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偉鴻（吴偉鴻，香港考古學會，嶺南考古研究專業委員會。）

　　【中文摘要】本文以香港新界三個分别建於清干隆、道光和光緒年間的客家村爲例，説明香港廣府建築元素對客家建築的影響。

　　Abstract:This article applies 3 examples located in the New Territories of Hongkong. They are Hakka villages respectively of Quanlong Period， Daoguang Period and Guangxu Period， all in Qing Dynasty. These examples are applied to illustrate that elements from Guangfu architectures affected the Hakka buildings. 

　　

　　兩廣自古是越族生息的地方，從秦始皇派五十萬兵民南下起，這個地方的古越族開始了漢化。從秦代開始，嶺北的漢族在不同時期向南遷移。嶺北漢族也因此與古越族雜居、通婚。廣府話保留有大量北方古漢語的詞彚，也保留一些古越族的用語。從公元前二世紀開始，南下的漢人和古越族相鄰而居，於是出現了土著（原住民）和新來的客族的對立。

　　廣府人的來源應該是古越族和嶺北漢人的混合；語言學家認爲廣府話在唐代已經形成。每當中國有動亂的時代，一批又一批的漢人從嶺北南下。南宋珠璣巷的故事，大家耳熟能詳。南宋南下的漢人是現在珠江三角洲廣府人的祖先。後來到了清初，清政府爲了斷絶東南沿海與臺灣鄭成功的聯繫，在1662年頒佈了遷海令，開始將沿海居民内遷50裏，直到1668年取消遷海令爲止。這一個遷海令對廣東漢族族群的分佈地域的改變有很大的影響。遷海令取消後，廣東沿海經濟没有恢復過來，於是清政府在1684年開始從廣東東北部和福建西南部鼓勵客家人南遷。客家人於是在十七世紀末至十八世紀末的100多年裏，向深圳、東莞、新會、開平、臺山等地遷移。客家人遷入後。於是與當地先來的漢人，無論科舉名額上，還是在土地、水利上都有競争，最後産生了廣東西部1856年至1867年的土客十年械鬥。四邑人大量到美國當“賣猪仔”式勞工與此有直接的關係。

　　一、香港的四個方言族群

　　香港原屬於寶安縣（今深圳市，1912年之前稱爲新安縣），經濟和人口同樣受清初遷海令的影響。1642年（明·祟禎十五年）新安縣（今深圳和香港）男女人口17，871人，1662年（清·康熙元年）遷界之後男女人口只有2，172人；1672年復界後四年，男女人口才3，972人。香港現在的漢族族群以方言分爲四個族群：廣府、潮州、四邑和客家。在十七世紀初（即明末），香港的漢族族群以廣府人社主，十七世紀末（即清初）才有大量客家人遷入。其後在1841年至1950年代，才有大量潮州人和四邑人遷入香港。客家人遷來香港和兩件大曆史事件有關；第一件是1662年的遷海令；第二件是1841年的〈南京條約〉。當1841年2月英國佔據香港島之後，“維多利亞城”（即今天的上環和中環） 的建築需要大量客家人，這些客家人大部分來自廣東五華。

　　在明代，香港居民是以廣府人爲主的，他們大部分是在宋代移居香港。這並不是在此之前香港没有居民。錦田在宋代稱爲“岑田”，原來在鄧族移居錦田之前，這裏已有岑姓一族在此開墾生息，相對於此，錦田鄧氏只不過是後來遷入的“客家”——宋代的客家人。香港新界的廣府人自稱爲“本地人”，他們一般都説帶有東莞口音的廣州話，稱爲“圍頭話”。以方言分類，他們都是廣府人。宋、元、明三代的廣府人的鄉村分佈在大平原上和大河谷裏。當清初客家人遷來香港的時候，主要肥沃的平原和山谷，例如元朗、屯門、錦田、上水、粉嶺、林村谷已經被廣府人佔據了。客家人來到之後，只可以在一些小山谷生活，例如沙頭角、西貢、荃灣；又或者在廣府人區域邊緣立村，例如錦田平原東北部山邊的横臺山。

　　我們今天很容易分别廣府建築和客家建築，珠江三角洲鄉村就是典型的廣府建築。廣東東北有典型的客家建築，例如土樓、圍屋、圍壟屋等。在建築物料、屋瓦的鋪法、布局和裝飾上廣府和客家都有很大的區别的。但是，在香港現存鄉村的建築中，就不容易區分那些是廣府，那些是客家建築了。這是一個很有趣的課題，這課題反映了廣府和客家互相影響，其中以廣府人的影響力比較大。客家建築有被廣府建築同化的情形。客家人遷來新安縣100年後，他們合資派人到北京，才有能力在1802年争取到新安縣客家人科舉考試的名額，可見在十七和十八世紀，廣府文化在新安縣佔據了主導地位。

　　既然廣府文化在新安縣佔據了主導地位，就不難理解爲什麽香港鄉村建築裏没有典型的客家建築。因爲弱勢族群一般是向强勢社群學習和模仿的，這種學習和模仿包括方言、服飾乃至建築。香港現存的客家鄉村在建築物料和裝飾上和廣府建築差不多，但主要分别只是建築布局。

　　二、廣府圍村的布局和修建原因

　　“土樓”是客家建築的特色之一。清代土客械鬥是廣東普遍的問題。因爲械鬥，香港的廣府村子在1688年復界之後，開始出現與客家土樓很類似的建築，在香港稱爲“圍村”。有學者認爲廣府圍村是受客家土樓的影響而出現，因爲二者同樣有由房屋組成的四面圍墻和有四角砲樓。香港也有學者認爲廣府圍村的修建式樣是參照十七世紀末，清政府在中國沿海修建的砲臺。當時的砲臺都是方型或者長方型的，圍墻有三至四米厚，上面可以架放大砲。砲臺内有營房和火藥庫。布局上和圍村類似。

　　但是他們的解釋經不起口傳歷史的考驗。據香港新界錦田鄧族的説法，吉慶圍、永隆圍的修建與海盗侵擾有關，十五世紀倭寇侵擾中國沿海，那麽，這兩個圍村的修建就可能在明代末年，即十五世紀。新界上水廖族的口傳歷史説他們祖先在村子外加建圍墻的原因；是因爲新安縣在1650年廣州南明朝廷覆亡後，義軍四起，一時兵賊難分，所以修建圍墻以資保衛。1650年以後的幾年，清政府還没有完全控制中國東南沿海，臺灣的明鄭反清勢力强。清政府當時也能力没有大量在海岸修建砲臺。那麽，只可以説香港廣府的圍村布局是學十七世紀澳門葡萄牙人的砲臺了。

　　廣府村的布局是由一排又一排的屋子，每排屋子以巷子縱横分隔；巷子有縱横走向的，一排排的屋子就這樣組成一個方型或長方型的“棋盤式聚落”。棋盤式聚落在中國有長遠歷史，長安城就是典型的棋盤式聚落。只要在廣府棋盤式村外面加上前後左右四面排屋（即圍墻，或住人、或養猪、或儲糧），然後在四角加上砲樓，村内挖一兩口井，正面圍墻中央開一門，四面圍墻外挖護城河，就成爲一個香港典型的廣府圍村了。這種圍村可以説是棋盤式城市的袖珍版。由此可見，香港廣府圍村是在珠江三角洲廣府棋盤式村落上，加上四面圍墻和四角砲樓而成的。

　　廣府圍村内部房屋布局明顯與客家的堂屋和横屋很不同。廣府圍村内的房屋是一排又一排的房屋，没有横屋，就像珠江三角洲的廣府村，只不過在外面（前後左右四面）包上一個長方型，這長方型是由屋子組成的圍墻和四角角樓。例如新界錦田的吉慶圍、永隆圍、粉嶺的龍躍頭、屯門的泥圍、青磚圍、上水的上水圍等。

　　吉慶圍内部的排屋建於明代成化年間（1465-1487年），共有六排屋，五條巷，排屋外面的圍墻（由房屋組成）和四角更樓則建於康熙年間（1662-1721年）。當1668年撤遷海令以彼，清政府鑒於廣東沿海經濟太差，於是招墾客家人南下。吉慶圍圍墻的建築年代剛好正是大量客家人遷來新安縣的時期，廣府圍村的修建説明當時新安縣的確有很緊張的土客對立的情形。客家人南來之後，一般難於二三十年間有强大的經濟力量建立他們原居地常見的土樓。初期只能以散村形式建立村落。同時由於所處的土地不够肥沃，不可能像廣府人建立圍村。

　　香港新界元朗的南邊圍是典型的廣府村子，是一個很大的村子，共有十條巷子，十排屋子，房屋共有240棟，以每屋四人計算，人口960人，但没有圍墻和角樓。在南邊圍旁邊的永隆圍，房屋只有56棟，以每屋四人計算，人口不過224人。永隆圍是有圍墻和四角角樓的“圍村”。南邊圍旁邊有東頭村，也没有圍墻的。屏山的坑尾村依山傍水而建，布局上是典型的珠江三角洲的廣府村子，立村於明代，也没有圍墻。由此可見，香港只有一部分廣府村子加建成爲圍村的。

　　爲什麽香港只有部分廣府村加建爲圍村？這和該村與其四周村落的緊張關係有關的。錦田出現圍村，反映康熙至道光年間的188年裏，當地廣府人與客家人有很緊張關係，甚至在廣府人村子之間的也存在這種慘烈的緊張關係。所以圍村的修建不止是對付海盗和游兵散勇，更多的是對付隔鄰的村子。廣府人和客家人在香港有過死傷慘重的村落械鬥，例如錦田八鄉的村民多是錦田鄧氏家族的佃户，在干隆中期八鄉村民集體向錦田鄧族抗租，最後發展爲錦田鄧族和八鄉村民的多次的村落械鬥，大家動用火砲攻擊，死傷慘重。此外，香港新界北部在清代也有同樣有過慘無人道的村落械鬥，例如，深圳黄貝嶺村是張氏宗族居住的地方，1898年人口有2000多人，之前不斷向深圳河以南的小鄉村壓迫，於是香港新界深圳河以南的打鼓嶺區的鄉村組成“昇平約”，聯合反抗黄貝嶺村張族的壓迫。

　　三、客家圍村的布局和廣府元素

　　我們以香港新界三個客家村爲例，説明香港廣府建築元素對客家建築的影響。這三個客家村建於三個時期：干隆、道光和光緒年（即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中期和二十世紀初）。

　　1. 三棟屋：干隆五十一年（1786年）；

　　2. 曾大屋（山下圍） ：道光三十年（1850年）；

　　3. 客家圍：光緒三十年（1904年）。

　　香港的客家鄉村仍然有一部分保存客家“圍屋”的布局，例如荃灣的三棟屋和沙田的曾大屋。三棟屋建於1786年，曾大屋建於1850年。三棟屋的陳姓客家人是十八世紀遷入荃灣。其外墻仍然保存客家民居常用的白色，但是在山墻已經使用了廣府建築的尖型山墻。在布局上，三棟屋保存了客家“圍壟屋”的形態。三棟屋的布局外層是由屋子組成一個長方型的平面，在這個長方型的内層有一組房屋是由“堂屋”和“横屋”組成的，屋與屋之間有天井。但三棟屋四角没有客家土樓常見角樓（更樓/砲樓）。

　　曾大屋是廣東五華借的香港石行商人曾貫萬建成的。1841年2月英國佔據香港島之後，廣東五華客家人來港從事打石和開採花崗石。其中的曾貫萬發迹之後，在新界沙田買地建築客家圍屋。曾大屋的布局也是内外兩層的，外層是一個長方型，由前後左右四面屋子組成的，四角有角樓的圍墻。内層屋子是一組由堂屋和横屋搆成的；横屋和堂屋之間有天井。整個曾大屋高兩層，其平面有局有着與廣東東北，江西南部和福建西南部客家土樓類似的布局，但是在物料上却大量選用廣府建築常用青磚、花崗石，在裝飾上更襲用廣府建築的鑊耳墻，鑊耳墻上更有風水擋煞用的三義。

　　及至清末民初，至於一些人數比較少的客家村，其建築布局、建築物料和裝飾與廣府村子没有太大的分别了。例如上水松柏朗的客家圍，建於1904至1905年，村子整體和個别房屋的布局，已經和廣府村没有分别，只不過多了一座單獨更樓，單獨的更樓在廣府村也是常見的。在珠江三角洲的廣府村子裏也有很多。四邑地區例如開平、臺山、新會等地的獨立更樓演變爲一家一户的民居。從上述三組客家村子的布局、建築物料和裝飾來看，愈是後期，客家建築成分愈少；廣府成分愈多。這個同化現象也見於其它方面。例如，從1960年代開始，由於香港都市化進程加快，而且港英政府大力推行廣州話教學，迫使客家人放棄客家話，於是香港新界的客家人日漸被廣府人同化，而客家話和客家風俗也開始在香港鄉村消失。

　　根據從上述三個客家村子，香港客家建築的廣府元素有以下四種：

　　1. 建築物料：外墻使用青磚，墻脚使用花崗石。

　　2. 山墻：尖型山墻和鑊耳墻。

　　3. 屋脊：鑊耳屋脊。

　　4. 房屋布局：客家的堂屋和横屋的布局被廣府的排屋（二進一天井）取代。

　　 關於廣府圍村究竟有没有受客家土樓建築的影響？比較二者的布局、用料、造工和裝飾來看，廣府圍村是没有受客家土樓影響的。這一方面與客家在香港新界處於劣勢有關；也和二者的歷史淵源有關。唐代長安城的平面布局格式，是以街巷分隔出一塊塊的長居住區（稱爲“坊”，“街坊”一詞是目前廣州話常用詞之一），長安城的棋盤式布局亦見於廣府村子和廣府圍村，但不見於客家土樓；可見二者的歷史淵源有别。加上其它因素，廣府村依舊使用棋盤式有局，客家依舊使用其横堂屋布局（即圍壟屋），只不過在横屋和堂屋的外面，加上由屋子組成的圍墻；和更多使用廣府屋的用料、造工和裝飾。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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