説起先祖父章太炎與張學良將軍的交往，該從先祖父任“東三省籌邊使”追溯起。辛亥革命後，袁世凱竊取了勝利成果，當時國内危機四伏。沙俄趁機策劃外蒙“獨立”，進而窺視我東三省。這時任總統府高級顧問的先祖父，憂於北疆日危，便於1912年10月親赴東北考察，回來後他再三疾呼：“漠北不寧，則塞外危；塞外危，則長城以南亦無寧矣。”呼吁對東三省采取有效措施。於是袁世凱順勢委任先祖父爲“東三省籌邊使”，藉以籠絡和控制，並乘機將先祖父支出京城。其實袁世凱僅僅給予一個虚衔，並未授予財政與實權，而先祖父却抱着一腔熱情於1913年1月，冒着天寒地凍，出關赴任去了。他作爲民國後第一任東三省最高長官，到任不久，被暗殺宋教仁的槍聲驚醒，匆匆掛冠南下，辭去籌邊使，與袁世凱决裂。雖然任職僅三月，但與東三省却建立了不解之緣。當時張學良將軍之父張作霖，係東北第二十七師師長，按關係説，那時是我先祖父的下屬，先祖父與張作霖一家關係即緣於此時。

　　以後張作霖當了奉天督軍兼省長，後又成爲東三省巡閲使，而張學良將軍從小輔助父業；1922年，奉軍入關，爆發第一次直奉戰争，當時張學良將軍隨父入關，任鎮威軍第二梯隊司令，指揮東路軍事。第一次直奉戰争以奉軍慘敗告終。張作霖退守關外，張學良將軍協助其父整頓軍事，任東北陸軍整理處參謀長等職，並秘密聯絡皖係段祺瑞、盧永祥，廣州護法軍孫中山先生，又暗中策動直系馮玉祥反戈，結成了“反直三角同盟”。

　　第一次直奉戰争，使直系軍閥曹錕和吴佩孚掌握了北京政權，曹錕爲了對抗孫中山先生的“護法運動”和抑制吴佩孚的壯大，他抬出了黎元洪，以“恢復法統”，挾黎自重。吴佩孚在英帝國主義支持下，屯軍洛陽，積極備戰，欲以武力統治中國。面對曹錕的陰謀和吴佩孚的威脅，先祖父深爲孫中山先生的廣州護法軍政府爲憂，於是他做了兩件事——

　　（一）促進西南各省聯合在孫中山先生軍政府旗幟之下，對抗北方的威脅。經先祖父斡旋，西南各省領袖唐繼堯、劉成勛、熊克武、趙恒惕、譚延闿、劉顯世等相繼同意與孫中山先生合作，並公推先祖父草擬聯合通電，宣佈“西南各省，决以推誠相見，共議圖存，棄前事之小嫌，開新元之結合”，共同禦敵。孫中山先生對此非常高興，也簽名加入通電行列。4月14日通電由先祖父定稿後在上海公開發表了，這個通電對當時直系的威脅起了震懾作用。

　　（二）聯絡奉係，鞏固“反直三角同盟”。爲此，先祖父曾兩次致函張學良將軍。其中一封寫於1923年4月15日，也就是在發表孫中山先生與西南各省領袖聯合通電後的第二日。信上説：“西南、東北，休慼是同。中山先生與各省首領，現已結合鞏固，待關東出師以後，亦能急起直追，相爲犄角。唯湖南一省，自十年戰敗以後，子彈缺乏，前盧子嘉（注：即盧永祥）允與接濟，猶恐浙江一省力不足供。貴省如能量與補助，湘軍豈肯端坐待斃？好在海軍獨立，運輸之事，較前爲便。以上望致意孫公（按：疑非“孫公”，恐係“尊公”之誤）力爲扶助，是則老病病夫所馨香頂禮以求之者也。”從中可見先祖父匡助孫中山先生事業和扶助“反直三角同盟”之真情。

　　這裏應該特别指出，這封信除了可見先祖父與張學良將軍在政治上的默契外，亦可見到他倆在感情上的融洽。信的開頭寫道：“漢卿世兄執事：前由成君濟安賫致尊容，不意衰頽伏櫪之軀，得君小驥引爲同志也。”這就是説，先祖父先前收到張學良將軍派成濟安送來的自影，這使先祖父感到非常高興，千裏迢迢，派人送上自己的像片，這是很高的禮節和極誠的敬意，使先祖父引以爲同志之幸也。這時先祖父已54歲，而張學良將軍才22歲，這樣一老一少的忘年之交，是多麽誠摯動人。

　　第二封信寫於1923年11月31日。當時曹錕用賄賂手段當上了大總統，孫中山先生立即發出“討曹令”，11月27日，川軍總司令劉成勛派楊芳毓到上海，面見先祖父，陳述討曹戰事，呼吁給予援助，於是先祖父再次致信張學良將軍。信説：“半歲以來，天地否塞，直系僭竊，已閲旬餘，東南兵弱，殆無進取之望，貴省待時而動，亦審時察勢者所應有，所幸川、滇合作，已下重慶，夔、萬亦指日可破”，“貴軍爾時與之犄角，或不以孤軍挺進爲憂耳。”先祖父還是力圖鞏固“反直三角同盟”，同時努力爲西南民黨争取援助，信説，“民軍紀律或不如正式軍隊，然倡勇敢死，不憚犧牲，則有勝於正軍者，值此群情觀望之時，此種奮身直前之民軍，斷不可少。惟餉糈多取之地方，不可長久，軍行在即，執事能代啓尊公，量與補助，裨益實多。”

　　由於“反直三角同盟”的建立，以及馮玉祥反戈，第二次直奉戰争，奉軍獲勝，趕走了曹錕，重挫了吴佩孚，使孫中山先生得以北上共商國是。雖然依靠與利用軍閥不能使中國獲得出路，以後張作霖又一度背離了孫中山先生路綫，但在當時歷史環境中，“反直三角同盟”還是有積極意義的。

　　1928年，張作霖在皇姑屯事件中喪身，張學良將軍成爲統治東北的“少帥”，不久易幟，被蔣介石任命爲全國陸海空軍副司令。1931年，日本軍國主義製造“九·一八”事變，他服從蔣介石的絶不扺抗的命令，將30萬雄兵撤出東北，使日本帝國主義順利侵佔我東三省。先祖父聞訊，憤慨不已，他在公開場合或在與友人接觸中，都譴責了這種“攘内安外”的不扺抗主義。他在給孫思昉信中寫道：“有此總司令（指蔣介石），此副司令（指張學良），欲奉吉之不失，不能也。”先祖父不以與張學良將軍私情，袒護張學良將軍過錯。接着上海發生“一·二八”事變。先祖父一面在滬積極支持十九路軍禦敵，一面决定北上面見張學良將軍，欲以革命元老的身分和多年交往的情誼，説服張學良將軍出兵抗戰，以挽危局。

　　1932年2月23日，上海“一·二八”戰火未熄，北上火車尚未通車，先祖父迫不及待，拖着65歲多病的身軀，冒着吴淞口紛飛的砲火，坐船到青島，然後改乘火車於29日扺北京宿花園飯店。張學良將軍聞先祖父扺達，親莅花園飯店看望。據當時在場的劉文典回憶：“張學良去見他（先祖父）的時候，我在樓下龔振鵬的房裏，聽見他大聲疾呼，聲震屋瓦，他那種激昂慷慨的聲音，至今還留在我耳朵裏。”據我先祖母回憶説：“張學良是很尊重太炎的，據説當時深爲感動，面對正直的民國元勛，他既無從申辯，又無法出兵，於是對太炎出示了蔣介石給他的不扺抗密令，以説明苦衷。據説這是張學良第一次向人透露這個密令。這時太炎感到無可奈何，不久就南歸了。”

　　先祖父從北京回來後，潜心講學，欲挽民族文化於一綫，同時極力贊助抗戰事業，並擁護抗日統一戰綫。1936年5月，即他逝世前一個月，蔣介石曾致函先祖父，請教抗日之策。先祖父於逝世前十日，復函蔣介石，説：共産黨“對於日軍，必不肯俯首馴服明甚”，建議將察哈爾一省“付之共黨”，要是共産黨“能受我委托則上也；不能，亦姑以民視之”。這樣既可集中力量保衛南京，又可以發揮共産黨的抗日作用。先祖父這錚錚之言，雖對共産黨認識尚膚淺，但在當時是大逆不道之言，他敢與蔣介石直率而言，這是了不起的。可惜這封信成了他的絶筆，十天後他與世長辭了。當時由中國共産黨主辦的《救國時報》和鄒韜奮主編的《生活日報》分别發表文章悼念先祖父，對他的一生給以高度評價。

　　張學良將軍得悉我先祖父噩耗，立即請齊岳英、龔振鵬發來了唁電——

　　

　　齊岳英、龔振鵬兩君轉章太炎家屬：驚聞太炎先生忽歸道山。哲人其萎，倚梁棟以何從；經術既衰，撫簡編而空往。尚惟勉戢哀思，用襄大事，特電致唁，並頌禮安。張學良。

　　
不久他又親致唁電一份——

　　

　　章夫人及哲嗣禮鑒：驚聞章太炎先生逝世，天喪斯文，檏學誰續，瞻言國故，悼悲極深，繼志爲先，尚希抑節，特唁。張學良。

　　

　　張學良將軍一人致兩個唁電，這是很少見的；唁電内容也非泛泛禮節之辭，確實包含一種深厚的感情，這種感情，只有瞭解他倆非同尋常經歷的人，才能體會。


　　（發表於《張學良的往事和近事》，《團結報》編，嶽麓書社出版，1986年12月，第156~16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