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殷弘

　　法理台獨無現實可能性

　　台灣立委選舉後的台灣政局發展表明，祇要中國大陸保持現有的軍事/政治威懾，陳水扁在今後兩三年內通過修憲和公投手段宣告法理台獨已經大致失去了現實的可能，二○○三年公投法入憲後空前嚴重的法理台獨危險已經遠不像先前那麼緊迫。不僅如此，由於民進黨在立委選舉中的失敗和李登輝台聯影響的顯著收縮，台灣島內台獨勢力的政治陣容已出現局部內亂。而台灣公眾心理的變化，連同美國反台獨壓力的加劇，已導致台獨勢力在台獨戰略方面陷入了差不多前所未有的相當困惑和迷茫的境地。用二月初台灣陸委會副主委邱太三在改變了的形勢下差不多無可奈何的話說，民進黨政權挑戰“一個中國”這一政治禁忌的可能性不大，這至少是因為“按台灣目前的‘修憲’程式，立法院需四分之三通過，再到國民大會，由任務型國代去複決”，而那是在當前臺灣政治力量分佈情況下臺獨勢力無法就台獨性修憲所能成就的。

　　當前首要目標是阻絕台獨

　　但也要適時加大促統力度

　　在中國大陸國力和國際影響迅速增長的大背景和大條件下，這樣的變動提供了大陸做出一定戰略調整、以便將促統事業推進一大步的重要機遇。當前和可預見的未來的首要目標仍然是堅決阻絕台獨，但實現統一這最終目標在參與規定戰略和策略方面的分量和作用，應當依據形勢的顯著改善而得到增長。促統的主要手段是政治性、經濟性和外交性的，其主題是大陸在促統方面對台灣的政治、經濟、外交壓力和吸引力，或者說是和平的“軟硬兩手”。要在當前戰略目標的上述應有的局部調整前提下，大陸應該多考慮在近期內需要甚麼樣的和平的“硬手段”和“軟手段”，以及兩類手段之間的配合問題。不僅如此，為了促統還需要多考慮應當在哪些基本的政治概念、綱領性口號和相關的法律原則方面作出怎樣的調整，連同在何時和分甚麼樣的階段作出如此的調整。

　　大陸的政策創新非常重要

　　鑒於去年三二○以來大陸由於形勢的必需而幾乎完全集中阻獨目標，連同旨在阻獨的強硬戰略和強硬手段，現在需要在台立委選舉後的新形勢下，接續春節台商包機對飛和國台辦高級官員赴台弔唁辜振甫這“開端性”成果，大力“補上”對促統目標的高度關注，“補上”為此所需的和平性的“軟硬兼具”的戰略成分和手段。台灣陸委會主委在春節台商包機對飛協商成功後稱，願意“就海峽兩岸在打擊犯罪、跨越海峽貨物運輸和其他經濟金融議題上採取共同步驟進行談判。如果中國再次採取這次談判時的態度，雙方就可以取得進展”。台灣方面的此類言論值得予以仔細的考慮和研究。中國大陸的思想和政策創新性非常重要，而這一創新性的必要，目前大概首先在於：在台灣當局肯定將拒不接受“一個中國”原則、而大陸決不能放棄以接受“一個中國”原則為政治對話前提條件的情況下，怎樣作出為爭取台灣民心、爭取美國對台疏離所確實需要的政策/策略調整？

　　繼續爭取美國的支持

　　如何為阻止台獨和促進統一盡可能最大程度地“開發”利用美國在台灣問題上的態度和政策中有利於這根本目的的方面，是大陸必須不斷思考和實踐的大問題。爭取繼續保持和推進美國反對台獨，是第二屆布希政府時期中國對美政策和外交的一項重大任務，其重要性並不亞於堅決反對美國在台灣問題上的態度和政策行為中客觀上有利於鼓勵台獨的那一面。與此同時，從實現在台灣問題上阻獨促統的大目標出發，需要開始設想和促進一種可能性，那就是在中美兩國間力量差距穩步縮小、中國對美重要性加速增長的總趨勢背景下，經過正確和堅決的戰略、政策和策略實施，促使美國今後一兩屆新政府趨於逐漸接受中國統一。為此，最重要的是中國在台灣問題上經久地、無可置疑地表明最強烈的阻獨促統決心。然而與此同時，還非常需要中國在台灣問題上逐步作出適當的策略調整和更大的柔性努力。由於種種現實的和歷史的原因，台灣政界和台灣公眾對美國的態度、政策甚而“眼色”極為看重，極為顧忌，因而對於阻獨促統的大目標而言，爭取美國態度和政策的逐漸轉化具有關鍵性或近乎關鍵性的意義。

　　新的重要的惡性動向

　　與上述對於阻獨促統有利的新形勢相反，近來在台灣問題上出現了一個重要的惡性動向，那就是新的《日美安保宣言》和日美防衛合作指針修改版行將出籠。

　　一九九七年，在先前中國對台“導彈試驗”和美國航空母艦開入台灣海峽的背景下，美日兩國以《日美安保宣言》為基礎，發表“日美安保新指針”（又稱“日美防衛合作指針”），首次提出含沙射影的“周邊有事”概念和日本由此參與美國軍事干涉的責任。這在當時與台灣問題的聯繫甚為密切，因此而遭到中國政府和輿論的強烈和經久的譴責。當今，美日兩國即將拋出新版《日美安保宣言》，並且行將於二○○六年發表“日美防衛合作指針”修改版， 其中很可能明確載入以中國為假想敵的“台海危機”或“台海有事”條文。由此，美日兩國關於在必要時合作干涉台灣問題形勢的戰略觀念和規劃，連同日本在這干涉中引起何種軍事作用的戰略觀念和規劃，無疑都會進一步提升和具體化，從而對中國安全和台灣問題來說，都是很重要的動態。

　　行將出籠的新版《日美安保宣言》和日美防衛合作指針修改版當是美國東亞太平洋戰略和日本防衛綱要基本調整過程中的重大界標之一，並非僅出於眼前考慮。因此，它殊非一些人說的那樣，是“中國大陸啟動反分裂國家法立法程式之後在國際上的後續反應”，即使它發表的具體時間和美日兩國希望由此產生的部分附帶效應可能與反分裂法立法略有關係。誠然，它會對中國全國人大反分裂法立法過程產生某種影響，但這影響最多也僅限於略微強化（而非導致）法律內容的謹慎性。在美日方面，無論有沒有中國反分裂法，都會搞防衛指針修改版，都會給一九九七年提出的含糊間接的“周邊有事”觀念增添或大或小的明晰性和具體性，以此為基礎規劃美日認為必要時應採取的戰略，外加增添一點它們設想的對華威懾。

　　日美以中國為假想敵

　　可以認為，“指標”修改版所以很可能載入以中國為假想敵的“台海危機”或“台海有事”條文，連同其中必然有的、像日本今年的防衛大綱強調的關於中國“海上軍事活動”的條文，乃至共同遏制中國軍力發展的條文，是出於三項基本原因：

　　首先，自去年初往後，至少到台灣立委選舉為止，法理台獨危險處於空前嚴重狀態，因而大陸的對台軍事威懾和武力阻獨準備發展到了空前強烈地步。如此，在美國和日本看來，必要時軍事干涉的可能性隨之變得空前嚴重和具體，為此預先進行戰略規劃的必要也超過以往任何時候。儘管何為“必要時”取決於最根本的政治決定，因此取決於多項複雜的基本形勢界定和目的/手段估算，但是與九十年代末相比，台灣問題緊張程度的升高一目瞭然，從而在美日兩國看來對於台海衝突可能性的戰略關注和旨在應對衝突的戰略規劃顯然變得更為必要。考慮到朝鮮核問題當前處於緩解性（而非加劇性）的僵持狀態，台灣問題上的緊張勢必顯得更為突出。

　　中美結構性矛盾深化

　　其次，雖然中美關係近景良好，特別是華盛頓和北京一樣擔憂法理台獨的後果，一樣重視中美經濟互相依賴的重要性，但中美兩國之間的中長期“結構性矛盾”由於幾大基本事態發展而變得比過去更為深刻，甚至潛在地更為強烈，有如尚屬遙遠的地平線上正在重重集聚的烏雲和潛在風暴。這些事態是：中國經濟總量和對外貿易的持續高速增長；中國在東亞乃至世界其他一些地區經濟、政治和外交影響的迅速擴展和增強；中國持續和加速的軍事現代化；中國“大眾民族主義”的逐步高揚；由於伊拉克戰爭、伊斯蘭世界民眾廣泛反美、美國全球性道義威望跌落、美國國內對外政策輿論嚴重分裂、跨大西洋關係嚴重病變、中國奔向權勢崛起等原因，美國的世界優勢顯著地局部衰減。

　　在如此的根本形勢中，美國實際上會比冷戰結束後的任何時候都更感覺到在中長期意義上對華構築和強化戰略性/軍事性防範的必要，而日本在這方面可起的作用勢必是美國將持久地更多倚靠的一大“戰略資產”。不僅如此，就對華戰略性/軍事性防範而言，在華盛頓看來短期和中期內防止或制止中國“武力接管”台灣（這在美國的戰略估算中始終是一種或大或小的可能性），關係到美國至少在東亞太平洋的戰略全局和力量可信性，因而是對華戰略/軍事防範的一個關鍵內容。

　　妥善處理對日關係

　　第三，近幾年來，在中日間權勢格局變化、兩國國內心理變化和“新舊相兼”的中日間公眾敵意迅趨形成的根本背景下，日本的對華政治態勢越來越顯著和頻繁地表現出強硬化、民族主義化和戰略/軍事化的徵象。就台灣問題而言，起最重要作用的是日本民族的“中國意象”：一個對日本懷抱強烈和經久敵意的中國，還是一個並非如此的中國。現在迅趨形成（甚或已經大致形成）的是前一種意象，因而日本政界和公眾看待台灣問題就有了一個根本的前提或框架，台灣與大陸的離合對日本就有了幾乎是直接的“安全”含義。與此同時，日本帝國殖民史和台灣在前日本統治地區中間獨一無二的“情感親日”特徵，大大加強了日本國內的親台情緒。在目前中國的對外關係中，大致可以說“普天之下”（包括美國）都在拉近同中國的政治/外交距離，唯獨日本例外，這無疑有非常深刻、基本和持久的原因。當前在經濟以外的所有領域（就長久意義而言特別是心理領域）與中國最為疏離、並且還在繼續更加疏離的，唯有日本和台灣。後兩者在中國崛起、中國對台壓力愈益增大的背景下會悄然地或公開地逐漸靠攏，並不令人驚奇。美國防範中國由此有了兩個“天然的”自動工具，華盛頓當然“樂觀其成”，以坐收漁人之利。如此從反面看，中國要解決台灣問題，並且要盡可能有利地應對美國對中國崛起的防範和阻滯，就必須堅持不懈地妥善處理對日關係問題，特別是在堅決反對日本政府的惡性動向的同時，爭取防止日本公眾最終經久地形成“敵對的中國”意象。

　　(原載《中國評論》二○○五年四月號，作者係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敎授、美國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