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念馳

　　二○○五年一月二十八日，全國政協主席賈慶林在紀念“江八條”十週年上的講話；二○○五年三月四日，胡錦濤總書記在全國政協就新形勢下發展兩岸關係發表的四點主張，闡述了中國第四代領導人的兩岸觀，我極其讚同。我始終認為沒有單純的台灣問題，也沒有所謂的兩岸關係問題，台灣問題與兩岸關係問題，乃是中國人民在結束過去走向未來進程中，在決定自己的命運與前途時，必須面對和無法迴避的問題。它既是歷史遺留的問題又是現實存在的障礙，作為台灣問題也許稱得上是純粹的中國內政問題，但作為兩岸關係問題則是一個被國際化的問題。我們在制訂中國走向未來和決定自己前途與命運的戰略時，對此要有一個清醒的定性與定位，從而確定一個與中國發展相配套相適應的戰略、戰術、戰役。對台方針政策應是從屬於中國走向未來的總方針的，而不是淩駕於其上的，這就需要我們為台灣問題制訂清晰的理論、方針、政策，而不允許隨便摸著石頭過河，因為它關係到我們國家的核心利益，稍有不慎就會演化為心頭大患，足以阻礙中國的崛起，甚至會葬送民族復興的機遇。

　　我認為中國第四代領導人的兩岸觀是很好地把握了台灣問題與中國的前途與命運的關係的。這些年台灣問題變得如此嚴峻，兩岸關係變得如此跌宕起伏，一次次衝擊我們走向未來的步代，皆與我們對台灣問題與中國前途命運問題的定性定位不清相關，因而處處顯得被動。我從台灣開放大陸探親涉入兩岸關係迄今逾十六載，在學習了新一代領導人的兩岸觀後，認為很有必要把自己體會與敎訓總結一番，供眾人參考。

　　中國為大，台灣為小

　　台灣問題從產生的第一天起，就是因為中國積弱積孱，由於政府無能，甲午之戰兵敗割地，將台灣寶島連同同胞割讓給日本，這是國恥，是祖國對不起台灣父老兄妹。

　　一九四五年，“二戰”結束，日本作為戰敗國，被迫將台灣歸還中國，台灣才意外地回歸。儘管被迫分離半個多世紀，台灣民眾對回歸祖國大家庭是衷心喜悅與擁戴的。但當時的中國仍是貧瘠，國民黨政府與滿清政府之腐敗腐朽相比好不了多少，西方列強也從內心瞧不起舊中國的蔣介石政權，因此在歸還台灣等問題上留下了許多伏筆。而國民黨政府對台灣民眾是殘忍不公的，製造了諸如“二·二八”等事件，再次傷害了台灣同胞。

　　一九四九年蔣介石政權退踞台灣，將台灣作為“反共復國”基地，對台灣民眾實行了長達四十多年的專制統治，對台灣民眾灌輸了半個世紀的反共敎育，形成了台灣同胞“反外來統治情結”。在蔣介石蔣經國離開人世後，政權落到了台灣的本土人手上，李登輝主政的十二年，給了台灣民眾“當家作主”（本土化）及“選舉”（民主化）的權力，並將“反共”意識轉變為“反中”意識，同時將台灣作為一個主權國家加以塑造；陳水扁上臺後的四年，更是強化了“台灣主體意識”甚至提出台獨時間表，使兩岸關係越來越緊張，籠罩在台海上空的烏雲越來越濃。台灣同胞應該說在當前這樣兩岸關係中，是一個受害者，我們應該對他們多點理解，少點責備。

　　祖國大陸在結束“文革”動盪之後，走上一條改革開放之路，並提出瞭解決台灣問題的九點主張，人稱“葉九條”，以後又有“鄧六條”、“江八條”。但當時中國人均GDP祇有一百八十美元，台灣人均GDP四千美元，日本人均GDP在一萬美元以上，美國在二萬美元以上，這種不對稱的經濟實力，使我們的統一訴求變得蒼白。以後中國大陸經濟雖不斷起飛，但對急驟變化的台灣，認識顯得遲緩，沒有抓住人心，使統獨形勢變得異當嚴峻，這不能不說我們也是有責任的。

　　我們從一九七九年提出了“和平統一”方針，提出了“一國兩制”的統一模式，客觀上為中國的改革開放提供了一個良好的外部環境，使中國迅速地發展起來。鄧小平創造性提出的“和平統一、一國兩制”大政方針實在是偉大的，它的歷史地位不亞於“改革開放”，它的了不起是在於以空間換時間。因為中國太需要時間讓自己擺脫孱弱，太需要時間讓自己站起來、富起來、強起來。鄧小平與毛澤東同樣秉承了“中國為大，台灣為小”的戰略方針，這個方針在今天同樣是重要的。今日之中國，第一位的使命仍是完成一百多年來仁人志士們的宿願——民族振興，第一位的要務則是抓住歷史機遇迅速崛起，捨此之外，體制改革、西部開發、台灣問題等等，均是需要服從這大戰略的，這是關係中國人生死興亡的前途與命運的問題。因此中國人的頭等大事是要學會韜光養晦從而迅速強大富強起來，這是中國最大最大的頭等事情，所以我們仍然要以時間換發展的空間。歷史告訴我們，弱國無外交，貧國難統一。

　　我們有一千條一萬條理由來說明台灣問題的重要性與緊迫性，但它與關係整個中國與民族生死攸關的第一要務相比，畢竟有個主次與從屬關係。那種以解決台灣為先，然後再去建設的論調，貌似正確，實很荒謬。屢受不公的台灣同胞，在決定接受統一這樣的大事上，應允許他們多想一想，允許他們認識有所反覆。我們要用更好的條件讓他們欣然擁護統一，不要太苛刻，要信任他們，寄希望於他們。台灣問題說到底，縱然一時走遠了，也要相信中華民族的偉大凝聚力能自愈傷痛。五千年中國歷史上的分裂又有哪一次能夠最終得逞？即使暫時的分裂，也要相信台灣同胞會覺醒，也要相信我們總有一天會有足夠力量去從容地收復它，並將分裂分子一一繩之以法。台灣問題暫時受挫為小，中國前途與命運受挫為大。台灣問題不應該成為我們中國崛起的阻力與壓力，而要將它變為我們崛起的動力與助力。這一切都在一念之間，古老的中華民族應具備這種現代意識了。

　　“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方針迄今符合中國國情

　　解決台灣問題，洗雪歷史遺留的恥辱，實現祖國完全統一，是全體中國人民良好的願望，也是民族的意志。正因為這是全體民眾的一種意志，所以我們就如何統一這些問題的思考未免過於簡單，對台灣的特殊經歷及台灣民眾各種各樣顧慮未免考慮欠周，對國際反華勢力的幹預未免考慮顯淺，認為祇要我們把統一義旗舉起，台灣同胞就應該立即響應，就應該立即投入祖國懷抱，否則就是沒愛國心，甚至被指責為漢奸等等，是過於簡單的。殊不知統一對祖國大陸是再好沒有的事情，但對受過很深傷害、曾被遺棄的台灣民眾，要重返祖國大家庭，則有許多顧慮，尤其長期以來的“反共”、“反中”敎育，使他們不太信任祖國大陸，他們對大陸的歷次政治運動及“文革”的血腥殘酷心懷恐懼，他們害怕統一後降低了他們的生活水準，怕我們再搞政治運動，怕他們好不容易得來的民主權力再度喪失……。統一對台灣民眾來講是涉及靈魂的重新安身立命的問題，是一種文化歸屬與命運選擇問題。因此在統一前，他們至少要搞清楚兩岸現狀是甚麼，台灣現有政治地位是甚麼，台灣人的身份是甚麼，在統一後中華民國將怎麼辦……，他們想得很多很細，他們在決定統一與否前，要我們給他們一個合理的身份與名份，確保統一後不會被吃掉，他們需要有尊嚴地被統一。台灣主流民意除“求和平求安定求發展”外，無論如何還包括“求身份”這一訴求，這訴求是我們必須予以正視的。

　　對於統一中的這些深層問題，我們似乎考慮不夠，甚至長期不去回答他們期待回答的問題。我們對中華民國、台灣政府、台灣法統、甚至台灣《國統綱領》，始終採取不承認的態度，這讓很多台灣同胞望而生疑；而台獨分子正是借此鼓動台灣獨立，用“特殊國與國論”、“一邊一國論”去滿足台灣同胞“求身份”的慾望，從而激起我們的忿怒，而台獨分子又用我們的憤慨去構建台獨的“正當性”。統獨問題不是兩岸問題的核心，今天台灣八成以上同胞都明白，統獨、族群、省籍問題是政治人物製造與操弄選票的工具。台灣民眾核心是求和平求安定求發展求身份、合理身份尤其是他們的主要訴求。絕大多數台灣同胞，包括支持民進黨的民眾，並不全是支持台獨，並不全是要與大陸對抗，而是一種“自保”心態在起作用。對此我們用了很多時間才有了初步認識，走了一段彎路。走彎路也許是兩岸關係中不可避免的一部分。

　　大陸一些民眾對兩岸關係的長期性、複雜性、艱巨性缺乏思想準備，動輒顯得不耐煩，甚至還懷疑“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正確性；而台灣則將“一國兩制”妖魔化，他們“要和平不要統一，要兩制不要一國”。其實“和平統一、一國兩制”迄今符合國情和兩岸民眾的根本利益，“和平統一”方針為我們和平崛起贏得了時間，“一國兩制”為兩岸提供了“和而不同”的生活方式，“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真正內涵也許我們遠遠沒有認識。正如胡錦濤主席在今年“兩會”期間所言：“一國兩制是一項嶄新的事業，需要在實踐中不斷探索、豐富和發展”。如果說“和平統一、一國兩制”還有甚麼不足的話，則是我們對鄧小平的科學構想理解不深，也沒有去加以豐富與發展，祇是較多地加以機械而簡單的詮釋，讓這一方針與學說僅僅成了一個口號，而這口號對台灣民眾而言則成了個沉重的符號。

　　鄧小平的“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構想的另一偉大意義，則是提出了一個融合思維，這對飽經動盪、飽受欺淩、飽歷鬥爭與運動的中國大陸民眾而言，是一種全新思維。一百多年來，中國人一路革命與鬥爭而來，習慣了對抗，追求的是立場，處理問題往往不講對錯，調門高充滿火藥味，總是受讚賞的，反之就會被懷疑立場有問題，這種思維表現在台灣問題上尤甚。其實要真正“和平統一”，實行“一國兩制”，是中華民族一種新的融合與再造。因此我們有必要重新認識鄧小平的“和平統一、一國兩制”。事實證明再正確的方針政策，也有一個不斷與時俱進的問題。“和平統一”的核心是“和平方式”，“一國兩制”的核心是堅持“一個中國”。一個中國到底是現在式還是進行式、未來式？我認為是現在式。但統一是進行式的，一個統一的中國則是未來式的。我們必須堅持實事求是，實事求是才能讓人心悅誠服。

　　統一是兩岸相互融合和共同發展的一個過程

　　統一究竟是甚麼，是合併還是征服？和平統一究竟是甚麼，是日程還是過程？這些基本概念多數人從來沒有認真去想過。絕大多數人認為統一就是統一，是不需要多想的。儘管統一是中國人二十一世紀的三大任務之一，這麼大的大事，卻建立在一個模糊的認識基礎上，既沒有明確的戰略，也沒有明確的階段任務，也沒有系統的理論、法律、綱領、條例、政策，全憑著樸素的追求統一的強烈願望，這樣的統一難免會有波折。猶如一株大樹長在貧瘠淺薄的土層之中，它如何去經受狂風暴雨的洗禮？

　　但是經過過去二十多年波折，我們終於摸到了統一的規律，並且第一次明確了甚麼是統一。二○○四年初，在全國人代會的記者招待會上，溫家寶總理代表第四代領導集體說了一句大家並不經意的話，他說：“和平統一的過程就是兩岸發展和繁榮的過程”，第一次提出了“過程論”。二○○五年一月二十八日，賈慶林在紀念“江八條”十週年會上發表了重要講話，他說：“互利互惠，合作雙贏，共同發展，共同繁榮，越來越成為兩岸同胞的共識”；“祇有在兩岸共謀發展、共議統一、共促振興的正確道路上，台灣同胞才能真正撫平歷史的傷痕，獲得更大的利益和福祉”。這個講話把統一的過程與內容具體化了，明確為“共同發展、共同繁榮、共創雙贏、共議統一、共締一中的過程”，這就是“共同締造論”。這將鄧小平的融合思維大大加以豐富了。

　　台灣同胞對統一有許多顧慮，這是可以理解的。今天要解決台灣問題已不是選用何種模式的事了，不管用甚麼模式，哪怕用“邦聯”或“聯邦”，都難以消除他們內心的恐懼；而“共同締造論”與共同繁榮的“過程論”，則從根本上消除了他們對統一的恐懼。因為這樣的統一完全是平等、尊嚴、互惠的，是誰也不吃掉誰的，是符合民族復興的根本願望的，這將為兩岸關係帶來一片光明。“共同締造論”與“過程論”，多年前汪道涵會長與一些學者就提出過，曾受到台灣近八成民眾讚成。今天它成了國策，則一定會為兩岸關係增添更多凝聚力。

　　如果說統一是一個過程，是一個共同發展、共同繁榮、共創雙贏、共促振興、共議統一的過程，那麼，統一的階段性目標及手段等問題也迎刃而解了。因為這過程不可能一蹴而成，勢必要分成若干階段去完成。按台灣《國統綱領》，他們將統一劃分成——交流交往階段、對話與談判階段、建立統一的契約階段，這種三階段論大體是符合現實的。江澤民曾講過在建國一百週年前完成最終統一，因為統一大約還要五十年來完成從交流——談判——簽約等過程。由於兩岸分離已久，信任基礎太差，需要用大量時間來交流交往，從而增信釋疑，然後再進行對話與談判，這更是個複雜過程，最後將共識變成法律條約，再逐步形成一部《兩岸關係基本法》，基本法還需要一個試行過程，最後定個日程作為統一之日。

　　如果明確了這些階段性目標，我們也就明確了統一是一種漸進式的統一，也就明確了統一過程中交流與交往的重大意義，那麼也就明白了交流交往的門檻高一點好還是低一點好，對話與談判的條件苛刻點好還是簡易點好，“三通”准入標準低點好還是高點好，也就弄懂了兩岸經貿熱到底對誰更有利；就會知道兩岸從“文化中國——經濟中國——政治中國”是一個必由的過程，就會知道多一點便民利民，少一點意識形態到底對誰更有好處；就會知道怎麼善用國際因素，怎麼鬥智鬥勇不鬥氣……。如果這些道理都能讓兩岸人民知曉，那就不會指責“兩岸經貿養肥了台獨”，也不會認為“交流為陳水扁加分”，更不會認為給予台灣同胞身份名份是“對台灣的讓步”，台獨分子激起的“台獨”濁浪就不會衝擊我們的中心工作，台灣問題也就不會成為我們的阻力，中國的崛起不會因為台灣問題而受困。最近一年來，從我們制訂《反分裂國家法》到春節包機直航、派員弔唁辜振甫、賈慶林的講話、胡錦濤的四點主張，都是新思維的產物，都是主動掌握兩岸關係，都是深得人心的。

　　兩岸關係不同於其他關係，它異常弔詭，表現在經貿熱政治冷、交流多認同遠、越壓越反、越柔越順……，這中間的規律不同於一般規律。事實證明，兩岸間的最大障礙是心障，最大混亂是認同混亂。這就要我們不斷地調整我們的心態，不斷地探索兩岸的規律，不斷地調整我們的政策。

　　對台灣問題要有信心、耐心和決心

　　中國何日能統一？有人曾問鄧小平，鄧小平沉吟良久，回答說：“我不知是哪一天，但我知道統一之日，必是兩岸同胞多揚眉吐氣與繁榮之日”。今日的對台政策正在逐步走向鄧小平指出的這一目標，“過程論”與“共同締造論”正是這種思維的產物。它為我們對台工作帶來了廣闊空間，祇是我們還遠遠沒有去利用這筆財富，傳統思維有時還十分強大，我們的機制體制也存在許多不足，這一切都需要我們有一個清醒的認識。

　　當今中國處於一個大轉折時代，是機遇與挑戰並存的時代。作為十三億人口的大國，經濟發展到人均GDP由一千美元向三千美元的轉型期，既是黃金發展期，也是各種矛盾凸顯期，各種矛盾均在激化，包括台灣問題的矛盾也在激化，發展能不能突破這個瓶頸，是對執政黨執政能力的檢驗。在這歷史關鍵時期，中國第四代領導人提出了“四位一體”的發展方針，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民主政治、先進文化、和諧社會並舉發展方針。尤其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新思維，對兩岸關係必然會產生積極影響，這種新思維與堅持“中國為大，台灣為小”，以及兩岸統合的融合思維，都有著相通的精神。事實證明，心有多寬，我們的路也有多寬。

　　其實從鄧小平時代的“三個有利於”，到江澤民時代的“三個代表”，到胡錦濤時代的以民為本的“四位一體”發展模式，都是極好的時代精神產物，應該很好地與對台工作結合起來。因此如何運用四代領導人的寶貴財富與對台工作相結合，是我們今後一個很重要的任務。例如胡錦濤主政後，就把兩岸關係概括成“共同家園”關係；現狀定位為“尚未統一”關係；怎麼統一定位為“共議統一”關係；指導思想定位於“四個有利”思想，即“祇要是對台灣同胞有利的事情，祇要是對促進兩岸交流有利的事情，祇要是對維護台海地區和平有利的事情，祇要是對兩岸關係發展和平統一有利的事情，我們都會盡最大努力去做”。這些主張不光對我們有利，對台灣同胞也有利，有著強大生命力，台灣同胞是會接受的。如今我們不缺新思維，缺的也許是與之配套的政策及怎麼向兩岸民眾宣講。事實證明，祇有心中裝得下臺灣，我們才不會失去台灣。祇要我們始終代表兩岸先進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發展方向、先進文化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心中有台灣同胞，熱愛自己這些久違的兄弟，我們就一定會掌握統一主導權。

　　要解決台灣問題和把握台灣問題需要我們有很好的心態，對台灣問題要有深切的瞭解，對台灣的人群要有階層分析，對兩岸基本狀況要有量化分析，始終掌握甚麼為大、甚麼為先、甚麼為重、甚麼為輕，冷靜分析究竟誰比誰強、誰比誰急、誰更怕誰。事實再次證明，我們比台灣強並會更強，是台獨比我們更焦急希望更渺茫，台獨更怕我們，他們手中的牌已打盡，我們可用的牌遠遠沒有用盡。前十年台灣主動出招多，我們幾乎是被動應招，一直跟在台灣選舉後面轉。不少人開始喪失信心，紛紛責怪“和平統一”方針不具生命力了，責怪是“綠色台商”惹的禍，要求將台灣問題交給軍方去解決……。這些都是自喪信心的表現，是不可取的。台獨逾越不過強大祖國的凝聚力，逾越不過大陸軍事鬥爭的壓制力，逾越不過兩岸經貿與交流的牽制力，逾越不過國際社會的政治現實，逾越不過島內人民的反對，甚至逾越不過民進黨內部的反對。我們不重視台獨是錯誤的，但過度渲染台獨也是錯誤的。我們重視台灣問題後面的國際因素是必要的，但過渡渲染這種因素與依賴這些因素同樣是錯誤的。關鍵因素是我們自己，做好我們自己的每件事情才是決定一切的。我們的事情辦好了，綜合國力上去了，政治文明進步了，有台灣人說我們不穿鞋都會連夜爬過來講統一。因此我們要加快“四位一體”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民主政治、先進文化、和諧社會的建設。對台灣同胞要溫柔再溫柔，對台獨的鬥爭要堅決再堅決。但這種鬥爭是要曉之以理的，而不是“文革”式的大批判。我們要有戰勝台獨的軍事實力與能力，“和戰兩手”都要硬，要主動出招主動滿足台灣同胞的一切合理要求，要有自信，深信台獨是走了一條自我毀滅與慢性自殺之路，兩岸的嚴冬即將過去，台獨攻勢已從巔峰下滑。要深信台灣民眾會覺醒和從善擇流，要深信兩岸漸進式統一的過程是不可抗拒的，要深信一個統一的繁榮、富強、文明、民主的新中國必定會誕生。在任何時候，我們不可喪失對台灣問題的信心、決心和耐心。

　　一個好政策勝過千軍萬馬

　　近十六、七年的實踐讓我深深體會到，一個好政策勝過千軍萬馬，我們對台的最大優勢是政策優勢。

　　最近我們允諾春節包機直航，派員弔唁辜振甫，賈慶林紀念“江八條”十週年會上的講話，胡錦濤主席對台四點講話，出臺《反分裂國家法》，都是好政策的體現。在包機直航問題上淡化了政治爭議，儘量便民利民；在派員弔唁問題上，顯示有情有義，主動伸出了手；在《反分裂國家法》上，清楚劃出了和戰兩岸底線，威脅了台獨的冒進，維護了台海和平；在“江八條”基礎上，發表了第四代領導的兩岸觀，柔性的喊話，剛性的反獨，有理有節。這些舉措好在主動出招，敢於有作有為，確保了台灣問題不影響中國的中心任務。事實證明，好政策成本最廉效果最好。

　　一個好的政策可以牢牢控制臺海主導權，但一個好政策有賴於對台海形勢和台灣民心的正確判斷，正確判斷有賴於對台海問題和台灣民意的科學的研究，而科學的研究則有賴於一群忠誠而有責任心的專家學者忘我的工作。一個好的政策還有賴於一個好的工作團隊去貫徹落實，這一切還都有待進一步落實完善。這是對台工作成敗的關鍵。

　　一個錯誤的政策後果是災難性的，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二○○三年商務印書館出版的英國愛德蒙·柏克《美洲三書》值得一讀，該書記述了英國當年對美洲的種種不當政策，如“課稅”、“動武”、“鎮壓”等，導致美國民眾的反抗，最後造成兩個同文同種國家的分裂，美國從此從英聯邦獨立了出來。歷史的敎訓不能不引以為戒。

　　中國是一個大國，不能隨便發佈政策也不能隨便修改政策，對台灣問題尤其如此，必須慎之又慎。制訂對台政策一定要廣開言路，善聽不同意見。如今我們的政策已逐漸成熟，新思維新風氣蔚然成風，對“和戰兩手”、“硬軟兩步”有了很深體會。我相信在胡錦濤為核心的新一代中央領導人帶領下，兩岸關係必會走出困境創新局面，台灣問題與中國的前途與命運的關係，一定會更好地擺正，使台灣問題從阻力變為中國崛起的動力與助力，真正做到光前裕後，無愧於先輩更無愧於後來者。

　　(原載《中國評論》二○○五年五月號，作者係上海東亞研究所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