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殷弘

　　新策略的由來

　　從一九九五年到二○○○年，中國大陸在台灣問題上使用強硬方略或“對稱性戰略”，其最大標誌為一九九六年對台“導彈試驗”、反覆的對台軍事演習和宣佈對台動武“門檻”的國務院台辦白皮書。這個方略在二○○○至二○○一年間被放棄，而放棄的原因在於：

　　（一）尤其因為二○○○年台灣大選的結果，強硬方略在大陸自己一邊被許多人反思為低效甚或起反作用，同時其基石即絕對必需時動武的意志、力量和體制準備實際上大為不足，使之對台灣以及對美國不具真正的可信性。

　　（二）對於爭取台灣公眾人心、等待不主張台獨的國民黨重新上臺、讓兩岸經濟交往逐漸“自動”發揮阻獨促統的政治／戰略作用等目標或“柔性手段”，逐漸懷抱頗大希望。

　　（三）中美關係很不穩定，幾度出現較緊張狀況，更未有中美兩國在台灣問題上的足夠協商、協調和“遊戲規則”的成熟化，因而很大程度上缺乏台灣問題上的強有力的外交工具可用。

　　二○○○年台灣大選後，中國大陸逐漸改行某種意義上的溫和方略或“非對稱性戰略”，直到二○○四年台灣大選為止。嚴格地說，這個方略的根本毛病，在於未能確立阻獨威懾的真正可信性。就旨在阻獨的軍事、外交和政治、經濟工具四者（特別是前兩者）而言，大陸這些年裡措施不少，但大體來說都是“減半”性的。這意味著雖然在各方面都有所作為，並且避免了在某一個方面走極端，從而傷害其他方面，但是“減半”性措施依其本性不足以阻獨，因而無法真正達到大陸的最低限度的根本目標。對此，新加坡東亞研究所的一位著名學者近來有個很形象的說法，那就是“胡蘿蔔不夠甜，大棒不夠硬”。

　　不過，到中台辦國台辦五一七聲明為止，實行了大約三年的溫和方略或非對稱性戰略有其成功之處。在此期間，中國大陸從大戰略目標的角度，將阻止台獨與促進統一適當地區分開來，將阻止台獨置於最突出、最優先的地位，並且為之構設與促進統一有所不同的基本戰略。再加上中國政府決不容忍台獨的堅決表示，在陳水扁步步升級的台獨行為對美國利益的刺激之外，決定性地促成了美國總統與其行政當局近幾個月來再三明確反對台獨和台灣公投（包括“防衛性公投”）的重要表態。台獨傾向的惡性發展和中國戰略策略的優化，導致美國政府越來越明確地將台灣當局（並且祇有台灣當局）看作正在謀求“未遇挑釁地改變現狀”，可能給美國帶來損害其至關緊要的利益的嚴重風險。當然，溫和方略或非對稱性戰略還有一個很大的好處，那就是在中國大陸自己還未做好隨時準備攤牌的力量和意志的準備的時候，將隨時準備攤牌的最明確宣告往後拖下去，以免可信性受到真正的考驗。

　　新策略的內涵

　　然而，渴望台獨、計劃台獨的陳水扁的連任，使得中國大陸在上述意志的形成和宣告方面不能再拖下去了。同樣重要的是，近年來台灣公眾中台獨心理和台獨情緒的非常顯著的發展，加上選舉政治背景下國民黨內部愈益明顯的本土化或“跟進”台獨的傾向，使阻獨失去了很大部分島內的力量依據，同時兩岸經濟交往也沒有表現出多少“自動”的政治／戰略作用。當然，從二○○三年到二○○四年三月二十日台灣大選，台灣問題上的對美外交顯得頗為有效，成了大陸方面在此問題上從未有過和差不多必不可少的主要“戰略資產”之一。但是，尤其在三二○往後，美國在阻獨方面的表現仍然有限，而且有些曖昧，它早早認可了陳水扁的大有爭議的當選連任，並且對大陸反台獨的強硬態度一再非難，它反覆主張不設任何前提地進行兩岸政治對話甚或政治談判，它還反覆重申有義務履行《與台灣關係法》中的對台軍事保護規定和堅持對台武器出售。所有這些，使得中國政府顯然認為不能主要依靠美國對陳水扁施加壓力來阻止台獨。不僅如此，從關於二○○三年末到二○○四年初在台灣問題上的對美外交及其總體效果的總結中，可以得出一個重要的結論：要使美國認真地阻止陳水扁的台獨動向，最重要的是要導致美國真的擔心中國大陸要為阻止或制止台獨而對台大規模動武。

　　自中國大陸面前的“台灣問題”（以台獨勢力通過一步步的“有限”行動追求台獨目的為本質的台灣問題）於一九九五年因李登輝訪美拋出“中華民國在台灣”論而顯著浮現以來，主要由於下列三大因素，阻止台獨的努力和鬥爭複雜、艱巨和漫長。那就是：在台灣當局迄今長達十年的台獨言行背景下臺灣公眾中嚴重發展的台獨情緒；台獨勢力的台獨戰略；台灣問題與美國有關政策之間緊密和複雜的聯繫。然而到今天，三項有根本意義的戰略必須應當認為已經很清楚，從而中國大陸的戰略思維和抉擇得以在相應程度上相對地簡化：

　　（一）在台灣問題上，阻止台獨具有超過其餘一切的優先地位，而且為此最為關鍵的是通過足以顯示（對台灣當局、台灣政界、台灣公眾以及美國政府顯示）無可置疑的決心的言行來真正確立威懾的可信性，即迫不得已時為了並且祇是為了制止或粉碎台獨而堅決動武的可信性。

　　（二）在包括政治、軍事、外交、經濟、精神文化等各類大戰略手段中間，軍事和外交手段遠為突出地重要，而這兩類手段之間的平衡是“戰略平衡”的唯一關鍵。

　　（三）台獨勢力已經取得迄今為止的最大突破性進展，因而形勢要求中國大陸在軍事與外交手段彼此平衡的前提下，進行迄今為止綜合力度最大的阻獨努力。

　　三二○台灣大選後，大陸顯然經過驚奇、困惑、重新思考和爭論，到中台辦國台辦五月十七日受權發表聲明時，業已確定新的根本方略。在這個完全可稱二○○○年初以來中國政府關於台灣問題的最重要的立場和政策宣示中，最重要的話語在於：“‘台獨’沒有和平，分裂沒有穩定。我們堅持一個中國的立場決不妥協……對‘台獨’決不容忍”；“中國人民不怕鬼、不信邪……如果台灣當權者鋌而走險，膽敢製造‘台獨’重大事變，中國人民將不惜一切代價，堅決徹底粉碎‘台獨’分裂圖謀”。由這個受權聲明象徵的新的根本方略，就是改變大致從二○○○年下半年起一直實行的對陳水扁台獨動向的“非對稱性戰略”，也多少調整最近幾個月略微誇大地說主要通過爭取美國對陳水扁施壓以便阻止台獨的做法，轉而回到針鋒相對的對稱性戰略和主要依靠軍事威懾，在此前提下力促美國愈益清晰和具體地反對台獨。

　　就任何旨在阻獨促統的對台戰略來說，堅持以台灣當局用某種方式接受“一個中國”原則為兩岸政治對話或政治談判的前提條件至關緊要。中國大陸意欲從這政治對話或政治談判中得到的唯一真正需要的東西（也是中國大陸能夠從中得到的唯一東西），就是台灣當局接受“一個中國”原則，以此保證阻絕台獨。如果不以此作為兩岸政治對話或政治談判的先決條件，那麼中國大陸在這對話或談判中必輸無疑。不僅如此，這樣的政治對話還會導致：顯著增強陳水扁和台獨勢力在台灣島內的政治優勢；使之能夠大致修補妥善由於他自己的爭取台獨行為而受到頗大傷害的美台關係；國民黨或泛藍聯盟在兩岸問題上原有的近乎“一個中國”的立場受到重大損傷；中國大陸內部在阻止台獨方面的根本共識可能嚴重削弱，甚或在很大程度上逐漸消解。因此，我們必須一如既往地堅持以台灣當局接受“一個中國”原則為兩岸政治對話或政治談判的前提條件，在這方面決不聽從美國政府的頻繁“勸告”或屈從其反覆的壓力。

　　新策略的初見成效和潛在問題

　　由五一七聲明代表的新戰略和作為其必要政治支撐的強烈反台獨輿論很快就取得了階段性的重大局部成效：在其五二○就職演說中，迫於中國大陸幾乎力度空前的政治威懾及其種種效應，三二○大選後一度在台獨言論方面異常猖獗的陳水扁不得不言不由衷地做出不搞修憲台獨的“保證”；台灣某些媒體進行的民意測驗表明，半數以上臺灣民眾開始認真相信如果台灣宣佈獨立就必將引發戰爭，這種思考的結果已在去年十二月十二日台灣“立委”選舉中顯示出來；不僅如此，美國政府也在中國強烈的反台獨態勢作用下，比先前任何時候都遠更相信中國“絕不容忍台獨”的決心和意志，認真確信中國大陸為阻止或制止台獨而大規模對台動武的相當大可能性；並且反覆如此告誡台灣，要台灣當局信服單方面改變現狀必將招致巨大危險，甚而招致毀滅。所有這些恰恰符合台灣問題上新的戰略方針的原本目的，儘管它們祇是“初見成效”而遠非“大功告成”。所有這些比此前幾年裡任何時候都更展現了一種切實的可能性和希望，即能夠爭取不經實際戰爭而阻止台灣獨立。

　　然而，現在的強硬方略仍然有實在和潛在的問題：首先，這強硬方略的根本成效有賴於真正的準備攤牌決心和切實的實踐措施，為此還需要大為努力，需要防止它成為一種“權宜之計”。

　　其次，阻止台獨與促進統一雖然已被區分開來，但仍未區分得那麼清楚和截然，因為大陸的任何人都會想到“祇要不統一就總是有台獨危險”，於是，便存在一種可能性，即過早地急於使用武力實現統一，從而導致整個戰略和外交格局傾覆。

　　第三，強硬的時間長了，軍事威懾表現得多了，美國就有可能回到四年前的基本判斷，即最可能“未遇挑釁而單方面改變現狀”的是中國大陸，何況陳水扁在此任期的前半段必定會表現“溫和”。

　　第四，如果陳水扁除了決不接受“一中”外，在今後一兩年裡多說空洞的“軟話”，以修補美台關係和試圖令大陸尷尬，那麼大陸堅持強硬方略就可能碰到一定的國際困難，首先來自美國。

　　五一七聲明以後兩個多月裡，在台灣問題上的對美政策輿論看來一度出現了一個重要問題，即關於美國對台態度和政策的意象和判斷由嚴格的“兩分法的”趨於變為大致單面的。我們要像過去和最近幾個月裡那樣，堅持認真考慮如何對待美國對台態度和政策的實有的根本兩重性，如何為了阻止台獨和促進統一而盡可能最大程度地“開發”利用其中有利於這一根本目的基本方面。與此同時，幾乎始終要有一種“戰略平衡”意識，那就是念念不忘軍事工具與外交工具之間的總體平衡和動態分寸。與此相關的一個重要戰略意識，是要能夠敏銳地預料到，顯著升級的對台“強力方針”和“強力輿論”可能導致美國改變它近兩三年來關於台灣問題的基本政策的一個頭等決定要素，即要“未經挑釁地單方面改變現狀”的是台灣而非中國大陸。如果要承受美國這一既定意象的改變，那就必須是出於戰略上的絕對必需，而且必須有對付戰略格局由此變更的全面和充分的準備。

　　新策略與中國對美政策目標

　　爭取保持和推進美國反對台獨，是第二屆布希政府時期中國對美政策和外交的一項重要任務。與此同時，主要從實現台灣問題上阻獨促統的大目標出發，並且旨在爭取中美關係更有利的長足發展，需要開始設想一種可能性，那就是在中美兩國間力量差距穩步縮小、中國對美重要性加速增長的總趨勢背景下，經過正確、審慎、精明和堅決的戰略與政策實施，促使美國今後一兩屆新政府趨於逐漸接受中國統一，包括逐漸促使美國政府從自己真正的根本利益出發，在中國與台灣當局之間作出政治選擇，逐步結束它在兩岸間“腳踩兩隻船”的狀態。為此，最重要的是中國在台灣問題上經久地、令人無疑地表明強烈的阻獨促統決心。

　　中國需要以非常認真有力的備戰和毫不含糊的堅決態度，保持和適當加劇美國對於中美兩國為台灣問題發生戰爭的擔憂和恐懼，這是促使美國趨於逐漸接受中國統一的最關鍵因素。中國需要在其他一些對美國至關緊要的問題上逐步適當地、但堅決有力地加大對美外交壓力，同時也準備在其他某些問題上，很有策略和利多弊少地為爭取美國逐漸接受中國統一而作出使美國得到重要實惠的政策調整。

　　為了上述目標的逐步實現，在策略和戰略上審慎妥當極為重要。如前所述，近期甚或中期主要戰略目標需要進一步更加合理化，正確的戰略操作必須做到“戰略性平衡”——軍事工具與外交工具的平衡，軍事態勢與外交態勢的平衡，還要努力保持美國關於誰要“未經挑釁地單方面改變台灣現狀”的基本意象，隨形勢的可能變化而及時和適度地調整某些態勢和策略。此外，還應當顯著加大政府層次、半官方層次和民間層次的旨在逐步促使美國接受中國統一的工作力度和靈活性，特別是講清美國在這方面的重大利益。最後，在軍事力量加速發展的過程中一定要較經常地考慮和研究一個問題：到哪個點上和在哪些領域，美國可能變得不能容忍中國軍力的進一步大幅增長？就此而言，應當避免過早過急地建設大型航母、遠洋戰鬥艦隊和過大幅度地劇增遠程戰略武器。

　　(原載《中國評論》二○○五年二月號，作者係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美國研究中心主任、敎授、博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