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東旅遊出版社2001年11月出版的拙著《浮生文旅》中的第二部分：《生涯情思》實際是我的回憶録，在《康樂風雲》一節，寫到1983至1984年在全國性的“清除精神污染”中，將我在1980年提出的“社會主義批判現實主義”的理論作爲批判對象（當時在省的文件中點名的代表人物中排列第三，“文革”時在羊城晚報被劃爲“黑秀才”也是排列第三，真是“老三”的命運！）之事爲止。之所以至此停筆，乃在於關係到好些真人真事，得罪不起，不説爲妙；另方面是從這時開始，我即被有關領道周知有關單位，不要讓我參加公開的文藝活動或發表我的文章，也即是將我“冷藏”起來。實際上，從1983年至1988年這五年時間，我都一直處在“冷藏”期中。如果是按照文化大革命時期的心態和做法，完全可以“無所作爲”而應對之，奈何我不服輸的性格所驅使，反而逼出了更多的作爲。《浮生文旅》代跋所寫的：“天生我才必有用，别人不用自己用；山重水復路何方？走得一程是一程。”正就是這時的肺腑之言和心態寫照。

　　其實，我在1980年提出“社會主義批判現實主義”的理論，是從當時涌現的“傷痕文學”、“反思文學”的創作實踐提出來的，概括其特點是：在揭露中表彰、在批判中歌頌、在思考中前進；同時也是從創作方法多樣化的理論提出來的，認爲社會主義批判現實主義是一種社會主義的創作方法，應當讓其與提倡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實則是歌頌現實主義）和革命理想主義相並列而存在、發展。所以，這創作口號，是有創作實踐和理論依據的。當時的批判，無視這些依據，我很不服！逼使我下决心繼續深入研究創作方法理論。於是，我便於1983年至1986年的三年時間，研究世界各國從古至今的所有創作方法，撰寫了四十餘萬字的《創作方法史》和三十萬字的《創作方法論》，由河北花山文藝出版社先後出版。

　　之所以由花山文藝出版社連續出版我這兩部書，是因爲該社編輯（後任副社長）李屏錦同志，據歐陽山同志和黄秋耘同志的推薦，約我撰寫《歐陽山評傳》書稿。當時我向李屏錦同志陳述了受批判的處境和研究創作方法的决心，受到了他的理解和支持，同意我先進行這兩部創作方法論著的寫作，並予以優先出版。後來，兩書均先後獲廣東省優秀社會科學成果奬。

　　1986年後，我才開始對歐陽山創作的全面研究，陸續寫出有關論文近三十萬字，結集爲《歐陽山創作論》，由花城出版社於1989年9月出版，翌年獲廣東省文藝最高奬——魯迅文藝奬。同時，中山大學出版社也出版了我的首部文學評論集《新時期文藝論辨》，此書也於翌年獲中國新文學學會“雲岡杯”文學奬。至此，對我的“冷藏”才算結束。

　　其實，在“冷藏”中埋頭苦干的成果，不僅有以上這些專著，此外尚有：《歐陽山評傳》和第二部論文集《文化與文學》，只是由於客觀原因，延至九十年代初才先後由花山文藝出版社和花城出版社出版。

　　值得一提的是在這期間，我還不諱“冷藏”之嫌，主動提出並參與創辦一些重要的文藝教育事業：一是在著名文藝理論家肖殷的支持下，提出在廣東省社會科學院設立文學研究所的建議，並起草了報告和建設方案；二是在著名老作家杜埃支持下，參與創辦華南文藝業餘大學（後易名爲華南文藝職業學院），並主持文學係的工作；三是在中山大學中文系提出創辦刊授教育，受到陸一帆教授和係領道的認同和支持，在全係教工努力下，辦出了“没有圍墻的大學”，持續至今，成績顯著，效果良好，甚有影響。

　　以上記述，可以説是拙著《浮生文旅》的《天涯情思》之續編，也可説是《珠江文踪》的《文旅足印》的前奏曲。由於以下章節主要記述探索珠江文化的歷程和成果，不宜横生枝節地記述我同時所作的其他方面的事，但又不應將這些事略去，所以特在這節文字中先作簡單記述。

　　我在探索珠江文化、並擔任廣東省人民政府參事的十多年曆程中，我一直是以擔任中山大學中文系中國現當代文學的教學和研究工作爲主業的。直到2004年我68歲時退休，才正式結束這主業，轉爲以省政府參事工作和珠江文化研究會會長工作爲主。在退休前，我一直擔負本科生和碩士研究生的教學工作，爲博士生講授部分課程，開設了《中國當代文學史》、《當代中國文藝思潮》、《文藝辨证學》、《文化與文學》等課程；在1998年至2001年，先後出版個人論著：《中華新文學史》（下册）、《當代中國文藝思潮論》、《當代中國文學》、《文藝辨证學》，散文集《浮生文旅》，以及與人合作主編《當代中國文學名篇選讀》、《英州夜話——知名文化人在英德五七干校的日子》等文集。這些教學與科研工作及其成果，與珠江文化的研究開發工作，是相輔相成的。

　　（2005年11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