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與組織失去聯繫

　　我和二哥雖然幸福地相聚於奉天，但不幸的却是他與組織失去了聯繫，這還得從1945年秋説起。

　　1945年的深秋，我和二哥在解放區分别後，二哥隨着北上的隊伍，一路以步行爲主到達奉天,那時已是冰封大地的冬季了。此後一個月左右，蘇聯紅軍和共産黨就撤離了奉天。

　　組織在撤離前因二哥是奉天人，在當地還有點社會基礎，就把他留在了當地，令他找機會和設法打入到國民黨的内部做地下工作。

　　1946年初，國民黨進駐奉天，在故宫對面成立了國民黨幹部培訓班，二哥考入了。在受訓期間共産黨的地下組織還在奉天的郊區，二哥還經常去找組織匯報工作。

　　後來，我的堂嫂告訴我説：“二哥打扮成農民的樣子，穿着屁股長的黑布對襟棉襖、厚棉褲，腰間係一條舊粗布充當腰帶防寒，足穿廉價的黑布膠底棉鞋。頭上戴着大狗皮帽子，腰間還插着一個一尺多長的煙袋杆，和一個裝菸葉的黑布小口袋。堂嫂説着説着笑了説：“乍一看像個四五十歲的老農民，連我們都認不出來了。”

　　我也隨着她笑着問：“他每次去都化裝嗎？”堂嫂説：“是啊！每次去都化裝，他哪次走我和你大哥都很擔心，他回來才能放下心來。唉！也真難爲他了，幾天就去一次，冰天雪地的還是小事，萬一出了事可咋辦呢！

　　我聽着她的叙述，表面上雖不動聲色，但内心却非常難過和着急，地工人員最怕的就是和組織失去聯繫，因爲一旦失去聯繫，哪怕以後找到組織了，組織也要懷疑你和組織失去聯繫時的這一段歷史了，不再重用了，甚至“掛起來”，幾年、十幾年，甚至一輩子，對失去聯繫的這一段時間都是問號。

　　我忘記國民黨幹部培訓班是幾個月結業的，只記得二哥説在結業考試他獲得了第一名，他得了一份委任狀——遼寧省旅順市市國民黨黨部執行委員(旅順口毗鄰大連市，蘇軍佔領時爲軍事基地)。但是，這時二哥與共産黨組織失去聯繫，因爲此時形勢發生變化，共産黨越撤越遠，到國民黨幹部培訓班結業時，二哥已經找不到組織，和組織聯繫不上了，未能經過組織批準，他自己也不敢冒然前去旅順市任職。

　　在奉天近郊農村，我們有個很可靠的社會關係，是二哥的堂舅家。他們弟兄五人，每人的子女也多，是當地三四代的貧農老户。自二哥爺爺去世後墳地就由他們家給照管。後輩們去上墳時，吃住都在他們家裏。多年來相處的很好。以往二哥也經常到他們那兒去，和組織聯繫過。現在還很希望能通過他們找到組織。因此，每隔幾天，他就去趟“城東”，但每次都是一無所獲。

　　另外的辦法，就是去找以前在同學中的愛國者和進步同學，希望通過他們直接，或間接地也能和組織聯繫上。

　　在這期間，二哥曾和組織上聯繫上過二次，領導和二哥説：“某日，某時，在某地方，有個怎樣穿戴的人，他有什麽特徵和你接頭。”兩次二哥都按指示前往，但並無其人。

　　正在二哥爲了尋找組織奔走之時，我患了傷寒病，一病不起。這種病傳染性很强，我剛能下地走動，就傳染給了二哥，他又病倒了。

　　我們真是貧病交困，二哥没有收入，我帶回來的錢也用完了。幸好奉天有幾門近親，我們只好靠家人和親戚們的救濟過日子了，在堂兄家白吃白住了幾個月。

　　從炎炎夏日，到冬雪紛飛也未能和組織聯繫上。我們實在無能爲力了，只好灰溜溜地又回到了北平的“家”。

　　二、重返北平

　　1946年的隆冬時節，我和二哥坐在了開往北平的列車上，誰也看不出我倆是一無所有的“乞丐”。我穿的防寒衣服都是嫂子的舊衣服，外邊還穿着一件當時很流行的灰鼠脊帶手籠的反毛皮大衣，這件大衣給我增色不少，它是二哥的哥哥在奉天地攤上廉價買來的。在日本投降後奉天馬路的兩側人行道上很多形形色色的舊物攤，品種多，價格低，多數是服裝和日用品，是日本人走後遺留下來的，貧民們没花本錢撿來賣，因此價格也就特别便宜。

　　二哥穿着他已故父親的舊黑色羊羔皮襖，雖然一看就能知道是20年前的衣料和樣式了，而且二哥穿着它在年齡上也不適合，好在是冰天雪地的天氣，在以防寒爲主的日子裏，也就不太引人注目了。

　　在北京城内，我們最後的“家”是住在西城的官房胡衕14號。這在一個小横胡衕内，有着兩幢同樣的小小院落。同樣是陳舊了的雙扇黑色的油漆門，三級臺階。雖然從外觀上看是兩處大門，門牌上分别有14號和15號的字樣，但一進門内，靠着門的院墻是一條一米多寬的小窄夾道，一直通到後院15號。這樣，前後院住着的四户人家就可以不從大門走，而從這小夾道穿行了。

　　這是我們在去解放區後二哥的母兄租的房子：兩明一暗的三間小南房。北京人通常説：有錢不住東、南房，冬不暖、夏不凉。更何况我們租的這三間房又舊又小。室内已有幾年没有粉刷了，棚頂、墻壁都成了淡黄色，間或還有幾道用手指捻過臭蟲的血迹。

　　這三間窄小、陰闇的小南房住着二哥的母親（即我的婆婆）、一個小侄子及一個弱智的弟弟。兄嫂們曾來住過一個時期，現在他們的房間就由我們住了。中間一間住着婆婆一個遠親妹夫，他原是農民，我公公年輕時就帶他外出工作，他爲人乖巧勤快，以後自己在天津各處做雜工，日本投降時他的妻子死了，他孤身一人投奔婆婆這兒來了，我們都叫他楊先生。

　　在我們没回來之前，婆婆帶着她的傻兒子住在有墻隔着的裏屋，雖然有墻，也有門框，但却没有門，只在門框上掛了個白布門簾。楊先生靠着南墻，對着中間屋的房門用三塊長條木板，兩條窄長板凳搭了一個窄床鋪（北京人對這非床非炕的卧鋪稱床鋪或板鋪），他的全部財産只有一個大柳條包，放在了床鋪底下。他床鋪的西頭頂着頭婆婆的卧室，距床鋪東頭二尺多寬，放着一個一米八高一米二寬的雙層櫃。上層裝些衣、物，下層裝糧食。這個櫃，就成爲我們卧室和楊先生床鋪之間的間隔墻了。

　　我們北屋的鄰居住着一對40多歲的河南夫婦，原在北平做生意，吸上了鴉片煙後，就靠積蓄生活了。他倆過着半死半活的日子。兩個兒子讀書、一個女兒搞家務。

　　婆婆掌握財權，她的財權僅是靠過去積攢的死錢，没有分文收入。因此，用得又仔細又揪心。楊先生雖無文化，但爲人乖巧，很會討婆婆歡心，他每頓飯都另給婆婆做細糧和少許葷菜。我們和楊先生、傻小弟總是吃高粱米煮的稠粥(乾飯費米，喝稀粥餓得快，因此就煮稠一些的粥)。做熟菜要用油，所以我們就吃鹹菜、生白菜、生蘿蔔等之類的生蔬菜沾没用油炸過的生大醬。

　　二哥和我在一起生活時很饞，身體又不好，我總是照顧他，給他另外做點好些的吃，現在他也和我們吃一樣的粗糧和没有油水的生菜，他母親像没看見一樣也不理他。我看着雖很心疼但也没辦法，唉！誰叫我們還不能獨立就生活在一起了呢！如今，又要過依賴婆婆的生活了。

　　楊先生比我們還能受到點優待，他每天要喝2兩或4兩的白酒，他的酒菜和我們送飯的菜一樣。另外他還要吸劣質的菸卷。婆婆以前吸香菸，現在和農村婦女一樣，用長杆煙袋鍋吸旱菸葉了。

　　巧婦難爲無米之炊，再儉省每天也要有支出。在毫無辦法生活下去的情况下，婆婆和她在奉天的長子才决定賣地。在遼寧省鄭家屯的邊遠地區有爺爺留下來的土地，由二哥的堂伯管理。婆婆婚後一直跟隨着丈夫在外地工作自立更生，對那兒的土地婆婆都没看見過，她的兒子們就更没沾過邊和受過益了，現在爲生活所迫才想到了那兒的土地。

　　在婆婆那代人的意識裏，凡是有出息、有志氣的晚輩是要靠自己自立創業的，靠先輩的家産來維持生活是最没志氣、最没出息的人。變賣先人的遺産就是“敗家子”。

　　可是目前我們整個家庭的生活已經走到了“絶路”，婆婆也不要志氣，决定賣地做“不肖”的子孫了。

　　二哥的哥哥在奉天，距鄭家屯比北平近的多，但婆婆却讓二哥去賣地，我猜想可能是婆婆怕嫂子扣留點錢吧。我聽説只賣了部分土地，錢交給了婆婆。我没有看見錢，更不知是賣了多少錢，我就像不是家庭中的成員一樣，他們母子有些事情都不當着我的面説，我也從不過問。

　　二哥賣地回來十幾天就過1947年的春節了，我們的生活狀况仍和以前一樣。就是過春節，我們和婆婆也是吃不同樣的伙食。例如，買2斤肉包餃子，給婆婆一個人用一半的肉放少量的菜，能够給她一個人吃兩三頓的，我們四個人的一半肉要放很多的白菜。從除夕到初五都是這樣，這自然是楊先生爲討好婆婆才這樣做的。婆婆是長輩，我們也認爲是理所應該的。

　　從這時起婆婆增添了喫飯喝酒的習慣，楊先生的酒量也比以前有所增加。而且他不像以前那麽約束自己了，山南海北地侃，他的話比我們哪個人説的都多，他已經開始“喧賓奪主”了。

　　三、北京最後的家

　　在家裏，一日兩餐的時候比較多。因爲早餐婆婆是從來不到外間屋來吃的。她只坐在床上，不梳頭、不洗臉，喝一碗牛奶，或加一個至兩個鷄蛋。這件事本來是應該由我這個兒媳婦來做的，現在由楊先生代勞了，我倒樂得個清閒。在婆婆用早餐的時候，也經常發生一件既可笑又可憐的事：她和她的傻兒子是睡一張雙人床的，有的時候在她吃早餐時，傻兒子也醒了，躺在被窩裏仰着臉一面看着她吃，嘴裏一面叨咕着：“媽媽，給我一口。”婆婆説：“等着我再吃一口。”就這樣，三口、五口的鷄蛋就没有了。傻小弟多次的要，也没吃着一口。

　　其他的四個人——楊先生、二哥、傻弟、我的主食放在鐵紗門的碗架櫃裏，總是吃剩的半盆高樑飯。或是幾塊小米麵的發糕，或是没經過發酵的玉米麵窩頭（這是北京貧民的主食，用玉米麵做，形似饅頭，怕蒸不熟，所以底下面搞個深洞），因是昨天晚飯剩的，所以很凉。我們倒杯開水，就點鹹菜，很簡單、快捷地就吃完了。不想吃的，這頓早餐自然就免了。

　　在婆婆的提倡下，我們這四個人每月也能改善兩、三次生活，如餃子、麵條、大米飯。但即使是大家一起改善生活，也是要有區别的，如吃大米飯炖肉，在肉熟了之後一定要給婆婆盛出一小碗來，餘下的一半肉加上大量的鹽和菜。如吃餃子，用一半的肉摻點白菜心，給婆婆另拌餡。如是韭菜餡，把韭菜葉和韭菜根處拌在大盆裏。那個有一半肉餡的小盆，只用韭菜的中間處。要吃麵條的話，北京是最講究吃炸醬面的，就炸一大碗肉醬，但也要另外給婆婆做一碗鹵。如此細微、周到的區分，仍是由楊先生想出和親手操做的。

　　以上這些分别，在當時我們不但不計較，而且還想都没有想過。在一起生活的三個人，兩個是她的親生兒子、一個是媳婦，再一個是過去的僕人，婆婆又是寡母，多受到些關懷和尊重是應該的。更何况又不用我們操心、費力呢。

　　在楊先生没來之前，一切的家務活兒自然應由兒媳婦來干。自從來了這位不速之客，我這個做媳婦的就只是每天早晨打掃一下房間和洗衣服、做被褥，此外就没事可做了。因爲家務的重擔，從我們肩上减去了90%。

　　更可喜的是楊先生干活乾净、利索，井井有條，他比我們家庭成員更主動、更盡心。因此，誰對他也没産生過隔閡和不滿。他喫飯之外的附加開支就是吸劣等的香菸，還有每頓飯前喝二兩白酒。開始是用他自己的錢，幾個月的功夫他的錢就用完了，就由婆婆給他零錢用。可是我們都不把它當一回事，因他對我們家出的力，是比這點花銷要多幾倍的。

　　以前，楊先生和主人一樣也吸鴉片，現在，連婆婆都没得吸了，他自然就更吸不到了。

　　他對我們家人總是和靄、親切，仍以僕人身份自居，稱二哥和我爲二爺、二奶奶。後來還是我當着婆婆的面鄭重提出：按楊先生的年齡，可稱是我們的叔叔，應該叫我們名字，叫二爺、二奶奶的，我聽着很不舒服，而且我也不好意思答應。以後就叫我們名字吧。婆婆没説話，只是微笑了一下，二哥則極力贊成。就這樣，以後不論是當面或是背後，楊先生總是很親切地叫我們名字了。

　　婆婆從未給我添過一件衣物鞋襪。我窮得連雪花膏也買不起了，一個空雪膏瓶放在桌上兩三個月了，二哥雖然看見了，但他默不作聲。可能是他忠於母親，錢是屬於母親的，所以他没給過我一分錢！我也從没向他要過錢。但我有一項必需的開支，那時我的父母在遼寧省彰武縣，我每次給他們寄信要花幾分錢郵票錢，我就找點破爛賣掉，多買幾張郵票，除此之外，我就一分錢不花地生活着。

　　我如此困窘，是令人難以置信的！這和我在邢臺北方大學時獨立自主的生活狀况以及那時的精神面貌該有多大的差距呀！我又恢復到没去解放區之前的原樣了，更慘的是，我們兩個像乞丐一樣，一無所有灰溜溜地回來了。

　　我没氣餒，我没懼怕現實生活中的種種困難，我想的都是將來，我對將來抱着美好的憧憬，困難是暫時的，我會忍受過去的，等我們和組織聯繫上了，我們就又是革命隊伍中的一員了。

　　四、細雨紛紛夜半時

　　1947年的夏初，二哥又到晋察冀根據地和共産黨的組織聯繫去了，家中只有婆婆、不滿10歲的傻弟、我和楊先生。我呆得很無聊，就織毛衣、毛褲、補襪子。那時還没有尼龍襪，棉綫襪穿幾次就出洞，我就把全家人的破襪子都找到了一起，其中也包括了楊先生的，用它來排遣寂寞。

　　回憶那一段的生活，是非常枯燥和没有意義的，没有收音機、没有訂報紙、雜誌，二哥的書又大部分是日文的，即使有中文的也不是小説，我也没興趣看，只好找點活來干消磨時間。

　　一天，喫飯後天還没黑，我坐到我們睡覺的床鋪上，又開始補襪子，就聽見楊先生在外面大吵大嚷：“姓馬的！有種的你出來，你他媽的隨便血口噴人，我非和你白刀子進去紅刀子出來不可。姓馬的，你别裝龜孫！你聽見了没有？！姓馬的！”同時，也聽到對面北房的馬老頭也出來了，他也有氣無力地喊了起來：“姓楊的！你别喝了兩盅猫尿（指酒）就耍酒瘋，我怎麽血口噴人了？你把話給我説清楚了，用不着拿酒蓋臉（指没醉裝醉）拿刀動仗的，誰怕誰！”馬老頭的聲音比平時提高了很多，氣得聲音都有些發顫了。我也不知事從何起，便急忙跑去拉架。到外面一看，楊先生漲紅着臉，手裏還拿着一把菜刀，一面吵嚷着，一面向馬老頭走近。馬老頭是没有勇氣和他對峙的，因爲他是個大烟鬼，風一大就能把他吹倒了。楊先生也没有真的想殺他，只是想嚇唬他，讓他以後别再多嘴多舌的。在這種情况下，如果是没有人來勸解，他倆就騎虎難下了。正好我出來給雙方都解了圍。

　　我勸説着：“楊先生，你今天是喝多了，你的臉和眼睛都紅了。别在這兒耍酒瘋了，走，我請客，咱們到啓明茶社聽相聲去。”

　　其實楊先生並没醉，也没糊涂，所以見好就收了。回到屋裏，我見婆婆像泥佛似的坐在床邊上吸煙，沉着臉毫無表情，除了看到裊裊青煙在屋中擴散之外，婆婆的神經好像凝固了，連眼皮都不眨動了。

　　問過婆婆以後，我和楊先生帶着傻弟來到了啓明茶社。啓明茶社座落在北京西單商場内，在當時進茶社不用買票，而是按段收費，人們隨時可以出入。每説完一段相聲，幾個服務人員每人拿個藤條編的小簸蘿，按着行和座位逐人收費，每人每次收五分錢。如有捧場的（指專捧某某演員）就多給錢，這時服務員就要喊：某某先生賞某某演員若干元，這時收款的服務員和後臺受賞的演員就同時喊：謝謝您啦！

　　如果想飲茶，可以要一壺茶二角錢，不管你幾個人喝，最多只給三只茶碗。茶碗是最廉價的，上口大，下邊小底的無花小碗，一角錢能買兩個。白開水管够。有的人講究一點就自帶茶葉，或另買茶社的好茶葉。

　　因爲楊先生剛飲完老白干，又吵了架，爲了使他滿意，我也就慷慨地要了一壺茶，多破費了兩角錢，又花兩角錢給傻弟買了一包零食，很高興地聽了三、四段相聲。後來，聽完相聲，在回家的路上，看見了賣熱呼呼芝麻醬燒餅的，我又給婆婆買了幾個，讓傻弟拿着。三個人走在路上，臉上都帶着罕見的興奮，説説笑笑。這時已經是晚上十一點鐘了，路上的行人比來時稀少多了，沉静多了，但空氣更清爽宜人了。

　　爲了息事寧人，當晚我也没問馬老頭究竟發生了什麽事。

　　第二天早晨見到婆婆，她仍是態度木然。但語調温和地對我説：“楊先生很夸你，説你很懂事，很會處理事，比你嫂子强。”

　　晚飯後，我以幫人補習功課爲藉口，又到馬老頭家去了，目的是想探聽一下昨天吵架的原因（我經常幫馬家次子補習功課）。

　　我問：“馬大爺，老楊説您血口噴人，您説什麽了？”没等馬老頭説出口，馬太太就搶着説：“你馬大爺什麽也没説，你回來也幾個月了，還没看出來嗎？老楊和你婆婆比真正的兩口子還親。你哥哥、嫂子回沈陽後，你婆婆懷了孕（她時年44歲），爲了打胎還特地去了趟天津（她父親是中醫，自己還開藥店）。從天津回來吃了打胎藥就大出血不止，又去住醫院。

　　“你婆婆出院後，老楊整天地侍候月子，老楊每天都洗血褲子，後院的來看望你婆婆，誰還看不出來是怎麽回事？”

　　我對他們的話半信半疑，於是就怏怏不快地回家了。

　　就在楊先生和馬老頭吵架的事發生了幾天之後，一天夜裏，我被楊先生開外屋門的聲音驚醒了，我知道是楊先生去厠所，我没有吱聲，很快他就回來了。他閂好了門，還自言自語地説：外面下小雨了。我仍是没吱聲，希望能快些繼續入睡不願搭話。可是外屋什麽聲音也没有了，我覺得奇怪，因爲楊先生搭的那張小床鋪，只要是剛一坐下和剛一躺下，或是翻身的時候，總是發出吱呦吱呦的聲音。我想看看他，既不上床睡覺，又不開電燈，摸黑干什麽呢？我抬起上半身從大櫃子和帳子的接口處拉開了一點縫隙往外一看，這一看，頓時嚇得我睡意全無，渾身癱軟，好長時間頭都没有縮回來。我真的被驚呆了，因爲楊先生並没有上床睡覺，他是到婆婆房間去了。從外屋到婆婆屋没有房門，只掛了一個白布門簾，所以他鴉雀無聲地就能進去。爲了證實我當時的想法，我没立即放下拉着帳子的手，我静静的一動也不敢動，連呼吸的聲音都壓抑着，呆看了一、兩分鐘，還不見楊先生回到床上睡覺，我很怕驚動了他們，輕輕地放好了帳子，又輕輕躺了下來，一種恐怖的感覺侵襲了我的全身。

　　清晨起來，天氣晴朗，院内没有下過雨的痕迹，我明白了，夜間楊先生説：外面下小雨了，是用來試探我是否睡着。幸好我没搭腔。

　　婆婆屋的白布門簾掛起來了，我這才用懷疑的目光看了看這五尺之長的白布門簾。它能擋住什麽呢？輕微的響動？摇晃的身影？它都擋不住，更何况是鰥夫寡婦的欲望之火呢？！

　　我又認真地打量了一會兒那個又呆又傻的小弟弟，也真是傻透了頂，睡得那麽死，床上多了一個人，也没把他驚醒過，真是太可憐、可悲了。

　　我向婆婆請了假，説要到王嬸家去住兩天，婆婆只説了句：“去吧。”我這一走，就在王家住了十來天，直到二哥從晋察冀根據地回來，才把我接回了家，這時已經是1947年的盛夏了。

　　五、和組織取得聯繫

　　1947年的初夏，二哥去晋察冀所屬的河北省某地尋找組織後,我日夜提心吊膽、寢食不安，擔心他出事。自從抗日戰争開始，所有的愛國者和革命者有句常説的話：“把腦袋掖在褲腰帶上了”(意思是説隨時都有丢頭的可能)。

　　去了十多天後，二哥回家了，但他的精神、身體都顯得疲憊不堪，好像大病初愈。他穿的白布褲褂裏面長了很多的蚤子，這是我只聽説而從未見過的害蟲。當我從衣縫裏嘎蹦蹦地用指甲一個個地擠死它們時，一會兒我的指甲蓋上就沾滿了蚤子的皮和污血，我取洗衣盆内的水把它冲下去再繼續擠，這令我惡心嘔吐。

　　晚上睡覺前二哥愁雲滿面幽幽地告訴我：“我見到領導，他很冷淡地問我怎麽來了。我聽了這句話真感到渾身發冷。這哪像對同志的態度呢？我找了一年多的組織，好不容易才找到了，想不到却是冷冷地責問，意思是我不該去找他們。”二哥還説，當地特産棗酒，他喝了很多，喝醉了，就躺在農田邊睡着了。二哥説這些話時臉上充滿了憂鬱和痛苦，我看得出他是在强力抑制着不使泪水流出來。我只以爲他身心交瘁，他病了。

　　我看他眼睛很紅，身體很熱，嘴唇、耳邊都很干，就下地給他倒了杯温開水，然後安慰他説：我們原來是屬於冀魯豫領導的，現在你找晋察冀，領導也許認爲你這種做法不對，所以不滿意。不過不管怎麽説，我們現在總算是和組織上聯繫上了，你也平安地回來了，我們這一年多的苦就没有白受。在解放區時我也聽説過，和組織失去聯繫的人，就像是没娘的孩子，這種滋味我們也嘗到了，今後我們就能安心地工作了。

　　二哥帶回一小塊一兩左右的黄金，是組織給的生活費和活動經費。因此時國共和談已經破裂，從1946年下半年共産黨正在進行反攻，因此，解放區的“邊區票”和國民黨地區用的“法幣”就無法兑换了。解放區在有需要時，就用黄金、銀元代替了。

　　也是在夏季，婆婆、楊先生、傻小弟就回奉天了。其後來信説，他們在奉天鐵西區小六路租了三間小房，臨街的一間開個小鋪叫三順興，賣油鹽醬醋散酒豆腐之類的廉價副食品。婆婆、大哥賣貨，楊先生外出采購。從此，他們不用爲生活而擔憂了。

　　某日，來了位30歲左右的男同志，名叫李營，他和二哥聯繫了。

　　李營轉告上級的指示，二哥曾在奉天市黨部培訓班有過一段學習的歷史，所以現在還是令他打入到北平市黨部搞地工。按照指示，幾天後二哥就進入北平國民黨市黨部上班了。

　　在上班之前，二哥已把從解放區帶回來的一小塊黄金賣掉了，買了10袋麵粉。那時物價漲幅最大的就是糧食，有時糧店從早上開門，到晚上閉店，10個小時之内，玉米麵就能漲一兩倍。老百姓都是上午排隊去買，因爲下午往往還没到閉店時間糧食就賣完了。可見民不潦生已到極點！

　　每天都有學生和工人舉着“反内戰！反飢餓！”的横條標語高呼着口號遊行。

　　我們把黄金换成麵粉，這樣既容易賣出，又不會賠錢。我們每賣出一袋麵粉，除各項開支外就再買回些粗糧，我們的生活仍是很儉省的，因心裏總是没底，總是擔心斷炊。二哥的身體一直是瘦弱，因此我也總是照顧他，多給他吃些細糧，我仍以玉米麵、鹹菜、醬爲主。但我從不以此爲苦，因我内心充滿了自信，我很樂觀，從全國的形勢看來，中國很快就能解放了，只要熬到解放，我倆都有工作了，我們的生活肯定會好的。我没有看重現實生活中的苦，心裏總是憧憬着未來。每次賣出一袋麵粉的錢，我都仔細地用，希望這袋麵粉的財産能够堅持到北平解放。

　　吕强來過幾次之後，我們都混熟了，我知道他愛吸煙，就專爲他買盒煙預備着，他吸了兩三支後就讓他把整包煙帶走，因我們不吸煙。有時我們和他隨便聊些家常，一次吕强説：“我愛人快生孩子了，天冷了，我真愁没人照顧她！”我没加思索就快言快語地説：“我呆着没事，我去照顧她。”(在地工人員中這樣做是違紀的)因我單純、幼稚，没有過多考慮，當時只是從同志有困難應該幫忙的角度出發了。二哥和吕强可能都意識到我太幼稚，誰也没理我，他倆就談别的了。

　　初冬的某日，有人敲門找二哥，是個素不相識的人，他問明瞭我是誰，就交給了我一個小紙條，上面只寫了：XX兄，我另有任務離開北平了。此後他再没來聯繫。

　　冬季，二哥雖然不是每天去上班，但還是經常去，他的職務名稱是宣傳組幹事。

　　在共産黨的强力反攻下，國民黨節節敗退。而且市内不斷地有工人、學生震天動地的喊“反飢餓、反内戰”的口號聲。通貨膨脹使錢和廢紙差不多了，據説有的商品需要用麻袋裝鈔票來買。早已腐敗透頂的國民黨不堪一擊，國民黨的内部非常恐慌和混亂，單位不能按數按月的發工資，工作人員也就不按日按時上班了。

　　1948年新年在即，市黨部仍發不出工資，每人僅給半袋進口的利朗麵粉(30市斤)、500斤優質煤球。所謂優質煤球，就是在煤裏摻瀝青，特點是易燃、燒得透，不剩煤渣。在我的記憶中仍是没有工資。對這類事我不但没有計較，反而幸灾樂禍：越是這樣，也就越顯出國民黨完蛋在即。

　　新年過去不久，春節來臨。那時老百姓最重視春節，把春節叫過年。把新年叫陽曆年，把春節稱舊曆年。處於動盪不安的混亂年代，誰還有興趣過年呢，除了有小孩的人家，還略有點年味，其他人家都淡淡的毫無過年氣息。老人們説：“亂世間的人，不如太平年間的狗。”我和二哥上無老，下無小，就更不把過年放在心上了。受中國人一貫重視舊曆年的影響，我倆包了一次餃子吃了兩頓。1948年的舊曆年就這樣草草地過去了。

　　六、次子降生

　　1948年春，身着舊棉衣的父母，從遼寧省彰武縣狼狽不堪地來到我家，除了帶來幾件换洗的舊單衣之外别無他物。父母年已半百，幾年來都是流離失所、東奔西走，依靠朋友過寄人籬下的日子。父親有兩三位過去結拜的兄弟，他們在農村有房屋土地，可以留父親一家栖身。間或父親也做些工作。但父親爲人老實，又無甚文才，也是靠人情面勉强糊口而已。因彰武縣解放了，實行土改鬥争，他的朋友們連自己也顧不得了，因此，父母只好來投奔我們。

　　父母的到來使我喜憂參半。喜的是我與父母也幾年没見了，現在的相見是出乎意料的團聚，我怎能不高興呢！而且我即將生産了，父母來了，我就有親人照顧了。

　　憂的是喫飯問題怎麽辦呢？我們實在負擔不起一下子增加了4口人呀！因爲除了父母，還有一弟一妹也來了我們家。好在没過幾天，父親就自製了一個小手推車到街上賣菸卷。因無多本錢只買了十幾盒廉價煙，還很少能賣出整盒的，這種低質量的煙只能賣給車夫、小販等下層的勞苦群衆，他們爲了省錢和控制自己少吸些，經常是三支兩支地買，拆開一盒煙要賣好幾次才能賣完，剩下的零煙還要細心地保管，論支買煙的人，挑得很厲害，煙兩頭的菸絲不滿他們都不要。可見挣錢之難了。14歲的小弟弟外出賣報，爲了找人多的地方，他每天要走很遠的路。雖然如此艱難，父親總是默默地忍受，從不怨天尤人。他常説：“平安即是福。”

　　陽曆4月12日中午，請來助産士接生，在我們陳舊的木床上次子降生了。因爲二哥不曾見過長子，次子給他帶來了初爲人父的喜悦。在他臉上每天都能看到過去極爲少見的微笑。見他這樣高興，我更是感到欣慰。二哥每次從外面回來我都是笑臉相迎，我們好像從來没有這樣相愛過，兒子給我們倆帶來了新的愛情和愉快，也給我們增添了很多新的説話題材。

　　北方人“坐月子”，産婦每天以鷄蛋、小米粥、紅糖、芝蔴鹽爲主，太平年間城鄉都是如此。這些雖不是高級補品，但因我處的是内戰年代，因此連這些也極少吃到了。産婦爲了催奶，最好能喝些鷄湯、鯽魚湯、牛蹄湯等，我却一次也没喝過。可是父親每天都變着法兒讓我吃好，他把蘿蔔絲切得極細，白色的蘿蔔絲、淡茶色的湯上面有幾滴浮油，我喝起來，真是味美極了，使我回味無窮。

　　母親用我們的舊衣服改成嬰兒服和尿布。洗衣服、洗尿布都是母親做。他們雖然只是我的養父養母，但他們對我的愛是無私的，他們偉大的愛滋潤着我的心田。父母、丈夫、兒子，都在我的身邊。在坐月子期間我感到幸福、滿足，能有這樣的團聚，我再没有什麽奢望了。

　　我們住的是南房，既簡陋又不見陽光，我已經幾個月没有外出了，孩子滿月後5月中旬的一天，天氣晴朗，我們三口人外出了，二哥細高的身材，面帶喜悦，抱着還不能直立的孩子走着，瘦小的我在他的身邊愉快地緊跟着，我們去給孩子買奶粉和糕乾粉。在生長子時，我的奶水被那個小女孩給吃空了，真想不到後果竟是這樣嚴重，再也不能恢復了。從第三天開始次子的奶就不够吃了，只好靠餵食了。我常自問自責地想，怎麽我的好心竟遭這樣的惡果呢！？

　　七、被捕入獄

　　1948年5月27日深夜，是個驚心動魄的時刻。我説不清楚是什麽聲音把我驚醒的，我睁開朦朧的睡眼，只見三個房間的燈都亮着。父母、二哥、弟妹都在外屋站着，和人説着什麽。然後是三四個人，也是站着，在問着什麽。

　　又見北屋的房頂上站着幾個人，拿着手電筒對着我們的房間照着。幾支手電筒的光束把我們的屋内、院内都照得很清楚，什麽都能看得見。

　　我急忙穿上外衣來到了外屋，見三四個穿便衣的男人圍着二哥問話。在大夢初醒的瞬間，我下意識地感到惡運來臨了。對其他的事我已經没有反應的能力，現在對當時的細微之處更是回憶不起來了。我只看到他們從米箱内搜出了一部所謂的“電臺”，這是技校專業學生用舊零件組裝的類似無綫電的成品，外面連個木匣都没有，我們誰也不會用它，拿來後我就把它放在米箱裏了。發現了“電臺”，他們立即就給二哥戴上了手銬。

　　經過簡單的搜查後，二哥和我被押上了黑色的汽車。我抱着熟睡的孩子，他才45天，就和我們一起入獄了。

　　沉沉的黑夜裏，馬路是一片寂静，静得深沉，静得可怕，只有負載着我們的汽車在疾速地行駛着。

　　車上的三個人都像木雕似地不言不動。在如此大的變故中，兒子仍在我的懷抱中安静地熟睡着。對他來説，和没有發生任何事一樣地平静。

　　後來我才知道，我們是被押送到北平的城北、座落在北新橋的砲局胡衕，這是專押政治犯的監獄。我們家是在西城西單牌樓西京嘰道内的官房胡衕，兩地距離有十多華里。在車上的這段時間我好像什麽也没想，可能是大腦失靈什麽也不會想了，我的兩眼只看着熟睡的嬰兒。

　　我没學過心理學，不知在心理學上是怎樣解釋：自從和二哥生活在一起，我總是擔心害怕被捕。日本投降後，我看不見挎着洋刀、穿着反毛皮鞋，鞋底上釘着釘子，走起路來咔喳咔喳響的日本憲兵了，擔心被捕的恐懼感也减弱了。我想，國民黨連遊行示威的人都無力逮捕了，還能有餘力逮捕我們這些地下的嗎？可是出於意料之外的是，在這解放前夕我們竟遭逮捕了，這已是無法逃避的現實了，事到臨頭，害怕也没有用了，也就不害怕了。惟一在我腦中閃過的概念就是：既然落入了敵人手中，那就殺剮由他吧。

　　汽車駛進了一條很黑、很長的偏僻胡衕，汽車一到，兩扇寬大的黑色大門就開了，裏面的院子很空曠，在靠邊有一片照明的地方，放着一張小桌，一個人坐在那兒專給進來的人登記、編號。只問姓名、年齡、住址、職業。登記完了分别男、女押入牢房。

　　牢房很高大，後墻上中間有兩扇很小的窗户(防止人爬出去)。木門很厚，中間有一段是用木板片釘成的坡形長條空間，能把光和空氣送入牢房，白天就不用開燈了。可是内、外都看不見人和物。在這中間有一塊一尺多長三寸寬的能掀、能合的活動鐵片，看守查房時不用開門，掀開鐵片就能把牢内一覽無遺了。犯人有事找看守，也是掀開鐵片就可以説話了。

　　牢房是地板，在靠後墻角有個深的長方形的坑，坑上面蓋着很嚴實的木蓋，木蓋中間釘着近一米長的木把，做爲蓋的把手，下面的大水泥池子倒還乾净，很少發現有積糞，所以牢内也没感到臭味熏人。這個糞坑，就是牢房内唯一的設施了。

　　我進牢房時天還没亮，牢内有着昏闇的燈光，看守在陸續地往這兒送人，到天亮時這兒的難友已10來個人了。他們穿的都很整齊，也都像是知識婦女。誰也不説自己的姓名，却都异口同聲地説自己不知道是因爲什麽被抓進來的。

　　晚上都是合衣而睡，没有鋪的蓋的，好在是5月末了，已進入了夏季，没有蓋的，也覺不出冷來了。

　　每日三次的水、飯同時送來，一律用三寸深、直徑6寸的鐵盤，中午有時不給水就給菜湯，所謂的菜湯和刷鍋水一樣顔色，看不見油珠，只飄着三五片的菜葉。主食以玉米麵的窩頭爲主，有時也給白米飯，是極劣質米，還不如窩頭好吃，也給少許的鹹菜蘿蔔條。

　　女人在任何時候也喜歡乾净，不放外出洗臉，就把早上給喝的水盡量少喝，省出來含在口内再一口口地吐出來用手接着洗臉、洗手。

　　幸好母親住在我家，我估計是在她的哀求下，第二天看守開門扔進來一個白包袱，喊着説：562號，這是你的！我打開一看，裏面有幾塊舊尿布、一套孩子的舊衣服、我一套舊衣服。其他難友之後也有人給陸續送來了换洗的衣服。

　　在難友中有人向看守(統稱班長)提出，小孩才1個多月，餓得終日啼哭，屎、尿布堆着没换的，孩子身上出了濕疹，從人道主義出發也應該放孩子媽出去洗洗尿布。看守説：“我没這個權，這事要請示上邊。”第二天看守來説，每天上午放我出去一會兒洗尿布。下午難友們有一次到外面“放風”，我的“放風”機會則就被取消了。

　　洗尿布時是有看守監視着的，自然也是越快越好了。在洗尿布時，我也常看見被看守監視着的往、返過堂的人，我曾見到我們的兩位熟人，他們的鞋帶被取走了，另一位深度近視者的眼鏡也被取走了，兩人没帶手銬，他們在前邊走後邊跟着兩個看守。我心中一顫，啊！他們也進來了。

　　我們女牢裏有8、9個人，可能都不是什麽要犯，幾天過去了還没有人被喊過過堂。但每天晚上都能聽到男牢房有人被喊去過堂。因爲一進到這裏就用號代替名字了，看守高喊着犯人的編號，所以誰也不知道被喊的人是不是自己認識的人。可是，我們這些女人一聽到喊聲還是提心吊膽的，因爲在夜深人静的時候，看守的喊聲、厚門的啓動聲及鎖匙的撞擊聲，聽着都令人發滲。

　　女人們常爲這種聲音失眠和交頭接耳。

　　在家裏我的奶水都不够吃，還要貼補奶粉、糕干。現在經過如此巨大的變故，再加飲食饋乏，奶水就更少得幾乎没有了。也許是天意吧？我兒子命不該絶，他的哭聲驚動了隔壁一位年輕的母親，她也是每天都哭！原來她是和丈夫一起從天津被捕進來的，被捕時兒子才4個月，她的婆婆(一名助産士)堅决不讓她把孩子帶進監獄。這位母親的奶水很多，没有孩子吸吮，兩個乳房漲得疼痛難忍，每晚都難以入睡，她經常哭泣和呻吟。她丈夫是學生，與共産黨並無瓜葛，只因她丈夫和不太瞭解的人通了信而被捕，因此她想很快就能釋放。

　　母乳没有小孩吸吮，幾天就把奶水吊没了，她回去後小孩就没得吃了。如果我的孩子每天吸吮，她的奶水就能保留，回去後她的小孩仍能繼續吃，這是兩全齊美的好事，經她的要求，就把她轉到我們牢房裏來了。

　　她很善良，對我的孩子如同對自己的孩子一樣的憐愛。可悲的是我們被押在牢房裏，對喜事也難展笑顔了。這樣的好事在外面也是求之不得的，她年輕、漂亮、有文化，花錢請奶母，也請不着如此優秀的啊！人們常説：“哪有天上掉餡餅的呢？”現在我兒子正餓得呱呱待哺，這真是實實在在地從天上給他掉下“餡餅”來了。

　　我們兩個人的奶餵着一個孩子，她的如飯，我的如水。可是過了些天，孩子又吃不飽了，仍然餓得直哭，每當孩子哭時，她總是顯得又難過又着急，唉聲嘆氣。因多日心情惡劣、飲食不佳，她的奶水也是日漸稀薄了，但若没有她的奶水，我的次子也就餓死在獄中了。

　　施恩不望報，這是施恩者的心情，作爲受恩者，如果無機會回報人家，會感到終生的愧疚和遺憾，至今雖然50多年過去了，對我兒子救命恩人的聲音、形象，我仍然記憶尤新。但是這麽多年以來，我一直命運多舛、流離失所，以我的境况，不但不能報答恩人，就連和她取得聯繫的勇氣我也没有了。

　　她叫李劍倫，如果她還在世上，已是80歲的老嫗了。她的兒子和我的兒子同齡，那時候兩個襁褓中的幼子，現在也已經是年過半百的人了。

　　八、獄中表現

　　我被捕的當夜，在入獄後做了登記，住入牢房已經一個月過去了也没提審，其他難友也很少被提審，偶爾有人被叫去，過了兩個小時左右也就回來了，而且都是在白天。白天提審對其本人和難友們來説都能减輕些恐怖感。不像在夜深人静時，聽到喊聲和門及鎖匙的撞擊聲心裏就發顫，就是没被提審的人也要失眠。

　　是對難友的關心，也是爲自己問卜，當被提審者回來時，難友們首先問的是：“捱打了没有？”被問者總是愁雲滿面的，輕輕地摇摇頭，耳語似地説：“没有。”雖然他們説的聲音很低，可是專注傾聽的難友們都聽到了。

　　難友們都混熟了，雖然彼此仍不知姓名，但話多起來了，大家談論的焦點是“吃”。由於多日食不裹腹，又没油水，更加食物從不换樣，所以就都想到過去吃的珍肴美味了。從怎樣選料、怎樣做法，到色、香、味俱佳，有多麽好吃等等，説得難友們都咽口水，類似望梅止渴。女人們以此爲話題，真是天天都説不完道不盡的。况且這類話題，怎麽説也不受限制，也惹不來麻煩。這樣就把愁苦難耐的時日也壓縮了些。

　　難友們每天輪番地反復着聊，我和李劍倫從没參加過發言。可能是我倆年紀還輕，我22歲，她21歲，我倆的丈夫還都是學生，經濟不能獨立，我倆也没有真正進入家庭主婦的角色，對烹調也還没有深入地研究過。

　　入獄後一個多月的某日，我被“提審”了，也是在白天。

　　進來的時間長了，對提審在思想上已經做了準備，但當喊到自己562的編號時，心中仍是忐忑不安的。

　　上面坐着三個法官，我來時有兩個看守看押着，至於門外都有什麽人，我已顧不得看了。我站在與法官的距離大約有三米遠。

　　開始是問姓名、年齡、住址、職業。

　　問：你去過共匪區没有？

　　答：去了。

　　問：爲什麽去共匪區？

　　答：爲了抗日，我不願意當亡國奴，更不願意我丈夫當漢奸，我也不願意和婆婆在一起，過着受約束的生活，所以我就逼着我丈夫和我一起去參加抗日，他如不去，我就和他離婚，我自己也要去。

　　他們並没有問是誰主張的，我爲什麽要多説呢？我的想法是把責任拉在我身上，以减輕二哥的“罪行”。當以後我對事物理解得稍微多了點的時候也就明白了，我這樣的想法和説法真是太愚蠢了，怎樣給二哥判刑，和我怎麽説是毫無關係的。

　　我另一個想法是，二哥如判死刑，在我的口供上寫着是我逼他去的，我想，我肯定也是死刑羅！這樣，我們兩人愛情的結果不是很圓滿的嗎？我們的家人和親友只能爲我們讚嘆，而不會爲我們感到遺憾的，我倆能同時就義，我會笑迎死亡的。

　　自從和二哥開始戀愛，我就成了愛情至上者了，我覺得人生最寶貴的就是愛情。尤其是純潔的初戀，失去愛情的人，即使再富，也是不幸的人。

　　關於孩子，我把他托付給我善良的養父母，他們多麽困難也會善待他的，我的養父母還不太老，他們剛50歲。

　　問：你抗日救國，爲什麽不去重慶大後方？爲什麽去共匪區？

　　答：我們接觸上了共産黨人，就把我們介紹到那兒去了。我們都是正在讀書的學生，也分不清什麽黨不黨的，只知道能够參加抗日，不當亡國奴的地方就可以去。

　　問：你對馬列主義是怎樣理解的？

　　答：我不懂什麽是馬列主義，我只知道抗日救國匹夫有責。

　　法官變得很生氣了，用力一拍桌子問：你家的電臺都往哪裏發報了？

　　答：我家没有電臺。

　　法官顯得更生氣了，他大聲地吼着問：怎麽没有電臺？我們都從你家裏搜出來了，你還不承認！真是太狡猾了。

　　答：那不是電臺，是技校的學生用舊零件裝的收音機，也不能用，連個外盒都没有，擺在桌上很難看，我就把它扔在米箱裏了。(事實也真是如此)。

　　問：你在匪區擔任什麽職務？做什麽工作？

　　答：我初到那就在抗戰學院學習。懷孕、生孩子，孩子没奶吃，生病，孩子死後正趕上國共合作，我就回來了。

　　問：你帶着什麽任務回來的？回來後又幹了些什麽？

　　答：回來後我就做家務、患傷寒病，懷孕、生孩子，我没帶着什麽任務回來。

　　問：都有哪些人和你們來往？

　　答：某某，某某，我説了幾個人的名字，但我知道，他們早已在兩年前去瞭解放區，連我們都不知道他們去哪兒了，所以，他們不會因我説出來就被捕。

　　以上這段經歷，雖然半個多世紀過去了，如今所能記憶的，和我在解放後寫的自傳、及“鎮反”、“肅反”所交待的材料所差無幾，我相信至今仍是有據可查的。

　　在我被提審後的第二天早上，看守在交接班查房時，張班長(此人愛説話，不像其他看守那樣嚴肅，故此難友們都知道他姓張)掀開了門中間的横鐵片，指着我向另一個看守説，就是這個女八路，她可厲害了，是她逼着她丈夫去參加八路的。

　　我表現木然，好像他説的人與我無關。我想，我説的那一段話還真引起了他們的重視，但不知會産生怎樣的“效果”？

　　九、同床异夢

　　在我被提審後的十幾天，有位難友被提審回來，陰沉着臉低聲説有人叛變了，我聽着心中一震，看得出她説這話是不避諱牢房中所有的人。我也聽得真而切真是二哥的名字，可是我很快就鎮静了，因爲我不相信二哥能叛變，因此我裝做没聽見。

　　但到了夜深人静時，這句份量極重的、生死攸關的話在我心裏激起了一陣陣狂風巨浪。

　　首先我想的是二哥的爲人、處世、性格及一系列的表現，思考這個問題。在未去解放區之前，他已看了大量的中文、日文的左翼書籍，理解了剥削階級和被剥削階級之間的矛盾，也理解了被剥削階級除了反帝之外，還要爲本階級争取自由解放而要進行的殘酷的、長期的階級鬥争。他從理性到感性對革命隊伍、對解放區已經有了概括性的認識了，所以才能去解放區參加革命隊伍。當時在各高校中國民黨和共産黨都派有地工人員，也同樣是以抗日救國的口號來争取進步青年參加的。

　　從我們倆的家庭來看，我們的父輩們在中華民國時的東北跟着官僚張作相當差，就算是小官僚吧，可是他們都崇拜孫中山的三民主義。“九·一八”事變，我們的父輩被迫携家帶眷的流亡到北平，從社會地位到生活水平都陷入了最低層。雖然他們對共産黨八路軍没有認識，但一提到國民黨他們都摇頭嘆氣，他們認爲正是由於國民黨的争權奪利、貪污腐敗，才導致了亡國，才陷人民於水深火熱之中，這是人盡皆知的事實。何况二哥是左傾的進步的愛國青年呢，他既然參加了革命，投奔了共産黨，怎麽又能背叛自己的信仰呢？

　　最能説明問題的是1946年夏，我們在奉天團聚時二哥告訴我，他們行軍進入了奉天，按組織的决定打入到奉天的國民黨市黨部幹部培訓班學習。開始時他還能和郊區的共産黨地下組織取得聯繫，後來地下組織越撤越遠。當他以優异的成績畢業時，國民黨發給他一張委任狀，委派他任遼寧省旅順市執行委員，但在之前共産黨的地下組織已撤换了地方無法聯繫了，他没有自作主張去旅順，那張委任狀也就成了一張廢紙。

　　在奉天共同生活的半年時間，我倆貧病交加，完全靠親屬的資助(我倆先後患傷寒病)，但二哥仍想方設法找組織聯繫，結果却未能達到目的。在生活實在難以維持的情况下，我們才返回北平婆婆處暫時栖身。

　　二哥費了很多周折，通過地工人員的介紹，後來終於冒着生命的危險，到了晋察翼解放區和組織聯繫上了。

　　如果他對共産黨没有堅定的信念，那麽他從奉天國民黨培訓班畢業，不考慮按組織的指示做，自己拿着委任狀去旅順就職，也就免去了擔驚受怕，不用捨生忘死和依賴婆婆生活了，而且這些艱難險阻也都能隨着一走了之。但他没有走，而是忍辱負重地承受了這些，難道在忍受了這麽多艱難困苦的人，還會做出對不起黨對不起妻子的事嗎？

　　我又聯繫起當時國内的形勢來思考這個問題，當時共産黨在人民群衆中的影響已經越來越大，城市的工人、學生的反内戰和反飢餓的遊行示威都是在共産黨的領導下組織發動的。在戰場上也是捷報頻傳，從農村包圍城市，已走向佔據了很多的中小城市。即使是個假革命的機會主義者，也不能在此時叛變呀！這不是前功盡棄了嗎？我想二哥不會這麽愚蠢的。

　　但是另一個恐怖的想法又出現在我的腦海里，他是不是熬不過酷刑了？他自幼身體軟弱多病，性格還没有女孩兒爽朗，從他的外形來看總是無病帶着三分病的模樣，他那孱弱的身體也許頂不住酷刑了？

　　但是身體不好的人，也不等於意志不堅强，身體不好的人，遭受酷刑在承受不了時不就斷氣了嗎？斷了氣保存了名節，也比活着讓千夫所指好受呀！如果他真的叛變了而還活着，那我將如何見人呢？我該怎麽辦呀？

　　我如此反反復復地想，白天面對難友時，我裝做此事與我無關的樣子。夜晚别人入睡了，我心潮起伏，好似翻江倒海，我永遠都不會忘記自己整整五天五夜都不能合眼入睡，這在我的失眠史上是空前絶後的時間最長的一次失眠。

　　十、獲釋

　　1948年中秋節的前夕釋放了一批人，其中也有我和二哥。我們被帶到了離黑色大門不遠的一間收發室，在那兒填表。我抱着孩子，臂間還挎着一個尿布包裹，我没看表的項目需要填什麽，是二哥代我填的。以後我也没問過都填些什麽，填完表之後，我倆就走出了監獄的大門。

　　在梳洗照鏡時我才發現了我的憔悴和瘦弱，當我梳頭時我見到木梳上黑麻麻的很多頭髮，我感到很驚訝，怎麽掉下這麽多的頭髮？哦！是因爲在獄中4個多月的長時間從未梳洗過，每天只能用五個手指梳理一下頭髮。我怕頭髮掉光，再梳頭時就用手指按着髮根梳，但一點作用也没有，最後頭髮掉得和傷寒病初愈時一樣露出了頭皮。

　　洗掉獄中的污垢之後，我問二哥：“在獄中我聽説你叛變了，是真的嗎？”他低沉着説：“是。”他僅僅説出了一個“是”字，而我却像遭了五雷轟頂。我憤怒地説：“你出賣了組織和同志，你這樣做不覺得太缺德了嗎？”他囁嚅着説：“我只出賣了我自己。”我説：“在獄中我聽説我們這次被捕共計157人，國民黨把共産黨安排在平津一帶的地工人員一網打盡了，不是你出賣的嗎？”“不是。是中共在北平組織的一個上層領導人叫高步雲，他叛變了，出賣了他所掌握的所有組織的名單。”我問：“你怎麽叛變了呢？是受刑不過嗎？”他回答：“不是。我是從晋察冀回來就决定叛變了。我出生入死忠於革命，從到解放區我就把生死和個人的利益都置之度外了，在你即將臨産的生死攸關的時候，爲了革命我離開了你，結果孩子凍餓死了，我雖没和你説什麽，但我還没看到自己的親生骨肉他就死了，我能不心疼、不遺憾嗎？

　　“在奉天我打入到了國民黨市黨部，我刻苦學習取得了好成績，受委任我到旅順去當執行委員，因和組織失去聯繫，我不敢貿然前往……你説，我還能怎樣來表示我的忠心呢？我連我自己和妻兒的性命都不顧了，還得不到共産黨的信任，那我的路只有兩條了——一是走，一是死。

　　“這次去晋察翼見到了領導，他對我表現了極大的不信任，我想我的家庭出身不好，我怎麽豁出命的干也得不到信任，這對我是最大的屈辱，最終我也不會得到好結果的。這次安排我打入市黨部時(1947年秋)，我便自首了。市黨部是中統局領導，高步雲是向軍統局出賣的這些人的名單，我也在他出賣的名單之内，所以我也被捕了。”

　　我哭道：“你怎麽從没和我説過呢？我還蒙在鼓裏，所以在過堂時我還不惜我自己的性命掩護你，我真是傻瓜！我真是混蛋！”二哥説：“我和你説了你不但不能同意，反而會壞我的事，還會給你的精神上造成很大的壓力，你能承受得了嗎？

　　“你知道我是一條道跑到黑的人，我既然參加了革命死了我也不會改變的，現在我們只有分道揚鑣了。但是你知道你把我害到什麽地步了嗎？我們是日夜守在一起的夫妻呀！你叛變了，我竟不知道，這能令人相信嗎？”我説道。

　　他説：“我們的出身不同，你是貧農的女兒(我是雷家的養女)，共産黨會相信你的。我現在還知道去晋察冀的路綫，如果你要走，我支持你，幫助你，我已經毁了，但我不想也毁掉你，你考慮吧。”

　　我倆彼此都沉默了，只有我無聲的眼泪在流淌。

　　我開始認真考慮了，我如果現在就走，向組織匯報這一切，我想組織會相信我的，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什麽事情都能真相大白的！可是我懷中的幼子，他才5個多月，就已隨我們蹲了4個多月的監獄，若不是巧遇李劍倫，他也餓死在獄中了。現在他靠奶粉和糕乾粉來維係弱小的生命，如果我立即走，去解放區，爲避免出事必須繞道步行或坐大馬車。現在冬季又即將來臨了，我的第一個兒子新華才活了兩個多月就是在冰天雪地的行軍中凍餓而死的，難道我還要同樣地斷送我的第二個兒子嗎？爲了兒子，我不能現在就走，我是清白的，組織懷疑我就盡管調查好了。

　　我現在只有兩條路：1、等待着北平的解放，看形勢也爲時不久了。2、在明年天暖時，我兒子過了周歲(4月12日)他能喫飯了時再走。我把這個决定告訴了二哥。

　　我倆昔日的恩愛現在已經盪然無存了，但我倆不但要生活在同一個屋檐下而且還要睡在一張床上。孩子在我倆中間，我躺下時總是面對墻對他不理不睬。夜間孩子哭了，誰先醒誰就給换尿布、餵奶，他總是借機和我説話，我也不答理。

　　做飯時我蒸一窩玉面窩頭，煮一鍋白菜，再配點鹹菜。什麽時候吃完了，還是照原樣做。在以前，我總是不嫌麻煩要單獨給他做一點好吃的，現在我没這份心思了。

　　二哥的性格是沉默寡言，我的性格則活潑開朗，在生活中逗他説説笑笑地總是我。現在我每天如喪考妣，不是一聲不吱，就是泪水漣漣，是他褻瀆了我的愛情，扼斷了我們的政治生命。

　　一天吃晚飯時，二哥在喝白酒，他以前從未有這個習慣，我也裝没看見，不知道他喝了多少。飯後他閉着眼睛躺在床上，我抱着孩子坐在椅子上，在微黄的燈光下，我望着他蒼白、瘦削、陌生的臉，流淌着泪水，回憶着我們的過去：從世交到青梅竹馬，從戀愛到同居，以及參加革命後的生離死别，先後的擔驚受怕和貧病交迫真是難以形容。

　　從1944年5月同居至今，在4年半的時間裏，我經歷了很多婦女没有經歷過的奇特的苦難遭遇，但我無怨無悔，這種超負荷的承受能力來源於愛情，所以我一直是樂觀、滿懷希望的、披荆斬棘活着。有了愛情，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難，没有闖不過的難關。

　　現在，他還未滿23歲，我還未滿22歲，正是我們建家立業的好年齡。爲什麽正在這含苞待放的年齡，我們的愛情就枯萎了呢？我們都曾信誓旦旦地説要白頭偕老。尤其是我還説過願隨他到天涯海角，無論他怎樣貧困我也不離不棄。現在我怎麽不愛他了呢？自出獄後，他即使是隔着衣服碰碰我，我都躲開，仿佛是碰了不潔之物。

　　我正在想着，突然間二哥起來了，他到外屋用緑色的釉子瓦盆舀了半盆凉水，大聲地咕嘟咕嘟喝着，喝完後一撤手，嘩啦，瓦盆掉在地上摔個粉碎。

　　我仍然在椅子上坐着没動，我已經徹底絶望了，我的心在往下沉，是他把我抛到了無底的深淵，什麽前途啊，愛情啊，家庭啊，所有的一切都遠離了我。

　　十一、天南地北

　　出獄後，國民黨天津市黨部給了二哥十幾天的假，讓他恢復身體。

　　1948年農曆9月，北京已進入了冬季，我們住的簡陋的南屋終日不見陽光，因此冬季較早地進入了我們的屋内。

　　假滿後，二哥被派到天津市黨部。他臨行前，我既無心替他整理行裝，更無心問他到天津去做什麽，因爲我們的夫妻關係已名存實亡，以後就天南地北各奔前程了。

　　在他休假的日子裏，我倆一直冷戰着，就像海底深處的兩只小蝦，不論我倆在海底怎樣地折騰，上面的海水依然平静，外人是察覺不出海底下的小蝦仔是怎樣的折騰挣扎的。

　　二哥走前没給我留下生活費用，他可能是没有錢，我也不肯問他，在我的記憶中，他好像一直没有領過工資，因爲在解放前兩年國民黨在經濟上已經崩潰，機關單位不能正常發工資已不足爲奇了。他僅給兒子買了一鐵罐奶粉和一個5磅容量的暖水瓶。我母子賴以爲生的還是要靠以前剩下的五袋麵粉，在這“亂世之秋”，麵粉也屬是值錢之物了。它可以連吃帶賣，但我是捨不得吃的，因爲一斤麵粉可以换5斤粗糧，買油鹽醬醋等什麽都靠它了。

　　北平的冬季經常北風呼嘯，我們住的舊式老房子，窗户的上半部糊的仍是防蚊紗，天冷了，在紗的上面再糊一層紙，下半部窗户的中央是一塊方形的玻璃，四周的窗欞上面糊紙，外面刮大風的時候窗紙就沙沙地響，在夜深人静的時候這種響聲嚇得我難以入睡。我想，我今生再也不能依偎在他的懷裏，像猫兒似地沉沉入睡了。那時，他的身體就像是能爲我遮風擋雨的屏幛，現在没有了，今後的風風雨雨艱難險阻都要靠我這弱小的身體來支撑了。在這動盪的日月，我不但孤立無援，還要撫育襁褓中的幼子。

　　看着沉睡的嬰兒，我多麽希望他能醒來陪伴我呀！可是當他真的醒來時，我又只能用眼泪和低訴哄着他再入睡。他能懂得什麽呢？因爲他還不到半歲呀！

　　父親和弟弟來看我，他們在結拜兄弟一間10平方米左右的小南屋内栖身。父親仍推着他自己釘的小木車賣菸卷，弟弟賣報，維持着最低的生活。雖然父親從早到晚也挣不出全家四口人的口糧，但他來時還是給孩子買了兩小包糕乾粉，這是出於他對女兒和外孫的關愛，他也只有這點微薄之力了。

　　我只能强顔歡笑來安慰父親，我心中的委屈一點兒都不能向他老人家透露，因我這委屈不同於其他嫁出去的女孩所受的委屈，可以向娘家的親人傾訴，這是難以啓齒的委屈，只有我個人默默地承受。

　　可憐的父親，他的白發和因缺乏營養、久經風霜變得干澀和多皺的皮膚，再加上他滿臉的痛苦和無奈，都刺痛着我的心，我能向我慈愛的父親説些什麽呢？他愛我超過了他的親骨肉，可惜從精神到物質，我對他都不能盡絲毫的孝心。

　　從年邁父親的眼神裏，我能看到他對我愛莫能助的痛苦和無奈，他所承受的痛苦也是無助的、絶望的。

　　父親在煤球爐上烤着他粗糙的雙手，嘆着氣説：“唉！節令循回有序，人間禍福無常，一切都聽憑命運的安排吧。”

　　二哥走後大約10來天，天津鐵路就遭到了破壞，沿綫各地經常發生激戰，我們一次信也没通過，就音訊隔絶了。

　　北平成了一座孤城，國民黨困守在内，共産黨包圍在外。北平是我國的千年古都，名勝古迹頗多，這是我們中華民族的精神財富和物質財富，所有的中國人都不願意它遭到破壞，所有善良的人們都擔心着攻城這件事。

　　許多人都爲這件事議論紛紛。這時，深得民心的事出現了，共産黨和國民黨駐守北平的軍方負責人傅作義將軍開始和平談判了，中心内容是不動一槍一砲——和平解放北平。

　　舉國人民每時每刻都在關心着談判的結果，在北平的大街上每天的報刊、號外等宣傳品亂飛亂舞。在凄冷的寒風中，報童們口中呼出熱氣，他們邊跑邊喊着：“號外嘍！號外嘍！請看有關和平談判最新消息的號外嘍！”

　　對我來説，花錢買份報紙看看，都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事情了，在好天氣的時候，我就抱着孩子到街上去揀人家丢棄的號外看……

　　十二、失敗的北返

　　1949年，北平解放了，我的心情在興奮之餘更多的是沉重，因爲在内心裏總是有揮之不掉的耻辱感和極爲强烈的羞於見人的心態。我害怕見所有的熟人，尤其害怕見到二哥的老同學和我們在解放區的同志們，因爲這些同志們中很多人是北平和天津的學生。現在平津解放了，他們順理成章都要回來看看，即便不能在北平安排工作，也要回來探親訪友。我和二哥雖已分道揚鑣，但在親友和同志們的心目中我仍然是他的妻子，見到我自然也就要問到他……

　　現在我才發現我的自尊心是如此的强烈，它佔據了我整個的身心和靈魂，當時我腦海中時時浮現的只有一件事：我要盡快澄清我是清白的、無辜的。在没有澄清之前我不想見到任何人。

　　我們去解放區後，婆婆從原住處西四牌樓大茶葉胡衕遷到了西單牌樓官房胡衕，所以如果我不去找人，也不可能有人來找我，我可以過隱居式的生活。

　　二哥的叛變對我的打擊是非常沉重的，它超過了在抗日勝利後抛下了即將臨産的我北上。那時在我的内心深處也感到失落和痛苦，更感到他對我和未來的孩子太不在乎了，而且那次分離的確是“生死兩茫茫”，但那是爲了革命啊！爲了革命可以抛頭顱灑熱血，所以不顧妻兒還情有可原。我參加革命還不滿一年，在關鍵時刻我没有扯他的後腿，我支持他干革命，這對我也是一次考驗，我是有光榮感和自豪感的。但現在所遭遇到的却是極可悲和最可耻的處境了，他使我受污蒙垢，我深深地覺得我已無地自容了。

　　在我最痛苦的時候，常來看我的只有父親。父親心地善良助人爲樂，可是現在他每次來都不能給我絲毫的物質援助了，他已無能爲力了。

　　父親來看我母子時，往往連碗水都不喝坐一會兒就走，有時則既嘆息又嘮叨地説：“你和他要好時，我就説過他人雖不錯，脾氣好，又好學，但他却相貌不好，長得單薄，不是福相，而且氣色不好，人的相貌如‘舟’，氣色如‘水’，水能載舟。運氣好的人都是紅光滿面。他的氣色總是晦暗，一臉倒霉相。那時我和你媽都不讓你跟他，你不聽，自從跟了他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罪不説，又遭受了生離死别擔驚受怕，哪像過正常人的日子，將來的日子更不知道如何，總之是兇多吉少。唉，不是一家人不進一家門，你們兩個人的命都不好才能聚在一起。”

　　父親把他十幾年來所看的《相書》都能倒背如流了。我雖聽着不入耳，也不愛聽，但我也無理反駁，只有保持沉默。

　　“你自幼性情剛烈寧折不曲，在解放區如果你留下他，不讓他自己北上，孩子就不會死，也不會造成現在的這種局面。總之這都是命啊！一切都盡人事、聽天命吧。你倆都太年輕了，才離開家門步入社會，没有處世經驗，全憑意氣用事，碰釘子的日子還在後頭呢。”父親像詛咒我們似地説了一氣，我雖聽着很反感，但我也很感激他，很愛他，我理解父親在説這些話時是多麽的心痛，在他混濁的雙眼裏浮着一層泪水。

　　我突然靈機一動，就决定了回奉天去匯報情况，這樣我就能避免和同學、同志們見面了。在得到澄清之後，我想和誰聯繫、重叙友誼，不就能够坦然如故了嗎？

　　我想，在日本投降後一個多月，二哥就隨軍去了東北，組織决定把他留在奉天，打入國民黨接收後成立的市黨部培訓班，在學習時的前幾個月裏他還能經常和組織取得聯繫匯報工作，後來因部隊和黨的地下組織越撤離奉天市區越遠，他找不到地方了才和組織失去了聯繫。奉天黨的地下組織肯定有他的檔案，一查就證實了。我雖還未能和奉天的組織聯繫上，但晋冀魯豫的領導曾指示我到奉天先找二哥，通過他使我和奉天方面的組織聯繫和證明我的情况。

　　1946年夏初時，國共和談破裂，當時帶介紹信有危險，現在解放了，由雙方組織上負責聯繫證明就很方便了。

　　我想，我到奉天把所有的這些情况都向黨組織匯報了，由奉天的組織和晋冀魯豫的組織聯繫證實我的這段歷史，我的問題就能迎刃而解了。共産黨的領導同志們經常説：“黨和組織對每個同志都是負責的，即使是對犯了嚴重錯誤的同志也是要盡力挽救的。對一般的群衆更要争取和團結，這是我們黨的一貫政策。”

　　二哥背叛了革命，事情發生時我並不知道，當我知道了就和他分了手。我堅定站在了共産黨的立場(雖然我不是共産黨黨員)，我放棄了我的愛情、我的家庭，在嚴峻的考驗中我是忠於革命的、忠於共産黨的。我現在要盡快回到革命隊伍中去，我要找到組織，我要向組織傾訴一切。我想領導們是能理解我的，即使得不到理解，傾訴之後我也死而無怨了。

　　二哥曾和我説過多次：“共産黨不相信我，他們會相信你的，因爲你是貧農的女兒(我是貧農夫婦的第7個女兒，滿月後即由養父母收養)。

　　我回憶在抗戰學院時的班主任肖魯同志，他給我留下了良好的印象，我相信共産黨的領導幹部們都是能明察秋毫的，因爲我相信黨，因此對澄清事非我也有足够的信心。

　　1949年1至3月份的北平仍是寒風刺骨，有時還雪花紛飛，稀裏糊涂的我竟不知道哪天是春節了。以往對這個傳統節日相當重視的老百姓們今年也都不重視過春節了，因北平剛解放，商業凋零百廢待興，有的機要部門還未正式公開，北平仍呈蕭條景象，還没有熱鬧起來。

　　鐵路因在内戰期間遭到了嚴重的破壞，雖然在北平解放之前奉天就已經解放了，但火車仍然不能通車，主要的交通工具是利用膠皮軲轆馬車，急不可待又坐不起馬車的人只好靠步行了。從北平到奉天的里程是750餘公里，從北平去奉天是往東北方向走，積雪未化越走越冷。如果没有襁褓中的嬰兒我是任何苦都能吃的，就是像乞丐似地要着飯走我也不在乎。可是現在我却不能和没有勇氣這樣做了，因爲我的第一個兒子就是因爲在飢寒交迫的風雪行軍中死去的。他冰凉瘦小的軀體和緊閉着雙眼的小臉蛋，在我的心中、在我的腦際，永不消失的鎸刻着他惹人憐愛的瘦小形象，因爲他是我的骨肉啊，我不能再失去第二個孩子了。

　　在等待通車的日子裏，我時時想，我和二哥是夫妻，是關係最密切的親人，他叛變了我竟不知道，我怎麽這樣愚蠢呢，這能令人相信嗎？這雖是事實，但這個難以逆料的現實對我是太殘酷了，原以爲是志同道合的革命伴侣，現在却成了敵對的階級敵人，而且還是在這最關鍵的時刻出現了。

　　從1945年4月參加抗日，到1949年，在這4年的時間裏，我經歷了白色恐怖、生離死别、失子之痛、牢獄之苦、長途跋涉，現在更慘的是丈夫幹了大逆不道背叛革命之事，我在政治上雖是清白的，但夫妻離散、兒子失父、家庭破裂已成定局，我還不到23歲，却已飽嘗了人世的這麽多苦難和辛酸，將來的遭遇又將如何呢？

　　幸好我還是革命隊伍中的一員，雖然回城後和組織失去了聯繫，但責任並不在我，按照黨的政策我還是有信心的。

　　好不容易苦熬到通火車，已是春暖花開脱棉衣的季節，我急不可待乘車北上到了奉天。二哥的母親、哥哥、傻小弟及楊先生當年也離開北平回奉天，在鐵西區小六路，開了間小食雜鋪叫三順興。臨街一間賣貨，也就是些油鹽醬醋之類簡單的副食，和臨街屋通着的一間讓母親和傻小弟住，這間屋的另一個門是在小胡衕内的工人住宅區。臨街的鋪房後邊是個暗室，由楊先生住，哥哥和長期卧病在床的嫂子在附近另租了一間屋。

　　所有接待我的人既不熱情也不同情，可是又不能把我拒之門外。我對他們的這種冷淡並没介意，因爲我不是衣錦還鄉。父親常説，窮在世上無人問，富在深山有遠親，人情薄如紙。我雖年輕，但在日益衰敗的娘家我是已懂得這些了。二哥已不知去向，我如喪家之犬似地回來了，他們這種態度也無可非議。

　　兩三天之後，我去了鐵西區公安分局，負責同志接待了我。我和他談了將近一個上午，他聽完後給我的答復很簡單：“你們這些事都發生在北平，你還得回北平去解决，這兒解决不了。”這樣的答復是出乎我意料之外的，也是不負責任的，因爲二哥從解放區隨軍北上是奉命留下來搞地工的，我是因他北上我纔來的，我來是經組織的同意的，現在他出了問題就把一切都抹掉了嗎？我雖不服氣據理力争，但也無濟於事，因我已屬人下之人了。

　　我懷抱幼子，經濟又很拮據，再也無力找其他部門了，只好又返回北平。

　　十三、尋找“娘家人”

　　因爲這件事對我是刻骨銘心的，所以半個多世紀過去了，現在回憶起來，仍是記憶猶新，連我自己都感到驚訝！

　　由於北返的徒勞，1949年的初夏，我以醜媳婦怕見公婆的心態，可能比醜媳婦的心情更要忐忑，懷抱幼子來到了北平東單牌樓小草門胡衕6號一個洋式的小紅門(這是我們在冀魯豫的介紹人魏翼世的家，我已想不起來我是怎麽知道魏的地址，地工人員的地址是保密的)。因我已身逢絶境走投無路了，也只有到了這個份上，我才顧不得面子了。

　　魏翼世不冷不熱地接待了我。我向他哭訴了我們所發生的事情，他沉默地聽着，然後面無表情地説：“你明天去找市委吧，現在市委還没有公開掛牌，在東交民巷大街，兩扇大紅門裏，門口有警衛，很容易找到。”

　　雖然没有看到他以前的熱情和微笑，但他對我仍是很負責任的“指點迷津”，對這同志式的關心我已經非常感激了。

　　第二天我把孩子托付給鄰居照看，去了東交民巷。當我走入東交民巷肅静整潔的街道時，没有看到行人和車輛，看到的是在各個門口站崗的解放軍，還有街道兩旁墻上貼着的粉、緑、黄、白等色的標語，内容都是對國民黨殘留人員的政策：“坦白從寬，抗拒從嚴、既往不究、立功受奬”等之類的宣傳口號。誰能料到這些口號，現在也衝擊着我的思想感情呢？

　　雖然是走在了平整的柏油路上，但我的雙脚却像是踩着棉花，頭暈乎乎地，眼流着泪，木然地邁着步子。我的腦海里充滿了恨！除了咬牙切齒的痛恨之外，我已無力考慮其他了。

　　爲了革命事業，爲了支持他干革命，當然，也有着我的自尊心在做祟，在生孩子的前前後後，我孤零零忍受着感情的煎熬，眼巴巴地看着其他産婦的丈夫的親昵探視，看着人家夫妻雙雙微笑着俯視着嬰兒時初爲人父人母的幸福和滿足，我却背過臉去偷偷流泪。當聽到人家丈夫要離開時，我又急忙擦去泪水，强顔歡笑的和人家打招呼話别。

　　那時我這個19歲的小母親，本應擁有媽媽的關懷和指導，擁有丈夫的體貼和愛撫……但爲了革命、爲了他我全部無條件地付出了，而更大的犧牲是我那僅活了兩個多月的兒子。這個可愛又幼小的生命，他跟隨着我可憐地死在了飢寒之旅的途中。我付出瞭如此重大的代價换來的却是他對組織的叛變，對我的欺騙！他不但給我帶來了奇耻大辱，更重要的是使我跳到黄河裏也洗不清，我將永遠蒙污含垢，一輩子揹負罪名。

　　我越想越恨！如果他現在在我跟前，我一定殺了他，然後再砍上幾刀才能泄憤！

　　直到進入了市委的大門，我仍未能從恨字中擺脱出來，在我腦海中的每一段回憶，每一個畫面都擺脱不了我爲他的付出，和對他的憤恨！我已無能爲力抽出哪怕是一分一秒的時間去考慮見了市委領導應該怎麽説。在平時，我被家人稱爲頭腦簡單和不會用腦，現在遇到了這塌天的大事，我早就懵了，我的腦子已經“失靈”了，已經不會考慮如何説話了。

　　市委由兩位同志接待我，女同志叫何釗，男同志叫孫國樑。我見了這兩位素不相識的領導，如同見着了“娘家人”，我滔滔不絶地連哭帶説，真像竹筒倒豆子，一粒不留，一點兒也不像是下級向上級匯報，簡直成了受了委屈的女兒向娘哭訴。

　　兩位領導面無表情地聽着，不插話也不提問。我結束匯報的同時，也向領導提出了要求，我原在河南省濮陽縣軍區招待所任文化幹事，組織可以對我進行瞭解，我自參加革命後就立場堅定，工作積極，我請求組織給我分配工作。

　　領導説：“你先回去吧，等我們研究研究。”

　　出了市委大門，我的泪水仍在流淌着，但心裏却感到輕鬆了很多，我把三年多以來所有憋在心裏的話不分巨細地都向“娘家人”傾訴了。我想，共産黨的領導幹部是能明查秋毫的，他們會理解我。自到了解放區，我就永遠是屬於黨的隊伍中的一粒小沙子，我叫朱霞，小朱，也就是同志們戲説的“小猪”、“小皮球”。

　　十四、泪難收  流不盡

　　20世紀北平的冬季比現在要冷得多，因高層建築極少，防護林也極少，還經常刮着四五級的西北風。

　　北平的貧困人家冬季取暖都是靠煤球爐，夏季放在外面燒水煮飯，冬季搬進室内，煮飯、取暖都靠它了。因爲我們多年都没有餘錢買幾節鐵烟筒，鐵烟筒對我們來説也是一筆不小的開支，因此每年都是凑合着混過冬天。室内没安裝烟筒，生爐子和加煤的時候就必須要搬到外面去搞，因這時要冒煙和極易煤氣中毒。加完煤還必須要放上特製的下粗上細近一米長的“撥火缶”，它中間有一個半圓形的把手，是用生鐵鑄造的，因爲生鐵份量重，不易被風吹倒。没有拔火缶，煤就燃燒不起來，必須要等到煤從藍火苗拔到紅火苗，這時二氧化碳才能消失、没有煤氣味了，才能搬到室内。兩個多小時就要加一次煤。

　　我能不費力氣搬進的爐子，自然是小號的了，所以它散發出來的熱量也不太大。

　　爲了防止煤氣中毒，晚間在睡前必須要把它搬到外邊去，在火將要熄滅前，總是散發着大量的二氧化碳，每年的冬季都有因煤氣中毒而死亡的人。

　　我想説説這些，對現代的年輕人來説也是新鮮的，在社會不停的發展進步中，人們的生活日漸的得到改善和提高，煤球爐早已被暖氣和煤氣所代替了。現代人想看看煤球爐是什麽樣子的都是難事了。現代人的生活質量比半個多世紀前提高了很多，更令人欣慰的是節省了大量的時間和勞動力。

　　在最冷的日子裏，我和孩子只有睡覺的這間屋夜晚不結冰，其他兩間如水缸、面盆，凡是有水的容器都會結上一層薄冰。可是睡房和其他兩間房子只隔着一層白布門簾，其室内的温度也就可想而知了。

　　襁褓中的幼子在睡覺的時候就給他多蓋些，頭前用棉被圍個半圓形的擋風圈。醒着時，我就把他抱懷中再圍上小棉被，只有這樣他才能暖和。在嬰兒應該開始坐着和爬行的這幾個月，我的兒子就是這樣在不能任意活動的環境中度過的。

　　12月末，孩子已經8個多月了，在正常的條件下這麽大的孩子正是活潑可愛的時候，但他總是不笑不叫，默默地靠在我的懷裏，小臉黄黄的，没有一般嬰兒的豐滿與紅潤。鄰居逗他玩，或是親他的小臉蛋，他也没有表情，好像對這些全然不懂，因此鄰居就送給他一個綽號叫“大老蔫”，才幾個月的嬰兒竟有了這樣如此蒼老的外號，我的心情該是多麽的沉重呀！我時常想，怎麽襁褓中的他就和其他的嬰兒不一樣，難道他已預知他未來的命運了……

　　鄰居們都很知趣，没有人問過我孩子爸爸哪兒去了。

　　時局一天比一天緊張，每天晚上都停電，在又黑又冷的寒夜裏孩子半夜醒來哭時，我摸着黑拿奶瓶、拿尿布，搞得我手足無措！有時候坐起來抱着孩子，圍着棉被和啼哭着的嬰兒一起哭，就這樣熬到天亮，這時不管孩子是否還在哭，我都要放下孩子到外去生爐子，等木柴燃燒了上面加上煤球，放好拔火缶再進屋看孩子。十多分鐘後爐子冒完了煙，搬到屋内再燒開一壺水之後，這時屋裏才没有了冰窖的感覺。

　　新年到了。老百姓一貫不重視新年，稱它做“陽曆年”，認爲春節才叫過年，何况在這戰亂的時候，喫飯都很困難，人們對這個陽曆年就更不以爲然了。

　　1949年1月3日北平和平解放了。解放大軍的隊伍踏上了這座古老而壯麗城市的柏油路上。人們萬家空巷都到大街上去歡迎解放軍入城。解放軍的隊伍排列整齊莊嚴，邊走邊唱着《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的歌，從上午到下午，部隊連續不斷的前進着。歡迎和看熱鬧的群衆三層五層的站在馬路沿上的人行道上，觀看着和歡迎着入城的隊伍。那時，群衆對熱烈鼓掌和歡呼口號還不太習慣，但能在這北風呼嘯的時候站在寒冷的街上長時間的看着解放軍入城隊伍的人，可以説他們的心是熱的，是傾向民族解放事業的，剛從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中被解放的廣大中國人民還不善於用形式來表達自己内在的感情。

　　我個子矮，就抱着孩子擠在了最前邊，心情特别激動，暗暗地向他們説：同志們呀！我終於見到你們了，我也是你們其中的一員呀！我終於盼到這一天了。

　　但我身子突然一顫，眼前發黑，好像是被一枝冷箭射中我，誰還能把我當同志呀！我的身子癱軟了下來，坐在了馬路沿邊上。控制不住的泪水流呀，流呀！在我模糊的視綫中，馬路上的解放軍不停的過呀！過呀！

　　寒冷、飢餓、時間，我都不知道了，我現在想的是什麽？我也不知道了。但是我知道，我並没有想哭啊！可是眼泪却不由自主的抑制不住的往下流淌。

　　時間太長了，從上午到下午，我身後邊的人不知换了幾茬，但我仍是坐在原地不動地哭泣着，飢餓和寒冷使孩子受不住了，呱呱地哭個不停，我勉强地挣扎着站了起來，抱着孩子在暮色蒼茫中東歪西斜地往家裏走。

　　十五、艱辛時日

　　接待我的女同志何劍、男同志孫國樑，幾天後給我的答復：你丈夫的問題我們還不清楚，他没有結論我們不能給你安排工作，你可以自謀職業。

　　答復雖然很令我很失望，但我也只有接受。組織的意見是正確的，不能以我個人的願望解决問題，我完全理解，我也有信心努力争取，使組織瞭解我是清白的、一心向黨的。

　　人活着要喫飯、要消費，這是任何人也免不了的。我住的是私人房子，房東早已主動地不收房費了，電表因經常停電也没人查了，水在近處就有大井窩子，白天總是有人打水，以往有專人收費，現在也没人收了。我每天去舀兩桶水，用小木板車拉回來就能用一兩天，不淘米，也不洗菜很省水。

　　每日兩餐玉米麵粥，就着最廉價的鹹菜水疙瘩，有時鹹菜也斷了頓就放幾顆大鹽粒，有時能給孩子買包糕乾粉，有時孩子和我一樣吃玉面粥(北平人叫喝糊涂)。魚、肉、蔬菜、水果在很長一段日子裏我都没看到過，也没想過，我把這些都忘記了。

　　但是，省到骨頭裏去也得花錢呀!我把多餘的棉被、褥、棉衣等凡是有無皆可的東西都賣掉了，已經再無可賣的了。我才注意後院的鄰居大嫂們的丈夫每隔一兩天就去被服廠取些軍裝回來，大嫂們就釘鈕扣和鎖扣眼，計件付酬，這是一種極簡單的手工活，我也會做，我就加入到這個行列裏了。

　　每次取幾十套有定額，交貨時要經過質量驗收。我没有幫手就趁孩子睡覺時用長條布的一頭捆着他的腋下，另一頭拴在床欞上，再用枕頭擋上床邊，他醒了也不能摔着。安頓完孩子我就用拉水桶的木平板車取貨送貨。

　　直到幾十年後，每一想到就令我心痛和眼睛濕潤的一件事就是有一次在孩子睡覺時，我去送貨，把孩子托付給了在我屋做活的鄰居。因那次送貨的人多，我們排隊等着驗收，時間長了，到做午飯的時候孩子還没有醒，鄰居就回家做飯去了。我回來時在窗外就聽到了孩子的哭聲，進屋看到孩子趴在地上四肢挣扎着，嘴唇上啃了很多黑泥，脚上小棉鞋的前尖也是黑泥，看來他是從床上掉下來哭着挣扎了很長時間了，我抱起孩子和他臉貼臉，哭着説着我可憐的孩子!

　　這件事雖然幾十年來每一想到就刺痛着我的心，但我和丈夫、兒子從未説過。以往的傷痛告訴他們又有何益？這是屬於我個人的傷痛，只有母親才有的傷痛。

　　自從做了手工活後，减輕了生活上的窘迫，這筆零星的小收入改善了點我母子的生活。每隔三五天，我能吃頓麵條或是包幾個玉米麵菜團子了，孩子也能經常吃到胡蘿蔔、菠菜、碎肉粥了。

　　我給孩子買了個薄鐵做的“撥郎鼓”，一摇能響，這是小販賣的最賤的玩具，也是我兒子的童年時代唯一花錢買的玩具。

　　我住的屋子朝北，照不到陽光。偶爾我也抱着孩子去逛街，看看明媚的陽光。我家距西單商場較近，屬北平的西城區，市委在西郊民巷距離前門近屬南城區，相距有五六個站，乘有軌電車5分錢，這5分錢我也捨不得花，就抱着孩子走着去。只要上街就有一個欲望驅使着我走那條路，因我没錢買報紙，在那個地段，我能看到一些宣傳標語或時事新聞，那兒也設有反動人員登記處，也有相關政策的條文、資料隨便閲覽，如果不犧牲點時間總是埋頭做針綫活，我將對社會上的新鮮事物一無所知了。

　　我對“坦白從寬、抗拒從嚴”、“既往不咎、立功受奬”、“量才使用、妥善安置”背得滚瓜爛熟。總的宣傳政策是，我黨對犯了錯誤，或犯了嚴重錯誤的同志是本着挽救的態度，是本着治病救人的態度，只要真誠悔改仍是好同志。

　　看到了這些深入人心的政策，我心中有了底，我是相信黨、相信黨的政策的，這些政策在我心中點燃了一盞燈，使我有了新的希望。我們還都年輕，他還不到24歲，我還不到23歲，我們將來的日子還長着呢，只要我們努力争取，黨還是會給我們機會的，何况他還有才華，日語、英語都能運用，他還是能做些有益於革命的工作，彌補他以往過失的。我在逆境中又有了好的向往。

　　自做了手工活之後我們母子能勉强度日了，但精神上的壓力和痛苦却是難以名狀的，我不能向任何人訴説我本來是革命隊伍中的一員，同志和戰友們都凱旋了，我也是勝利者中的一員，可是我怎麽却變成了這樣一個人不人、鬼不鬼的一個小動物。我怕見以前的同志們和同學們，怕見親戚朋友，除了陌生人之外的任何人，我都怕見到。因爲我不知道我應該怎麽説，怎麽解釋我現在的處境……

　　當我深入地瞭解了黨的政策之後，這些宣傳在我心中引起了强烈的衝擊!黨把政策條款都明確地公佈於衆了，可以説是家喻户曉了，黨的政策突出了寬大和給出路，我雖知識淺薄、不諳世事，但我到過解放區，接受過革命的教育，我對黨的政策是相信無疑的，尤其是政策中的“既往不咎、量才使用、妥善安置”更增强了我的信心，因他是博學多才的，我如能把他争取回來，即可努力地爲黨工作，將功補過，又可家人團聚，這不是兩全齊美嗎。

　　黨的寬大政策是黑暗中的一盞明燈，我要奔向光明，我更如饑似渴的想把我所愛的人拉回來，我們還能像以前一樣地雙雙投入革命的洪流。

　　他背叛了共産黨，也背叛了我，現在是兩條戰綫上的人了，我現在這樣“人不人鬼不鬼”的局面是他一手造成的，更何况這不是一時一事的事而是終身污點和遺憾，對這樣嚴重的惡果我能不恨他嗎？

　　恨是恨，但除非是在萬不得已的情况下，我還是下不了和他一刀兩斷的决心的。他是我的初戀，我愛他超過了他愛我，我能够爲他去死，没有了他，我不知道我將怎樣地活着，我對他的爲人也不是不了解的，我們的母親曾是奉天(今沈陽)女子師範的首届畢業生，我們的父親在“九一八”事變前又同在張作相的屬下同事，我們是雙重的世交關係，我們從青梅竹馬到共同參加抗日，現在有了兒子，我們這段感情是深厚的，也是難得的。

　　現在黨的寬大政策，也是給了我把他拉回來的大好機會，我怎能放過?

　　北平在1949年1月和平解放了，上海還没解放，但還能通信，只是需要的時間長些，我就接二連三地給他寫信，在每頁的信紙上都有我斑斑的泪痕，我却没收到過他的回信，可是我却仍然繼續地給他寫。現在我唯一忘却不了的是每頁紙上都有泪迹之外，其他的我都回憶不出來了。

　　他現在在哪兒呢？是否還活着？怎麽不回信呢？我百思不得其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