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短暫的團聚

　　1949年5月下旬的某日，太陽剛一昇起陽光就很强烈，快到中午了，我帶着孩子在院門外玩耍乘凉，這時二哥很突然地就出現在我的面前，好像是從地縫裏冒出來似的那麽突然。他真的回來了，穿着一身農民式的黑布褲褂，臉色也比以前黑了，肩上挎着一個草緑色的舊帆布包。

　　在突然面對面的一刹那，我們都並没有喜悦和激動，只是彼此都淡淡地微笑了一下，我輕聲地説了句：“你回來啦！”他没做答就抱起了孩子向屋内走去。

　　我們分别的時間是在1948年的中秋節後，國民黨市黨部分配他去天津，我爲了表白自己的清白，堅决不和他同去。在只見過他一次短信，但没給我寄過分文的時候，平津沿綫就開始了激烈的争奪戰了，由此我倆音訊斷絶。按較準確的日子估計，我們的分别可能只有10個月左右吧，可是就在這不到一年的時日裏，却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在1949年的1月初，北平和平解放了，這是我夢寐以求的大好事，但是因爲我受到了丈夫的株連，我没有勇氣參入到歡迎入城隊伍的行列。我也没有勇氣去見勝利歸來的同志們，更無顔面對親友和同學們，我成了一個非人非鬼見不得人的怪物了，我像是一個凍僵了的蜇居的小蟲子。我感受到的耻辱和哀怨是不能向任何人訴説的，只有暗自默默地吞咽。我對他的恨也是難以啓齒的，因爲和他的結合是我自己的選擇。所有這些斬不斷理還亂的感情，最終還是被初衷的愛情維係住了，我既没有横心割斷少女的初戀，但也燃燒不起像陽光般的燦爛愛情了，因爲在陽光之上已掩上了濃濃的烏雲。

　　在團聚第一天晚上，我們没有體會到小别勝新婚的喜悦，也没談到危難之中見真情的詞彚，因爲我們已無心思再去想夫妻之間的事了，按照共産黨的階級路綫來劃分，我倆已經是兩條戰綫上的人了。嚴酷的現實擺在我面前的是只有兩種選擇：一是劃清界限和他離婚；一是争取他回來立功贖罪。我只能采取後者，我們既相愛又還都年輕，我倆人的性格又都是能埋頭苦干的人，雖説是“亡羊補牢”吧，黨的寬大政策也給了我們重新做起的機會和信心。

　　他的歸來對我還談不到是“欣慰”，只是在心靈中出現了一個亮點，這個亮點並不是考慮到我們的前途如何，因爲對我們的前途我們已無權選擇了，只有按照黨的寬大政策來安排了，寬大到什麽程度？是因人而异，没有衡量的標準，我只是覺得他在政治上雖然背叛了我、欺騙了我，但如果按單純的作爲丈夫和父親來要求，他還是仗義的、負責任的。我也聽到了有人講些國民黨的中下層官員抛妻棄子獨自逃往臺灣的事例，但他畢竟還是不顧中國古老的説法“好馬不吃回頭草，好漢不吃回頭食”，忍受着比死更難受的滋味回來了，這是他做人的良知和爲了愛情所做出的付出和抉擇。

　　我最瞭解他，他性格内向沉默寡言，自尊心很强，這是他爲我第二次不顧自尊心了，第一次是違背了母兄的意願和個人的走向在未立業之前就和我同居了。因爲不這樣做，我的父母爲了减少生活的負擔就要把我嫁給别人了。因此，在經濟還没獨立之前，爲了不辜負我的愛情就只有同居了。

　　雖然這次事件要比生活問題嚴重得多了，他除了失去自尊之外，我也難以預料出還失去些什麽？記得他曾經和我説過：“愛情至上的人是最没有出息的人！”現在我擁有的這個丈夫就是最没出息的人了。我現在對他已失去了以往的脈脈柔情，但也難以抱怨，我决定和他厮守，因爲他是聽到了我的呼唤回來的。

　　在陋室昏黄的燈光下，我聽着他緩慢地述説着他離開我之後的簡單過程，他在上海接到我的動員信時，上海的形勢已很緊張了，國民黨對所屬人員監視得很嚴，要把黨部的一些人撤到臺灣去，他也假裝準備要去臺灣，進入了赴臺灣的船的船艙，然後借故下了船，把衣物留在船上逃了出來。

　　蘇州在上海解放之前就已解放了，他到蘇州的公安部門自首。在此之前他也有過立功表現，就是把國民黨計劃要逮捕的一批人的名單交給了共方的有關人員(大部分是在校的大學生)。蘇州當局接納了他，按投誠人員待遇，在那交待問題、集中學習和受訓。因他的事情發生在北平，妻兒也在北平，就把他轉到了北平公安局二處處理。

　　他説得很簡單，可是我也不願意多聽這些揪心的事情。我更不願意向他訴説在他走之後我的窘况。他回來了，過去的一切也就告一段落了，説了也没用，反倒徒增煩惱，我們應該集中精力掀開新的一頁了。

　　我又向他認真地講述了黨有關這方面的政策——坦白從寬、抗拒從嚴、立功受奬、既往不咎、量材使用、妥善安置……黨的政策是如此的寬大，如此的光明磊落公示在群衆面前，我們還有什麽可顧慮的呢！就踏踏實實地往前走吧！毛澤東也説過，人非聖賢誰能無過，只要改了就仍是好同志。還曾説過，對有的人應該拉過來的就拉過來，而不應該推過去……

　　我們這樣年輕，只要今後聽黨的話，按照黨的指示努力工作，我們是能做些有益於人民的事情的。以前總是他教導我，我總是以他爲師，現在却反過來我教導他了，我們倆人的反差有多大啊！我爲此感到凄凉和悲哀！

　　第二天他去了公安二處，交上了帶回來的一袋材料，就等着聽候處理了。在等待的日子裏，我倆把愛都集中在孩子身上了。由於營養不良和缺少父母在智力上的啓發，孩子的發育很差，已經16個月了還不會叫爸爸、媽媽，路也走不穩，我倆就席地而坐拉開一段距離讓孩子來來回回地練習走路。有一次，孩子撲向他的懷裏時，摟住了他的脖子，他開心地裂嘴笑了，在孩子向着我走來時，他用大手摸了摸孩子摟過的脖子，又咂了咂嘴，幸福地笑了，這是一生中他們父子最親密的一刻……

　　我們現在的生活費是蘇州官方給他的路費的剩餘，錢對我們來説仍是非常的緊缺！我們每天的飯多以小米麵的豆餡餅爲主，1角錢就能買五個。就它不用菜，孩子也很喜歡吃餡，其它的東西只要能壓縮的就盡量的壓縮。例如連牙膏對我們來説都是奢侈品了，我們就用牙粉。

　　我們也去逛了幾次街。在燈光的照射下玻璃窗内五光十色的童鞋很好看，孩子站在那兒，小手拍打着玻璃窗，我拉他他也不肯走，他爸爸動心了就給孩子買了一雙，這也是他爸爸給他買的唯一的也是最後的童鞋。

　　妻子、兒、女雖然不是一個男人生命中的全部，但也是一個男人生命中的大部。他也願意終生爲他們盡責任。可是……

　　公安二處的决定下來了，分配我倆到華北大學去學習。我倆對這個决定欣然接受，這也是黨本着給出路的政策决定的，我們立即要做的準備工作就是安排孩子。想到了唯一可以求助的一家就是我們的鄰居劉某，他的妻子40多歲没有子女，他在石景山鋼鐵廠當工人。我們事先都没有徵求人家的意見就硬是把孩子送去了，他們夫妻也没有研究的餘地，這個意想不到的忙也只好幫了。

　　人們常説“機遇”，很多人是因有了機遇而使情况好轉，以致使他的人生開始昇華，也有的機遇給人帶來不幸和灾難！

　　送走孩子的第二天上午，我倆去火車站看火車的通車情况，因我們的經濟又陷入了困境，他給沈陽的哥哥去了信求助，正趕上平沈之間的鐵路因水灾已數日不通火車了，因此我們所需的匯款久久來不了，我們很是着急，就去火車站瞭解一下通車的情况。就在站前的路邊遇着了二哥做地工時的聯繫人李營，我是於心無愧的，見到了他我很高興，好像是他鄉遇故知，我很熱情的向他打招呼，可是李營當時就變了臉色，没和我們説話就把我倆送走了站前派出所。他只和公安人員交待了一句：這是兩個特務分子，他轉身就走了。

　　我對李營的這句話並没在乎，因爲我心中有底。我想，李營對我們以後的情况並不知道——我已向市委做了匯報，二哥已經在蘇州自首，和公安二處已經决定派我倆到華北大學學習。

　　在站前派出所的登記處，我把所有的情况都説清楚了，請他們用電話和市委聯繫。也不知什麽原因，從上午到天黑也没結果，我堅决不進牢房，一直在他們值班的室内外徘徊、等待。

　　他們找領導。我説，我1945年參加抗日，進過國民黨的牢房，現在解放了，我也没犯罪，憑什麽進牢房？説得他們想出了一個折衷的辦法，白天可以在室内外走動不進牢房，天黑了就要進入牢房睡覺。我在牢房睡了三個晚上，經北平市委組織部的證明，星期一上午把我釋放了。

　　自進入站前派出所，我和二哥就再也没見着面。去華北大學學習是公安二處批準我們倆的，現在二哥被捕了，我也去不成了，我把孩子接了回來，只好另謀生計了。

　　進入站前派出所的三天三夜，我没梳過頭，回來第一次梳頭，我看到木梳上全是頭髮，我心一驚像是全部頭髮都要脱落的樣子，我就用手按着髮根再梳，一點用也没有，直到露了頭髮。我在1946年從解放區回來患了一場傷寒病就脱落了大部分的頭皮，只剩下了掩不住頭皮的稀疏短發，現在雖未患病，可我真是已心力交瘁了。

　　二、下落不明

　　本來公安局二處已和二哥説定，很快就分配我倆去華北大學學習，我倆才去石景山安排孩子，不想没過兩天就出現了這樣意想不到的事，我除了生活窘迫外更增添了新的憂思，我丈夫不但没有被釋放，反而下落不明瞭。我盡我所知所能，到北平市的公安部門去打聽我丈夫的下落，結果都説“查無此人”。

　　這也就更苦了我兒子，有時我把他放到我的父母處，有時放在鄰居家，有時去近的地方我就抱着他去，我知道我兒子也是在陪着我受罪，他不但談不上營養和定時喫喝，而且飢渴是司空見慣的事，他還不到一歲半，可他的膚色又黄又暗，他很乖，有時乖得都引起我的心疼，我吻吻他黄瘦的小臉，他一點也没有反應，我從没見他像其他兒童那樣活蹦亂跳過。

　　奔走了幾個地方後，我推測二哥是不是給送到北新橋砲局胡衕那所監獄了，那兒是專門關押政治犯的地方，至今還没有放他，是否又把他送到那兒去了？憑我主觀猜測，在9月下旬的某日，我起了個大早，把孩子托付給了鄰居，我就去了砲局胡衕。

　　從晨起就是陰霾的天氣，我也無心顧及了，砲局胡衕在東城的最北邊，我住在西城的南邊，相距有20裏左右，坐有軌電車還要换一次車，往返需要4角錢，爲了省這廉價的車費，北平的東西南北城不論去哪兒我都是步行。

　　砲局胡衕地處北新橋的十字路口，較爲熱鬧，但只要到砲局胡衕的路口就没人輕易往裏走了，這條又深又寬的大胡衕没有商店和住户，在遠處就見有高高的圍墻，在盡頭的迎面就是設有鐵絲網的高墻了，在高墻的上頭有幾個圓形的崗樓，解放軍持槍在上面站崗，下面有兩扇關閉着的黑色大鐵門，兩旁也有解放軍持槍站崗，没有汽車進出的時候就不開大門，出入的人都是手持證件，從大門上另辟的單扇小門進出。

　　我來的當天，正巧是接見犯人的日子，已經排了六七條的長隊了，排隊的大多數是婦女，還有少數的老年人。我排到了一個中年婦女的後邊，問她是否排隊等候接見，她説是。我又問她多長時間可以接見，她説一個月。她還反問我是否没有接見通知，我説没有。她説没有通知就是不允許見面，讓我不要排隊了。我説我家離這兒很遠，既然來了就排着吧，見不着人就把東西放在這兒吧。説話時下起了毛毛細雨，我見别人都已身着秋裝，夾外套或是羊毛衫，我這才意識到現在已進入深秋了，我仍穿着一件藍布衫，被雨淋得有些潮濕了，我凍得發抖。我是那裏最衣衫襤褸的人，如果不是凍得發抖，我是没有心思去看别人的衣着打扮的。

　　我已排到了登記處，工作人員向我要“接見通知”，我説没有。他説没有通知還是不允許接見，我只好把我丈夫下落不明的情况向他説了，他説那不一定關押在這兒呀，讓我回去等通知。我求他收下我帶來的東西，他不肯，説人都不知道是否關在這，怎麽能收我的東西。我説如果我丈夫在這兒，你就給他，若不在這兒，就把東西扔了，也不是什麽值錢的東西。我就把極寒酸的炸醬和幾個鹹鴨蛋放在那兒了。

　　我想，如果二哥在這兒，獄方把東西交給他，他就知道我來過了。

　　我的父母是盡了他們最大的努力幫助我了，但他們的能力又是多麽的有限和微薄，他們真是愛莫能助了。如果不是我父親姨太太所生的女兒和兒子的粗暴干涉，我的父母是能够幫我帶孩子、讓我找工作的，可是父母現在是做不了子女的主了，從居住條件到經濟條件他們確實也很困難。

　　不論是在經濟還是精力上，我都已陷入了深淵，我再也無力挣扎了，如果再這樣下去我的第二個兒子的性命也保不住了，我再也没有力量逞强了。爲了讓孩子活下去，我也只有忍辱含羞去奉天，投奔婆婆，這是我惟一可行之路了。

　　三、投靠背叛之家

　　解放初期的北平，每天都有好多地方貼着招工啓事，不計較性别和學歷，身體健康就可以了。但苦於我不是孑然一身，我懷中的幼子拖累着我。如果不受丈夫株連，我的兒子就能按供給制入托兒所、幼兒園。但現在我已不算是革命隊伍中的一員了，“自謀職業”者有困難不能靠組織給解决，要靠自己解决了。

　　惟一能給我解决這一難題的只有婆婆，我知道她很不願意，我也不願意讓她幫忙，但是現實逼着我不得不厚着臉皮把孩子甩給她，因爲這是她的兒子的骨肉。我不知道我這種做法是不是“耍無賴”，可是我但凡有一綫之機我也羞於這樣做，我是完全淹没了自尊才能幹出來的，但爲了兒子我只能如此。

　　我和二哥同居後的那年冬季，婆婆帶着她的弱智兒子來到北平和我們同住，還没住够半年，我們就去瞭解放區。最令她痛苦的是她的愛子（我的二哥）放着北大西語系不讀而中途輟學，影響了將來的發展，尤其是我們走了，她不知我們去向與生死，這對她當母親的人來説打擊太大了，我是做了母親後才深切體會這一點的。

　　二哥是婆婆最疼愛和傾注心血最多的兒子，因在他之後所生的子女都未成活，生下二哥12年後婆婆才生了個弱智兒子。二哥童年時除了接受學校教育，傳授知識給他的最多是母親而不是父親。

　　我們去解放區的時候，婆婆没有送、没有流泪也没有囑咐。我們走後，她帶着弱智兒子回到了奉天。當時她的長子媳婦病故，遺下的一子一女被送到外婆家，長子（我們稱他爲大哥）在家“賦閒”。婆婆賣掉了祖父留下的一小塊土地，用賣地所得租了三間小屋，臨街的一間用來賣油鹽醬醋豆腐之類的小食品，地方很窄小，也是小本經營，但婆婆却爲它起了個很大氣的名字，叫“三順興”，意味着她對三個兒子的祝願。

　　這三間小屋是連在一起的，一間屋子能照進陽光，婆婆、弱智小弟和婆婆的一個遠房外甥女叫小玉（也就是楊先生的女兒）的，都住在這間屋裏。另一間是小店的後屋，陰暗潮濕，白天進去要開燈，大哥和楊先生就住在這屋。

　　東北貧民的住房都是鍋臺連着炕，既做飯又取暖，爲的是節約地方和柴火。婆婆的小屋是卧室、厨房和飯廳三合一，上厠所就去附近街上的公厠。這樣的居住環境再擠進我兩母子，其窘境也就可想而知了。

　　尤其是婆婆從中年開始就沾染了吸鴉片、抽煙和喝酒的嗜好，人變得很懶惰，已年近半百，居住環境又這麽差，她怎麽願意給我帶孩子呢？

　　最難忍受的是我們背叛了她，背叛了家庭，婆婆雖然没説什麽，但她的沉默和不關心證明她對我們已徹底絶望了、放棄了，只當她没有養過這個兒子。可出乎意料的是我竟然如此地没志氣、没自尊地又來找她，而且還給她送來了一個“活累贅”。

　　還有更使她尷尬的是解放了，她見到别人的親屬、子女都勝利歸來，關係較近的親友還問到了我們，她是一位受過高等教育的人，每逢這種場合她的難堪也就可想而知了。

　　如果我不去。她對親友們還可以支支吾吾，或者説不知其詳，現在我帶着孩子寄其籬下，她也就毫無逥旋的餘地了。

　　當我進入三順興小店這個所謂的“家”時，婆婆正躺在炕上吸大烟，大哥從外屋跟了進來，我没有説話，把孩子放在炕上就掩面而泣，落到了這地步，我還能説什麽呢？我能説這都怪你兒子，是他造成的，我没有一點錯和責任嗎？在二哥的母兄面前，我這樣説有用嗎？其實我不説他們也心知肚明，也許他們心中鄙視我“太没志氣了”，如此狼狽地來投靠他們。

　　對我母子的進入，婆婆表現得非常冷漠，她不但没理我，也没看她的孫子，仍繼續抽大烟，大哥只淡淡地説了句：“别哭了，洗洗臉休息吧！”大哥去外屋應付生意，我開始給孩子换尿布。

　　我覺得這是我爲兒子做出的最嚴酷的犧牲，什麽自尊、壓抑、悲哀，現在都土崩瓦解了，在我的心靈深處，惟一的“坐標”，就是不論事態如何，我都必須給我兒子找個安身之處。

　　晚上睡覺時，小弟睡炕頭，接着就是婆婆、小玉，我和兒子靠墻，一個小土炕擠得滿滿的。

　　小玉没有文化，但她明白事理，善於待人。我們相處的時間還没有3個月，她就由婆婆做主與人結婚了，但我倆却建立了深厚的友誼直到如今……她對我的幫助是别人難於做到的。而她的行動獲得了她的公公的支持，她的公公是我婆家幾十年的老相識，這位善良的老人始終支持小玉近20年如一日地幫助我。

　　四、柳暗花明

　　初到婆婆這個窄小的家，我感到自己真是多餘的人，既没有我個人的空間，也没人搭理我。每天和小玉只能説上三言兩語，她可能是怕她姨媽（我婆婆）説她多嘴，也不敢和我親近。不過我倆在無形中却産生了一種默契，因爲我們都是寄人籬下。

　　除婆婆和傻小弟在小炕桌邊喫飯外，其他人喫飯從没有過飯桌，都是自己找個地方或坐或站地喫飯。爲了生意婆婆、大哥和楊先生也不能同時喫飯。他們的共同點是每天都要飲兩次白酒。喝酒要有酒菜，他們就各自在小鋪所賣的副食之内選些不用再加工的食品：熟肉、豆製品、花生米等。婆婆早上喝牛奶，她的主食是買現成的饅頭、餅之類，大哥有時能吃着些饅頭和餅，其他人包括我不到兩歲的兒子每頓飯都是吃高粱米粘糊就鹹菜、大醬，從不吃蔬菜，可能是吃蔬菜又貴又麻煩，還需要佐料，因此也就省略了這一項。

　　高粱米粘糊頭粥是婆婆的獨創，只要和她在一起生活，她就讓我們煮這樣的干粥，她的解釋是比喝稀飯能挺多些時間，又少撒尿，比吃乾飯又省米。

　　婆婆從來不看我的孩子，也不逗孩子説話，就和没有我們母子存在一樣。有小玉伺候着她，我想和婆婆説話也没機會。

　　我魂牽夢係的只有丈夫，他佔據着我的腦海，我每時每刻都在想，他這次被捕純屬誤會，根據黨的政策，只要公安部門搞清楚了，知道他是自首並有立功表現，就能解放他，給他安排工作，因此我總想着他會突然地出現在我的面前。

　　他會知道在我走投無路時，我就只有回奉天了，他會到奉天來找我的。

　　正因爲有此想法，我每天吃完早餐就到火車站去等他。我住鐵西區，火車站在和平區，相距大約有20裏的路程，我每隔一兩天或接連着幾天都去，我抱着孩子，不時還喃喃自語地對不懂事的孩子説：“走，媽媽抱你接爸爸去。”這句話一路上我要和懷抱中的幼子説很多次。往返都是步行，累了就坐在馬路邊休息。因爲在解放區有過幾次行軍，雖然我是平脚板，也鍛煉出長途跋涉的本領了，何况城市的馬路很好走呢。

　　在火車站，望着出站口的人流，我兩眼不停地搜尋他的身影，直到人流走盡，服務員關上了出口的門，我才失望地抱着孩子往回走。

　　我的痴情、我的狂想，簡直到了瘋癲的地步。

　　婆婆的家及小鋪坐落在鐵西區小六路，解放前就是工人居住區，家屬宿舍都是一條條從東到西的胡衕，南北對着也是統一規格的排列整齊的紅磚平房，共計有30餘户人家，男人都是工人，女人多數都是從農村來的家庭婦女，房子一家挨着一家，没有院子，男人們上班後這條胡衕就成了婦女、兒童們的活動場所了。只要天氣好，這兒就不斷人：聊天的，做針綫活的，哄孩子、曬衣服，夏天給孩子洗澡、做飯等等，總是把這條胡衕給充分地利用起來了。

　　這兒的優點是大家都不寂寞，有點小事也便於互相幫助。

　　婆婆卧室的門一個通向小鋪，一個通往這條胡衕。我回來只幾天的時間，這條胡衕的婦女們都知道了，有幾位還來看我。有位大嫂還向别人嚷嚷：“老王家大姨的二兒媳婦回來啦，還帶着個小小子，人可開通啦。説話還很隨和的，我一看就知道人家是有文化的人。”經她一説，主動和我打招呼的人也就多了，我也很快成爲她們中的一員了。

　　有幾位大嫂幫人縫襪子挣錢，我問她們在哪取貨，縫一雙有多少錢。大嫂説，襪廠來人取貨送貨，縫一雙給4分錢，都是粗白綫織的襪子，只把襪尖朝上的開口處縫上，把後跟兩側的開口處縫上就完了，没有多少活，幾分鐘就縫一雙。我一看這比我在北平鎖扣眼、釘紐扣容易多了，尤其是還不用自己取貨送貨，我就開始縫襪子了。

　　很快我就有零用錢了，我可以給在北平的父母寄信了，也能給孩子買些餅乾之類的小零食了。

　　我不能忘記的是在我兒子兩周歲的那天，1950年4月12日，我給他穿上了用我的舊衣服給他改做的新樣式的小外衣，理了分頭式的髮型，讓他雙手拿着個大蘋果，照了張2寸小照片，這是我兒子孩童時代惟一的小照片，在文革抄家時被抄去了。

　　有一天，派出所民警來催成立掃盲班（那時還没有街道、居委會，所以有關居民的事均由派出所負責），過去也曾催過多次，因爲没有合適的教師人選，現在就把我選上了。

　　我的學員都是大娘大嬸大嫂大妹子，雖然我也寫了花名册，但那只是爲了向上級匯報用的，我們之間平時怎樣稱呼現在還是怎樣稱呼，因爲直呼其名她們感到很生硬，所以仍像以前一樣的稱呼，以加强彼此間的團結。

　　在掃盲班上課時，我首先教她們認識和書寫各種不同類型的數字，教寫每日的支出和收入，教她們認識和書寫自己和家人的姓名，結合自身的應用來引發她們的學習興趣，這樣的效果又快又好。

　　1950年5月，派出所介紹我到離家20分鐘路程的景星小學校内任夜校教員，教工人文化，晚6點到8點，按課時計工資。

　　我想，組織叫我自謀職業，我到沈陽還没計劃怎樣找工作呢，我的職業就來了，從縫襪子、掃盲班開始，現在又聘我去教夜校了，雖然我現在的一切都是要從零開始，但這畢竟是一個好的開端，從此我對自謀職業有了信心。

　　在解放區，我任文化幹事，在軍區招待所教戰士們高小以上的文化課、讀報，後因臨近産期被調到保育院爲護士們講解《護病法》，在教她們的過程中，我認識到要達到較好的教學目的，首先就要和她們搞好團結。在當時，幹部們的口頭禪，就是要和學員們打成一片。這些青年男女，多半都是來自農村的貧苦農民家庭，他們都很淳檏、善良、勤勞，很容易相處。他們最討厭的就是有些小知識分子的矯柔造作。掌握了他們的心理特徵，我也以檏素的生活方式和真誠的友情去面對他們，因此我自己也感到勝任愉快。

　　現在做婦女的掃盲工作和教工人文化，我也是以在解放區時的教學辦法來做，獲得了較好的效果。

　　在别人看來我的收入和職業都是微不足道的，但對我這個“喪家之犬”來了説，却是柳暗花明瞭。

　　五、突變

　　婆婆的外甥女小玉由婆婆做主嫁給了世交之子楊占福，他倆年貌相當，占福還是國營大廠的技工，這對没有文化的農村姑娘小玉來説就是很好的歸宿了。

　　小玉走後，干家務活的人走了，我們每個人的生活都受到了影響，最感不舒服的就是婆婆了，她貼身的侍女走了，她的情緒自然也就壞了許多，她顯得异常的煩躁。

　　我也很厭煩，因爲小玉所做的家務事就要由我來代理了。

　　夏日晚上8點鐘以後，我從夜校歸來，走在肅静的馬路上，微風拂面，使我有一種神清氣爽的感覺，想到剛才一位30多歲的學員和我開玩笑説：“雷老師你年紀這麽小，個也這麽小，以後我們就叫你小老師好了……”他説時就有好幾個人跟着笑了起來，也附和説以後叫我小老師。想到這裏我笑了，經過兩個多月的相處，我們已經混得很熟了。

　　進屋看見兒子坐在炕角，小手擺弄着一本破書，小臉小手都很臟。他見我走近炕沿，就向我爬過來，叫着媽媽。我給他洗乾净後就洗衣服，做完瑣事後就上炕摟着他睡覺。他自幼就養成了一種習慣，睡覺前一定要把一只小手捂在我的胸脯上。如果他還没睡熟我就把他的小手拿開，他立刻就醒了。所以我必須等到他睡熟後才能慢慢地拿開他的小手，再給他蓋好被讓他單獨睡。每天的午睡和晚睡都是如此，只有這時才是我們母子每天最温馨的時刻。

　　有一天，上完掃盲班的課後，一位大娘凑近我説：“他二嫂，你别教夜校了，你走後孩子就没人管了，天都黑了孩子還在外頭哭，我們都看着怪可憐的。你走後他奶奶就放下窗簾，關上屋門抽大烟，孩子哭得時間長了，有時楊先生出來把他領回去，有時他大爺把他領回去，他奶奶一次也没出來過。”

　　我聽了後説：“好吧，我不教夜校了。”當時我腦中閃現的只是兒子凄慘的哭聲，其他的事都没有考慮。

　　婆婆和楊先生都是從30年代生活條件好時吸上了鴉片煙，方便的時候就擺上大烟盤，躺在炕上舒舒服服地抽，不方便的時候就像吃中藥似地吃適量的大烟膏子。在我的印象中，抽大烟從來是民不舉官不究，解放初期仍是如此。所以吸鴉片者也是掩耳盗鈴，關上門窗再吸，即使有人看見也是熟視無睹。

　　第二天上午，我就去景星小學向教務提出了辭職，教務感到很意外，説教得好好的爲什麽要辭職，我説没人幫我看孩子，這是他們解决不了的難題，所以也就允許我辭職了，那些學員也就暫時停課了，我也没有去向他們告别。

　　有一天我從外面回來，看到婆婆、大哥都陰沉着臉不説話，我平時雖很少見到他們的笑容，但也從未見到過這樣的陰沉面孔，使我感到心悸。我不好問是爲什麽，只有自己該干什麽就干什麽，因爲他們没有把我當成家庭中的成員。但不論是出於好奇心還是責任心，我還是想知道這是爲什麽，因爲我們畢竟同住一個屋檐下。我决定去找小玉問個究竟，因爲楊先生也不見了，楊先生和小玉是父女，她自然能知道内情。

　　小玉住在和平區，交通方便，距離繁華地段也近，是日本投降時遺留下來的日式房子，他們占住了。解放後由房産管理部門接收，小玉他們租了下來，租金很便宜。

　　小玉現在生活很幸福了，白天公公丈夫上班，只她一個人在家，她没什麽文化，就做些針綫活消遣。因爲不在她姨媽（我婆婆）的眼皮底下生活了，她就比以前活潑熱情多了。她留我喫飯，還給我兒子買了零食，向我説了些詳細的情况。

　　原來是婆婆與楊先生私通的事被大哥親自撞見了。其實最先發現此事的是大嫂，大約1943—1944年間，她告訴了大哥，但大哥不相信，因爲他太相信自己母親的品德了，覺得她知書達理、相夫教子、深明大義，是典型的賢妻良母，好名聲是親友公認的，哪能做出如此下流之事。第二個發現此事的是我，我告訴了二哥，他也不相信，他們兄弟倆對母親都同樣的又敬又孝又崇拜。

　　這次是大哥自己撞見了母親與楊先生的事，於是他歇斯底裏大發作，大聲痛哭，駡他媽媽是個無耻的女人，説自己對不起大嫂，當年没有相信大嫂（這時大嫂已經死去兩年了），説婆婆對不起兒孫（此時婆婆已經有一個孫女兩個孫兒了）。大哥逼母親嫁給楊先生，和楊先生一起走，但必須把小弟來順留下。婆婆不願意，就給兒子跪下了……

　　大哥冷静下來後，給了楊先生一筆錢，讓他自謀生路，楊先生就住在了女兒家，用這筆錢買了一輛手推車，賣蔬菜維持生活。他爲人勤快，生意也作得很好。

　　大哥是鰥夫，婆婆是寡婦，小弟智障，我二哥生死未卜、下落不明，自己帶着兒子寄居在這樣的環境中，一個支離破碎的家庭，我身心所遭受的摧殘也就可想而知了。

　　但是，有了這樣的“突變”，也給我們的日後生活帶來“生機”。

　　六、各自謀生

　　婆婆和楊先生的姦情被大哥撞見後，她和大哥之間的尷尬就可想而知了。目睹這樣的僵局，我只有調解。我安慰婆婆説：大哥的氣憤是暫時的，過幾天就氣消了，母子還是母子。大哥發脾氣，可能也和他這幾年的諸多不幸有關：老婆死了，子女送到岳母家撫養，温馨的家没有了，工作没有了，弟弟生死不明，我和兒子又來拖累他，在小鋪賣東西，兩塊豆腐、5分錢鹹菜都得侍侯人家，他能不心煩嗎！？他也是借這個原由來發泄發泄心中的積怨罷了。其實母子之情是割不斷的，過一段時間自然就恢復了。

　　婆婆説我的話也有道理，其實兒子的這些難言之痛她做母親的能不了解嗎？她自己不也要忍辱負重地繼續活下去嗎？所以我們三個人都是在痛苦地挣扎中活着，但我們彼此間都不能像朋友一樣打開心扉互相傾訴互相安慰。

　　這時我扭轉了總是把自己當成局外人的態度，我每天都主動地和婆婆説話，因爲我開始同情她了，我突然覺得她是既可憐又可悲的不幸者了。20年前她一直爲自己精心培養的兩個品學兼優的兒子自豪，可現在一切都落空了。她的三個兒子雖然情况各异，但都是自顧無暇，不但在物質上不能奉養她，在精神上還都累她操心。更雪上加霜的是她在長子心目中的地位已是一落千丈了，她的晚年是多麽的辛酸和不幸！

　　楊先生走了，小鋪的主要勞動力没有了，小鋪也倒閉了。

　　大哥的專業是成本會計，他要找工作了，解放初期百廢待興，找工作是很容易的，街上到處都貼有招工啓事，很快他就在國家的建築部門任成本會計了，這一工作他一直做到文革自殺。

　　這時婆婆的心情和我初來時也不一樣了，她的尊嚴和威嚴都已失去了，她也自感人微言輕，鴉片煙不吸了，每日靠吞服點鴉片烟膏撑着。

　　有一天，婆婆深情地和我説：“你也找工作吧，我給你帶孩子。”

　　婆婆表態支持我找工作了，我很振奮，由此也拉近了我們婆媳的距離。我真的從心裏把她當成自己的媽媽，因爲她是我丈夫的媽媽，又是看着我長大的。雖然她不同意我們的婚姻，但我對她是理解的：首先是我們結婚時她的兒子還在讀書，經濟上還不能獨立，父親又早逝了；二是以她兒子的學問和學歷，能够找一個比我條件好的伴侣。作爲一個母親，對子女的婚姻不都是從實際情况考慮的嗎？我母親也不喜歡我嫁給二哥，理由是二哥的媽媽爲人苛刻，二哥又很孝順，處處聽母親的話……但是，在我們成家後，婆婆和我媽都默認了，雖然她倆都不滿意，再也不説一句不利於和睦的話了，所以我對婆婆並無怨意，現在她晚景堪憐，又主動提出要幫助我了，我很受感動，我一定視她爲母。

　　繼大哥之後，楊先生和小玉的公公也都找到工作了，他們都應聘在國營企業做勤雜工。看到他們都上班了，我很着急，因爲我找工作就不能像他們那麽容易了。根據我在北平報考燃料工業部門的經驗（招高小以上文化程度的工人），我都未被録取。一位有社會經驗的人和我説：“你把已婚這段不寫，找工作就容易了，共産黨喜歡録歷史、家庭背景簡單的人。”經他的這一提醒，我决定冒險一試。

　　我到派出所，只有一位民警在值班，因我在居民組擔任過掃盲，龢民警也認識，我對他説自己要找工作，請他給我開個報考介紹信，他没跟我要户口本，就照我説的開了介紹信。那時我若按周歲計算是25歲，但我告訴他我20歲，未婚，他都依照我的説法寫了，還寫上住址，蓋上公章就完事了。

　　平時我並未想過這位民警是否知道我已婚，也没注意過他是否見過我兒子，但他對我如此寬待却幫了我永遠不能忘記的大忙。憑着這一紙介紹信，我報考了和平區集體商場招聘的廣播員，這是多麽的僥幸，人家只聘一人，有30多人報考，我考上了。

　　我喜歡這份工作，我自幼就喜歡文學和演講，對做好這一工作我很有信心，我一定努力把它做好。

　　七、“青春少女”

　　1950年8月初，我隱瞞了已婚的情况，少報了5歲，考上了沈陽市和平區解放路的和平集體商場任廣播員。

　　這是一個大型的綜合性企業，由小業主們聯手合辦，銷售紡織品、皮革、化妝品、鞋襪等日用百貨，品種繁多，商場總面積有1000多平方米，業主有幾十户，管理人員却只有幾個人。在商場最裏頭的角落，搭了個簡易的二層小樓，供領導和財會人員辦公用。

　　廣播室是在商場的前門和橱窗的一角間隔出的一間面積不足十平方米的小屋，所有的播音器材全部都是新的，我是這裏的第一任播音員。

　　領導和我談話，他先介紹了商場的業務，然後安排具體工作給我：每天在報上選擇社論或者時事新聞片段。播報給大家；其次是介紹商品種類，由我擬稿，但要記住每個攤檔播出的次數要公平，以免業主有意見，當然播的次數越多業主越滿意。我的試用期是三個月，試用工資每月25元，工作時間是早9時至晚7時，商場是企業也是服務行業，因此年節假日都不能休息，平時每個月僅能休一兩天，選擇天氣不好顧客少的日子休息。

　　對所有的條件我都一一應允，因爲我現在是飢不擇食，只要有份固定的工作，什麽時間待遇我都没有計較的餘地，我只有把工作做好，争取受到好評，確保有個固定的“飯碗”，改善一下生活，讓我們母子能苟延殘喘。

　　由於和婆婆的關係得到了改善，她主動提出幫我帶孩子，支持我找工作，我很感激，但我知道她不可能會細心地照料孩子，因她的孩子都是别人帶大的，她没有帶孩子的經驗和耐心，她的前40年一直過着養尊處優的生活，不會做飯做菜，實在没人做時她只會煮粥和炖土豆泥，何况現在她年已半百，不但要自理生活，還要兼顧她的弱智兒子，如今我這個剛剛能走路的孩子又托付給她，也真是强人所難啊！但除此外别無他法。那時在東北有一句大俗話“日本人吃高粱米飯没法子”（日本投降後其國民生活困窘），用這句話來形容我們婆媳的無奈也很恰當。

　　除了孩子，最讓我牽腸掛肚的就是渺無音訊的丈夫了。雖然開始時那種抓心撓肝的情緒已經减弱了，在北平我找了幾處公安部門仍毫無結果，我也就再無他法了。到沈陽後我又望眼欲穿像患精神病似地多次到火車站等候他。我只有一個鑽牛角尖的想法，他這次被捕純屬誤會，只要搞清楚了就能立即放他。我一直是這樣想的，因此我每時每刻都是如醉如痴地想，他會突然出現在我的面前……結果都是白費心思，還花費了我很多時間和精力。我時時精神恍惚，似乎得了“相思病”，總是擺脱不了他會突然回來的幻想。如果我能不勞而獲飽食終日，不爲政治和生活所迫，那麽每天朝思暮想這一件事情，我一定會得精神病的。

　　到沈陽以後，我逐漸接觸的人多了，聽到和看到的也多了，這是還處於解放初期，國民黨的遺老遺少遍地都是，所以常常聽到有人講“有錯抓的，没有錯放的”（其中也包括地下工作者），看來這樣的家庭悲劇又何止我一人？他們的妻子也都是拖兒帶女，默默生活和期待着，這也是女人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的一種特殊的灾難。

　　我比她們的痛苦更深沉更悲哀的是，我和我的丈夫都不是國民黨時期的供職人員，在抗戰勝利之前我們一同參加了抗日隊伍，到了解放區，進入共産黨創辦的抗戰學院，從這時起我就溶進了這個革命的大家庭，我像虔誠的佛教徒一樣地相信共産黨，我單純地把革命隊伍中的每一個成員都當做了知心朋友，尤其是領導找我個别談話的時候，我更是敞開心扉“向黨交心”（雖然我不是共産黨員）。

　　當我知道丈夫有了問題之後，我並没有和他同流合污，我仍是堅决地站在革命的立場上，不和他一起走，而是獨自帶着幼子等待解放。

　　解放初期火車還不能直達時，我就抱着孩子從北平到沈陽，因沈陽解决不了問題，又從沈陽回到北平尋找組織，急於匯報（當時北京市委還没公開掛牌）。我是通過魏翼世找到的。

　　我又按照組織的政策把他召唤了回來。

　　如今，革命勝利了，全國解放了，我却成了异己份子被排斥在外，成了一個不爲人知的蒙冤受屈的人，我不但無處傾訴，更痛苦的是傾訴又有什麽用呢？倒不如把一切都埋在自己心底，振作起來努力工作，堅强地生活，靠自己的拼搏和時間來改變我母子的命運，改變人們對我的看法吧。

　　我下决心壓制一切不利於工作和生活的感情，要活着就要堅强地做人，努力地工作，我還年輕，一切都從零開始吧。

　　我自做主張選稿和寫稿，播音兩天後就去找領導和各攤主徵求意見，問他們措辭是否適當，是否需要增加哪些重點商品介紹。出乎我意料的是檔主們見到我都很高興，他們都是滿面春風地和我説話，看到他們的笑臉，聽到他們的夸奬，我有了一種新鮮的感覺，因爲我對這種祥和已經久違了，他們怎麽如此高興呢？我有多長時間没有看過這麽自然、這麽熱情的笑臉了？幾年，還是幾十年？總之是很長時間了。想到這兒我立即意識到了，我没有時間去追思，隨即陪着笑臉和他們對話……

　　因爲我不能讓他們看出我沉重的心情，因爲我現在扮演的是“青春少女”的角色……

　　可能是我的命運要有轉機了吧，我不但順利地被録用了，又輕而易舉地受到了檔主們的好評，在我徵求了他們的意見後，檔主們見到我時總是主動地、親切地和我打招呼，叫我小廣播員。可是，在他們還没有記住我的名字時，我就和他們不辭而别了。

　　八、“挖墻脚”

　　“挖墻脚”這個詞是我到解放區才知道的，我只瞭解它其中的兩種含義，一是單位的得力能幹者被其他單位通過組織關係給要去了，要人的那個單位就是“挖墻脚”；另外一個含義就是一對戀人，不論男女哪一方給第三者奪去了，就説那個第三者是挖墻脚的。概括地説，“挖墻脚”就是奪人之愛。

　　我在商場工作很順心，主要是因爲我熱愛這項工作，我努力要把這項工作做好。從音樂的角度看，我“五音不全”，唱歌唱戲就跑調，可是我的嗓音好，朗讀、演講聲音清脆、吐字清晰，而且我讀小學時作文和演講都是全班第一名，因此語文老師很喜歡我，常叫我“小才女”，這和我母親的經常輔導分不開，母親灌輸給我很多課本以外的文學和歷史知識，在數理化方面我的成績在班上就只是中等了。但這點文化基礎現在却正好用在我的工作上，於是我選稿寫稿都能恰如其分，因此受到好評。

　　我在商場工作還不到一個月，有位年輕女人進入了我的廣播室，她自我介紹和我是同行，叫李金娥，在附近的解放電影院任廣播員，和我工作的商場相距只有幾分鐘的路程，閑時我要看電影找她就可以了。我對這位不速之客當然是很歡迎的，三句話不離本行，很快我們就談到了彼此的工作情况。她説電影院屬遼寧省影片公司領導，上屬單位是市文化局。影片公司有幾位領導每天午休或者下班後去球場打籃球，從商場路過時聽我播音播得挺好，他們有意把我調到影院做廣播員，不知我願不願意。我問影院是屬公家領導還是私人管理，她説全市有13家影院4家劇院，其中僅有三四家屬公私合營，但統一由市文化局領導。如果我同意去，肯定把我安排在公營的影劇院。

　　我對公私營領導問題非常重視，以我個人認識，由公家領導的就是參加了革命隊伍，是爲了建設社會主義而做貢獻。在私人領導的企業工作，是爲私人業主服務，是爲了生活所迫不得已而爲之，這是截然不同的服務對象。我説既然由市文化局領導，那麽我願意去影院工作。就這樣的初次見面我們就一錘定音了。

　　第二天李金娥又來了，她告訴我公司領導决定明日午休讓我到她的影院去試播，由幾個領導聽聽，就算是考試吧，如果可以就能去上班了。因影院也急需廣播員。

　　我如約去瞭解放電影院，李向我介紹影片公司的徐新主任，他是上海人，又比較胖，所以我對他印象較深，還有一位是科長，這兩位都是有决定權的人，另外還有幾位是提供參考意見的。

　　他們把預先準備好的材料交給我，讓我到廣播室去，熟悉一下再播音，他們就坐在觀衆位置上等着聽。我把稿子認真看了一遍，有社論、新詩和故事選段，用半個多小時就能播完。

　　我集中精神、投入感情，用不同的聲調來區分文章的内容和人物的情感。對播音員來説，這是最基本的技巧。出乎我預料的是，當我讀完後就聽到他們的鼓掌聲。待我走到他們跟前時，徐主任站起來和我握手説：“小雷同志，你播得很好，明天你帶着簡歷到辦公室找我吧。”

　　我雖然臉上笑容可掬地答應了，但却心懷鬼胎忐忑不安，因我隱瞞了年齡和歷史，“參加革命”可不是給私人打工，對組織忠實是首要條件，我怎麽能欺騙組織呢？我的思想鬥争很激烈！如果説實話，他們肯定不能録用我；如果不説實話，我就要擔負欺騙組織的罪名。我没有親友能够和我共同研究，只有按照自己的决定來處理……

　　想到我這5年多來所經歷的艱辛，政治、經濟、丈夫、兒子都成了我的“重負”，它們以泰山壓頂之勢向我襲來，我一個涉世不深的年輕女人，背上馱着個還不會走路的孩子，艱難地一步步往前爬行，就像脚踩着枯井的空隙，手攀着殘磚往上爬，如今爬到了枯井邊，只要縱身一躍，就能走出困境，所以我一定要撑住，不能鬆勁，不能失去重新回到革命隊伍的機會。

　　至於説我是欺騙組織，我會披肝瀝膽地向組織説明一切的，我這樣做完全是出於無奈啊。

　　經過了徹夜的思考，我决定了還是交和商場同樣的簡歷。因爲心中有“鬼”，我向徐主任説：“既然同意用我，就讓我在商場做滿一個月，到時我才辭職過影院這邊來。試用期每月工資比商場少5元我不計較，但不能解雇我。”

　　徐主任説：“只要你政治上没問題，我們一定不會解雇你。”

　　我説：“我政治上是没有問題的。”我的話説得很冲，原因是我有北平市委組織部給我開的一紙證明，證明我政治上没問題，我有這樣的護身符，我還怕什麽？

　　九、時光倒流

　　1950年9月9日，我去沈陽市屬群樂影院報到。

　　這真是巧合，1949年的9月9日，我與丈夫分别於北平市前門火車站的公安派出所，而今天正好是一週年，這使我倍加感慨。

　　一年的時間不算太長，但我挣扎在生活和感情的巨浪中，我這棵衰弱的小草總算被冲到了岸邊，好像是轉世再生了：我本是兩個孩子的媽媽，雖然長子已故，但是現在我摇身一變成爲“花季少女”。雖然知道紙包不住火，但這暫時的隱瞞確成了我再次參加革命的“天梯”，我對這次的機會是多麽的重視，也就可想而知了。

　　初到影院的幾天屬於熟悉業務和環境的階段，所以我很清閒：在售票前半小時開始對外廣播，内容是售票和入場的時間、票價和影片的内容簡介等。觀衆入場後到影片上映前則播禁止吸煙、禁止吃帶皮食物、禁止喧嘩、影片簡介、時事新聞等，影片上映後再轉向對外廣播。如此反復直到最後一場影片上映了，我就可以到檢票口和那兒的工作人員聊天了。這也是和大家熟悉和溝通的時間。到最後一場演完，部分工作人員清掃場内衛生，我也在其中。清掃完畢總是要在晚上10點多鐘。

　　我住鐵西區，坐公交火車到和平區要换一次車，到鐵西區下車後還要步行近20分鐘。因此我只好住在影院，但影院又没有女宿舍，領導就安排我住在了會議室，會議室在二樓，是一間10多平方米的長方形大屋子，白天職工開會學習、打乒乓球都在這兒，其他時間又是美工的畫室，晚上美工還要在這兒趕趕任務。晚上我就睡在乒乓球桌上，白天把被褥卷好放在堆雜物的小房子裏。雖然如此，我已很滿意，因爲畢竟這比我在鐵西的住處要好得多了，更重要的是我在這兒不是寄人籬下了。

　　美工是個30多歲的男人，文質彬彬的，總是在晚上11點多鐘就走了。有時他也主動和我聊上幾句話，不過不能多聊，一是怕影響他的工作，二是我擔心言多必失“露了餡”。

　　美工走後，我鋪上被褥（還是我媽媽中年時期用過的），關了燈，我躺在又長又寬的“大床”上，難於入睡。我知道這不是因爲興奮，也不是因爲擇席，而是因爲在我的懷中失去了兒子，兒子從降生後我的奶水就不足，在他還不滿周歲斷奶之後，每在睡前我都要摟着他，他的小手放在我胸前，十幾分鐘他便睡着了。這一習慣一直維持到兩歲半。現在和他分開了，我才意識到和兒子的貼近不但是兒子的需要，也是我的需要。没有了這種親近感，我感到失落和牽腸掛肚。想到兒子無依無靠，失去母愛，像個孤兒，在這空盪蕩的屋子裏我哭了，同時我想兒子也在哭泣，他肯定在想，媽媽怎麽莫名其妙没有了呢……

　　三天後，我支撑不住了，以回家取物爲名請了幾個小時的假，回去看兒子。因售票員、廣播員晚5點以後是最忙的時間，所以一般不給假，我必須在5點前回來上班。

　　從此，我不僅見不到丈夫，也很難見到兒子了（娱樂場所每個月都很難休息一天）。這對年輕的女人來説是件殘酷的事，但我必須承受、必須隱忍，原因只有一個，因爲我不想死，我還要活着，我要看看在我這個無辜的人身上發生的種種不幸究竟是怎麽一回事。就是只爲了這個問號我也要活下去。

　　現在我感到慰借的事是我對工作的勝任和同事之間的融洽，有的時候個别同事也問過我的年齡、學歷、家庭人口，這些都是正常的問題，但一提到這些我就忐忑不安，又要故做鎮定地説：“我20歲了，初中畢業。”有個同事立即接上説：“你不像20歲的！”我嚇了一大跳，忙問他我看上去有多大歲數。他説：“我看你像十六七歲！”我不敢多辯，只是硬撑着説：“你看我還是個毛丫頭吧？”

　　我當時還没有錢做女工作人員時興穿的列寧服或中山裝，仍是穿着以前的舊藍布大褂（現在叫旗袍了），穿一雙極廉價的黑布膠底係帶的膠鞋，剪着短發（我自己剪的）。我的個子不高，才1米5多一點，更兼營養不良和超負荷的壓力，把我累得瘦弱嬌小，從衣着上看很像出身寒門的學生，的確没有少婦具有的嬌妍和雍容。

　　時光倒流，越活越年輕，這是爲人的一件美事，但對我來説却是個沉重的包袱！我盼望着能在不久的將來恢復自己的原貌，一個在押犯的妻子，還是一個兩周歲半男孩的母親。

　　十、經理的緋聞

　　我到影院10多天了，覺得影院經理很不正常，他極少説話，整天陰沉着臉，職工跟他打招呼，他連嘴都不張，只是動動嘴角的肌肉，有時連這點反應也没有。開會學習他都不參加，由院務（即總務）主持。他看上去約30歲，相貌也很平常。出於好奇心，我就像一位愛説話的同事探詢，那位同事對此事津津樂道，於是有聲有色地給我從頭道來。

　　經理和他妻子是師生戀，其妻婚前是解放前從日本留學歸來的女大學生，在某校任教，那時這位20多歲的洋派女教師在校園裏雖不是校花，但也較爲出衆。而經理則是她的學生，比她小5歲。開始時他熱烈地追求她，她當然不願意嫁給一個像自己弟弟的學生，但在學生極其熱烈的追求和信誓旦旦的感動下她還是嫁給了他。

　　在舊中國的農村流傳着這樣的歌謡：“女大一，不是妻；女大二，才是伴；女大三，抱金磚；女大四，没意思；女大五，像老母。”“女大五，像老母”説得雖然有些夸張，但在婚後三五年，女的確實像大嫂了。所以城市里的男人找老婆都要找比自己小一點的，另外，農村的男孩在未成年時就由家長做主給娶了比自己大幾歲的媳婦，那是爲了干活和操持家務。可這對師生戀是男的看上了女方的家庭條件和女方本人的條件。

　　沈陽解放了，女方的那些優越條件反而成了男方要求進步的不利條件了，他就看不出妻子有什麽可愛之處了。男的入了團，當上了經理，很快就愛上了我的上一任播音員。妻子不捨得棒打薄情郎，却棒打了插足者，雖然只是將對方打了輕傷，但也鬧得沸沸揚颺的。播音員被轉到了鞍山市廣播電臺，經理夫妻協議離了婚，他們三歲多的女兒和一歲多兒子寄養在一個保姆家，由他們共同負擔費用。他現在正等待組織處理。

　　在我知道此事後不到一周，經理就被調離了。以後我再也没有見到或聽到他的消息。

　　十一、我的寢室

　　原經理調走之後，新來的經理是個高大的中年人，據他自己介紹，他原來是工廠的工人，共青團員，還没結婚，中學文化，到這兒來是初次做領導，没經驗，希望大家對他不要客氣，有意見盡管提，他决不打擊報復，更希望大家團結起來。共同做好工作，他的談話和舉止都表露出爲人的熱情和豪爽。

　　第二天早上，上班時間還没到，他就來和我搞會議室的衛生。他問我住在哪裏，我説就住在這個乒乓球桌上，他笑着和我開玩笑説：“你真了不起啊！這麽小的個子却睡這麽大的床！我這麽大的個子睡的床却比你小得多！”我只是微笑了一下，因我無話可説。他是想和大家打成一片，和睦相處，所以總是主動找話説，每在喫飯的時候，他也要聊上幾句與工作無關的話題，他這樣做果然産生了良好的效果，員工們都説新來的經理很好，没有官架子。

　　過了幾天，經理讓木工用膠合板在舞臺側幕的後邊給我圍起了一間屋子，没有屋頂，門墻都是一層薄膠合板，裏面放了一張單人床，一個小兩屉桌，一個没有靠背的凳子(也當洗臉盆架用)。我惟一的舊皮箱放在床底下。膠合板的木稜上釘了幾個大釘子，是掛衣服、毛巾和雜物用的，一條電綫接了個小瓦數的燈泡，吊在釘子上。

　　我的“寢室”就這麽簡單狹小，更不方便的是舞臺的幕後總是一片漆黑，不演電影時，從舞臺前後的活動木梯都可以進入這間“寢室”，在電影上演時，我就不能進去了，因爲一開燈就影響上映時的光綫，場内觀衆要是看見幕側亮着燈，就要喊叫，因此我若要學習或者做什麽事情，在電影上映時還是要到會議室去。

　　我對這個“寢室”很不滿意，晚上搞完場内衛生後，别人都回家了，鍋爐工、打更員午夜時都可以在辦公室睡一會兒覺，我却待在陰闇的場裏。場裏只有幾盞壁燈,舞臺上一片漆黑,只有我這個膠合板圈内有些微弱的光亮,場内和舞臺上都是空盪蕩的,有時會聽到老鼠的吱吱叫聲,還有老鼠走動引發的物件的響聲.我感到很無助,心裏也暗暗埋怨新來的經理,如果不是他下令給我在這個暗無天日的地方釘了這麽個寢室，我睡在會議室裏是不會這麽黑闇、恐怖和不方便的。至於早晚搬被褥和偶爾美工來加班我倒不在乎。

　　十二、抗美援朝

　　“雄赳赳氣昂昂，跨過鴨緑江，中國好兒女，齊心團結緊，抗美援朝打敗美國野心狼……”盡管這首歌的詞我已經記不全了，但它的雄壯旋律不但抒發了人們誓保疆土的豪情壯志，也表達了中華兒女對家鄉父老的熱愛。

　　1950年10月，在中國的大地上掀起了抗美援朝的高潮，全國人民同讎敵愾衆志成城，誓用生命和熱血保衛祖國。我們在長期抗戰的年月打敗了日本侵略者，經歷了嚴峻的考驗和鍛煉，變得更加堅强和睿智了。對美帝國主義的挑釁，中國人民没有恐懼，没有慌亂，而是在共産黨的領導下，積極有序地做着各項準備工作，諸如轉移工廠，挖防空洞，儲備戰備荒糧，疏散家屬，招募新兵等等。

　　適齡青年都踴躍報名參軍，我也報了名，但没被批準。後來我知道在我們系統中没有一個被批準的，可能是因爲娱樂場所的工作人員符合條件的比較少，50年代初期娱樂場所多以留用人員和資方人員爲主，只經理一人是公派，也必須是黨團員，招聘人員寥寥可數。在50年代初期，已忌諱把影劇院叫娱樂場所了，要稱是宣傳陣地。

　　志願軍戰士是“最可愛的人”，他們一批批奔赴前綫，後方的人們按照黨的部署，在緊張有序地進行各項工作。

　　打仗需要人力物力財力，黨號召人民踴躍捐款，全國人民積極響應，有錢出錢，有力出力。有的殷實人家，没有太多現金，就把昔日儲存的金條銀元及各種珍貴首飾捐獻出來。著名的豫劇女演員常香玉就捐了一架飛機，這不僅僅是錢的問題，而是她的愛國精神的體現。

　　我是一無所有的人，捐錢吧，我還没有轉正，月薪才20元（那時的幣值是以元爲單位還是以萬爲單位，我記不清了）。要扣去10元的伙食費，此外我還需要有最低的消費，如買肥皂手紙牙刷等最廉價的必需品，我怎能捐呢？我挖空心思琢磨了很久，突然想到：人家錢多的可以一次性地捐，我錢少可以分散地捐。於是我就和財務商量，每月只發給我2元工資，加上10元伙食費，20元工資裏就可以扣出8元來捐了。就這樣扣了一年，還不足100元，我自覺寒酸，没有向任何人説這件事。

　　我已忘了冬季還要穿棉衣棉褲和棉鞋，到了很冷的時候，我還没有防寒衣物。嫂子的弟弟買了新棉衣褲，把他的舊棉衣棉褲給了我，是一套深藍色中山服，我穿着還很合適。

　　全市17家國營影院廣播員開會後合影，我就穿着這套衣服照的相，我很喜歡這張照片，多有紀念意義啊，但在文革時被抄去了。

　　有一天，經理和我説：“會計告訴我，説你也捐款了。”我聽他提起這件事，覺得很不自在，我囁嚅地説：“我没有手錶，也没戒指，没有可捐的錢，只好告訴會計每月從工資裏扣。人家捐款都是一次性的，我只好分期付款了。”

　　經理聽了哈哈笑，他説：“你倒是挺有辦法的。下周市文化局召開全市文化系統的抗美援朝誓師大會，我已經給你報了名，你代表影劇院系統發言。你先擬個稿我看看，然後就練習。”

　　我一聽這個任務就懵了，我説：“我可没見過那麽大的場面，市文化局下屬的國營和私營文化團體都很多，各級領導也不少，我會怯陣的，你是經理，你怎麽不去？”經理説：“經理自然也有代表發言，你是影劇院的公方職工代表（當時國營影劇院17家，人民藝術劇院、北市場和南市場的兩家劇場、北市場的雲閣電影院屬私營，沈河區的大舞臺劇院已歸公有）。影片公司已經定下來了，你説也没有用了，你就寫稿吧，明天交給我看。”

　　經理定稿之後，我不工作的時候就一遍遍地照稿念。經理没事時也過來聽，做些指導。我們倆像是演員在排演節目。有一次他説可以了，我説：“現在是行了，可是我在臺上一看，下面坐着那麽多的人，我一害怕就説不出話來了。那怎麽辦呀？”經理説：“到時你就把下面的人當作大蘿蔔，你對着大蘿蔔説話有什麽可怕的？”他的話把我逗笑了。我想他的想法真好，到時我來個目中無人就不害怕了。

　　大會是在和平區人民電影院開的，有近千人的座位，雖然没滿座，空位也所剩無幾了。開始是文化局局長講話，接着是文化館、影片公司、京、評、話劇團等的代表發言，這樣的場面我從來没見過，現在不僅身臨其境，而且也是其中一員了，想到這裏我非常激動。

　　按級别的排列，我是最後一個發言，我的前三句説得很冲，領導和同志們熱烈地給我鼓掌，但這一鼓掌可就壞了，我的兩手雖然還是很端正地拿着稿子，可就是找不到行了。我急得冒汗，幸好急中生智，把近日在宣傳材料上看的詞句用自己的口吻説了幾句，就匆匆下臺了。

　　在休息室，我看到了影片公司的經理白希同志，他主動和我握手，並暗示我組織是相信我的。他的原話我已記不全了，但當時我已心領神會，我更緊地握着他的手，流下了熱泪。

　　十三、原形畢露

　　1950年冬季的某個下午,同事告訴我，影片公司的徐主任來電話找我，我明白自己是“犯案”了，我很冷静，因爲從開始僞報情况時已經準備好這天的到來了。

　　主任辦公室内仍與從前一樣，只有徐主任一個人，差距之大的就是：從前他是笑臉相迎，這次是怒氣冲冲，握手寒暄都取消了。他開門見山惡狠狠地問：“你到底是怎麽回事？老實交代！”我説：“我現在没法交代。我的事不是一會兒能講清楚的。我已寫好了自傳，我把自傳給你看吧。”他問自傳拿來了没有，我説放在鐵西家裏。他陰沉着臉讓我立刻去拿，他等着我。

　　我立即坐有軌電車到婆婆家，看見兒子沉默地在那兒玩，我把他抱起來，在他淡黄而無光澤的臉上親了一下，還没等兒子反應過來，我就把他放下了。因爲没有正規的休息日，我見一次兒子也很不容易，可是這次來去匆匆，我什麽也没有給兒子買，我真的什麽也顧不上了，因徐主任還在那兒又氣又急地等着我呢。

　　我把自傳交給徐主任時，他瞪着兩只大眼睛，顯得十分兇狠，聲音低沉地説：“你走吧。”

　　馬路上的自行車川流不斷，人行道上的行人也比來時多了。天色已經昏闇，是下班的高峰時，我不想立即回到影院，因爲我只要回去，就要開始廣播，面對數百名觀衆，如果播錯了就是事故，因此我想在街上多逗留一會兒，使我能平静到“若無其事”的心態時，再回去面對同事和工作。

　　我的思路像我的脚步一樣没有停止過，我想，窗户紙終於捅破了，組織上對我的瞭解將是真實而全面的了，我有什麽可怕的呢。自從赴解放區開始，我對共産黨就是真心實意的，我丈夫的變節行爲，確實是瞞着我干的，所以當我們雙雙被捕時，我哪能想到在被捕之前他已經變節了呢？

　　在獄中，我每天能在看守的監視下外出一次給兒子洗尿布，在路上我遇見了三四個同志由看守押去提審，我知道他們已經被捕了。

　　我是在被捕一個多月後才提審的，因此有了思考問題的時間，我避重就輕地説了幾句意料到的國民黨已經掌握的情况，如爲什麽去解放區，我説是爲了抗日，爲什麽不去國統區，是因爲我們不認識國統區的人，我們的目的就是爲了抗日，不論是共産黨還是國民黨，只要有人接納我們就去了，因爲我們都是中國人。當問我們對馬列主義有什麽看法時，我就説自己什麽都不懂，因爲没有看過這方面的書。當問有誰去過我們家時，我就把路上遇見的人説了。問到他們上我們家干啥，我説没干啥，就是説説話，具體内容不清楚，因爲當時我得了傷寒病，還傳染給了丈夫，自己後來又得了後遺症——傷寒性骨髓炎，被捕那天兒子才40天，哪裏有心思聽人家説什麽。當問到誰主張去解放區時，我主動攬起了責任，説我不願意當亡國奴，更不願意丈夫將來出來做事當漢奸，所以極力主張他離開淪陷區，還以離婚作爲要挾。

　　我説這話時很乾脆果斷，我是想以自己的生命來保住丈夫的命，這是我發自肺腑的對他的愛，也是爲了革命事業，因爲我覺得他活着比我活着有價值，他對革命事業的貢獻能比我的貢獻大。

　　可是當我知道他變節後，我對他的愛情褪色了，也降温了。我以前是愛情至上的痴情者，但當我知道他的變節行爲後，每天在我腦海中總是閃現這樣的問號：以後我還愛他嗎？

　　在同床异夢地生活不到一個月後，國民黨就派他去天津。他問我是否和他同去，我説我不跟他去。我很清楚，和他同去，就是走上同樣的道路了。可是他並没有勉强我，還説如果我去解放區，他可以幫助我，他知道去解放區的路。他説：“我毁了，但我不能也讓你毁了。”

　　可見他的良知還没有完全泯滅，那他爲什麽要變節呢？他只回答了我一句：“共産黨不相信我。”我説：“你應該把這當作是對你的考驗，你一個男人連這點考驗都經受不住嗎？”他聲音低沉地説：“我已經經受了嚴峻的考驗了。”

　　他説的考驗我不清楚，我只知道1945年9月他抛下即將臨産的我，響應黨“東北人去解放東北”的號召，毅然走了，留下我一個人在河南濮陽縣軍區招待所任文化幹事，那裏的領導和戰士都是男同志，只有我一個女人。他去東北，是在東北哪個地方，我不得而知；我在濮陽，那裏没有保育院，將送我到哪裏生孩子，他也不得而知。我倆的分别真是生死兩茫茫，不但對他是嚴峻的考驗，對我也是如此，尤其是我從未經歷過懷孕、生孩子之事。

　　在那個年代，只要是爲了革命利益，就什麽都能豁出去了，哪裏有什麽價錢好講，更不要説工資和加班費了。相比之下現在的人是多麽的幸福。

　　我可以説是在關鍵的時候經受住了考驗。對女人來説，有什麽比懷孕生孩子更重要的事情嗎？何况我現在還有了“護身符”——北平市委組織部給我開的政治上無問題的證明，我還有什麽可怕的呢？而且我爲此還失去了第一個兒子。

　　我認真地追憶、回顧這一段歷史，因爲這是組織上必須要認真審查的歷史過程。

　　十四、工作是安慰

　　交上了自傳，我的心也踏實了很多，因爲不用再自欺欺人了，接下來的就是要實實在在地，努力把工作做好。

　　按政府規定，招聘人員是3個月轉正，在3個月内有可能被辭掉，或者自願離職，我的情况特殊，所以3個月後還没給我轉正（我是將近1年才轉正的），也没被辭掉。當然我是不會自動離職的。可是我的工作任務却在逐日增加，本不屬於我份内的工作也分配給了我。例如我没轉正，就不是正式員工，也就不能當工會會員，但他們却讓我擔任工會的婦女委員。本單位婦女的瑣事，市、區和上層單位召集開會，回來傳達，女同志有病、生孩子、夫妻吵架，都要我出面，我不敢説自己還没有轉正，只好任勞任怨地去做。

　　工會應選出學習委員來領導大家學習，學習材料由學習委員選定，然後由廣播員讀出（因爲廣播員發音都標準），現在有關學習的事全讓我包了，我想推掉，但經理找我談話時却説：“你做過文化幹事，領導學習有經驗，所以由你來負責最合適。”我想選學習材料除了上面發下來的，就是報上登載的，是絶對出不了差錯的，負責就負責吧，只要多花費點時間，提前準備就可以了。

　　最艱巨的任務是業務上的。在20世紀50年代初期，中國出品的電影極少，百分之七八十都是蘇聯的進口片，多數是黑白片，有的有字幕，有的没有字幕。即使是有字幕，能認識和能聽懂的觀衆也是極少數。爲了提高放映質量，影片公司就想出了一個先進的辦法——除了在影片上映之前由播音員介紹影片的簡介外，影片上映的同時播音員隨着念畫面上的字幕，没有字幕的就照電影公司編發的劇中人物的對話材料播音，不但要對準畫面也要對準人物的口型和語氣，要把他們的感情用聲音表達出來，這就必須鑽研劇情，掌握人物性格、年齡等不同的發音特點，其實這項工作已經是配音演員的前奏了。

　　每上映一部新片，經理、業務、播音員到影片公司看片，看完後大家集中討論，研究怎樣播音才能使觀衆聽得懂、感興趣。

　　在影院上映第一場時，廣播員從播音室的小窗口對準每個畫面，認真地看、分析整個故事情節和劇中人物，不但語言要一致，感情也要一致，帶着這樣的任務看電影，比上課還累。每部電影上映第二場就要“配音”了，這時必須全神貫注，稍不留意畫面就過去了，以後的就連貫不上了，這給觀衆的感覺是東一句西一句，攪合得更看不懂了。

　　做這樣的工作不但要投入較多的精力和時間，也需要投入感情，使自己能進入角色，所以我在閑着的時候，想個人事情的時間就少了，更多的是想影片中人物的事。當然，切膚之痛你不想也忘不掉，但我把我的真實感情統統壓在了心底，我要在這痛苦的心靈之上再鋪上一層土，然後用我的辛勤勞動使厚土上能發芽長草，讓它再現生機。爲了我的丈夫，爲了我的兒子，我要用我的微薄之力扭轉殘局。

　　工作對我來説真是太重要了，没有工作，我母子難以維持生活；没有了工作，我的精神將失去支柱，更何况我的工作也符合我的興趣和愛好，使我在工作中獲得了極大的安慰。

　　我想兒子的時候，是在我吃到好菜好飯或者是忍饑捱餓時。

　　我們那時是包伙，每月固定10元，早餐是7：30—8：30，晚餐是下午3點至4點。這樣安排就餐時間，是根據影劇院業務的需要，把晚飯安排在業務不忙的時間裏。早飯和午飯相距7小時，晚飯到睡眠的時間也是七八個小時，有家的人和工資收入正常的人，在這兩個距離之間都要加點零食充飢，可我既無家又無經濟條件，因我還没有轉正，試用工資才20元，扣除飯錢和捐獻後，每月只剩2元了，只能買點肥皂、牙粉（買不起香皂和牙膏）和郵票之類的零星用品，根本不可能每天買兩個饅頭或者麵包充飢了。可以説每晚睡覺前都是在忍饑捱餓中度過的。這時我想到我的兒子每天也在忍饑捱餓中活着，心中一陣酸楚，但我有什麽辦法呢。農村有句諺語叫“隔山聽不見孩子哭”，只有横下心不想這些，干好我的工作了。

　　雖然如此，我們每餐都是細糧，早餐是素菜，晚餐是葷菜，每周改善一次生活，有時是大蒸餃，有時是猪肉炖粉條，我的兒子天天都是黏糊粥，連炒菜都吃不到，我多麽渴望他能在我身邊和我共享！

　　十五、捷徑詢夫

　　1952年春季，鎮反運動結束後，我已經有兩年没有二哥的消息了。在北京時，我曾經懷抱幼子，忍饑捱餓四處奔波，大的、小的公安部門去了好幾處，都答復“無有此人”。爲了找個固定工作，我不得不回沈陽，因爲不回去兒子無處寄養，找二哥的意願只好放下。

　　回沈陽後，爲生活所迫，我仍然要做手工活、打零工，無暇顧及二哥，惟有聽其自然了。兩年多過去了，表面上看我已經把他忘了，但我真能忘記嗎？他已經深入了我的心靈，想忘也忘不了。

　　我從小就在養父母的哺育下長大，他們把我寵得很任性，我想做什麽就做什麽，從不考慮後果，爲此也給我自己和二哥造成不少意外的傷害。我媽説“江山易改，本性難移”，確實如此。每次我碰釘子時，父親就説：“四楞子的木頭多從圓眼裏鑽幾回就好了。”可是我怎麽也鑽不園，真是“朽木不可雕也”。

　　有一天，我忽然頭腦發熱，想到人民日報是黨和人民的喉舌，如果我往人民日報寫信，詢問一下二哥的下落，報社可能會給我回信，它應該不會不對人民負責吧？

　　於是我提筆就寫，先介紹了簡單的過程（怕寫多了人家不愛看）。可是我一寫這事，悲憤情緒就來了，我直言不諱地指責有關部門對二哥的處理不負責任，他上有白發老母，下有呱呱待哺的幼兒，我才20多歲，即使是把人槍斃了，也要通知家屬吧。我憤不擇言，很生氣地寫了這麽幾句。我之所以這麽大膽，是因爲我去過解放區，那時在學習和開會時領導經常説，要展開批評和自我批評，言者無罪聞者足戒等等，加上我任性的個性和一肚子委屈，就這麽發泄出來了。另外，從我的角度看，我認爲不管某個人犯了什麽罪，也不能兩年多都不通知家屬此人是死是活，關在什麽地方，這於情於理都説不過去。

　　不出一個月，人民日報給我回信了，説二哥是歷史反革命，已送到宣武門外自新路監獄，我可以和該處聯繫。

　　這樣的回信真是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二哥怎麽成了歷史反革命了呢？從校門到解放區，抗日勝利後他抛下即將臨産的我，積極響應共産黨的號召“東北人去解放東北”，後被留在沈陽做地工。與組織失去聯繫後，他又克服很多的困難尋找組織，他是有過“變節”行爲，但是我熟讀了黨的寬大政策，我相信了黨的政策，我是根據黨的寬大政策才把他召唤回來的。不然，我是想不到他還能有回頭之路的，我只是想到組織如能相信我給我安排工作我就非常感恩了。

　　政策上不是寫得很清楚嗎，凡是自己主動回來坦白自首的政策是“既往不究，立功受奬，量才使用，妥善安置”等等諸多的寬大條例，才使我充滿了信心，樂觀地把他召唤了回來。

　　怎麽却説他是歷史反革命呢？我很不理解。被捕時他還不到24歲，從他變節到解放的時間還没有一年，他也可以説是一念之差鑄成大錯，他並不是從骨子裏就反對共産黨的，他所看的書籍都是左傾的書籍和社會科學的書籍，而且還是到解放區在共産黨的領導下參加的抗日，怎麽會是歷史反革命呢？

　　以我一個愚民的想法——小偷還有初犯和慣犯呢，他們在處理上是有很大差异的，這樣給他“定論”是怎麽回事呢？

　　不管情况怎樣，他還是我的丈夫，我不能抛棄他，我認爲這是不符合實際的，我相信還會有新的“結論”。

　　我相信共産黨，我更相信共産黨的政策，因爲這項政策已經宣傳得家喻户曉和深入民心了。

　　十六、投石問路

　　知道了二哥的下落，我就想去見他，但見不到。以我的性格我會立即請“探親假”去北京“探監”，但我去不了，我没有錢！雖然對抗美援朝的捐獻早已完畢(我定期一年)，但對兒子的衣服、伙食、醫藥費用我還是要貼補點的，因此，我還是没有餘錢。没錢只得控制自己的感情和欲望。那麽，見不到人我看看他的字也好啊！

　　他寫的字真是漂亮極了，娟秀、整齊的小鋼筆字誰看見誰都會説一定是個漂亮的女孩寫的，無法相信竟是一個高大頎長而且還有些笨拙的男人寫的。我媽媽常説，見其字如見其人，從他寫的字就能看出——他是性格内向而軟弱的人。

　　想要看到他的字，我貿然寫信又怕他收不到，又擔心他没有寫回信的自由，我就想到了一個間接的辦法：先請我母親去探探路子，等我母親把情况告訴我後我再往監獄去信。

　　有了這個想法我就開始做準備了。

　　我買了三件背心，做了三條褲衩，並用黑綫在上面綉上了他的名字。買了三雙襪子，綫襪不結實，我用新白布縫上了襪底，因我的生活水平低，所以我還没見過尼龍襪。買了一雙黑布鞋，爲了結實又釘上了膠掌，還買了毛巾、肥皂、牙刷、牙粉，我所買的東西是廉價的，但都是實用的，以現在價值也不值50元。

　　我把東西寄到了北京我父母處，請我母親把東西給送去。

　　東西寄出之後我就開始期盼回信了，過了一個多月也無回信。我就去信問母親怎麽没來回信？母親來信説，你寄來的東西都讓小華拿去了，只剩下一雙鞋也不值得送了，你爸爸就穿了。小華説不讓我們管你的閒事，要和你們“劃清界限”。

　　小華是我父親姨太太生的女兒，這時已參加了工作但還没結婚。她昧下了這點不值錢的東西，理由很充分也很光明磊落，就是和她以前的姐姐、姐夫，她也曾叫過二哥的人“劃清界限”。她如此的做法可謂是“立場鮮明”無可指責了。

　　我寄的東西我母親未能給我丈夫送去，她老人家很不安心。有一天，她約了我董嬸，兩位白發蒼蒼的老太太找到了自新路監獄給我丈夫送了幾個包子。母親信中寫道，我特爲給他包了幾個三鮮餡的包子，我和你董嬸找到了自新路，那是條人烟稀少的路，没有店鋪也没有住宅，想問個道兒也不見人，幸虧有你董嬸陪我去，不然我自己就更困難了(母親是纏足後放的脚，所以走路很不靈活)。好不容易看到了有鐵絲網的高墻，可是離門口還有很長的一段路，來到門前和持槍站崗的解放軍一説，解放軍讓一個人去問問傳達室，傳達室的人説没有這個人(傳達室也不可能知道有没有這個人)，兩位老太太既難過又掃興地回來了，母親説到家後她痛哭了一場，第二天她渾身像散了架子似的一天不能下床。

　　看到這兒我的泪水又怎能抑制得住！我的父母都已年近半百，父親在工廠做炊事員，工資不足40元。母親在街道辦的生産組打零工，用砂紙擦礦燈上的銹(計件)，把銹擦乾净後油漆工再刷油。母親每月能挣20元左右。他們租住了一間簡陋的住房，没有庭院没有厨房和厠所，只有一户鄰居(屬要拆房)。

　　他們把我哺育成人，供我讀書，結果他們到了晚年我不但無以爲報，反而讓他們爲我擔心。他們抱養了我，而我却成了他們的討債鬼，我一直向他們索取感情、精神、物質，但我對他們却没有絲毫的回報。用我爸爸的説法，是他們前生欠我的今生來還帳。

　　十七、情深義重

　　媽媽想用幾個包子投石問路，却没能達到目的，事情還得由我自己辦。

　　我只好直接往監獄詢問了，通信處寫哪兒呢？寫我的單位那是絶對不行的！寫婆婆處也不行，因爲大哥已調到哈爾濱去了，由於抗美援朝，丹東、沈陽臨近前沿陣地人口要疏散，因此回信也不能寄到婆婆處。於是我想到了曾經與我同炕而眠的小玉。她雖是文盲，但爲人善良、性格温和，而且通情達理。她的公公也是王家的老相識，爲人忠厚。她丈夫是初中畢業的技術工人，在鐵西區的大型國營工廠上班，而且是三班倒，白天經常不在家。他的業餘愛好就是吸煙和看武俠小説，對家事極少過問，他知道了也不會反對，因我丈夫的父親和他父親及他岳父在“九·一八”前是老相識，而且他們家的成分好——父輩是貧農，他是工人，弟弟已參軍是軍屬，妹妹嫁給了北京某高干子弟，所以他可以挺直腰板，拍着胸脯説，我胎裏紅又是工人老大哥，我只要不犯法，我什麽也不怕。

　　他們家住和平區，我婆婆家住鐵西區，去她那兒比去我婆婆家近了一倍，徵求了小玉的同意，就把她家做爲固定的通信處了。

　　犯人從監獄往外寄的都是明信片，規定每月一次，有時二哥兩個月才寄一次，但我每個月必須想方設法抽時間去看一下。有時遇見小玉丈夫在家，我便覺得尷尬。50年代——70年代的住房很緊張，很多東北人家是“一間屋子半間炕，客人坐在炕沿上”。喫飯、寫字、孩子做作業就在炕上放個小飯桌，用完再拿開。房内的一面墻是個拉門的大壁橱，不用的衣服、被子都放在裏面(這是條件好的人家，不然就用麻繩吊塊木板)，另有個高大的衣櫃上面掛衣服，下面的兩個大抽屉放雜物，再有個長型的三屉桌和一把椅子。地面就僅剩下不足兩米寬的一個長條兒了。外屋是兩家共用的厨房和過道。這樣的格局來了客人是很不方便的。取了兩三次信後，我就掌握了她丈夫上班的規律，盡量在她丈夫上白天班的時候去，不然就影響人家睡覺了。

　　有時候我到小玉家没拿到明信片，或是因没寄或是因晚到幾天，我就又失望又焦燥，雖然那張明信片除了雙方的地址，也總是千篇一律那麽兩三句話，那麽20幾個字，但我看到了二哥的字，心裏就踏實了，因爲我知道他還活着，只要還活着就有真相大白的一天，共産黨的政策是實事求是的，是不冤枉一個好人的。至此，我對黨的政策仍未有懷疑。因我是廣播員，每天都對廣大的觀衆宣傳有關“鎮壓反革命”的政策。

　　小玉對我的幫助不僅只是“傳信”，她手工活好，除了不會織毛衣和用縫紉機之外，裁剪、縫制衣服她都是一把好手，所以我兒子的衣服我也常求她給做，她總是欣然答允。

　　我認識小玉時她是個女孩，我已爲人母。但在她給我傳遞明信片的日子裏時光也隨之逝去，她已是3男3女6個孩子的母親了。在這十幾年時間的長河裏，我仍是過着茫茫無所知的期待的日子。

　　五、六十年代以階級鬥争爲綱，運動一個接着一個，她家祖孫三代人，没有一個人因長期從監獄往她家寄明信片而説過使我爲難的話。在有血緣關係都要劃清階級界限的社會環境中，她們的情感和無私，她們對我們母子的同情心是多麽的難能可貴。

　　這不僅使我終生難忘，也使我的兒子終生難忘。我兒子如今已經50多歲了，每一提及小玉姑姑，他總是説：“人家對我們有恩。”只要回沈陽不論時間多麽緊張他也要去看望他們。

　　幸喜他們夫妻晚年身體都很健康，兒孫滿堂，過上了幸福的晚年生活。

　　十八、在鐵西電影院

　　從50年代初開始，人們除了工作之外就很少有業餘時間了，因爲另一項的重要政治任務就是業餘時間鬧革命。

　　一個運動還没結束時，大家還没鬆一口氣，另一個運動又布置下來了。每次運動都和大浪淘沙一樣有沉有浮。

　　鎮反運動開始了，家庭成分好、在運動中表現積極的年輕人，憑藉運動的機會入了團或入了黨，立即也就成了各企業、事業單位的基層領導幹部。解放前的留用人員本人或家庭有歷史問題的，和社會關係復雜的人就像污泥濁水一樣的被淘汰了。

　　我所在的影院總共不到20個人，在鎮反運動中，似乎我就是個重點了。不過我的歷史既清白又簡單，没有海外關係，又不是知識分子，對黨也没有過不滿的言論，因此我很坦然。

　　組織也没在會上公開對我進行過批判和打擊，只是影片公司的鎮反小組找我談了幾次話，當然所談的問題都是有關二哥的。另還有一次鎮反小組的人員向我介紹説，有兩位是公安局的同志來了，讓我認真地和他們談談；我按照指示，没等人家提問，就滔滔不絶的向他們打開了“話匣子”，似乎是我找到談心的對象了。他們對我的“不打自招”聽得也很感興趣，並不打斷我，好像在聽故事。最後我説，二哥是聽我的動員回來的，所以我不想和他離婚可以嗎？公安局的人説，這事我們不管。

　　在鎮反運動中，我所在影院的衛生員夏某30多歲，是影院的先進工作者，據説他是隱瞞歷史混入了影院，後來他“畏罪自殺”了。員工們談論他時説，他妻子的第一個丈夫是死於車禍，嫁給夏某才一年多，這個女人也真是太苦命了……

　　鎮反運動結束後我調到了鐵西電影院，它是沈陽的重點影院之一。鐵西區是著名的重點工業區，在這兒住的人以工人和家屬爲主，另外還有幾所著名的技工學校。

　　鐵西影院没有樓、座席是1千多個，比群樂影院還多了300多個位子，女同志有五、六個人，在影院的一角建了一間十幾平方米的木閣樓，從南至北搭了一個通長的大木板鋪，女同志一個挨着一個地睡在上面，白天把被子卷到脚下，晚上放下來鑽被窩，每人的東西都放在床鋪下面。在我來之前她們就安排我靠墻挨着小曹，想不到我和小曹却一見如故，原來她就是我初到群樂劇院時和李經理離婚的妻子，在這兒的小賣部工作。剛一認識她就和我很親近，因我瞭解她的前夫和兒女的一些情况，另一個更主要的原因是我們倆都屬於不幸的女人，我們家庭破碎的原因雖不相同，但夫離子散是相同的，所以有一種共同的感受把我倆融和在一起。除了工作需要分開外，我倆喫飯挨着吃睡覺挨着睡總是有説不完的悄悄話。

　　好景不長，我倆如此的相處還不到半年的時間，三反五反運動在我們所在的影院也展開了。1951年底1952年初，全國掀起“三反”（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運動高潮，同時對私營工商業者開展“五反”（反對行賄、反對偷税、漏税、反對盗竊國家資財、反對偷工减料、反對盗竊國家經濟情報），部隊同地方一樣，把貪污分子稱爲“老虎”，貪污500萬元以上（舊幣，即新幣500元）爲“小老虎”，1000萬以上爲“大老虎”。

　　在運動開始前先選一批骨幹分子叫“打虎隊”，把貪污、盗竊分子比做“老虎”。

　　打虎隊成員要具備的條件：1、不接觸財物的。2、歷史清楚的。3、平日發言積極的。我們影院除經理之外還選了4、5個打虎隊員。

　　在運動開始前就鎖定了兩個“老虎”：第一個是放映員何技師，此人40多歲，是留用人員，技術是一流的，所以負責放映室的全面工作。定他貪污的原因是放映室内所用的消費品都是由他負責購買，如炭精棒、擦機用的紗布、酒精、機油等，所以説他以少報多和吃回扣。他的家與影院的距離很近，走路還用不了10分鐘，但他却買了一輛新自行車，因此嫌疑更大了。

　　第二個是小曹，她在小賣部，每天銷售量最大的是餅乾和糖塊，這兩樣都是大稱來小稱去，例如：一包105斤，批發商就給抹去5斤，算100斤了。賣的時候帶包裝紙稱的再低一些，每次少給1、2塊，一大包就能漲出幾斤分量，一個月賣幾大包肯定有貪污。

　　“打虎隊”的成員選好了，打擊的目標也鎖定了，在冬季的某一天，第一次嚴陣以待的鬥争會開始了，兩個被鬥者站在中央。打虎隊長馮某是美工，雖然是個小知識分子，但爲人流裏流氣的，還有些蠻横。他妻子和我們閒聊時曾説過，她牙疼夜半呻吟，馮一脚把她踹到了地下，由此可見他是個無情無義的人。有如此的打虎隊長，可見其“狠”不低於武鬆。

　　兩個挨鬥者站在中央，周圍坐着群衆，“擺事實”、“提疑問”，打虎隊長衝鋒在前，隊員和群衆們製造氣氛高呼口號：坦白從寬、抗拒從嚴、不老實交待過不了關，兩個站在中央的人面色如土，一言不發。第一次會議没有收穫，散會之後經理和打虎隊員總結經驗説，他倆心虚，已經害怕了，明天開會火力要猛一些。

　　第二次開會打虎隊長馮某就開始動武了，可能這就是所謂的加大火力猛攻吧，他從小曹後面踢了一脚，小曹自然就跪下了，以後就是拳、脚交加喊口號，我也不知道我是嚇的還是因爲心疼小曹，已呆若木鷄連喊口號也忘記了。最後她斷斷續續地還是招出了點“貪污的錢數”。這種“招供”法也有個名目，叫擠牙膏式的。

　　何技師平時很少説話，在影院中他的年齡是最大的，又是技術人員，大家對他都很尊重，但現在却成了任人污辱的對象了。推推搡搡是免不了的，但從他嘴裏也擠不出牙膏來，所以就駡他“耍死狗”、“花崗岩”的腦袋等。

　　這樣的會僅開了6、7次，這天散會後大家去吃午飯，我值班在門口看門，我看着何技師走出了影院，不到半小時他的妻子就來了猛力砸門説：“何技師自殺了！”我一聽慌了神急忙去找經理，出我意料的是這位40多歲的經理共産黨員却沉着臉説：“他這是用死來威脅組織。”他雖然是這樣説了，但還是立即跟着何技師的妻子走了。

　　經理從何技師家回來後，我不敢問他何技師怎麽樣？因他平日態度一貫嚴肅，很少和職工説話。只見他又找了兩個年輕的男職工把何技師送到醫院搶救，但已無效。何技師喝的是“貼片水”，結論是“畏罪自殺”。

　　出了人命，反貪污運動在鐵西影院也就不了了之了。

　　發工資這天，何技師的妻子來領她丈夫最後一次的工資，她是既無文化又無工作的家庭婦女，有幾個同志看見她悲悲切切地來了，却没人説一句寬慰她的話。是害怕引火燒身呢？還是劃清界限呢？就我個人來看是兩者兼而有之。

　　更讓旁觀者感到冷酷的是工資只發到他服毒的當日，没有給整月的工資，而且還把送他去醫院的三輪車費和搶救費都扣除了。我想他妻子在影院是强忍着悲聲，回到家去一定放聲大哭……

　　再説我的同床好友小曹，運動一開始我倆就互不説話了，這是一個不成文的規定，凡是被批判被鬥争的人，其他群衆都要孤立他，據我個人的想法可能是爲了讓他集中精神反省吧？再就是防止通風報信吧？爲此她就自覺的不理我了。我和她説話也是如喫飯睡覺一兩句話，她只嗯一聲。

　　何技師死了，對小曹的批鬥也結束了。

　　兩個多月後他倆的結論都下來了，他倆都無貪污和吃回扣的事實，所以也都不是貪污分子了。尤其是何技師在死前還有幾十元錢的外債，他給兒子寫了個字條，告訴他兒子他没有貪污，囑咐他兒子要把錢還給人家。原來是他兒子要到某工廠去上班，他借錢給兒子買了輛自行車。

　　結論剛下來，小曹就悄無聲息地走了，據説她要和一位還俗的和尚度過清貧的一生，她再也不想參加工作了，并且要與以前所認識的人一刀兩斷，她想過“隱士”的生活。她曾是日本留學生，抗日勝利前夕還當過中學教師，這樣的身份在“文革”期間是在劫難逃的。她以後究竟怎樣了呢？這是我心中永遠的問號。

　　由於運動的關係，上層主管機構對基層的“政治宣傳”抓得很緊，要求也很高，影、劇院的廣播員、美工員是搞好宣傳工作的具體責任者，每場的影片放映前都要先放映幾片彩色的幻燈宣傳片，如場内禁止吸煙、禁止吃帶皮食物、遵守交通規則等，雖然鎮反運動的揭發、檢舉表面上不是大張旗鼓的了，但主要的宣傳工作仍是要突出鎮壓反革命的宣傳教育，所以其他的幻燈宣傳都停止了，只放映30餘片鎮壓反革命的黑底白字幻燈片，在放映時廣播員要配合逐字逐句地念。

　　經理對此非常重視，只要他没外出，每在我播這些幻燈片的時候他就打開廣播室的方形小窗口觀察畫面，大約10分鐘左右的時間幻燈片放映完，他才直起腰來咂咂嘴説：“播得不錯。”有時是大專院校包場，我念完後觀衆熱烈的鼓掌，這時經理就面帶笑容地説：“播得不錯，真的不錯。”他説這話時從來不是看着我説，好像他在喃喃自語。我也不和他説話，他完成了監督任務就走出了播音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