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從未發表過的魯迅先生的手迹——《説文解字札記》（後稱《札記》），已由上海博物館柯羅版影印成册，這部札記是魯迅先生1908年在日本東京聽太炎先生講授許氏《説文解字》時的筆記，淹世整整八十春秋。今特撰此文，以補史闕。

　　（複印件）

　　魯迅先生的筆記，今存兩種，一種由紹興魯迅紀念館收藏，爲《説文解字札記》第一篇（上）、（下）及另外二頁殘頁，卷端寫有“一九○八年在東京民報社聽章太炎講説文時之筆記二種”，另一種由北京圖書館收藏，爲《説文解字》三篇，每篇分（上）、（下），惜第一篇（上）已佚，而紹興魯迅紀念館的《札記》第一篇（上）正可補佚。

　　1906年6月29日，太炎先生因“蘇報案”入獄刑滿釋放，當日東渡日本，入同盟會，主機關報《民報》筆政，投入了繁忙的鬥争實踐，他清晰地認識到，要推翻清政府的統治，一定要啓發民智，廓清莠言，促進思想解放，因此他致力輿論革命，也没有中輟學術研究與講學。1906年9月，即扺達日本後二個月，即在東京創辦了“國學講習會”，宗旨是對國學進行“層層剔抉，而易之以昌明博大之學説”（《國學講習會序》。）。太炎先生認爲“國學者，國家所以成立之源泉也”，革命者“不可不通其治法，不習其文辭”，如果“國學之無人興起，即將影響於國家之存滅”（《國學講習會序》。），他説的國學，是對舊學的清理和繼承。便於民衆分清“國粹”的本質，剔除糟粕，汲取精華，易而接受新學的精髓，爲近代化創造一種新型的民族文化，使民族語言、民族文化、民族傳統，在近代民族興衰存亡中起到圖存救亡的作用。因此國學講習會開設了預科講文法、作文、歷史；本科講文史學、制度學、宋明理學、内典學。並成立了“國學振起社”，太炎先生自任社長，出版《國學振起社講義》。收録了他在講習會等處講義有：《論語言文字之學》、《論文學》、《論諸子學》、《諸子系統説》、《管子餘義》等。太炎先生所講的國學，對封建統治的思想基柱——儒學和理學，作了淋漓的批判與嘲諷，對長期禁錮在封建經學統治下的知識分子思想解放，起了摧枯拉朽的作用，對當時留日學生和革命派在思想上和學術上産生了很大的震動。這是太炎先生在日本講學的第一階段。

　　當時魯迅先生正在日本留學，並是《民報》的熱心讀者，太炎先生在東京講學活動，《民報》上都有介紹，但魯迅先生並没有去聽講，因爲這時魯迅先生正徬徨於“醫學救國”，還是“提倡新文藝”來“改良社會”的十字路口。就在這年夏天，魯迅先生終於作出了終止學醫的决定，跨出了人生的新的一步。

　　魯迅先生棄醫從文後，移居東京本鄉東竹町中越館，陶成章、龔未生、陳子英、陶冶公等人，“差不多隔兩天總有一個跑來，上天下地地談上半天，天晴雨雪都没有關係”（周遐壽《魯迅的故鄉》。）。當時太炎先生寓居東京。他的“住處經常是留學生和革命志士聚會的場所”，“陶成章和龔未生幾乎每日必至，我（樊光）也間日前往，另有章行嚴、秋瑾、周作人、吕操元、陳獨秀等亦爲座上客”（樊光《我所知道的陶成章》。）。魯迅先生的熟友中不少人是太炎先生的熟客，但在1907年他並没有成爲太炎先生的學生，當時太炎先生《民報》筆政繁重，他在《民報》上發表的五十一篇文章，大部分成於1907年；這一年太炎先生又組織了亞洲第一個各國革命派的反帝同盟——“亞洲和親會”。政治活動過於繁忙，不得不减少講學，除在社會主義講習會作《莊子·齊物論》和《理論不如實踐》等學術講演外，國學講習會講學幾乎處於冬眠。

　　1908年初，太炎先生重振國學講習會講學，地點先在牛達赤城元町清風亭，後改在日本帝國教育會，從四月起，又改在神田地區的大成中學講堂。講學内容，據朱希祖日記（稿本，北京大學圖書館收藏）記載，4月4日講《六書音韵表》，4月8日在帝國教育會講《説文序》，4月11日在大成中學講《説文》，一直講到8月1日畢，共19次。8月5日講《莊子》，共6次。8月26日至9月5日講《楚辭》，共 4次。9月9日至10月28日講郝氏《爾雅義疏》，共 6次。10月31日始講《廣雅疏证》。另據錢玄同先生日記（稿本，北京魯迅博物館收藏），記載基本相同，只是更詳盡，特别還記了1909年2月20日至3月 23日，太炎先生講《漢書》，共12次。3月11日起講《文心雕龍》，共4次。3月31日起講《毛詩》。4月15日起講《文史通義》。太炎先生講學一直持續到1911年武昌起義始輟。這是太炎先生東京講學的第二階段。魯迅先生聽太炎先生講學即在此時。

　　1908年4月，魯迅先生應許壽裳先生邀請，移居日本作家夏目漱石舊居，與許壽裳、朱希祖、錢家治、周作人同居，故稱“伍舍”。這時太炎先生正講《説文》於大成中學，朱希祖、龔未生、錢玄同、朱宗萊等魯迅先生摯友都參加了聽講，魯迅先生與許壽裳先生也“極願往聽，而苦與學課時間相衝突 因托龔未生（太炎先生女婿）轉達，希望另設一班。蒙先生慨然允許，地點就在先生的寓所——牛達區二町目八番地《民報》社。每星期日清晨，我們（魯迅、許壽裳、錢家治、周作人、朱希祖、龔未生、錢玄同、朱宗萊）前往受業”（許壽裳《亡友魯迅印象記》。）。時間是 1908年7月。這是太炎先生爲他們八人開設的小班，而太炎先生大成中學講學的大班，並未中輟，太炎先生東京講學，受業人先後“百數十人”（章太炎《自定年譜》。），有黄季剛、沈兼士，汪旭初、任鴻隽、馬幼漁、杜羲、陶冶公、餘雲岫等人，也有小班的魯迅先生等八人，還有一些日本人和印度人等，但過去不少史書却混淆了大班衆人與小班八人之别。

　　太炎先生爲小班講學，除星期天上午外，也有其他時間。朱希祖先生日記糾正了許壽裳先生回憶之誤。7月11日“八時起，至太炎先生處聽講音韵之學，同學者七人，先講三十六字母及二十二部古音大略”，這即是小班講學之始。7月14日，“八時，至太炎先生寓，聆講江氏《四聲切韵表》”。7月17日，“上午至太炎先生寓，聆講音韵之學”。7月22日，“午後，至餘杭（即太炎先生寓）聆講音韵及《新方言·釋詞》一篇”。7月28日，“上午至太炎先生寓，重上《説文》，自一部講起”。朱希祖先生記述了小班講學除星期天外，有時還加課，一般每周2次，每次4小時。這糾正了史載每周講課一次之誤。

　　小班講學主要對象是魯迅先生八人，也有一些人間來參加聽講，如餘雲岫醫生在太炎先生講學時“執經入座，畢講而退”（餘雲岫《餘杭章師逝世三週年追憶》。），後他據《説文》知識成《説文解字病疏》一巨著。又如馬幼漁先生兒子馬巽先生回憶説（他當時隨父在日本）：“章太炎先生在東京主持‘國學講習會’，講授小學、經學、史學及諸子百家，並旁涉天文學、數學、醫藥學等。每星期日上午八時至十二時爲講課時間，其餘每日下午可隨時登門請教。聽講學業者記得有我父親馬裕藻及龔寶銓、錢玄同、錢家治、許壽裳、朱希祖、朱宗萊、周樹人、周作人等”（馬巽《追懷陶成章先生》。）。太炎先生講學是在《民報》社“一間陋室之内，師弟席地而坐，環一小幾”。太炎先生“講段氏《説文解字注》，郝氏《爾雅義疏》等。精力過人，逐字講解，滔滔不絶，或則闡明語原，或則推見本字，或則旁证以各處方言，以故新誼創見，層出不窮。即有時隨便談天，亦復詼諧間作，妙語解頤。自八時至正午，歷四小時，毫無休息，真所謂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許壽裳《紀念先師章太炎先生》。）。

　　魯迅先生十分認真地聽講，用功地作筆記。太炎先生“一個字一個字的講上去，有的沿用舊説，有的發揮新義，乾燥的材料却運用説來，很有趣味。太炎對於闊人要發脾氣，可是對青年學生却是很好，隨便談笑，同家人朋友一般。夏天盤膝坐在席上，光着膀子，只穿一件背心，留着一點泥鰍胡鬚，笑嘻嘻的講書，莊諧雜出，看去好像一尊廟裏哈喇菩薩”（周作人《知堂回想録·民報社聽講》。）。講學時，錢玄同先生“發問和辯論最多”（許壽裳《亡友魯迅印象記》。），又好在席間爬來爬去，魯迅先生風趣地給他一個綽號叫“爬來爬去”，又叫他“爬翁”。魯迅先生聽講“極少發言”（許壽裳《亡友魯迅印象記》。）。筆記以朱希祖先生“記得最勤”（許壽裳《亡友魯迅印象記》。），錢玄同先生記得最多，魯迅先生記得最嚴整。聽完課，他們經常一起核對聽講的筆記（日本高田淳《章炳麟與魯迅》。）。

　　當年《民報》社聽講《説文》的筆記，據我所知所見共3種，錢玄同先生筆記共15册，由他長子錢秉雄先生收藏，其中一册失於文革之亂，記録詳盡，以後用紅筆與鉛筆加了許多旁註，用力很深，這恐怕都是錢玄同先生以後研究的心得，他在許多地方講文字學，大概也都據此而講，越講越改越豐富了。朱希祖先生筆記，今存北京魯迅博物館，記録甚詳，但比較潦草。魯迅先生的筆記，今存兩種，一種由紹興魯迅紀念館收藏，爲《説文解字札記》第一篇（上）、（下）及另外二頁殘頁，卷端寫有1908年在東京民報社聽章太炎講説文時之筆記二種”，另一種由北京圖書館收藏，爲《説文解字》三篇，每篇分（上）、（下），惜第一篇（上），已佚，而紹興魯迅紀念館的《札記》第一篇（上）正可補佚。紹興收藏本雖僅第一篇（上）、（下），（下）又未完，但比北京收藏本内容豐富，書寫工整，態度嚴謹，記録條秩清楚，一絲不苟，在三種筆記中，態度最爲恭正，使人看了深受感動。從《札記》可以想見當年太炎先生滔滔不絶講學的誨人不倦情景，及魯迅先生等認認真真聽講的學而不倦生動情景。今存《札記》，從《説文》“一”部的“一”字，記到《説文》三下“餐”部的“貞”字，共四百五十四字的解釋，每字的解釋數十字至數百字不等。二頁殘頁，顯然是聽太炎先生講六書筆記。六書有：指事、象形、形聲、會意、轉注、假借。殘存筆記二頁，記録了“象、形、聲、會、意、轉、注、假、借”的詞義和關係，與朱希祖先生的筆記竟幾無不同（僅缺“指、事”部份），連格式也雷同，可見他們上課都認真聽講，下課又細細核對筆記，這種態度真可爲今人傚仿。魯迅先生《札記》與錢玄同和朱希祖筆記在録字數量上比，則少得多。原因有二個，一是錢、朱在大成中學已聽了一次，到小班再聽一次，故而較富；二是錢、硃筆記保存妥善，而魯迅先生筆記没有保存好，至今分散於兩地，且爲存殘本。我爲出版《章太炎全集》曾訪求魯迅先生説文《札記》多年，保存單位總以種種理由推辭，僅見紹興藏本一眼。幸方行先生努力，將二種藏本都攝成照片，時值香港即將召開“章（太炎）黄（季剛）國際學術研討會”，方行先生建議以柯羅版影印魯迅先生《札記》，以紀念中國近代語言文字學的創造人太炎先生，和紀念他的學生——中國新文化運動的旗手魯迅先生，學習他們好學不倦的精神。黄季剛先生作爲魯迅先生的同門，出版他們共同聽講的札記，來紀念章黄之學，無疑也是恰切的。這建議爲楊剋平先生贊同，慨然出資，委托方行先生和上海博物館影印，使淹没80年的這部《札記》，終於得以問世。

　　魯迅先生對太炎先生講《説文》是十分重視的，甚至在28年後回憶起當年聽講情景，仍有一種甜蜜感。他説：“直到現在，先生的音容笑貌，還在目前”（魯迅《關於太炎先生二三事》。），這是因爲魯迅先生從師太炎先生“並非因爲他是學者，却爲了他是有學問的革命家”（魯迅《關於太炎先生二三事》。），是因爲太炎先生主筆的《民報》“和主張保皇的樑啓超的鬥争，和‘××（獻策）’的×××（吴稚暉）鬥争，和‘以《紅樓夢》爲成佛之要道’的×××（藍公武）的鬥争，真是所向披靡，令人神旺。前去聽講也在這時候”（魯迅《關於太炎先生二三事》。）。魯迅先生正是在這樣的大前提下，去聽太炎先生講學，所以是十分重視的。其次，在學術上，魯迅先生也是十分重視《説文》的地位，他不僅自己去聽，還動員二弟周作人一起去聽，亞寫信給三弟周建人，説：“《説文》是不能不學的”，讓周建人買書自學。盡管魯迅先生晚年撰文説：“先生的音容笑貌，還在目前，而所講的《説文解字》却一句也記不得了”（魯迅《關於太炎先生二三事》。），這並不是説太炎先生教授他的《説文解字》對他没有影響，他這番話有着兩個意圖，一是針對當時國民黨當局極力貶低太炎先生革命的貢獻和歷史的功迹，以及一些没落無聊文人借機對太炎先生的奚落，從而强調太炎先生的業績“留在革命史上的，實在比學術史上還要大”，“戰鬥的文章，乃是先生一生最大最久的業績”（魯迅《關於太炎先生二三事》。）；二是自謙，因爲魯迅先生雖受過太炎先生《説文》之教，但他没有像錢玄同、朱希祖、黄季剛、馬幼漁等人，去繼承太炎先生的小學，成爲文字學家，故而很自謙。其實，太炎先生所講授的《説文》，對魯迅先生的影響是深遠而重大的。

　　首先，太炎先生講授《説文》，精研小學，並非單純的説經解經，他强調中國語言文字學、典章制度、人物事迹，搆成了中國的歷史，如文字亡，那麽這國家就萬劫不復了，所以他再三强調人們愛自己的國家，就要愛自己的文字，這就是他創導的“用國粹激動種性，增進愛國的熱腸”。這國粹“不是要人尊信孔教，只是要人愛惜我們漢種的歷史。這個歷史，是就廣義説的，其中可以分爲三項：一是語言文字學，二是典章制度，三是人物事迹” （章太炎《1906年在日本留學生歡迎會上演講詞》。）。太炎先生認爲國人若瞭解了中國自身長處，“就是全無心肝的人，那愛國愛種的心，必定風發泉涌，不可遏抑的”（章太炎《1906年在日本留學生歡迎會上演講詞》。）。太炎先生本人就是將學術研究與革命實踐和理論鬥争自覺結合的“有學問的革命家”，受到魯迅先生尊敬，這種治學態度對魯迅先生的人生觀形成影響是深遠的。其次，太炎先生的《説文》之教，對魯迅先生的文字學修養及文藝創作的影響也是深遠的。魯迅先生精通俗字俗語，遣字造句的新穎獨特，無不根植於這堅實的小學基礎，他的作品中文章裏，處處可見他對於《説文》的嫻熟，這可以説得益於《説文》之教。如魯迅先生在《忽然想到》（八）裏説：“釗”字與“淦”字，大概只在人名裏還有留遺，他在手頭没有《説文解字》的情况下，却還記得《説文》中“淦”字是“船底漏水的意思”。1923年，魯迅先生在廣州中山大學任教時，寫《在鐘樓上》一文中説：“記得先生在日本給我們講文字學時，曾説《山海經》上‘其州在尾上’的‘州’，是女性的生殖器。這古語至今還留存在廣東，讀若Tiu，故Tiuhei二字，當寫作‘州戲’，名詞在前，動詞在後的。我不記得他後來可曾將此説記在《新方言》裏，但由今觀之，則‘州’乃動詞，非名詞也”。魯迅先生又在《名人和名言》中説：“太炎先生是革命的先覺，小學的大師”，講《説文》娓娓可聽，而江亢虎“今年忘其所以，談到小學，説‘德’字古字爲‘惪’，從‘直’從‘心’，‘直’即直覺之意。却真不知悖到那裏去了，他竟連那上半並不是曲直的直字這一點都不明白”。魯迅先生以自己《説文》學識，用寥寥幾筆，把“通人”不通，冒充斯文的狼狽相頃刻勾劃了出來，讓麒麟皮下露出點馬脚。可見魯迅先生對《説文》不是一句也記不得了，相反是嫻熟和達到順手拈來程度了。

　　周作人先生説過：“太炎先生講授的中國文學的知識，給予我不少的益處，是我所十分感謝的。那時太炎的學生，一部分到了杭州，在沈衡山領導下做兩級師範的教員，隨後又做了教育司（後改稱教育廳）的司員（注：魯迅先生即是其中之一）；一部分在北京當教員，後來匯合起來，成爲各大學的中國文學教學的源泉，至今很有勢力。此外，國語註音字母的建立，也是與太炎有很大的關係的。所以我以爲章太炎先生對於中國的貢獻，還是以文字音韵學的成績爲最大，超過一切之上的”（周作人《知堂回想録》。）。許壽裳先生説：“太炎師據段玉裁的《説文注》引证淵博，新誼甚富，間雜詼諧，令人無倦，亘四小時而無休息，我們聽講雖不得一年，而受益則甚大”（許壽裳《致林辰信》。）。從周作人和許壽裳對太炎先生講述《説文》的評價，推斷魯迅先生，同樣是“受益則甚大”的。因此魯迅先生還計劃寫一部《中國字體變遷史》，這也是源自太炎先生《説文》之教。他 1929年給許廣平信和1933年給曹聚仁信中，都談到過這一著書計劃，他説：“數年前，曾擬編中國字體變遷史及文字史稿各一部”。1934年，魯迅先生在《門外文談》一文中，即粗略地談到漢語漢字的起源與發展等問題，以深入淺出的手法闡述了“字是什麽人造的”，“字是怎麽來的”，及文字學六書中的象形與會意的關係等等問題，他舉例説：“一顆心放在屋子和飯碗之間是‘寍’，有吃有住，安寧了。但要寫（寧可）的寧，却又得在碗下面放一條綫，表明這不過是用了‘寧’的聲音的意思”。又如：“‘菜’，從草，採聲，畫一窠草，一個瓜，一株樹：三樣；‘海，從水，每聲’，畫一條河，一位戴帽（？）的太太，也三樣”。這些就是魯迅先生從《説文》引申出來，作爲編寫中國字體變遷史的雛形。後來魯迅先生因爲忙，加上手邊資料不足，以至没有完成撰寫《中國字體變遷史》的宏願，這不能不説是一大憾事。

　　小學（即語言文字學）是研究中國古代文獻的基礎學，《説文解字》是研究中國文字學的第一部有系統的著作，以後代有所補，至清代小學大盛，段玉裁、桂馥、嚴可均等學人作了許多補正，太炎先生則是最後一位小學大師，爲經古文作了光榮的結束，爲現代漢語語言文字學的建立奠定了基礎，他是中國語言文字學的發展歷史中的一位承前啓後的關鍵人物，這是公認的。由他講授的《説文》，魯迅先生所做的《札記》，不僅凝集了這二位大師的辛勤勞動，也是一部珍貴的文物，精印二百册，必爲世重，將對語言文字訓詁界的研究提供重要資料。至於《札記》的學術價值，本文當不贅述，這應該留給專家們去深入探討了。

　　

　　　　　　　　　　　（寫於1988年7月，發表於《文物天地》1988年第6期，第14-17頁，文物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