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日漸衰敗

　　1936年，我已過了兒童年齡，逐漸有了些觀察事物的能力。首先觀察瞭解到的就是我的父母親。他們那時已經共同度過了十幾年的夫妻生活了，但他們的感情並不是與日俱增地融洽，而是越來越背道而馳。

　　母親在她同齡的婦女中也可算是出類拔萃的人物了。她能詩、能畫，心靈手巧，刺綉、裁剪、縫紉、織毛衣、彈琴、下棋無一不能，但她只能把這些都當成娱樂性的消遣。作爲家庭主婦所應該做和必須做的，她一概不做。她每天都要在9點鐘左右才起床。起來的第一件事不是去漱洗，而是等保姆把床整理好後她再躺下吸鴉片。吸完鴉煙之後再去梳洗打扮，然後吃早點。吃完早點後，她隨心所欲地做些消遣，或只看看書報。午飯總是很豐盛的，在母親睡早覺時，父親便拿着菜籃子，如果我没去上學就帶着我一同去菜市場買菜。那時我們的經濟條件還很富裕，自然都是揀好的買。午飯後母親首先要做的仍是吸鴉片煙和飲茶水，然後就是午睡。午睡起來已經是下午三四點了，又是梳洗打扮。然後不是在家裏鋪上八仙桌和鄰里好友打麻將，便是到外面去打。到外面常去的一家是北京某一流大學徐教授的家裏。徐教授家在南池子住，深宅大院，家中有自用車，還有門房、厨師、干粗、細活的保姆。徐家很闊氣，房子是中、西合併式的高大的青磚瓦房，房子前的走廊寬敞、高臺階，還有四根很粗的大紅色木柱，門窗是西式的，有玻璃門窗和緑鐵紗兩套門窗，他們住的院落是三合式的，院内大青方磚鋪地，有荷花缸、養魚缸和其他各種花卉。夏季我們去了（只父母帶着我），她們就把牌桌和餐桌設在院内。她有兩兒一女，已是大學生和高中生了。我在她們家雖然没有小伙伴，但却能玩得很愉快。因爲她家屋内、院子都很寬敞，小零食很多，而且都是高級的，我隨意選着吃，也吃不全。她們的新鮮東西也多，我好像總是看不全、玩不够。她們的晚餐總是一大桌新鮮菜肴。她們是上海人，厨師是由上海帶來的。上海厨師做的菜，品種很多，味道又鮮美，如紅燒甲魚、紅燒鴿子、扣大蝦、紙包鷄等等。與我們北方人做的魚、肉、鷄味道不同。飯後要喫水果，如果她們興趣上來玩到很晚，十二點以後還要吃夜宵，夜宵雖很簡單，如餛飩、稀粥之類，但也要配上幾種南方小菜。我們坐人力車出入的時候多，我總是和父親坐一輛車，一路我總是説個不停，不是問爸爸什麽，就是告訴爸爸什麽。我把我所見、所聞和不能理解的都要告訴爸爸，而不和媽媽説。有時媽媽真有點顯得嫉妒了，便没好氣地説：“總是爸爸爸爸的，你哪來那麽多的話。”

　　不知是因誰的引誘，媽媽竟去東交民巷的六國飯店内去賭博了。爲了避免父親的懷疑，她也帶着我去。那兒是專門開放的賭場，賭博的形式很多，我因年歲小，對這些一點也不通，只知道母親常玩的一種叫金錢灘。玩的時候男人、女人都有，還都是上層社會的人。輸、贏是要比玩麻將牌多很多倍的。母親玩着，我只有坐在一旁吃東西。她一玩幾個小時，没有理睬我，又不許我到别處走動，這個房間内除了他們賭博的吆喝聲之外，就是他們吸煙吐出來的烟霧，空氣很污濁，我在這兒坐着、吃着真是難受極了。好容易盼着母親賭博結束了，出了赫赫有名的六國飯店，坐上了人力車，從這兒到我們家，車夫要跑半個多小時的時間。在車上，母親教着我怎樣和父親説謊。如果在白天，就説是看戲去了。看的什麽戲？你就説，我没看懂。在晚上，你就説你睡着了，没有看。我默默地聽着，一聲不吱。但在我幼小的心靈中，對母親却不了解，也不滿意，她爲什麽要讓我和父親説謊呢？她爲什麽要到那兒去呢？而且她經常是輸很多錢的，那兒都是些什麽人呢？怎麽没有一個是我認識的呢？

　　一天清晨，我睡得還很香的時候，父親氣呼呼地就把我叫醒了，問我昨天晚上和媽去哪兒了？開始我愣住了，因爲我還没有清醒過來，再看到父親很生氣的樣子，把我嚇住了。過了一會兒，我囁嚅着説：“看戲去了。”父親問：“看的什麽戲？”我説睡着了，没有看見。父親就不再問我什麽。

　　可是當母親起床後，他們便吵了起來。母親吸鴉片、打麻將、吸香菸、用高級化妝品，以致發展到去賭場，所有這一切奢侈、腐敗的生活作風，如果父親説她，她總是説：我没花你的錢，我用我自己的錢，你管不着。父親也就不做聲了。可是這次，母親的這些話並没有把父親震住。父親説：“即使是你的錢，你這樣爲所欲爲也不行，好人有去那種地方的？即使是男人，正派的也不會去的，更何况你是女人。你不覺得可耻嗎……？”他們這次的争吵，倒是有了效果，從此母親再没有去六國飯店，也可能是母親在那兒輸的錢太多了吧。

　　母親在家用畫畫，或做工藝品來消磨歲月了。母親的天資確實也是出衆的。她畫工筆畫、國畫，還畫山水人物、花鳥、走獸。她的代表作品是一對雌雄獅子，在大石邊卧着，石頭上有青苔、花艸，地下有野草，獅子畫得很有神韵，羽毛、眼毛、胡鬚等處都畫得又細微又突出。大凡父親的朋友，都有這幅獅子畫的扇子。母親在北海公園的水榭廳還辦了一次畫展，還有一位畫家很欣賞母親的畫，他以畫會友來到我們家拜訪母親。當然父親對此是不滿意的，因爲最適合於父親的妻子，應該是清晨即起，操持家務，照料孩子。（父親的生活是不用人照料的，他自己會縫縫補補，會做飯炒菜，連包袱、被褥都叠得很有稜角，我的這項本事都是從父親那兒學來的），但他們並没因這些事吵架，他們之間經常是父親沉着臉很少説話。我的父母並不像有的夫妻那樣總是争吵。母親是受過中等以上教育的人，我從没聽過他們有過污穢的言語和彼此大吵大駡。但他們的性格、愛好，真是太缺乏共同點了。

　　“盧溝橋事變”時，我還記得，父親買了些窩瓜、東瓜、土豆之類的粗菜，擺滿了窗臺，又買了些鹹菜、鹽之類的下飯菜。早晨我要出去，打開大門正好外面經過傷兵。（我們附近有一家很大的傳染病院，那時用來收容傷兵了）。這些傷兵看着又可憐，又可怕，他們都穿着灰布軍裝，頭部、胸部、四肢，哪兒受傷的都有。輕傷的挎着胳膊，拄着拐，重傷的有的躺在擔架上、有的坐在汽車上，有的還呻吟着，從白色的綳帶上和灰色的軍裝上都能看到鮮紅的血漬。

　　我膽戰心驚地看了一會，發現受傷的人太多了，簡直没有盡頭。我關上門跑到院裏告訴爸爸。爸爸嘆息着，自言自語地説：“中國人的灾難來了，從今要當亡國奴了。”

　　戰争很快平息了。但北平市内很多地方出現了日本國旗（老百姓稱它爲膏藥旗）。從此我們家的生活也有了變化。各方面的開支都開始收縮，生活水平也有所下降。因爲從“九一八”事變我們遷到北京，到“七七事變”這6年的光景，父親不但不做事（那時稱賦閒），而且還過着高消費的生活，剛開始來京時我們家雇着一個奶媽、兩個保姆。現在只有一位保姆了。外出逛公園、看戲、打麻將的次數都大大减少了。母親也不重視打扮了。因爲我們的浮財存在了銀行裏，隨用隨取，却快取完了。在“七七事變”中的第二年（1936年），父母决定賣掉沈陽的兩處房子。

　　二、一九三六年隨母返奉

　　現今的遼寧省沈陽市以前叫“奉天”，“九一八”日本軍國主義侵入東北三省後又加上“滿洲國”。我之所以不忘1936年，因它對我這個還不足九歲半的小女孩來説，是太辛酸、太艱苦了。在人生的旅途上，這時的我開始嘗到了“苦頭”。

　　在春暖花開的季節，弟弟斷了奶，父母相繼辭退了奶媽和照看妹妹的張媽，只留下了陳媽一人操持全部家務。母親帶着我們姐弟三人去了奉天，一路上母親的辛苦自不必説，此去的目的：是要賣掉奉天的兩處房子，來維持日後的生活。

　　我們走的時候，父親送我們到火車上，找好座位後把抱着的弟弟交給了母親。他們彼此都沉着臉，父親只説了一句：“路上要小心，到了就來信。”

　　出了奉天火車站，母親雇了輛馬車，這種馬車北平是没有的，它前面套着兩匹大馬，車夫坐在較高的坐位上，車夫一手執鞭，一手拉着繮繩，他坐得很舒適，因爲是能坐兩個人的位置，還鋪着厚棉墊。母親帶着我們坐在後面的車鬥裏，車鬥就像個簡易小沙發，對面是平板坐，也鋪着棉墊，能坐兩個人。整個的車從人到馬及所有設備都乾净、整潔，等我們坐穩後，車夫提鞭打馬一聲吆喝，兩匹馬兒嗒嗒嗒地跑起來，馬蹄子敲打着柏油馬路發出來的聲音很有節奏，我好像是在聽音樂似的看街景。又有微風吹着，能吸到新鮮空氣。

　　到了地方，馬車停了下來，但我仍然没有坐够，心裏在想：怎麽這麽快就到了？我懷疑着不肯下車，母親笑了，她説到地方了，下來吧，這次没有坐够，以後還能有機會坐的，我無可奈何地下了車。

　　我們先到大姨家。大姨住的地方並不闊綽。門前是黑土路，三層高的石臺階，上面是兩扇對開的中號舊木板門。進門之後是方磚鋪地的大三合院，房東住在五間大正房，大姨住在三間西厢房。南、北單間是大姨和我們的卧室。

　　大姨是位五十多歲、發了胖、纏過足的小脚女人，她個子較高，據説年輕時有美人之稱。雖然認識字，但不會寫字。她搬到這簡陋的住處，是在寵愛她的丈夫死後，丈夫的正妻和兒子容不下她，她只好“净身出户”，所有的産業一點也没得到，只帶着自己的衣服、首飾和極少的存款。她也吸鴉片煙、香菸、飲茶。此外，她超過母親的地方是她會保養。由於她的保養，我每天的麻煩事情就多了，例如喫飯後她要喫水果，就要我削皮，然後把水果切成桔子瓣狀放在小碟内，擺在她的大烟盤子前，供她吸完煙後吃。我還要給已經泡軟了的燕窩鉗毛，在燈下用小鑷子耐心地一點點的往下鉗。鉗乾净之後放在小飯碗内，裝上四分之三的凉水，在小鋁鍋内也放上凉水，在火爐上炖二十分鐘左右，加上白糖，端在大姨跟前，等她吃完過一會兒，水也燒熱了，她就開始洗澡，這也必須由我侍候着。

　　她洗上身時，我要給她擦背。她是用一個有矮三角架的紅色油漆木盆洗下身的，三角架的作用是把木盆放在三角架上，她坐在高背靠椅上，雙脚泡在盆裏，不用彎腰，能很舒適地坐在椅子上泡脚。木盆和架是能分開的，但都很重，我從外面拿進來擺好，放好水。大姨洗完後，我就用白絨布裏包着藥棉藥的球，蘸着一扁瓶的紅色藥水，給她上下搓背，什麽時候她説行了，我才能停止。我不知道這種藥水叫什麽名字，聽母親説，是舒筋活血的。在她泡脚的時候，我要把杭上的烟具、茶具等物收拾起來給她鋪好被褥。等我給她擦完藥，她就鑽進被窩。

　　她每天晚上不間斷地讓我做這些事。奉天的冬季最冷在零下30度，她也從不間斷一天，因爲她卧室的爐火燒得很旺，我侍候着她的時候都穿着單衣服，等我去倒她用完的髒水時，我穿上棉衣凍得還打顫，因已是夜間11點鐘左右了，晚間要比白天冷得多。

　　大姨看上去是個冷冰冰的人，她的笑總是無聲的。她每天都要喫水果、點心等，却從來也没給過母親和我們三姐弟。她自己獨自吃，好像是很應該的、很自然的事。不過她也從來没打駡過我們，也没有大聲教訓我們。

　　最難熬的是在三十年代奉天，人口不多，高樓大厦也少，冬季要比現在的氣温低10多度。一般居民還没有自來水用。在我們住的院内有一個“洋井”。每天早上八九點鐘房東把井頭拿出來，用一壺開水化開井上的浮冰，按上井頭，再用一壺冷水往井内澆着水，一下一下地壓，等把下面的水引出來，各家拿着水桶就可以按着各家的需要隨便押水了。等大家把水都押够了，房東就把井頭拿下來，不然凍在上面，下次再用時，三壺開水也化不開凍得很厚的冰。

　　母親和大姨一次水也没押過的，只有我去，但我又年紀太小，所以我每次去都是鄰居幫我押一點，只押水桶四分之一的水，多了我拿不動。

　　那時在我心目中最好的、最肯幫我忙的人，就是我母親的一位堂兄，我叫他三舅。他有着高大的前額、深陷的眼睛，臉上有很深的皺紋，嘴裏的牙齒大約掉了一半，操很濃重的天津口音。他有一個女兒在天津結了婚，兩個兒子在北平工作。老婆死了，他到奉天投奔我大姨父，大姨父死後他就自己找工作，看樣子像是一個普通工人。

　　他没有家，每逢休息日就到我們這來。我是最歡迎他來的人。他來了，首先就是給大水缸挑滿了水。再把火坑扒乾净。然後再看看油、鹽、醬、醋的，缺什麽就給去買。吃完飯他還要給劈很多的木柴，我用的時候就很方便了。總之，對我來説是最難做的事，他都一樣一樣地做好。

　　他每次來時，總是拿一條三、四斤重的大魚來，在冬季裏魚總是凍得硬梆梆的，他就用冷水把它泡上解凍。他還要做炖魚和烙餅。吃完飯後，他就把剩魚和烙餅都帶走，天津人以貼玉米麵大餅子和烙餅爲主食，而副食就以吃魚爲主，什麽海魚、河魚、大魚、小魚、他們是不挑的，他們説：只要有魚，吃着就香。

　　更使我高興的是，他和大姨、母親都極少説話，他也不考慮我能不能理解他説的話，他就是喜歡和我説話。他一和我説起話來，好像我不是一個十歲的孩子，而是他的知心朋友在聽着他傾訴。其實，他所説的話和孩子一點也掛不上鈎，很多我也聽不懂是怎麽回事，但給我留下的印象却極深刻，至今我還記憶猶新。可能是除他之外根本就没有人和我説閒話的原故吧！我聽他説話總是聽得津津有味，像兒童聽有趣的故事那樣高興。

　　一個嚴寒的冬季，三舅來了和我説，他早上來時又看見“路倒”了。什麽叫“路倒”呀？“路倒”就是要飯的，又凍、又餓、又犯癮，支持不住了，就死在路上了，就叫“路倒”。這些人呀，多數是吸白麵和扎瑪啡的。我忍不住還要問什麽是白麵？什麽是嗎啡？三舅説：“你大姨和你媽不是都抽大烟的嗎，因爲他們有錢，抽不起大烟的窮人也有吸毒的，他們就吸白麵和扎嗎啡，他們的癮頭比抽大烟的人還大，人一吸上白麵或是扎上嗎啡，就是有錢也活不長了，何况他們又凍又餓呢。”那死在街上的“路倒”怎麽辦了呢？讓清潔夫用垃圾車給拉走，到城邊子没人的地方一埋就完事了。現在天寒地凍的，坑刨得都很淺，明年開春一化凍，屍體就又露出來了，那時就會讓野狗給吃了。

　　有時他來了又説：“我今天看見了一個‘白條子’”。“白條子”就是“路倒”死後，另外的要飯者看見了，就把“路倒”的衣服都扒下來，“路倒”就和剛殺完的白猪一樣，身上一絲不掛，就和猪的叫法一樣了。要飯的扒“路倒”的臟衣服干什麽呀？拿去賣了，買吃的，或是買白麵抽。三舅對我的提問總是耐心地解釋，他從來不嫌我問得麻煩。

　　有一次他來了和我説，他走這一路看見了三個“路倒”。我就問：“三舅，你今天怎麽看見這麽點呀？”他説，他從工廠來走的都不是熱鬧的地方，所以人死了不能及時拉走，有時幾天都没人管，天太冷，路倒凍得很硬，狗都咬不動，也發不了臭。説不定放幾天才能拉走呢。

　　三舅到休息日又來了，我在外屋洗衣服，聽到媽媽在裏屋和三舅説：“三哥，您以後再不要和她什麽話都説了，她那麽小，什麽也不懂，您和她説了她就亂説，讓外人聽了多笑話……”以後，三舅真的不和我説外面的新鮮事了，他常和我説的就是天津的風味小喫了。

　　在奉天，發生過一件事，給我的童年打下了烙印：1936年的冬天，我已過了10周歲生日。一天早上八點鐘左右，我到外屋去開門，外屋有兩道門，外面的門是新式的單扇門，下面是木板，上面鑲着四塊長方形的玻璃。裏面是雙扇的舊式木板門，關的時候把兩扇對在一起，横着插上一條厚木板（叫門插關），爲的是防寒和防盗。因爲頭天晚上要燒坑和燒熱水，需要兩個鍋臺同時燒柴、燒水，外屋的水蒸氣就很大，停火後到了後半夜，外屋的氣温又比較低，潮濕的門和門插上都結了冰，我開門的時候用左膝蓋頂着門的下面，左手按着門的上面，右手用力晃動門插板，冰結得較厚，我晃了很久抽板也拉不出來，門也打不開，母親在裏屋聽着就急了，她披上棉衣、穿着單褲冲出來，不知是她比我力氣大，還是因爲我已經把插板晃鬆動了，她没費力的就把門插板拉了出來開了門。這下可把她氣壞了，她一句話也没説，把我拉到了裏屋按倒在坑上就是一頓暴打。她是用掃炕的笤帚柄打的，柄上是用細鐵絲纏成細小的小方格，又硬、又結實，用它打人，比用木板打還疼。北平人叫它“條帚疙瘩”，她剛一打時我只是哭，她越打越氣也就越用力，打得我滿坑上打滚，她還不停地説着：“看你以後還敢不敢故意磨蹭不好好干活？”我哭着喊着，還連連的求饒説：“媽我不敢了，媽我不敢了。”不管我如何央告也不行，直到她累得再也没有力氣打了，才停了下來。而我也没有力氣大聲哭喊了。我嗓子啞了幾天不能説話。

　　大姨十點多鐘起來後到我們卧室來，看到我縮在墻角低泣，母親坐在炕上陰沉着臉，她也就明白是怎麽回事了。她自言自語地説：“我一點也没聽見。”

　　過了三四天，三舅來了，我的嗓子仍然很啞，不能正常説話。他問我嗓子怎麽啞了？我就哭了，把捱打的事從頭到尾全和他説了。他長嘆了一聲，操着天津口音説：“這叫嘛事呀！你大姨和你媽整天的嘛事都不做，都推在個十來歲的孩子身上，這麽大的孩子正是貪玩的時候嗎！再説身子骨也没長成呀！哪會干這麽多的活。”説着，他的兩只粗糙的大手，握住了我一雙紅腫的粗糙的小手，我的手凸起來，紅腫的小手背上，布滿了細小的小血痂。這是因爲天冷，我干活的時候一會兒用冷水，一會兒用熱水，自己也不懂得護膚，母親也不關心這些，她連看都没看過。因此，我一雙小手，不但皮膚粗糙、紅腫，還有着一條條細小的血痂。三舅撫摸着我的小手，我看見他流泪了。他説：“你三舅母活着的時候，我和三個孩子都没干過活。家裏的粗活、細活都是你三舅母一個人干。你大姨和你媽哪像個正經的過日子的人，老娘們家的，嘛都來，大烟、小煙，嘛都抽，這不是糟改嗎！三舅就是心疼你這麽小就要干這麽多的活，我是來幫你的，不然我才不來呢，我看不慣她們這一套。”

　　隨着年齡的增長，我明白了母親狠打我的原因，她是“借題發揮”。她到奉天賣房子，我們的房子是經大姨求人幫忙，全部都租出了。她很懶不去收房租，人家自然不會給送上門來，日積月累，欠的越多就越不願意給了。母親到後挨家挨户去收房租，遇到忠厚的人家就給點，遇見狡猾的就一點不給，因見母親是個“女流之輩”，不給也不能把他們怎麽樣了，又知道母親在奉天不會常住，所以仍是拖欠。

　　後來母親通知他們説：要賣房子了，這些住户又説：買房子没錢、搬家還很難找到合適的。到奉天已經半年多了，賣房子的事也没進展，房租也没收回來多少錢，更主要的是，母親住在奉天不如住在北平舒服。因此，她也心急如焚，就拿我當了“出氣筒”。

　　賣完房子，我們準備回北京了，並請大姨和我們一同走，因她在沈陽也没親人了。在臨行前，大姨的小叔子和大姨説：“你的侄子們還小，等他們長大能挣錢了，一定把您接回來，您到孟家也三十多年了，等您死後我一定讓您的侄兒們披麻帶孝，把您送到孟家墳地，和我哥哥並骨。”以後我一想到這件事就有感觸，那時有舊道德觀念的人，也真是恪守信義，果然才幾年的時候，他們就把大姨從我們家接走了，大姨走後不到三年，便死在老孟家了。

　　從沈陽回來後，我又按步就班上學了，五、六年級我是很順利地就念下來了。因爲家務事有位保姆和父親一同去做，其他的人就什麽都不用幹了。母親又過上了優裕的生活，對我又比在沈陽時好了。大凡有什麽喜慶宴會，她又帶着我，把我打扮得很漂亮，還把她極貴重的首飾也給我帶上。當我戴着她的翡翠戒指，或鑽石戒指時，她就耐心地在鑲金處纏上厚厚的幾層綫。總的來説，母親還是善良的，她身邊的三個子女，没有一個是她生的，但對誰也没虐待過。而且對親友、對僕人她都很大方，從不和人斤斤計較，但她的缺點也是令人難以容忍的。

　　三、霓裳風華

　　在我的少年時代，家庭經濟狀况已日漸衰敗，但我的大姨和母親都在盡心盡意地打扮着我。她倆把過去已經穿過的舊衣服按照當年的時興樣式改給我穿。這些舊衣服的質量都是上等的真絲製品，還有綢、緞、綾、羅、紗，是在三四十年代日本統治時期市面上買不到、看不着的優質衣料。

　　母親和大姨都心靈手巧，家中没有縫紉機，她倆用手工千針萬綫一針挨一針的密縫細做，每當我在試衣服的時候，她倆總是站在一旁看着、笑着，欣賞着她倆的杰作。

　　記得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初期，女人穿的旗袍最時興的樣式是“沿邊加牙”，就是在旗袍的周圍縫上二、三分寬的黑色邊，在黑邊的周圍與衣服之間再縫上一道細細的白邊，不論什麽顔色的衣料或花樣都適合這種做法，在成衣鋪做這種款式的衣服是要加付雙倍的手工錢的。但我母親和我大姨只用手工不用縫紉機就能達到做工精細、穿着可身的標準。除此之外，母親還能用她過去的紗旗袍給我改做式樣新穎的連衣裙。這種紗薄得像蟬翼一樣，必須加上襯裏。襯裏是根據衣料顔色的深淺，配上無花的適合顔色的“綾子”來做的。一件衣服加上襯裏也不足二兩重，紗料上有用極細的絲絨綫綉的各色各樣的花卉，這種紗料雖然薄如蟬翼但很結實，用手是扯不斷的，必須用剪刀剪。夏季穿這種衣料既凉爽又美觀大方。

　　我穿的很多衣服都是用母親和大姨的舊衣服改的，但質量很好，顔色高雅，樣式新穎合身，穿着很出衆，一看就能看出我的家庭絶非一般的小市民。但這種衣服只有在串門和看電影、看戲時才能穿，因此一年當中也穿不上幾次。每次我穿上這樣衣服總是愛照鏡子，從穿上到脱下要多照好幾次鏡子，照着照着自己就笑了。這樣的笑是在屋中只有我一個人時才出現的，這是發自内心的微笑。

　　我總認爲母親是美的化身，她詩、詞、國畫、彈琴、吹簫樣樣都會。她刺綉、織各式圖案的毛衣都十分精緻。她喜歡打扮我，尤其是在過年和參加喜慶宴會的時候，我總是被她打扮得花枝招展，在打扮我上施展她的藝術才華。

　　母親的聰明才智超過了父親幾倍，但可惜她生不逢時，如果在解放後她還没有老，她在新社會裏除了家庭出身不好之外，還是能有發揮特長機會的，但母親的才華都被社會和她個人的吸毒給湮没了。

　　母親每天都習慣性地精心化妝，從兩三歲時開始在母親化妝時，我就跪在梳妝檯的左側椅子上雙肘伏着梳妝檯，雙手托着下額目不轉睛的看着母親擦粉、抹胭脂、描眉毛直到母親離開梳妝檯，我才溜下椅子跑到别處去玩。

　　父親説，這是女孩子的天性，從小就愛美。

　　在平時，母親總是教導我要衣着檏素大方，上學時要穿校方規定的制服，放寒暑假和放學在家要穿布衣服或是很舊的衣服，更是不允許我擦胭脂抹粉。母親説，學生唸書的時候擦胭脂抹粉成什麽樣子！學生就應該檏素大方，把心思放在唸書上。

　　母親很喜歡我，從小到大我都是她心目中的一朵花。母親經常説我面如桃花，尤其是在荳蔻年華時，正是一朵含苞待發的嬌艷花朵，如果涂胭抹粉，就掩蓋了自然的風采。

　　四、烏烟瘴氣的文化古城

　　1936年“盧溝城事變”後，日本的鐵蹄踏入了北平（即北京）這座中國千年的古城，頓時天低雲厚，空氣污濁，使人不能舒暢呼吸清新空氣，人們在精神上所感受到的是恐懼、徬徨、窒息。

　　愛國的仁人志士像是干壞事的罪人，在人前不敢暴露自己，言行、交友、讀書都不敢疏忽大意，即使在親友面前，也要倍加小心，不然就可能招來殺身之禍。

　　相反的，吸毒、販毒、嫖娼、賣淫等一系列犯罪活動，倒可以明目張膽地招摇過市，而且還受到官方的保護，真是倒行逆施，群魔亂舞。真正的好人，在這樣的社會環境當中只有忍氣吞聲低着頭過日子了。

　　在最基本的衣食方面，很多東西是統購統銷，實行“配給”制的，如果商人私自買賣被發現了，就被定爲經濟犯，除没收財物外，有關人員還要坐牢、判刑。在這種情况下市面上的正當經營極不景氣，很多商店都是貨少人稀，經營者苟延殘喘地支撑着。

　　但也有一種新興的“商業”正在走俏，這就是從1940年開始，在大街上開設了大小的大烟館，把販賣毒品這一隱蔽的犯罪活動，挪到了衆目睽睽的光天化日之下。吸毒和販毒人之普遍，觸目可及。

　　街上開設了鴉片煙煙館，在那兒買鴉片煙也可以，在那兒吸也可以。分别設有男女吸煙室，夫妻、或相識的异性願意同榻而吸的也可以。但只供吸煙，連茶水都不供應，吸完煙不走就下逐客令。不然，這些大烟鬼們吸完煙再喝茶，喝完茶再打個盹（睡一小覺），那占的時間就太多了，就要减少煙館老闆的收入。

　　據説吸毒也有三部曲：一，吸鴉片；二，吸白麵；三，扎嗎啡。很多人扎上嗎啡就傾家盪産，甚至把妻子兒女也賣掉了，直到自己在飢寒、犯癮中死於街上。

　　“煙館”我也進去過一次。有一次和母親外出，她中途犯了烟癮，就進了一家小規模的煙館，裏面很乾净、整潔。進門就先在屋角下小簡易房窗口買了煙份（也叫煙泡）——是用白色的透明油紙包着的黑色條形的烟膏。在那兒吸，另外還須加一定錢數的烟具使用費和服務費，然後女招待員給領到“煙榻”。這種專供吸煙用的木床，只比雙人床寬了一些，兩邊也有精緻的矮擋頭。靠墻一排擺了四張同一個樣式和同樣枕頭、床單的床。然後，女服務員又去端來了烟具。母親躺下燒烤着烟膏，用兩條特製的煙釺子攪拌着，然後她把燒成褐色的煙泡沾在大烟槍的煙鬥上吸吮，散發着的烟霧彌漫在她的周圍。我木然地低着頭，坐在她對面的床沿上。

　　這時，進來了兩個中年男人，也到窗口買了鴉片煙，要在這兒吸，女服務員把他倆領到緊挨着我們的床位，然後取烟具去了。一個男人靠着床擋頭坐了下來，他和我的距離還不到二尺遠，我坐不住了，立即冲出了門外。這時我覺得臉在發燒，周身好像有蟲子在爬行。我感到頭暈腦脹，不知道是怎麽下了煙館的臺階，跑到了附近的電綫杆子旁。我無心去顧及街上的過往行人，臉朝着電綫杆子哭了。

　　我不知道過了多久，母親來到了我的身旁，她並没問我爲什麽哭，她心裏明白，只低聲説一句：“咱們走吧。”我轉過身子，兩眼蓄滿了泪水，生硬地對她説：“媽，您以後再不要到這裏來了，這裏男女混雜，是個下流的地方。”母親木然的説：“我這是第一次，再不來了。”我挪動着身子，放慢了脚步，蹭着鞋底，跟在母親的身後。母親的形象在我心中萎縮了，“煙毒”使她的臉上罩上了一層嚇人的暗灰顔色，原來她的嘴形長得非常出色，鮮紅的小嘴，稜角分明，現在嘴唇成了黑紫色。由於長年的含着烟槍吸吮，口也變形了，而且好像兩片嘴唇永遠也閉不嚴，由於多年以來每天都是被鴉片煙和菸卷薰着，原來雪白整齊的牙齒也又黑又歪了。以前我很欣賞母親的光彩照人和屬於古典美人的美，可是她現在變得還不如一個普通的“正常人”。“煙毒”使她失去的太多了，就從那個煙鬥上像小米粒一樣小的小孔洞裏，她失去了數不清的身外之物，但更令人心痛的是她失去了家庭的温馨、丈夫的寵愛和子女的尊敬。她周圍的親人，雖然還都是和她共同的生活在一個小圈子裏，但感情上的距離是越來越遠了。作爲家庭主婦，她不是太不盡責了，而是太不够資格了。

　　更難以令家人忍受的是，我們家的經濟情况自“九一八”進關後，一年比一年困窘，母親每月吸鴉片煙的錢，要超過全家人生活費的兩倍，因我們已經常吃不着魚、肉、蛋了，不是非常必要的東西也不買了，所以生活費用很低。母親對這些從來不顧，她只顧在她犯癮的時候，大烟槍立即就能伸到她的嘴邊，她就比得到什麽都滿足了。

　　五、神秘的鄂叔

　　1937年，在救國救民思想的支配下，有的人是單獨的，有的是舉家的去了中國的大後方重慶。但也有一些愛國志士，青年學生留下來在秘密地進行愛國抗日活動。對於這些人，老百姓對他們統稱爲抗日分子。

　　我在劉嬸家認識了一個很奇怪的男人，我們叫他鄂叔。他看樣子還不到四十歲，瘦高的個子，瓜子臉，梳着又黑又亮的分頭，戴着一副金絲眼鏡。唯一遜色的就是突出來的喉骨，不然的話，他該是無可挑剔的美男子了。

　　鄂叔在夏季總是穿着雪白的長袖襯衫，春、秋時則加上一件黑色料子的西裝上衣和一條黑色的領帶，他的西裝長褲一年四季永遠是黑色的。皮鞋也總是黑色的，襪子是白色的。從穿着上就已顯出他的沉静和孤僻了。

　　他寡言少歡，和劉叔、劉嬸説話時聲音不大，人家問一句他説一句，但却能看得出他對劉叔劉嬸的信任，有些暫時不用的東西，他都存放在劉家。所以，每隔半月二十天，他就要到劉家來一趟，自己到裏間屋去拿點什麽，或是放點什麽。劉家的人也好像是對自己的家人一樣，不看也不問。

　　1938年的初春，還没到脱棉衣服的時候，我到劉嬸家去，看到鄂叔默默地坐在椅子上，面部没有什麽表情，很呆板地喝水。

　　劉嬸説鄂叔是劉家四叔的朋友，劉家的四叔是北京美術學院學生。鄂叔給我的見面禮，是帶着我和劉家的一個女孩珠姐，還有兩個男孩去逛北海公園。因爲還没到春暖花開的時候，遊船也没下水，所以没什麽好看的景致，只在裏面走了一圈就出來了。

　　鄂叔還帶我們到後門大街附近的一家照相館照了一張八寸大的照片。鄂叔西裝革履地坐在一張豪華的高靠背椅上。我們兩個女孩和兩個男孩分别站在他的兩側。我和珠姐都穿着彼此媽媽給織的透花毛衣，下面穿着素花的薄棉褲。珠姐穿着緑色呢子面的短薄棉靴，我穿的是淺玫瑰色的呢子面小短靴。我們兩個女孩並不知道要照相，也没着意打扮，但我們倆的穿着也可説是很不錯的了。我倆都是梳着女孩子最普遍的髮型，前發齊眉，兩側齊耳。

　　最可笑的是兩個男孩子的穿着打扮。他倆一個和我同歲，只比我晚生了兩天。一個比我小兩歲。他倆下身穿着棉褲的外面罩着藍色的單褲，因爲他們没有把裏、外的褲子拉平，所以看着好像棉花滚了團。穿着反毛的褐色鹿皮夾鞋，已經磨出了一片片的黑色。上身是用他們父親的一件長袍給改做的對襟的中式小棉襖。因爲這件長袍已經是十年前的料子了，在緞子面上還織着本色的大圓形的圖案花。不用説是小孩子，就是老年人也都很少穿這種料子的衣服了。所以一看就知道是老人的舊衣服改的，在家劉嬸總是給他倆套上一件布罩衣，出來時因爲忙，劉嬸只把穿臟的罩衣給脱下來了，要再給找乾净的换上兩個男孩不等着就跑出門外了。他倆一個留着小平頭，那個小兩歲的弟弟據説是算命先生説的，在他的頭頂要留一個圓圈式的頭，也就是光頭頂外留一圈一寸多長的圓形短發圈，這樣才能好養活，以免殀折。十歲以後再改什麽樣的長髮型就無所謂了。我只是聽到劉嬸這樣説，究竟是根據什麽邏輯，我至今也不知道。現在他倆穿着一模一樣的緞子面的團花小棉襖，呆頭呆腦的，活像一對“小古董”，把給我們照相的人都逗笑了。

　　照完了相，鄂叔又帶我們到一家中檔飯館吃了晚飯，才把我們都送到了劉家。

　　我回家後就高興地向父母繪聲繪色的訴説了鄂叔帶着我們玩的事，但父母對我的訴説並不感興趣，好像他們早就知道會出現這樣的事，他們也知道鄂叔喜歡帶着孩子們出去玩。

　　自此，我每次在劉家遇到鄂叔，他都要帶着我們四個孩子到外邊去玩。每當鄂叔帶着我們要出屋門時，劉嬸也總是同樣的重復着一句老話：“跟你們鄂叔去玩吧，他一個人很寂寞的，唉！這個大孩子頭啊，可什麽時候自己能有老婆、孩子呀？！”

　　但只要四叔在家，可就不大一樣了。鄂叔就不帶我們出去玩了。他們倆躲在四叔的小屋子裏，我們也聽不到他們在屋裏説些什麽，鴉雀無聲的，等他們從小屋裏出來時，他倆都很嚴肅的。鄂叔只和劉叔、劉嬸小聲打一下招呼：“大哥、大嫂我走了。”對孩子們，他就不屑一顧了。只有最小的弟弟不知趣地喊着：“鄂叔！鄂叔！帶我們去公園。”劉嬸就立刻阻止説：“别鬧了，你鄂叔還有事呢！等下次來再帶你們去玩。”

　　在暑假中的一天，父母外出了，弟弟、妹妹也玩去了。我感到很不舒服，躺在床上迷迷糊糊的，正在似睡非睡的時候，就聽到有人叫着我的名字，我睁眼一看，站着的是鄂叔。我因爲困倦和不適，所以没有因爲他的突然出現而感到驚訝和喜悦，我無精打彩連身子都没動一下只是沙啞地説了句：“鄂叔來啦！”

　　他問：“你怎麽了？”

　　我説：“感冒了，我還發燒呢。”

　　鄂叔説：“没關係，起來，我帶你到景山去玩，到外面跑跑就精神了，一到街上你就會把有病給忘了。躺的時間越長，越是頭暈。”

　　我説：“我不去，我很不舒服，我還發燒。”

　　但他再不容我多説了，拉着我這個從早晨起床就没梳頭、没洗臉也没换衣服的邋遢女孩硬是往外走。到了下屋他和陳媽説了聲：“你告訴太太，我帶小勤玩去了，晚飯後送她回來。”出了家門口，我一看我這一身打扮，真是太難看了，穿着短袖連衣裙是用母親的舊綢衫改的。因爲我穿着它已經躺了兩三個小時，連衣裙上壓了很多大小不同的褶子，光着的小脚丫上穿着一雙已經很舊的凉皮鞋，走起路來有着喳拉喳拉的聲音。出自女孩子的愛美心理，我向鄂叔發脾氣了，我説：“您看我這個邋遢的樣子，怎麽去公園呀？我不去了。”説着我甩掉了他的手就往回跑。可是鄂叔追着又硬拉上了我的手笑着説：“這怕什麽呀！不管你是什麽樣子，打扮得好看不好看，只要你買門票，公園就放你進去。如果你不買門票，就是穿得再漂亮，人家也不放你進去。”我聽他説得很有道理，就順從地跟着他去了。他雇了一輛人力車，把我們拉到了景山公園。

　　鄂叔爲了給我提提精神，就到冷飲部買酸梅湯和兩小紙盒小喫。一盒是黄的豌豆黄，上面有幾片鮮紅色的酸楂膏片，可謂是色、香、味俱佳。另一盒是栗子面的小窩頭，塔形的金黄色的小窩頭下面還捅了個小圓空洞。大人一口就能吃一個。據説這兩樣都是清朝的宫廷小喫，所以它的價錢比普通糕點要貴些。母親只是在去東安市場時給我們買過幾次。

　　鄂叔説：“喝酸梅湯，吃小窩頭，吃完你就有力氣上山了。”

　　三十年代的景山公園没有什麽好玩的。山的周圍空空盪蕩，没有什麽陪襯點綴。一座大山上從東至西共有七個模式一樣的亭子，中間的亭子大些，其它前後三個同樣大小的亭子襯托着。上到中間那個大亭子時，也就到了山的頂峰。在上山路經第二個亭的旁邊不遠處有一棵槐樹，樹上鎖着鎖鏈，鎖鏈下面掛着一片白底黑字的小長方形木牌，上面寫着説明。樹木周圍砌了個一米多高直徑三米多寬的深藍色小圍墻，把樹圈在當中。鄂叔給我講，明朝末年李自成進北京時，明朝的末代皇帝崇禎跑到了景山，他知道大勢已去，就在這棵樹上吊死了。因爲這棵樹上吊死了皇帝，以後就有文、武大臣們説這棵樹是有罪的，就給它鎖上了鎖鏈。

　　鄂叔問我：“你喜歡看歷史書嗎？”我説非常喜歡看歷史書，我最喜歡上的課就是語文課和歷史課。廉頗、藺相如的將相和、岳母刺字、文天祥“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悲壯詩句、林則徐1840年在虎門焚燬鴉片……老師給我們講這些英雄人物時，我經常是聽着聽着就哭了。

　　鄂叔聽得很感興趣，他又親切地問我，還知道些什麽？我説還知道：漢高祖劉邦斬蛇起義、張良吹簫吹散了楚霸王項羽的八千子弟兵、項羽四面楚歌、韓信受辱胯下，劉備和關羽、張飛桃園三結義、趙子龍求少主……

　　我正滔滔不絶津津有味的説着，鄂叔打斷了我的話，温和地問我：“這些，你都是怎麽知道的呀？”

　　“我是每天晚上和媽媽一起聽無綫電（即收音機），都是聽説評書説的。”

　　可能是因爲我的知識來源太出乎他的意料之外了，這一句話説得他放聲大笑了。自從認識他，我還没有看見過他這樣爽朗、開心地笑過。他笑得那麽自然、親切，我覺得我在他面前不必拘束，我和他更親近了。

　　然後他拍了拍我的肩膀，又給我理了理亂發，問我：“你幾歲了？”

　　“我12歲了，媽媽説我長得嬌小，很多女孩十歲就比我高了。”

　　鄂叔説：“長的高、矮没有關係，你是個很懂事、很聰明的小女孩。一定要好好地讀書，你才能知道世界上更多更多的事情。”説完他定睛地審視着我這個邋遢、矮小、病兮兮的小女孩。

　　我忘了自己的不舒服，好像不曾發過燒一樣，和他一起奔上了景山的頂峰。在上面最大的那間亭子裏坐了一會兒。該往下走了，鄂叔説：“你能不能走？走不動了，我背你下山。”我笑着説：“我才不用您背呢，下坡要比上坡省力的，我都能上來了，就更能下去了。”説着，我半走半跑地到了山脚下。鄂叔落在了我的後邊。他摇摇頭説：“這樣不好，你太逞强了。”可能是他怕傷害少女的自尊心，隨即又加了一句：“這樣也好，你長大後的性格一定是很剛烈的，不會乾没有骨氣的事。”

　　出了景山公園，他把我帶到了他的寓所，他所住的地方離景山很近，我才明白了他爲什麽要帶我到景山來玩。

　　他住的是一所很普通的小公寓。傳達室、住室的房間都又小又矮。鄂叔的房間也只有十二平方米大，一張陳舊的單人木床上鋪着潔白的床單，一對潔白的枕頭上蓋着條白色的毛巾，枕頭下面叠着一條白色的毛巾被。鄂叔説：“你先躺下休息一會兒，我去打壺凉水來，咱們洗洗臉。”他拿着鐵水壺走了。

　　我仔細地看這整個房間内所有的傢具、用品。挨着床是一個舊三屉桌，桌面上鋪着一張大白紙。除了一個小檯燈外，還有一個裝兩色鋼筆水的玻璃小缸，和一個鋼筆架。桌前一把軟座的高背木椅。在床對面放着兩個長方形的小木凳，木凳上面放着一對中號的皮箱。皮箱上有幾叠報紙、雜誌。在一進屋門左邊墻角一個舊木的三層三角架，有暖水瓶、凉開水瓶、茶杯、飯盒、碗、筷、洗漱用具等，都很乾净、整齊地放着。右墻角放着木制的舊臉盆架，架的横樑上搭着白色的新毛巾，臉盆底下的周圍有幾條用舊了的白毛巾。

　　室内的陳設是舉目可數的。鄂叔打水還没回來，我就都清點完畢了。這個小房間對我來説真是又簡單、又新奇。因爲我們的家和我所見到的我父親朋友的家都是很豐富很熱鬧的。因爲他們都有妻子和三、五個孩子。鄂叔，他怎麽單獨一個人住在這裏呢？他是干什麽的呢？看樣子他不是商人，也不會是漢奸，漢奸都是壞人，不會對我們小孩子們這樣好。他是大學生吧？不會，没有這樣大年齡的大學生。對了，他可能是當老師的。老師，都是喜歡孩子的。我正在想着，鄂叔回來了。他張羅着讓我洗臉、喝凉開水。

　　這個小房間的窗户也是舊式的，長方形的小窗欞上糊着紙，下面窗的周圍也糊着紙，中間有一塊二尺多高一尺多寬的玻璃，能透進光綫。因爲很熱，鄂叔就用根專用的小細棍把上一半紙糊的窗户支起了很大的空隙。因爲没有後窗户，屋裏仍很悶熱，我不喜歡在這兒呆着，喝了點凉開水，就鬧着要走，鄂叔再三地説，再歇一會兒不忙，現在外面還很熱，吃晚飯還太早。他説什麽，我也不聽，只是鬧着要走。他無可奈何只好帶我到餐館去喫飯。飯後把我送回了家。但他只把我送到了大門口，就朝胡衕口走去了。

　　劉嬸家每個月我都要去兩三次，第一個原因是我父親和劉叔是結義兄弟，關係非常親密。第二個原因是劉叔的孩子和我年齡都差不多，在他們家能玩得很開心，劉嬸又和靄又親切，不論我們怎樣吵鬧，她都不干涉我們。因此，劉家就是我唯一的、最好的去處了。只有在寒、暑假時劉嬸的三個大孩子纔到我們家來玩，一住就是好幾天。

　　自暑假那次和鄂叔分别以後，冬天已經到了，我也曾有十幾次到劉嬸家，却一次都没有遇到鄂叔。我很想他，但又不好意思問到他。

　　一次，在没有别人的時候，我囁嚅地問劉嬸，劉嬸唉了一聲，然後説：“你再也看不見你鄂叔了。”

　　“那是爲什麽呀？”

　　劉嬸的臉上，出現了我從來也没看見過的陰沉。她小聲説：“我告訴你，你要千萬和誰也别説呀！你要是説了，你劉叔、劉嬸和你爸爸、媽媽我們可就都没命了。”

　　“您放心，我和誰也不説。”

　　劉嬸又長嘆了口氣説：“你鄂叔是重慶派來的抗日分子，和你四叔是好朋友。他倆又都是秘密做着抗日救國的工作。你鄂叔快40歲了還没結婚，他很喜歡小孩，所以總愛帶你們出去玩。那次帶你到景山去玩以後只來過一次，就讓日本憲兵隊給抓去了。

　　“你四叔從别的朋友那兒聽説，你鄂叔受了很多種的重刑——日本憲兵穿着帶釘子的皮靴踢他，踩他的頭部、胸部，讓他坐老虎凳，就是讓他躺在一尺多寬五尺多長的長條板凳上，然後用繩子把他的上身綁在凳子上，往小腿下面墊磚頭，兩個人按着他的兩只脚脖子，一面墊磚頭，一面問他説不説。不説就還要往下面墊，直到受刑的人頂不住了招供才把他從凳子上放下來，不然磚頭越墊越多，越疼得利害，直到昏死過去爲止。昏死後就往臉上給潑凉水，等蘇醒過來，給送入牢房。你鄂叔真是條硬漢子，坐完老虎凳他什麽也没説。你四叔和我説，坐完老虎凳他的兩腿就已經不能行走了。

　　“第二天又把他從牢房裏拉了出來，把帶着手銬的雙手掛在了一根粗木横樑上，幾個粗壯的男人用皮鞭抽打着他的全身，直到被打昏了過去，他仍是什麽也不説。然後又把他卸下抛在地上，用水桶往他的頭部和上半身潑凉水，讓他蘇醒過來。但這次没有把他立即送入牢房，可能是怕便宜了他；接着又用一根膠皮管插在他的嘴裏，再從膠皮管子往嘴裏灌辣椒水，一個日本憲兵，穿着帶釘子的鹿皮靴踩在他的肚子上，脚用力地一抬一壓的，使灌進去的辣椒水從口和鼻孔中往外流，過一會兒從口裏和鼻孔裏流出來的就不僅是辣椒水了，而是血水……”

　　我在心悸，我在流泪，劉嬸也早已泪流滿面了。但她的話没有因此而中止，她哽咽着繼續説：“可惜你鄂叔這樣一個好人呀！怎麽就讓他受這麽多的罪呢？真是老天爺不睁眼睛，好人不得好報啊！”我不愛聽她這樣絮叨，我急切地問：“後來又怎麽樣了？”

　　“後來聽説又給他坐電椅，又讓狼狗咬他，唉！别説他是肉長的，就是鐵打的也給他收拾地變了形了。後來也不用槍斃就把個好好的大活人給生生地折磨死了。唉！你鄂叔可真英雄呀！怎麽折磨他，他至死什麽也没説。

　　“你四叔聽説你鄂叔讓日本憲兵隊給抓去了，他也不敢回家住了，東藏西躲在外面住了一個來月，聽説你鄂叔死了，也不敢在北京唸書了，就回黑山縣老家去了。”

　　説完後劉嬸仍是流着泪，不斷地唉聲嘆氣：“你鄂叔可是個好人呀！可惜一輩子連婚都没結過，也没留下個兒女，活了三十多歲，真是白來世上一遭呀！死得這樣慘，他父母知道了，還不要心疼死呀！等打敗了小日本鬼子，真應該給他這樣的英雄立個碑啊！他真比在戰場上被打死的人還英雄。”

　　劉嬸雖然是個家庭婦女，但她是女子職業學校的畢業生。所以，她分析問題、待人接物都很有見識。

　　我聽得傻了，呆呆地一聲不吱，兩行熱泪直瀉而下。但我仍渴望着劉嬸再和我多説一些有關鄂叔的事。劉嬸只是又囑咐了一遍，你可千萬和誰也别説呀，只當你從來就没有認識過這個鄂叔。

　　我抽抽嗒嗒地答應着。回了家。我坐在洋車上，眼泪一路也不曾斷。到家母親一見我就問：“怎麽没在劉嬸家喫飯？哭着回來了，和誰打架了？”

　　我連哭帶説地把劉嬸説的話告訴了母親。她也嘆息了一聲説：“我早知道了，你去洗臉吧。”

　　我没有去洗臉，而是去找鄂叔帶着我們四個孩子照的那張照片，鄂叔坐在當中，那黑亮的分頭、金絲的眼鏡、頸上的喉骨，都清晰可見，照片上的其他人我都没看，只是專注地泪眼模糊地看着中間坐着的鄂叔。泪水，把照片弄濕了幾個深色的斑點。

　　除了鄂叔之外，我也聽説過有其他的幾位大學教授和大學生被日本憲兵隊給抓去了。他們的統一罪名都是抗日分子。被捕以後也都是和鄂叔一樣，受到各種慘無人道的酷刑。有的被折磨致死，有的成了瘋子、傻子或殘疾人。

　　六、在盧溝橋事變後的年月裏

　　到北平以後，善良的父親視比他年長18歲的妻姐、我們的大姨，如同母親一樣的尊重。説也奇怪，大姨一到北平就變了樣，她不但大烟、香菸都不抽了，而且連養生之道也都免了，從此，一次也没讓我侍候過，我們原來雇的陳媽，仍在爲我們主持着所有家務勞動。

　　盧溝橋事變後，日本兵進了北平。他們都穿着深黄色的軍裝，腰間挎着短刀，戴着白色手套，穿着深黄色的翻皮皮鞋，鞋底很厚，釘着大鐵釘子。他們的隊伍不長，三、五十人就是一隊，走得很整齊。鞋釘擦着地面，發出咔咔的聲音，使我感到恐怖，我在街上聽見這種聲音，就趕快躲着他們走。

　　不知道是什麽人挨家挨户地通知説：爲了歡迎皇軍進城，每個街門框上都要掛上紅燈籠，從明天起掛三天。白天掛着，晚上要點上蠟燭。

　　我還記得，掛的紅燈籠都很簡陋，没花也没字，只是用紅顔色的劣質紙自己糊的，但家家都掛上了。

　　父親是在一本古老的書上看到有這樣的話：現在苦不算苦……滿街紅燈照，那時才算苦。父親説，現在就應驗了。

　　又過了没幾天，就清查户口了。没有職業的人，在臨街的門框上都釘上了個長條形的小木牌，上面寫着“賦閒”。父親的朋友多數都是從東北逃亡來的，也就都没有職業，我們到誰家去串門，都和我們家一樣，門框上釘有“賦閒”的小木牌。

　　我們家的開銷也有了很大的收縮。隨着年齡的增長，我對大姨有了新的認識——她是一個很剛强的人，她的轉變是驚人的。她到北平不久，父親陪她到西四牌樓廣濟寺去拜佛，從那以後，她開始吃素唸經了。父親很支持她，在她的卧室裏擺了張八仙桌，上面供着佛像、香爐、燭臺、木魚、念珠、經卷等。每天早、中、晚，她固定要念三次經，磕頭禮拜。父親不斷地給她買些新鮮果品，她總是先上供，到果品快變質的時候才給我們姐弟三人吃。

　　除唸經之外，她的日常消遣是做針綫活。她把她和母親不合穿的，或是鮮艷了的衣服都改給我穿。她改完一件又一件的，而且做的樣式非常時興，把我打扮的像個闊小姐。她用剩下的邊角料給我做拖鞋，連費力的鞋底都是她自己納，她什麽也没給妹妹做過，看來她是偏愛我的。也許是因爲我在奉天侍候過她的緣故吧，但她從不用言語表示。

　　有兩件事給我的印象很深：父親不在家和妹弟到外面去玩的時候，她就要和母親絮絮叨叨的説：你要留點心眼，你對孩子們這麽溺愛，他們長大了未必孝敬你。類似的話她不止説過一次，她從不顧慮我在場。有一次她把母親惹得不耐煩了，母親頂撞了她，這下可把大姨惹惱了，她連着用雙手抽打着自己兩邊的嘴巴説：“都怪我多嘴，我愛多管閒事……”這下把母親嚇壞了，母親連忙跪下了，哭着説：“姐姐您别生氣，都怪我不好，我不知道應該怎樣教育孩子，以後我要好好地教育他們，我再也不頂撞您了。”母親直直地跪着，哭着、央告着，大姨還是不停地打，反復説着誰叫她嘴多，愛多管閒事等話。我趕忙跑到了對面的南屋，急急地和陳媽説：你快去勸勸吧，大姨和我媽生氣了，大姨自己打自己的嘴巴，我媽跪着呢。陳媽就跟着我趕忙往上屋走，因她是僕人，又不好動手拉，只先勸大姨要消消氣，别氣壞了身子，又對母親説：“太太，您也别跪着了，起來吧，老姐倆有什麽話慢慢的説。”母親説：“姐姐您别生氣了，都怪我不對，以後再也不讓您生氣了。”然後才敢站起來。

　　父親回來後，母親和大姨好像没發生過這件事一樣，再也没有提起它。只是陳媽背後和我説：“我真没瞧見過這樣的，老姐倆還下跪。就是媽媽、女兒也没有這樣的。”

　　在十年之後，大姨的話果然應驗了，開始時只是妹妹對母親不好，弟弟還可以，但在妹妹的挑撥下弟弟對母親也不好了。他們的理由是：母親逼走了他們的親生媽媽。

　　大姨是受過舊式家庭教育的女人，她認爲女孩子應該穩重，應該站有站樣，坐有坐樣，説話不能大聲，笑不能露齒。她一直就是這個模式，從不大聲説話，更没出聲笑過，她有時面帶笑容，就表示她笑了。她經常這樣教育我。

　　另一件事是父親和母親商量：大姨没兒没女，怕她對後事(死後)擔憂，咱們先把“壽衣”等都給她預備下，她看着就放心了。母親自然同意。父親開始給大姨操辦起來：襯衣、襯褲，用的都是極鮮艷的粉紅色的棉布。長棉袍的面是藍色綢子的，上面有圓形的壽字圖案。棉褲是黑色綢子的，上面有小圓形的壽字圖案。内裏都是粉紅色棉布的。黑色枕頭四周都綉着粉色荷花、緑色荷葉；白色布襪的底上也綉着荷花；黑色的鞋面及白色的鞋底上也都綉着荷花。因爲荷花代表着“聖潔”，出淤泥而不染，因此，在佛的寶座下都是荷花。

　　還有一個兩面都是黄色的厚棉褥，上面也有大圓形的圖案。所有做壽衣用的綢料花都一律采用圓形的圖案，取意他這一生是圓滿的了却了。

　　没有棉被。據説死人蓋被子，下輩子不吉利。

　　女人頭上還要插上一枝九連環的頭簪，身上要放七個圓形中間有小方孔的大錢，左右手内各放一個元寶。父親都是買鍍金的，又黄又亮，看起來很好看。裝了滿滿一大箱子。大姨看了這樣，我想她心裏一定會感激這位像兒子似的妹夫的，但她臉上没有流露出什麽表情。

　　大姨並没死在我們家。三四年後，她丈夫弟弟的兒子(即侄兒)生活較富裕了，就把她又接回了奉天。她侄兒和我父母説：“大娘是我們家的人，讓她死在親戚家，我們也對不起死去的大爺。”大姨走時把給她預備的“壽衣”帶走了。後來在她病危時，只母親一個人去了奉天，她給比自己年長16歲的老姐姐送了終。

　　日軍進入北平後，中國人的日子過的是一天不如一天。

　　進入了1940年，糧食明顯地緊張起來了，買白麵要搭配二等粉、三等粉。最難咽的是一種糧食的代用品叫“混合面”，它是以榆樹皮和榆樹葉爲主，再加上土豆、地瓜等，乾燥後磨在一起，它的顔色很像咖啡，只能蒸窩頭，有一種苦澀味，連着吃一兩天就要大便乾燥，由於吃它，父親經常便血。

　　在冬季，水果、副食、蔬菜都很貴，因此，我們很少吃這些，我們送飯的副食品，以鹹菜、咸魚、黄醬、腐乳、臭豆腐爲生。

　　要買小米麵和玉米麵等純糧食，父親必須在早晨四五點鐘就起來，在冬季是又黑又冷去到糧店門口排隊，有時限量，有時不限量。排隊的絶大多數是老年人，因爲中、青年人要工作要讀書，雖然是早上四、五點鐘去排隊，但糧店要八點鐘才營業，因此，除休息日外，工作和讀書的人都不能去。

　　加上陳媽我家是六口人，每天要吃三四斤糧食，父親又不會騎車，有時能買兩個多半袋，有時只能買一個多半袋，他都是放在肩上扛回來的。也有時排到他買時，小米麵或是玉米麵都賣完了，他也只好扛半袋“混合面”回來了。買“混合面”不需要排隊。

　　在嚴寒的冬季，父親回來時臉、手都是凍得紅紅的，在刺骨的寒風中他站了幾個小時，然後還要把三、五十斤的糧食扛回來，他又凍、又累、又餓，哭喪着臉，但他在妻兒面前從無怨言。他認爲，這是爲父、爲夫應該盡到的責任，他應該養活妻兒們。

　　我們家整年、整月唯一的娱樂就是有個長方形的木匣“無綫電”，放在一個大長方形的寫字檯上。它播放着單弦、大鼓、評書、相聲、歌曲、京、評劇、話劇等等，總之節目是很豐富的。尤其是在晚飯後，母親、陳媽和我圍坐在大寫字檯前，母親織着毛衣，陳媽補着我們幾口人的襪子，我們都很認真地聽着文娱節目。父親和妹妹、弟弟都不感興趣，他們就在從東到西的木板鋪上或躺或坐的，隨他們的自便了。

　　有位著名的相聲演員，很受聽衆的歡迎，他很容易就把聽衆逗樂。他在那次説的相聲裏有這樣的句子，大意是：自從“皇軍”來了，實現了大東亞共榮圈，我們老百姓的生活就一天比一天好了。配角就問他啦！怎麽個好法呀？市場繁榮，物價越來越便宜，比方説吧，前兩年買一袋白麵要十來元錢，現在四塊錢就能買一袋了。配角問：還是五十斤一袋的？不是了。配角問：那是多少斤一袋的？“牙粉袋”。我們聽着都笑了。

　　四十年代，中國人用牙粉刷牙的比用牙膏刷牙的人多，誰聽着都能理解，都能入耳。

　　以後在“無綫電”裏就聽不到他們説相聲了，聽説那天他倆説完相聲一出電臺門口，就有輛小汽車把他們拉到日本憲兵隊去了。

　　據説日本憲兵隊，對中國的政治犯施用的暴行是非常殘酷的：吊起來打、用狼狗咬、烙鐵烙、灌辣椒水、坐老虎凳、過電、杠子壓等等。經過酷刑之後的人，即使不死，也是非傻即殘。人們對憲兵隊，有着莫明的恐怖。

　　我們家的生活每况逾下，中國老百姓常説的，家有萬貫，不如日進分文。因我們花的是賣房子的“死錢”，花一分少一分，一點收入也没有。逐漸地也使母親感悟到了，她吸鴉片煙，每月的消耗要比我們全家人喫飯都要多幾倍。有時，她不無感嘆地説：别看這個大烟鬥的眼這麽小，但房子、地它都能吸進去。她自覺認識到了這一點，比任何人勸説都有用。以前父親也曾多次勸她戒煙，她每次都説：我即使能戒飯，也不能戒煙。現在她主動要戒煙了，也是我們家庭中的變革。

　　母親戒煙顯得比大姨痛苦得多，她常常是哈欠、鼻涕、眼泪不斷，還天天讓我給她捶腿。她説：腿骨裏像是有螞蟻爬。她的大便像煤一樣的黑。母親説，這是因爲她吸毒年久了，現在是掛在腸子上的煙毒都排泄出來了，這是好現象。有時她實在太難受了，就喝一點大膏，或是已經抽過一次的大烟灰。

　　經過一個多月的折騰，母親恢復了正常，以前臉上灰闇的氣色消失了，食量也增加了。以前她因爲吸毒，總是晚睡晚起，每天早上起床的時間總是在十點鐘左右，現在她也和正常的老年人一樣，不睡早覺了，但母親疏懶成性，仍不操持家務。

　　母親戒煙之後，我們的生活仍然困窘，賣房子的錢已經花光了，只有開始賣母親的珍貴首飾了。據母親説：她的珍貴首飾大部分是大姨給她的，用父親錢買的並不多。也就是説，我們全家人的生活，都是靠母親的積蓄來維持了。我記得母親有三個不同樣式的鑽石戒指、一對鑽石耳環、所有鑽石飾品，都是白金鑲嵌的。次於鑽石的還有幾件珠、翠、寶石首飾，和金殻金鏈的懷錶。父親有大小不同的三個金鏈懷錶，母親有一塊精製的小長方形和一塊小圓形的金殻手錶。除此之外的金項鏈、金手鐲、金戒指，凡是没有鑲嵌什麽的，母親就認爲都是一些不值錢的“大路貨”了。

　　母親的首飾，如果是在“太平盛世”的時候，就很值錢了，因爲在“太平盛世”的時候，太太、小姐們都要講究戴首飾，珠圍翠繞，才能顯得出她們的華麗、高貴，與衆不同。但在這國破家亡的年頭，誰還用高昂的價格買首飾？就是有首飾的人家也没心情戴和不敢外露了。因此，母親的首飾都是一文不值半文地賣掉了。更何况還要讓中間的介紹人撈一把呢！即使是這樣，靠母親的首飾，也維持了我們全家人四五年的中等生活水平。

　　七、人民在苦難中挣扎

　　日本侵佔了北京之後，北京的老百姓，不論工農學商等各界人士，都處於水深火熱之中，他們遭受着壓抑和恐怖的侵襲，總是處於精神緊張的狀態，人們已經失去了真正的、發自内心的歡樂。

　　我在街上也經常看到日本兵毆打人力車夫。他們用戴着白色手套的拳頭，狠打車夫的頭部、胸部。被打的人，只能用雙手護着，不敢還手。有時日本兵還用穿着反毛的硬底皮靴踢人、踩人，他們的硬底子上面都釘着很多的釘子，被踢、被踩的人躺在地上疼得翻滚，除了呻吟着和喊着“太君，太君”之外，他們不敢做任何反抗。因爲這些喝醉了的日本兵是蠻不講理的，不打够不肯罷休。他們打人時嘴裏還不斷地駡着：巴嘎牙魯或巴嘎巴嘎。捱打的人多數是人力車夫或是三輪車夫，原因也差不多：多數是喝醉了的日本兵坐完車不付錢下車就走，而有的“不知趣”的車夫向他們要錢，因此捱打。在遇到這樣横行霸道的事情發生時，没有一個過路的中國人敢上前干涉，其中也包括中國的警察。過路的人，不是匆匆走過，就是站在遠處怒目觀望。

　　到飯店去喫飯，每家飯店觸目可及之處都可以看到貼着的字條，寫的是“莫談國事”。一、二流的飯店也在掛着紅底黑字的長條形木牌上寫着“莫談國事”，和他們慣用的“開市大吉”、“萬事享通”一樣肅穆地掛着。

　　從1940年開始，老百姓的衣、食就開始供不應求了。但太平洋戰争一爆發，老百姓的衣食就更成了嚴重的問題，所有的糧店，都是在没有開門前就排成了長長的大隊。糧店一開門，馬上就秩序大亂，身强力壯者就往前擠，每個人手中的面口袋都是高舉着，口裏還高喊着：“該我啦！該我啦！該我啦……。”老弱婦孺就休想買到了。每人最多只許買20斤米，而排隊的有100人，但只賣三四十人，糧店就掛出了白底黑字的大木牌子，上面寫着糧已售完。

　　買“糧”這一辛苦的事兒，自然是父親去買了。有時天不亮就去排隊了。父親每次回來總是愁眉苦臉，唉聲嘆氣説：“唉……這種亡國奴的日子，到哪天才能結束啊？”

　　一天，父親買糧回來較早，我問他：“您今天回來的怎麽這樣快呀？”父親不但不高興，反而更加嘆息地説：“唉……現在糧店也改進了，在没開門之前先出來一個人拿着塊‘大白’(做粉筆的原料)，在每個人的背後寫上號數，然後再開門排着隊按號賣給他，背上没寫號的就不賣給他。不亂擠了，就省時間了。”我往父親後背上一看，父親深灰色的短褂背上寫着很大的白色的“8”字，還没有完全掉乾净。我説：“這樣好，寫上了號數，免得不守秩序的人亂擠，這樣，老人小孩，就都能去排隊了。”父親却陰沉着臉説：“有什麽可好的？只有監獄的犯人才在衣服的背後上寫上號碼，叫他的時候只叫號數不叫名字。唉……當了亡國奴，處處都受限制，處處没自由，連喫飯的自由也没有了，這哪是人過的日子呀！真是，亂世的人，還不如太平年間的狗。”

　　我不再説什麽了，乖巧地拿來干刷子，把那個“8”字的痕迹徹底刷掉了。我心裏在向他説：“爸爸您不要難過，還有我們這一代人呢，我們就把你們這一代人所遭受的凌辱清除乾净。中國人是不會甘當亡國奴的。”

　　日本侵華時，對棉花的控制非常嚴格，因它是重要的“軍需品”。這使中國人很難買到棉花和純棉布了。通常做被裏用的純白棉布(通稱這種布爲大五幅)要在暗中偷着買賣，如果賣的人被抓着了叫“經濟犯”，雖然是賣點極普通的白布，也要擔着很大的風險，因此，要的價錢比原價高數倍。

　　那時候供人們做衣服的料子只有兩大類：一種叫做“更生布”，可用它做春、秋、冬季服裝，也可做被面、褥面。有的圖案也很好看，但是很不耐穿耐用，更怕水洗，洗一次就開始褪色，洗幾次就出很多破洞，不能再穿了。

　　另一種叫“人造麻”，看着很像是絲綢，但也怕水洗，洗過兩三次就開始在衣服縫縫的地方拔絲，越拔越寬，還無法縫補。因此，老百姓叫以上兩種衣料爲“一茬爛”。因這兩種衣料都不是用棉花或絲紡織成的，而是用樹皮、樹葉、高樑杆、葉、玉米杆、葉等代用品，經過化學加工後織成的。

　　八、到“書館”買書

　　四十年代初，比煙館更興隆的還有“妓館”。關於“妓館”，我曾鬧出過一次笑話。

　　母親買的航空奬券得了一個末奬，奬10元錢，但必須到前門大街賣奬券的門市部去領奬。我家住東四十條，坐摩電車①也要一個多小時，往返最快也須三個小時。母親不願爲這10元錢去吃辛苦，父親也説算了罷，不值得一去。但我是很願意去的，因爲往返只有一角錢車錢，就能取來10元錢。我和母親説：“你們不要，就給我一角錢的車錢，我去取了回來就給我吧。”母親答應了，還給了我五角錢，我高高興興地走了。到了那兒，給了奬券立即就付給了我10元錢。

　　我們家庭經濟景况不好，我又不會挣錢，所以對我這14歲的女孩子來説，竟覺得是很多的一筆錢了，我要買自己所喜歡的東西。於是我進入了一家很大的百貨商店買了一把蛋黄色的大化學木梳（和現在的塑料木梳差不多），買了一把絹制的帶穗小花扇，兩條花手帕、一大瓶雪花膏。還剩了五元多錢，我想我應該到書店去看看再買幾本適合我看的書。

　　我閒逛着進了大栅欄，又走了不遠的地方，看到了一幢很講究的兩層樓房，在樓房兩扇寬大鑲着玻璃門的横樑之上，有四個黑色的凸形的大字，寫着“雲花書館”，我很高興，心想這樣大的書館，一定能有很多種類的書。

　　走進書館大廳，大廳的氣派很大，水磨石地面上有很大的花卉圖案。大玻璃吊燈從二樓的頂上直垂而下，六盆直徑半米多長的大磁花盆，裏面栽着四季常青的植物，分别擺在大廳兩側。靠大廳的裏屋擺着個圓形的深紫色的大硬木桌子，被擦出亮光。桌上零亂地放着黑瓜子、白瓜子、糖塊等零星小喫，還有茶壺、茶碗、暖水壺等的茶具。

　　五六個打扮得非常妖艷的女人，吃着、唱着、説笑着，没有一個人來理會我。她們一律卷發披肩，頭髮又黑又亮，都穿着綢緞花旗袍，大長開衩。有穿高跟皮鞋的，有穿綉花緞鞋的，臉上都涂着很厚的脂粉。我細看大廳，它的周圍是一間挨一間的小房間，單扇房門都敞着，每間房都掛着粉紅色的門簾，門簾搭在了門框上，看來裏面是在打掃着衛生。抬頭往上一看，半圓形的二樓上有和一樓一樣的房間。我正莫明其妙不知自己來到了什麽地方，自顧東張西望。突然，一位剛打掃完衛生的婦女，拿着拖布和水桶從房間裏出來看見了我，問我找誰。我告訴她我是來買書的。保姆説：“你買書？這兒不賣書，你出了大栅欄往南走，走不遠，就有書店，到那兒買去！”這兒到底是什麽地方？明明是寫着“雲花書館”，爲什麽不賣書呀？我這一問不要緊，那幾位打扮得漂亮的女人都笑得前仰後合，有一個笑彎了腰，有一個正喝着茶，把茶水噴在了桌子上了。打掃的女工也笑了，她對我喊着説：“姑娘，快走吧！你看這地方哪兒有書啊？”她這句話可真的把我給提醒了，我既没看到書，也没看到像書店所擺放的書架。我只好帶着疑團，走出了“雲花書館”。在門前，又好奇地上下打量了一下這座壯觀的灰色二層樓的“書館”。

　　我乘上摩電車回了家，把闖進書館的事繪聲繪色地向母親描述了一番，引得母親也哈哈地笑起來了。父親坐在一旁正搓麻繩兒，也笑了。母親説：“你這個傻丫頭呀！怎麽能跑到那個地方去呢？那兒不是女人去的地方。”我説：“那裏都是女人，也没看見有男人啊？怎麽就不是女人去的地方呢？”母親告訴我，我去的地方是妓院，我問什麽叫妓院呀？母親説，妓院就是女人出賣色相的地方，女人爲了挣錢，打扮得花枝招展、漂漂亮亮，男人去了她們就陪着喫喝玩樂、打麻將、彈唱、跳舞，男人去瞭如果住一夜，女人挣的錢就比咱們全家人一個月的生活費還要多。妓院也是分等級的，我去的是頭等妓院，所以很闊氣，到那兒去的都是有錢有勢的男人，或是大商人。他們白天不去，白天那些妓女們就休息了，晚飯時才開始接待客人。

　　我還要繼續問，母親不耐煩了。她説等你長大了就會知道了。我只好不問了。

　　也正如母親所説的，隨着年齡的增長，我對社會上的事知道的也比較多了，有人告訴我，我所見到的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妓女，她們都過着血泪生涯：有的是在少女時被人拐騙，無奈爲娼；有的是被吸毒的親生父母所賣；有的是因被丈夫遺棄生活無着而自投羅網；也有的是孤兒賣身葬父或是葬母……總之，她們是因各種不幸被投入了這個人間地獄，被統稱爲“苦命人”。

　　老闆娘，又叫“老鴇子”，爲了讓妓女吸引“嫖客”給她挣錢，不惜給妓女好穿好戴，打扮得如花似玉，利用這些婦女出賣肉體來供給她們挣錢和享受。如果哪個妓女接待的客人多，或是遇到了肯多花錢的“財神爺”，她就被老鴇子視爲“摇錢樹”，受到假情假意地關懷和寵愛。如果有客人真的想娶她爲妾或是繼室（妓女是没資格做原配妻子的），那老鴇子就要向客人索要一筆數倍於買姑娘時的身價錢，往往因此就躭誤了妓女“從良”（即嫁人）的機會。

　　如果被老鴇子買來的妓女，不會對嫖客獻媚，對嫖客没有誘惑力，或因人老珠黄對男人失去了魅力，那她們的待遇就要一落千丈了。除了失去好吃好穿的待遇外，還要遭到非打即駡的虐待，直到被賣到下等窑子爲止。

　　在頭等窑子裏，妓女對嫖客還有選擇的餘地，當然，這種餘地也是要爲了老鴇子利益的，如誰最有錢有勢就接待誰。在權勢和金錢兼有的人員當中，妓女還有點選擇的餘地。如果妓女愛上了一個窮光蛋，那必然要遭到老鴇子的反對了，其結果妓女是很難如願的，因此自殺的妓女也不在少數。

　　九、致命打擊

　　1941年末，在奉天時常到我們家的三舅突然來了，他很高興地和我父母説：他的二兒子在天津，新年前要結婚了，兒媳婦是天津人，他二兒子是開大汽車的司機。他請我們全家人提前去，也給他增增光彩。去了住在他弟弟家，也就是母親的堂弟家。這是多年來在親友們中間從未有過的大喜事，父母都欣然應允了。母親從第二天就開始計劃着買什麽東西，穿什麽衣服，和給親戚孩子們的紅包等事。在她侄兒結婚的前幾天，只留下了陳媽看家，我們全家五口人都去了天津。

　　坐火車兩個多小時就到天津。那時的天津早已讓外國人割據。有英租界地、法租界地、日租界地、中國地。母親的堂弟住在中國地，這裏的市容和居住條件是在全天津市内最差的地方。所住的中國人，都是以工人階層爲主。有地位和有錢的人，都是住在租界地。

　　我們的六舅也是一個開大汽車的司機，六舅母是一位没文化又很粗俗的女人。孩子們顯得很無教養，六舅母一天到晚總是呵斥着她的孩子們。他們住的房子很像北平的四合院，所差的是没有樹和花池子，地面只在經常走的地方鋪了磚，不常走的地方就是土地面。他們住的正房和我們在奉天時住的一樣，兩邊是卧室，中間的屋子兩邊，也是各有一個大鍋臺做飯和燒炕取暖。對面的南屋，一間住着六舅的寡姐，我們叫她堂姨，她帶着個十多歲的兒子過。看得出，我們這位不幸的堂姨，是在默默地忍受着寄人籬下的痛苦，她唯一期盼的是獨生子能快些長大，她們好能自立門户。她們母子從不到正房來，也不見任何客人。雖然母親是她的堂姐，她也不出來見。

　　母親帶着我去看堂姨，堂姨也很冷淡。她梳着髮髻，插着一支銀簪，一雙裹過的很小的小脚。看樣子她要給死去的丈夫穿一輩子的孝服：一身深灰色的棉衣棉褲，白襪、黑鞋，脚腕上扎着黑色腿帶。她的兒子看着很老實，默默無語，這可能是無父孤兒的特徵吧。據六舅母介紹，堂姨靠縫縫補補來維持她母子倆的生活。她的兒子讀書很用功，也很懂事。母親不無感慨地説：“寒門出貴子”，孤兒、寡母的孩子，有出息的多，孝順的也多。母親對她的堂姨很同情，她什麽禮物也没有給堂姨，只是多給了她一點錢。

　　我那時還不懂得失去了丈夫的女人是如何的不幸，只是出於少年好奇心，我感覺到她們母子和别人不一樣，因此，我獨自到堂姨屋去了幾次，但每次她們母子對我的態度都很冷淡。

　　到了娶媳婦那天，婚禮並不隆重。我們這一家人，在母親娘家親戚當中，已算是出衆的一家了。

　　一頂紅色緞子的綉花小轎，前面有幾個人，吹打着樂器，就把新媳婦抬來了。送親的人也寥寥無幾，但應有的“媽媽令”還是按照慣例進行了：如新人下轎是紅毯鋪地，事前先從糧店借來幾個木制四方形上寬下窄量米用的昇，裏面裝上高粱，新媳婦要踩着裝滿高粱的昇上床，叫“步步高昇”。晚上給新婚夫婦鋪床的人必須是有丈夫、有兒、有女的“全合人”給鋪床，還要在床上撒點紅棗、粟子、花生，取意思早生子，還要兒女都生，不要單生一樣。

　　没在飯店包酒席，只請了兩位厨師在家裏擺了幾桌。晚上有幾位年輕人在洞房外窗下偷聽，所謂的“鬧洞房”，也就是增添點氣氛，如没有這一幕，就不熱鬧了。第二天早上，新媳婦打扮得花枝招展，由兩位娘家人攙扶着，給長輩們逐個磕頭“認親”，長輩們給紅包或是給金戒指即所謂的“見面禮”，至此，婚禮結束。

　　六舅和六舅母挽留我們過完年再走，父母同意了。

　　天津的中國地住的都是小市民階層，女孩子們很重視過年。年輕的少婦和女孩子們絶大多數都是穿一身大紅色，包括鞋、襪和褲腰帶。六舅母給我和妹妹也都各做了一套。男孩子們倒不講究，只要是都换新的就可以了，男孩子們更重要的是要買鞭砲。

　　我們跟隨着六舅母和母親到大街上去看熱鬧，在中國人住的地方，渾身都穿大紅的女人很多，給人有滿街一片紅的感覺，這在北平是從來没見過的。難怪有“十裏不同風”之説。這種滿身紅的衣服是從除夕穿到正月十六。

　　我們全家也坐着馬車到各國租界地去玩過，屬於哪國的租界地，就由哪國的警察站崗。在交界處要把“良民证”拿出來，警察看看照片，是否和本人符合，然後才放行。租界地的街道都很乾净整潔，没有中國人住地的土馬路，下雨一街泥，也没有平房，大都是兩三層高的洋式樓房。飯店以西餐館爲主，也都是窗明幾净，有鮮花、油畫等裝飾品。但對比起來就没有中國地的物價便宜，也没有那麽多適合中國人的物品。天津的小商品、日用百貨之多是北平比不上的。尤其是婦女用品，做枕套的花樣、做鞋的花樣，把它貼在鞋面上，然後在剪紙上刺綉，精緻、美觀。刺綉用的綉綫品種也很繁多，粗的、細的、淡、中、深三色的。母親買了很多品種的綉花樣和綉綫，後來她不但綉了幾對花枕套，還用絲綫製造出了很多樣式的工藝品。母親製作的工藝品新穎、艷麗、大方。在後來的歲月中，我每到一個大城市，如北京、上海、蘇州、杭州、天津、廣州、厦門、成都、重慶和東北三省的大城市，我總是要到工藝品商店，或是旅遊銷售店，看有没有類似母親製作的工藝，但哪兒也看不到。

　　由於我們母女後來彼此都過着流離失所的生活，因此，母親的工藝品、字、畫、刺綉等也没能留下來，我總感到遺憾，但人生的遺憾何止於此，這和以後的種種憾事對比起來真是滄海中的一栗了。

　　自從賣了奉天的兩處房子之後，母親的精神壓力非常大，“坐喫山空”、“死錢花一個少一個”這些話已不再是口頭禪，而是成爲生活中的現實了。父親的文化程度不高，只能看，不能寫，窩窩囊囊，當然，這是對老實人的貶義詞。不過老實人在任何社會上都是吃不開的，因爲這種人，大多數是在社會上没有活動能力和辦事能力的人。老實人的優點只是靠得住，絶對不會坑人騙人，但要在社會上闖盪，僅僅靠這點做人的基本條件就不够了，而且在年齡上父親也是四十多歲的人了，因此，母親憂心忡忡也不無道理。她自然會把她的憂慮痛苦和娘家親人説了。這位三十多歲的六舅是位很能隨機應變的人，更懂得“攻人”要“攻心”的道理。他輕而易舉就抓住了母親的“心理要害”，向她進攻了。

　　他和母親説，現在有這樣一個機會，日本人正在修公路，搞建設，大汽車整天整夜不斷地跑，拉沙子、石子、洋灰等。我現在就是拉這些東西，跑一個來回就挣幾十元。可是他給老闆干，每個月才拿一百多元的工資，如果我母親出錢買輛汽車，我給她開車，哪大家不都是肥吃肥喝嗎？他開了十幾年的車了，已經是這裏的蟲了，修理、買零件、换零件等等都内行。買了車以後，母親就什麽也不用管了，把車交給他，母親每月就等着拿二百元錢，餘下挣多少，除去開銷就是他的，他也比給老闆開車强的多還自由。六舅花言巧語，説的正中母親的“要害”，因爲這樣就能把死錢變成活錢了，每月能收入二百元，不算少了，那時一般職員的每月工薪只有幾十元。

　　要買輛大汽車，這可是需要一筆了不起的錢數啊！我們家哪有這筆巨款呢？母親回到北平後，就“破釜沉舟”地把她所有的首飾都賣了，連個金戒指都没有留。金子是按兩稱的，我們家没有稱金子的工具，母親就用買菜的稱稱，當時北平的稱是十六兩爲一市斤，母親就用這種稱稱的金子。我不記得是多少重量了，我只記得父親的臉陰沉得既可怕又可憐，好像是欲哭無泪的樣子。但他是無力阻止母親的，因他不能挑起家庭的重擔。作爲丈夫、作爲父親，他没有養家糊口的基本能力，他又怎能當一家之主呢？也只好聽憑妻子來主持了。

　　賣完金子後，母親親自去天津把錢交給了六舅。

　　一個多月後，六舅果然給寄來二百元錢。母親自然很高興，在她臉上現出了幾年來都没出現過的笑容，笑得那麽自然，那麽美麗，這笑容也挽回了她近幾年來失去的魅力。她和陳媽和孩子們的話比以前説的多了，態度也比以前親切了，好像在她内心又燃起了希望之火，“死錢終於變成活錢”了。以後我們的生活不但有了經濟來源，而且也有了富裕，因爲我們每月的開支用不了200元差不多能剩下一半。

　　但看不出父親也轉憂爲喜了，他仍然少言寡語，正因爲父親的無動於衷，母親在流露愉快和滿意的情感時也有所收斂了。她只能把她的愉快表達在保姆和孩子之間，我們受到母親愉快心情的感染，覺得她和靄可親了。

　　又是一個多月之後，又寄來200元。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也就是三個多月的時間，只給寄了兩個月的錢。但母親仍然很高興，因爲這畢竟是活錢，有收入了。

　　但以後的兩個多月就不寄錢了，母親去信催，連着寄了三封信都置之不理，母親又去信説，再不回信她就要去看看了。六舅纔來了回信：説了一大堆原因，如車壞了，很多天未能運輸，又换零件，用去多少錢，總之近兩個月是入不敷出，暫時還不能寄錢，母親也只好做罷。但又過了兩個月還是没寄錢，母親又去信催，六舅仍是不理。就這樣在近一年的時間裏，總共只收了400元錢。

　　母親一氣之下去了天津，過了一個多月才回來，她變得又黑又瘦，哭喪着臉，前額上還有没退净的血痂。這是她和六舅翻了臉，她自己撞頭的傷痕，我雖已懂事了，但也不敢向母親發問，只在她和父親訴説時我在旁邊聽着。她到天津看到六舅家的經濟狀况大有好轉，老婆、孩子都是全套的新裝，破舊家俱也不見了，漆了幾件新傢具。母親和六舅要錢，六舅説没錢，修車、换零件的費用還没付完呢。總之，談翻之後，母親决定賣車，六舅趁此機會，又撈上最後一把。

　　經過這次嚴重的損失，母親病倒了，她神志不清，發高燒，什麽東西也不吃。我看着她，覺得很害怕，但又不知怎樣才能减輕她的痛苦。父親也不常到她的身邊，弟妹們更是整天貪玩，很少在屋裏呆着。

　　父母親和我再也没有發自内心的歡樂了，好像笑只是用來應酬和給别人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