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共築愛巢

　　1943年5月，一個星期天的下午，外面下着雨，屋内很暗，我開着電燈在裏屋大鋪上躺在被窩裏看書，二哥披着斗篷式的大雨衣水淋淋地站在了我的身邊，嚇了我一跳。他微笑着説：“怎麽，没想到是我這不速之客吧！”我趕快起身下地，很不自然、也很冷淡地接待了他。從此二哥便經常地來了，他每次來都給我帶一兩本書來：蘇聯的小説《我的童年》、《我的大學》、《母親》、《鐵流》等。還有魯迅的《阿Q正傳》、《祥林嫂》、《孔乙己》等等，我雖看了些左派進步書籍，其實我對這些書並不能領會它們的主題思想，我只是看它們的故事情節罷了。

　　5月中旬的一天，二哥約我去頤和園(當時叫萬壽山)玩。我們租了一只小船在湖内游盪，我想起了流行歌曲中的詞：把漿點破了湖心，點破了湖心的平静，小船兒緩緩向前行……在這情景交融中，我唱着這支歌感到很輕鬆和愉快！二哥唱了一曲什麽歌我忘記了，只記得其中有一句詞是：“芳心甜如蜜。”此時春寒未退，廣闊的湖面上只有幾艘遊船，都相距很遠的在水上飄盪着，比起市内的烏烟瘴氣來，使我覺得神清氣爽。

　　其後，我們在西四牌樓太平倉一家小食鋪吃的晚餐。小食鋪設在輔仁大學附近，以供應學生爲主，大碗的牛奶、芝麻醬燒餅、油條和茶鷄蛋，這家很便宜，也很乾净，二哥説他常來這兒吃。

　　我們到家已經是晚上九、十點鐘了，我忘記二哥是怎麽説的，他没有走，我們同居了。我鋪了兩個被窩，他睡在了我的身旁。我們這一對還不知道“新婚”之夜做什麽。我緊張得睡不着覺，我不知道二哥是否真的睡着了？還是假裝睡着了？我坐了起來，默默地流下了泪水，我無聲地説着：“親愛的二哥，我把一切都給你了，我的心、我的身體，從今天我就是屬於你的人了，只要你不負我，患難與共，天涯海角我將伴隨你一生。”

　　同居後的日子，却是苦澀艱難超過了甜蜜。在那個年代，社會上對同居者的觀點是：稱贊男人有本事，没花錢撿了個媳婦，對女人則很輕蔑地説：“夾包來的”。意思是：女人不自尊，自己趕着送上門來的。如果被男人抛棄了，既受不到法律的保護，更得不到親人和社會的同情。當二哥把我們同居的事寫信告訴他的母兄，他就犯了兩條在封建家庭不可饒恕的大罪，一是經濟還没能獨立就和女人同居；二是先斬後奏，這更是罪不可赦。唯一制裁的辦法，就是斷絶經濟供應。

　　在這種情况之下，我學會了賣東西。值錢的東西都被我父母賣掉了，不值錢的零零碎碎還是有的，我倆就靠賣舊物維持生活了。

　　我去過很多處的拍賣行，他們收購的價錢有時還不到原買值的幾十分之一，但我需要錢供我們兩個人喫飯，每當我挎着沉重的大包裹到多家拍賣行，發現他們所給的價錢都差不多時，也只有忍痛或是忍泪賣掉了。低檔次的物品，拍賣行是不收的，我就賣給走街串巷的“打小鼓”的，他們什麽舊物都收買，比收購破爛的層次稍高些。凡是能賣的東西我都賣了，包括我們家供佛的用具、銅香爐、銅蠟臺、銅茶盤等。日本入侵時銅器還是較值錢的東西，在市場上買不到，因屬於軍用物資。爲了我們兩個人要喫飯，我無可奈何只能把它們賣掉。

　　1944年的暑假，有兩件事是我永不能忘的，一件是二哥報考的幾所大學，他都榜上有名，還都是名列前茅。只因經濟太困難，他不能就讀於清華、燕京，北大和師大他也考上了，因不收學費，他選讀了北大西語系，這是他送給我的最珍貴的“新婚”禮物，由此我更不怕困難了，我預感我們將來的前途是光明的，生活是幸福的，因我選了個才華出衆的丈夫。他雖窮，但他使我有了奔頭。

　　另一件事也是發生在當年的暑假，那就是吕叔的兒子來看我，我和二哥正在睡午覺，當我倆起來招呼他時，他的臉色很難看，一句話也没説就轉身走了。從他家人那裏知道，當年他就去了日本留學，攻讀農業專業。五十年代初他携妻帶子回國定居天津，他成了我們這一群人中的佼佼者，歸國後的幾十年他一帆風順，評爲高級知識分子，他的遺憾是正在成長的孩子們趕上了文革，因此子女們没有一個讀大學的。

　　我和二哥困難的日子裏也有娱樂，就是經常晚飯後去北海公園。往返都是步行。除每人5分錢門票之外，就一分錢也捨不得花了。到園内，我們總是喜歡坐在河邊乘凉、聊天。晚上10點多鐘纔到家，没人給開門，二哥先從墻上跳進去，再給我開門。

　　二哥也帶我去過幾次“大酒缸”，那是北京一種别具特色的小酒館，這裏的櫃檯内、外擺着幾個粗矮的“大酒缸”，缸蓋是兩扇半圓形木板對起來的。屋裏邊的地方不大，進屋就能嗅到酒香撲鼻。酒菜是小碟裝的最便宜的小酒菜，如煮毛豆、煮花生米、五香豆腐乾等，就像是魯迅書中孔乙己去的那種酒館。我和二哥去過兩三次，每次也只喝二三兩白酒，却能坐一個多小時。青年學生到這裏來飲酒是極少見的，二哥帶我到這兒來我不知是因爲好奇，還是開眼界？

　　二、違禁“武器”

　　1944年的暑假，我和二哥搬到西四牌樓附近的大茶葉胡衕後，我擺脱了同居的尷尬局面，心裏上輕鬆了許多。因二哥以户主的名義報了户口，我是他合法的妻子了。鄰居們對我倆的稱呼是：王先生、王太太。乍一聽到鄰居們稱呼我王太太時，我心裏感到美滋滋的，這是我苦戀的成果。

　　但是，往往是有得也有失。就在搬家的當天，二哥從他的同學家取回了兩大箱子的書籍。這些精裝的日文書每本很重，何况是裝在兩個包着鐵皮的大木箱子裏呢。4個年輕男人根本抬不動。他們把箱子抬到了外屋。等幫忙的人走後，二哥打開箱蓋把書都拿了出來通風，我倆把空箱子抬到裏屋，再把書重新裝在了裏邊。二哥和我説：“這些都是屬於社會科學的書，是禁書。如果讓日本人發現了我有這類書，一定要抓去槍斃的，你千萬不要讓任何人知道我有這類書。”聽説有這類書被發現了有被抓去槍斃的危險，我立即就感到有一股寒氣襲來！我聽到過種種恐怖的傳説：如被日本憲本隊抓去的抗日分子、愛國人士、政治犯、思想犯之類的人士，都要被施暴刑：狼狗咬、坐老虎凳、灌辣椒水、吊打等等，没有一個人能經受得住這樣酷刑的，哪能有槍斃那麽簡單、那麽痛快呢！

　　我越想越覺得可怕，一幕幕恐怖的場景，像電影似地展現在我的腦際，如同深淵與我們近在咫尺！只要稍有不慎，就要雙雙墮入深淵。在白天，我還不太緊張，據説抓人大多都在半夜。因此在入夜睡覺的時候，我總是忐忑不安，好像在我們身底下的不是書，而是違禁武器，因此不敢入睡。特别是在夜深人静時，常被街上的日本憲兵咔喳咔喳的走路聲和汽車喇叭的鳴叫聲所驚醒。在深更半夜，這種聲音聽得特别遥遠和清晰。我努力保持清醒，爲的是讓他在思想上能有些準備的時間，免得在睡得懵呆、没有應便能力時被抓。

　　我好像是二哥的守護神，白天耐心細微地照料着他的生活，爲了每天不斷炊我要經常去拍賣行，夜晚則似睡非睡地躺在他的身邊，似乎是在睡覺，也在值“夜更”，我把全部的愛和心思都傾注在二哥的身上了。説也奇怪，我當時並没覺得日子過得痛苦和難熬，總是想着：這樣的日子不會長久地，很快就會過去的，我總是生活在希望之中，好像曙光已經離我不遠了。

　　擔驚受怕的日子以及困窘的生活，使我這18歲的少女開始消瘦和憔悴了。借二哥入學需要照片之便，我也照了張二寸單人小照寄給了母親，雖然我倆滿紙寫的是甜言蜜語，但敏感的母親回信説：看到你的照片我就哭了，這哪還像我花一樣的女兒了啊！好像是個受氣包了，愁眉苦臉的連點精神都没有了。

　　出我意料的是在兩個多月後的初冬時候，母親突然就來了。我驚愕地説：“媽，您怎麽也不先來一封信啊？好讓他到車站去接您！”母親哭喪着臉説：“怎麽個接法？車票也不一定能買到哪天的，上了火車本應該今天到，也許明天也到不了。這麽遠的路程，火車没有一趟不誤點的。”母親拎着個小布包，本來她還帶來兩個大包袱(窮的連皮包都買不起了)，裏邊有她綉的兩對花枕套和綉花鞋等結婚用品，但在車上却被人拿走了，只剩下了她貼身帶的這個小布包，裏面最值錢的東西，就是二斤大干海蝦。

　　母親千裏迢迢、千辛萬苦地來到北京，目的是要給我和二哥辦個簡單的結婚儀式。母親説：“就這麽着跟着他過，將來他好了，把你給甩了，你一點保障都没有，還被人家耻笑！咱家雖没錢，但請三五家世交來吃頓飯，你倆照個結婚合影，也用不着太多錢，而且這幾家世交也都知道咱家的情况，每家都能拿出點錢，這筆錢也用不着咱們自己花。”我把母親的話轉告了二哥，他不同意，説没有必要走這種形式，愛情不是靠儀式和法律來維係的！多少名媒正娶有名人物的結髮妻子不是也同樣的遭遺棄嗎？我認爲二哥説的也有道理，我雖然涉世不深，但也常聽到長輩們談論這類事，也就默不作聲了。

　　我把二哥的話轉告了母親，母親很無奈地説：“只要你相信他，我就不管了。”我們的房間窄小，加上經濟困難，母親也没有多餘的錢，因此她只住了幾天就走了。

　　母親走後一個多月，婆婆帶着他傻氣的小兒子來了。乍見婆婆，我仍稱她王嬸，過了幾天之後才稱她媽媽。婆婆雖反對我和她兒子同居，但木已成舟，她對此事只字不提，好像根本没有發生過這件事一樣。傻小叔比我小12歲，他每天都喊我二嫂，説明他已經親切地接納了我，當我是這家庭中的一員了。

　　婆婆來了，經濟的擔子我是卸下來了，我只盡兒媳婦的職責，操持着全部的家務勞動。更使我感到輕鬆的是，是那兩大箱子的書，不用那麽日夜的提心吊膽了。因爲在日僞時期着重監視的是知識分子，及外地在北京讀書的青年男女學生。他母親帶着小兒子來了，屬於是拖家帶口的居民，就不是重點的監視和懷疑對象了。

　　三、啓蒙

　　1944年高考後，應届畢業生們都輕鬆了。二哥的同學們三三兩兩的常來我家串門，有時在家聊天，有時約我們去看電影、逛公園。來的同學都衣着檏素、談吐不俗。他們從不談家庭瑣事，談的都是些國内左派名著及作家，談社會科學、國家局勢等問題。他們所談的有些是我聽不懂的，因此聽着也没興趣，每逢這時候我就做我自己要做的事情。有時候他們談得廢寢忘食，引起了我的興趣，我就坐在一旁聽，但我插不上話，因我水平太低。

　　和二哥最親近的是同考北大的關琪，每次他都帶着戀人何敏來。何敏比關琪大三歲，當時是輔仁大學二年級的學生了。她的父母都是醫生，帶着兩個兒子到重慶大後方參加抗日去了。因爲她正在讀大學，所以没有隨父母同行。她和關琪是鄰居，後來逐步從戀愛發展到同居。二哥和同學們所談的剩餘價值、剥削與被剥削、馬恩列斯等等，都是我從來没聽説過的，所以聽着似懂非懂，開始時聽不進去，可是逐漸地聽着也感興趣了。當聽到除了重慶的國民黨之外，在延安還有個共産黨，也在抗日救國，我更是感到新鮮。以後出於好奇，在看報的時候除了看地方新聞之外也看國内時事了。但大部分報上登載的都是某某地方剿共匪多少，或殲滅共匪若干，或是共匪所到之處共産共妻啦、殺朱拔毛啦等毁謗之詞。對於這些，我只是看看而已，在敵僞時期報上所登的也没有誰相信。可是無形中我的思路就比以前開闊了些。二哥的同學却認爲，從中能知道共産黨現在佔據着什麽地方。

　　婆婆和傻小叔的到來，使二哥和我失去了往日生活的自由，兩個人時的温柔甜蜜。似乎都没了。就是我想照顧二哥的權利也没有了，以前因生活困難，我總是另給他一個人吃點好的，我還給他訂了份牛奶。現在這些營養品都轉移給婆婆享受了。作爲兒子，二哥必須這樣做，但這也是我心裏最大的不舒服，可是這些話又説不出口，就只有暗中和二哥嘔氣。二哥也理解我，他有時説：“小野馬上籠套了。”

　　那時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做兒媳婦的不用誰指派，就要做僕人所做的事。每天早晨我要倒尿盆、生爐子，燒開水，讓屋子暖和。做完這些事後，婆婆和小叔才起床。這時我已梳洗完畢，在他們洗漱時我叠被、掃地、擦灰，然後吃早餐。所謂的早餐也就是熱一熱昨天剩下的主食，如高粱米粥，或是玉米麵窩頭。副食就是鹹菜、大醬。婆婆牙齒很好，經常缺不了炒鹽豆，把没泡過的黄荳干炒，不放油或放少許的油，把豆炒變色後即用鹽水或醬水一煮就熟透了，吃着耐嚼。二哥常説黄荳如果不先泡好，既硬又没有營養。可是婆婆叫我這樣做，我只好這樣做。她不喜歡吃泡過的黄荳，説嚼着不香。那時很少能吃到蔬菜、水果、魚、肉、蛋之類的東西，尤其是在冬季。有時吃生大葱、生酸菜心、生白菜心沾大醬，對我們這貧困的家庭來説就是美味了。將外層老的酸菜、白菜幫子切碎了包玉米麵菜團子，吃着也很香。

　　這個冬季我過得無聊極了，悶得真像籠中之鳥。我正在讀高三(是跳級)。二哥説，有瞭高中文憑上大學就容易了。婆婆後來也不讓我讀了，她説自己讀了大學，結果也派不上用場。我再也不能和二哥及他的同學們外出玩了。有一次，我和二哥去看電影，回來時婆婆沉着臉説：“一走就是兩個人出雙入對，有人來找你們一個也不在家。”從此我們再也没有一起出去過。有時二哥自己去看電影，我只能在家干全部的家務活，没活可干的時候就織毛衣、補襪子。

　　婆婆無事可干，就看卜卦算命的書，或是用撲克牌擺成十二月，哪個月對上的話就哪個月順利。她每天要擺幾個小時，重重復復，結果也説不上哪個月順利了。婆婆總是叼着長杆煙袋，鴉片煙抽不起了，有時喝點白酒。冬季她除了去厠所，幾乎不出屋門，她的天地真是太狹小了。她在“九·一八”事變之前和我母親一樣，也曾過着舒暢、愉快的生活，但流亡之後的日子就一落千丈了。

　　1945年正月，二哥和我説，要全家都去逛白雲觀，那兒是北京最著名的道教所在地。據説在正月，觀的四周很熱鬧——有多處雜耍表演、各類風味小喫、女人戴的絹花、兒童們喜歡的多彩風車、一米多長的山楂糖葫蘆。用山楂或無核大脆棗串的大掛串，凡是逛完白雲觀回來的人們，不論是孩子或是大人，手上都舉着吃的或玩的，脖子上還掛着山楂或是無核大脆棗的圓圈。去逛廟會的多數是舉家出動，回來時大人孩子都很愉快。白雲觀在北京平民百姓中是一大景觀，是平民百姓能承受得起的物質和精神的享受，北京人很喜歡這個地方。我雖在北京十多年，但還没有去過白雲觀，二哥和我説，讓他母親和弟弟同去，不知是多日受壓抑的心理作祟，還是反抗心理的爆發，驅使着我説：“我不去！”他仍叫我去。我仍沉着臉説：“我不去！”二哥使勁在我後肩上打了一拳。他們三個人去了，回來時都默默地，誰也没有談論白雲觀的盛况。我也什麽都不問，好像他們不曾去過一樣。

　　1945年春天，我家來了位不速之客，有30歲左右，戴着深度近視眼鏡，穿着長袍、西褲、皮鞋。雖無風度，却也文質彬彬。他是一位同學介紹來的，名叫魏翼世。他每次來都含蓄地和二哥講些共産黨和抗日根據地的情况(他預先在同學處掌握了二哥的情况，認爲二哥是個發展對象)，我在一旁聽着，婆婆、小弟躲在裏屋。魏翼世説，在共産黨的抗日根據地，隨便你願意讀書和工作都可以，男女平等，女人不受歧視。上下級都是革命同志，革命的隊伍就是一個大家庭，人人平等……

　　他所説的對我有很大的吸引力：我既恐懼在日本鐵蹄下過着擔驚受怕的日子，也不願意在婆婆的歧視中過着没有自由的困窘生活。我心動了。我不怕喫苦，但我希望自由，我不怕没有金錢、地位，但我要和二哥厮守一起。我願意我們兩人雙宿雙飛到天涯海角。只要擁有他，我别無所求了。每次魏翼世走後，我都勸説二哥：“我們去參加革命吧！不然説不定哪天你被捕了，我一想到那裏邊的種種酷刑，我真是怕死了，那真是比槍斃還可怕啊！找你的這幾個人都是愛國分子，如果他們哪個被捕了，憲兵隊要知道了你們有來往會一網打盡的。就你那兩箱子書，也够死罪了。”

　　我又説：“我現在過的是什麽日子？日夜地擔驚受怕，還得從早到晚伺候着你們，你們什麽地方關心過我呢？我没有自由，我的經濟不能獨立，你的經濟也不能獨立，我們在家裏成了白吃閑飯的人了，你就没有自尊心了嗎？你讀書不花錢，可你不知道嗎，我給我媽寄封信，都得賣我媽留下的破爛，就是一分錢，你們給過我嗎？”“你總是説：當亡國奴的滋味不好過，是羞辱，現在抗日救國的機會來了，你怎麽不去呢？”

　　大約有兩個月的時間，我總是和二哥吵着、嘮叨着，他却默不作聲。我們彼此都痛苦着，最後我只有忍痛威脅説：“如果你不走，我自己也要走了。”

　　二哥比我更痛苦，他爲人忠厚老實，未入學前他母親即教他古文、詩、詞等古典文學，因此他的舊道德觀念很深，是很傳統的青年。他的寡母從沈陽千裏迢迢來到北京，想和我們一起過日子，他抛下寡母弱弟帶着媳婦走了，這在他的感情上是難以承受的，他横不下心來，更怕母親承受不了，又在兄嫂面前不好交代。以上這些因素在當時我並没有考慮，因爲在我的小腦袋瓜裏還考慮不了那麽多。我逼着二哥和我一起走，我認爲走是正確的，在日本陰森森的統治下過日子，是有諸多危險的，説不定哪天就禍從天降，一旦被捕，真是生不如死，這是我最最擔心的事情。我真恨二哥，他怎麽就不從這方面想想呢？二哥是愛國的，又是孝母的，正如歷史上所載的“忠孝不能兩全”一樣，他必須做出抉擇。

　　四、赴征程

　　二哥决定要和我一起走了。兒女的選擇是不能按着父母所設想的軌道一直前進的，何况是國難當頭，忠孝不能兩全啊！

　　1945年農曆的二月初二，“龍抬頭”的日子已過，北平雖然春寒未退，但已冰雪消融，天氣轉暖。臨走前，二哥的心細得像女兒似地，爲母親想得很周到：把母親、弟弟换下來的厚衣服都曬好、叠好，放在箱子的下層，把要穿的春裝都搗騰出來放在了上面。木柴也劈成了粗條和細條，分别堆好，母親引火時就能方便省力了。對於這區區小家，他也只能做這點微不足道的小事了。

　　二哥幼年時是媽媽手中的“小面團”，因此他的身體和性格都比較軟弱。他長大了，首先違背母親意願的就是和我同居，再就是這次的出走了。時代和國難使他成了“逆子”。我們走的那天天氣晴朗，早上8點多鐘，婆婆面無表情地站在屋門口，二哥和我向她深深地鞠着躬，异口同聲地説：“媽，我們走啦！”婆婆像座雕像，既没出聲，身子也没動。我們三人人誰也没流泪。可能是因爲這不是情意纏綿的生離死别吧！是爲了國家、爲了民族赴湯蹈火，豪情壯志戰勝了兒女情長。這樣的出走是冒險的，説不定没到目的地就被捕了，被殺害了，家人都無從知道。只有爲了國家、爲了自尊，不惜命的人，才能走出這一步，萬裏征途的第一步。

　　地工人員魏翼世把聯繫的方法、路綫、暗號向二哥交代了，我什麽也不知道，只是跟着走(爲防止被捕暴露其他人，只許横向聯繫，嚴禁直綫聯繫)。二哥穿着北大的校服，内穿毛衣褲。我穿藍布長衫，内穿毛衣褲。每人背了個方形草緑色帆布背包，内裝洗漱用品、襯衣和鞋襪。那時這種學生裝束很普遍。我們從北平乘火車到了石家莊，出了火車站就有一位農民打扮的中年男人走近我們。他穿着黑粗布的棉襖褲，頭上包着白色頭巾，我没聽見二哥和他説什麽，我倆只是默不做聲地跟着他走。

　　走了一會兒又多了三個男青年，我們還是都不吱聲，拉開了幾米的距離，各走各的路。在鐵路沿綫，每隔二三裏路就能看到日本建的孤零零的砲樓，上面的日本兵端着刺刀，在圓形的小砲樓上徘徊。

　　我不知道走的地方都叫什麽名稱，只知道從石家莊開始向東南方向走。看不見村鎮、炊烟，脚踏着蒼茫的大地，一片黄色的，乾裂的土地。北方的春天，向來是春雨貴如油啊！在遠離砲樓的地方，帶路人才和我們説話，爲了躲避砲樓，我們必須遠離鐵路沿綫，繞着道走，這樣雖遠些，但比較安全。食宿問題都有安排。

　　夕陽西下的時候，我們進入了一座大院落，帶隊的直接把我們帶進瞭高大的正房，雖是土房茅頂，陳設簡單，但很整潔。負責接待的這位和領路人的打扮一樣。他倆簡單地交談了幾句，負責接待的人不言客套只簡單地吩咐：“讓他們在對面屋休息吧，告訴做你們幾個人的飯，就在這兒睡吧。”飯是雪白的擀麵條，連湯帶面吃着很舒服，没有一點調料，只有一大碗碎鹹菜。飯後屋内點起了小油燈，做飯的人爲我們燒了兩個大鍋開水，告訴我們用這些水連喝帶泡脚。

　　我從未走過遠路，上半天坐火車，下半天走的路也有四五十裏地。我是平脚板，不善多走路，當我把雙足浸入熱水中時，感到又麻又痛，兩三分鐘過後才適應和舒服了。供熱水泡脚，是給走遠路的人一種特殊的待遇。只有兩床棉被，有一個人説：“我們三個人横着蓋一床，你們兩個人蓋一床。”我們用自己的背包做枕頭。每人都只把外邊的罩衣脱了，穿着毛衣、毛褲。只有我一個女人，我一面靠着墻，一面挨着二哥。在二哥背後躺下的則是不知姓名的男人。

　　我們五個人睡在一個土炕上，都是衣不解帶和衣而卧，自然没有像在家裏，穿着襯衣在被窩裏那麽舒適暖和了。炕是硬梆梆的，没鋪炕被，也没有褥子，只是光光的黄色土炕。我臉朝着墻，背靠着二哥，似乎這炕上並没有另外那三個男人，我一躺下就沉沉入睡了。

　　天剛蒙矇亮我們就被叫起來了，梳洗完畢吃了早飯又開始上路了。今天又换了一位領路人，也是農民打扮。我們仍都默不作聲，拉開距離跟着他走。第二天，我的脚却不聽使唤了，剛開始邁步時就歪歪斜斜的，走了没二裏路就開始掉隊了。因昨天走的路太多、太急了，還没歇過來。今天的脚上已經起了水泡。在舉步維艱的情况，我發現了一個解救的辦法：我們多次經過一些又淺又乾净的小流水溝，小溝流的是活水，清澈見底，下面是細碎的沙石。在這初春時節，水很凉，我每遇到一處小溪就不放過，先洗洗臉，再脱去鞋襪浸泡一下燒得滚燙的的雙足，洗完臉就覺得精神了，經過凉水浸泡的雙足，退去了灼熱，减輕了疼痛，最後再把毛巾弄濕，留給二哥擦臉。我每次這樣做也要付出代價的，我必須要小跑幾十米才能趕上前面的人。

　　吃晚飯的時候，我們進入了一座院子的老鄉家。這裏供我們食宿，也就是解放區在沿途較安全地帶設立的“聯絡站”，主要任務是接待投奔解放區和執行其他任務的人。這兒的條件就大不如昨天了。飯後也是供給熱水泡脚，我借了一枚針，泡脚後把水泡挑破，放出水來，涂上了帶來的紅藥水。負責人告訴我們，這兒没有多餘的房子給我們住，也没有棉被，只有在院子裏睡。地面鋪上餵牲口吃的、没軋斷的草。這真是有生以來第一次，鋪着地，蓋着天。

　　但是，有二哥在我身邊，我怕什麽呢！我把他當成了我的“保護神”，只要有二哥在我身邊，我什麽困難都能克服，我什麽也不怕。我躺下以後仰面朝天，就不像看童話小説那麽浪漫了，天黑沉沉的，雖有滿天星鬥，但仍感覺像黑壓壓地罩着我，周圍的寒氣冷森森的，使人無處躲藏！農民是日出而起，日落而息。他們捨不得點燈熬油。在這静静的黑夜裏，不時傳來遠處的狗吠聲，近處的猫叫聲。我們的枕頭仍然是各人的背包，但我的頭已遠離了它，緊緊地鑽在了二哥的腋窩下，而且把頭越塞越緊，好像這樣就能驅寒取暖。我真希望能有個洞，可以鑽進他的體内。

　　二哥緊緊地摟着我，他笑了。我問他笑什麽，他説：“我讀小學的時候家裏養只小花猫，冬天鑽進我的被窩就像你這樣把頭塞在我的腋窩下呼呼地入睡，睡得可香了，我不忍心驚醒它，就整夜的連身也不翻。我叫他賴猫，賴在我的腋下，連老鼠都不去捉了。”我説：“我可不是賴猫，我是凍猫，只想在你這兒取取暖。可惜你這兒也不暖和，衣服又凉又硬。”突然間，我覺得在二哥的感情内藴含着父愛。

　　我們五個人爲了放鬆一下疲勞的脚，都脱掉了鞋，其他穿着則和白天一樣。幸好每人都有毛衣、毛褲，又都年輕力壯，不然這一夜就要凍病了。白天走了七八十裏的路程，夜晚冷得誰也不能入睡。紀律規定彼此不能聊天，我們五個人醒來後，都就地做着小活動驅散寒氣，祈盼着天亮。

　　五、抗戰學院

　　離家第三天的下午，我們到了冀魯豫軍區管轄的河北省清豐縣的一個的小村莊，冀魯豫軍區抗戰學院就設在這兒。學院没有掛牌，和鄉村住户人家没有區别。我們住的小院院落寬敞，雖是茅屋土房，却也乾净整潔。四個人一個房間，床是没有床框的簡易單人床。每人發一床土布無花的棉被。棉被的裏、外都是白色或土黄色的(也叫家織布)。這兒不論年齡大小、職位高低一律稱“同志”，對當地農民則稱大爺、大娘、大哥、大嫂、大姐、大妹的，處處顯出軍民一家，氣氛祥和。

　　學院的主任肖魯是山西人，有一米八的個頭，三十多歲，不漂亮也不瀟灑，但他洞察力强，待人親切，他的眼睛和思維有能深入人心的本事，這正是搞政治工作的人必須具備的首要條件，大多學員很快地就能把他當做知心的“朋友”。另一個副手楊某，此人不接近學員，學員們也都對他避而遠之，據説他是專門向上面寫“匯報”的人。我本性單純熱情，現在擺脱了家庭的羈絆，來到了廣闊的新天地，把過去童年的快樂、青少年的辛酸都忘却了，我立即就適應了這種：有規律、有内容、積極向上的新生活了。

　　到學院必須要先起個化名，防止被捕時連累家庭成員，所以二哥化名朱勉，我隨着他姓叫朱霞。有位男學員開玩笑的説：“選哪個姓不好？怎麽偏要姓(猪)呢？這是任人宰割、飽人口福的動物呀！自己却白活一世！”我笑着駡他説：“討厭！朱色是紅色的，朱勉是以紅色的信仰來勉勵自己，爲赤色政權而獻身。朱霞是紅色的霞光萬道，難道你不喜歡這景色嗎？你不要曲解含意，變着法兒駡人！”我倆都笑了。到了暮年，回首往事，根據我們幾十年來的經歷，一直遭受着不公平的待遇，那個人，還真是“預言家”了。

　　解放區對配偶的稱呼叫“愛人”。除幹部外，學員每周六由學員中的幹部負責在老鄉家借一間屋“過週末”，其實僅僅是睡一夜。晚飯後，第二天清晨挾着被子就回來了，喫飯、洗衣服等事還都要在學院。

　　這兒喫飯用的是上釉的瓦盆，裝一盆菜，放在地上，六七個人圍着這盆菜蹲着喫飯。每頓都吃饅頭和很稀的小米粥(當地叫喝米湯)。河北省盛産麥子和谷子，這兩樣是最好的主食了。菜是自己種的，蔬菜的做法一律是“大炖菜”，每樣菜裏都放“粉皮”。粉皮是純緑荳粉做的圓形的乾粉皮，每張的直徑都半米左右，也是這兒的特産。其他的調味料和魚肉之類平時都吃不到，因基本上是自産什麽吃什麽，學院没有養鷄、鴨、鵝、猪之類的動物。吃和點燈用的油，都是棉籽油，深緑色的，吃着没有香味，只能起到代用品的作用。在四十年代能有這樣的伙食就很不錯了。

　　好天氣的時候我們都蹲在院子裏喫飯。這裏的土質略呈黄色，是帶有細砂面的黄土地，因此顯得乾净，即使是在有潺潺流水的地方，那水也清澈見底，在地面上看不到有泥濘的地方。河北省乾旱的時候多，尤其是春季也有“春雨貴如油”之説。遇到下雨的時候就每人端着裝菜的大碗，上面放着饅頭各自找地方吃，有人開玩笑説：這是“打遊擊”。

　　解放區正缺肥皂和碱，這兒洗衣服是用“灰水”。先用枝條編的大盤子上墊上紙，把燒過的柴灰放在上面，澆上水，水點點滴滴地往下漏，漏完了再添上水，經過數次，開始水是深褐色的，數次後“灰水”的顔色淡了，也就是把碱取净了，也洗得很乾净。因爲缺肥皂，學員們不定多長時間才能發兩塊肥皂，所以在洗衣服前必須要準備好灰水。過濾灰水的時候起碼要用一個多小時，這是學習老鄉們的“先進洗滌法”。

　　我們到這兒的時間是1945年4月6日，没過多少天就發夏裝了，是當地老鄉量體裁衣給做的。女學員每人兩套藍土布帶大襟的褲、褂，男學員每人兩套白土布的對襟褲、褂，和農民穿的一樣。同時每人還發了兩雙綫襪、一雙布鞋、兩塊肥皂，一條毛巾和牙刷、牙粉，固定每月6元錢的零用錢(邊區票)。這兒用毛巾代替了帽子，冬季外出扎在頭上防寒，夏季扎在頭上防曬。女學員還把它當成了裝飾，頭上係上雪白的毛巾，在衣襟上插一支自來水鋼筆，就顯出知識女性的形象來了，女人的愛美之心隨處可見。在這兒我們遇到了二哥最要好的同學關琪，他倆在中學和北大都是同學中最親近的，現在在這兒相遇，真可謂是“他鄉遇故知”了，但是我們不在一個班。關琪的同居女友何勉也隨着他一起來了，她現在是他的妻子了。何敏的父母都是西醫，帶着兩個兒子去了重慶大後方，何敏隨丈夫來到了解放區，在當時社會上很多人“缺乏社會科學知識”，更不知道階級鬥争的殘酷，在老百姓的意識中認爲只要是抗日的，就是愛國的，就是好樣的！

　　學院的作息時間表規定——早6時30分起床，7時學習，上午9時喫飯，10時學習，到中午12時午休(每天兩頓飯)，下午2時至4時學習，學習結束吃晚飯，飯後自由活動，晚上6時至8時學習，9時熄燈。燈就是一個特製的小砂碗放點棉籽油，用棉花搓二寸餘長的捻蕊，放在油裏頭點。它的亮度很微弱，如果讓火光大一點就冒黑煙，熏得人連鼻孔都是黑的，農民們都是天黑即睡，很少點燈。

　　學習内容總的分爲兩大類：第一類是學習毛澤東著作，以《論聯合政府》爲主，該書談的是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共同抗日。有一個最典型的例子——大地主張萬有，雖然他和共産黨是敵對階級，但他積極抗日，有具體表現，因此共産黨化敵爲友，樹立他爲榜樣，用他來體現抗日的統一戰綫政策。對其他的地主頑固分子則采取暴力手段，掃地出門、流血鬥争，並株連其家屬。第二類是學習《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這更是我們非學不可的教材，因爲這些學員都是屬於知識分子和小知識分子範疇的，文藝要爲抗日服務，要爲廣大的工農兵服務，所以知識分子更要深入學習、討論。此外，毛澤東的《矛盾論》也是要反復討論的，要學會劃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和敵我矛盾。

　　除此之外，我們還學習邊區報刊。每周固定一次批評和檢討會。在會上首先要做的是自我批評——包括自己深刻的檢查自己；思想、作風、言論等的錯誤或不足之處。再由别人揭發、分析、批判，要達到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如果是當面不説，背後亂説，則是犯“自由主義”，要挨批評。幹部説：這種會就是“小整風”。還有一類是向黨交心(包括向組織交待自己祖孫三代的成分、職業、資産、生活和思想等等的情况)，這種交待都是幹部在和你個别談話時，他誘導你深挖自己的思想、意識，自己給自己上綱上綫，直到該幹部認爲你交待得徹底了，覺得你達到了相信黨、相信組織的程度了，這才是真正的向黨交心了。要向黨徹底交心的人一種是組織覺得該人有“疑點”，如家庭或個人歷史有問題，或是社會關係復雜等，幹部就多次找該人個别談話，所謂的“攻心”戰術。另一種是個人有難言之隱，不便於在會上説，他主動找幹部談話，也就是自己主動地向組織坦白交待“問題”。作爲政治幹部，都需要幫助你向黨靠攏，引導你向他肝膽相照，使你感到父、母、妻子都不能像他這樣的理解你，愛惜你。一定要有這樣的水平才是黨的好幹部，也只有具備這樣才智的人，才配做一個政工幹部。這種幹部也有爲人保密的義務，他本人也不應該向其家屬、親友，隨便談論有關個别談話的内容。

　　在這裏，出現了一種另類的婚姻，有的幹部在家鄉有妻子、兒女，或是有丈夫，可以仍和其他人結婚(同居)，美其名説原來的婚姻狀况是“包辦婚姻”，志不同，道不合，都不用辦離婚、結婚手續，即可隨便同居。即使是亂搞男女關係，也屬人民内部矛盾，但是這一切必須要在雙方都無政治問題的前提下，才能暢通無阻。因此，在非解放區謡傳共産黨有共産、共妻之説。

　　在抗戰學院最令學員們興奮的就是拉歌。在學習結束的拉歌，使大家處於緊張狀態的精神立即就鬆馳下來了。有時是男、女分組拉歌，有時是按學習班分組拉歌，每在唱完之後，對方就熱烈的鼓掌，喊着問：好不好呀？對方异口同聲的喊：好！又問：再來一個要不要呀？對方又喊：要！又接着鼓掌，每組總是要唱兩三支歌才能罷休。歌的内容都是以抗戰爲主——例如《抗日之歌》——拿起我們的刺刀來對準敵人的頭，誓死不做亡國奴，拼命的争自由，要知道啊！世界是黑闇的，日本鬼子欺負我們再也不能忍受！

　　還有另一首頗受歡迎的歌《松花江上》：我的家，在東北松花江上，那裏有大荳高粱，還有我那衰老的爹娘，“九一八”、“九一八”，從那個悲慘的日子，離開了我可愛的家鄉，離别了我衰老的爹娘，流浪、流浪……還有山西民歌《張老三》歌詞是——張老三，我問你，你的家鄉在哪裏？我的家在山西，過河還有三百裏。我問你，在家裏，種田還是做生意？拿鋤頭耕地，種的高粱和小米……

　　除了激憤、雄壯的抗日歌曲外，也有柔情、纏綿，但也鼓舞戰鬥士氣的歌曲——如蘇聯歌曲《天藍色的信封》和《喀秋莎》。歌詞優美，歌聲深沉，是女學員們最喜歡的歌，歌詞使人陶醉於愛情之中，又因是敵人破壞了他們美好的愛情，因此，他們必須要忍痛分離、勇敢地去消滅敵人，才能保護和擁有愛情。這兩支歌的歌詞都是三段，現在我只能記得其中的第一段了——《天藍色的信封》：透過霧氣/穿過森林和田野/我的天藍色的信封/向你親愛的飛去/飛向我和你相别的房裏。記得嗎？當送别的時候/你説是敵人使我們分離/我不能忘記你那句話/我到處在打敵人/爲我們不再分離/在行軍中，在戰鬥裏，在大風雪，在惡天氣，只要我憶起你的聲音，我便覺得光明温暖，如同你立在我的身邊……《喀秋莎》：“啊……喀秋莎！喀秋莎啊-可奈何，無限消魂在眼波，喝一杯酒呦！唱一曲歌，風雪明朝渡頓河……”

　　在抗戰學院，每隔半個月左右就能看一次大型的、專業劇團演出的歌劇：如《白毛女》、《血泪仇》等。小型的歌劇是學員們自排自演的《婆媳學文化》(我扮兒媳婦)，《姑嫂英雄》(我扮演小姑)，還有《女狀元》、《夫妻識字》。小型的話劇是以諷刺和漫駡敵、僞爲題材的——如扮演蔣介石的，化妝成跛着腿、架着雙拐、頭上貼着膏藥的小醜，叫“蔣該死”。演墨索裏尼和東條英機的也都化成丑角，演後還把他們的紙糊造型燒成灰燼。在抗戰學院的生活是既緊張又豐富，更不缺乏文娱生活，只是没有體育鍛煉的項目，有時大家圍成一個大圓圈，踩着彭嚓嚓、彭嚓嚓的鼓點扭秧歌。二哥扭秧歌的姿式我不敢看，只要看，就忍不住得要笑。他在一圈人中是個子最高的，他並不胖，是細高挑的個兒，穿42號的鞋。我第一次給他做了雙布“凉鞋”，我怕做小了，結果凉鞋比脚大了差不多有一寸長。他穿着農民式的粗布褲褂，把褲腿卷到了膝蓋上面，赤裸着下半截的腿和兩只突出的大脚丫，頭上扎了條白毛巾、肘彎處挎了一個小菜籃子。扭秧歌是要踩着鼓點走三步，身子再一蹲一起，動作很簡單，而且二哥在學生時代又喜歡游泳、打籃球、練單杆，可是他扭起秧歌來的姿式，却難看得令人忍不住發笑！雖然他很瘦，但動作笨的真可以説是個“大狗熊”了。二哥唱歌不好聽，五音不全總跑調。幸好我們都是集體合唱，就顯不出誰的音質怎麽樣了。

　　六、我的隱痛

　　抗戰學院每天在晚飯後的6至8時還要學習或開會兩個小時。爲了使大家舒服些，就不在會議室了，大家都集中在女學員的宿舍裏，四張床的床邊和裏面都坐滿了人。點着兩盞裝棉籽油的小沙泥燈，燈捻不能大了，如果大了，順着火光就要冒很高的黑煙。因爲晚上室内的光綫不好，就把個人發言和討論定在晚上熄燈前進行了，這樣比讀書、讀報要活潑生動得多，大家發言也很激烈，時間也不是到很晚，但不知怎麽的我就是忍不住地要打瞌睡，等我清醒時就感到尷尬和羞耻，可是我又控制不了自己不打瞌睡，我也莫明其妙的不知道是什麽原因。

　　我們每天的學習和生活都很有規律，也不做體力勞動，没有疲勞過度的時候，我對開會也不是不感興趣，所以我自己也找不到打瞌睡的原因。但是，在我和二哥單獨在一起的時候，他就向我發脾氣了，他發脾氣不是大喊大吵，只是陰沉着臉説上三五句就不吱聲了。他的原話我忘記了，但話中之意我還記得很清楚，意思就是説我落後，不求進步，對學習聽不進去不感興趣，所以才打瞌睡。當時我也不知道怎樣辯解，只好沉默不語。但我覺得我們彼此都開始對對方冷淡了，二哥越來越寡言少語。而我呢？我這個籠中之鳥，現在剛剛展翅，我準備要自由地飛翔了。

　　半個多月之後，我開始厭食了。我平日不吃辣椒，但這時却反常地不吃熟菜，只吃烤焦了的紅辣椒加點鹽就鏝頭(因缺油，所以不能炸辣椒油)。這時我自己和懂生理現象的人才知道我是懷孕了，二哥也才知道我是懷孕了。在這之前，我們倆都不知道懷孕的常識，也不知道孕婦會有什麽反應。時至春末夏初，河北省的青杏已經長大了，翠緑的顔色，鮮嫩的惹人喜愛，吃起來又脆又酸，能吃酸的人看見它就饞，不能吃酸的人，看着它不吃也會口冒酸水，它也真能起到“望梅止渴”的作用。有的同志去集上回來就好心地給我買些青杏説：“孕婦都喜歡吃酸的，這杏兒可酸了。”可是我這個孕婦很奇怪，不喜歡吃酸的，專吃辣的。北方民間有“酸兒辣女”之説，意思是懷孕時愛吃酸的就生男孩，愛吃辣的生女孩，我倆對這些都没在意。

　　我的懷孕並没引起二哥對我的關愛與呵護，也没引發他即將做父親的喜悦，在我倆單獨在一起時，他也是冷冷淡淡地，很難見到二哥臉上的笑容。

　　我總是在想，我不應該在這個時候懷孕，這正是我們在革命隊伍中剛剛起步開始學習的階段，在這個時候懷孕生孩子，這不但給我們個人增加了負擔，也給組織上增添了麻煩，我不應該要這個孩子。幸好，在來之前我也暗中做了準備，我買了4小盒中藥“藏紅花”，因爲那上面有“孕婦忌服”的字樣，我已準備着如果懷孕了，就把這藥連續吃了，想胎兒也就化爲烏有了。我不知道打胎還能有什麽痛苦？或可能留下後遺症，我没告訴二哥，就把這4盒“藏紅花”連續吃了。

　　過了幾天我也感到奇怪，明明印着“孕婦忌服”怎麽我連續服了4盒都一點反應也没有。我服的藥量也不算小啊？我是在北京市最大的一家中藥店買的，大概不會是假藥吧？可是怎麽一點作用也没有呢？我身體也没感到不適。

　　到了解放區這塊新天地，我就投入了她的懷抱，我覺得這兒的一切都很適合我，每天的政治學習，好像在給我補充着新的血液，平等的人際關係，使我能毫無顧忌地暢所欲言。在這兒，我每天都活得很充實，我要跟着同志們勇往直前邁步前進，不甘願因爲懷孕和生孩子停頓了前進的步伐，掉了隊，落了後，我仍决心想把這個胎兒打掉。

　　這時二哥讀北大的同學關琪，他的愛人何敏也懷孕了。她比我還早一個月左右，每次見到他們時，在關琪的臉上總能見到掩飾不住的高興。關琪對何敏關懷備至，在上下山崗時總是攙扶着她，而二哥和我却總是拉開距離。相比之下，我心中隱隱作痛，我看得出，也感受得到二哥不但不關愛我，也不願意我現在就懷了孕，只是他無法説什麽罷了。很多天也見不到他的笑容，在我的記憶中他總是陰沉着臉，好像有什麽難言之隱。二哥的態度更加强了我打胎的决心。

　　藥是吃完了，現在也無處去買，我聽説孕婦不能做重體力勞動，也不能做過激的體育運動，但我爲了要打胎就越是忌什麽我就偏要做什麽。因此，每當有機會到離村不遠的果樹林時，我就攀着較粗的樹杈打秋千，打得累了之後，就順着不太高的山坡猛跑下來。這樣幾次之後我也没有流産，肚子也日漸地顯得大了起來，我也不打瞌睡了，也不吃辣椒了，我雖然肚子裏有個“累贅”，但我和正常人一樣的生活了。至此，只有任其自然吧。

　　1945年6月份某天晚9時以後，宿舍已經熄燈了，這時聽到了緊急集合的哨聲，班長大聲喊着：“打好行李，馬上集合轉移！”大家都還没有入睡，很快地就背着背包來到院中集合了。抗戰學院的負責人肖魯同志説：“現在有敵情，我們要馬上轉移！在轉移時大家不要驚慌，要沉着，要互相關照，千萬不能有掉隊的，是夜行軍，大家對道路又不熟悉，所以一定要看準自己前後左右的人挨着走。路不遠，我們很快就能到達目的地。”

　　爲我們照路的，只有天上的星星。我們出了村不久，就聽到了嗖嗖的槍聲和伴隨着槍聲射出來的火光和硝烟味兒。又走了一會兒，我們就進入了縣城，戰争正在縣城某個方向的附近激烈地進行着，看來是短兵相接，因爲只能聽到槍聲和喊殺之聲，没有砲聲。

　　在縣城裏一條又長又窄的土路段上，我們抗戰學院的學員們順着人行道，身子貼着關閉着的店鋪門或是墻壁，一個緊接着一個地急匆匆地往前走。

　　我的腦中一片空白，只知茫然地跟着前面的同志，快速地邁着步子。藉助於星光和武器發出來的火光，影影綽綽地只能看見抬在擔架上的重傷員的輪廊。他們有的昏迷無聲，有的呻吟，有的則“唉啊！”“娘啊！”地慘叫。這是我從未見過的悲慘、恐怖景象！不知是因爲走在集體之中，所以並没有感到害怕，還是人的本能，在面對極恐怖的時候，腦中只是一片空白，似乎顧不得害怕了。在天亮的時候，我們已從原住的河北省清縣轉移到了河北省的南樂縣。至今我也不知道這兩個縣的距離有多遠，總之，我們一夜之間就來到了。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這不僅是我們中國人民的勝利，也是全世界各國人民反法西斯戰争的偉大勝利。尤其是我們中國人民，自1931年“9·18”事變至今已14年了，在這漫長的國破家亡的歲月中，無辜的人民真是付出的太多太多了，好不容易才熬到了這一天。

　　在抗戰學院，肖魯同志向我們公佈這一振奮人心的消息。興奮的人群，有的歡呼、擁抱，有的振臂揮拳高呼，有的喜極而泣。雖然人人都有信心，相信勝利是必然的，但當這必然真地來到時，人們還是抑制不住的激動、喜悦！

　　當日，肖魯同志就宣佈了：“抗戰學院已經完成了歷史使命，現在宣佈撤消了。我們的同志們將要開始走向新的工作崗位，我衷心的希望同志們在新的工作崗位上，能積極地、全心全意地爲黨、爲人民的革命事業多做貢獻！”

　　我們没有舉行慶祝活動，領導就忙於學員的工作分配了。那時有些單位，還不用什麽正式的調令，只是兩個單位聯繫好了，確定了，當事人拿着領導給開的一張便條就“走馬上任”了(當時在解放區遠路途的交通工具就是騎馬，我用走馬上任的詞是符合實際的)。

　　二哥在抗日勝利前的一個多月，因工作需要就被調到軍區司令部情報處搞日語翻譯去了。當時在農村解放區，他的日語水平是最高的了。他從13歲到17歲就在沈陽日本人辦的南滿中學堂讀書，從入學開始，不論正、副科都是用日語授課，因此，他的聽力和語詞應用的水平都較高，這時他還没滿20歲，就有用武之地了，他每天都從早到晚很忙：要審問俘虜、整理口供、翻譯繳獲的文件、資料等，真是忙的不亦樂乎。他自調走後再没回過學院。

　　學院的全體同志們對二哥的提前到軍區司令部情報處擔負重要任務夸贊有加，説他是我們這些人中的佼佼者。

　　女同志們在閒談時更是以贊羡的口吻説：“小朱(我化名朱霞)的愛人真是年輕有爲，人老實，又好學，多才，日語、英語都好，北大真是人才輩出的學府。”

　　我聽着這些話暗自感到滿足和驕傲，並不反駁，只是微微一笑。本來這是事實嘛！可能是所有女人聽人夸自己的丈夫時，都是美滋滋的。何况這是我自己的選擇，我和二哥的結合證實了我的選擇是正確的。

　　勝利的這一天，我倆未能在一起共同歡呼和享受這偉大的歷史時刻，我覺得缺少了什麽……

　　分配工作，也就是象徵着大家要各奔前程了。

　　平日領導常講，革命隊伍是個大家庭，無産階級之間的階級感情是超過“友誼”和“親情”的，但在分配工作的日子裏，我却看到了奇怪的現象：同志們在分别的時候態度都很冷淡。握握手説聲再見就走了，這還算熱情的，有的偷偷地就溜了(後來我才知道是分配做地下工作去了)。通過和同志的談話我才知道冷淡的原因，革命利益是高於一切的，生離死别，雖是人生的大事，但比起偉大的革命事業來，就要犧牲小我，服從革命利益了。

　　“哭鼻子”、“依依不舍”都是小布爾喬亞(即小資産階級)的思想感情，尤其是從城市里來的“小資産階級知識分子”更要克服這些不健康的思想感情，在革命的大熔爐裏把自己鍛煉成爲一個堅强的革命戰士。

　　每個學員都無條件地服從了組織的分配，也没有人表現出小資産階級的情緒來，這也充分證明瞭共産黨强化政治教育的偉大效果和肖魯的領導藝術的成功！

　　這種教育根深蒂固地影響着我的一生，因爲到解放區是我從家庭、學校步入社會的開始。

　　七、從河北到河南

　　抗戰勝利後的第三天，我被分配到河南省濮陽縣軍區招待所當文化幹事。我原在的河北省南樂縣與濮陽縣雖然不是一個省，但距離並不太遠。走的這一天我騎着馬，通訊員護送我，天剛亮我們就動身了，在夕陽西下的時候我們就到了招待所。

　　我把肖魯寫的便條交給了所長。看得出他是一個農民出身的軍人，50多歲了，不善言談。他看完便條後又看看我説：“我們這兒全都是男同志，後邊已經給你安排好了宿舍，你們先去喫飯，然後到宿舍去休息，通訊員到學員宿舍去休息，工作明天再談吧。”

　　我住的宿舍是兩大間房子，外屋空着，裏屋靠墻放一張優質的大床，它比城市的雙人床還寬大。床頭有一個硬木雕花的小高方架，原來應該是放花盆的，現在上面放着一個特製的油燈碗。靠窗放着一張無抽屉的硬木長條案，案前有一個硬木圈椅。我把簡單的行裝放在了床角。

　　夜幕開始下垂了，借着微光我觀察着環境，原來這後院只有這兩間朝南的房子，院子掃得很乾净，但却光秃秃的，花艸、樹木什麽也没有。房屋的磚、瓦、木料都是優質的，地面是大方磚鋪地。在縣城裏能有這樣的房子，定是殷實人家了。

　　我點着了油燈，它的光只能照到室内的三分之一，院内、屋内都静悄悄地。我聽見了蚊子的嗡嗡叫聲，這可怎麽辦呢？不但紗窗、蚊帳、蚊香一概没有，而且連一把蒲扇也没有。我想了想就打開了門窗，拿衣裳往外趕蚊子，趕了一會兒我把門窗關好，蚊子是否會被趕出去了，我就不知道了，因室内的光綫看不見蚊子，但没有了嗡嗡聲。騎了一天的馬，我感到腰、腿都疼，鋪好薄被，枕着背包，我躺在寬大的床上很快就睡着了。

　　没多久，我就被吱吱的老鼠叫聲驚醒了，原來是飢餓的老鼠在我的身體周邊尋覓食物，因我不吃零食，所以它們一無所獲。我聽得出不只是一只老鼠，一定是三五只。在這伸手不見五指的暗室裏，我雖然很害怕，也只能默默地起身，摸着火柴點着了燈，老鼠也被我嚇得跑到了地下，我拿衣裳往外屋趕老鼠。裏、外屋之間没有門，朝院子的門在深更半夜我又不敢打開，所以這種趕法也只能安静片刻。

　　我吹熄了燈，躺在床上，雖然身上仍很勞乏、疼痛，但再也睡不着了。到一個陌生的環境，又没有能够説一句話的人，黑闇和静寂使我忐忑不安，哪還能安睡呢！蚊子仍在咬着我，老鼠想在我這兒找到食物。既然睡不着索性就讓腦子活躍吧。

　　我先想到的還是二哥，自從到了解放區我和二哥就聚少離多了，開始每周聚一次，近來一個多月了，也没見到他。能撒嬌也是女人的一種幸福，有個愛你的人和你也愛的人，你才能向他撒嬌，爲了得到他的温情和愛撫，明是三分怕也裝得十分，三分痛也説成十分痛。可是，這種幸福我現在是没有了，我這個孕婦，叉着腿，挺着身子，在馬背上坐了一天，現在渾身酸痛地躺在這兒，我撫摸着已經凸起的肚子，這個小東西啊早不來，晚不來，偏偏在這個關鍵的時候投入了母體，這不但拖累了我，也苦了你！

　　這時，我又想起了抗戰學院班主任肖魯給這個未出世的胎兒取名新華的事，是我讓他取的。我説：“你給我的孩子取個名字吧，作爲我們這一段革命友誼的紀念。”他不加思索地説：“抗戰勝利了，就叫他新華吧。”

　　小新華啊！你是多麽的幸福啊！你出生在抗日戰争的勝利後，你的父親參加了革命的抗日隊伍，你在没有歧視、没有欺凌的環境中成長，你的一生應該是平坦的吧！

　　想着想着，窗紙發白了，但才4點多鐘，我起身用昨天桶裏的剩水洗漱之後到了屋外，看到前院已有炊烟，我順道來到前院，前院和後院一樣，没有花艸樹木。多年的戰亂，人們無心栽花種樹，已長大的樹也當柴燒了，這並不奇怪。我看見挨着厨房的屋前，一個50多歲的婦人坐在小凳上扇着蒲扇，我們彼此看了看没有打招呼。

　　所長向我交待得極簡單：我們有27名學員，年齡都不到25歲，是從新戰士中選出來的，“首要條件是鄉音不濃、語言清楚，另一條是粗通文字。”我的工作就是給學員們編教材、上課。

　　經過培訓後，開始工作了，每天的作息時間是早上6時起床，6時30分開飯，7時學習至11時，所教的文化課和政治課教材由我編選。下午除開會我要參加外，就没我的事了。學員們從下午1時——6時要到田裏去干活(我如不是孕婦也要參加干農活)。

　　給學員們上課我很愉快，他們好像是我的兄弟，我對他們直呼其名，他們喊我朱幹事(我是文化幹事，正排級)。其中有位小伙子(名叫小劉)我們認識，在一個多月前我去看二哥，二哥正患嚴重的脚氣病，行走困難，領導安排他照顧二哥，在打水、冲藥時我們曾説過幾句話，在這兒又遇上了，我倆就成熟人了。從此在課餘時間，我倆還能聊聊天。我問小劉院中乘凉的老太婆是誰？小劉説是這兒的房東，她家原是小地主，土改時没收了她家的土地、房産等。她的兩個兒子參加了抗日，所以没有把她攆出去，仍留她住在這兒。我住的房子原是她們家的書房。她的女兒們也結婚了，因她是“軍屬”，領導也不讓她干活(不然她要搞全院的衛生)，她孤伶伶地在這兒住，我們都不理她。

　　在河北省的清豐、南樂兩縣城，我没去過縣城，到河南省的濮陽縣住在了縣城的中心，閑時我到街上逛逛，這座小縣城很熱鬧，小飯館相當多，著名的是燒鷄和吊爐餅，燒鷄的具體作法是先把鷄放在調好料的水裏煮八成熟，然後掛起來，顧客選好後再放到油鍋裏炸。吊爐餅也是隨賣隨烙，我觀察着價格和製作方法，但一次也不捨得買來品嚐。雖然我原來每月6元的津貼費都没花，現在又昇到12元了(邊區票)，但我自己仍是捨不得花。我盼着二哥快些來，到時可以請他痛快地吃一頓，因爲他比我饞。

　　八、愛情的陰影

　　一天晚飯後我和小劉聊天，問他：“朱翻譯真的很忙嗎(二哥化名朱勉)？”小劉説：“是真的，審問日軍戰俘、漢奸，多半是在晚上9、10時才開始，一審就到後半夜，第二天還要整理材料，繳獲的日軍文件也要他翻譯。有兩個會日語的同志水平不高，朱翻譯最忙、最累的了。”我聽着很心疼，却又不能去照顧他。我又問：“有要好的同志常和他一在一起嗎？”小劉説：“有，路明編輯和他最談得來，有時晚飯後他倆就在屋裏談話，到天黑了也不點燈，有時還一起到田埂上去散步。你没去以前，我還以爲她是朱翻譯的愛人呢！”我接着他的話茬説：“我們在抗院就認識路明，她很有學問，看過很多的革命書籍，理論水平、文化水平都比我高，我們都很喜歡和她談話。”

　　和小劉談話後，我回憶在抗戰學院時和路明見過的幾次面。她和我的身高、胖瘦都差不多，她是方型臉，戴着無框的近視眼鏡，年齡僅比我大幾個月，像個“小學究”，我是圓臉型，没有她老練持重，性格比她活潑熱情。她是編輯、共産黨員，文化素質和理論水平都比我高。

　　有一次，我們幾個人聊天，路明提到德國的哲學家黑格爾，有人説他是唯物論，有人説他是唯心論……他們談得很熱烈，可我却不解其意。過後我問二哥，他給我解釋，唯物論是物質决定一切，唯心論是精神决定一切……

　　有學員説，有的人參加革命動機不純，是機會主義者，是投機。我就不明白，豁出了性命才能到達解放區，不是真心抗日救國誰捨得拿性命來投機呢？我捫心自問，我們參加革命才4個多月，抗戰就勝利了，這會不會也被人看做是投機呢？我又自我解釋地想，不會吧，我們這小小的老百姓，怎麽能知道日本在什麽時候投降呢？

　　一天下午，二哥來看我來了，他背着背包，看樣子他没有騎馬，是步行了幾十裏來的，臉上和身上都有汗漬。他剛坐到床沿上，我就趕忙笑着從他肩上往下拉背包，他生氣地説：“慢着點，很疼！”我也没介意，接着他又生氣地説：“看你，把屋子搞得這樣亂。”我是有亂放東西的毛病，書、報、作業本不但案上有，床上也有。我於是趕忙收拾床上的東西，又去給他打飲用水和洗用水。

　　到吃晚飯時，我和他到小飯館品嚐了我看了多次而捨不得獨自吃的吊爐餅和燒鷄，另外還加一碗鷄湯餛飩，味道真是好極了，也是因爲我們已多年没有吃過這樣的美味佳肴了。回來時又買了個西瓜，把我攢了幾個月的錢花了一半。

　　西瓜很甜，瓜子也很成熟，我捨不得扔掉就放在碗裏了。夜間我聽到了響聲，和二哥説：“老鼠來了。第一天晚上幾只老鼠在我床上跑，我很害怕。”二哥説：“今天它們不會上床了，它們和你一樣，也愛瞌瓜子。”

　　天亮了，我看碗空了，一堆瓜子皮尖上開着口。下半邊的皮還連着，瓜子仁没有了。我笑了，我很讚嘆老鼠的聰明，它們知道嗑瓜子從尖上瞌，和人瞌的一樣。

　　二哥走後，我回憶着這次不愉快的相聚。我們一個多月没見了，時間雖然不算太長，但變化却很大。首先是抗戰勝利了，這是我們多麽盼望的一天啊！那天，我倆未能在一起慶祝，今天應該補這一課，慶祝我們過去所有的不幸都結束了，我們能够開始我們獨立、自主的新生活了。而且我們還是抗日戰争中的一份子，這不更讓我們對未來充滿愉快和信心嗎？他怎麽没顯出愉快的樣子呢？

　　從河北到河南，我已能獨擋一面地工作了，這也正是二哥過去對我所希望的，從小家碧玉成了新時代的獨立女性，爲此，他也應該愉快地向我表示祝賀啊？

　　但是，他也没問我的工作情况，我多麽想向他説説我的工作，説説我的稱心事呀，雖然這兒只有我一個女同志，但我一點也不寂寞，我和學員們相處得如同兄弟姐妹，我在教他們的同時，我自己也不斷地進步。

　　還有我腹中的胎兒，雖然我曾幾次下决心要把他打掉，但他仍頑强地盤踞在我的腹中，而且日漸成長，我猜不出他是用頭還是用脚經常頂我的肚子，我用手摸，是一塊硬的東西。這小傢伙活動的越來越頻繁了，我想告訴二哥一定是個男孩，女孩不會有這麽大的力氣。

　　在我們相識的人中都説我好看二哥不好看。他没有男人的英俊瀟灑，他有的僅是書卷氣質，是個懦弱書生。如果生個男孩肯定像他一樣不漂亮，還是生個女孩像我好。二哥也曾説過，要是生個女孩像他，就找不到婆家了。

　　以前二哥總是微笑着、滿足地説：“你的臉型小而圓、身材嬌小却有突出的曲綫美，總像依人的小鳥惹人愛憐……”

　　然而，自到解放區以後，二哥變了很多。他變得對什麽都没熱情了，是不是他的工作擔子太重了？壓力太大了？我在一個多月前去看他，他不也是極爲冷淡嗎？他對我已經没有從前的關愛了。

　　女人在這方面是很敏感的，我已感覺到他不愛我了，現在佔據他心中位置的可能是路明，是路明。

　　路明除了外貌比我差點之外，她的革命經歷、文學水平都超過了我，和她相比我是甘拜下風的。

　　在解放區提倡的是“革命伴侣”。在這一語詞下，無數勤勞善良的農村婦女成了“活寡婦”。他們丈夫參軍後數年或十數年没回家，有了革命資歷、有了地位，在偏遠的解放區，可以找從城市里來的比他小一、二十歲的年青的知識婦女，通過組織審批就可以了。

　　審批的條件很簡單，女方和反動的家庭劃清了階級界限(知識婦女出身工人或貧下中農家庭的很少)，本人無政治問題就可以了。男方並不隱瞞曾結過婚，但那是封建的“包辦婚姻”，參加革命後，他們和家中已經失去了聯繫。

　　到解放區後，這種棄舊迎新的婚姻我耳聞目睹了很多，“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在這兒被視作是封建的舊道德觀念。這兒是以革命利益和階級界限來劃分的，骨肉親情和愛情也不例外。

　　每個人的所作所爲，只要不違反革命利益，就是一個真正的革命者了。丢棄父母包辦的農村妻子，换個參加革命的知識女子，這樣的“革命伴侣”自然也有利於革命事業。因此，這種現象多有發生，也不奇怪。

　　在這樣的環境中，我想自己的擔心不是多餘的。二哥想要抛棄我是極容易的，他只要説我小資産階級意識濃厚，不要求進步，拖他的後腿，就是很充足的理由了。如果我不同意和他離，組織就會出面做我的思想工作了。

　　心中的陰影在日漸加深和擴散，但我没有消沉。因爲我每天的生活都很充實，這就是所謂的革命的樂觀主義吧。

　　九、三個人的聚會

　　1945年中秋節前夕，天氣晴朗，但很炎熱。午飯後二哥和路明一起到我這兒來了。他倆戴着寬沿大草帽，二哥穿着黄色土布軍裝，路明穿着土布的藍色褲褂，一副風塵滿面、長途跋涉的樣子。

　　我很熱情地接待他們，給他們打完飲用水之後，就到街上買了個西瓜和脆棗。濮陽的物産豐富，由於日照時間長，這兒的糧食、蔬菜、水果的産量高，品種多質量好。

　　我們三人説説笑笑地品嚐着西瓜和脆棗，兩樣食品都甜得令人贊不絶口。

　　雖然從小劉和我的談話，以及二哥對我的冷淡，在我心中認爲路明和二哥的友誼已經影響到了我和二哥的感情，但我没憑没據，他們誰也没向我挑釁，我就故意裝着什麽也不知道的樣子，和路明親熱地説説笑笑，而我的眼睛却在觀察着他倆的一言一動。

　　他倆都很自然，也很高興。因爲天熱，路明的臉色微紅，二哥對她説：“你現在的臉色像朝霞，顯出了健康的美。”路明説：“可見我平時的臉色太蒼白了。”我説：“那是因爲你總是在屋裏看書、寫稿子，很少外出的緣故。”路明説：“所以我未老先衰，才20歲，就是300度近視了。不戴眼鏡看書都費勁了。”我説：“正因爲你戴眼鏡，所以一看就知道你是個小學究。”路明説：“不是小學究，是小老太婆了。”二哥笑着説：“不是小學究，是小才女。”我心裏説，你愛慕的就是小才女嘛！我們邊吃邊説笑，誰也没感到尷尬。

　　我和路明説：“這兒的燒鷄和吊爐餅都很好吃，晚飯你就在這兒吃吧！”二哥接着説：“你在這兒吃吧，我也借光。”路明説：“休息一會兒我就走了，我是順路和朱勉來看你的，我還要趕路去看姐姐。吃了這麽多的西瓜，又消署又解渴真是太好了。”

　　她呆了不到三個小時就走了，這是我和路明在一起時間最長的一次，她給我留下的印象還很好。

　　從此我再也没見過路明。人海茫茫，再無覓處，可她在我心中的影子却揮之不去！也許這是女人特殊的心理做怪吧。

　　十、生離死别

　　1945年的秋天，革命的形勢日趨好轉，勝利消息頻傳。我還不滿19歲，二哥還不滿20歲。我們這一對情侣、夫婦來到解放區，參加了革命，就趕上了大好形勢，在人生的旅途上剛剛起步，就走上了人間正道，打開了通往事業成功、生活幸福的大門。或許因爲我們太年輕了，還不成熟，所以對這一點，我們還都没有認識到，也可以説根本就没有想過這些。

　　但是自到了解放區後，二哥對我的愛和關切，却像是温度計的温度在下滑着。我也從依人的小鳥變得要獨自展翅了。因此，我倆的愛情世界處於低谷，何况又插進了路明。

　　有一天，二哥來了，他仍是陰沉着臉，聲音很低地説：“我要隨軍北上了。”我愣了一下，就問：“你怎麽要隨軍北上了呢？”他説：“組織上號召東北人去解放東北，東北是我的故鄉，我自然要響應組織的號召了。”我説：“那我呢？”他説：“我們要行軍，國共兩黨在打内戰，鐵路、橋樑多被破壞了，不通火車，你大腹便便地怎麽行軍呢？你就留在解放區吧！在革命的大家庭中組織會照顧你的。”我説：“你去東北也没個具體的地方，將來我們怎樣聯繫呢？”二哥説：“我有個堂兄在沈陽市順城街1號住，他在那住了幾十年了，不會搬家的，我不論去什麽地方都告訴他們，等有條件聯繫時，你和他們聯繫就找到我了。”

　　我的自尊心很强，再加上我的性格中有一種偏激的成份。從少年開始這種偏激的情緒有時就主宰我的思維，導致我做出與正常思維不相符的决定。就在這生離死别的關鍵時刻，我的剛强好勝和不服輸的自尊心，促使這種偏激的情緒爆發了。這時我惟一想的就是：在我即將生孩子的時候，二哥都不替我着想，我爲什麽非要依賴他呢？我也有獨立工作和生活的能力，要走就讓他走吧。

　　當時抗戰勝利了，但人們並没有投入新中國的恢復和建設，而是大規模地進入了内戰，全國各地硝烟四起戰火蔓延，其殘酷和破壞程度也是令人慘不忍睹的。在這種情况下“生離”很可能就成了“死别”，更有可能的是對方什麽時候死了，死在什麽地方了，另一方都不可能知道。

　　我却很平静地説：“你走吧。”在即將離别的時候，我没有表現出依依不舍和痛哭流涕。二哥回去兩三天後，他單位的領導來和我談話，徵求我的意見，説如果我不同意二哥走，組織可以把他留下來。我態度很堅决地説：“我同意他走。”我心裏想的是我不能拖他的後腿，落下個落後分子的名聲。

　　二哥什麽時候啓程我不知道，可能是秘密行軍。過了幾天，所長找我談話，“根據你的身體情况，你不能在這兒繼續工作了，因爲這兒都是男同志，所以决定把你調到保育院去。軍區的孕婦都在那兒生産。産前、前後也在那兒休養。”我的職務仍是文化幹事。

　　初冬的一天早晨，我騎着高頭大馬，由通訊員牽着，護送着我去濮陽縣的近郊保育院。據説只有8裏路，村名叫柳官寨。

　　護送我的通訊員和我很熟，在上馬的前後我和他還説説笑笑，但出了縣城我的心境瞬間就變了……

　　我看到了已經收割完畢的荒蕪土地，枯瘦的樹枝和被秋風漫卷的荒草敗葉，這引發了我心中的酸痛，這時我想起了二哥，“人各一方”、“斷腸人在天涯”，現在用這些詞來形容我們是最恰當不過的了。想到此我的眼泪像斷了綫的珍珠一樣簌簌而落，真是别時容易見時難啊！不知今生今世我們還有没有再見的機會，如果再見了，我們對這次的貿然離别又作何想法呢？如果死了一個，活着的另一個對這没有惜别的“生離”又做何想法呢？我不顧通訊員對我有什麽看法，只是無言地哭泣着。

　　十一、好心遭惡報

　　到了保育院,正值大家在吃午飯。我把介紹信交給了保育院的院長兼政委於大姐。於大姐身上仍帶有農村婦女的氣質，瘦高的身材，長形的臉上刻着深深的皺紋，花白的頭髮，看上去有50多歲了。人們對她的稱呼有三種：院長、政委、大姐。

　　後來我才知道她才40多歲，是個寡婦，没有子女，性格孤僻，患有嚴重的胃病。她文化水平不高，但參加革命已有十幾年了。她讓保育員把我送到陳醫生宿舍去。

　　見到陳醫生，我真是喜出望外了，原來她是我在抗大的同學。在没到保育院之前，她和解放區一位孟部長結了婚。在北平時她是助産士，抗戰勝利後分配到保育院了。我和她不但同屋還同床。她比我大1歲多，是醫生，又是我的大姐，有她在我身邊，我的顧慮自然就消失了很多。

　　我和陳醫生雖同榻而眠，但接觸和聊天的時間却極少，她除負責接生外，還兼治各種病人，她是這兒惟一的醫生。

　　保育員都是年輕女孩，只讀過小學。我每天給她們講兩個小時的護理法，以怎樣照顧孕婦和産婦護理知識爲主。在其他時間，我有時和陳醫生去查看病房，有時去産房看陳醫生接生。這些工作都以我自願爲主，因爲我臨近産期了，領導不分配我過多的任務。

　　1945年年末，也就是農曆11月24日(鷄年)，我生産了。是個兒子，他使我在産房折騰了30多個小時，在陳醫生的精心護理下才保住我母子平安。陳醫生雙手托着孩子説：“你看他睁開眼睛了，多像朱勉啊！”借着昏闇的油燈，我看到他的臉色是深紅的，眼睛很好看，眼珠很黑，眼白有些微藍色，和他爸爸一樣也是個長腦袋。

　　這就是我們的兒子新華。我在滿19歲生日後的第32天做了母親。

　　孩子出生的第三天，我的乳汁很足，孩子吃飽後，奶水仍然很足，把襯衣都濕透了。剛生下來没幾天，他的小臉也從深紅色轉成了粉白色，比初生時好看多了。雖然他被尿布、小棉被包裹着手脚不能動，只能轉動小腦袋和眼睛，但是我已經很愛他了。每次在他吸吮着我的乳汁時，我目不轉睛地看着他的小臉、看着他小嘴的吮動。這時，我臉上浮出微笑，這是發自内心的喜悦，母親特有的喜悦。

　　孩子出生的第6天晚上，進來一位30多歲的中年婦女，她抱着一周歲多的女孩，説她的孩子發了幾天的燒，不愛喫飯，求哪位産婦能讓她孩子吃吃奶開開胃，她是保育院的工作人員，但我不認識。我看她像乞丐似地哀求，求了三四遍也没人答理，於是動了惻隱之心説：“你抱過來，我給她吃。”她的孩子雖然病了幾天，還不顯得瘦弱，她很乖地一聲不吱，在我的懷抱裏貪婪地吸吮着我的乳汁。她是已經吃過幾個月粥飯的孩子了，她的嘴很有力，在20分鐘左右的時間裏，我的兩個乳房都被吸癟了。

　　半夜，小新華醒了要吃奶，我把乳頭放進他嘴裏，他吸不出乳汁，大聲哭了起來。我坐起來抱着他，讓他吸吮，仍然不出奶，孩子仍然哭，把其他産婦都給吵醒了。一位年紀較大的産婦説，你年輕不懂得，你孩子才6天，是“新奶”，她的孩子一歲多了，嘴的力氣大、食量大，把你的奶給吃空了。我們都不讓她吃就是因爲這個原因。你要給她吃，我們也不好當着她媽面阻止你。我問那怎麽辦呢？這位大姐説：“明天叫厨房給你買只老母鷄煮湯，趕快催奶吧。”

　　保育院的伙食很好，如果要添加伙食就得自己出錢，厨房給另做。我喝過兩只老母鷄湯後乳汁稍微多了點，但還没能恢復到以前的一半。這時，我的身體又出現了不適，這種不適來源於精神的空虚和憂鬱：同房的産婦們都有愛人和單位的同志來看望，只有我冷冷清清無人問津。陳醫生一天忙到晚，二哥不知去向，原單位的同志都是男人，誰會來看我？我現在即使死在這兒，我的父母、我的丈夫誰也不會知道。

　　鬱悶和失落感整天困擾着我，我不但没有一絲愉快，就連正常的平静心態也没有，僅靠喝點鷄湯怎能催下乳汁來呢？

　　二哥走後，我聽説路明也隨軍北上。二哥此去，是爲了革命，爲瞭解放東北故鄉，還是爲了追隨路明呢？我想後者所占的比重要大過前者。因此，我的不良情緒中又多了一重哀怨。

　　十二、曹州府的烙印

　　1946年2月，領導通知我們保育院隨軍轉移。我不記得是什麽原因了，反正當時我没能和保育院的同志們一起走，一路上我所見到的都是陌生的面孔。

　　某日清晨，我隨着20多人的隊伍出發了。有三輛牛車是馱行李的，只有我一個人抱着孩子坐車。早上8時從河南省濮陽縣(今濮陽市)出發，目的地是山東省曹州府(今山東省荷澤市)。

　　還没到中午，風雪交加的惡天氣就開始了。牛緩慢地邁着步子，慢得使人心裏着急。我盤脚坐在車上，腿上壓着孩子，不能活動，時間長了雙腿麻木、凍得發抖，若不是抱着嚶嚶啼哭的嬰兒，我一定跳下車步行了。

　　自從我的乳汁被那女孩吮干後，至今也没能恢復到原來的一半。我的兒子不但没能長大，反而越來越瘦小無力，小臉黄黄，肌肉呆板，從没微笑過，現在連哭的聲音都很微弱了，因爲他總是吃不飽，大小便也很少。由於路上寒冷顛簸，飲食不濟，我的奶水也徹底没有了。

　　第二天風雪更大了，我只好把惟一的棉被從頭到脚把我和兒子包裹起來，牛車在雪地上每一移動就發出吱咔吱咔的響聲。它每動一下，都好像輾着我被凛烈寒風和鵝毛大雪撕扯着的心，我的泪水流淌着。我想，真是人不絶人，天絶人啊！趕上這樣的天氣，我兒子會在飢寒交迫中死去的。這個可憐的小生命，初到人間就受這樣的大罪，這個世界上真是不歡迎你來喲！

　　陰沉沉的天，鵝毛似的雪片大雪，我也不知道是幾點鐘了，天黑得已經看不清什麽了，我們纔到了曹州府。我在車上已經不能動彈了，靠車夫的攙扶和幫助才下了車。車夫同情地説，活動活動吧，坐的時間太長了，天這麽冷還有個吃奶的孩子，唉，真是遭罪啊！

　　住地的兩間屋只住我一個人，我把孩子放在木板床上，點着了油燈，這是一間久未住人的屋子，既有灰塵，又陰叟叟的寒冷。河北、河南、山東屬温帶，所以没有東北三省的“火炕”。在遼寧、吉林、黑龍江三省，冬季的氣温常在零下20℃以下，平民的屋裏都用火炕取暖、煮飯、燒水、烤衣服。這兒遇到特冷的天氣，也是放個炭火盆在地下烘烘，能用上炭的都是富裕人家，一般人只能用枯枝、干柴。

　　我和通訊員説：“我的被子濕透了，你幫我拿點柴禾來烤一烤。”柴草是潮濕的，我好不容易把它點着了，但不起火焰，只是不停地冒出青煙和飛起長條的黑灰。

　　我在厨房吃完飯後，給孩子端來了一碗小米米湯，米湯已經很凉了，我放在柴火上熱，剛有點温，可柴灰已落在米湯裏了，我把飄着的柴灰撇出要餵孩子，我伏下身一看，在孩子枯瘦的小臉上也落滿了柴灰，我用小匙餵他米湯，他已没什麽反應了。由於這兩天的飲食不足，我也就更没有奶了。我把小小的乳頭往孩子的嘴裏塞，這時孩子已無力哭叫和吮奶了。

　　第二天早晨，我找到領隊人是個30多歲農民打扮的幹部，我向他匯報了我没有奶和孩子危在旦夕的情况，要求每天能給我孩子一瓶牛奶。他説：“我們是按級别供給的，起碼是連級幹部的小孩才能供給牛奶。”在解放區有什麽事情或困難都找組織、依靠組織，組織不給解决的事情就靠個人能力了。我是個光杆女人，人地兩生，無親無友，丈夫又走了，我能解决什麽問題呢。

　　我失望地回來了。我抱着垂死的孩子想，這比農村方便，這兒有醫生，先抱孩子去看病吧！

　　我抱着孩子坐在醫院的長條椅上等着叫號，一位同樣等着叫號的婦女和我説：“這是你小弟弟呀！怎麽不叫你媽媽來呢？你能懂個啥？”我説：“我就是他媽媽。”她一聽笑了説：“你還像個孩子呢就做媽媽了，你多大了？”我説20了。她説太不像了，我看你像十五六歲的……我無心和她閒聊，只看着我兒子的小臉不做聲。

　　醫生説：“這孩子太瘦小了，都有什麽反應呀？”我説是餓的。就把我無奶，和在路上的情况都説了。醫生看這孩子已無救了，但又不能説，也没認真給看，開點藥就完事了。

　　一整夜孩子一聲没哭，天亮我看孩子的小臉由黄變青，閉着眼睛，渾身冰凉，我把棉褲腰帶解開，把孩子放在了我的腹部，摟着他，但我的體温並没有使他的身子轉暖，反而越來越凉了，過了會兒，我看他的眼睛和小嘴都閉得很緊，停止了呼吸……

　　無助的我把孩子放在床上，給他蓋上了小被，去找通訊員，我告訴通訊員説：“孩子死了。”通訊員輕鬆地説：“死了我就把他拿去餵狗吧！”我悲憤地説：“我的孩子不能餵狗。”他説：“這兒的小孩死了都是扔到没人的地方餵狗。”我説：“你去找人釘個小木匣把他埋起來。”通訊員説：“那得先問問領導批不批。”

　　下午，通訊員提着用粗麻繩捆着的長方形木匣來了。我把孩子的小衣、被放在匣内，孩子放在上面，通訊員用粗繩把木匣捆緊背着，還拿着一把鐵鍬，我跟着他來到了曹州府的城墻根，他掘了個有一米深的坑把匣子埋下去了。

　　在回來的路上，通訊員對我没有表示同情。按照當地的風俗和他的看法，幾個月的小孩死了，算不了什麽大事，找個偏僻處一扔就算了，我這樣做真是多此一舉。

　　進屋裏，目睹床上白色的土布被還是潮潮的。我給孩子做的兩個小棉帽給他帶走了一個，現在床上還有一個。他剛出生時帽子勉强能戴下去，陳醫生當時還笑着説，你的帽子做小了，這個大腦袋太像他爸爸了，以後就叫他“大頭”吧，腦袋大的人聰明。在以後的日子裏，帽子却越戴越顯着大，到他死前，帽子大得都戴不住了，經常往下掉，把孩子都餓乾巴了。

　　我雙手揉搓、撕扯着小帽，心中的復雜感情僅靠泪水是難以發泄的，看着這頂小帽，想到兒子稚嫩幼小生命活活地一天一天地餓死，我的心發狂、絞痛。

　　我没去吃晚飯，而是去買了一包香菸，回到屋内點着油燈，借着油燈的火焰，我一支接着一支地吸煙……

　　這個小生命真是太可憐了，活了還不到三個月，就活活地餓死了，他們父子還没見過面，多遺憾啊！

　　他爲什麽到這個世界上來走一遭呢？在懷孕期間，我多麽希望他能流産，可是都没能成，他還是來看看這個世界，來看看他這個狠心的母親。

　　如果我的奶没被那個小女孩給吃空了，我兒子就不會餓死了吧？

　　如果那個領隊的能每天供給我一瓶牛奶，我兒子就不會餓死了吧……

　　如果二哥没走，有了他的關懷和守護……

　　如果在没來解放區之前，我就發現懷孕了……

　　如果……

　　如果……

　　我抬起了昏沉沉的頭，燈油碗的油已經幹了，棉花搓的燈稔燒黑了，桌上堆着一堆菸蒂，室内又恢復了昨日的空曠。

　　十三、春風送暖

　　1946年3月初，我們一行20餘人從山東省曹州府出發，去河北省的邯鄲市。

　　我們以行軍的方式行進。邯鄲距北平有600公里左右，地處北平的西南。因此，這兒的春季來得較早，3月份時桃花、杏花都已盛開，柳枝發出新緑了，清澈的小溪水清見底，有緑色和金色小青蛙歡快的跳躍，灰色的大蝦也蹦來跳去，顯出了大自然的生機勃勃。

　　拂面的春風使人感到温暖、舒適，我們同行的人邊走邊説邊笑着。雖然我也陶醉在如畫的清晨中，但因孩子才失去了幾天，他那可憐的小模樣兒在我的思維、感情中仍揮之不去！雖然我還是一個稚氣未退、不成熟的母親，但對母親來説，這創傷、這心靈上的烙印却是終生不愈的傷痕。

　　邯鄲是個不錯的城市，寬敞的柏油路、整齊的房屋都很乾净。這兒的機關、單位都有電燈、電話、自來水等設備，我們住在了招待所，等待分配工作。

　　“三八”婦女節那天，上級單位爲我們舉行了隆重的慶祝活動，在大飯店的二樓上擺下了十幾桌酒席，大家説説笑笑開杯暢飲。

　　我還是第一次聽説和瞭解了“三八”婦女節的來源，也是第一次過這個節日，留給我的印象很深。

　　雖然這兒的春光無限好，但住在招待所裏，每天無所事事的等待着分配工作，也很無聊的。我聽説邢臺成立了北方大學，即向我們的領導機關華北分局組織部申請，請求去北方大學學習，組織批準了，還有一位通訊員和我一起去。

　　我們上路的這一天，風和日麗，通訊員牽着馬，馬上馱着我們倆的物品。這位男同志身高一米八，大手大脚，但却書生氣十足、文質彬彬，説話南腔北調，我不能完全聽懂，他很幽默。我倆在一起走時顯得很滑稽：一個大男人，一個小女人。在我還精力充沛的時候，他就説累了。他幽默地笑着説：“我走着，走着，却扭起秧歌來了。”我開玩笑地説：“你是個秀才嘛！如果是工農兵就不會這樣嬌氣了。”他説：“給我加點油就好了。”我説：“用什麽加油呀？”他説：“我想吸煙了，我一吸煙就有力氣了。”我説：“那你就吸煙唄！”他説：“可是我没錢買煙了。”我説：“爲了使你能正常地走路，不扭秧歌，我給你買一包煙吧。”

　　我請了他一包煙，到北方大學後就再也没見過他。那時在解放區就是這樣，素不相識的人走到一起了，就和老熟人一樣。分開了，又像從未相識一樣。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許多人來自淪陷區，他們都要克制着自己的小資産階級情感，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怕在政治上出現“意外”，所以都約束着除工作必要聯繫之外的交往。

　　十四、在北方大學

　　北方大學在河北省邢臺市内，前身是美國建的基督教堂，壯觀華麗，門、窗鑲着五顔六色的凸花玻璃，地面是優質的木地板，房屋、門窗都很高大，建築用料都是上等的。校園内的花、草、樹木都未損壞，整座校園仍保持着原來的風格。

　　因爲剛開始建校，學員還不太多，很寬敞的一間大屋只住兩個人。歐式的大玻璃窗使陽光灑滿整個房間，一日三餐都供應細糧，每天都能吃到葷菜，這兒的生活條件使我感到很滿意了。

　　因行政幹部都忙於建校工作，還没有分係、分班，我們每天的學習是“聽大課”，以政治、時事學習爲主，其間還有校長或首長來做報告。學習之外還要做“支前工作”，女同志們做鞋，或做短内褲，按件計算，還給點報酬。

　　和我同屋的邵大姐比我大十多歲，她是久經世故的人了，言談、處事都很老練。她初中畢業後當了幾年打字員和小職員，有了些許的社會經驗，結婚後因她不能生育和丈夫離了婚，她到解放區也一年多了。

　　邵大姐的父親是東北某小城市的中學教員，丈夫是籃球隊的職業運動員。她婚後隨丈夫到天津，離婚後她到北平找到了職業，通過地工的介紹來到了解放區。與我相比，她可稱是“見多識廣”了，而我還是個不諳世事的孩子，她拿我當個無知的小妹。可能是經歷的關係吧，她爲人圓滑、善解人意，防範意識很强，她知道要遵循“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無”的古訓。她雖不漂亮，但很有魅力、有見識，我尊敬她、信賴她，她是我當之無愧的老師和大姐。

　　每天晚上睡前，我倆總是要先聊一會兒才睡覺。有一次她問我校内有没有熟人？她的問話引起了我的失落感和委屈，我就向她發牢騷説，抗大的肖魯主任，我把他視爲師友，分别時他都没告訴我他的去向。保育院的陳醫生，在我難産時折騰了36個小時，那時她是我惟一的精神支柱和依靠，她也像親人一樣地對待我，我對她非常感激，但我離開保育院時都没見到她的影子，我感到很遺憾。和我同路來的一個男同志在路上有説有笑，我還給他買了一包煙，可到校以後也没見着他，搞得我都想不通，不知道是怎麽回事。

　　邵大姐看我如此困惑，就以長者自居給我指點迷津：“我告訴你吧，他們這樣做是爲什麽？這就叫做革命的警惕性。你太年輕、太單純了，還不懂什麽叫政治，什麽叫政治鬥争，作爲共産黨的幹部，一定要有靈敏的政治嗅覺，這是他們考核和提拔黨員幹部的主要條件。我們都是來自敵占區的人，每個人的家庭出身、歷史背景、來解放區的目的，在他們看來都是復雜的，不可信賴的，他們對你好，是在他們工作職責份内的事，心裏和你却是有一定距離的！所以一分開就各不相干了。你所想的什麽莫逆之交呀，在他們看來都是小資産階級情調，是不健康的思想感情。”她的話解除了我的困惑，原來如此！在這兒，雖然很多人口頭上都説，在革命的大家庭裏，我們是革命同志，親如一家，實際上彼此都存有戒心，這種戒心就是革命警惕性。我真是太幼稚，太感情用事了。

　　十五、相聚在奉天

　　1946年5月，國内形勢出現了好轉，國共兩黨停止了内戰，開始和平談判。這對久經戰亂的老百姓來説是夢寐以求的大喜事，工農商學兵，都爲停止内戰而歡欣鼓舞，因爲老百姓祈求的就是安居樂業，但抗日戰争勝利後接踵而來的内戰，戰争的破壞、親人的離散使不懂政治的老百姓感到困惑。老百姓的説法普遍是抗戰勝利了，這兩黨是爲了争奪勝利果實而戰，倒霉的永遠是老百姓，家破人亡、流血犧牲的還都是老百姓，一將功成萬骨枯，自古以來歷代的戰争、改朝换代都是如此。

　　國民黨和共産黨和平談判，給老百姓帶來了生機和希望，許多人都想趁此東風實現自己的心願，我也是其中的一個。

　　我也很想知道二哥的母親和小弟現在是否仍在北平，想知道我的父母現在何處，想知道他們是否瞭解二哥的下落。我現在是獨立的，是革命隊伍中的一員了，應該讓他們知道我們的選擇是正確的。懷着這些復雜的心情，我給婆婆寫了一封極簡短的信，因爲我不敢肯定她能否收到。

　　出乎我意料的是，我没有收到回信，但二哥的哥哥很快却從北平來北方大學找我了。

　　二哥的哥哥原是奉天某商學院畢業，學的專業是成本會計。他性格懦弱，二哥常説他和巴金小説《家》裏面的覺新是一個類型的人。因我們是世交，我和他哥哥從没計較過大伯和弟媳之間的禮節，而是像兄妹一樣。

　　他來是因爲我的信寫得太簡略了，對二哥只字未提。他母子以爲二哥已不在了，很不放心，故來看看，他知道他弟弟去了東北，他的意見是趁着現在國共和談兩黨之間的佔領區通行、通郵還有自由，不如和他先回北平，然後再去東北找二哥。

　　我很想念和惦記二哥，二哥走時也告訴了我，到他堂兄處就能知道他的去處了，因此我有信心能找到二哥。我想他哥哥説的也有道理，於是就到邯鄲華北分局組織部，提出了我要去東北找愛人的要求，組織部批準了，並付給了我較充足的旅費。我向組織要求給我開一份證明，組織部没答應。領導説，拿證明如果中途出事就麻煩了，你找到你愛人，就和組織聯繫上了，如再需要證明，組織之間可以聯繫。

　　當時鐵路大多遭到嚴重破壞，長途旅行都是以橡膠軲轆的大馬車代替。在交界處，我把組織給我的邊區票换成了國民黨地區使用的法幣。

　　到了北平，因去沈陽火車還不通，我就在北平暫住。本想等通了火車再走，但這時却來了一位不速之客，他叫馬玉斌，是二哥南滿中學的老同學，婆婆、哥哥在沈陽時和他很熟。他説在沈陽堂兄處見到了二哥，他要到解放區去，二哥讓他來找我，希望我能做他的介紹人，不料在北平就遇着了。我説這太好了，我可以直接把他介紹到邢臺北方大學去了，不過我有件事請他幫忙，請他先把我送到沈陽，然後他再去邢臺(因火車仍未通，還是要坐馬車)。他欣然應允了，我很高興，就請他到北海、故宫等地玩了兩三天。

　　在沈陽堂兄處，我見到了二哥，他感到意外和驚喜，我和他的感受相同。我們是1945年中秋節後分别的，這時是1946年的夏季，還不滿一年的時間，但分離的日子却是驚心動魄的。我們誰也没有想到，在這麽短的時間，我們就順利地相見了。

　　我向二哥訴説，在那段日子裏，若没有陳醫生的精心護理，我肯定會死於難産。二哥也告訴我，他北上時正是蘇聯紅軍佔領東北之際，火車時有時無，一旦火車開來時，不論軍人還是老百姓都不買票(途中也無售票處)，人們只是拼死地往車上擠，火車頂上、階梯處都有人，車厢内的人移動一下脚都很困難。二哥他們乘的車曾在中途出軌，有四五節車厢翻了，幸好他是在後邊的車厢。在出軌前他感到車速突然快了起來，車頂上有人看見前面要翻車了就往下跳，結果摔死、摔傷的也不少，車厢内的人更是死傷無數。哭喊、呻吟的傷者在曠野荒郊中挣扎，血肉横飛的屍體更慘不忍睹。他們北上的一行人，也不知少了多少人。因彼此間很少交談。反正剩下的人就以步代車了。

　　對兒子小新華的死，我倆都很痛惜，也都有内疚之感。作爲人之父母，這是心靈上永恒的烙印。

　　我問二哥：“路明也北上了，你没見着她嗎？”二哥笑了説：“怎麽你的小心眼裏還有路明嗎？”我説：“不是你們一起申請北上的嗎？”二哥説：“我是爲了革命，不是爲了路明，你是我的小妹妹，我要永遠對你負責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