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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事人走做事路,步步留痕步步新——《珠江文踪》跋



  2008年,對我來説,是一個很值得紀念的年份:如果從1958年4月我在《中山大學學生科學研究》創刊號上,發表處女作《試論李清照的詞》一文算起,迄今可謂文學生涯50年了;1978年底,我從廣東省作家協會調入中山大學中文系,從事中國現當代文學和文藝理論批評的科研教學,到現在也已30個春秋;1988年,我在《學術研究》4月號發表《嶺南文學的形成條件》一文,由此標誌着我啓步研究珠江文化,至今也正好走過20年路程;1992年8月開始,我被聘任爲廣東省人民政府參事,每届任期5年,連任3届,在省政府參事室一直做參事文化組組長,也已15年有餘。雖然在2003年3月,正當我68歲高齡之時,辦了退休手續,離開了中大教學崗位,轉眼間過了5年,由於尚擔任着廣東省政府參事和廣東省珠江文化研究會會長職務,所以直到現在我仍然是“退而不休”的。

  如此50年、30年、20年、15年、5年等具有里程意義的紀念日子接蹱到來,自然有百感交集、千念匯心的深切感慨,自然會回顧反省自己的人生和文學道路。2001年,我在《浮生文旅》代跋中有兩句詩:“雙文化情寫天涯,一心耕耘度浮生”,是我當時的人生感言。現在事隔7年,感慨也仍然如此。爲什麽呢?我想是自己做人、做學問的宗旨,始終未變的緣故。如果問我:天增歲月人增壽,這麽些年增了壽,你增添了什麽感受?那麽,我則可添上兩句:“做事人走做事路,步步留痕步步新”。因爲我捫心自問:自從我走上文學道路以來,除了“文革”十年被迫擱筆之外,我一直是未停止過寫作的,幾乎可以説,每年、甚至有些年份是每個月,都寫有或發表作品。所以,我對自己才有這兩句話的感慨。本意是:做不偷懶的做事人,走平常人的做事路;每步一個脚印,每步力求創新。正因爲如此,半個世紀的筆耕,迄今已發表約萬篇文章,出版了13部著作,共達近千萬字作品。有學生問我:“老師著作等身,量多面廣,不知從何捉摸?”一語促我自省學術歷程,驀然發現:漫漫50年、泛泛千萬篇,所做的事、所立之言,不過“五論”而已。明言之,乃是:

  一、  以《歐陽山創作論》爲代表的對當代華南、以至全國作家、作品的研究評論。具體包括這部論著和《歐陽山評傳》、《新時期文藝論辨》等論著,以及“文革”前發表的未收入論文集的文章。這個“論”的著作,體現了我從事文藝理論批評啓步時的思路和視野,這就是:立足華南,面向全國、以至世界;從文藝創作實際和現實實際出發,概括文藝現象和探究理論問題;以剖析作家、作品的個案,透視普遍現象與藝術規律。

  二、  以《創作方法論》爲代表的創作方法理論。具體包括這部論著及其姐妹篇《創作方法史》,以及在新時期之初連續發表、但未收入論文集的批判“三突出”、關於“寫中間人物”、“理想人物”、“主要人物”、“反面人物”的論文,還有上世紀八十年代初在國内外引起强烈反響的論文:《提倡社會主義創作方法的多樣化》和《論社會主義批判現實主義》。這個“論”的著作,體現了我從對極“左”文藝思想路綫的批評,到對文藝創作新潮流、新觀象的概括和支持,從對文藝現象的批評,到對其進行理論昇華和深層探討的前進脚步。邁開這點脚步,是相當艱難的、是冒風險的,但却是執着的、樂觀的。

  三、 以《當代中國文藝思潮論》爲代表的當代中國文學論。具體包括這部論著和《當代中國文學》、《文化與文學》等專著,以及與人合作的《當代中國文學名篇選讀》、《中華新文學史》(下册)等著作。這個“論”的著作,體現了我對當代中國文學的批評和研究,步上了整體把握和系統化的臺階,並在這學術領域中,創出了從文藝思潮切入的學術特色,同時又以對文化觀照的視野,使對當代中國文學研究别開生面,邁開文化化的步伐。

  四、 以《文藝辯證學》爲代表的文學、美學、哲學、文化的綜合辯證論。具體包括這部專著和一些帶總結性的文章,如:《連環地、辯證地進行科研與教學》、《我寫九部書的歷程》、《從改行到跨行的轉折》等文章。其實,我的其他著作也無不體現這個“論”的思想,因爲這是我在“文革”中被迫擱筆的“冷思”中所得的“頓悟”,而又是在新時期重返文壇後,在學術上一直把握着的學術支點。2000年,才將這些經過多年逐步研究和教學實踐的學術積累系統化,完成並出版了這個“論”的體系性專著。這意味着我的學術道路,有了三個跨越,即:從爲現實需要的批評到對總結藝術規律、建立基本理論的跨越;從單純的文學研究與批評,到涉及美學、哲學、文化學等的學科跨越;從專題理論和領域理論建設,到宏觀體系理論建設的跨越。

  五、  以《珠江文化論》爲代表的現代水文化學理論。具體包括這部專著和《珠江文化係論》與《浮生文旅》中的珠江文化散文,以及我主編的《海上絲路文化新里程——珠江文化工程十年巡禮》和迄今已出版近30册的《珠江文化叢書》。這個“論”的著作及其相應的學術活動(學術考察、研討會、論证會、論壇等),標誌着我的學術視野與學術道路有了多視角、全方位的轉化,即:從獨步文學領域到跨越文化領域的轉化,從純書齋學術到理論結合實踐的轉化,從單學科研究到多學科交叉研究的轉化,從純學術性的研究到爲現實需要(包括政府决策、地方規劃需要)服務的轉化,從重著述、重文案到重發現、重實用的轉化等等。這些轉化,既是政府參事工作職能之所需,是時代對學術之所需,也是作爲一個普通學者的學術良知所驅使,因爲我始終以極受尊敬的近代珠江文化文聖——樑啓超大師的一句名言,作爲我的學術信條:“學也者,觀察事物而發明其真理也者;術也者,取其所發明的真理而致諸用者也”。所以,我的這些學術成果與學術活動,雖然爲某位自封“真正學者”和“大師”的人所不齒,但却受到廣泛好評、效果實在。因此,我也就稱心如意、樂在其中了。其實,73歲老人,還能奢求些什麽呢?

  現在編印這部文集,仍然是實踐這些轉化的産物,是堅持走探索珠江文化之路的新産物。本書“里程篇”的文字,是2001年出版的《浮生文旅》中“生涯情思”回憶録的續記,主要是探索珠江文化歷程的記載;其他“建言篇”、“立境篇”、“文評篇”的篇什,則是自2006年《珠江文化係論》出版後新寫文章的匯集。這些記載和文章,可以説是近些年我在探索珠江文化道路上走過的脚印,所以取名《珠江文踪》。

  衷心感激兩位同道者:周義先生和洪三泰先生爲本書賜序。

  (2008年4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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