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九元

　　隨著經濟全球化趨勢的深化，和平、發展、合作日益成為時代發展的潮流與推動力，在這一大背景下，兩岸的經濟互補互動、合作雙贏的態勢愈加凸顯。近一時期，台灣再次興起“大陸熱”，不僅使得兩岸經濟、社會、文化的交流交往日益密切，也推動著兩岸政治互動的升溫。國民黨主席連戰、親民黨主席宋楚瑜相繼訪問大陸，與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就兩岸人民所關心的問題進行交流。其中，關於加強兩岸經貿合作，構建機制化的兩岸經濟合作框架更成為人們關注的重點，也成為會談的主要內容。

　　五月二日，連戰在上海與台商座談時，提出“基於當前兩岸的形勢，我們覺得一方面絕對有建立經濟合作這個所謂“機制”的一個必要，有專業的、長期的、深入的規劃和推廣”，首次闡明這個機制就是“共同市場”，並稱“胡總書記也給予正面的回應”。這是兩岸第一次將“兩岸經濟合作機制”與“兩岸共同市場”的概念加以結合，從一定意義上看，完全可以將此稱為創舉：它不僅將建立兩岸經濟合作框架的目標加以明確化、規範化與機制化，而且將兩岸對於建立這一框架的構想進行有機銜接，從而實現觀念上的有效突破。對於缺乏政治互信的兩岸而言，有時對於觀念與措辭的接受往往較之內涵更重要。

　　建構兩岸經濟合作框架的緊迫性與必要性

　　根據大陸國台辦的統計，截止到二○○四年，兩岸經貿總額已達到四千零四十五點七五億美元（其中大陸對台灣輸出六百五十一點七八億美元，自台灣輸入三千三百九十三點九七億美元）；台商在大陸的投資項目已超過六萬四千六百二十六項，投資總金額為七百九十九點三五億美元，實際到位資金三百九十六點二三億美元，經貿交往的層次已到達新的高度。但是，也應當看到，儘管經貿密切程度有很大的提升，兩岸的經貿交往仍停留在“民間、單向、間接”、“投資帶動貿易”以及“大三角貿易格局”的框架內，缺乏制度化的協商機制，嚴重阻礙兩岸經貿交往向更深層次發展，難以在國際經濟競爭中形成更有力的合作，這種情況需要儘快予以突破。

　　從現階段情況看，兩岸經濟合作中已出現以下一些調整與變化：

　　一、加入WTO後，大陸在吸引海外投資中所採取的優惠政策將逐漸取消，代之以國民待遇原則，這對部分在大陸投資的台商將產生一定的衝擊。

　　改革開放以來，大陸為促進兩岸經貿的發展，對台商採取了一系列優惠政策和措施，並分階段循序加以推進，集中表現在稅收優惠和超國民待遇。為此，大陸先後頒佈《關於台灣同胞到經濟特區投資的特別優惠辦法》（一九八三年）、《國務院關於鼓勵台灣同胞投資的規定》（一九八八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台灣同胞投資保護法》（一九九四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台灣同胞投資保護法實施細則》（一九九九年）。大陸提供的若干優惠措施，除了中央政府總體政策優惠外，各地為爭取台商紛紛採取更為優惠的措施，如除了一般的“二免三減半”外，一些工業區採取“二免五減半”或“二免六減半”等。

　　長期以來，台商在大陸從事工商活動，除了充分利用大陸低廉的資源、勞力和知識成本外，在很大程度上得益於大陸對台商實行的優惠政策、措施。這些政策、措施的優惠程度不僅高於國內一般水準，也高於對其他國家實行的投資政策優惠。然而，加入WTO後，大陸對外貿易和外資管理政策必將更加透明化、規範化，從而使過去各地區爭相對台商實施的“超國民待遇”優惠措施相應減弱，這在一定程度上將加大台商的經營成本與壓力。

　　二、台商將面臨更加激烈的市場競爭。

　　加入WTO後，大陸市場的進一步開放，將會吸引更多外資尤其是具有雄厚資金和技術優勢的西方跨國公司直接在大陸開展投資及其他經營活動，從而使市場競爭進一步加劇，尤其是服務貿易領域和加工領域。從一定意義上分析，這些領域是台商投資大陸的主體，因此，這在很大程度上會對以中小企業為主的台商增加更大的競爭壓力。

　　此外，隨著大陸整體經濟實力的快速上升及競爭力的提高，在國內和市場上逐步與台灣產品形成競爭。這主要表現在國際市場上兩岸產品同質化程度不斷增加，如紡織成衣、鋼鐵製品、農產品、家電產品及部分零組件等，競爭日趨激烈。而且從發展趨勢分析，台灣市場必將逐步向大陸開放，大陸及在大陸生產的大量產品直接進入台灣市場勢所難免，此種情況出現對兩岸經貿發展將產生何種影響，如何應對此種變化，則需要兩岸共同規劃協商。

　　三、兩岸將共同面臨日益增加的世界經濟區域化、集團化的壓力。

　　在當今世界經濟發展中，區域化、集團化趨勢已成為保護本國市場、擴大商品、勞務輸出的一種重要手段。就國際經貿而言，由於區域內實行投資自由化與改善投資條件，勢必促進區域內產業結構的調整和企業兼併的加劇，推動規模經濟的進一步發展，注重對區域內欠繁榮地區的開發，定會使區域內的資金需求不斷增加，削弱對區域外投資的熱情，這對以外貿為經濟發展命脈的台灣而言，具有重大的潛在威脅。

　　大陸在整體經濟快速躍升的過程中，也深切感受到在國際經濟區域化日益發展的趨勢下，有必要與周邊經濟體共同構建自由貿易區以擴大市場、優化區域內自由配置，為此在積極推進與東盟的“十加一”模式基礎上，更積極地規劃推動“十加三”模式。與此同時，大陸也積極思考通過構建兩岸四地的經濟合作平臺以更好地適應新的區域發展環境，從而推動彼此間的經濟協作和共同發展。

　　因此，兩岸均面臨著進行區域經濟整合的機遇與挑戰。而在亞太整體經濟格局中，兩岸四地作為一個經濟集團的前景最令人矚目。

　　兩岸經濟互動與合作中的選擇

　　面對兩岸經濟合作中可能出現的問題，如何化解困境、提升競爭力則需要兩岸之間更加積極的互動。

　　台灣在加入WTO後，為拓展經貿空間，在推動自由貿易協定問題上的態度轉趨積極。但對台灣而言，目前最核心的問題是如何確定合作的對象，在這一問題上臺灣表現出較大政治主導性與搖擺性。儘管從總體發展趨勢看，當前臺灣經濟的全球佈局在很大程度上必須表現為大陸化或經歷大陸化的階段，這主要是基於任何企業的成長尤其是成為全球知名企業在其成長過程中，有賴於在共同文化理念及社會背景基礎上所形成的足夠的市場支撐。但在具體實踐過程中，開展合作的對象卻仍難以擺脫政治性的選擇與考量。在連戰先生提出兩岸經濟合作機制的形式可以是兩岸共同市場之後，台灣官方明顯持反對立場。台灣“行政院經建會”官員認為，區域經貿合作通常是友好的“國家”才可行，兩岸共同市場在推動上，有很大的困難——何況兩岸現在連協商、平等對談都有困難，這種高複雜性的問題，不知要如何達成共識。台灣“經濟部”常務次長尹啟銘也表示，共同市場牽涉到人員、貨品、資金與技術的交流，是比自由貿易協定（FTA）與關稅同盟還要深化的整合；目前全世界祇有歐盟是真正的共同市場，其他號稱共同市場的協定，其實都祇做到關稅同盟的部分——要談共同市場還非常遙遠。

　　對此，大陸入世首席談判代表、博鰲亞洲論壇秘書長龍永圖在接受大公報記者專訪時表示，連宋相繼訪問大陸後，出現了兩岸和解的一個前景，如果台灣當局能夠真正承認“九二共識”，那麼兩岸的經貿合作在WTO框架下可以出現一個完全新的形勢，所以簽訂自由貿易協議（FTA）現在確實是一個歷史機遇，兩岸經濟合作的框架可以在此基礎上獲得更深入的充實與發展。

　　從全球建立自由貿易區的實踐看，臨近國家和地區組成的貿易集團，要比越洋或跨海結成的經濟貿易組織形式所獲得的實惠要多，歐盟與北美自由貿易區就是最好的案例。目前，兩岸在經濟發展方面強烈的互補性是推動兩岸經貿關係發展的主動力。大陸的自然條件（如礦產資源、土地資源）與社會條件（如勞動力資源、產品市場）提供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的優良環境，台灣則有著長期國際競爭的經驗和高附加值生產能力，兩岸經濟發展各有其優勢和不足，存在大量多層次、多方面互補與合作的空間。而且，兩岸人民在人文氛圍、語言習慣等方面基本相同，擁有廣泛、深遠的血緣、人緣、地緣關係，具備開展經貿交流的優越環境。兩岸之間的自然資源、產業結構、市場空間、技術水準和行銷經驗等資源如果得以有效配置，必將產生乘數效應，有助於國際競爭力的全面提升。

　　大陸提出的建立兩岸經濟合作機制下自由貿易區是可能選擇之一。而要實現這一目標，首先是兩岸之間貿易壁壘的消除，簡化貿易層次程式，加速貨物自由流通，有利於資源在地區內更加有效的配置；其次是市場規模擴大，促進生產效率的提高；第三，加強兩岸企業的合作，利用新的手段和科技成果，提高生產率，共同採用相關標準的制定，從而加強國際競爭力；第四，促成各成員研發和生產的結合、相互貿易與投資的擴大；第五，整合經濟運作，採取協調一致的行動，加強和擴大對外經濟合作關係，共同增強抵禦風險的能力。其路徑與階段目標非常明確。

　　對於推動“兩岸共同市場”，蕭萬長則表示可以分三階段進行：第一階段應先推動兩岸關係正常化；第二階段則推動兩岸經濟制度調和，進一步推動經濟法規制度的調和及各種標準化的事宜，減少雙方經濟體制的差異性；第三階段則是全方位的經濟統合工作，包括兩岸展開關稅同盟、貨幣同盟，進而租稅同盟，達成兩岸共同市場的目標。對此，連戰先生的演講中更細化為六階段，包括排除貿易的障礙、“關稅”的降低或者是豁免、生產要素的自由流通（人員、資金、貨物）、技術及資訊的轉移、貨幣的統一，最終達到整個經濟貿易的協調。

　　由此分析，在構建經濟合作框架的階段方面兩岸已開始逐步形成較為一致的看法，同時均強調應依循序漸進、先易後難、由自我協調至雙方合作的基本原則，並非如部分人士所理解的“一步到位”原則，從而為進一步深化兩岸經濟關係提供有力的契機。

　　二○○二年大陸先後與香港、澳門簽署《關于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協議》（CEPA），對於促進彼此間的經濟協作發揮了積極作用，從而在構建兩岸四地經濟合作框架方面邁出堅實的步伐，這一發展趨勢對推進兩岸經濟合作將起到積極的作用。在大陸與香港、澳門建立CEPA的工作逐步展開後，建立類似CEPA模式（亦可理解為兩岸經濟合作機制或兩岸共同市場的階段性目標）可能成為大陸促進兩岸貿易交往進一步深化發展的目標。

　　提升兩岸經濟合作中需要解決的問題及可行性分析

　　對兩岸言，要建立兩岸經濟合作機制的前提，首先就必需重塑兩岸之間的政治互信，確立與此相適應的政治基礎。在這一問題上，我們必須深刻地認識到，兩岸在沒有形成政治解決方案以前，經濟合作就難以真正形成良性的、制度化的機制，經濟合作的潛力就不可能得以充分的發揮。當然，在解決這一問題時，也必須充分認知兩岸問題的複雜性和艱巨性，因此，在和平統一的前提下，可以考慮確立一個具有包容性的經濟合作解決框架，以促進兩岸合作發展為目標，逐步化解兩岸之間的僵局。

　　其次，通過建立相應的溝通協商機制，為建立規範化、制度化的兩岸經濟合作框架奠定基礎。早在二○○一年，大陸方面就提出以“兩岸論壇”方式建立兩岸交流的平臺，但當時台灣方面沒有作出積極的回應。此次，連戰先生在上海對台商的演講中明確提出，可以透過建立“兩岸經貿論壇”的方式，積極開展經貿議題的對話與協商，解決相關經貿議題中的溝通平臺問題。祇要兩岸秉持“善意與誠意”立場，通過漸進的方式，依循“平等、功能、便利”的原則，完全可以借助此一平臺解決兩岸經貿交往中的障礙，為兩岸經貿關係的深入提供條件。

　　再次，必須解決“三通”問題。實現直接、雙向的“三通”，是建立兩岸經濟合作機制的前提，也是促進兩岸合作與發展的必要保障，從一定意義上分析，“三通”在很大程度上也將為最終解決兩岸政治問題提供堅實的基礎。

　　最後，需要建立貿易自由化與經濟發展的有機協調機制。兩岸之間在經濟規模、資源優勢、發展程度和技術能力等方面，均有極大的差異，因此，需要在各方面取得相互理解和配合，以循序漸進為原則，從功能性協商機制開始，確立兩岸協商機制，建立相應的常設機構，有針對性地解決經濟合作與發展中出現的各種問題，尤其是建立起制度化、機制化的規範體系，而這在很大程度上需要兩岸之間的默契和互信。

　　總之，建立兩岸經濟合作機制方面，對於推進兩岸國際競爭力、增進人民福祉都將發揮積極的作用，但解決這一問題更需要兩岸摒除歧見、共同努力。

　　(原載《中國評論》二○○五年七月號，作者係上海浦東台灣經濟研究中心秘書長、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