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震撼人心的判决

　　自1949年9月9日二哥被捕，至1952年冬季，已有3年多了。有一天，他寄來一張簡短的明信片，但内容却有了改變，他被判了死刑，緩期兩年執行！在兩年之後根據具體的情况後再判死刑，還是改判其他刑期？只有到那時再定了。

　　看明信片的時候屋内只有我和小玉兩個人。我看完明信片，看小玉並無异樣，仍像以往一樣平淡，我也就不把内情告訴她，因爲我怕嚇着了她，又怕撑不住哭了出來，於是和她説：“我不是休息，是請假出來的，我要回去上班了。”就立即逃離了她家。

　　出了她家的院門，我的泪水就順着面頰而下了。我在僻静之處哭了個够，然後用飽含着泪水的眼睛又反反復復地看了幾次明信片，把它撕了個粉碎。

　　我也不知道我是從那兒來的承受能力，回到影院我竟没露聲色，誰也没看出來在我身上發生瞭如此重大的事件！對這個判决我没告訴過任何人，其中也包括了二哥的母親和他的哥哥，但在無人之處我却告訴了我不懂世事的兒子，這時他才4周歲多，可是在他還未滿一周歲的時候他就已經離開了父親，在他幼小的心靈中已經没有父親這個概念了。我緊緊地抱着兒子哭訴着：“我苦命的兒子啊！你已經没有爸爸了，你是孤兒了。”兒子雖然還不懂我説的是什麽，更不知道怎樣來安慰我，但他已經知道用他的小手給我擦眼泪了。

　　我心中暗想，這是我倆愛情的結晶，是我所鍾愛的人留下來的唯一的一根苗，我一定要把他培養好，我母子一定要堅强地活着、正派地做人，絶不能讓别人在我母子的背後戳脊梁骨。關於二哥的事我不提也没有人問，可能是怕我傷心或是怕我難堪，只有我媽媽“很不知趣”，她老人家有時來信還是追問，我只好寫上幾個字，稱他現在身體勞動學習都很好，讓她不用惦着了。我隱瞞着事實真相不願提二哥，不單是因爲提到他令我感到生離死别的痛心，更可悲的是，人除了生離死别之外，再也没有比親人被判重刑更可耻的了。我還能説他是好人嗎？我還能説他從小到大都是品學兼優的好學生嗎？我還能説他侍母至孝忠厚待人嗎？在我的概念中好人是不會進監獄的，更何况是判死緩呢？！只有强盗和强姦犯等罪大惡極的人才能判此重刑！

　　二、兒行千裏

　　1953年的春初正是傳染病流行的季節，我兒子出了麻疹。

　　我十多歲的時候和母親去串門曾吃過“閉門羹”，看見人家在卧室的門框上掛着布門簾，旁邊還掛着一條鮮紅色的布條，媽媽和我解釋説是孩子出疹子了。小孩得了這種病開始時是發燒哭鬧，然後全身出紅色的斑點，咽喉紅腫，這種病死亡率也很高，怕受風，又怕驚擾，所以不讓外人進卧室，等把疹子都出透了，就自然好了。

　　某日晚我去婆婆處，婆婆告訴我，孩子出疹子了，我第二天早上就抱着孩子去醫院，醫生説是麻疹，按照西醫的療法是注射盤尼西林和開了點口服藥。西醫療法和我母親説的恰恰相反！因爲這不是往外表使其出透，而是剛一發現就給截了回去。但我没有力量按照我母親的説法給孩子治療，因鐵西電影院的工作非常忙，大面積的工業區只有這一家電影院，甚至午夜一點鐘仍要放映，照顧三班倒的工人，我不能請幾天假在家護理他，也没有充足的經濟條件給他吃些補品，而且婆婆也不支持我。

　　從感情上婆婆並不喜歡這個累贅孫子，由於血緣關係和現實所迫，她還得照看他，這是出於無奈和勉强，但這也不能怪她，因爲她最鍾愛和付出最多的兒子就是這個孩子的父親，結果最使她惦念和給她帶來最大不幸的也是這個孩子的父親！

　　幸好婆婆住處距我單位還不算遠，醫院也在附近，我只請了4個小時的假就可以了(我們每日的工作都是十幾個小時，節假日没有休息，反而更忙，也没有加班費，播演的場次少時，一兩個月能休一天)。我抱兒子去了三四次醫院，他病情基本上也好了，只是兩眼還是水汪汪的有眼泪，身體没有完全康復。婆婆和我説：“你大哥來信了，他定下日子來接我們去哈爾濱，那兒已分配了房子。”

　　這時正是春寒未退、春風刺骨的時候，哈爾濱比沈陽還要冷，我和婆婆説：“您給哥哥寫封信，或拍個電報告訴他，孩子還没恢復，眼睛還浮着泪水，聽我媽説小孩出疹子後眼睛還有泪水時怕見風不要外出，不然會留下後遺症迎風流泪。”婆婆立即沉下臉説：“你哥哥都請好假了，日子都定了，不能再改了。”我只好沉默，我没有能力保護我的兒子。

　　兒子走的那天我没到火車站去送，我去送了，除了多流些眼泪之外，又能怎樣呢？

　　三、在沈陽劇場

　　兒子隨婆婆去了哈爾濱不久，我就調到了沈陽劇場，即解放前的大舞臺。它在沈陽市是重點劇場，兩層樓共千餘個座位，凡是能到這個劇場演出的劇團都必須是知名度很高的“主角兒”才行。

　　鐵西電影院每天都要上演數場電影，因此，連開會、學習的時間也被佔用了，到沈陽劇場比在鐵西電影院清閒多了，這兒每天只演兩場——中午12點-15點30分，晚7點-22點30，其中包括散場後清掃場内。在開演前我們要提前兩個小時上班，如售票員、廣播員就到自己的工作室工作了。

　　50年代同事之間都稱“同志”不稱“同事”。同事是解放前的稱呼。我們在工作上有連帶關係的如：會計、出納、售票員、業務員、廣播員。上班就到大辦公室報到，工作時間没工作可做也都集中在辦公室聊天、看報、喝茶水，這是在影院享受不到的瀟灑。

　　生活條件也提高了，劇場和沈陽市京劇團在一個大院落裏，有舊式的兩層木樓和筒子式過道的單間。單身宿舍和家屬宿舍很充裕，也是極少有的好條件。

　　女職工只我一個人没有家，就給我安排了一個單間。劇場的會計小單離家遠，在我的單間裏給她放了張床。財會人員上正常班，中午她就來這兒休息。説來也巧，我和小單的年齡、文化都差不多，性格也很相近，更大的一個共同點就是我倆人都是“反革命家屬”，在這個基礎上我倆就可以無忌諱地互相打開心扉。

　　小單是很重感情的女人，曾流着泪和我説，她女兒出生還没滿月，丈夫就在家裏被捕了，和她一起生活的是她的寡母，一個體弱多病智力不全的老人，這就使她更是愁上加愁，只兩三個月的時間她的精神、身體都崩潰了，她的奶水没有了，孩子也只好用米湯、糕乾粉之類的東西代替母乳了。憂傷、病弱的母親又怎能護養出茁壯的孩子呢？很快孩子就死了。

　　孩子死後不久，她丈夫從在押處給她來信，問到了女兒，她爲了安慰丈夫，没有告訴他女兒死了，而是在文具店買了張女嬰的照片，騙他説我們的女兒很健康、很活潑可愛。

　　滿腹哀愁的她在人前也常是説説笑笑的，她並不呆板，也時常開些文雅的玩笑，有一次她和男業務員程某某開玩笑説走了嘴自稱是“哀家”，業務員鑽了空子説你是哀家，我是“孤王”(比做夫妻)，在京、評劇裏皇后自稱是哀家，皇上自稱是孤王，有的同志跟着起哄説，以後我們就稱你娘娘千歲了。類似的玩笑是經常開的，每次他們開玩笑時我也都跟着笑，大家説説笑笑地就把活干完了。

　　劇場和影院相同之處很多，如没有例休、節假日更忙，只除夕至初二不演戲，另一任務是外地劇團來演出，經理、業務、廣播員要到大車站去迎接，兩個男同志，只有我一個女的，所以和女演員的寒喧客套就要以我爲主了，因此我就不能像在影院那樣不修邊幅了，我先電燙了頭髮，做了兩三件素花的布衣服，也算是工作的需要吧。

　　沈陽劇場是沈陽劇團的根據地，主要演員是以演關公戲著名的唐韵笙和演孫悟空著名的黄雲鵬，他倆精湛的演技在同行中是名列前茅的。劇團的演員不忙時也到辦公室來聊天。北京京劇團的著名大主演張君秋(男扮女裝)和吴素秋(女)，他倆的演技可稱是精美絶侖，他們的藝術造詣之深使我非常敬仰，同時也提高了我對藝術的鑒賞能力。

　　我在劇場還有兩大收穫，就是交下了小單和另外一個知心朋友，雖然她倆在80年代相繼去世，但她們對我的關心、友愛却是我終生不能忘記的。

　　另一收穫是早晨上班前和下午散場後都能有一個多小時的時間，劇場與省圖書館的距離只公交車的一站之地，省圖書館是沈陽市藏書最多的圖書館，使我有機會看了點世界著名的譯著。

　　四、一諾千金

　　1954年的5月份，我到劇場已經半年多了，無論是工作，還是與同志們的關係，都有了較好的基礎，我産生了一個强烈的願望，就是想看看二哥。爲了找理由，我交了探親申請報告，説是赴北京探望父母。

　　我的父母住在鼓樓前街一間極簡陋的單間，兩張用木板搭的窄床，桌、椅傢具一看便知是人家淘汰的舊物，連一個細竹篾包裹着的暖水瓶也是在極舊的木方桌上傾斜的立着。

　　父母真是老了，頭上的白發、臉上的皺紋、呆滯而混濁的眼睛，由於牙齒缺陷顯着扁平的嘴，好像也不能張大了。

　　我去了監獄。監獄規定每月有一次固定的接見日，只可以寄一張明信片，我是外地貿然而來的家屬，按規定可以特殊接見一次。

　　警衛把我帶進了一間空盪的房子，陳設簡單，一看就知道是專爲特殊接見用的。雖然有椅子，但我却站在那裏等着。很快，二哥穿着一身藍色的粗布工作服就進來了，在他身後跟着一位穿藍色中山裝的男人。

　　二哥的臉色有些黄瘦，没有表情，他已經完全没有了青年人的氣質，雖然還不到30歲，但看着好像是40多歲了。

　　我感覺到他好像是看了我一眼，又好像是説：“你來啦！”其聲音很微弱，似乎不是我聽見的，而是我感覺到的。他這樣説了後，就坐在桌子後面的椅子上了。

　　我仍然站着，因爲有許多話急着要向他説，所以我就顧不得坐下了。從1949年的9月9日至今是1954年的5月中旬了，再有3個多月我們就是滿5年没見面了，這5年，但願是在我倆的一生中最難熬地歲月吧！還能有比這更艱辛，更痛苦的日子嗎？

　　不會再有了，因爲我有了固定的工作，是“鐵飯碗”，我母子的生活永遠有保障了。

　　我知道監獄探監是有時間限制的，所以没等他開口我就急着説話了，但我也只能説適應這種場合的話：媽媽身體很好，你不用惦着，兒子長得很壯實，他很喜歡畫畫，照着小人書上的畫。哥哥在國家的建築部門做成本會計，來順還是那樣(指傻小弟)，但個子比你們哥倆還高還粗壯。你要注意身體，認真接受改造，争取黨的寬大處理。

　　“我的工作很好，很順心。”説着我就把會員证掏了出來在他的眼前晃了一下，臉上露出了深深地微笑，我這是向他示意，讓他不要惦着我，我活得很自信。

　　我把在這種場合所能説的話都説了，他一言未發地坐着，連身子也未動過一下，木訥地聽着，我停止了説話，我倆都沉默了。

　　這時，我的眼睛才專注地看着他，從他呆滯的目光中流露出了憂傷和柔情，我從他的眼睛看穿了他的心，他是在用眼睛告訴我；我親愛的小妹妹，我對你已經是完全無能爲力了，將來一切就要靠你個人來努力了。

　　就在此刻，我突然産生了一種欲望，很想投入他的懷抱大哭一場，但我猛的一顫，好像是從惡夢中驚醒，這是不可能的啊！我一定要把持住自己，不能流泪、不能失態，我應該讓他看到的我依然是他在10年前所愛憐的天真無邪的小妹妹，而不是成了一個愁眉苦臉哀哀怨怨的黄臉婆。

　　我在他面前不能流泪，不能示弱，我决不會被不幸所壓倒。

　　我要走了，我要離開他了，不知什麽時候才能重見？

　　趁監視人員被叫走，我走過去吻了二哥面頰，他仍呆若木鷄地坐着，我重重地抛了最後一句話：“你放心吧，即使你被槍斃了，我也不會嫁人。”説完這句話我都没有看他轉身就走了。

　　在高高的圍墻外和空無一人的大街上，我的眼睛像打開了蓄水的閘門。

　　五、异樣情懷

　　回到沈陽，到了單位宿舍，看見小單面朝墻躺着，我也躺下休息一會兒，這時她突然坐了起來，滿面泪痕地對我説：“我要結婚了。”她兩眼飽含泪水，臉上也流着泪，我好像不相信她所説的話是真的，接着又追問了一句：“你要結婚了？”

　　她説那個人也是會計，追她追得很緊，每天下班他都在路口等她，她覺得兩個人的條件還合適，那個人也很老實，就同意了。

　　但從她悲悲切切地哭泣來看，這不像是要結婚倒像是喪偶。我挨着她坐下，一只手握着她的手，一只手摟着她的肩説：“既然你同意嫁給他了，就一切都往前看吧，過去的一切就如同人死了一樣再也不能復生了。你現在就應該珍惜你的未來，珍惜你新建立起來的家庭，他能愛你就是你的幸福。”

　　我很理解她，她的痛苦是在心靈深處，她的心在滴血，不是用言語所能勸解得了的，她的再婚是生活的需要，是政治的需要，而不是情感上的需要。瞭解她的人都能知道她並不愛這個男人，如果她愛這個男人她就不會這樣難過了，由此更能看得出她對前夫的眷戀是刻骨銘心、藕斷絲連的。

　　與此同時還有另一樁婚姻也在發展和成熟中，就是劇院的經理，一個共青團員，20多歲，竟和比他大10歲的女演員英英登記結婚了。

　　英英的前夫是國民黨的軍官，判了10年刑，她和丈夫離了婚，留下兩個男孩子，讓他們跟着她母親過，長子才讀小學一年級。她娘家是個富裕家庭，但她並無嬌小姐的氣質，爲人很隨和，所以大家對她並無過多的指責。

　　英英的母親從長春來到沈陽，極力勸説和阻止女兒的這樁婚事，她向我們哭訴説，她不同意女兒再婚，她認爲原來的女婿爲人很好，而且再過五六年女婿就會釋放了，何况還有兩個兒子呢？但却没有什麽效果，過了兩天老太太只能把兩個外孫帶走了。

　　過了幾天經理找我到辦公室個别談話，我想是工作問題吧。

　　坐下之後他先和我聊了些他和英英的事，他説雖然英英比他大10歲，但他愛她，愛情是不受年齡限制的。接着就把話題轉到了我。

　　“你丈夫現在的情况怎麽樣？”

　　我説：“他表現很好，一般從死緩改無期——或是25年到20年，他從輕改判了15年，從被捕日算起。”

　　經理説：“你參加革命的時間比我早，革命道理也比我瞭解得多，但女人在大是大非面前往往容易被感情所惑。你應該知道，影劇院是黨的宣傳陣地，所以我們每個工作人員都應該站在無産階級的立場上和階級敵人劃清階級界限，才能誠心誠意爲人民服務。很多參加革命的同志都是先背叛了自己的反動家庭，再參加到革命隊伍中來的，他們用實際行動争取到了革命隊伍對他的信任。革命隊伍才能培養他們，信任他們，委以重任。

　　“英英和小單都做到了這點，和過去徹底决裂了，這也證明瞭是通過學習，她們提高了階級覺悟，樹立了革命的人生觀。她們放下了沉重的歷史包袱，她們以後的進步一定會很快的。

　　“你的階級覺悟程度比她們高，領導和同志們都對你的評價很好，在廣播方面也很受觀衆好評，調到劇場後演員對你的反映也很好，你參加工作已經4年了，工作一直很努力，和同志們也很團結，但從未被評爲先進工作者，你知道這是爲什麽嗎？就是因爲你没堅定地站在革命的立場上，與階級敵人劃清階級界綫。”

　　最後他説：“你對你丈夫的感情真是太執着了，你不想想你背着反革命家屬的黑鍋能樹立你做同志們的榜樣嗎？有些單位根本就不録用這類人的，你被録用了，你就應該積極争取進步，不能抱着混飯吃的態度。”

　　“實際上你不離婚除了影響你的進步之外又有什麽用呢？你仍然是過着獨身的生活，你的兒子仍然是得不到父愛。你回去好好想想吧。”

　　六、深情難訴

　　下班後，我很認真思考經理和我談的每一句話，其實他所講的道理我完全理解，我只是没有勇氣和决心去做，更確切地説就是我不忍心這樣去做。

　　二哥現在的處境完全是我一手造成的，事實證明他不是一個背信棄義的負心漢！他没有爲了個人的安危和前途而抛妻棄子。而我現在却要爲了我個人的利害抛棄他。看來不是他負我，而是我負他了，我真是個弱者。

　　從他被捕至今，我總認爲是誤會。因此，在我給他的每一封信中都寫着要相信黨，相信黨的政策，早晚會有“水落石出”的一天。但盼了兩年多，不但没盼到“水落石出”而且還判了“死緩”。這樣的判决對我們來説真好像是天塌地陷一樣。這樣雷擊似的打擊只有我和他共同承受。因爲他是爲了我，我現在就應該理所當然的爲了他。我知道他要忍受的都是些什麽，我的日子很艱難，可我還可以自由行動，而他呢！

　　我相信黨的政策，因爲這政策是公開的，是家喻户曉的，是深入民心的。但我也相信二哥，如果他没有用實際行動争取寬大處理的决心他也就不回來了。既然回來了就有重新做人的勇氣和决心，不然，不就成了飛蛾撲火！但不論怎麽想，我還是認爲這其中肯定有誤會，但這誤會出在了什麽地方，我就難能知道了。因爲我始終是相信黨的政策，所以我根本就不會想是不是黨的政策不兑現呢？在我的頭腦裏根本就没有這根弦。

　　他被判了“死緩”，我就把每次在信中都寫的詞兒早晚會“水落石出”改成了“你要認真改造自己，努力勞動，好好學習，争取寬大處理。再就是家里人都好，希望他不用惦念，就安心地接受改造吧。”

　　他真是認真改造了，從“死緩”改判了15年，有了期限，就是時間再長不是也有盼頭了嗎？我還能要求他怎樣呢？以他瘦弱的身體和敏感的自尊心，他已經做到極限了。

　　他現在在這個世界上唯一的親人和支持者就是我了，以前很愛他的母親和哥哥已經對他放棄了，從來不聞不問，好像他已經不存在了，她們母子不提他也從未給他寫過信。

　　對他母親和哥哥的心理，我的揣測是，他落到了這個地步是活該，誰叫他聽他老婆的話呢！而且他從未對家庭做過貢獻，家庭也就没有義務對他負責了。至於他老婆怎麽個活法，那是她個人的事了我們管不着。

　　我現在怎樣做就隨我個人的便了。

　　經理的話雖説是觸痛了我的心，其實他説的還不如我想的深刻呢。在抗美援朝時我曾要報名參軍，但在我們行業中没有指標，因此我也没參上軍。我要參軍的目的，就是想要在艱苦的環境中鍛煉自己，接受組織的考驗，因爲在我的心底有了隱秘的願望，我想入黨。我的想法是只有入了黨，才是革命隊伍中真正的一員。

　　想要入黨，和二哥離婚就是最重要的前提條件了。如果不求進取就這樣混飯吃，很快就會被清除的。按政策規定的“地、富、反、壞、右”所謂的五類分子，大多數的家屬都是不能在國家的政策機關、國營單位等部門工作的。據我瞭解，反革命分子家屬，雖然她們的文化程度不低於高中水平，但她們有的在街道組織的生産組干簡單的手工勞動，有的在家做着織毛衣、綉花等的計件手工活兒。

　　我雖然向二哥表示，即使他被槍斃了，我也不再結婚，可是我離了婚依然可以不再結婚啊！是我把他投到監獄裏的，如果我再投入到另一個男人的懷抱裏尋歡作樂，那我將是個什麽樣的女人了呢？是水性楊花？還是貪圖享受？做人應該是本着人不負我，我不負人的原則啊！

　　我該怎麽辦呢？如果不離婚，我的這份工作很難保住，如果離婚，那對他的打擊真是太大了。我苦思冥想，邊哭邊想，因爲一想到我要和他提出離婚，我就心酸心痛，好像是干着落井下石的缺德事，又想到我這樣做該是怎樣的使他傷心，使他絶望呢——他唯一的親人也離他而去了，在這個世界上他真的是衆叛親離了。

　　自從和經理談完了話之後，只要是在閒暇時間，我的腦海里就只想這件事，邊想邊哭泣，離婚這件事從開始考慮到决定一直是思維伴着泪水，只要一想泪水就自然地涌出。

　　從開始和他結合，我就擔心離婚。説心裏話，我是怕他和我提出離婚。因爲他的文化程度比我高得多，不論是哪一門哪一類的學問、知識他都堪當我師。他的年齡只比我大幾個月。我常想，他的前途是不可限量的，將來他的事業發展了有可能就會嫌我配不上他了，也許要和我離婚呢。誰又能料到10年後的今天提出離婚的不是他，而是我呢？而且還勢在必行，無可挽救呢？

　　最後我自作聰明地想出一個兩全齊美的好辦法——我既和二哥離了婚，在政治上和他劃清了階級界綫，使組織和同志們都知道我再不是反革命家屬了，又使離异的丈夫知道我仍然在關心他、等着他。爲此，我就開始做離婚前的準備工作了。

　　我求小玉幫我給他做了一身黑布的便服棉襖、棉褲，用舊毛綫給他織了件毛背心，還弄了一床拆洗乾净的舊棉被，又買了一雙結實的球鞋和襪子、肥皂等生活必需品。我像賠送女兒嫁妝似的給他寄去了這些我認爲是生活的必須品。還寄去了20元錢（我這時的工資是每月31元）。我計算着日子，錢、物他該都收到了，我就寫了一封深情的信。我自然是邊哭邊寫的，我没有怕檢查。我想，就是檢查人員看到了也會被我的真情所感動而對他好些的。我已顧不得害羞了，索性來了個隱情大暴露。因我想這是我給他的最後一封信了，讓他讀懂我的心吧。

　　我寫得凄楚纏綿，好像是寫情書，很多細節我都忘記了，主要的地方還記得幾句：“我仍然很愛你，何况我們還有個愛情的結晶。如果你不是成了我們的階級敵人，不論你是淪爲乞丐，還是成了殘疾，我都不會離開你的。可是現在我必須要和你劃清界綫了，因爲我還想入黨，不然的話將來兒子要問我媽媽，你怎麽不是共産黨員呢？我將怎樣回答他呀！……”

　　信寄出後很快就收到了回信，内有一紙協議離婚的判决書，附有他的意見：“孩子還小你無力撫養，仍放在我母親處，等你有能力撫養時你再領回。”

　　看到這兒，我的泪水又一涌而出，我都已經和他離婚了，他還爲我着想呢！

　　七、藕斷絲連

　　收到離婚判决書三個多月後，我的感情並没有因這一紙判决書而對他疏遠，他的影子仍然縈繞在我的腦中，我仍然懷念他牽掛他，他在我的潜意識裏是永遠抹不掉的影子。

　　可是在現實中我再怎麽想幫助他，想回報他都無能爲力。

　　點滴的物質表達，對我來説已經是盡心盡力了，但這星星點點的東西對他來説又能起到什麽作用呢，是用來表達愛情呢？還是用來表示憐憫呢？這點東西是能增加我給他的安慰呢，還是更增加了他的傷痛？

　　爲了我，他把人生最最重要的東西——自由、前途、事業等等置之度外，才落到了如此的下場，而我却爲了能够生存而“理直氣壯”選擇了離婚，其實這就是弱者的表現，懦弱的人活着，也就等於慢性自殺，苦熬歲月，做着表面不見血的犧牲。

　　我看過一部外國影片，片名、國名我都忘記了，它的故事梗概我却多年没忘：一位畫家到宫廷去畫壁畫，很快便和公主相愛了，夜間他到公主的卧房去幽會，國王知道了便處罰畫家到一處遠離人烟、矗立着很多奇山怪石的地方去劈山開路，命令他獨自一人把亂山怪石夷爲平地。

　　畫家一個人孤獨的、艱苦地勞動着，不知是過了10年20年還是30年，畫家把奇山怪石開劈成了平原，他和公主在這兒相見了，但他倆已經是老翁老嫗了。他倆衣衫襤褸地走到溪水邊，想洗去臉上的污垢，豈料他倆洗去了臉上的皺紋恢復了年青。

　　這是個神話故事，在現實中青春是一去不復返的。

　　我對他無以爲報，就讓我爲他搭上青春吧，青春對於人來説是最寶貴的，在高墻之外，我就用我的青春陪伴着他到老，到死吧，讓他知道我没有辜負他爲我所做的犧牲。

　　想到這兒，我又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了，我又無所顧及地給他寫信了。每次信寄出後也都收到了回復的明信片。

　　一張協議離婚書，便成了一張廢紙。向他提出離婚好像是一場惡作劇。只是這場惡作劇使我付出了很多思慮和泪水，最終這一切還是都白搭了。

　　離婚後不到一年的時間我又去北京監獄探監，這次在登記欄上就寫“前妻”了。自然還是以探望養父母的名義去北京的，我這個不孝之女從來没對他們盡過孝心，反倒讓他們直到死時還在爲我擔心。

　　八、思兒心切

　　如果説我和二哥是“兩個傻瓜”，那麽我們生的兩個兒子就是“兩個苦瓜”了。長子才活了兩個多月，因飢寒交迫死在了山東省曹州（今荷澤市）。

　　次子大群生於1948年4月12日，正是國共决一死戰時。當時的社會氣氛緊張，糧價暴漲，副食短缺，物質匱乏，常常停電，一系列天灾人禍，北平市的人民生活處於水深火熱之中。才40天的兒子，便隨我們進了國民黨的監獄，每天每夜餓得孩子嗷嗷待哺。出獄後我兒子的遭遇仍是個陪罪的小羔羊，他既得不到父母親人們的愛撫，更是不能按時按頓獲得温飽，他跟着我過着頂風冒雪朝不保夕的日子。

　　北平解放後，我不但被清出了革命隊伍（自謀職業），而且還成了歷史反革命分子的“反屬”。現實中的反差，使我和兒子的命運從此陷入了人生的低谷，但這棵出土的嫩芽却是蔫蔫巴巴半死半活地挨了下來。

　　在我獨自留在沈陽工作，兒子和婆婆去哈爾濱後4年左右的時間裏，我曾去看過兒子兩次，他和婆婆住在哈爾濱郊區的香坊村，那是二哥的哥哥的職工宿舍，離農田很近。我到時房中只有婆婆一個人。她説：“你哥哥上班，天天都早出晚歸，來順和大群整天在外邊跑不着家。”

　　兒子剛進屋，婆婆就叫他：“大群，你看誰來了？你媽來了。”兒子像没聽見一樣，没理我也没看我。

　　我接着問了一句，“大群，你不認識我了嗎？”他仍然是毫無表情，像没有我的存在一樣。

　　我想，他不認識我了，已經分别一年多了。可是他進屋以後也没和奶奶説話。看來他和奶奶也不親。我覺得這是個孤兒，在感情上已經不知道什麽是親人了，也不懂怎樣依戀親人了。

　　他的模樣不是活潑可愛的小男孩，和同齡的孩子相比他的個子不够高，膚色黑中透黄，眼睛暗淡無光，竪立着的頭髮有點枯燥，很長的指甲裏滿滿的黑色污垢。穿着的短褲、鞋、背心都已經很舊了，而且都臟兮兮的，完全和農民的孩子一樣。

　　他進屋之後没説一句話就又出去了。

　　晚飯後我强制性地給他洗了澡，第二天早上我又强制性地給他剪了指甲，洗净了指甲周邊的污泥。

　　令他開心又没令他滿足的一件事，是我帶他去了松花江岸。50年代的松花江岸就已經修建得很壯觀很漂亮了，可惜我只能帶着他“窮逛”。我們没有錢坐汽艇，也没有錢吃豐富的食品，我只給他買了一小袋最賤的零食。

　　松花江的景色太迷人了，使遊人留連忘返。大群玩不够不肯離開，我怎麽催促也没用。我和他説，這兒離家很遠，中途還要换車，天黑了就連家也找不着了。他被逼無奈，滿臉不高興地跟着我走，並和我拉了很長的距離，邊走我還得邊回頭看他。

　　在我的記憶中，無論是坐車、走路和在遊玩中的幾個小時，他都没有和我説過話。他給我的感受是個很倔犟很可憐的孩子。

　　一年以後，我再次到哈爾濱去看兒子時，他的生活狀况更差了。

　　前次我去時，婆婆曾我説：“大群現在就是半饑半飽地活着，我和來順都没工作，每月定糧才26斤，大群未成年的定量才18斤。”來順是傻子，食量又大又不懂讓人，吃太少了還耍脾氣，所以就要多占别人的。”在定量份内的是每人每月二斤大米、一斤麵粉。他們三口人的細糧只婆婆一個人享用。因她從30多歲就吸鴉片煙，現在雖然没有條件吸了，但她每天仍要吃“鴉片烟膏”子。凡是吸毒人員都是“又饞又懶”，例如她整個冬天都不洗一次脚。有時也有例外，如果她高興了就在除夕晚上洗洗脚，還附加一句順口溜“三十晚上洗洗脚，一年挣的一年吃不了。”

　　兒子寄養在婆婆處，我仍然要補貼一些錢物。哥哥和婆婆都曾以困難爲藉口和我要過錢，但他倆從未提過賣地錢（婆婆在1966年病故時，她的鴉片烟膏仍未吃完）。我也只能每年給寄幾十元。那時我每月的工資是31元，工資雖少開支却很大。例如我今年去北京看二哥，明年去哈爾濱看兒子，利用我的探親假我輪流着看他父子倆。那時火車票很便宜，去北京15元2角，去哈爾濱8元左右。我一貫是買廉價的慢車票，根本没看見過卧鋪車是什麽樣子的。所以，在看他們的時候我也極少給我父母和婆婆買禮物，因爲每次我的錢都是緊巴巴的。

　　50年代初大嫂病故，大哥給了岳父岳母一筆錢，就把兒女寄養在那裏，過了幾年兒女稍大才把他們接回來。他的長子比大群大6歲，那時已經13歲了，女兒也已10歲了。孩子們都在成長年齡，每月20斤左右的糧食哪够吃，而且副食又極缺。即使是按定量分配我兒子也吃不飽，何况他的這點量還要讓别人多吃多占呢？

　　我每年都給兒子寄幾件新衣服，因爲估計不準尺碼，所以總是買大了，因此大群一件也没穿着，婆婆仍給他破舊的穿，把我買的衣服全部給他堂哥堂姐穿了。我兒子雖然也懂得這些事，但他却不敢説。

　　一個七零八落的家庭，又趕上定量供應的年代，出現這樣情况也不足爲奇，可是還有另一種感情在我的心中做祟，我在婆婆處住的幾天當中，只要哥哥在家的時候，我就看到侄女坐在哥哥的大腿上，父女倆嬉笑着在説些什麽，對比之下我兒子就更顯得孤苦無依了，這個“小可憐”從來就没有親人愛撫過他。

　　回到沈陽後我牽腸掛肚地總想這件事，最後我决定讓大群到我這兒來。我既然决定不再婚了，他在日常的生活小事上也能自我料理了，還是我們母子生活在一起好。

　　九、母子團聚

　　1956年夏季，8歲的大群來到了我的身邊。

　　爲了省錢大哥没送他，我是按着拍來的電報上的時間到火車站去接他的。站在站臺上，注視着下車的乘客，我看着所有乘車的人都走出了車門也没看見大群，只好到車厢裏去找，我走過了幾個空盪蕩的車厢後才看到了我兒子，車厢裏只剩下他一個又瘦又小的男孩呆坐在靠背椅的邊緣上，他略低着頭，發現了我也没喊我，也没有喜悦的表情。他穿着一身褪了色的很舊的藍色制服，背着一個又舊又小的土黄色的小書包。這個書包不是我給他買的那個，裏面没有食物也没有衣物，只有他已經寫上字的方格小作業本。

　　我説：“跟媽走吧。”他跟隨着我，始終一言不發，我們坐公交車到了沈陽劇場。

　　我已經不記得他是過了多長的時間才叫我“媽”的，他和我一點兒也不親近。記得有一次我問他你怎麽不叫我媽，他不出聲，也没表情，他的面部肌肉看上去總是很呆板。

　　我也没有多餘的時間和他在一起，他在婆婆家已經習慣了早睡早起。而我的工作性質限定我要在晚上11點以後才能睡覺。因此，我母子接觸的時間就更少了。只是大群在我這兒能比在婆婆家吃得好一點，也能吃得飽一些。但他整天都是孤單單的一個人，我没有時間關心他顧及他。他來到我身邊只幾個月的時間，1957年的“反右鬥争”就開始了，運動自上而下的發展到了基層。

　　有的“右派分子”，他們並没有具體的罪行，但在很多單位都必須要抓出右派來，不然的話就是這個單位的反右鬥争没搞徹底，没有深挖。因此，每個單位都在挖空心思的物色“右派”。多數都是在知識分子當中，還有家庭出身不好的，社會關係復雜的，有海外關係的，和領導關係不好的，和愛提意見的人（因他們提的意見既尖鋭又正確），故此遭到忌恨，凡在此範圍内的人都感自危。也許一夜之間就變成了“右派”。地、富、反、壞、右屬於黑五類，所謂的黑五類，就都是屬於敵我矛盾了，也就是成了被專政的對象了。

　　像我這樣的人，在每次的運動中都是個受衝擊的對象。因我在基層的小單位裏也算是個小知識分子，更兼受二哥株連，我總擔心着不知什麽時候就大禍臨頭，因右派的罪名都是“莫須有”的。

　　在反右運動中我常想，如果我去“農村勞改”，大群將怎麽辦呢？讓他回到婆婆處？那他的生活狀况比以前還要慘！

　　兒子問題成了我精神上最大的壓力。

　　我每天都祈禱似地想，只要能保住這份工作，不論做什麽我都不怕臟、不怕累，能維持我母子的最低生活，能供我兒子上學也就足矣！

　　反右鬥争從表面上看是結束了，它的成績是通過“大鳴大放”來“引蛇出洞”，全國上下都抓到數以百萬計的“右派分子”。在沈陽文化系統内部抓的人數也不少，有領導，也有一般幹部。另一種是在解放前是影劇院的經理（資本家、小業主之類），沈陽劇場一個也没攤上，大家都很慶幸，因爲我們單位的職工比較團結。

　　這時候政治掛帥成了首要條件，不論是參軍、昇學、提拔幹部、録用人員等等都是看其家庭出身、家庭背景，而不考慮、衡量其真才實學和品德，即所謂的政治條件是最最重要的條件，在這樣的政治氛圍中是談不上公平競争的。

　　反右鬥争結束後，我惴惴不安的心情較爲平静了，因不用擔心母子再次分離了。但另一種不安又侵襲了我，我很快就要調動工作了，因沈陽劇場是直屬市文化局領導的劇場，是沈陽市的重點劇場，這兒不會再留用我了。

　　十、爲子覓師

　　反右運動結束不久，我就從沈陽劇場調到了大東區文化館俱樂部。從外觀上是一個單位，其實是兩個獨立的小單位，是由區委領導的，以演電影、演文藝節目、租場開會爲經濟收入，其規模和人員僅有沈陽劇場的三分之一。

　　我仍做廣播員，因放映員少没人换喫飯和换倒班，就把我也加了進去協助放映。雖然我没經過培訓，查不出機器故障也不會檢修，但基本的操作還是很容易學的，如檢查拷貝、上片、對光、倒片、放映（包括對光的技術）僅用了兩三天我就成了半個放映員了。

　　俱樂部爲我母子安排了一間宿舍，放了兩個單人鐵床一桌兩凳。喫飯在隔壁自行車製造廠食堂，伙食可稱物美價廉。

　　兩個多月後，宿舍裏來了一位文化科的幹部，她上正常班——早8點上班，晚5點下班。她晚10點以前就要睡覺，我最早也要在晚上10點半才能回宿舍。即使我輕手輕脚開燈、洗漱，影響她的睡眠已經使她很不滿意了，更使她擔心的是我還有個10來歲的大群，男孩子在這個年齡段是最頑皮最惹人煩的，因此她極不願意來與我同住。但文化科没有宿舍，因此她拖了幾天别無他法才搬來了。

　　相處了一段時間後，有一天我休息，大群去俱樂部看電影了，我倆有機會單獨聊天，她向我説了心裏話：“小雷啊！我和你説吧，開始我真不願意和你母子住在一起，因爲你有個半大小子，但没辦法，住進來後我放東西就都做了記號，觀察你兒子動不動我的東西。我觀察了幾個月，我放的東西從没變過樣。大群真是好孩子，差不多這麽大的孩子正是討厭的時候，他一點也不討厭，這也是你教育的好，對孩子不能只疼不管，凡是有缺點有毛病的孩子責任都在他的父母没教育好。”

　　我説：“小孩從小不管，等到大了，習慣已經養成了，想管也管不了了。所以小孩從幼兒開始就應該對他進行基本道德教育。”

　　我是個很粗心的人，她不説我還真想不到她放東西處處做記號。我只想她是個30歲出頭的老處女了，她愛乾净，放東西很整齊，這是她的優點，也是她的特性，誰知她對我兒子有防範之心呢！

　　通過她的考驗，我對兒子的品行有了信心。其實，我是很少有時間教育他的，我的認識是小孩子學壞了，多半是家長不注意，使他接觸了品行不端的孩子或是壞人，在這方面我是非常注意的。我很相信居必擇鄰、交必擇友的古訓，但對前者我没選擇的條件，可是後者的這一關，我把得很嚴。

　　發現大群有些藝術天份是在他初來的時候，我無意中看見在一張小廢紙上畫着一個人叉着腿，在直竪的雙臂上畫着一根横棍，在横棍的兩頭各畫了個大鎚，旁邊寫着“打仗”。這個極簡單的鉛筆畫觸動了我的心，我想可以在這方面引導他，或許他能成才。因爲書畫不單是只靠努力，還需要有天賦。大群有這方面的天賦，他無論畫什麽都畫得很像。

　　書畫同緣，我雖没有藝術細胞，但受母親的影響略有一點欣賞水平，我開始爲兒子覓師了。曾在沈陽劇場做義工的大齡青年任連章，我曾看過他的工筆畫，畫得細緻而有神韵，而寫意畫則瀟灑有力，突出了立體感。他在十幾個義工當中是最穩當、最有禮貌的。

　　我帶着大群去拜訪他，來到他家我却感到很驚訝，他父母弟弟和他4個成年人都睡在一鋪炕上，地下空出的不足4平方米，真可謂是充分利用空間：弟弟學習、他畫畫，父親看報飲茶，天冷和下雨的時候母親洗衣做飯，除了在炕上就是在地下，都出不了這個十幾平方米的範圍。他們每日每夜就是擠在一起過活的。

　　任連章的父親是資本家，此時已年近半百，幸好掌握技術，工資高些養着全家，他的母親是我在古典小説中看到的淑女，有文化、有教養、談吐大方。

　　我説明瞭來意，任連章極謙遜而又彬彬有禮地拿出了他的幾張作品鋪在了炕上。有大青山水，盛開的牡丹，還有一個少數民族姑娘騎着駿馬奔馳射箭，人和馬都畫得活潑、生動，充滿了活力。尤其是貼在墻上未經裝裱的水墨畫大公鷄，真像在那兒啼鳴報曉。

　　雖説到他們家去是爲了拜師，但我却是空手而去。回來時任連章還送了我一幅畫得嬌艷欲滴的牡丹花卉，花瓣上似乎還有露珠，可見畫工之細和技藝之精了。

　　之後，在俱樂部的義工中，我又發現了一個男青年叫王啓陸。有一天，我看見他拿着一張爲朋友寫的唐詩，行書寫得很好。我説，你毛筆字寫得很好，請你也給我寫一張吧。他欣然應允了。過了幾天，他送了張條幅給我，是唐詩杜牧作的《山行》。

　　王啓陸個兒不高，有些瘦弱文雅，但字却寫得遒勁有力，力透紙背。雖然他比我小幾歲，但我對他却有幾分敬慕。我媽媽常説，“見其字如見其人”，所以我認定了他是個外柔内剛的人。他寫的字，好像不是出自他細弱的手指，他似乎手無敷鷄之力，寫的字却似力劈泰山。

　　他看我很喜歡他的書法，也大略能説出點門道來，就又用整張的宣紙給我寫了陶淵明的《桃花源記》，從此我們建立了友誼。

　　我帶着兒子去他家看望他的母親，才瞭解到他家的困境。

　　他的母親是個瘦弱又纏過足的小脚女人，知書達理，是大家閨秀。王的父親原是書香門第，寫得一手極好的毛筆字，在當地的書法界有些名氣。解放前創辦了個紡織廠，解放後工廠歸了國有，家庭成份是資本家，他家的住房也充了公。

　　他的家現在是一間屋子兩個炕，在東北地區叫“對面炕”。在兩炕的中間靠墻放着一個四方桌（以前叫八仙桌）和兩把椅子。在炕上靠墻放有特製的炕櫃，專放零星物品。炕櫃上面放着木箱、皮包，這樣摞起來放雖然地方窄小，但乾净整齊。外屋是公用的厨房兼通道。在屋外的屋檐下，各户都搭着簡易的小棚子放煤和木柴，夏季在外面燒飯，這就是多數平民百姓家的生活。

　　王的父親在反右運動前就去世了，母親和他睡一鋪炕，兄嫂和他們未成年的兒女睡一鋪炕。他們雖是親人，但各自立伙，不論是吃、用比旁不相干的人分得還要清，誰也不沾誰的。

　　在他哥哥的心目中，母親的養育之恩和同胞的手足之情早已盪然無存了。年邁體弱却意志剛强的母親對兒子和兒媳的不孝雖只一語帶過，但我却理解了她内心的痛苦和遺憾。出於自尊心，有知識的母親是不願意和不相關的人説這些事的。

　　我稱王啓陸的母親爲大娘，我懇切地對王啓陸説：“我是帶着我兒子來拜師的，從今以後，你和我兒子的關係就是師徒關係了，嚴師出高徒，你不要客氣。”我兒子稱他王叔。

　　自此以後，這位即嚴厲又認真的老師，以誨人不倦的精神開始教我兒子練習書法了。他是從基本的“永”字八法開始教的，第一筆先練永字上面的“點”，僅這個點，我兒子就在廢舊的報紙上練了無數遍，直到老師認爲可以了，才開始學下一筆。

　　幾個寒暑，都是王啓陸到我的住處授課，每次來都要花費3-4個小時，還常常是在我上班的時候來教，所以連杯開水也没人給他倒。他大約教了六七年的時間，直到文革爲止。

　　我兒子學有所成了，他擅長隸書和魏碑，可是他的恩師却一點也没得到過我和我兒子的回報，想起來這是一筆良心債。

　　我爲兒子尋覓的國畫老師任連章却很少來了，因他患了肺結核，住院的日子比在家的日子還要多。我母子多次到他家去看他，但却從未帶過禮物，由此也可看出我母子的生活是如何的窘迫了。

　　從1965年至2006年40多年過去了，我兒子的恩師王啓陸和任連章和我們已音訊隔絶40年了，他們是否健在？彼此都不知其所終了。

　　十一、江河日下

　　此後我的工作江河日下。以我的政治條件，我不能在影、劇院和俱樂部工作了，就把我調到了大東區曲藝總社所屬的“大東曲藝社”。這兒的條件極差，解放前叫“地方戲園子”，專演“二人轉”。解放後場内設施也没有變，土地面、土厠所，没有暖氣，在冬季用磚和薄鐵制的粗烟筒在場内砌了兩個大爐子取暖。没有專職打更人員，就由女職工輪流值日班，男職工值夜班。桌凳也是解放前遺留下來的又窄又長的長條桌和没有靠背的長條凳子，前十幾排有窄長條桌是“茶座”，後邊只有長條凳不能飲茶的票價是3角，茶座是5角，這兒的觀衆以工人農民和老年人爲主。

　　這兒員工的素質比影、劇院員工的水平差多了，他們連看報的水平也没有。唯一的“秀才”就是小賣部的負責人，寫寫算算的事都由他包辦代替了。這兒的負責人（經理）也是個半文盲。因他在解放前是這個行業的工人，所以就由他來領導私方人員。這裏總共9個人，却有兩個右派，一個歷史反革命。

　　這兒員工需要掌握的技術是“倒水”，他們提着滚開的長脖子水壺爲觀衆沏茶、添水，一滴水也不能滴在外面，真有技巧。

　　反右後緊接着就是“大躍進”。“大躍進”是挖掘人最深層的潜在力量，不論農村和城市，凡是基層的，普通勞動者的勞動都是超負荷的，提倡一人多能，提醒每個人都做多面手。例如我吧，在不用廣播的時候，是要做其他與本職無關的工作：到檢票協助“看門”，到場内協助“找座”，在場次的間歇時間和晚散場後搞衛生，做總結、寫計劃、寫演出劇目。這兒不用讀報，經理認爲讀報是浪費時間，不如干活實際。

　　在這裏，不論是工作環境和所接觸到的人，和以前的差距太大了。所有在這裏接觸到的人，都是我從來没看到過的，我對他們有種“陌生感”。這兒一個義工也没有，因爲所有義工都是初中或是高中失學、失業的青年，他們不會到這兒來消磨時間。

　　不論我對這兒是如何不願意，但我還是要欣然接受它，因爲這兒每月給我照發工資。

　　問題是不單是我不喜歡這兒，這兒的人也不喜歡我。因爲我不會“倒水”，在這兒，會倒水也是個“人才”。我不會倒水是主要的缺點，就不是個多面手，實際上就是不能减輕倒水人的勞動量，我也認識到了這點，但我没有勇氣也没有興趣學。

　　目前，擺在我面前最嚴重的問題就是食宿問題了。這兒没有宿舍、没有食堂，我又没有家，我現在很後悔在没接來大群之前先把家安排好。在沈陽劇場時不論是直接或是間接求人幫忙較容易，如今接觸的這一茬人就不能與昔日相比了。

　　我只好求助於俱樂部的領導，他决定讓大群和燒大水壺的張大爺睡在一個小炕上，我去住大東電影院的宿舍。

　　我曾在大東影院工作過一段時間，只是該影院現在换了位女經理。區裏集中開會時我見過她但没相處過，不過我對她的情况還是瞭解些的，由於很多人都在她的背後講她的壞話，我對她也就避而遠之了。她在1948年東北解放就參加了革命入了黨。到沈陽後和市圖書館的美工結了婚，她在基層的女職工中可謂是“鶴立鷄群”了。説話處事她都要佔上風，以她的“政治優勢”，當她的面没人敢得罪她，可是在她背後又没人説她好。

　　她的美中不足是患有較重的肺結核，還有輕度哮喘，每年都要住一兩次醫院，在家時也是每天不能斷藥。大東電影院的職工們都很高興她去住醫院，或是“病休”，這樣就减輕了他們的精神負擔，他們工作起來就輕鬆自如了。

　　現在，我就要和這位“女刺頭”打交道了，我可以自慰的是，這是組織的安排，不是我來求她。

　　精神對失意人來説，是能起到强心劑作用的。

　　這是1960年的初秋，大群仍住在俱樂部和張大爺擠在一個小炕上，離炕不到一米的地方就是一個供文化館和俱樂部職工用的燒煤的大水壺。張大爺的工作是白天燒大水壺，晚上散場後清掃場地，然後鎖好門窗才能休息。我兒子成了他的“小幫手”，每晚都幫張大爺掃完地一同睡覺。

　　我的工作時間不是早8晚5的正常時間，我們相距的路程步行需20分鐘，大群放學的時間又是我最忙的時候，因此，我和大群見面的機會就更少了。名義上他是來到了媽媽的身邊，但却是有名無實的，他除了在學校上課，就是在俱樂部的場内看電影或是看文娱節目，不然就是在俱樂部的場外（大院内）“流浪”，無家可歸，實際上他過的就是“孤兒”的日子。

　　我母子已經不能過上正常的家庭生活了，因爲我們没有立足之地“家”。我們也因此得到了幾位相識者的同情，可就是那位女經理不但不同情還“落井下石”，我在大東影院住了還不到一個月，她和我説：“你不要在這兒住了，打更的有意見。”

　　我明知這是她個人的意見，但她既然下“逐客令”了，我也犯不上賴在這兒。我也没有告訴俱樂部的負責人，就離開了大東影院。

　　我去找在沈陽劇場時交的朋友、評劇演員孫素蘭，她家雖住沈河區，但與大東曲藝社距離並不遠，因是交界的地方，她家是一棟臨街的二層樓房。父親是區評劇團的導演被打成右派下鄉了，家中只有老母、女兒和未成年的小弟弟。我説完情况後她母女立即就同意了，我當晚就住在了她們家，可是從這兒去俱樂部就又增加了20分鐘的路程。

　　十二、10分鐘2分錢

　　從1958年大躍進開始，全民的生活水平是一年不如一年，尤其是在1960年的自然灾害後，除特殊的人物外（他們另外有特殊的主、副食補貼），廣大的普通老百姓們每天都肚子空空填不飽，其主要原因就是缺少副食和没有油（每人每月2兩油）。

　　常來看“二人轉”的老年人，閑着無事就到曲藝社的門前曬太陽、閒聊天。他們所談的話題總是離不開“吃”，這也難怪，民以食爲天，現在吃不着自己所想要吃的東西，只好説説望梅止渴了。曲藝社的員工問他們怎麽不到裏面坐坐，喝點茶，這麽干聊多累啊，時間長了也冷啊。

　　老人們説，肚子裏一點兒油水也没有，再喝茶水冲，肚子不是更空了嗎？員工説，不喝茶水就看看戲唄，老人説，肚子餓得直咕轆，坐兩個多小時能坐得住嗎？

　　上層領導人也瞭解這樣的具體情况，但又不能因此而無止境地停演，如果停演了，演員們的工資怎麽辦呢？

　　不知是誰出了個“高招”，計時收費，每10分鐘收2分錢。這樣就方便了觀衆，可以隨時進隨時出了。總之，凑合着不停演就行了。

　　票的樣式和規模和現在計程車用的收據完全一樣，白紙黑字10分鐘一格。每天演兩場戲，中午12點和晚7點。每場戲演2個半小時，提前30分鐘入場。入場時檢票員劃時間，出場時售票員計時收費。據我所知，這個方法只在大東曲藝社實行了，因它地處十字路口，過往行人多，所以就先在這兒做試點。

　　這時是1960年的冬季，也是自然灾害進入嚴重的階段。

　　劃票人必須站到劇場的門外，在觀衆進出時還要隨手把門關嚴，以保持場内的温度。

　　讓誰去“捱凍劃票”，這樣艱苦的任務自然是找政治條件不好的人去干。所以就派那位歷史反革命李某某和我去劃票。

　　我的本職工作是廣播，但在捱餓時期播與不播已經是無所謂了，因已不能靠廣播來招攬觀衆了。現在要考慮的不是票房的收入問題了，而是停演不停演的問題了。

　　經理安排工作時説：“你倆在票口很冷，每場都要3個多小時，中間可以换班進來烤烤火。不能站在那兒不出聲，要勤喊着點：看嘍！看嘍！10分鐘2分錢，現在正是某某演員上演XX劇目……”

　　這使我聯想到了小時候在北京住的那段日子，有時爸爸帶我去天橋或是什刹海看撂地攤的演員演曲藝或雜耍，在每演完一小段時就向圍觀的人要點小錢，所喊的内容所差無幾。

　　實行了這個辦法後，進出的人是比以前多了點，有的人真是只看2分錢或4分錢就走了，有的人是去趟厠所就出來了。

　　那時沈陽的氣温比現在低，因爲高樓大厦少，馬路兩側也没有樹木擋風，曲藝社的門朝南，冬季經常刮北風，因我們在露天的時間長，又缺少禦寒衣物，有時真感到寒風刺骨，臉總是凍得很紅。那時正流行着一種帶風帽的棉大衣叫“棉猴”，是布製品，價格不貴而適用，男女老少都可以穿，但它對我來説就是極貴的奢侈品了。因爲它不僅價格和我的工資相比貴，更何况它所要的“棉花票”和“布票”，我母子兩個人的份加在一起也不够買一件的。雖然這種衣服很適合沈陽的平民在冬季穿，但我和我兒子却誰也没穿過，在家裏在外邊都是一件短棉上衣。

　　因工作需要劃票不能戴口罩，戴口罩和觀衆説話及喊話、宣傳都不方便，戴手套撕票、劃票也不靈活，所以只有在不劃票時把凍僵了的手伸進袖筒裏暖一暖。比起在室内我只是在脖子上多了一條圍巾，圍巾能護住雙耳，起着很大的防寒作用。

　　開始時我對這種“叫賣式”的宣傳真有些喊不出口，但在兩三天之後很自然的聲音就從小變大了。因我意識到了這就是我的工作，既然是工作需要，我就要盡力去做。

　　我的搭擋解放前是國民黨時期的派出所所長，解放後是够進監獄的級别了，因他爲人忠厚，當地群衆對他的反映很好，所以没入獄判刑，定爲戴帽的“就地受群衆監督管制的歷史反革命分子”即（地、富、反、壞、右）的黑五類分子。在那個年代所謂的成份不好的人，或是定爲有問題的人，都是膽小怕事的，就連樹葉掉下來都怕砸破了頭，也就是老百姓們常説的“腦瓜皮薄”。因此，在没有觀衆往來時我倆人也不敢聊天，只能來來回回地走着，或是喊喊，用活動來减輕冷的感覺。

　　有些觀衆和曲藝社的人已經是很熟了，他們有時半開玩笑半同情的説：“你們二位簡直是在這兒賣凍肉呢。”對這種説法我們二人誰也不敢搭腔，只咧咧嘴，不是微笑也不是苦笑，好像是用這個表情來證明，當事人已經是“心領神會”了。

　　既然到了冬天，不久春天就會來到了，可是東北三省的春天是春寒抖峭、春風刺骨啊！江南的陽春三月，桃花盛開，沈陽在“三八”婦女節時還經常下大雪呢！

　　人活着就要過日子，一天一天的什麽樣的日子都得過啊！

　　十三、母子有了“家”

　　我和孫素蘭相識相交，是由於她們劇團多次到沈陽劇場演劇。我的年齡整比她大10歲，可是我倆很談得來，故成爲朋友。

　　我兒子仍住在俱樂部，和燒水壺的張大爺睡在一個類似雙人床大的小土炕上。這雖不是長久之計，但解决了燃眉之急，至於下一步怎麽解决，我還没能想出辦法。

　　某日下班到了孫家已是晚11點鐘了，孫家是臨街的兩層樓，我和孫母住樓下。這時夜深人静，我清晰聽到兒子的叫門聲，我很奇怪，就去開門，見兒子蔫蔫地進來了，小聲和我説：“我褥子丢了。”

　　從俱樂部到孫家步行須50分鐘至1個小時，方向是從北向南，雖經中街的繁華路段，但在困難時期天一黑就路静人稀了，在這寒風刺骨的夜晚，這個孤獨無依的少年，他在走路的時候小腦袋瓜裏又是想了些什麽呢？他有没有想到他怎麽會是這個樣子呢？他怎麽没有家呢？他怎麽不能和父母生活在一起呢……

　　丢一床褥子不是件大事，但在那個年代做床褥子最少需要三斤棉花票，11尺布票，還不能買褥單，還需要10元多錢，我的腦子已顧及不到兒子都是些什麽感受了，我只顧考慮現實的需要了。

　　兒子丢褥子的事在俱樂部、文化館傳開了，因張大爺很氣岔，見着誰都要絮絮叨叨地説一遍，也就引起了和我熟悉的人們的同情。我是一個國家的在職人員，却無家可歸，本已够人們議論的了，現在大冷天的孩子連褥子都没有了……

　　首先是文化館的郎館長，他主動和我説：“你兒子和張大爺睡也不是個辦法，你又不能和他在一起，這個大院是群衆隨便出入的場所，人來人往很復雜，你兒子的這個年齡是最容易學壞的，如果接近了壞人就麻煩了，我認識某寄宿學校的領導，我和他説説，他如能幫忙就把他送那兒去上學，每週末回來一次，費用也不貴，這個學校是照顧一般幹部子弟的。”

　　我聽了自然非常感激這位和我不是同一單位的領導，因爲他主動幫助我安排了這個“流浪兒”。

　　兒子的書法老師王啓陸給送來了足够買褥子用的棉花票和布票，爲了减輕我的不安，他説：“我們不用這個，我們不需要添衣服。”

　　再一位就是義工王某，他和我説：“我家離俱樂部只有10分鐘的路程，院内有一間小破東厢房，屬於危房，漏得很厲害，門上掛的是破鎖一拉就開。全院的房子由房産局接收了，院裏住的都是我們的親屬，你誰也不要搭理，盡管往裏搬，我和他們打個招呼，叫他們裝做什麽都不知道。”

　　他立即帶我去看房子，進了一個很不起眼的四方形庭院，就看到了4間正房，是門窗油漆早已脱落的磚瓦房。房間並不高大，這説明原來的房主並不是很有錢的人。小王告訴我西邊的兩間是他們家住，東邊的兩間是其伯父家住，西邊的小厢房早已拆除了，他讓我佔據的就是東邊的一間。

　　又低又矮的一間破房子，大約有14平方米，方格式的門窗上糊的紙早已破碎了，靠東炕沿上的窗户中，還有一塊一尺多的方形玻璃還牢固地嵌在中間。屋内是個菜刀形狀的，“刀面”是炕，“刀把”處有個又低又小四方形地爐子，用它可以煮飯、燒炕、取暖，但爐子已經坍了要重新砌。

　　這個上午的收穫，給我悲凉的心送來一絲暖意。我想，雖然有人要孤立我，但還有人對我友善，没等我開口在關鍵時就有人相幫了。

　　在一個上午的時間内，解决了基本問題，下一步就是要去實施了。

　　我和大東曲藝社的經理説了房子的情况，並説修理爐子、炕面需要白灰、碎麻和幾塊磚，還需要取暖用的煤和柴（買煤和柴要有户口薄，再加上按期、按量發的煤票、柴票才能買），我是集體户口没有這些。經理説，其它的東西也可以拿一些。煤、柴就象徵性地給點錢吧。這是對我的照顧，我當然同意了。

　　從1959年開始吃的緊張，用的緊張，很多東西就是有錢也買不到，例如我現在所需要的東西雖然不是值錢的貴重物，但在市場上就是没有賣的，但又非常需要，我只好向領導要了。由於物質匱乏，逼得有些職工是一“偷”二“拿”三“要”，我是腦瓜皮薄的人，不敢偷不敢拿只有要了，不然問題没法解决，這是人盡皆知的事。如此索要領導都是答應的，順便也送個人情，以免逼得他去偷去拿。那時社會上流行着一句順口溜：“世界有個加拿大，中國有個大家拿，不拿白不拿。”

　　在“安家”的勞動中，我是個主要的勞動力兼瓦工，因砌爐子、抹炕都是我一個人干。爲了把炕燒干，搞完了我立即就生火燒炕。幸好我砌的爐子還很好，不一會兒濕炕上就冒出了水蒸氣。我敞開門窗把屋頂、墻上、地下徹底掃了一遍，談不上乾净，只是没有了蜘蛛網和浮灰。棚頂因爲漏得厲害，即使不下雨也往下掉灰，我就用兩個糟得不能再用的舊白布被裏掛在了整個的棚頂上，不但不能往下掉灰了，而且臟了還可以隨時拿下來洗。鄰居的兩位老太太看了笑逐顔開地説，他大姐真能想招，這個棚整得又省事又乾净。

　　糊窗户的紙和漿糊是不用發愁的，只要和美工員要就有了。屋裏原有一個小窄長條的舊桌子，一個舊凳子，已經舊得没人要了，其樣子也就可想而知了。我把它刷洗乾净，就成了我主要的傢具了。

　　雖然是這樣的“家”，但總算有了“立錐之地”了，在這個小危房裏，我母子有了自主權，想躺想坐與别人無干了。

　　而且我們有了最珍貴的東西，也就是没有它能致人死地的東西，那就是“户口薄”和“糧食本”。在那個年代没有購物的自主權，即使是非用不可的日常生活必需品，如火柴、肥皂、洗衣粉、電燈泡等等一些零星的日用品，也必須是憑“户口薄”和“糧食薄”，或按户按人數定期、定量供應，副食就更是如此了，一兩餅乾、一兩白糖，没有糧票、糖票也買不到。

　　1953年，我國頒佈了糧食統購統銷命令，11月1日，北京爲實行麵粉計劃供應印發了“麵粉購買证（票）”，揭開了新中國民間糧票史的序幕。1955年9月5日，糧食部發佈國務院通過的《市鎮居民糧食定量供應暫行辦法》，從此，各種糧食票证便鋪天蓋地進入中國社會。截至停止流通的1993年7月1日，全國發行的糧票約有5000多種，上萬個版本。

　　爲保证部隊糧食供應，糧食部先後印行行軍糧票和“粗糧票”（馬料票），吉林、安徽、山西等地也印行了地方飼料糧票。居民的口糧則不斷縮减，食油、禽、蛋、肉、豆製品、蔬菜也逐步納入限量供應。到了50年代後期，飲食業憑票用餐風行全國，而爲彌補特殊之需，又印發了兒童食品補助票、僑匯糧油票、補助豆票、糕點票、餅乾票等“副糧票”，農村則以“奬勵糧票”以推動生猪、三鳥和經濟作物養殖。這時期的糧票和“代糧票”各類之多，匪夷所思，糧票最小的面額是0.1兩，油票最小是0.25錢——大約只有一滴。糖果票、餅乾票、木薯票、雜豆票、瓜子票、荳芽票、粉絲票、豆腐票、冰棍票……幾乎可以填肚子的東西，都被“因地制宜”成了各地的憑票商品。

　　多年的自然灾害和經濟困難，使糧票在登上經濟舞臺不久，便躥昇爲炙手可熱的“第二貨幣”。

　　十四、灾害之年的豐收

　　三年的自然灾害中（1959—1961），由於缺少食用油，糧食定量填不飽肚子，搞得大家六親不認，人們極少串門。即使串門子喫飯，因爲各人的定糧有限，所以哪怕是一家人也要給糧票。

　　例如，春節時兒孫到老人家去過節，也要帶着糧票和副食品的供應票去。

　　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年春節，每户供應半斤白酒、2兩蝦皮、半斤鷄蛋，其他的按人還供應了什麽我就記不清了。

　　除夕晚上，我用少許蝦皮拌了盤白菜心，和兒子喝起酒來。喝了幾口他就醉了，不知是因年紀小初次喝白酒還是因爲空腹飲酒。就這樣，除夕的這頓飯就草草收桌了。

　　根據我的工作條件（年節没假）再加上顛沛流離，我對年節早已失去興趣，只是“傻子過年”看人家過我也象徵性地比劃比劃，好像不是因爲自己過，只是給别人看看我也不次於你們。

　　曲藝社也有優惠之處，1958年大躍進時提倡大煉鋼鐵，在大東區曲藝總社的領導下辦了個工廠，那時很多基層單位都辦了工廠，包括中小學校。之後，在近郊老瓜堡子又辦了個小規模的農場。去勞動的人是資方人員和右派，還有我這個唯一去農場的女人，農場在近郊，所以仍是回家住。

　　我們種白菜地瓜，還養了幾口猪。養猪没飼料怎麽辦呢？不知是誰出的“高招”，用人糞摻樹葉子，在鍋子裏煮，煮得有些粘性了再餵猪。煮猪飼料和餵猪是由一位年近退休的資方老人負責。

　　農場只有六七個人，我是放猪的，其他人在地里干活。所以大家都没嗅到煮猪食時的衝天臭味。據老人説，煮猪食時散發出來的臭味，令他頭痛作嘔，他身上和臉上起了很多紅色的斑點，又癢又痛，他的心情很不好，整天陰沉着臉。他的牙齒已經掉了大半，就是挣扎着活着而己。他爲養猪付出了勞動和健康，可是小猪崽並未成活，猪不愛吃這種假充的飼料，它們或嗅嗅，或舔舔就走開了，没兩周小猪就相繼餓死了，没過一個月老人也死去了。老人的死和小猪崽的死都没引起我們的悲哀。真正收效的是白菜和地瓜，兩樣都大豐收。

　　農場用馬車把大白菜一車車的拉到大東曲藝社，包括曲藝總社的幹部，每人分得200斤。在往年即使是在春節時的特殊供應，我和兒子的二人份也没能買到一整顆白菜，現在我突然分到了200斤白菜，好像一夜之間成了“暴發户”。

　　我用車子把白菜拉到家時，已是午夜2點多鐘了，因爲單位只有一臺車供大家輪流用，别人把白菜送回家還要把車送回來，我家最遠，所以最後一個用，就不用當晚送回來了。我是夜間12點多鐘才從大東曲藝社動身的，這時我才體會到路静人稀的美。静悄悄的柏油路上没有廢氣没有嘈雜和塵土，兩邊的店鋪都門窗緊閉，隔很遠才有一盞路燈散發着微弱的光。

　　湛藍的天空點綴着閃亮的星鬥，在這静静的夜空下，我獨自一人拉着雙輪膠皮軲轆的車，上面裝着新鮮的大白菜，加上車子的重量是200多斤了，但我没感到沉重，因爲我在專心享受着這静而潔的夜空下難以尋覓到的美。

　　兒子正睡得香甜，我不忍心把他叫醒，我敞開了小屋的門，暗黄色的燈光射了出來，同時寒氣也隨之進入，雖然這已是凌晨了，但“豐收”使我忘記了飢餓、困倦和寒冷，我渾身都在發熱和出汗。

　　窄小的地下，窄小的桌上都擺滿了大白菜，當鄰居們發現時，都很羡慕我的意外收穫，同時也夸贊我是個能喫苦耐勞的女人。

　　十五、兒子的旁學雜收

　　我母子有了一席之地，雖然一切很簡陋，但心情却比以前踏實了許多。屋子雖然窄小，但光綫很好。兒子的書法老師王啓陸也比以前來得更勤了。他們師生上課的條件是很辛苦的：我兒子盤着腿坐在小炕的裏邊，紙、墨、筆、硯有時放在小炕桌上，在小炕桌放不下的情况下就把墨、硯放在炕上。我兒子正襟危坐面對着小炕桌，老師側着身子坐在對面的炕沿邊上，看着他一筆一劃地寫，並隨時指導。每次都是兩個小時左右，連口水都不喝，已經是習已爲常了。王啓陸這種誨人不倦的精神和不要報酬的義舉，使我感佩終生。

　　在書法的技藝方面，如何執筆、運筆，怎樣懸肘、懸腕，什麽叫飛白、回峰等等，這些方面王啓陸都是親自傳授，手把手地教，毫無保留傾心相贈。在這一段的日子裏，他爲我兒子在書法上打下了良好而堅實的基礎，他真可以稱得上是我兒子名符其實的恩師了。

　　我和王啓陸過去並無交往，只是我在俱樂部做廣播工作時，他是一名義工。我們的相似之處，是他和母親乃孤兒寡母，我和兒子也是“孤兒寡母”，他正是應該讀大學的年齡，但却失學、失業，他像是一個報效無門的文人……另一種原因是我從母親那兒也略微知道一點兒有關書法的啓蒙知識，所以我和他談起話來還有點兒“投緣”，有了以上的共同點，使我們彼此在寂寞的旅途上，有了一段出乎意料之外的“緣份”，這段緣份有六、七年之久。

　　每天兒子放學的時候也是我工作最忙時候的開始。兒子總是一個人喫飯、做作業、練書、畫，直到睡覺，我回來時他已進入夢鄉。

　　對面屋的張嫂時常和我説：“你兒子真老實，放學回來總是把自己關在屋子裏，還怕别人打擾他，把門也插上，有時我從窗户往裏看看，他總是坐在炕上不是寫就是畫呢。每當張嫂和我説這類話的時候，我的心中總是感到刺痛，她的話像針似地扎着我的心。是啊！我孤獨，我的兒子比我更孤獨，他失去父愛，也得不到母愛，在和奶奶以及伯父們一起度過的日子裏，他們視他爲“多餘人”，來到我這兒也没能力給他好日子過，更是飽嘗艱苦。我是個不合格的母親，没有能力，没有時間，没有愛心，就這樣一天一天地熬着日子過。我覺得活着真是太難太難了。如果不死，何日是頭啊！我没有能力改變我的生活狀况，雖然我很努力，但這種愚蠢的努力也只能維持最低的生活標準“活着”而已。

　　在我心中有一件從没有向任何人透露過的隱憂：兒子很快就要從少年成爲青年了，就這間小屋他如何戀愛？怎麽結婚呢？即使不談婚論娶，兒子大了，我母子同睡在一個比雙人床略大點兒的炕上也不方便呀！無權又無錢，怎樣解决住房問題呢？

　　在千愁萬難的生活中，使我感到慶幸的是，我的願望竟能和我兒子的志趣一致，這種心靈上的巧合使我在不幸的人生旅途中得到了慰借，也給我增添了生命力。

　　爲了能切合實際地指導兒子如何畫桃、杏、梨等花卉，在這些樹木開花的時候，我就帶着兒子去小河沿公園觀察，看它們的樹干、樹皮、木質之間的區别，看它們葉形、筋脈、顔色等之間的不同，免得在畫的時候出現錯誤和不够細微。我們發現，花瓣和花蕊的形狀和顔色不是單調的粉色和白色，在畫它們的過渡色時是要很細微的一層層的由深至淺的往上潤色，才能有逼真的感覺，才能出現立體感。

　　我母子往返小河沿公園，最快的速度也要兩個小時，可是我們一次車也没坐，往返都是步行，更談不上划船、吃食物買冷飲了。

　　雖然每次回到家時都覺得又累又餓又渴，但每次也都有一種“不虚此行”的收穫感，它充實了我母子對花卉的識别能力和喜愛。花是美麗的、温柔的，它給人以美的感受，這種感受能使人暫時忘掉不幸。

　　每次看花回來，我母子就有了一個新的話題，比如説如何畫桃花的樹干？怎樣畫梨花的樹干？

　　在指導兒子畫畫上，我也犯了原則性的錯誤，我只叫他臨摹没叫他寫生。以臨摹爲基礎功夫的效果是畫匠而不能成爲畫家，除非他本人及早認識到這點，這個知識是我後來聽著名的畫家説的。

　　我没有遵從母親的遺言，讓兒子學木工，但我却做了這樣的準備，我給兒子買了幾件木工工具和製作家具的圖案書，引導他自己入門。

　　我還給他買了雕刻用的小刀，希望他能自刻印章。

　　十六、和母親最後的團聚

　　1962年的暑假，我帶着兒子去了北京，因爲我的父母和丈夫有13年没看見我兒子了，我想讓他們看看，也想讓兒子認識一下親人，看看自己的出生地。

　　我每次赴京都不給父母買東西，因爲我的錢總是不寬裕，有時還要和工會借幾十元，以後每月扣5元。

　　暑假時北京很熱，我給媽媽擦背時看到媽媽脊背上的肉還算豐滿，我高興地説：“媽，您還不瘦，您的身體還不錯。”媽説：“是啊！看來我還能活幾年。”

　　母親愛看京劇，她已有很多年没看戲了。父母現住鼓樓前街，在後面不遠處搭建了一個臨場地演京劇，又近又便宜，晚飯後我和母親、兒子就去了。

　　圍墻是用席子圈起來的，戲臺又矮又小，長條木凳没有靠背，母親坐在凳子上身子向前傾，雙手拄着手杖，演的是《紅娘》。演員的水平和服裝都很不好，但母親却看得很高興。她没嫌坐這麽長時間累，直到劇終她才把身子直起來。

　　在回家的路上，又有些許微風，我才感到了清爽。母親右手拄着拐杖，左手挽着我，又高興又滿足地説：“我今天能看上戲，也是我得女兒的繼了。”

　　看上去媽媽的精神、身體還不錯，而且她也喜歡出來走走，只是没人陪她罷了。她整天生活在狹小的陋室内，下了臺階就是人行道，走下人行道就是車道，没有花艸樹木，連個院子也没有。雖然身居首都，對她來説真是毫無意義。看着母親願意外出，我又陪着她帶着兒子去了趟北海公園。

　　北海後門離媽媽家很近，也不用坐車。那時門票才5分錢。可是父母都有20年没去過了，可見老夫妻倆一點閒情逸致都没有了。他們的生活困窘、無聊、苦澀、單調，已没有心情去娱樂和遊山玩水了，他們的住處連養兩盆花的地方也没有了。

　　漫步在北海的林蔭道上，母親也回憶起了些許往事，都是和北海、什刹海有關的事。因爲在我的童年，我們家也是住在離北海後門不遠的地方——煙袋斜街慶雲樓的二樓。

　　陪母親兩次外出，我看母親的情緒比父親還好些，我也寬慰了些。

　　回沈陽後，天氣開始冷了，也没見母親來信，我又去信追問他們的近况，原來在我走後他們禍不單行——父親到了退休年齡，他所在的工廠領導説他有歷史問題不給辦退休（他在某工廠任炊事員，而且年年被評爲先進工作者），動員他退職，稱一年工齡給一個月的工資。父親爲人忠厚老實，不善言談也不懂政策，領導叫他退職他没和任何人商量就同意退職了，他月工資40元，給了他400元退職金就什麽都没有了。

　　可能是因天氣轉冷，再加上父親退職，母親病倒了，患的是肺氣腫和動脈硬化。以他們的條件當然是無力去醫院就診了，只是買點止咳消喘藥吃。母親日夜都不能躺下，因躺着喘不上氣來，只能靠着棉被半躺半坐。

　　父親帶她去醫院看了一次病，醫生從她的肺裏抽出了比一大茶壺還多的水，又開了藥，囑咐他們下次來要做好住院的準備。但母親從病到死，只去過一次醫院，這是父親後來告訴我的。

　　母親肺裏的水抽出來後她感到輕鬆了許多，才給我寫了封極簡短的信，這也是母親留給我的最後遺言了——

　　女兒，你走後不到一個月我就病了，病後我吃的很少，剩了些糧票，讓你爸爸换成全國的給你寄去。

　　你是没有力量供孩子讀高中，上大學了，你和校長説説求他幫忙給孩子找個學手藝的地方，學點技術吧，最好是學木工。

　　這是母親給我的最後一封信，没有“愛”字，也没有“不舍”，但却看得出，母親至死最不放心的還是我，我真是她一生的牽掛。

　　十七、飢餓年代顯孝心

　　説起捱餓，我並不是從三年自然灾害開始的，我從1950年的9月份到群樂影院開始工作就捱餓了。

　　全市的影劇院都是按照工作的需要把開飯的時間定在了早8：30至9：30，晚3點至4點，因爲午休和晚8點以後都是觀衆較多的時候，因此，開飯的時間必須要和業務忙的時間錯開。

　　晚散場後搞完場内的衛生，要在晚11點鐘左右這一天的工作才完全結束（行政人員和財會人員不參加搞衛生），所以，付出精力最大的時間也是在下午的4點以後的6、7個小時，這距離吃晚飯的時間太長了，因此，凡是過正常生活的人，都要在睡前吃點東西。但我就没有這樣的條件：首先我没有家！再有按照規定的試用期是3個月轉正，我受丈夫的株連是一年半才轉正（工資每月20萬元，合現在的20元），我還没轉正抗美援朝就開始了，我没條件一次性拿出若干錢來捐獻，只好每月留10元的伙食費和2元的零用錢，其它由財會人員扣除捐獻一年。

　　我連最廉價的洗臉盆和肥皂盒都買不起，洗漱都在厠所的水池子，肥皂盒是撿的香菸盒，如此的困窘我那有餘錢每晚買個饅頭或麵包來充飢。這樣固定性的、天長日久的忍饑捱餓，對我來説也已經習慣了。

　　我認識一對年過五旬的農民夫婦，他們的捱餓就更慘了。本來他們還都能幹農活，老漢除在生産隊挣點工分外，還能和老伴一起養猪、養鷄、種菜，他們獨生子在工廠當工人。但從1958年大躍進開始，老夫妻逐漸地破了産。

　　農民大躍進就是跟土地干上了。整個村子都挑燈夜戰，要挖地三市尺，叫“翻地”。根據農民的經驗，地挖這麽深，就把下面的生土、沙土給翻上來了，農民叫它“生土地”，生土没有油性，連苗都長不壯，怎麽能高産呢？但誰又敢提反對意見呢？哪個又敢消極怠工呢？爲了響應號召，爲了表現積極，農民們都很賣力氣地把土地的深度挖到要求的標準達到一米深。

　　連續幾個小時地干，又餓又累，有的農民就暈過去了，不過這樣情况在那時也不算是新鮮事了，暈過去還會醒過來的。可是有的人却醒不過來了。説也奇怪，越是青壯年就越容易這樣猝死，越是平時病病怏怏的人，反而挺了過來。有人説，青壯年付出的勞動量大，體内的消耗也大，所以對營養的需求量也大，可是現在不用説營養了，連飯都吃不飽，餓着肚子干，體力就不支了，人都是血肉之軀，承受力是有一定限度的……

　　但最令農民痛心的事是“生土地”産量低，這也是造成1959——1961年的自然灾害的原因之一吧！

　　農民認爲，城市人再捱餓還有固定的糧食供應，他們收成不好就只能吃糠咽菜，甚至連樹葉都吃光了。我認識的這對老兩口實在是飢餓難忍了，就到市内的兒子家住兩天，這樣每月有個三五次，兒媳婦就忍受不了。

　　兒子、媳婦的定量也不充足，兩個人還吃不飽，4個人吃就更難忍受了，兒子對父母很孝敬，做媳婦的在自然灾害之前對來住的公婆也很熱情，現在公婆一來她就冷言冷語，夫妻爲此反目經常吵架，爲此兒子在飢餓和氣憤中喝敵敵畏自殺了，死時才二十幾歲。

　　俗話説：“飽漢子不知餓漢子饑”。以現在的人來看，就是一整天不吃東西，也没太大關係，三天不喫飯也餓不死。原因是肚子裏有“底”，但在那個年代，是長年累月吃不飽，肚子裏的油水早已刮空了，一個月30天供應一二兩油，如果每天用連擦鍋都不够，人們在那時突然暈倒、浮腫，在沈陽的城鄉是普遍現象。

　　這時我的兒子正在寄宿小學，每周六回家，周日返校。

　　孩子們的定量是每天8兩。每天的食譜是固定的：早餐一小碗玉米麵粥（東北叫糊涂），一個饅頭，一點鹹菜。中午4兩玉米麵餅或是米飯和一碗漂有幾片白菜的清湯。晚餐是一小碗玉米麵糊涂和一個小糖三角（即糖饅頭，做成三角形）。

　　這些孩子們的年紀都在13歲左右，正是長個子的時候，又活潑好動，没有副食，僅這點定糧是吃不飽的，但每天都是這些定量，這些食物，看不到其他的食品，日日月月都是如此，孩子們也就習慣了。有的小孩食量大，在喝完稀玉米粥後把碗都舔得很乾净，看到的人和聽説的人都感到很辛酸。

　　就是在這樣的情况下，兒子也只喝那一小碗一兩糧食的玉米麵稀粥，把那個小糖三角小心謹慎收好，因爲怕壓壞了，又怕被同學偷去，他每天挨着餓控制着難以忍受的食慾，從周一忍到周六，把6個小糖三角交給我。

　　第一次我是含着泪勸他再不要這樣做了。

　　第二次他仍如此，我向他發了脾氣。在他剛走出我的售票室時，我就泪如雨下了，我想到了我的兒子，從襁褓時至今日是多麽的可憐。

　　後來兒子告訴我，他留糖三角的事被同學發現了，有的同學向他借（當然是無力償還了），還有的夜間起來偷，被我兒子發現了就打起架來了，同學就騎在他身上打他説，壓他，壓他，他爸爸是反革命就在“挨壓”呢！

　　經過這樣的“暴力”，我兒子才完全終止了省吃糖三角的行動。

　　十八、第二次安家

　　我母子在危房住了半年多，剛進入夏季就連降暴雨，幸好我用舊被裏吊上了屋棚，如果是用紙糊，那就要連泥帶水帶紙棚都掉下來了。現在只是往下滴水，所以炕上還是乾净的。

　　一天半夜正下着大雨，突然有人叫門，説是房産局的來檢查危房來了。我開門看見一位40多歲的男人，他撑着雨傘、卷着褲腿，很生硬地對我説：“誰讓你住在這兒的？這是禁止入住的危房！”

　　這間屋子連臺階都没有，我和這個人只有一步之隔，就客氣地説，外面的雨這樣大，有話你請到屋裏來説吧。

　　我就把單位没有宿舍及我母子分居借宿的難處和他説了，希望他能幫忙給我解决一下住房問題。

　　以後我就稱他爲何同志了。他説：“我們共産黨對人民的生命、財産是要負責任的，這間房子一經連雨天就要塌了，你要趕快搬家。我説：“我們單位没法解决，只有靠房産局給解决了。”

　　何同志説：“你這個問題很突出，是非解决不可的問題，我回去就和領導研究。”

　　經過房産局的視察，不久我就搬到了大北街三段鐵道21號的住所。

　　這並不是正規的居民住房，而是擠出來的一個長條地方，用單磚砌了一道墻，安了一扇門，連油漆都没有刷，砌了一個比雙人床略寬一點的炕，朝南的玻璃窗是現成的，屋頂是在油粘紙上灑瀝青，這樣就不怕風吹雨淋了。

　　這類房子在東北叫“簡易房”，一般都是堆放雜物的，很少住人。因爲它的房蓋、墻壁、門窗都很單薄，冬不防寒，夏季陽光强烈時又把整個房間曬得很熱。我這間小房與其他“簡易房”的不同之處，是房子的西墻和小雜貨鋪共用，對面還有兩户鄰居，把我這間房子夾在了中間，因此冬季不太冷，夏天雖熱，但熱比冷容易克服。我們在南窗外用油粘紙搭了個小棚子放煤柴，夏季把它當厨房用。

　　除我是擠進來的之外，其它都是正規的居民住房，共計有20餘户。可是院落很大，是個大空場，除了過道我們這三户鄰居之外其他的鄰居都相距較遠，既不雜亂又較乾净。

　　室内炕的面積和地的面積差不多一樣大，我在單位買了點拆下來的舊木板，求木匠給釘了一個炕桌、一個地桌，靠西墻用繩子吊了塊長條木板，用來放棉衣、棉被，因我們没有箱、櫃，也只有這樣凑合了。喫飯、寫字都是坐在炕上，小飯桌也代替了寫字桌，地桌上只放點雜物，一個舊凳子代替了洗臉盆架。

　　水桶、水缸都没有，那時候還没有塑料水桶，買鋁水桶或是鐵水桶要有結婚登記证才能買。幸好我們單位大煉鋼鐵有了收穫，每個職工給了一個比洗臉盆略大略深的鋁盆、一個鋁蒸鍋，這兩樣炊具給我解决了很大問題。

　　出了我們過道的北門，過了横道有個無人管理的24小時常流水的公用自來水管，因它是常流水，所以冬天才不結凍，我兒子就用這個鋁盆端水，用完一盆端一盆，他不在家時我端，因爲没有儲水的容器，只好現用現端。

　　有了鋁鍋蒸窩頭很方便，我把10年前的舊飯盒給兒子用了，我每天帶飯是用一塊固定的乾净布，包着固定不變的一個切成片的窩頭，還有兩片水疙瘩鹹菜，這就是我下午3、4點鐘時的晚餐了，我對此已習慣，没有一點奢望。

　　兒子的早餐每天都是清一色的，一個凉窩頭掰成小塊，泡上暖瓶的熱水，窩頭外邊有點熱氣，裏面還熱不透，就着鹹菜或是未經炸過的生醬吃。他日復一日、月復一月的早餐都是吃這同樣的食物，吃完挎上書包就走了。

　　我總是在他走後才起來。每天晚上我回來時他已經睡得很香了。每晚進屋後我先看一下兒子睡覺的姿態，才放心去做事。

　　這兒比起危房來又往前蹭了一步，再不用擔心漏雨和房倒屋塌了。

　　十九、三代同堂

　　1963年夏末，爸爸到我家住了一段時間。我已漂泊多年没有安定的家了，更無條件和心情在父母膝前盡孝，母親已逝，能和爸爸團聚也是件幸事。

　　我本應該陪他外出翫玩，買些他喜歡吃的東西，但很遺憾，我没有這樣的經濟條件，我只有把自己的全部工資每月49.5元都交給爸爸，讓他來支配，讓他體會到我永遠是他的女兒。

　　爸爸在我這兒住，最有幸福感的就是兒子，他放學回到窄小的家裏，迎接他的是姥爺的笑臉和熱氣騰騰的窩頭白菜湯。他再不是孤零零的一個人了。這是他和我在一起共同生活中從未感受過的關懷與温暖。他和姥爺很親，只要回來就找各種話題來叫姥爺啊！姥爺啊！叫得爸爸都煩他了。

　　爸爸向我“告狀”，我就笑着説您外孫和您親近還不好嗎？爸爸沉默不語了。我在想，爸爸在品嚐着親情的温暖吧。

　　我每晚近11點鐘才能下班回家，所以爸爸在我這兒根本就享受不到清福，而且我每個月只能休息一兩天。爸爸自然就把家務事都替我做了，而且比我做的更好更全面。爸爸的到來使兒子和我在精神上和生活上都很充實，我感到“上有老，下有小”的幸福，减輕了孤兒寡母的酸楚和悲哀。

　　我們的鄰居張嫂是位家庭婦女，白天全筒道的人都上班上學，只有她一個人替我們守望着門户，她也感到很寂寞，我爸爸來後她也有人可以聊聊天了，她和我也顯得比以前更親近了。

　　有一次張嫂和我説：“老爺子（東北平輩人對對方父輩的尊稱）來了，我們都輕快了，也乾净了，每天掃筒道、掃院子、倒垃圾都是老爺子一個人做啦。這老爺子真有意思，坐在炕上打開針綫包，戴着眼鏡總是縫縫補補地做針綫活，和老太太一樣。”

　　“老爺子不像你兒子在家總關着門，老爺子常開着門，他説屋子太小關着門空氣不好。我有時也和老爺子嘮嘮喀，我和老爺子説，你應該勸勸你女兒，别叫她再守寡了，這樣守寡多辛苦啊！過日子連個幫手都没有。指望兒子是靠不住的，將來他孝敬還好，要是不孝敬，自己也老了，到那時候哭都没地方哭去。”

　　“老爺子説，現在婚姻自由，她守不守寡是她個人的事情我不管。將來兒子孝不孝敬？這要看她晚年的命運如何了。她命好兒子自然就會孝順，命不好養的兒子就是忤逆就是要賬鬼！”

　　轉瞬父親來有半年的時間了，兒子已放寒假，春節也即將來到了。市場上的副食、日用品等物資仍很缺乏，父親很喜歡吃自己家裏腌的酸菜，可是我没缸，屋子小也没地方再放缸，父親入冬以來連酸菜都没吃過，我叫兒子去東郊農村他奶奶的親戚家去要兩顆酸菜，想在春節時爲父親包一次他愛吃的酸菜餃子，再把每天吃的白菜湯换成酸菜湯。這是我和父母分别19年後父親在“我的家”過的第一個春節，我要盡力讓他過得好一點。

　　就在兒子去東郊的第二天，北京有人給爸爸拍來電報説，給爸爸找到工作了，請他速回。接到這個電報，爸爸就急不可待回去了，給爸爸找工作是臨時清潔工，打掃樓道衛生。

　　我不記得大群在東郊住了幾天，只記得大群回來時帶回兩大顆酸菜，還有少許的花生。大群忍受着路上的嚴寒，到家時天已經黑了，他知道姥爺走了立刻哭了起來。大群一哭，我也黯然泪下，想到爸爸走了，最可憐的就是大群了，小小年紀又要開始過孤孤單單無人照料的生活了。從放學到睡覺，没有一個人和他説話。

　　從此，三代同堂又變成我們孤兒寡母了，自然我和爸爸再也没見過面，我僅知他死於文革後期，年月日不詳。後來聽弟媳婦親口跟我説，爸爸臨死前很苦，小弟對他很不好，爸爸睡覺時打呼嚕，弟弟就用脚踹床；爸爸拉稀時想找點藥吃，弟弟説：“你不是想死嗎？還找藥吃干什麽？”這就是當年父親登妙峰山爲之祝福的兒子了。

　　二十、驚弓之鳥

　　1964年9月中旬，我在單位突然接到小玉公公的電話，説二哥回來了，現住在小玉家，他要見我。

　　接到電話我立刻慌了神，不知所措了，但多年的磨難已把我鍛煉得有了自控能力，我立即簡單生硬地説：“您告訴他吧，我不見他。”就把電話掛了。

　　1955年二哥出席了省的勞改積極分子代表大會，他給我寫信述説了開會的盛况，還把拍的幾張照片、一支鋼筆，一個筆記簿和14元錢寄給了我。

　　我在14元錢裏加了6元寄給了婆婆，爲的是讓她瞭解一點兒子的情况。

　　此後二哥來信説，他從“死緩”改判爲15年。他自覺有了盼頭，也就更增加了他積極改造的信心。但我比他向往的更高些，我想，國慶10週年大慶的時候肯定有大赦，他既能被選爲勞改的積極分子，那麽大赦時被釋放的可能性就大。我抱着樂觀的憧憬盼望着這一天的到來，每年的秋初我都做件花布裌襖。

　　10年大慶他没有被特赦，享受到特赦的有漢奸、國民黨高級官員等一些有知名度和在社會上有影響的人物。

　　10年大慶後有關二哥的事我不想也不盼了，我已經麻木了。我默默地捧着我的“金飯碗”，辛勤工作着。不論和誰接觸我一貫是不卑不亢，所以除了領導把我看成是异己分子之外，我和其他的同事、鄰里之間相處得還都不錯，最明顯的效果就是1957年反右鬥争中，我免遭了這場“大劫”，這更是我兒子的萬幸，不然無辜的他，要遭遇的悲慘將更是“雪上加霜”了。

　　我本已心如死水，楊叔的電話却如一石激起千層浪，我不能逃避了，我又要深入地思考這個問題了——

　　以往朝思暮盼的就是團聚，現今15年過去了，這個日子終於來到了，我不但没有喜悦，反而有一種難以名狀的恐怖感，以往的思念、愛憐、期盼、渴望，所有的柔情、纏綿的感情都戰勝不了我當前的恐懼和心中的顫栗。

　　歷次的政治運動，殘酷的階級鬥争，早已使我成了驚弓之鳥，總是害怕節外生枝。我最大的願望就是能讓兒子在我這殘破不全的羽翼保護下，能平平安安地活下去，直到他參加工作，能獨立謀生了，我也就完成任務了，我不能因復婚而影響了兒子的工作分配。

　　50、60年代的時候對刑滿釋放人員基本上是由獄方安排工作，叫“就業人員”或“二勞改”，這些人在社會上仍是被人看不起、被排斥的，他們的家屬也是等外公民，在求學和就業上都享受不到“公平競争”。尤其是在遇到政治運動時，就業人員及其家屬難免又要遭遇到“挨鬥”和“陪鬥”的屈辱……

　　我横下心，决定不和二哥復婚。

　　二十一、冷酷的心

　　1964年二哥刑滿釋放，我們没復婚，但我們見面了，也讓兒子和他見面了，之後他去哈爾濱探望母兄。

　　他回家後來信説，他在北京監獄的織襪廠“就業”了，織尼龍襪，月工資30元。

　　1965年他休探親假時又來了，這次我更不想見他了，因我從報上感覺到又要搞“運動”了，這是我最擔心、最害怕的事。因爲我知道，雖然我在政治、經濟、生活作風、勞動紀律等方面都是非常嚴格地要求自己，但這並不能保证在運動中不受“觸及”、不“捱整”，不被“下放”到農村去。

　　有一天，我帶着兒子去看朋友，二哥跟踪着我們，並在胡衕口等了很久堵截我們。我和兒子看見了他，我拉着兒子急急忙忙地從其他路口跑掉了。盼相見，又怕相見，這是何種的矛盾心理？

　　可是不見一面，二哥是不會甘心離去的，在我上班的路上他又在等我，我們碰面了，他悲哀地和我説：“你等了我十幾年，不和我復婚，你不是白等白盼了嗎？你没再婚，不就是在等着我嗎？我們還不老，我們復了婚，我們還能生孩子。”

　　我聽了他這話，真想抽他個大嘴巴，我氣岔地説：“你還想生孩子！難道你還要造孽嗎？我們生的孩子能有好日子過嗎？你想没想過，我們的兒子是怎麽和我活過來的？”

　　“你知道嗎？你是‘就業’人員，無論在政治和經濟上你的妻子兒女只能跟着你没完没了受屈辱、受苦、受壓抑，這種終生的精神痛苦是解除不了的，是如影隨行的。”

　　“爲了你我已經犧牲了我的一生，但我們再也不能連累我們無辜而可憐的兒子了。有了我們這樣的父母，他已經失去了人生的美好童年和少年時期，他已經很不幸了，他剛到人世就攤上了我們這樣混蛋的父母……”

　　“即使我們復婚也要等兒子有了正式工作再説吧。”臨分别時我説，“你看不出又要來‘運動’了嗎？你要謹慎點！”

　　二十二、兒子的成長

　　爲了兒子能分配較爲理想的工作，我没和二哥復婚。我想這樣做，兒子在填表時就免去要寫出身於“反革命”家庭了。

　　兒子初中畢業後分配了三次工作。

　　第一次是街道辦的生産組，工作是糊火柴盒（計件），每月能挣20元左右。我没讓他去，做這種工作的人是没文化的老太太或是有點殘疾的人，他在這樣的工作環境裏能學到什麽呢？

　　第二次分配是檢修路邊的高壓電綫。我在街上看見過這種工作的操作，工人在脚腕處帶個大鐵鈎子，把它鈎在垂直的電綫杆子上，一步一移地往杆頂上爬。沈陽的冬季既寒冷又漫長，我看着工人穿着厚實的防寒衣服頂風冒雪地往上爬，心想這個工作真是又艱苦又危險，我還没有老到要讓我兒子做這樣的工作，自然不能讓他去了。

　　第三次分配是區辦的紅旗翻砂廠，離家很近，是集體所有制。我也不滿意：（1）不是國營；（2）工種不好（翻砂）。但我考慮到過多的挑揀給街道的印象不好，另外工廠都重視工會的宣傳工作，我兒子能寫能畫，很可能讓他搞宣傳工作，我就同意他去了。

　　工作還不到一個月，體檢時發現他患肺結核，一個没轉正的徒工，發現了肺結核也就自然地被除名了。

　　在兒子失學、失業的情况下，我没有沮喪和失望，因我兒子自幼就是很乖的孩子，他知道嚴於律己，從不虚度時光，他每天不間斷地練習書法和畫畫。剛參加工作十幾天就檢查出患有肺結核失去了工作，我毫不惋惜，因我根本不願意他干這種工作。

　　有病雖然不幸，但這是每個人難免的事。那時治療肺結核初期的特效藥也是常用藥就是雷米。

　　兒子病了，以我的工作收入只能買憑证和憑票供應的東西，除此之外的營養品、水果、點心之類的副食我們從没想過。即使是蔬菜，一年四季也總是買廉價的。

　　多年來按照國家供應的品種來生活，我們已經習慣了，我們從没有過不切合實際的“妄想”，對買不起的東西，我母子不但没想過，也没去看過，所以也就没有物質欲。

　　我和兒子在那間既無樂趣也不温馨的小屋子裏日復一日地活着。我早出晚歸，我的晚不是六、七點鐘而是晚10：30-11點。

　　兒子從早到晚就是練字、練畫，寫字、畫畫是他的工作、學習和娱樂。他把自己溶於其中，也樂在其中了。狹窄的生活圈子、困難單調的生活，養成了他的性格孤僻、内向。

　　養活這個兒子，從小到大，我没付出什麽，他也没讓我操心，跌跌撞撞地他就長大了。

　　有時，我也有意識地對兒子進行思想教育，給他講一些典型人物的故事，在講這些故事時很自然也就聯想到了我母子的處境。

　　我想讓兒子知道世界上古今中外有很多人是在逆境中成長的，而且事業有成成爲有識之人學習的典範，如韓信，曾乞食漂母、受辱胯下；岳飛自幼也是孤兒寡母，靠個人的刻苦努力成功了……

　　高爾基的《童年》、《我的大學》也是很好的實例——

　　我給兒子講這類故事的目的，是擔心他在長時期的困難和壓抑中變得氣餒了、喪志了……。

　　二十三、難友之間

　　1966年11月，我被關進了“牛棚”，罪名是“叛徒”、“特務”，乃重罪之首。這時省市大單位的大規模批鬥已經過去，我們單位人少，也没有高干，又没有工人，僅是大東曲藝總社所屬的大東曲藝社、小津橋曲藝社、新新曲藝社和兩處説評書的小茶社，也就50多人，有少數“逍遥派”已不來上班了。

　　“牛棚”設在小津橋曲藝社，可能是因爲總社在這裏的緣故吧。這是個長條形的大房間，中間有個磚砌的火爐，墻的兩邊就是我們這些“牛鬼蛇神”坐的地方。

　　剛進來時，每天都要寫交代材料，穿插着要開批鬥會。開批鬥會前要製造一些嚴肅氣氛，如高呼口號、讀最高指示，然後被鬥者要低頭彎腰，被推被打是免不了的，因爲被關進“牛棚”，已經没有了人的尊嚴和權利。人家可以把什麽帽子都給你扣，無論你如何反省、給自己上綱上綫，批鬥者都説你不老實、反省不深刻，還要提很多荒謬問題，如果你回答不了，他們就向你施壓、侮辱，讓你低頭彎腰做“噴氣式”，或動手打你。

　　我很幸運，被批鬥時同事們没有一個發言的，因爲我們平時相處得不錯。有時我們還借申請去厠所時聊上幾句話。

　　寫材料也很痛苦，因爲無論你怎麽寫，人家都説不够深刻，有些人就是這樣被逼自殺了。我左思右想，覺得自己也生無可戀，索性寫個“我是大叛徒，我是大特務”交上去了。結果被説是“大帽子下開小差”，但反倒再没受批鬥了。坐了一個月左右的“牛棚”後，我和其他“牛鬼蛇神”一道去大東區所屬各點干體力勞動。

　　在“牛棚”裏，有兩位難友，至今仍讓我難忘。

　　一位是我們大東區曲藝社惟一的書記姚胖子，他被揪出來據説是因謊報成分，在參軍時把富農的家庭成分報成貧農。他之前看過我的檔案，見我進“牛棚”後心情沉重，就當着其他難友的面説：“你不是叛徒，也不是特務！你不是共産黨員，算不上叛徒；説你是特務，你又没拿過哪個特務機關的活動經費。”他似乎是在自言自語，但其實是看着我説的。

　　在坐的人噤若寒蟬，但都用和善的目光看着他，我的感激之情油然而生。

　　另一位難友是大東電影院的張經理，我剛到曲藝社時没住處，領導讓我住在影院宿舍，没住幾天張經理就不讓我住了，説是打更員有意見，其實誰都知道這是她的個人意見。

　　她進“牛棚”也是因爲成分問題。她的母親是個地主婆，父親去世後母親和一個年紀比自己小的雇農同居，解放後她報繼父的成分參軍入黨，其後隨軍到了沈陽，因患肺結核轉了業。

　　造反派説她是冒充貧雇農參軍入黨，把她揪出來了。

　　“牛棚”裏就只有她和我是女的，我們白天挨着坐，晚上挨着睡。平時没人愛接近她，因她患嚴重的肺結核，據説肺上已經有洞，經常咳嗽吐痰。人們不但怕她傳染，還嫌她臟。加上她之前很傲慢，没人敢反駁她，否則她就“醉雷公胡劈（批）”，直到對方不再分辯爲止，所以她一進“牛棚”，就更没有人理會她了。

　　我也嫌她臟，但我没有躲開的權利和自由，只有隱忍。

　　進了“牛棚”以後，她的態度平和了很多，往日的官腔官調、拿腔拿調現在都没有了。我同情她的體弱多病，没有人看管我們時，我就盡量照顧她、安慰她。兒子給我送飯時，飯底壓的鷄蛋或者换樣的菜，我就撥給她一點。這樣就拉近了我們之間的距離，她把我當成可以相處的朋友了。她告訴我她家的地址、愛人的名字，説等我們解放出“牛棚”後可以去她家拿治肺結核的特效藥，這種藥很貴，只有病情較重者或者和醫生關係深者才能開得到。

　　1969年“五一”節後，“牛棚”撤消了，我們都回了家，我帶着兒子到她家去拿藥，她把整瓶的藥片500粒都倒出來，裝到一個信封裏給我，讓我吃完後再去拿。我總共拿了三次，給患了肺結核初期的兒子吃，特效藥很有效，他很快就痊癒了。

　　二十四、相依爲命

　　出“牛棚”後，我們干的體力勞動主要是掃垃圾。

　　一天，在清掃垃圾時，我發現了一塊5毫米厚的玻璃片，心裏爲之一動——這真是自殺的好工具，夜深人静時用它來割脈管或者刺喉嚨都很好，等有人發現時我已經流血過多無法救治了。

　　晚飯後大家各自休息，我們都睡在劇場用椅子拼起來的床上。這時我想到了死，因爲除了死，我想不到擺脱這種既壓抑又痛苦生活的辦法，只有死能結束一切。

　　在昏黄的壁燈下，我拿出了那塊玻璃片，看了好幾分鐘，却下不了狠心，覺得自殺和殺人一樣可怕，我恐怖得心和手都發顫了。

　　我回憶過去的不幸，以此增强自殺的决心，我想到自己死後造反派會説我畏罪自殺，這倒無所謂，因爲人死如燈滅，愛説什麽就説吧。但是，想到年邁而没有退休金的父親、仍在改造的二哥，我就很難下决心了——他們都需要我。雖然我每月只有49.5元工資，除了維持我母子的生活後所剩無幾，但給他們寄上一點東西對他們也是安慰。

　　而受影響最大的應該是兒子了，雖然他已經19歲，但失學又失業，還患上肺結核，如果我死了，他就領不到我的工資，難於生存下去了。

　　自“文革”以來，兒子不但没和我劃清界限，反而更盡孝了。我們雖然不能見面，但能感受到他的孝心：他把我倆的細糧——2斤白麵、4斤大米都給我送來了。他把家裏養的3只母鷄都殺了，給我送來。他把鷄骨頭剔得很乾净，是爲了讓我多吃點鷄肉。

　　每次送飯，他都用棉帽子裹着飯盒，把飯盒夾在腋下跑着來，這樣我每次吃到的飯都是熱的，而他却凍得面紅耳赤。

　　如果我現在自殺了，就是對兒子的不負責任。思前想後，我决定還是硬撑下去，因爲我是兒子惟一的親人了，我們要相依爲命。

　　二十五、初見端倪

　　“牛棚”取消後，我回家的惟一安慰，就是和兒子團聚了。

　　離家半年多，看到窄小的房間並没有因我的離去而骯臟凌亂，我感到舒適和滿意；而兒子對我的關愛也使我心中泛起滿足感。他幫我剪脚指甲，還説：“如果您死了，我就把您的屍體弄回來，給您洗乾净，再擦上雪花膏，因爲您愛乾净又愛美。”兒子説這話時並不哀傷，反而有一絲微笑。

　　我理解他的心：我活着回來，他就滿足了。

　　兒子把家安排得整整有條，支出方面也有條有理：爲了避免票证過期作廢，他將憑票供應的東西都買齊了——布票全部買了優質的被單布，還買了個我多年想買的鋁制大洗衣盆（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間，買它要用結婚证）。

　　被“專政”期間，家裏被抄了三次，許多有歷史意義的照片如我父母年輕時的相片、二哥和我童年的相片、兒子兩周歲的相片都没有了。我在沈陽劇場工作時和著名京劇演員張君秋等，還有和一些著名越劇演員、評劇演員交换的簽名劇照、便裝照都被抄走。我參加工作後寫的三本日記，還有兒子三本集郵本也没有了。

　　兒子的集郵本是惟一有經濟價值的東西，裏面有一些老郵票和外國郵票，是他用重復的郵票或幫人寫字、或者用熱帶魚换的，我没有錢給他買郵票。

　　除了集郵，兒子每天練字之餘就是下棋、打乒乓球，接觸的都是文人雅士，没有一個是參加過打砸搶的。

　　更出乎意料的是，我們大院近百餘口人，没有一個人歧視過他。“文革”時期把黑五類子女叫做狗崽子，這些人被打被駡是常事，若敢還擊往往會被打成重傷，甚至被打死也無處喊冤。那時常看到“龍生龍，鳳生鳳，老鼠兒子會打洞”、“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等“血統論”口號。

　　兒子之所以不曾受辱，没有捱打受駡，反而獲得青睞，是因爲他沾了書法的光了：

　　寫大字報、挑戰書、應戰書、最高指示，都需要書法，也就是人們常説的毛筆字。解放後，毛筆字越來越被忽略，能寫毛筆字的人不如解放前那麽普遍了。我却堅持讓兒子學毛筆字，因爲我覺得，書法是中國國粹，無論社會如何變更，人總不能忘記自己祖宗。因此别人勸我别讓兒子浪費時間學毛筆字、免得將來一事無成時，我還是鼓勵兒子學。我説“物以稀爲貴”，越少人懂寫毛筆字，毛筆字的價值就越高。

　　那時“破四舊”活動還在持續，私人收藏的珍品如碑帖、古玩、字畫，都被造反派損毁無數，但他們邊摧毁還邊找懂毛筆字的人爲他們效勞，真令人齒冷。兒子就是他們需要的人。

　　二十六、被動員下鄉

　　從夏天開始，我的工作就是到沈陽市郊學習，學最高指示、最新指示，學當日的報紙，我們要發言，要表態（表忠心），説是爲了提高思想認識。參加學習班的大多數是被解放的“牛鬼蛇神”和被内定的下放對象。

　　學習的地方在沈陽市郊原來的肝炎療養院，雖然全程用不了一個小時，但是因爲是在市郊，公共汽車很少，每趟車都擠得水泄不通，人們也不排隊上車，所以即使來了車，也擠不上去。爲了趕車，往往需要提前兩個小時動身。

　　學習班一直開到國慶才結束，雖然免去了往返擠車的辛苦，却又面臨無工作之憂——單位不讓我去上班了。我被令工作時間不得外出，要在家中等着單位隨時派人來“動員”下鄉，直到“自願”下鄉爲止。

　　每天都有3個人來做“動員”，一天來一至三次，甚至晚上臨睡覺前也有人來，輪流跟我談。這是當時的政策：對“戴帽”的“黑五類”分子——地富反壞右，不動員寫申請，叫“遣送下鄉”；對没有“戴帽”但政治上有問題或者家庭背景有問題（包括有海外關係）的，就定在“動員”之内。

　　我仍然堅持不下鄉。一直熬到1970年的春節。這是一個凄清的年，不知道過完年後是什麽光景，我們母子將按户供應的糧食憑证如每户半斤白酒、半斤鷄蛋、2兩蝦皮、幾兩肉等等，都買了。除夕晚上，我用蝦皮拌白菜，母子倆坐在炕上喝悶酒，兒子没喝完他就躺下了。

　　口頭“動員”3個多月没效果，他們采取了另外的方式。春節後第一個發工資的日子，我被停薪了。没有了唯一的生活依靠，又没有借錢的勇氣，我們母子倆勒緊褲腰帶，天天吃玉米麵粥就最便宜的鹹菜，熬了兩個月，無奈寫了“下鄉申請”。

　　按工齡計算我領到了1000多元，這是我今生最後的財富，想起没有退休金的父親，我給他寄去了500元。我預感這是父親最後一次花我的錢，後來才知道果真如此。

　　二十七、在農村

　　1970年3月，我和兒子下鄉了，到吉林省九臺縣雙橋大隊務農。

　　開始時和生産隊長住對面炕，過了一個月我就買了兩間比較寬敞的草房，買了科學種菜的書籍、種子和農具，還陸續買了鷄鴨猪羊兔，鄰居送了只小花猫給我，我們就這樣住了下來。

　　我是被當做有嚴重歷史問題下放的，所以大隊召開五類分子批鬥會時，我都被叫去“陪鬥”；我所在的生産隊除了兩名婦女是外姓嫁入，其他全都姓白，對我們這麽一個外鄉而且又是被“陪鬥”的對象，隊裏頭很少有人願意和我們來往。

　　只有借零用錢時才有人找我們，不論是誰都愛向我們借三元兩元的，而且全都有借無還。下鄉前我買的200片鎮痛片也很快被他們要光了。釘子、信紙、信封、郵票之類更是白送，這樣才有人主動和我們打招呼。

　　有幾件事讓我難忘。

　　有一次，天下着瓢潑大雨，大群喉嚨痛得不得了，吃鎮痛片都不管用。我只好冒雨到大隊去找醫生。因爲没有雨傘，我戴着草帽，在空無一人的泥地上跑，一身都濕透了。到了隊部，醫生們正在打撲克牌，邊甩牌邊不在意地説，要等雨小了才去。我央告他們説孩子痛得很厲害，讓他們盡快來。結果從中午等到下午，醫生纔來了，開了些消炎藥就走了。大群因此也留下了頑固的咽炎，至今斷不了根。

　　還有一次，就是大群在菜地裏種了好幾種蔬菜，每天收工回來都細心侍弄，蔬菜長得又乾净又茁壯，有些大頭菜已經長到5斤重了，但突然一夜之間不見了60多棵。我向隊長匯報，結果不了了之。

　　我養了兩頭小猪，得了病，鄰居説是上火，讓我餵生鷄蛋，白搭了10多個鷄蛋後還是死了。聽説兔子繁殖快，我買了4只，却讓鄰居的狗咬死。買了只大白羊，因爲太肥胖不能生崽，養了幾個月原價賣了。

　　年終結帳時，給大群算的是“半拉子工分”（即半勞動力），還少算了天數。大群要去和他們理論，被我勸住了，因爲要是得罪了人在這裏就更不好過下去了。

　　也有舒心的事，就是大群的肺結核在這裏治好了，鄉下人説用鵝蛋煮菠菜，不加佐料，天天吃對這種病有好處，剛好鵝蛋和菠菜都是自家有的，我每天都給大群吃，吃了一個夏天果真好了。

　　春節要到了。大群成了隊裏唯一的秀才，每户人家都找他寫對聯、寫福字，還有人找他寫家信。甚至還有人給他做媒，有兩個人提的女孩都是團員，我婉言謝絶了，我的想法是家庭出身不好的姑娘挑剔少一些。

　　二十八、接生員

　　我母子在農村過了一個春節，雖然對農村的環境、生活都適應了，但和真正的農民相比差距還很大，比如説春夏之際補、换屋頂的草，將房子的内外墻抹泥，編樹枝更换院子圍墻，編凉蓆到集市上賣等等，我們母子一概不懂，只靠每年一計算總帳的“工分”，生活自然很苦難。

　　盡管兒子懂一些木工，但他的技術够不上等級，而且他也到了結婚的年齡了，將來怎麽辦呢？

　　有一回，我在鄰居家遇見了只聞名未謀面的張老太太，她是雙橋大隊唯一的接生婆，隊裏所有的人生孩子都找她。我告訴她自己也學過接生，她一聽很高興，極力勸我干這行，説自己已70歲，半夜三更不願意去接生，但又推脱不了。她還説接生一次有3元報酬，洗三時人家請喫飯還外帶給一元。

　　如果難産怎麽辦？她説趕緊送醫院，别躭誤就不用負責了。至於接生用具，也就是把剪臍帶的剪子。

　　我想自己在保育院曾經給護士們講過護理法，也講過孕産婦的護理知識，還跟醫生見習過接生，何不揀起這一行來增加收入呢？兒子擔心會出人命，我想應該没問題，如果有難産就送醫院好了，其他情况我還是可以應付的。

　　張老太太和隊長推薦了我，我也和隊長談了，他很支持，説農村很缺接生人才，張老太年紀大了，我來了正好。他還讓大群進城買了些消毒、消炎的藥品。

　　在接下來的一個多月裏，我連續接生了兩個男孩。産婦都是在夜間陣痛的，我按照城里正規産院的辦法接生，獲得了産婦一家的信任和好評，我自己也增强了信心。

　　但是，過了幾天，隊長找我談話，説大隊書記和他談，説我有政治問題（曾經陪鬥），不能接生，接生必須是政治上可靠的人。隊長只好讓我别做了。

　　過不了幾天，我在夜裏給一個男人喊醒，説他兒媳婦要生孩子，讓我去接生。我讓他找張老太，他説張老太去城裏兒子家了。我説起自己的成分問題，説是隊裏不讓接生。

　　可能是急中生智吧，那個男人説：“我找大隊醫生來，讓他看着你接生，這樣如果出事了就不算你的責任了。不然半夜三更的，你讓我們怎麽辦呢？”

　　我只能硬着頭皮去了。産婦當時已經精疲力竭，在床上呻吟，看到我來了，立即用力抓住我的手。我安慰了她幾句，馬上進行消毒。天放亮時，一個男嬰呱呱墜地了。

　　産婦的婆婆高興地道謝，又端來兩個熱騰騰的荷包蛋給我吃。我謝了謝她，没吃東西，也没拿錢就走了。

　　從此，我放棄了這一工作。

　　二十九、17次押解

　　從1972到1975年間，我和兒子像包袱一樣，被人從農村、城市往返貶斥了17次，幾無容身之地。

　　1972年春耕後的一天，隊長通知我到大隊去見一個幹部。到了大隊，一個書生氣質的青年幹部跟我説：“我們審查了你的檔案，發現你不屬於被遣送下鄉接受監督勞動改造的‘黑五類’，你的工資是49.5元的幹部級别。如果你屬幹部下放，那麽所有下放幹部都有原單位給補發工資，帶着工資走五七道路了。但是你們單位又没有給你補帶工資，加上你和兒子都是獨身，按照我們吉林省的政策也不是下放對象，所以我們决定把你們母子送回原單位。”

　　我恍恍惚惚似信非信，想像不出還有這等好事。兒子的反應也是如此，聽之任之。當年的春末夏初，隊裏幫我們把行李用牛車運到九臺縣，然後我們乘火車直達沈陽。

　　在路上，陪送我們的兩個農民説，大隊這樣做也是對我們的照顧，因爲原單位只把我們母子的檔案、户口放下來給大隊就完事了，現在大隊讓我們回去，就可以把檔案、户口交回原單位，讓我們恢復原來的工作。

　　但是單位已經不是原來的曲藝總社，改名爲大東區毛澤東思想宣傳站。因爲所有娱樂場所都停業了，未下鄉人員集中到大東區文化館俱樂部上班。

　　原曲藝總社的柏主任成了宣傳站的主任，他對我説：“你們大隊是根據吉林省的政策把你們送回來的，我們遼寧省没有這樣的政策，所以你們要做好思想準備，我們還要把你們送回去。”

　　他也不給我們安排食宿，説我們已經不是這裏的員工了。

　　我們走投無路，只好硬着頭皮找原來關係較好的同事或鄰居借宿。70年代住的問題極難解决，但令我們深深感動的是，凡是我們打擾過的人家，都很同情地收留我們母子，讓我們和他們一家人擠在一個炕上住。臨走時大隊給了我們些糧票，我們在這些人家喫飯，他們却不收我們糧票。

　　過不到10天，柏主任就派兩個幹部把我們送回九臺縣了。

　　這對九臺縣民政局是個新課題，他們研究的結果，是先把我們母子安排在招待所，再慢慢處理。但是民政局也説服不了原來的大隊接收我們，最後還是决定把我們送回沈陽原單位。

　　回沈陽的遭遇和原來一樣，他們又把我們送回九臺縣民政局。

　　在一個多月裏，我們就這樣往返被送了4次，最後九臺民政局把我們安排到了敬老院。在敬老院裏，我們也是暫住人員，無事可做，只是農忙時參加勞動，農閒時幫服務員照顧老人。我們的行李雖然不多，但敬老院没地方放，民政局長讓我們放在5裏外的火葬場，我去火葬場的次數超過了去商場的次數。

　　我母子住敬老院既違反情理也違反政策，民政局這樣安排也是出於無奈。所以從1972年到1976年文革結束，這4年時間裏民政局多次叫我們回原單位，但是單位還是把我們送回來。一個幹部後來告訴我，在4年多裏，我的原單位總共送了我們17次，平均3個月我們就要往返一次，身心受到極大摧殘。

　　三十、往返黑龍江

　　1975年，父親一個結義弟弟的侄子王大英來跟我説，他弟弟王大杰原是佳木斯市一家工廠的工人，由於孩子多，60年代疏散人口時把他全家下放到農村落户，在那兒生活了10多年，生活也穩定了。雖然大家素未謀面，但憑世交的關係，他肯定能幫我母子找個安身之處。

　　我們母子當時正走投無路，只要能有個去處，我就想試一試。不爲自己，也爲兒子找個出路，因爲他已經20多歲，能寫能畫，却無法找個工作，這樣下去會把他躭誤的。

　　經過王大英的積極聯繫，我們終於在5月來到了王大杰在黑龍江某縣的家。這裏氣温很低，黑色的土地上看不到一點緑色，有時還刮着刺骨寒風。但能看出這裏土地肥沃、木材豐富，家家扎墻用的都是小樹一樣的又粗又高的木材，燒火也以樹枝爲主。

　　王大杰家住得不是很寬敞，裏屋是對着的兩床炕，住6口人，外屋是厨房，三分之一的地方隔出一間小屋，裏頭有一鋪小炕，我母子倆就住在這裏。

　　王大杰夫妻性格開朗、不拘小節，我們住在他們家没感到受約束。每天兒子和他們一起出工收工，孩子們有的跟王嬸干零活，有的上小學，經常是我一個人在家，給他們干些零散的家務事。

　　日復一日，很快就到秋收季節，我們來這裏快3個月了。王大杰和隊長談話，希望把我們母子留下來，但是隊長堅决不同意，説不能接收外來人口，因爲隊裏的土地是固定的，多來一個人就得從大家的土地裏匀出一份給他，誰願意呢？何况以後這個外來人口還要娶親生子，那生産隊就會變得越來越窮了。

　　我這才如夢初醒，九臺縣不許我們回去，不單是爲了照顧我們，其中也有同樣的考慮呀！

　　我很感激王大杰夫婦，我們與他們素不相識，他們却提供給我們食宿，爲我們操心。既然落不了户，我們就不要再打擾他們了，我們還是早些走吧。

　　這一天天氣晴朗，王大杰給了我幾斤糧票和10元錢（這在當時的農村是很難做到的），借了生産隊的大馬車，把我們送到離佳木斯近的火車站，就回去了。

　　從佳木斯到沈陽有數千裏之遥，我們身上又帶着必要的衣物，更關鍵的是我們人生地不熟，不知道如何“蹭火車”，怎麽辦？

　　我想起每個城市都有民政局設立的盲流收容站，於是找到民政局的負責人，和他説了我們的情况。他説：“盲流收容站從來都是去收容人，没有自己來的。不過像你們這樣的遭遇也很讓人同情。”他答應研究一下，讓我們下午再來。

　　下午，那位負責人跟我説，他們盡量幫助我們，我們白天可以外出，晚飯後回來，住到盲流收容站。他們會盡快安排，把我們送回家。

　　我們在收容站住了兩個晚上，同住的有一個人是神經病，還有一個是賣淫被抓的，我不敢入睡，只能靠墻打盹。

　　第三天上午，民政局的同志安排我們坐10點多的火車，還派一男一女兩位同志陪我們到火車站，幫忙拿行李。我們向他們表示感謝，他們説：“不用謝我們，要謝就謝謝毛主席。”

　　三十一、絶食與重逢

　　從佳木斯回來以後，“文革”基本結束了，但其餘毒和極左路綫却不是那麽容易就能肅清的。單位雖不像以前那樣把我們母子攆出大門，但也不表示安排我們、允許我們在單位住。不過我們母子還是住下，他們也默許了。

　　這時的文革下鄉後遺症很多，有些單位不給回城人員安排食宿，回城者就硬住在單位的辦公室；没有飯吃，就在食堂開飯時搶領導的吃。據説這種辦法很能解决問題，但我母子倆不好意思這樣做。有一天是星期天，食堂不開伙，我們母子斷了頓。兒子低沉地跟我説：“我們絶食吧。”我同意了，還决定連水都不喝，看看有幾天可以餓死。因爲我早就厭世了。在承受人間不幸時，我常常想若是在做女孩子時死了才好呢，就不會有後來的遭遇了。兒子雖然只有20多歲，但也不想再跟着我苦苦挣扎下去了。

　　我們母子就這樣静静地在飯堂坐着。大約過了10小時，文化館教舞蹈的周國佑老師進來了，得知我們的絶食計劃，他從衣兜裏拿出幾斤糧票，説：“没飯吃要想辦法嘛。真的絶食死了他們才高興呢！他們就省事了。”他又叫我兒子去買饅頭。

　　第二天，周老師又把我們的事情“廣播”出去了，單位新招聘的幾位年輕幹部，知道情况後給我們糧票，叫我們不要讓上級領導知道。從此，單位每周給我們發5元錢，同事和鄰居救濟我們糧票，我們省吃儉用，每天按每人8兩的量分兩頓吃。晚上就在飯堂，睡在兩張長椅上。每月20塊錢是很難維持生計的，我們連着幾年都不敢買蔬菜水果。

　　飯堂有張大餐桌，像乒乓球桌大小，兒子就在桌子上練字。他把所有的時間和情感都放在書法上，毫無怨言，使很多熟悉他的人都對他有好感。

　　從1975年到1978年，我母子在單位過着游移不定、食不果腹的生活。也就是在這段時間，我兩次在街上遇見二哥。

　　一次是在大北街的橋上。他告訴我，我們和他們單位都同意讓我們母子隨他入户（他刑滿後被發配到黑龍江齊齊哈爾的一家農場，叫北京市雙河農場，該農場由北京市公安部門管理。“文革”開始後，該農場駐進了軍隊，他們被遣送到黑龍江的一個叫白山公社的農村插隊）。

　　我一聽火冒三丈：“我到你那兒去干什麽？去陪你挨鬥啊！我就是死了也不去你那裏。你死了這條心吧。”

　　過幾天，我和兒子去一家中學看朋友，看完朋友，一出校門就看到二哥在等着我。我不容分説就拉着兒子繞道走了。

　　其實，在九臺縣敬老院時，二哥來過一次，想見我，我拒絶了，也不讓兒子見他。

　　因爲我已成了驚弓之鳥，尤其是“文革”後，我不願意再因爲他而受衝擊。這期間很多人都會把莫須有的罪名説成證據確鑿，何况又要真的和他會面呢？現在，我對他只有恨了。若不是他，我不會這麽慘！

　　三十二、打擊報復

　　“文革”結束後，返城人員都落實了政策，恢復了工職，並隨之提了兩級工資。曲藝總社的柏主任却不讓我復職，理由是我將滿50歲了，按工人的年齡算應該辦理退休（幹部是55歲退休）。我不同意，就到區、市、省信訪部門上訪，信訪部門都肯定廣播員是幹部，我的工資是49.5元，也是23級的幹部級别。信訪部門還給柏主任打電話，但他却不執行，仍逼我退休。我不肯退，就没有退休費，每月只給我30元生活費。我堅持了一年，結果還是辦了退休。

　　恢復工職的同事們上班没幾個月接着又提了一級工資（過去文化系統的工資偏低），如此一來别人連昇三級，都没有我的份。

　　黨的十一届三中全會後，國家進一步落實政策，補發“文革”時所欠的工資。其中規定凡補助款都扣除。我多次往返九臺縣和單位所領的補助，以及我不退休領的生活補助費都在扣除之列。扣完之後我的補發工資也就所剩無幾了。

　　其實，這些都是柏主任一手造成的，是他對我進行打擊報復的結果。

　　我是1952至1954年到沈陽劇場工作的，那時提倡向蘇聯學習，文藝系統有時在光陸影院舉辦舞會，全市影劇院的職工都可以自願參加。我獨身、個子矮，因此從來不跟男人跳舞，我的固定舞伴是個未婚女孩。

　　有一次，一個中年男人笑容可掬、謙恭有禮地請我跳舞，我禮貌地拒絶了。後來才知道他是光陸影院的柏經理，是市文化局影劇院系統的先進工作者。

　　後來，對外廣播結束後，我就在劇場内維持秩序，發現二樓有人抽煙，於是上去制止，才發現是柏經理。於是我微笑地説：“柏經理來看戲了，您在這裏抽煙，樓下能看得到，請到休息室抽吧。”他笑着説好。其後，我發現他經常來在我們劇場的二樓抽煙，我也經常去制止他。

　　還有一次，他再約我跳舞，又被我拒絶了。他發了幾句牢騷，説我看不起他。再後來，在我們單獨接觸時，他就不規矩了，有時説些曖昧的話，有時做些不禮貌的小動作。自此我對他就敬而遠之了，我態度冷淡，他則面帶不悦。

　　1955年，聽説柏犯了嚴重的生活錯誤：他是“包辦婚姻”，有妻子兒女。進城後離了婚，和本單位一個有夫之婦發生關係，該女人爲他離了婚，但柏又把她甩了（就是在柏向我表示曖昧之時），與其他女人搞上了。爲他離婚的女人把情况反映到市文化局，柏受到降職降薪處理，調離光陸影院到一家小影院當串片員（全系統開會時我也批判過他）。

　　60年代初，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我被調到文藝單位中規模最小、條件最差的大東區曲藝社。而柏却調到大東區曲藝總社當主任。大東區曲藝總社只有他和另外一個書記當領導，他們的辦公室就安排在小津橋曲藝社内。

　　冤家路窄，柏成了我的頂頭上司。大東區曲藝總社的下屬單位有大東區曲藝社、小津橋曲藝社、新新曲藝社。我在大東區曲藝社工作了兩年，就調到新新曲藝社了。“文革”前夕，柏找我談話，要我到小津橋曲藝社當經理，我推辭了。

　　幾個月後，“文革”開始，工作組進駐各單位，我們各個點都停了業，大家集中到小津橋總社學習、寫大字報、開批判會。有一天，工作組找我談話，我發現自己的名字後被寫了個“特嫌”。

　　正當我痛苦絶望、百口莫辯時，工作組撤走了，大東區曲藝總社的書記進了牛棚，柏主任也靠邊站了，造反派掌了權。

　　造反派召開了兩次批判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大會，我一個人唱獨角戲，因爲這給了我發泄的機會。在批判柏主任時，我言辭尖鋭、態度粗暴，質問他爲什麽暗中將我定爲“特嫌”，又爲什麽要調我去小津橋曲藝社當經理。我問他：“當面一套背後一套，算不算光明磊落？”他一言不發。

　　我爲自己的意氣用事付出了代價——除了“文革”期間從農村送回單位後柏對我進行諸多報復外，“文革”結束後被硬逼退休、不得提級等等，都是柏在搞鬼。他後來究竟怎麽樣？我也不清楚，只知道因爲他是我們曲藝總社唯一的老領導，所以“文革”的遺留問題都是他負責。在處理完這些問題後，我就見不到他了。有人説他後來住了院，後來還有人説他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