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春，廣東省領道發出建設文化大省的號召，對珠江文化研究開發也進入學術定位階段，正在這樣的時候，我們這個團隊組織力量編著的五部都分别具有填補空白意義的學術著作也應運而生，這就是陸續出版的：《珠江文化論》（黄偉宗著）、《珠江文化與史地研究》（司徒尚紀著）、《廣東海上絲調之路史》（黄啓臣主編）、《廣府尋根》（譚元亨著），以及《海上絲路文化新里程——珠江文化工程十年巡禮》（廣東珠江文化研究會等編）等。《珠江文化論》是首部關於珠江文化的系統論著，主要從文化學爲珠江文化定位，全面概論了珠江文化的概念、形態、源流、發展、特質、特性、系統，並以系列的開發建議、文化散文和文化批評而多視角、多方式地擴展深化開發研究，從而對珠江文化不僅作出歷史文化上的定性定位，而且對其在現實文化及其發展的作用、地位和前景也作出論析，是一部寓静態研究與動態研究於一體的文化學術論著。《珠江文化與史地研究》，是首部從歷史地理學對珠江文化學術定位的理論專著，它在觀念、概念、城市、區域、學術等文化層面上，論述了珠江文化的地域特色及其依託的地理環境與變遷提供了它們在各斷代的歷史地理剖面，總結了它們的發展規律，是一部以地理學爲主對珠江文化進行多學科、跨學科研究的學術論著。《廣東海上絲綢之路史》，是廣東海上絲綢之路研究上的首部巨型專著，也是首部從數千年海上絲綢之路的歷史發展事實和歷史科學的論证爲珠江文化學術定位的專著，它以豐富的中外歷史文獻資料，闡述了自西漢由徐聞、合浦港出海，魏晋南北朝時從廣州港起航，歷隋、唐、宋、元、明、清、以至民國時期2000年經久不衰的海上絲綢之路的形成、發展的歷史進程，記述了同時廣東對外貿易的國際航綫、進出口商品結構、貿易地域、管理體制的發展，以及由此引起的海外移民、中外文化交流和廣東經濟的變遷狀况，有力地論证了珠江文化特質（尤其是海洋性、重商性、開放性、包容性）形成和發展的必然與内在依據。《廣府尋根》是譚元亨爲珠江文化重要組成部分的廣府文化確立文化系統的理論專著，是廣府文化研究中首部大型學術專著，是他前些年完成的《客家聖典》之姐妹篇，爲珠江文化的成分和結構作出了奠基性的理論建設。《海上絲路文化新里程——珠江文化工程十年巡禮》，是首部對包括研究開發海上絲綢之路文化在内的珠江文化工程進行全面總結和全方位論证的學術論著，它一方面以選編有代表性文章的方式，將歷時十多年學術進程中的重大學術活動和成果縮影出來，另方面又將在《嶺南文史》、香港《中國評論》、美國《世界日報》等報刊發表的有關論文或報導選編，借此將這工程取得成果的質量和社會反響展現出來，起到全方位論证的學術作用和實证效果。這五部著作的完成，是有里程碑意義的，一方面是珠江文化研究取得階段性成果的標誌，另方面還在於這標誌着珠江文化學術定位的明確，從而顯出了學術系統之端倪。

　　自從開始對珠江文化研究以來，我在進行理論和實踐研究開發的同時，一直注意以塑造文化形象而作出文化定位的方式去進行，十多年來可以説是塑造了珠江文化的系列形象：一種是在各縣市考察時結合對當地人文研究和觀察地理風光的感受而寫的散文，如：《澳門之門》《香港之風》《深圳之窗》《珠海之珠》《高州三樹》《河源四源》《肇慶五氣》《南珠之都——湛江》《嶺南燕都——懷集》等等，既是旅遊抒情散文，又是爲每地文化定位之作，以系列形象爲珠江文化作形象定位。另一種是從珠江水系及其水域的人文地理形態和文化特質，從總體上爲其塑造形象：我依據珠江是由來自四面八方的東江、西江、北江、珠江三角洲水網等在廣州交匯的走勢和形態，將其稱爲多龍争珠的形象；又以此形態及其包容性開放性、幅射性、網絡性的文化特質，將其稱爲蜘蛛網似的珍珠光芒向四方迸射的形象，這樣的總體形象定位，是可與黄河以龍、長江以鳳的形象定位並列而媲美的。此外，我還以我國三條大江河的文化神韵，用有代表性的詩句體現出來，以李白的“黄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回”詩句，點現黄河文化之神聖；以蘇軾的“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詞句，稱道長江文化之氣派；以“嶺南第一詩人”張九齡的名句“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時”來顯現珠江文化的寬宏、平和、共時的氣度和風度。這些形象的塑造及其系列性、總體性，既是以形象定位的方式和效果推進和顯示了珠江文化研究開發的深化，又是以形象定位的系列顯示了珠江文化以及對其研究的體系之形成。

　　（2006年8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