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7月17日凌晨一時許，我的丈夫王一夫(我愛叫他二哥)很平静地死去了。他側身躺着，臉朝着南墻的一角，右手平伸在枕旁，左手扶着床邊，面壁而亡。他雙目緊閉，没有一滴清泪。由於牙齒稀疏，本已失去稜角的嘴也緊緊閉着。因爲他在之前曾經出汗，我用濕毛巾給他擦過兩次身子。他没有蠕動，没有呻吟，没有話别，就這樣静静地、安詳地舍我而去。

　　他走啦！他帶走的是他腦海中的知識寶庫（這是中國和日本瞭解他的人公認的），還有一個50年都在滴着鮮血的心靈（這也可以説是他的隱私）。作爲妻子的我，在他生前，我對他的瞭解是很膚淺的，正因爲這樣，在我們生活當中發生口角時，我有時還在他滴血的心靈上扎上一針，或捅上一刀，對於過去的這些，我現在後悔、愧疚、痛哭流涕，都没有用了。我每天都在想，現在對他能有用的是什麽呢？我怎樣才能慰借他的在天之靈呢？

　　我的腦中浮現出了一種虚幻：二哥，我要替你伸冤，我要爲你鳴不平，我要爲你呐喊！我要用我笨拙的筆，寫出你一生的正直、善良、向上和才華出衆。這樣一個人，怎麽會犯罪？怎麽會是罪犯？而且還是個被判死刑、緩期二年執行的重犯，罪名竟是叛徒、特務、歷史反革命呢？

　　15年的獄中生活，二哥好不容易挨過來了，刑滿釋放後去北大荒“務農”，又是15年。按政策，刑滿釋放犯如果家在城市的也不準回家、不準自謀職業，而是流放到黑龍江省的北大荒“務農”。二哥用年輕的生命、瘦弱的身軀、堅强的意志承受過來了。等到獲得自由時，他已經是白發稀疏、秃頭的老年人了。

　　二哥有時還自認僥幸地説：判死緩表現好的，可改判25年，再改20年，他跳過這兩段，一改就是15年。這是因爲什麽呢？一，五十年代，他出席了省勞改積極分子代表大會。二，在未判刑之前，他被押在了北京市公安局二處，這是個保密地方，不許通信，不許探監，在這兒，他被關押了兩年。在這期間，他爲當時的掌權者做了大量的筆譯工作。如日文的破案工具書——指紋學、警犬學等等。又爲一位當官的子弟翻譯了俄文版的《金星英雄》，這本書在五十年代很暢銷。他譯完了之後是誰冒名頂替當了譯者？他就不知道了，因爲他没資格問，也没資格看。在他做筆譯工作時所受的優待是，他自己單獨一個房間，飯、菜、開水供應充足。再就是因爲需要買字典和文具用品，讓他去了兩次街。爲了某種原因，看押他的人没有穿警服，而是穿着便衣。

　　《金星英雄》的俄文版“譯者”，肯定享受了金錢和榮譽。可誰又能料想到此書的真正譯者却是一個受了天大的冤枉、時年才二十三、四歲的階下囚呢？由此我想起了京劇《蘇三起解》解差説的話：“你説你公道，我説我公道，公道不公道，只有天知道。”

　　幾十年來，二哥、我、兒子大群——我們一家三口人，以實際行動證實了，我們是正直、善良而有毅力的人。我們是長年生活在逆境中而不屈服逆境的人，這是所有瞭解我們的人公認的。

　　我們雖然身陷泥濘沼澤，頭頂疾風暴雨，手抓荆棘，雙足拖泥，但仍挣扎着從沼澤中拔出我們沉重的雙腿，行進着、行進着，這艱難而漫長的旅途啊，消耗了我們兩人的大半生。一直到死，二哥在中山大學這座南方的高等學府連續執教了15年，從1982年9月1日至1997年7月。但我倆仍然是廣州市的黑人黑户。如無校方的“情况介紹信”，火葬場都不收留他的屍體。他能“安息”嗎？我們的一生是驚心動魄的一生。爲此，我還不能自殺，我要寫出來，讓人們知道，我們這些人，是怎麽度過的幾十年人生之路。

　　且讓我從兒時開始寫起吧。

　　

　　雷立勤                    

　　2006年8月於廣州中山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