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大遠（陳大遠，羅定市博物館。）

　　【中文摘要】“南江文化”的概念最早由珠江文化研究會的專家提出。筆者認爲，南江是嶺南文化的臍帶，它孕育的青銅文化給嶺南帶來了文明的曙光，它曾是古代南方絲綢之路的黄金水道，它見证着嶺南民族文化的大融合過程。南江與西江、北江、東江有着同樣重要的地位。

　　Abstract:The concept of “Nanjiang Culture” was first put forward by the experts from Zhujiang Culture Research Association. The author believes that: Nanjiang River was the umbilical cord of Linnan culture; it gestated the bronze culture which brought to Linnan the first light of civilization; it was the golden waterway of the Silk Road in ancient South China; it witnessed the cultural integration of Linnan Nationalities. Nanjiang River is as important as Xijiang River， Beijiang River and Dongjiang River.

　　

　　南江，不是今日才“發現”的。早在南北朝齊時（479—502）設置“南江督護”，其名稱就有了。歷史上曾有雙床水、瀧水、瀧江以及建水、晋康水（今鬱南）等名稱。六十年代，珠江水利部門以其主要流域及經濟文化中心在羅定而定名爲羅定江。

　　“南江文化”的概念，最早由珠江文化研究會專家根據文獻、民俗、考古發現及水系文化帶的定律所提出來的。並將其作爲嶺南文化新拓展的領域進行研究，指出“其文化自成一體，南江是海陸絲綢之路的重要對接通道，其相關流域也是廣府文化與八桂文化的交接帶，也是古百越文化保存較完整的地區之一，搆成了一條歷史悠久、底藴豐厚的南江文化帶”，“南江流域既有古道文化意義，又有海陸絲綢之路對接通道的文化意義，既有山、河、海多元文化交融的課題，又有海洋文化如何進入内陸的課題”。

　　“南江文化”提出後成爲近年嶺南文化學術界專家們的熱門課題，有的專家認爲南江水流過短，不能夸大爲與珠江水系的東江、北江、西江並列，而主張把東起陽江、西至防城等大片南部沿海地區劃入大南江的範圍，即所謂“泛南江文化”格局。又有學者稱：“南江口鎮把扼南江咽喉，是古代南江文化根深葉茂之地。鬱南縣是南江文化的心臟及腹地，是南江文化的喉舌與龍頭。”而將南江文化退至小南江的範圍。因爲鬱南縣只有不足一半的區域位於南江流域，且自明萬曆以來，鬱南縣（以前名爲西寧縣）的經濟文化中心在建城鎮和都城鎮等西北地區，因此，很多學者，甚至一般百姓都會提出種種質疑，更有人提出過鬱南縣遷名的要求。

　　鬱南是“神秘南江文化之都”的提出，主要的原因是人們對南江文化未有深入瞭解，或者瞭解得片面或膚淺，筆者從事南江流域的歷史文化調查與整理工作二十多年，案頭上積累了大量有關的材料和數據，認爲有必要對南江文化的疑團作一些解釋，以還原歷史的真實。

　　什麽是南江文化的精髓？筆者認爲，南江是嶺南文化的臍帶，將它和西江、北江、東江放在同樣重要的地位，是因爲它孕育的青銅文化，給嶺南帶來了文明的曙光，它曾是古代南方絲綢之路的黄金水道，它見证着嶺南民族文化的大融合過程。南江歷史文化經歷了數千年的變化，出土文物是最有力的證明材料。在南江上游羅定的腹地，幾個主要支流的山谷河口，都曾發現過戰國、漢和南朝的墓葬。在太平南門垌，羅平背夫山發掘的戰國墓是迄今爲止嶺南發現三座最大戰國墓葬中的二座。特别是背夫山戰國墓，它發現的意義非同一般。從葬制分析，它確定了嶺南從原始社會過渡到封建社會，中間經歷過一個短暫的奴隸社會階段。從出土的禮器，青銅鼎、鑒、編鐘等看，可以確定戰國時期，嶺南最大的部族首領，最大的地方貴族就在南江流域以及西江一帶（曾昭旋教授提出的“嶺南土邦國”）。從出土的青銅兵器與工具，可以看出當時嶺南文化已與中原、吴、越、楚、夜郎等文化進行過交流，並相互影響和滲透。從出土的青銅兵器，特别是很多造工精緻的青銅箭簇與矛，可以解釋南江這個曾經首創遊擊戰術和善於使用弓箭和夷族爲什麽能抗衡秦始皇的强大軍隊，堅持與秦軍作戰三年的主要原因。

　　在羅定的下山洞、飯甑山，雲浮的蟠龍洞、陽春的獨石仔都發現智人化石及舊石器時代遺址，在南江最大支流船步圍底河兩岸山岡上曾采集到大量戰國到秦漢時代的印紋硬陶片，在羅鏡河上游水擺曾發現過漢墓和迄今爲止廣東最大的一座南朝墓，證明瞭從石器時代到初唐，南江文化是嶺南一個文化活動非常活躍的地方，至今尚有不少迷團未有解開。這個時期，南江流域不但文化相對先進，人口也較當時還被水網包圍的珠江三角洲地區“稠密”，我們可以從漢代的人口統計數字中找到依據，也可以從南江特有的地名文化中找到證據。在南江現存的地名中有很多是難以解釋的，例如以“思”字冠首的地名，在今廣西、雲南、東南亞地區中常見，是一種古百越地名。“思”和“都”冠首的地名都是指當時比較大的鄉村。在古越語和古漢語中，“思”和“墟”同音；在南江流域方言中，“思”與“泗”、“斯”、“司”等字同音，所以常見位於水源邊的大村莊多以“泗”命名。今信宜的思賀，羅定的都門、泗綸、泗濂、泗盆、思理、思圍、泗片、泗間，在南江下游，鬱南千官的斯富、連灘的思和、東壩的思磊，雲安高村的司馬，南江口的思約等，幾乎遍佈於南江流域各條支流和重要津梁河口臺地。

　　在南江流域，仍存有兩座夯土的唐城，均在今羅定境内。此外還有唐代的摩崖石刻、石雕以及古老的方言、姓氏等。

　　在南北朝樑時，從中原南遷的庶族地主陳法念被任命爲南江督護和新、石二州刺史，他還被當地土著僚族人奉爲酋長，首先揭開了嶺南中原文化與土著文化和諧融合的序幕，陳氏與高凉馮冼氏、欽州寧氏並稱爲嶺表三大酋長，這是嶺南前所未有的，漢人與土著人的婚配亦增多，雖然，後來又發生過多次民族文化的大碰撞，需要通過戰争手段實現民族融合。直到明萬曆年間的征瑶事件，嶺南才最後完成了民族的大融合，南江經歷和見证了整個民族融合的全過程，在南江發生的歷史事件，都成爲嶺南歷史文化發展的關鍵和節點。

　　在民族信仰方面，南江文化的特點是多神崇拜。從唐開始，佛教從北方與海上兩個方向傳入，南江出現了佛教道場、開元寺等等，大量的漢族世俗信仰，是從明代才開始進入，主要有北帝、華光、關帝、文昌、觀音、天後等，而在更早的時候，民間信仰非常之多，既有盤古大王、開天大帝、雷王、龍母、將軍、侯王、神農、鎮海大王、三國廟爺、馮大官人、鄧公、樑公、覃公、劉猛、莫靈娘、羅五娘、馬娘娘、洪聖大王、古大王、皇帝後、國公、禾魂義母、開天聖帝、神灘爺爺、神灘娘娘、歌仙劉仙姑（三姐）、賴布衣、鴨仔妹等等；田頭有田頭公公、田公田婆，土地、游神等，田頭和社壇裏供奉着各種盤古石，還有神石、神樹、石人等都可以給人奉祀和崇拜，巫術盛行，走進山區的小廟宇，供奉的神非常特别，很多都有姓無名，甚至將盤古與盤瓠合二爲一，搆成南江文化相當復雜的一面。

　　如果將唐以前的南江文化看作古越民族與漢民族融合的文化，則明萬曆以後的南江文化是嶺南具有重要地位的獨特的漢文化。明萬曆五年（1577），平定羅旁瑶亂之後，設立了羅定直隸州，直屬於廣東布政使司，下轄羅定州和東安、西寧縣，這是廣東歷史上設立的第一個“特區”，比清雍正十一年（1733）設立的嘉慶直隸州（今梅州、興寧、五華、平遠、蕉嶺、梅縣等客家人地區）還要早150多年。羅定直隸州設立後，實行近百年的“軍事管制”，地方最高官員都是由皇帝親自挑選的欽差整飭兵備道，這在明清兩朝是絶無僅有的，這對推動南江文化的中興和發展起了重要作用，大量漢人的移入，形成了南江地區文化開放、兼容的多元文化特色。

　　唐以前，南江流域幾乎全在瀧州管屬範圍，明萬曆以後到清末，南江流域全屬羅定直隸州。南江曾經是嶺南生鐵和鹽的主要産地，出口帶動了冶鐵業、手工業、商業和航運業，下游的連灘以盛産草席和商業的興旺而崛起，甚至超越了以西江爲依據的都城、建城。以往連灘舉辦民間文化活動都打西江文化的旗幟，後來經鬱南博物館李可祥館長提議，改易爲南江文化旗號，連灘便大有替代都城之勢。

　　近年，一些學者和地方官員用各取所需的辦法，去演繹南江文化，甚至將一些與歷史文化不符的内容硬塞進去，給南江文化的研究和開發利用造成一些誤區，需要通過多方的論证進行澄清和净化。

　　關於南江地理

　　南江是嶺南罕有從南往北流的河流，總長201公里，流域面積4493平方公里，這數據各地均無异議。南江主河道流經信宜縣境爲45.9公里，流經羅定境内爲81公里，流經鬱南縣境應該是74公里，不知道112公里是怎麽算出來的？信宜境内集雨面積756.3平方公里，有集雨100平方公里以上的支流4條。雲浮雲安集雨面積521平方公里，有集雨面積100平方公里以上的支流2條。羅定市集雨面積2220.5平方公里，（占南江流域之一半），有集雨面積100平方公里以上的支流11條，南江最長的一條支流東水（圍底、船步河）全長85公里，大部分在羅定境内。陽春境内的集雨面積可以忽略不計，鬱南縣境内的集雨面積960平方公里，不知《南江文化縱横》所述的集雨面積2273平方公里是怎樣計算出來的？除了主河道，鬱南境内的兩條支流，集雨面積都不足100平方公里。

　　南江，自古是兩廣的接合部，古南海郡與蒼梧郡的接合部，古代嶺南西江與沿海的南北兩個部族，西甌與駱越，僚和俚的連接地。從羅定東部雲霧山起往東北直扺連平縣有一條古老的褶皺山脈羅平山脈，有專家指出這條山脈是嶺南山地與珠三角水網地的分界綫，是亞熱帶與熱帶的南北分界綫，羅定西側是十萬大山的餘脈，屬單斜重叠山體，羅定盆地的河流是因爲兩條山脈的雨水長期冲涮而形成。明清兩朝，廣東形成了十府格局，從羅定往東稱“上五府”——廣、肇、韶、惠、潮；從羅定往西稱“下五府”——高、雷、廉、瓊、欽。從東西説，過了羅定稱粤西，從南北説，過了羅定稱南路。不同的氣候、不同的地理環境、不同的行政區域、不同的民族，東南西北各種經濟文化都在此交合在一起，南江又是古代南方絲綢之路，南江文化江、山、海的接合部，所以從唐代開始，歷代封建皇朝，都非常重視這一塊地方，是兵家必争之地，歷來被稱爲“撫綏重地、門庭巨防”。如果那個時期不重視，那個時期就要出問題。

　　秦漢時期，樓船航海要靠近海岸行駛，合浦與徐聞成爲主要出海口，合浦取道北流、玉林，徐聞借道南江，這是唯一的通道。到了唐代，粤西的經濟文化重心東移，很多專家學者在論述時都指出其中的兩個原因，一是張九齡打通了大庚嶺，取道北江便道，二是造船業的進步，船隊可以出洋遠航，廣州港取代了徐聞港，其實，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原因，很多專家都未有深入研究，那就是唐開元十六年（728），南江僚族首領，羅定州刺史陳行範稱帝事件。這事件發生時間較短，又在盛唐時期，學者較少注意，但這次事件對嶺南的影響甚大，事件發生的地域從廣西南寧到廣東廣州，幾乎遍及了整條珠江，僚人一舉攻陷城池四十餘座，後來唐政權派宦官楊思勖 率十萬大軍隊前來征剿，這場戰争最終造成了嶺南文化重心東移，但是南江作爲重要通道的地位雖有改變，但仍是地方經濟發展的主要動脈，明萬曆時羅定人口只有三萬三千人，到清雍正時已有十三萬九千多人，到宣統時已達到了四十一萬多人。抗日戰争時期，日軍封鎖了西江，西南桂林等地的生活用品和食鹽都從陽江經南江轉運輸送，珠江三角的逃亡潮也通過南江轉移。直至六十年代，高州、信宜的貨運都要通過南江接駁。

　　南江，古代與南路地區爲兩個不同的民族，南江爲西甌、僚，南路爲駱越、俚，所以在方言、地名等，南江更接近西江，羅定土方言稱“亻能古”，梧州、昭平一帶稱“地古”，在民間信仰方面，南江與南路却有不少共同之處。

　　關於禾樓舞

　　十多年前，連灘的文化工作者，爲了參加民間文藝匯演而創作編排了一個“禾樓舞”。現在這個舞蹈已成爲“南江文化品牌”，一些專家甚至稱它爲民間舞蹈的“活化石”，但又不得不承認它是“用現代理念、現代技術、現代人易於接受的形式進行重組包裝”而創造出來的。禾樓舞真的能够代表南江文化嗎？真的“轉胎”而不是“换骨”嗎？只要我們細心整理，將連灘禾樓舞從第一次演出到目前鬱南文學家張富文的最後論证各個時期所有的報導和説明，便可以看出它並不符合南江文化的歷史真實，是一個拼凑的，四不象的怪胎，可能是贊美它的人對南江文化不了解、覺得它神秘、新奇，更適合人們的口味，適合於文化旅遊的展演。如果單從這一角度，爲什麽象海南黎族的“跳竹竿”，桂林的“劉三姐印象”歌舞，“雲南映像”和“金沙祭祀歌舞”不包裝申遺呢？

　　研究民間舞蹈的人都應該清楚，一個民間舞蹈，它的名稱由來，它舞蹈動作所表達的意思，舞蹈所反映的社會現實和主題都是與當地歷史文化分不開的，離開了歷史文化背景，違背了歷史的真實，它就是不真實的。

　　什麽叫“禾樓”？這是最基本的常識。所謂“禾樓”，就是收割後在稻田搭建的小舞臺，供歌舞用的，没有禾樓，就没有禾樓舞。今鬱南連灘的禾樓舞是點篝火在稻田間跳的歌舞，嚴格來説是不能稱之爲禾樓舞的。

　　連灘禾樓舞的歌舞形式吸收了瑶族“耍歌堂”、“舞火狗”、“長鼓舞”的舞蹈元素，一開始便定格爲瑶族歌舞，音樂采用調禾樓節奏，服飾綜合了苗、瑶、壯的特點，面具用了現代戲劇臉譜，道具使用瑶族歌舞常用的篝火和火把、號角等，因爲是先編好舞蹈再爲它找歷史標籤，一貼上去就不象，因此它一開始便受人質疑，於是編舞者又不斷進行修改和解釋，就象用一塊塑料鏡片代替玻璃鏡越揩擦就越糊涂。

　　至於舞蹈動作所表達的内容，更是笑話百出，曾有人詢問禾樓舞中手捧稻穗擺動做什麽？編者一時找不到解釋，便説是“求雨”（後來，還加了個巫師求雨的動作），可是收割季節，農民並不希望下雨，而希望出太陽，盡早曬干稻穀歸倉。

　　對禾樓舞所表達的内容和主題，因爲編舞者根據現代歌詞“登上樓台跳禾樓，風調雨順慶豐收；摇扇欣歌太平世，衆執穗鈴咏金秋。”而創作的，所以有慶豐收、歌舞昇平的舞蹈内容 ，在今天説來，是非常符合現實的，但這種現代版的舞蹈，硬要説成是南江歷史上的民間舞蹈却與史實不符。從事水稻耕作的民族，不同於從事獵狩與耕山的民族，山民獲得了獵物便是豐收。清末民初，南江一帶十年九旱，連灘更甚，遇上西江洪水，南江内澇，還要受洪水淹浸，農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中。俗諺雲：“有女不嫁連灘，擔要過幾個灘”。收割時，能够有一點糧食可以挨日子就算不錯了，又如何有心情歌舞昇平呢？但當地人爲什麽要跳禾樓？農民希望什麽？在靠天喫飯的日子，只有祈求神靈保佑，求老天爺庇蔭，於是請來巫師，進行禱神活動，祈求風調雨順，有個好收成。這種禱神活動不是歡歌樂舞，不是爲了欣賞，爲了娱樂，而是一種冀求，必須要虔誠去求神靈，這就是南江歷史上真正的“跳禾樓”，這種活動在民國《羅定志》和清《東安縣誌》中都有記載，1934年民國時期省民政廳長到鬱南所見到的這種巫師易成女裝，在禾樓上跳的禱神舞蹈都是指“跳禾樓”，或者稱“調樓”。現在，找不到歷史依據的“禾樓舞”硬要把“跳禾樓”的標簽貼上去，並美其名爲包裝，這便混淆了歷史。還有人考證，“禾樓舞起源於漢代居住在南江流域的越族烏滸人，經過漢、晋、隋、唐時代的交通大動脈南江，越過並不高的山界傳到高州、化州、臺山、陽江、鬱南等地，是原始巫文化結合的産物，如果從其源頭算起，已有幾千年的歷史”。“鬱南的禾樓舞是唐代由瑶胞從湖南傳入的，也有幾百年了”雲雲，還將其分成幾個時期，好象確有其事，但這些都没有歷史依據，只是文學家的臆想。任何民間舞蹈都有個傳承關係，只有缺乏歷史知識的人，才會把它當成足球，從南江踢到湖南去，又從湖南踢回鬱南。因爲對南江歷史上的民族關係演變没有弄清楚，才會有唐代瑶胞從湖南傳入的説法，也因爲對遠古巫文化不理解，將近代的世俗化巫術當成道教，才會有道教滲入期的説法。

　　民間民俗文化都是群衆創作的産品，但只要是傳統的，它就與歷史緊密關聯的，因爲它打上了歷史印記，離開了歷史，其賦予的意義就不相同，也就是失去了原有的價值。至於非物質文化遺産可能改頭换面，重新包裝，筆者作爲文物工作者，是持反對意見的，如果非物質文化遺産可以隨意編排，亂編亂改，這與重新建造圓明園，造假文物景點有什麽兩樣？真正的“跳禾樓”仍在，近年，在羅定羅鏡、榃濱、泗綸和信宜等地已恢復了“調樓”、“跳禾樓”活動，經羅定非物質文化保護中心收集到的就有羅鏡道慶堂手鈔本《樓科》一捲，内容包括有調香、請神、調扇調鈴、造禾樓、調旗、調花、梳妝、調遮（傘）、送神、上樓台、調雨，倒禾樓等，後又在泗綸孔道源處獲得手鈔本《祈谷游神農科》和《招兵立寨科》各一册。其中《農科》有抽身游神、禄神、九郞、兵官、神農、土地、功曹、馬頭傳士、化財、祈谷神農、禾魂義母、鑒王聖帝、雷王聖帝、開天聖帝、東方青色禾魂、南方赤色禾魂、西方白色禾魂、北方黑色禾魂、中央黄色禾魂、開魂部魂、謝公謝母、生公生婆、田公田母、監倉大士、田頭土地、田尾小娘等人物唱詞，《招兵立寨科》有招兵立寨神目、天界功曹、功曹執杖、寨官神目、獻茶娘子、獻酒娘子、五供仙童、燒香娘子、借衣娘子、祝衣娘子、嘆衣娘子、茶（抹）油娘子、梳頭娘子、招兵羅五娘、和兵六郞等等人物唱段。既有巫師巫術，起源較早，又是非常有特色的原生態迎神禱神歌舞，其中《招兵立寨科》起源於明代，是明代屯田制度和立寨耕守政策推行而産生的民間民俗歌舞活動。這些古檏的民間土風歌舞才是真正的禾樓舞，應當還其本來面目，以歷史事實作爲依據確定它應有的位置。

　　關於南江山歌

　　山歌是南江文化變遷的活化石的提法並無不妥，但如果説“早在明代已存在的連灘山歌一直流傳至今，相傳因起源於連灘鎮而得名”，這就值得認真商榷了。

　　南江山歌是碩果僅存的南江文明之一，起源可以推溯到唐代，至今已有一千多年曆史。粤人好歌，嶺南自古就是詩歌之鄉。據史載，周武王時，越人入貢，陳詩觀樂而歸。則粤詩歌的起源，當可上溯到三千餘年前。西漢劉向《説苑》所載春秋時期的《越人歌》、《風土記》所載《越俗祝辭歌》、東漢楊孚《南裔异物贊》、晋墓磚刻粤民謡，《藝文類聚》所載劉删之詩現存世。嶺南詩歌是一脈相承的，其中包括有“陽春白雪式”的文人詩歌和“下裏巴人”般的民間歌謡。在中山大學古文獻研究所吕永光教授主持下，原三羅地區各縣市的文化工作者積極配合，已進行了三年多的南江民歌采風活動，收集到原瀧水地區的民間歌謡達三十多種，現已整理成爲《瀧水詩匯》的詩歌一萬多首，山歌和瀧州歌也有近萬首正在整理中，數量上已是八十年代初編寫《三套集成》時所收集到的十倍，可見南江詩風之盛。

　　在南江，劉三姐已被奉祀爲歌仙，在羅定就有劉仙姑的廟宇二處，羅定、鬱南都有劉三姐對歌的歌墟遺址。明以前的瀧水八景中，就有“逕口樵歌”和“大灣漁唱”兩處是以山歌入景的。早在連灘還未成墟場之前，在其附近的雲浮縣就有一鄉村名爲歌村（今改爲雲安縣高村鎮）。大概到清早期，連灘墟才成規模，由於地理位置的關係，四面八方的人都匯集在墟場唱歌，實際上連灘是一個大的歌墟遺址，後來就將山歌名爲連灘山歌，南江山歌除了對歌之外，最有特色的是長篇故事歌和歌信。因爲過去很多山歌手都不識字，往往用山歌代替書信，通過這種方式來傳遞信息，很多歌信甚至飄洋過海，來往傳遞，南洋群島這邊多稱爲瀧水山歌。

　　問題不是山歌的名稱，而是今日南江文化研究出現一種怪現象，明明是連灘獨創，才十多年曆史的禾樓舞要把它説成有千年曆史，甚至傳到南江以外地方。明明是南江地方已廣爲流傳千年的山歌要把它説成是明代才從連灘起源。這種是非顛倒的做法實際是爲了非物質文化遺産申報，争地方利益關係而造成的。這種分割與包裝的做法，不利於南江文化的整合和弘揚，突出一個地方而把其它地方邊緣化的做法並不可取。

　　關於南江民居

　　説到南江古民居，總要提到連灘光儀大屋（因爲文物保護單位已公佈爲光儀大屋，所以仍用原稱），有學者稱之爲“廣東第一古宅”、“南江文化的典範”、“清朝古堡”、“亂世中的諾亞方舟”。不管給它戴上多麽堂皇的皇冠，光儀大屋爲南江古民居的特例這是個不争的事實，因爲它的建築風格與南江建築風格完全不同的，它的功用也是與當時南江社會經濟形態不相適應的。只要認真觀察，它的位置，並未有按依山傍水建造的規律選址，而是在一處較低的窪地上建造，在連灘防洪堤未有建成前，這個地方每年至少有十天到一個月要被洪水包圍，防洪是主要的，因此，它要建造高大的圍墻，至於其它防盗防火的功能是次要的。在連灘思和村和天花塘村，有一批有相當規模的古民居，也是富豪大宅，難道那裏的居民就不怕盗搶嗎？南江的亂世，主要在明末清初幾十年和清末天地會洪兵起義的一段時間，明萬曆、天啓、清康熙至嘉慶有近數百年是相對穩定的經濟繁榮時期，各個時期的建築特點各有不同。

　　筆者曾多次到南江與新興江兩地農村考察，發現兩地的古民居建築風格與特點完全不同，新興古民居是從封閉性强的“竹筒屋”發展而來的。而南江古民居是完全開放的，村莊已從“立寨耕守的圍村”變成具有放射結構的開放性、多元化、兼容性的鄉村。由於地理環境、氣候條件、經濟狀况與民族文化，以及就地選用建築材料等多種因素的影響，使各地民居帶有不同的風土人文特徵。南江一河兩岸，地理環境、生活特點、風俗習慣的相同，自然形成一個相同的文化氛圍，具有自己的區域文化特色。最能代表南江文化特色的民居是常見的“三間兩廊式”合院式建築，這是建築的主流，民間俗稱爲“一座三間兩廊”，中有門廊和小天井，作爲一個基本建築單元。墻體有泥磚、泥磚外包青磚和青磚三種。由基本單元組合而成的大型住宅，以縱横三條軸綫組成三進三横式結構（俗稱九座屋），以羅定榃濮樑家莊園以及南九座屋、藍村九座屋爲代表，加上厢房的布局，裝飾藝術的多樣化，其建築風格和特色更是异彩紛呈。

　　根據南江經濟發展情况，干隆以前的宗祠、民居、大宅、書院等幾乎集中於州城及附近，到了干隆後，由於經濟發展帶動，向南江下游大灣、連灘及周邊地區擴展。

　　南江鄉村古建築，以羅定城南門、平南、石圍、冲表、赤坎、雙東大同以及鬱南大灣、連灘村落爲代表，其特點首先在鄉村選址及布局相對開放，鄉村聚落采用散點布局，除了部分豪宅排列整齊外，大部分各自散開，因爲講究風水，重視地相學，追求依山傍水，所以房屋往往隨地勢逐級抬昇，層層叠叠，但方向基本上是朝向鄉村的中心，這個中心，或者道路、或者池塘、或者宗祠、或者牌坊、神社、古樹等，以村落地形特點而定，居屋普遍廳堂開間闊，大門高大寬敞（豪宅多置屏風和中公神樓）天井大，採光充足。每個村落都以宗祠、祖屋或豪宅爲村中的標誌建築，大宅爲合院式布局，從九座到十二座不等。如常見的九座屋，縱横三排，中間以通巷相連，大門外有地坪、圍墻，圍墻外有池塘，屋後有小園，加上兩側厢房側向排列，用廊廡將主要建築封閉起來，前院設側門，設有橋廳和花廳，瓦脊高低錯落，層層叠叠、勾心鬥角，有“一木成林”的感覺，門屏、窗户、樑脊、檐口各種木石雕刻、灰塑、墻畫，式樣千變萬化，色彩鮮艷奪目，造型千姿百態，具有極高的藝術表現力，其中尤以灰塑和墻畫的藝術價值最高。

　　在材料使用方面，墻基有白砂岩、紅砂岩、夯土、不規則石塊等多種，以紅砂岩最具特色，造工十分細膩。凹心型磚的使用爲南江首創，這種磚體分陰陽面，磚身輕，能隔音隔熱，表面用水磨青磚砌出的墻體平滑如境，有的則使用外墻青磚包坭磚的“鐵包金”結構，既節省造價，又能保持外型美觀，更能保温隔熱。廟宇、宗祠建築常見有使用灰批磚柱做成的仿石柱結構，或用灰批木樑做成的仿石樑結構堪稱爲南江一絶，在墻體上用灰塑批成仿柱夾墻體做法，幾乎可以亂真。鑊耳（風火山墻）已從低矮的馬頭墻式、小官帽式向高大鑊耳變化，從實用性向裝飾性發展，綫條優美，外型尤爲好看。平面布局從縱深向横向發展，如船步藍村、羅定太平埒口九座屋的門前地坪寬達到120米，這些改變更有利於排水。因爲南江較少臺風正面吹襲，瓦面已從筒瓦向陰陽瓦發展，檐口用簡單的“猫鼻”固定，這種改變，既减少建造和維修的復雜過程又方便執漏。建築物高大寬敞，更有利通風透光、透氣除濕，適應南方山區的氣候。每座大宅都是一個對外封閉，對内開放的小天地，屋内門窗多達100多個，而且每個廳房都有天井相連。通風透氣，採光和排水性能好，這些大宅與村中的牌坊、社壇、古祠、書院、古井、古樹等互相呼應，搆成一幅明清時期的南江風情畫。

　　南江古民屋建築的最大特點是開放性與多元化。北方四合院“男女有别”，賓客不可以隨意“穿堂入室”，嶺南的“竹筒屋”自我封閉，不宜於交流。南江地區由於羅定直隸州設立後，大量吸收外地移民，將許多外地建築的精華引入，結合自己地方特點發展自成體系，由於經濟、文化的發展而帶來商業的繁榮，富户增多，所以能够出現一批較有特色的建築。南江鄉村建築特别適宜於民間民俗文化活動交流和發展，鄉村中所有婚喪嫁娶，燒炮祭祀，節日醮會等能够在村屋中大操大辦，方便鄉親間交流，人人可以參與，如婚嫁方面，婦女往往成爲操辦的主要成員，顯示了鄉村俗例的開放。

　　在南江各地的古民居建築中，建造時候便有不少傳説故事，使建築更添神秘的色彩，如蔡廷鍇故居的“雙登帶帶砲樓式”建築如何計成“富”字型結構，金鷄大垌八角樓的東方雕樓與清式大屋的互配結構，羅定樓脚民居水磨磚的傳説，榃濮樑家莊園布局的傳説，譚祝黄氏宗祠建造的傳説等等都可以進行更深層次的探討。但是連灘光儀大屋有一個傳説，稱屋主人因爲偶然獲得了一筆“浮財”而建起了這座大屋，這種“天上掉下餡餅”的故事，與南江經濟的發展和社會形態是極不相襯的，這是地方文學人不了解歷史所至，才會讓這種故事廣爲流傳。

　　南江的古民居建築是固有的文化遺産，不能“轉胎”和“换骨”，而非物質文化遺産的申報則人爲因素較多，較復雜，但南江文化有不少内容已收入歷代各種地方誌歷史文獻中，文化學者在發掘、整合和研究南江文化時，要符合歷史真實，建議珠江文化研究要統一協調，整合研究。各個地方進行分割研究，自我包裝，自我標籤的做法是不可取的。這種用傷害南江文化歷史真實的切割去打造現代“南江文化之都”的做法，又怎能弘揚南江文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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