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前後，我先後應邀參加赴西歐五國（德國、法國、荷蘭、盧森堡、比利時）文化考察團和到美國講學，又率領中山大學學術代表團到臺灣與高雄中山大學進行學術交流。這些活動，都需要我事先準備好學術報告。作什麽課題的報告呢？我考慮還是從海上絲綢之路而宣揚珠江文化爲宜。便决定以《論珠江文化創新特質的源流及其發展》爲題，着意探究珠江文化的形成、發展和歷史地位。這個選題，也是在我們基本完成珠江文化概念、特質、源流、成份、特性研究之後，向學術的深度進展的必然要求。在進行書案研究中，我從最早的粤學學者、明末清初的大儒屈大均的代表作《廣東新語》受到啓發。他在此書《文語》一章中説：“廣東居天下之南……天下文明至斯而極，極故其發之也遲，始然於漢，熾於唐於宋，至有明乃照於四方焉……”。這段話明確指出在廣東境内的珠江文化，形成或始發於漢代，興旺於唐宋，到明代即影響四方。以此爲引子去研究珠江文化發展歷史的實際，可以劃分爲五個時期，這些時期，既在縱向上逐次步步提高發展，又在横向上在影響範圍和深度上逐漸擴大加深，從而使得其在中華民族文化發展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也逐步加重加大，其自身的發展也自然越來越成熟、越來越壯大。

　　秦始皇統一中國後，派任囂、趙佗先後治理嶺南，爲中原文化與嶺南土著文化的交融做了許多工作，也爲嶺南文化在中華民族文化中佔有一席之地打下基礎，但真正結出碩果的是在漢武帝於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統一嶺南以後。這時在廣信（今廣東封開與廣西梧州之間）設管轄嶺南九郡的交趾部首府，使廣信成爲嶺南政治、經濟、文化中心，是中原文化南來的橋頭堡，是其與嶺南文化的主要交匯地。所以，作爲代表廣府文化的語種粤語（是中原古漢語與嶺南百越語混交而成之語種）在此發源，中原和海外的文化教育最早最快在此傳播，使生長在此的文化人得風氣之先，捷步登上全國文化舞臺，並形成爲帶學派型的學術領袖或家族，産生廣泛影響。如：屈大均稱爲“粤人文之大宗”的陳欽、陳元父子，爲《左氏春秋》立爲官學奮鬥了三代，被稱爲“古文經”學派；東漢時廣信太守士燮和他的三個弟弟（士壹、士黄、士武）都是經學家，被稱爲陳氏學派之繼承，在當時京師學者關於古文《尚書》的論争中名噪遐邇，他們與陳氏父子都是廣信人；另一位東漢人牟子在廣信撰寫出中國佛教的首部理論著作《理惑論》；東漢著名道教領袖和理論家葛洪，在廣東羅浮山著述影響深遠的《抱樸子·内篇》。這些都是在當時和在歷史上很有影響的名人名著，分别是漢代的儒、佛、道三家學術界主要代表。所以，這些人物和他們所代表的文化，堪稱爲漢代珠江文化的代表，他們的成就和影響標誌着珠江文化的形成和成熟（即屈大均所説的“然”），體現了珠江文化從漢代起就具有重要的歷史地位。此謂第一時期。

　　第二時期是屈大均所説“熾”（即興旺）的唐代宋代。唐代是中國歷史上的盛世，也是珠江文化發展史上的盛世。在這年代，廣東經濟空前繁榮，嶺南政治、經濟、文化中心轉到廣州，海上絲綢之路主要始發港已從粤西轉向粤東，對外交通和貿易特别發達，嶺南與中原交通要道之一的梅嶺（即大庾嶺）古道，在張九齡主持下修建開通，促進了南北交流。這些因素造就的社會環境，更有利於珠江文化的興旺發達，涌現了文才輩出、泰鬥層生的盛况：堪稱珠江詩聖的嶺南第一詩人張九齡，是廣東曲江人，官至宰相，賢明有爲，主修梅關古道，功在當代，造福千秋，可謂大儒，其詩清淡幽雅，代表嶺南詩風，又被譽在唐詩中開創清淡詩派。明代學者胡震亨《唐音癸簽》稱：“唐初承襲樑隋，陳子昂獨開大雅之源，張子壽（九齡）首刨清淡之派”，説明張九齡在詩壇的影響是非同小可的。同在唐代的佛家禪宗六祖惠能，是廣東新州（今新興縣）人，主張佛性人人皆有，創造頓悟成佛説，使佛教平民化、中國化，被視爲中國佛教禪宗的真正創始人，又是禪學思想的領袖和代表，堪稱珠江文化哲聖，在全國全世界都有極其廣泛的影響。宋代嶺南文壇泰鬥也大有人在，如廣東曲江人餘靖，既做過高級外交官和武將，又是著名學者、詩人：特别是有不少著名文人墨客因種種原因在嶺南久住或暫住，寫下或留下甚多弘揚珠江文化的名篇或業迹，也作爲珠江文化的一份歷史財富名垂青史，如唐宋散文八大家中就有一半（韓愈、柳宗元、蘇軾、蘇轍）在嶺南留下千古絶唱，唐代詩人劉禹錫、宋代詩人楊萬裏、書畫家米芾、著名清官包拯和著名愛國詩人文天祥，都爲珠江文化作出貢獻。

　　第三時期是屈大均所説“照於四方”的明代，特别是鄭和七次下西洋的明代中期。在這年代，廣東經濟很繁榮，對外交通和貿易尤其發達，海外思想文化和科學技術多從廣東沿海涌進，使得廣東接受了特多的海洋文化，同時與内地中原經濟文化的交流更密切了，更多地介入全國性的文化潮流了，自身的文化結構和形態更成熟更明顯了，對全國和世界的影響更大了（即“照於四方”）。最能體現這種盛况的，是三個代表人物：一是此時從澳門進入廣東、後又先後到南京、北京的意大利傳教士利瑪竇，此人在廣東先後在肇慶和曲江達十多年之久，穿佛教的衣服宣傳天主教，既傳教又傳西方科學技術，做了許多將海洋文化融入珠江文化的工作，然後又使具有江海一體内涵的珠江文化北上，與長江文化、黄河文化交流，可謂是一位珠江文化化的文化交流使者。二是明代著名哲學家陳白沙，又名陳獻章，廣東新會人，明代理學大儒，是後來形成的王陽明與代表的心學體系的開山祖，又是著名的心學詩人，在哲學和詩學上都體現珠江文化特色，在全國和海外有廣泛影響。明末學者屈大均，廣東番禺人，晚年出家，以和尚身份掩護進行抗清鬥争，寫出巨著《廣東新語》，是一部廣東的“百科全書”，可謂廣東首部地方學專著。他在此書《自序》中説：“是書則廣東之外志也”，“不出乎廣東之内，而有以見乎廣東之外，雖廣東之外忘，而廣東精微，可以範圍天下而不過”。這段寫書宗旨，清楚地表明此書詳寫廣東不僅局於廣東，而是從世界看廣東、以廣東看世界。這種視角，説明作者寫這地方著作，不是爲地方而地方，是從世界大視野確立之地方學，是世界性的地方學專著。以此高度眼光而寫出的首部嶺南文化學專著的出現，不正是包含嶺南文化在内的珠江文化成熟的一個重要標誌麽？

　　第四時期是清末民初時期。中國末代皇朝——清朝在這年代已極其腐朽，帝國主義對中國虎視眈眈，企圖瓜分中國，鴉片戰争的英帝大砲在珠江口虎門，轟開了中國閉關自守的大門，使嶺南人最早“冷眼向洋看世界”，在最先受到欺凌的同時，也最先吸收接受西方文化，使得在這時期涌現許多珠江文化的代表人物，大都是救國救民的領袖人物，又是具有海洋文化意識的飽學之士，既是政治家、學者，又是文人、詩人，他們共同打造的精英文化，鮮明地體現了珠江文化的海洋性、開放性、争先性，顯出了珠江文化前所末有的英姿，在歷史上三次卷起了珠江文化之風向北方中原地帶勁吹的旋風：一是洪秀全領道的太平天國起義，二是康有爲、樑啓超領道的戉戌變法，三是孫中山領道的辛亥革命和北伐戰争，這些旋風主要是政治革命，也是文化革命，意味着珠江文化北移，也標誌着珠江文化在海洋文化的推動下，進入了前所未有的興盛時代。

　　第五時期是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的改革開放時期，由於鄧小平提出對外開放、對内搞活的方針，要廣東“先走一步”，在睦鄰港澳的深圳、珠海辦經濟特區，造就了西方經濟文化直接進入之通道，使廣東成爲海洋經濟文化進入中國的橋頭堡，成爲得世界風氣之先而又領全國之先的風水寶地，也由此造成珠江文化跨上了史無前例的繁榮時期。從迄今20多年曆程來看，這時期以廣東爲代表的珠江文化與過去各時期最大不同處，是尚未涌現一批受到公認的權威性代表人物及其文化群體，主要是以産生出許多席捲全國、有的還吹向海外的文化旋風爲特點的，如：流行歌曲、武俠小説和電視、服裝文化、傢具文化、飲食文化等等；另一方面，是對自身的文化研究和學術建設空前重視，建樹甚多，如：大型學術系列專著《嶺南文庫》、《珠江文化叢書》等的連續出版，海上絲綢之路和珠江文化的研究開發，嶺南畫派、粤劇和廣東音樂的新發展及研究等，使珠江文化的悠久歷史和重要地位倍受矚目，在海内外具有强烈影響。

　　我將這些研究結果，先後在西歐五國學者中交流和在美國講學作報告的時候，在學者、尤其在華人中受到熱烈歡迎，美國《世界日報》作了題爲《海上絲路源遠，珠江文化流長》的報導；在臺灣高雄中山大學學術交流時，爲避免麻煩，删去珠江文化發展的第五時期（即改革開放時期）部分，該校教授在評論中提出應補回的意見，該校校長和文科院長也認爲如此認真研究本地域文化的學風是值得學習的。這些反響，也説明瞭我們對珠江文化的研究是獲得肯定、受到歡迎的。

　　（2006年6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