。據説有一個紗廠的主人，想請他做一篇頌揚祖上的文字，送他萬元作爲潤筆，他却極力拒絶，一字也不肯寫。反之，他替黎黄陂做了一篇洋洋的巨文，又一錢不受。因爲先生是最重感情的”。太炎先生雖然賣文賣字，却很有骨氣。父親告訴我：“先父過去作書，無論楹聯屏條，署上款時，只寫‘書贈××’或‘××囑書’，决不寫‘先生’等尊稱，或稱兄道弟。但對於革命同志，却親密無間，稱呼异常親熱。但植之先生謂在日本《民報》時，曾見先父寫聯贈孫先生，上款寫‘逸仙二兄’。先生謂此種具款，從未見過，可見對孫先生尊敬之意。”（章導：《孫中山與章太炎》——1981年10月8日香港《文匯報》）還有對張繼、章士釗、鄒容、田桐等一些革命戰友，亦以兄弟稱呼，甚至直呼“同志”，如贈田桐（即田梓琴，孫中山的秘書長）的一幅楹聯就款稱“梓琴同志”，因爲他們都曾是同盟會時的老戰友。太炎先生這種不卑不亢的書品，是難能可貴的。人品高，作品才高，太炎先生就是這樣一個人。

　　魯迅先生生前曾念念不忘要爲太炎先生整理出版其墨迹，他去世前一個月，在給許壽裳先生的信中還説：“太炎先生諸詩文及‘速死’等，實爲貴重文獻，似應乘收藏者多在北平之便匯印成册，以示天下，以遺將來”，“書簡文簡册頁，亦可以收入。曾記有爲兄作漢《郊祀歌》之篆書，以爲絶妙也”（魯迅《致許壽裳信》1936年9月25日）。今天《章太炎篆書千字文》的出版，正合着魯迅先生將太炎先生手迹“匯印成册，以示天下，以遺將來”的良好願望。


　　（發表於《書法研究》第十輯，上海書畫出版社1982年第四期，第40~4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