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早年加入同盟會，投身辛亥革命行列，有功於江浙光復，這是史界所公認的，但蔣介石的早年，又以“溪口無賴”冠名於世，這不禁使人疑問竇起，  一個無賴怎麽會走上革命的道路呢？當然，蔣介石的一生是復雜的，以後發生的種種變化，也是不能用三言二語可以表達清楚的。本文只想對他早年思想和經歷，作一淺探，力圖找出合理的解釋，但這不是一件輕鬆的事。我適於前年，參加了王金髮殉難七十週年紀念會和學術討論會，二度赴嵊縣和奉化，意外發現，蔣介石早年與王金髮一批革命者有着深厚交往，這使我對蔣介石早年有了進一步瞭解。本文欲從蔣介石與王金髮交往的側面，來探討蔣介石的早年。

　　一

　　王金髮是浙東著名的革命者，他與蔣介石都是浙江人，而且還是大同鄉，王金髮是嵊縣人，蔣介石是奉化人，屬於貼鄰。蔣介石的外祖母家在嵊縣葛溪（或稱葛竹），蔣介石早年在葛溪生活過、學習過，則與王金髮爲同鄉人了。而這期間王金髮正於這些地區領導反清鬥争，與蔣介石相結識，從這時起到王金髮殉難，有十年交往，但以往史載極其粗略。不過我們細緻收集和排比一下他們交往的資料，會發現他們有着許多相似的遭遇、相同的經歷、受過許多相同的影響，有着不少共同的好友，形成了很相近的思想與性格，這對探討蔣介石的早年，也許是有所裨益的。但是我所引用的資料，有些是録自各種史書、有些是當地老鄉口述、有些是王金髮後裔王小安相告，也許會失之於實，尚請史家補正爲幸。

　　王金發生於1882年，蔣介石生於1887年，他們年齡相差了五歲，是屬於同一時代的兩個年輕人。

　　王金發出身於一個世族大家，經太平天國戰亂，家業始衰，但在他出生時，  “尚有田地一百餘畝”（裘孟涵《王金髮其人其事》，浙江政協文史資料“浙江辛亥革命回憶録”1981年版。）。

　　蔣介石出身於一個商人的殷富之家，  亦是經太平天國革命，  因兵禍而衰，  但在他出生時，其父“除經營玉泰鹽鋪外，有薄田三十餘畝”（何國濤《解放蔣母王採玉身世之迷》，載《浙江文史資料選輯》第二十三輯，1982年版。）。他倆出身與家庭條件是非常相似的。

　　王金髮三歲喪父，其母徐珍梅年僅二十六歲，年輕守寡，“三四十年間，焦勞無既，辛苦備嘗，爲女中丈夫也”（謝震《徐孺人行述》，載於《王氏宗譜》，王金髮後裔收藏。），蔡元培先生稱她爲“女杰”（蔡元培《徐孺人行述跋》，載於《王氏宗譜》王金髮後裔家藏。），説：“宋岳母以‘精忠報國’四字教子成名……。王母徐老孺人，揆其生平，課兒正與相同。‘淮南子’曰：‘智過千人謂之俊，百人謂之杰’。婦人身處閨閭，而能以天下國家爲其心，識見固超出尋常萬萬矣。”（蔡元培《徐孺人行述跋》，載於《王氏宗譜》王金髮後裔家藏。）

　　蔣介石則九歲喪父，其母王採玉年僅三十二歲，“一門孤寡，煢孑無依。……欺凌脅迫，靡日而寧。”（蔣介石《五十生日感言》。）蔣介石童年“獨賴吾母，堅其苦節，毅然自任以保家育子之重任，外而周旋豪强，保護稚弱，内而輯和族裏，整飭户庭”，“夜寐夙興，無時不傾注其全力，期撫孤子於成立”（蔣介石《五十生日感言》。）。因此孫中山先生曾爲蔣母墓題寫“壺範足式”一横額，以彰其功。

　　蔣介石與王金髮的兩位母親遭遇相似，而且都是識大體有遠見的人。當王金髮要求去日本留學，以尋求救國真理時，王母則毅然變賣家産，送子渡洋。當蔣介石要求去日本留學時，“鄰里嘩异，輒相泥阻”，而蔣母“則深爲嘉許，籌集資斧，力促就道”（蔣介石《先妣王太夫人事略》。）。以後這兩位母親又都支持他們投身辛亥革命。王母紓家資助王金髮從事革命，蔣母則寫信勉勵蔣介石參加敢死隊，説：“男兒報國，死則死耳，何足爲慮”（蔣介石《先妣王太夫人事略》。）。辛亥革命成功後，王金髮任紹興軍政分府都督，迎母赴紹就養，王母僅“赴紹興一宿即返”（蔡元培《徐孺人行述跋》，載於《王氏宗譜》王金髮後裔家藏。），這是何等高尚氣節。而蔣介石在光復上海後，一度就任上海都督府團長，也曾迎母來滬就養，而蔣母僅“爲旬日留，瀕行，特訓之曰：‘汝須念念勿忘竊約時，且須謹慎將事，爲國盡力，則吾雖家居，意之適猶愈於迎養也’”（蔣介石《先妣王太夫人事略》。）。兩位母親都能以高尚情操訓廸子女，這對他們的思想和成長，都發生了很大影響。

　　因此蔣介石與王金髮都很敬重和孝順母親，有“孝子”之譽。蔣介石少年很頑劣，自稱“幼性頑鈍，弗受繩尺”（蔣介石《先妣王太夫人事略》。），“六歲就學，頑劣益甚，而先妣訓廸不倦”（蔣介石《先妣王太夫人事略》。）。王金髮少年也“生性頑梗，不喜讀書，……喜與群兒毆鬥，群兒均畏之，稱他爲‘兒大王’（裘孟涵《王金髮其人其事》，浙江政協文史資料“浙江辛亥革命回憶録”1981年版。）”“糜修脯三年，未能畢一經”，“里人惡之，詛爲盗跖”（施伯侯《王金髮傳》，載《辛亥革命浙江史料選輯》，1981年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蔣介石與王金髮一樣，不喜讀書，却好舞刀弄槍，召群嬉游，自任大將，“鎮中兒童多畏之，他自命爲群兒之首，鎮上每有叫他爲瑞元無賴的”（唐瑞福、汪日章《蔣介石的故鄉》，載《浙江文史資料選輯》第二十三輯，1982年出版。）。蔣介石與王金髮少年之經歷和個性，可謂相似。但是，他倆唯對母親極其孝順。王金髮只要“一聞（母親）呼聲，立即奔歸”（謝震《王季高君行述》，載《辛亥革命浙江史料選輯》，1981年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任母訓斥，有時王母忿而杖打他時，他“長跪受杖，絶無怨聲”（陳去病《莽男兒》，載《浙江文史資料選輯》，第三十輯“浙江辛亥革命回憶録”，第三輯，1985年出版。），王母有時氣而掉泪，王金髮也會一同流泪。蔣介石也是唯母言是從，雖他頑劣少改，但對母親態度從不頂撞，當他十三歲離母去嵊縣外祖母家讀書時，每逢暑歸，步入家門，一見母親，口尚未開，就相對“嚎淘大哭”（鄧文儀《蔣總統少年時代》，臺灣出版。），孝悌之心，油然可見。

　　這種少年失父，母子相依爲命的生活，對他們思想和性格的形成産生了許多相似的影響，但對他們幼小心靈影響最大的，還要算他們的祖父輩了，即蔣介石的外祖父王有則和王金髮的祖父王修宫了。

　　一個人的家庭影響是一個人成長的主要因素，蔣介石和王金髮因少年喪父，所以父輩的影響甚微，相反，他們的祖父輩却給了他們以巨大影響。

　　王金髮的祖父王修宫是一位“氣慨伉爽，懿行可風”相貌堂皇的漢子，“少豪俠，愛交遊，而嗜飲酒，日常招致賓朋滿其室廬，尤好學技擊，習戎馬，有整軍經武之志”（樓翼谷《景風翁家傳》，載《王氏宗譜》，王金髮後裔家藏。）。王修宫具有强烈反清復明意識，恪守家規，耻仕清廷，“辛酉之歲，太平軍入浙，欲有所展佈，毅然從之，得以偏稗，率隊駐寧波”（樓翼谷《景風翁家傳》，載《王氏宗譜》，王金髮後裔家藏。）。太平軍失敗，他“閉門韜晦”，養食客，結義士，“輕財仗義”，人有孟嘗君之稱，“家有違禁書，若‘入關史’、‘屠城記’等”（陳去病《莽男兒》，載《浙江文史資料選輯》，第三十輯“浙江辛亥革命回憶録”，第三輯，1985年出版。）。王金髮自幼受到祖父影響，萌發反清意識，尤其得窺禁書後，“多所涉覽，……推翻滿清爲職志治”（陳去病《莽男兒》，載《浙江文史資料選輯》，第三十輯“浙江辛亥革命回憶録”，第三輯，1985年出版。）。

　　蔣介石的外祖父王有則，“體格魁梧，風範雍容，遠近之人，無論知與不知，望而識其爲葛溪王先生也”（蔣介石《外王父傳》。），王有則民族意識强烈，“太平天國既亡，公痛民族之沉淪，里居鬱鬱不樂，乃游皖南與浙西，至安吉孝豐，招集流亡，經營墾殖。居數年，田日辟，産日富，方數十裏，皆公壤也。……晚年歸老於鄉，披荆棘，刊山谷，駕津梁，篳路藍縷，以迄於蕆事，皆公之力也”（蔣介石《外王父傳》。）。王有則雖然在蔣介石出生前就去世了，但他的形象通過外祖母及母親的言教身傳，深深感染了他，無异成爲了他心目中一大豐碑。蔣介石的外祖母與他一家“共居處，同休慼，朝夕保育而慰借之者”（蔣介石《外王母姚太夫人家傳》。），蔣介石的母親則常以其外祖父“之言及其行事”教育他，所以蔣介石從小就很敬重他的外祖父，以後他曾爲外祖父墓題寫了“精神不滅，教澤常存”八個字，足見影響之深了。

　　王金髮與蔣介石的祖父和外祖父，是兩個經歷十分相似，氣質與性格十分相仿的人，因此他們對王金髮與蔣介石的影響也十分相似，使他們從小孕育了一種反清的民族主義思想，以及對於科舉制度的不滿，養成了一種不好循規蹈矩的性格。王金髮“年近弱冠，稍稍多讀書，能作文，實則迫於母命，不得已也”（謝震《王季高君行述》，載《辛亥革命浙江史料選輯》，1981年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有一次他“擲書於地上，以足踐之，恨恨雲：‘清真雅正，清真雅正，不知這個上頭誤却了多少英雄，我苟一日得志，必廢八股’”（陳去病《莽男兒》，載《浙江文史資料選輯》，第三十輯“浙江辛亥革命回憶録”，第三輯，1985年出版。）。蔣介石十六歲時也曾參加過秀才考試，他在考場上看到“嚴厲過度的考場規則，無疑是對於青年學子一種苛刻的凌辱，深表不滿”，“因此没有考完，就罷考返回家鄉”（鄧文儀《蔣總統少年時代》，臺灣出版。）。在當時，他倆這種對待科舉的行爲，是很不爲人們理解的，致遭非議，而且流傳深遠。

　　二

　　蔣介石與王金髮除了出身、家庭、少年生活上有許多相似之處外，在他們經歷上也有許多相同之處。

　　首先他們受到同一地域的影響。

　　蔣介石與王金髮都是同飲一條剡溪水的人，蔣介石父親是奉化溪口人，蔣介石的母親是嵊縣葛竹（或稱葛溪）人，王金髮是嵊縣廣利東龍岡（或稱螢郎岡）人。奉化與嵊縣是貼鄰兩縣。蔣母“王採玉是離溪口二十八公里原屬嵊縣後來劃歸奉化（1958年劃歸）的葛竹村人”（王舜祁《關於蔣介石身世、家庭和在家鄉的活動》。），蔣介石自幼常隨母親去嵊縣葛竹的外祖母家，十三歲起，又住到外祖母家讀書，先在嵊縣葛溪溯源堂讀書，後在榆林村就讀，再到崎山下皇甫氏館求學，繼往岩溪村附讀，直到十七歲才離開，去奉化縣城讀書，因此蔣介石的青少年時代，與嵊縣有着不解之緣，可以説是半個嵊縣人。所以蔣介石發迹之後，也没有忘情於葛竹，多次回到葛竹，直至他1949年3月逃離大陸去臺前夕，還帶了蔣經國及兒媳孫子等專程去葛竹，依依作别。從葛竹西去七八十公里，即是王金發家鄉東龍岡，如果翻行山路僅四五十公里，即可到王金發家鄉了。

　　在同一個地域，他們受到了許多相同的影響，這與出身一樣，地理環境也是影響一個人思想文化的重要因素之一。

　　誠如周知，浙江是卧薪嘗膽、報仇雪耻之鄉。從明末顧炎武、張蒼水，到近代徐錫鱗、秋瑾，使浙江成爲反清武裝鬥争最激烈、最持久的地區之一，特别以會黨形式出現的秘密反清武裝，在嵊縣奉化的叢山之中，更是没有間斷過。那裏的人民驃悍爽直，勇於鬥争，因此清政府製造的文字獄，如莊廷鑨明史之獄、吕留良選文之獄、查嗣庭試題之獄、汪景祺作詩之獄、齊周華刻書之獄，當事人統統是浙籍人士。血腥的株連和殘酷的鎮壓，並没有使浙人懾服，反增加了反抗的心理。在甲午戰争和戊戌變法的刺激下，又出現了許多新式學堂和傳播資産階級思想文化的報刊，如“章太炎之‘浙江潮’，蔣觀雲、趙彝初之‘選報’、張恭之‘萃新報’，力促人民覺醒”（吕公望《辛亥革命浙江光復紀實》，載《浙江辛亥革命回憶録》，浙江省政協文史委員會1981年出版。），富有民族主義革命的色彩的會黨，“勢力潜布於浙江各縣。”（吕公望《辛亥革命浙江光復紀實》，載《浙江辛亥革命回憶録》，浙江省政協文史委員會1981年出版。）特别是“蘇報案”的發生，“章炳麟，浙江人也，其學問素爲浙江人所崇拜。蘇報案情起自上海，上海毗連浙江，故此案之風潮，遂遍傳於浙江内地，而革命之思想，因以普及於一般人之心也”（陶成章《浙案紀略》。），許多知識分子也都加入了會黨隊伍。1904年光復會之成立，主要成員均係浙籍人士，而這些人中，又以浙東人士爲多，他們在武昌起義後，迅速地完成了各屬州府的革命與光復，顯示了浙江民主革命的深厚基礎。這樣的時代，這樣的社會環境，必然會産生他自己時代的兒子。蔣介石與王金髮正是生長在這樣的時代環境中。

　　王金髮年長蔣介石五歲，所以比蔣介石更早投入了社會革命洪流，他“在鄉聯合胡士俊、胡春霖、周志由、張陔南等，創立大同社，名爲辦學，實則植黨結群”（謝震《王季高君行述》，載《辛亥革命浙江史料選輯》，1981年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並與“竺紹康、胡士俊、應磬在嵊鄉倡辦團練”（褚輔成《浙江辛亥革命紀實》。），佯爲團練，實爲反清武裝。王金髮與竺紹康在“嵊縣縣城，先後設華美、鼎成西藥房，爲革命秘密通訊社”（褚輔成《浙江辛亥革命紀實》。）。這些革命者，“或結大同學社，或辦夜校，或襄辦團練，或供奔走，嵊縣革命思想之普遍，革命分子之奮起，成爲浙東歷次革命之發源地”（褚輔成《浙江辛亥革命紀實》。）。

　　浙江的革命風潮，王金髮等人在嵊縣的革命活動，不能不對蔣介石家鄉溪口和蔣介石本人産生一定的影響。

　　蔣介石的家鄉溪口，雖係山區鄉鎮，却是個交通發達，信息靈通的地方，從溪口循剡溪而下，四十公里之遥，即可扺達五口通商的寧波，同時，溪口又是天臺、新昌、嵊縣諸縣山民往來的必經之地。每天清晨，溪口鎮的街上，人頭攢動，南去北來，將新的信息，非常敏感地帶到這個鎮上，蔣介石在那裏可以聽到許多新的信息，當然也會聽到王金髮等人的種種傳説。特别，蔣介石在他嵊縣外祖母家讀書時，結識了王金髮的摯友竺紹康，因此浙江革命風潮和王金髮等人的革命活動，不能不對蔣介石産生影響，並吸引他投入革命洪流。

　　當時，在浙江革命思潮高漲期間，出現了一股留學日本的熱潮，許多知識分子出於對現實的不滿，紛紛出洋留學尋求真理，以救亡圖存。王金髮與蔣介石都在這種情况下，先後赴日本留學。王金髮入日本大森體育學堂，以第一名成績學成歸來，入徐錫麟、秋瑾主辦的大通學堂任教，爲革命培養人才。蔣介石先後入日本東京清華學校和日本振武學校，回國後也投入了辛亥革命行列。

　　王金髮與蔣介石在日本接受了近代民主思想洗禮，都加入了中國資産階級政黨——同盟會。王金髮於1905年由徐錫麟介紹，參加了光復會，後又入同盟會，  始終追隨中山先生，故中山先生曾稱他是：“東南一英杰”，民國建立後，還任命過他爲國民軍副司令。蔣介石入同盟會，也一直追隨中山先生，所以中山先生委任他爲黄埔軍校校長，這是大家所熟知的了。

　　三

　　王金髮與蔣介石之間還有許多共同的朋友，如陳其美、竺紹康、楊俠卿、王文慶、張静江、張伯歧、姚勇忱、褚輔成、王曉籟……等，這些人中間，與他倆關係最深的，前期要算竺紹康、後期要算陳其美了。

　　蔣介石早在溯源堂隨姚宗元讀書時，就結識了竺紹康。竺紹康當時雖係舉人，却加入了會黨，從事反清革命，是平陽黨頭目。當時竺紹康“一有空隙，就來和姚（宗元）一個勁地大聲交談，他那種意氣軒昂，神采飛揚的氣慨”（古屋奎二《蔣總統秘録》，臺灣出版。），他對蔣介石産生了“相當的吸引力”；而竺紹康亦對“這一膽壯的十三歲頑童”（毛炳岳《蔣母王採玉正傳》。）深有好感，“後來在上海過從甚密，成了忘年之交，”（毛炳岳《蔣母王採玉正傳》。）。1907年，竺紹康因“秋案”身遭通緝，而逃亡上海，經常與蔣介石及“陳英士、張人杰等籌謀顛覆滿清”。1909年，竺紹康不幸病故，蔣介石“爲之痛悼不已”，並“收撫他的舊部，並厚恤他的家屬，因爲他與紹康友好”（鄧文儀《蔣總統少年時代》，臺灣出版。），而且是人生道路上最早的知音。而王金髮與竺紹康的關係，比蔣介石與竺紹康的關係，更爲源長，他們共組平陽黨和烏帶黨，共建大同學社，同創團練，建立革命機關——華美和鼎成藥房，共入大通學堂，一起組織“光復軍”，並在上海開設“天賓客棧”作爲革命聯絡據點……，可謂出身入死，是生死之交的戰友。竺紹康作爲蔣介石和王金髮的共同摯友，也必定成爲蔣介石和王金髮的交往紐帶。

　　蔣介石與王金髮的另一個共同摯友，則是陳其美。蔣介石在1907年在日本結識了陳其美，並由陳其美介紹，加入了同盟會，並與陳其美結下了金蘭之交，從此在陳其美領導之下從事革命。蔣介石每逢寒暑假，都要“歸國省親，借機淹留上海，與滬上各同志聚會，一面秘密講求擴充革命黨的勢力，一面營救因革命運動而入牢獄的同志”（鄧文儀《蔣總統少年時代》，臺灣出版。），以後跟隨陳其美參加光復滬杭之役和二次革命之役，也曾追隨陳其美“暗殺陶（成章）於其寓所，事後自承其罪”（鄧文儀《蔣總統少年時代》，臺灣出版。）。從上可知，蔣介石與陳其美可謂莫逆之交。

　　王金髮與陳其美相識於“秋案”之後，當時王金髮爲逃避清政府追緝，淪落深山。陳其美聞訊後，立即從日本回到國内，“一方面團結上海同志，同時往來浙東聯絡有志之士”（邵元冲《陳英士先生革命小史》，1925年出版。）。陳其美特派人數次深入嵊縣叢山，營救王金髮到上海，并親自介紹王金髮加入同盟會，還義結金蘭，從此王金髮在陳其美領導下從事革命鬥争。據説，熊成基繼徐錫麟再度於安徽起義，陳其美“偕王季高（金髮）等專程趕往”助戰（黄元秀《陳其美事略》，載《浙江文史資料選輯》第二十七輯。），因車誤而誤失時機；廣東黄花崗起義，陳其美率王金髮參戰，而“足部受傷”，危急之中，“行囊雜物，抛棄净盡，王季高尚携一端豀石硯見贈，盛意可感也”（黄元秀《陳其美事略》，載《浙江文史資料選輯》第二十七輯。）。可見王金髮與陳其美在革命事業中建立了生死之交。於是王金髮“售賣所餘家産，得千餘金，更籌借千金，共二千餘金，於戊申夏自挈帶來滬，未幾，即與陳英士、竺紹康輩在滬開設天寶棧”（謝震《王季高君行述》，載《辛亥革命浙江史料選輯》，1981年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爲當時革命黨人的重要聯絡站。王金髮與陳其美、蔣介石經常聚集於此，因此，王金髮與蔣介石就相認識了。

　　綜述前文，蔣介石與王金髮相識有其必然因素，他們有那麽多相同相似的經歷、遭遇、環境、性格，因此他們必然會走到一起，一見如故了。

　　事實上蔣介石與王金髮相識，應該遠在建立天寶客棧之前。那時王金髮與竺紹康在嵊縣建立平陽黨和烏帶黨，創辦大同學社，組織反清鬥争，王金髮傚仿他的祖父王修宫，在家鄉東龍岡廣結反清志士，有“小孟嘗”之稱。這時蔣介石通過竺紹康的關係，可能已經結識王金髮了，並到東龍岡住過，而且加入了會黨。這樣的推測，得到王金發家鄉的老人和他後裔的證實，他們告訴我，在王金髮故居前的第一排客房的第一間，曾爲蔣介石當年所居。這一排房屋是王金髮用以接待四方志士的客房，現在這排房屋已經拆除，但房基與房屋的門檻依然可見，鄉親人指着廢基頂端的一間屋子説：“就是蔣介石當年住過的屋子！”還説：“蔣介石是這些義士中的一個小頭目！”據他們的老輩講，當年蔣介石住在王金發家鄉時候，經常在王金髮住宅到通向地下庵的一條山路上漫步。地下庵位於廣利到東龍岡的山脚下，途中有一口井池，井旁有幾條石條櫈，周圍風景宜人，蔣介石便常於傍晚漫步於此，坐在石條上，凝視遠山。廣利公社衛生院一位姓裘的醫生還説：在“文革”前，他親眼在王金發家鄉的鄉親中見過王金髮與蔣介石的合影，但這些照片，在“文革”中被燒燬了。由此可見，蔣介石與王金髮相識於“秋案”之前，大概不是什麽無稽之談。

　　蔣介石與青洪幫有着千絲萬縷關係，這也不是什麽秘密，辛亥革命光復滬、杭的敢死隊，大部是會黨成員，這些敢死隊員，大部是王金髮與他的族弟王敬悌，以及“王文慶、蔣介石、褚輔成、張伯歧等，奔走往來，招集舊部”（沈志熙《允章行述》，載《王氏宗譜》，王金髮後裔家藏。）而組成的。這些舊部，就是指會黨而言。如果蔣介石没有加入會黨，又怎麽談得上參與“招集舊部”呢。蔣介石通過陳其美，與青幫發生關係是不言可喻的，他與洪幫關係，則可能如鄉親所説，是通過王金髮和竺紹康所建立的，因爲王金髮與竺紹康所率領的會黨是屬於洪幫，因此以後蔣介石在青洪幫之間左右逢源了。

　　事實上，蔣介石與王金髮的關係也非始於天寶客棧，終於光復滬杭之役。在1907年，徐錫麟安慶起義失敗，秋瑾於大通學堂被捕後，王金髮成爲通緝對象，他被迫“率其徒衆，栖身山林草澤，過了半年多的所謂‘强盗’生活”（裘孟涵《王金髮其人其事》，浙江政協文史資料“浙江辛亥革命回憶録”1981年版。）。陳其美聞訊後，曾派蔣介石深入嵊縣尋找王金髮下落，設法營救至滬。陳其美所以選派蔣介石去營救王金髮，可能是蔣介石熟悉王金髮和王金髮所栖身的山澤。可是蔣介石没有找到王金髮。他騎了一匹白馬，來到廣利崇仁東龍岡一帶，向鄉人打聽王金髮的下落，因鄉人不敢以實情相告，他只好空手回去向陳其美復命了。於是，陳其美再派了楊俠卿化裝成樵夫，深入嵊縣。楊俠卿“肩荷一簍，儼然戴笠之農人也。唱着古歌：‘南山有鳥，厥名黄鸝，樹覆巢傾，網羅遍地。我有垂楊，可以安居，我有餘糧，可以充飢。鸝乎，鸝乎，其從我而高飛’”（陳去病《莽男兒》，載《浙江文史資料選輯》，第三十輯“浙江辛亥革命回憶録”，第三輯，1985年出版。）。王金髮聞樵歌，大喜，躍出與之接洽，從而一起潜奔上海。到上海後，由陳其美介紹入同盟會，從此與姚勇忱、張恭、竺紹康、吕逢樵、蔣介石等，在同盟會滬支部領導下，開展鬥争。

　　四

　　1908年，同盟會總部派陳其美來滬，邀兩浙各府屬推派代表，“約期在上海召開浙江各府革命黨人代表會，擬圖大舉”（徐和雍、鄭雲山、趙世培《浙江近代史》，1982年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不料黨人劉光漢，已被清廷收買，偵悉此舉，即向南京總督告密，由上海道與租界交涉，將張恭逮捕，並搜查秘密機關天寶客棧，密謀盡泄，不能成會而星散”（褚輔成《浙江辛亥革命紀實》。）。這使“英士輩大憤，集議必欲報仇”（謝震《王季高君行述》，載《辛亥革命浙江史料選輯》，1981年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蔣介石這時回到上海“與陳英士在上海秘密規劃在江蘇浙江舉義，並進行營救張恭”（鄧文儀《蔣總統少年時代》，臺灣出版。）。蔣介石“竭力營救張恭，並圖行刺劉光漢和何氏（劉光漢之妻）”（鄧文儀《蔣總統少年時代》，臺灣出版。），但都没有成功。於是王金髮“慷慨自任”，他“挾槍逕往劉之寓所，劉夫婦尚卧床未起，金髮拔槍擬擊斃之，劉夫婦叩頭乞命，保以自己的生命來保证張恭之安全，乞金髮貸其一死，許其自贖”（裘孟涵《王金髮其人其事》，浙江政協文史資料“浙江辛亥革命回憶録”1981年版。），王金髮允之，因而張恭在牢中三年得以不死，直至辛亥革命成功，復得自由。可是劉光漢老婆何氏的表弟汪公權，“亦與張恭案有關係者，又在日本欲毒章太炎不成，逃回滬，花天酒地，吐漱生雲”（謝震《王季高君行述》，載《辛亥革命浙江史料選輯》，1981年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不思改悔，王金髮毅然將汪公權擊斃於街頭，以戒懲内奸。

　　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蔣介石與張群聞訊立即趕返祖國，奉陳其美命“赴杭運動新軍”（王德勝《蔣總統年表》，臺灣出版。）。蔣介石偕黄郛等到杭州後，在“顧乃斌家召集杭州軍警界同志開會”，决定了起義日期。於是“王金髮派張伯歧間嵊縣召集並率領會黨舊部六十餘人，於11月2日扺杭，和王金髮從上海帶來的部衆匯合，共百餘人，組成敢死隊”（徐和雍、鄭雲山、趙世培《浙江近代史》，1982年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11月3日，蔣介石“率敢死隊一百多人到杭州，分居奉化試館及仁和火腿店内待命”（褚輔成《浙江辛亥革命紀實》。）。11月4日，革命黨人在杭州舉義，蔣介石和“張伯歧、董夢蛟等帶領一隊，配合陸軍第八十三標任前鋒，王金髮帶領一隊，配合陸軍第八十一標任前鋒”（蔣介石《先妣王太夫人事略》。），他倆分成兩隊，一個率隊進攻撫署，一個率隊攻軍械局。王金髮攻下軍械局後，又趕來支援蔣介石，參加對撫署的戰鬥，他們“身先士卒，闖入撫署衛隊室，擊殺衛隊長，然後抛出信號彈，發出進攻信號。……王金髮指揮敢死隊和起義士兵，焚燬撫署。撫署的被焚燬，標誌着清政府在浙江統治的垮臺”（徐和雍、鄭雲山、趙世培《浙江近代史》，1982年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王金髮與蔣介石多年努力，終於實現了推翻滿清王朝，建立共和國的願望。

　　五

　　清政府推翻後，王金髮與蔣介石在建立軍政府問題上，與浙江當局發生了不同的意見。浙江軍政府在立憲黨人及舊官僚把持下，竭力排擠革命黨人，因此省軍政府内僅有褚輔成一人是同盟會成員，餘均是立憲黨人和清政府時的舊官僚，軍政府都督竟是與殺害秋瑾有涉的湯壽潜。王金髮與蔣介石目睹革命派的軟弱，不禁愕然，於是組織“革命軍務軍官及參加光復杭州之各地領袖，次日集會。王金髮提議謂：‘秋瑾被害，喧傳湯壽潜曾贊一詞，不應舉爲都督’。力主改選，附和者不少”（褚輔成《浙江辛亥革命紀實》。），但終究没有成功。於是蔣介石與王金髮一起趕到上海找陳其美評理。一到上海，王金髮與蔣介石怒氣冲冲地逕往陳其美住宅，“王金髮一進去即説：‘湯壽潜是反對我們革命的，我們革命黨爲什麽要推他出來當都督？’這時蔣介石就接上去説：‘你們怕死，我來死給你們看!’説着即從身上拔出手槍要自殺”（裘孟涵《王金髮其人其事》，浙江政協文史資料“浙江辛亥革命回憶録”1981年版。）。站在一旁的應夢卿立即從蔣介石手上奪過手槍。這時“陳其美就對他們説：‘我們還有許多大事要做，我們馬上要北伐，光復全國，我們都要到中央去做事，何必計較地方一個都督呢？’他又對蔣介石説：‘介石，你就做第一師副師長兼第一團團長。’陳又對王金髮説：‘季高如果要回浙江，就做建設部部長。’蔣介石聽陳其美派他做第一師副師長兼團長，就不説話了。王金發還是氣冲冲地説：‘不要做什麽建設部長，我要回到浙江紹興去反對湯壽潜’。”“第二天，王金髮就一個人離開了上海”（裘孟涵《王金髮其人其事》，浙江政協文史資料“浙江辛亥革命回憶録”1981年版。）。王金髮回到杭州，帶領他的人馬，繳了警察局的械，率隊去光復紹興，並擔任了紹興軍政分府都督。

　　辛亥革命勝利不久，資産階級革命黨内矛盾日益惡化，至生陶成章被殺事件。事發後，陳其美命蔣介石立即奔日本避風頭，直到“二次革命”爆發，蔣介石才奉命返回。陶成章之死，當初有謡傳説是王金髮所爲，乍聽似很離奇，其實王金髮與蔣介石，是陳英士左右臂，故陳英土與陶成章矛盾激化，出現陶成章遭暗殺，人們很容易聯想到或是王金髮所爲，或是蔣介石所爲。

　　辛亥革命勝利成果被袁世凱篡奪後，袁世凱大權在握即向革命黨人舉起屠刀，宋教仁的被殺，使革命黨人再度覺醒和奮起。1913年7月12日，李烈鈞在湖口首義，陳其美立即在上海響應，王金髮和蔣介石一起投入了“二次革命”。當時王金髮在上海自任浙江駐滬討袁軍總司令，並赴寧波策劃顧乃斌、沈瓞民獨立，又召集舊部在紹興秘密舉義，結果均遭叛徒朱瑞破壞而告失敗。7月18日，陳其美在上海宣佈獨立，自任討袁軍總司令。王金髮“首先效命，身任戰鬥製造局之役”（陳去病《莽男兒》，載《浙江文史資料選輯》，第三十輯“浙江辛亥革命回憶録”，第三輯，1985年出版。），他在乘車前往製造局，“輸送軍士酒食，至半途，被人暗算，擲炸彈，汽車受損，人得不死”（謝震《王季高君行述》，載《辛亥革命浙江史料選輯》，1981年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蔣介石也追隨陳其美參加了上海討袁起義，“由蔣介石、鈕永建、黄膺白等組織先鋒隊，發動戰争”（黄元秀《陳其美事略》，載《浙江文史資料選輯》第二十七輯。）。7月28日夜，蔣介石只身去滬軍九十三團，找團長陳其蔚面談，策動該團反正，因爲蔣介石在該團擔任過團長，結果“有一營士兵反正，參加討袁，進攻製造局。蔣介石與鈕永建在最前綫指揮作戰”（古屋奎二《蔣總統秘録》，臺灣出版。）。但是，“二次革命”由於敵我力量懸殊過大，起兵倉促，旋告失敗。可是王金髮與蔣介石爲“二次革命”作出的貢獻，應予充分肯定。這一點連袁世凱政府也不得不予以肯定。在袁世凱政府的“浙江拒絶獨立始末記”裏，也不得不承認這一點。《浙江拒絶獨立始末記》説：“叛黨之積恨於浙江者已深，必於浙江一泄其憤。浙籍之國民黨大頭目如褚輔成、陳其美、姚勇忱、王金髮、吕東昇、黄膺白等，次之如闕麟書、蔣介石等，不計其數。是皆以上海租界爲逋逃藪，陰賊險狠，秘密運動，思得一逞，以爲快者”（朱宗震、楊光輝《民初政争與二次革命》。）。

　　“二次革命”失敗後，王金髮與蔣介石均以“國事犯”和“内亂罪”身遭通緝。王金髮只好蟄居上海租界。這時革命黨人亡命上海避居租界的很多，他們“經常向金髮借錢，不勝應付。蔣介石亦常去借錢，數十元數百元不等”（裘孟涵《王金髮其人其事》，浙江政協文史資料“浙江辛亥革命回憶録”1981年版。）。王金發身遭緝捕，舉步荆棘，又不堪流亡者無休無止的“借錢”，於是企圖利用袁世凱招降革命黨人的投誠令，欲去京表示假投降。他將此事商量於謝飛麟和陳其美，謝飛麟説：“宗旨不變，投誠何害，且於大局有益。……但需受職以冀實行其革命之本旨，……他日殊途同途歸可耳”（陳去病《莽男兒》，載《浙江文史資料選輯》，第三十輯“浙江辛亥革命回憶録”，第三輯，1985年出版。）。於是王金發花巨款運動陸軍部，利用陸軍總長段祺瑞與袁世凱的矛盾，終於在1915年1月獲陸軍部釋免，宣佈“已準免緝，囑其安份讀書，養才待用”。於是王金髮偕同盟會本部駐滬機關部部長姚勇忱一起去北京“謝釋”，藉以争取行動自由後，東山再起。這原是出於策略的假投降，但到北京後才知道“免緝的條件，要金髮限期拿獲韓恢、詹大悲、蔣介石、夏之鱗、夏爾嶼、陸惠生、姚勇忱等人以自贖”（裘孟涵《王金髮其人其事》，浙江政協文史資料“浙江辛亥革命回憶録”1981年版。），因此王金髮在北京僅逗留一周即返回上海。王金髮的假投誠和北京之行，在革命黨人中間引起了很大誤解，雖然英士均爲其解釋（陳去病《莽男兒》，載《浙江文史資料選輯》，第三十輯“浙江辛亥革命回憶録”，第三輯，1985年出版。），但也無濟於事，叛變惡名已傳揚開了，以至今天的某些史書，仍將他當作投誠變節分子記載。

　　其實王金髮從北京回來不僅没有出賣自己的同志，還繼續與革命黨人往來，甚至還把他們請到家裏共商革命大計。這些事實在袁世凱槍殺王金髮的電令中，完全可以加以驗证。電令説：“去年冬間，爲弭亂起見，暫準覓緝，以責後效，並派員赴滬監察，詎竟延宕數月，迄未捕獲一匪，反與亂黨隨時往來。陸惠生等由日回滬，匿居其家；迭次飭緝之暗殺犯姚勇忱，亦與朝夕聚處；陳其美亦常通訊，計議亂事。”由此可見，王金髮没有出賣同志，也没有出賣革命。

　　王金髮没有叛變革命、没有出賣同志的歷史應該説是清楚的，他更没有出賣蔣介石。但是日本古屋奎二著的“蔣總統秘録”一書却説：1914年夏，“袁世凱則追緝（蔣介石）不懈，他花錢收買了瞭解革命軍内情的王金髮，將之拉攏過去，代爲搜集情報，而王金髮則是蔣總統在辛亥舉義光復杭州最初出陣時同爲指揮敢死團作戰的朋友”。這記載顯然與事實不符，而且時間也不符。縱觀全文，我們可以説王金髮與蔣介石的關係始終是良好的，他們爲中華的第一次騰飛都作出了可貴的貢獻。

　　蔣介石與王金髮的交往和戰鬥友誼，盡管過去很少見諸於文字，特别蔣介石發迹以後，更隱晦其早年經歷中寒酸的文字，這是司空見慣的。但從他倆相似相近的出身、年齡、經歷、遭遇、性格，以及他們所受的時代、環境、地域、師友的種種影響，我們是否可以論定：蔣介石與王金髮成爲摯友有其必然性，從他倆相互交往和互相影響的這一側面，我們可以看到，蔣介石的早年走上民主革命的道路也是有其必然性的，而“溪口無賴”與“流氓成性”這種説法，是很難解釋這蔣介石怎麽會走上革命道路，而且一度爲孫中山先生所倚重的。當然，蔣介石在辛亥革命以後，特别在掌管黄埔軍校以後，發生了許多變化，但我們不能因爲一個人的後期變化，而簡單地去否定他的前期，這是於事無補的。


　　（寫於1987年10月，發表於臺灣《李敖千秋評論業書》第81期，天元圖書公司1988年7月版，第7~2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