丙戌年初，元宵節剛過，我的研究生、中國評論學術出版社總編輯郭偉民先生親臨寒舍造訪，遞上韓春華先生的散文集《浮生幸遇》書稿，囑我寫序。理由是：作者乃我老友，且書稿中《秦牧同志在茅坪》一文寫有我和一班文化人“文革”期間流放樂昌的往事，有根有由，言之鑿鑿，盛情難却。捧讀書稿一過，才知此書不同一般，甚有價值，倒覺得爲其寫序是義不容辭的事了。

　　古語雲：“天時、地利、人和”。此語通常理解爲成事者的銘言，即欲要戰争取勝、獲得政績，抑或事業有成，皆必須善於把握或具有天時、地利、人和等三者的優勢或條件。這無疑是對的。但我覺得其義不僅如此，還可泛指爲一切人際之間的交往（包括共事、愛情、婚姻、合作等等）都皆由於這三者而産生的“緣份”。

　　所謂“天時”，是指自然現象或社會歷史時代現象的際遇，包括季節、氣候、灾害、節日，歷史的變遷，時代的發度，以及某些相關的政治或工作的關係，經濟、文化或生活的交往等等。“地利”是指地方的自然環境、人文環境，以及歷史、生産、交通、特産、風俗等的特色和優勢。“人和”是指人際之間的關係，思想感情、道德風範、人品性格等所形成的思維方式與行爲方式。三者而言，“天時”、“地利”是客觀條件，“人和”則主要是指主觀上的作爲，是將天時、地利結合或轉化爲“緣份”的動因或動力之所在。

　　《浮生幸遇》所寫的篇章，大都是作者對20世紀“文化大革命”期間和改革開放時期的往事回憶，其中尤重於描寫他在這些年代與一些知名政要、知名文人、民間藝人的之間交往的細事末節，寫得短小精幹，以小見大，生動自然，妙趣横生，親切感人，饒有意味，堪稱一部成功的回憶録佳作。其成功的原因，正在於作者自覺或不自覺地掌握了“天時、地利、人和”三者結合，並以自己的“人和”轉化爲“緣份”的道理。

　　叢書中可以看到，作者的社交面是够廣泛的，從全國政協副主席王任重、馬萬棋、王光英，鐵道部長吕正操，省委書記習仲勛，省長朱森林，國畫大師關山月、黎雄才，散文大師秦牧，科學院士李國平，以及花鼓戲老藝人何萬杰，拾字紙的百歲老人祝漢榮等等，從社會高層到社會基層，從領道到群衆，從文化名流到平民百姓，“三教九流”、各界人群，莫不有所交往，而且，用現代時興話説，都有“零距離”接觸，都“走進”他們中去。在社會人群中，能有如此衆多而可貴的幸遇者是不多的。作者能有這些“緣份”，從客觀條件説來，是恰逢其時，地處優勢，因爲作者長期生活並工作的樂昌，在粤北的湖廣交界地，是南北交通要衝，是自然風光聖地、革命老區，還是“文革”中幹部和知識分子的流放地等等，作者又先後擔任宣傳文化部門和政協領道工作，這些都是其“天時、地利”之所在。但是，如果作者不去利用這些條件去接觸人、“走進”人，也必會白白放過這些機遇；而且，即使有過這些機遇的話，如果不是全心地“走進”去心領神會、汲取營養、並認真勤奮地寫出來，也必是白白失去這些“緣份”的。

　　由此我們更可見作者的難得可貴之所在，那就是以自己高尚的人品和堅强的毅力，加之深厚的文學素養和杰出的藝術才華，去把握這些客觀條件，使之轉化爲“緣份”，並創作出成功之作。也因爲如此，使這部回憶録不同一般，既有以小見大地透過這些要人、名人、藝人的小事管窺其人、其地、以至某段歷史、某個時代風貌的史料價值和意義，又從一般中創出個别，在多如牛毛的回憶録作品中，自創出具有鮮明個性風格的作品。

　　作者的高尚人品和堅强毅力，對於創作這部作品是起到决定性作用的。書中《秦牧同志在茅坪》一文，寫的是“文革”期間一班文人流放樂昌的往事，我本人也身在其中，當時是被作爲監督改造的對象對待的，政治歧視，低人一等，一般人不敢過密交往。當時作者尚有一官半職，對我等理當有所歧視或顧忌，但他却格外尊重，不僅平等而誠心地與我等交朋友，而且虚心聽取意見，事後又認真切實地去辦，可見他不當“風派”的政治立場和高尚人品。同時，書中所寫的要人、名人、藝人，大都是在“文革”中受過灾難而又堅强走過來的人，他與這些人交往密切，“走進”這些人，寫出這些人，也可見他與這些人的人品一致，心靈相通，由此才能寫出人品與文品一致的文章。作者年過古稀，多年前中風，身殘多病，仍堅持寫作，出此精品，非有巨大毅力不可！僅此一點，也足使我敬佩之至，焉敢拒寫序乎？實言之，此文與其稱之爲序，不如言之爲讀後感或老友寄語更恰切，因爲所寫的都是叢書中所學、所思、所悟、所念的淺言心語。感慨良多，紙短情長，謹借蘇軾詩句作結吧：“但願人長久，千裏共嬋娟”。

　　（2006年2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