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復婚

　　1977年，單位利用文化館後墻的狹道給我建了一間簡易房。説是房子，還不如個大鷄架，因爲有兩面墻是利用前屋的後墻，另外兩面是用碎磚頭砌的，屋頂則是兩層油沾紙，高不足2米，大不足12米。兒子用别人求寫字畫所剩的邊角紙，把屋子裱糊得又乾净又明亮。

　　很多人都找兒子寫字、畫畫，盡管古代的名人字畫已被紅衛兵銷燬，但祖國的國粹還是深入人心，所以很多人都找大群寫字畫。大群用隸書或魏碑寫毛主席詩詞，還在字畫四周刷上顔色，很受大家歡迎。上至沈陽市長、大東區公安局長秘書、派出所民警，下到我們系統的領導和同事，家裏都貼着大群的字畫。

　　二哥從黑龍江來了，要求和我復婚。他當時任佳木斯市北依蘭縣高中英語教員兼赴美青年培訓班教師，該單位是由農墾總局領導的。我没同意，因爲擔心復婚會影響大群找工作，我堅持一定要等大群工作後再復婚。

　　1978年春節後，單位給我們落了户口，也補發了糧票。有了户口，大群就可以找工作了。剛好沈陽市貝雕廠招考題字工人，大群去了。考場準備了筆墨紙硯，讓報考者隨意發揮。因爲大群年齡已超過30，有位女幹部説不録用。但有位50多歲的書記堅持留下大群，説他將來肯定是這裏的“尖子”。結果大群真的工作很出色，只幾天就被安排往出口的貝雕上題字了。

　　因爲二哥正在培訓青年赴美留學，所以我們延到9月才復婚。從24歲到54歲，我們已經整整分離了30年。

　　二哥已現老態，頭頂光秃，四周有些灰白稀疏的頭髮，有幾顆牙已經爛掉。戴着老花鏡，身體發胖，步履蒼老。

　　團圓之後，我們並無激情，因爲大家都已年過半百。對過去不堪回首的往事，更是不願提起，好像怕揭傷疤似的。

　　二哥建議我到他那邊去，我同意了。因爲30出頭的大群還没有女朋友，我這裏的小房子二哥來了也住不下。反正我已退休，到黑龍江也無所謂了。

　　1979年的初冬，我安頓好沈陽的家，留下退休金給大群，就坐火車到佳木斯再轉依蘭縣。二哥到車站接我，我們再坐幾十分鐘的大客車到了他單位。

　　二哥單位安排我們住了兩個星期的招待所單間，後來我們就搬到居民房了。這裏天寒地凍，每天早上開門門都凍住了。外出要戴口罩圍巾，但是嘴邊都結上很厚的霜或小冰疙瘩。

　　不過生活却比沈陽富足，煤柴優質而不限量，麵粉、豆油和肉票都很多。

　　培訓班的老師都是刑滿釋放後又流放到黑龍江農場做農田工的人，“四人幫”垮臺後他們才獲得糾偏落實了政策，有大學學歷、英語較好的就選到這裏當老師。他們的年齡都50歲以上，每個人都有妻離子散的經歷，好多都成了孤老（有些人的妻子没有死，但改了嫁，或者不願意來這邊遠農村），像我們這樣又健康地團圓、還有個大兒子，還真是少數，别人都非常羡慕我們，説我們的結果最圓滿。

　　二、農場教書

　　1978年到1985年，有資歷、有真才實學的知識分子找工作都容易了，即使是以前被定爲有政治問題的人，也落實了既往不咎的政策，大家都由衷感謝鄧小平和胡耀邦這兩位領導人。

　　我在1978年的寒假回到了沈陽，二哥則在春節前兩天才回來。我們瞭解到沈陽的形勢很好，很多院校和單位都缺日語、英語的教師或翻譯人才。但是這些單位都没有國家給的“指標”，要在那裏干活只能是臨時工，因此二哥只好再回原單位干。

　　我又陪他去了黑龍江省齊齊哈爾市甘南縣的雙河農場，這個農場是由北京市相關部門直接領導的，因爲他們的糧票、布票等等都是由北京市發的。

　　釋放人員初到雙河農場時没有房子，他們住在工棚裏。這裏的荒草有一人多高，他們先“燒荒”，再蓋房、種地、修路、種樹。農場場部還蓋成座二層樓，附近建了座百貨店。

　　來這裏的幹部都是軍人，工人則都是刑滿釋放人員。有些初到者想逃跑，但跑不出去，因爲這裏分不出東西南北，還没有跑出去就被抓回來了，還有人忍受不了寒冷勞累自殺了。我問二哥，你怎麽不自殺，他説是因爲有我，所以才不走極端的路。

　　二哥在這裏天天忙，白天在職業高中教英語課，晚上在農場教書（農場因爲有他教外語成立了兩個班，一三五教日語，二四六教英語，每節課七八毛錢，讓别人羡慕極了。因爲這裏物價便宜，而且還是額外收入）。

　　至於我們這些“就業人員”的家屬，除了搞家務就閑着没事了。其他的家屬没有退休金，一有病就非常困難。還好我有退休金，在來甘南農場時留下給兒子了。兒子很節約，他買了輛沈陽産的“白山”牌自行車，還花365元給我買了只瑞士浪琴表，是鍍金的。我捨不得用，想留給以後的媳婦做見面禮。

　　三、享受人生

　　1981年，二哥和我回到沈陽後，農場一次性給他補發了3000元，這是對他長達15年之久的牢獄生涯，以及刑滿後到雙河農場、“文革”到農村挣工分10多年的補償。

　　我們把這筆額外收入都拿來旅遊了。

　　我們先去了大連，住在二哥初中同學家。當年他的這位同學想參加革命，從沈陽到北京找我，那時我剛從邢臺北方大學回家，就以個人名義給邢臺大學領導寫信，我於是成了他參加革命的介紹人。1954年，我在沈陽劇場當廣播員，無意中見了他，他得知了二哥的情况後，還向我求婚，被我拒絶了。當時他春風得意，剛從抗美援朝回來，分在沈陽市政府工作。我看他才貌不如二哥，却活得那麽好，心裏更加爲二哥抱不平，更没心思談結婚之事。後來，從他的同父异母弟弟那裏（一位放映員），我無意中得知在受我拒絶後他很低落，隨便找了個農村小學教員結了婚。反右時他被打成右派，幸虧他曾經到日本留過學，所以從沈陽市府調到大連教日語去了。

　　這次大連相見，他已經是4個孩子的父親了。他的大女兒，一個小學教師陪我們到著名的老虎灘玩，我第一次看到巨石和大海，感到心曠神怡。我一生最喜歡水，“文革”前還對大群説，我死後不要任何儀式，只希望把骨灰撒到海中，或者有活水的地方就行了。

　　他的同學還陪我們去了旅順港，後來我們又從大連乘輪船去天津，爲的是看海。接着我們去了北京，這裏是我們的第二故鄉。我的父母在“文革”前後都在北京去世，我們到以前的老屋舊地重游，結果發現不但屋主换了多個，連街道、院墻、門牌都改變了，看不出從前的痕迹。

　　别的朋友也没有了音信，因爲政治運動太頻繁了。我們在北京看的唯有母親的閨中密友董嬸，她曾經和我母親拿着包子去看二哥，以前我每次到北京探監也是住在她家。現在她看到我和二哥團圓，心裏也很安慰。

　　我們還去了長城、香山、十三陵水庫、故宫、中山公園、陶然亭公園。

　　四、毛遂自薦

　　1981年，很多大專院校都缺外語老師，用外語的單位也缺這方面的人才。二哥的日語、英語水平都能授課和筆譯，他在東北工學院（現東北大學）、沈陽藥學院上課，還在一家科研所給科研人員上課、做筆譯，都非常受歡迎。

　　東北工學院、沈陽藥學院都决定正式録用他，二哥也通過了他們的日語、英語考試，兩所學校還主動提出給我們安排住房。

　　兒子大群的事業也蒸蒸日上，他在貝雕廠工作後認識了些書畫界的人，參加了省市區的書法展，獲過一、二等奬。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政策也推動了書畫界的繁榮和發展，外事單位經常要送裝裱的字畫給外賓，大群辦了停薪留職，專門從事書畫工作，還學會了裝裱。通過賣字畫，他接觸了學術界的外事部門，這對二哥找工作很有幫助。可以説，是大群帶着他爸爸去見東北工學院的領導，人家才同意録用二哥的。

　　看到他們父子事業順利，我對前景抱着美好向往。可是，二哥突然改變主意，學了當時沈陽的風氣，想毛遂自薦到外地找工作。

　　我堅决反對二哥這樣做。我對他説：“人家説從哪裏跌倒就在哪裏爬起來。30年來我被人看做“反屬”，現在你落實政策了，經過了30年的勞動改造，如今還能登上大學講壇，大家終於明白你是個有才華的人，不枉我等了你30年。兒子辛辛苦苦見領導多次，東工録用了你，你却不去，不光是使兒子白費功夫，而且還給東工領導添麻煩。我們爲什麽要離開故土，到人地兩生的地方去呢？”

　　大群也非常生氣。我對大群説：“這是你的親生父親，如果他是我找的後夫，我就和他離婚了。”

　　不管我是吵還是勸，二哥還是用複寫紙，給北京、西安、武漢和廣州等地發了日文寫的自傳，希望獲得録用。

　　1982年暑假，二哥收到了北京、西安、武漢、廣州等地大學的録用通知書（試教），他選擇了廣州中山大學。他的嘴角浮現了深深的微笑，説：“廣州好，它毗鄰港澳，比北京先進，也比北方開放。南方人也比北方人聰明，將來對後代也好。”

　　我把痛苦和無奈都埋在心裏，因爲説出來也無濟於事。可是這件事給我造成很大傷害，無意之中我對二哥的感情就淡了下來，不像以前那樣對他尊重和體貼、關心了。

　　二哥後來曾和我説過，他不願意留在沈陽，是不希望自己的工作是通過兒子找的，因爲那樣會使他感覺受壓抑。另外還有一個原因，是擔心兒子以後結了婚，會給我們增加很多負擔和麻煩，不如離開，過只有我們兩個人的生活。

　　1982年9月1日開學前，二哥去了廣州中山大學，大群給了他9幅字畫，方便父親到陌生地方當見面禮送人。

　　五、在中山大學的日子

　　1982年暑假，二哥帶着農場的公函到中山大學外語系報到，公函上寫着：王一夫同志在中大試教一年，如能勝任，希望中大能留用，如不能勝任可回農場。

　　我於1983年4月來中大，當時是懷着旅遊的心態來的。我想，如果二哥試教不合格，我們就回去了。

　　二哥開始是和電教中心的職工住在中大的爪哇堂，電教中心的副主任陳爾真先生常去爪哇堂看職工，所以和二哥很熟。

　　我到中大的當天，二哥和我就被安排到中大榮光堂二樓。這裏住的都是中大的正式教工，之所以安排我們來這裏，是因爲没有正式的住房。這裏每個房間都是單房，没厨房，只有公厠，附帶公用的冲凉房。我們買了兩張單人鐵床，一個三屉桌，一把椅子，一個四屉櫃，安下了家。喫飯則到飯堂解决。

　　1983年暑假到了，中大外語系因工作需要繼續聘用二哥，二哥也願意留用，但雙方都没有按照農場的要求去辦留用手續。這一年二哥教了3個班——研究生班、本科生班和教師班。他説教師班最難教，因爲成員水平參差不齊，有些人連字母都不認識，多數人都是爲了考職稱來的。還有人經常到我們家找二哥開小竈，但這些人考完職稱後就再也不來了。

　　1984年，外語系又增設了夜大班，二哥連休息日都没有了，每個周日的上午要教夜大（係裏另付課時費）。我記得他上課最多時是一周有20-24節課。

　　二哥的筆譯量從1984年開始增多。中大曆史係的陳錫祺教授請他翻譯孫中山的著作和有關資料，陳教授的學生段雲章先生也常來找他譯稿。圖書館的趙希琢館長經常找二哥給日本寫信、復信、讀信，翻譯從日本寄來的資料。法律係的程信和先生、東南亞研究所的一位處長，也都帶着問題或任務來。只有陳錫祺教授是付費的，其他人請二哥辦完事後説聲謝謝就走了。二哥也不計較，説大家都是中大的。

　　有時我也幫二哥抄譯稿，他把這説成是“男耕女織”。

　　二哥生活一貫簡單，從不吃零食，也没有喫水果的習慣，他喜歡喝濃茶，什麽品種的茶葉都可以喝，還喜歡喝大慶奶粉，天熱就加上充足的凉開水，這就是他每天固定的飲料了。他有心臟病，所以即使缺了好幾顆牙也不願意去鑲。至於飯菜，只要不硬他都不挑剔。他自比“老黄牛”，稱我是“好飼養員”。

　　1985年經陳爾真先生的介紹，二哥給中大電教中心翻譯“立可録”現代管理精粹叢集《從蘭切斯特戰略到産品結構經營體制》，該書由中大電教中心與香港永嘉有限公司聯合出版，1983年11月出版，1985年6月在日本發行，1986年在中國發行。二哥譯了11本（也許更多，但我這裏僅存11本）。電教中心王家瑾主任帶該書赴香港永嘉公司開會，二哥所譯的書受到該公司負責人的好評。王家瑾主任非常高興，回來後和二哥見了幾次面，希望二哥能繼續給翻譯，但二哥確實没有時間了，王主任就退一步説，她找别人翻譯，請二哥把關。二哥同意了。

　　1987年．經夜大學生黄紹雄先生介紹，二哥給廣東電視臺翻譯《偉人物語》，隨譯隨播。二哥忙不過來了，後來就轉給中大的青年教師趙長冬先生譯了。

　　至於我自己的生活，從1984年開始也豐富了。我到嶺南大學學古典文學，還加入了中國人民大學廣東校友會（1984年我就讀的河北省邢臺市北方大學與人民大學合併了，所以我也算是人民大學的校友）。

　　參加了校友會後，我成爲該會理事戈平同志的義務通訊員——當時電話尚未普及，戈平同志的家離榮光堂很近，有事他就到榮光堂找我，無論是叫我幫忙通知别人還是幫忙鈔寫，我都欣然接受。

　　二哥和我都在忙碌中感到了愉快。

　　六、公函事件

　　1988年，二哥教的夜大班結業了，日語系也增添了幾位留校的青年教師，改變了青黄不接的局面，於是日語系就停止聘用二哥，人事處也開始下逐客令。我們住的榮光堂也變了性，改成成人學習班宿舍，住那裏的教工都安排了住房，只有我們兩個老人住在那裏，有人説我們是賴在那，也有人説我們是釘子户。二哥説燕雀安知鴻鵠之志，没有一點精神能活得過來嗎？我覺得有道理，也就不在乎人家怎麽説了。

　　日語系雖然不正式聘用二哥，但業餘辦班還是找他。

　　也是在1988年6月，兒子大群去了日本，他是通過東北工學院（現東北大學）的日本專家，以書法和裝裱特長去的，經濟和人事上都不用我們幫忙。二哥反對大群去，説他連日文字母都認不全，又没有大學文憑，但大群還是走了。

　　大群一走，我們在沈陽的房子也隨之没有了。二哥把中大停聘的情况向農場做了匯報，農場黨委很重視，和公安部聯繫，北京公安部給二哥發來一公函，讓他和中大研究，如果中大接受二哥，就由北京公安部給指標。

　　二哥把公函給了中大人事處原正處長。一個月後，二哥問處長研究得怎麽樣，處長説公函找不到了。又過去了一個多月，這位處長還是説找不着。

　　以後我再催二哥去問，他説不去，説這是組織考慮的事，用不着我們考慮，他上好課就行了。二哥本來就是個書呆子，又有30多年没有接觸現實社會，所以對外界的復雜情况根本不了解，也無力應對。此事就這麽不了了之。

　　我們很久後才知道公函丢失的原因：該處長亂搞男女關係東窗事發，中大組織上要處理他，當幹部的夫人要與他離婚，他如坐針氈内外交困，哪有心思工作？在這個時候倒霉的就是二哥，受影響最深的就是我了。

　　公安部給指標之事，廣東省農業廳的林尤英女士最瞭解。因爲她是從中大轉去農業廳負責教育的，而且廣東省農牧系統出國研修班日語班從1987年辦班開始就由二哥一個人來教，他教的學生每次出國考試成績僅次於黑龍江省。二哥一直教到1992年，那時他太累了，才推薦中大的年青教師趙長冬幫忙。

　　由於原人事處長的失職，我們人生的最後歲月一直像水上的浮萍，不能安居樂業，一直到死。

　　七、最後歲月

　　二哥本來應該在1985年12月辦離休，但由於農場和中大意見不統一而没辦成。農場認爲二哥應落實在中大，因二哥還没來中大時農場的公函上已經註明試用期一年，若中大試用一年不合適可以退回。二哥試教一年後中大繼續留用他，但是没有辦留用手續，5年後却不留用二哥了，所以應由中大來幫二哥辦離休手續。

　　農場多次替二哥争取，中大則多次推卸責任，所以二哥的離休手續晚辦了兩年多，直到1988年2月還是由農場給二哥辦了離休。

　　對這二年多的損失，二哥根本不在意。他没有能力争取自己應得的權益，更不懂搞人際關係，所以只得聽之任之。來中大前兒子給他的9幅裝裱精美的字畫（那時售價是每幅300——500元外匯券），他全送給了當時接待他的日語系教研組的關老師，讓關老師樂意送誰就送誰。後來我們才知道，關老師並未送外語系的人，而是全部用來幫他兒子找工作用了。

　　二哥一直希望留在中大繼續教書，我曾經幫二哥争取，却没有效果：那是1988年，中大外語系給二哥做了全面鑒定，該係的劉展坤老師給了我複印件，他寬慰我説：“外語系領導肯定了王老師的貢獻，希望他能留下來。”外語系的係主任陳珍廣的夫人也讓我拿着鑒定去找老干處的宋處長。但是，原人事處處長不同意，别人也就愛莫能助了。

　　1988年5月1日，廣東省社科院孫中山研究所聘二哥爲兼職研究員，直至1989年4月。

　　這一年的暑假，日語系兩位新入學的研究生來找二哥，要求他給他們授課，説是之前换了三位年青教師他們都不滿意。這兩位研究生還到人事處指名要二哥上課，開始時人事處那位處長以退休爲名不讓教，後來禁不住重重壓力讓步了，却通知研究生處不給二哥課時費，理由是給了課時費二哥就更不肯走了。

　　二哥教了兩年，分錢未獲。却自嘲地跟我説：“不給就不給吧，老師義務教學是好事。”（這筆錢至今未給，我想研究生處是有帳可查的）。

　　在人事處的壓力下，日語系不敢給二哥安排教研究生和本科生日語，但仍請他給業餘班上課。1990年，中大一位老熟人介紹二哥給該校圖書館情報學係辦的日語班上課，連續教到1997年，每節課5元課時費（外語系業餘班的課時費是30元）。我不同意二哥去，二哥却説：“我上課有癮，我就是老黄牛。”我扭不過他。

　　1993年，農場黨委以負責任的態度，派場長賈呈祥先生（上將軍衔）和一位科長來中大，爲的是安排好二哥在中大的晚年生活。他們見了中大外語系和人事處的領導，却没有大的進展。中大只答應給二哥安排正式的家屬宿舍和辦户口，他的離休費和醫療費仍由農場出。

　　賈呈祥場長二人住在中大的西區招待所，閒聊時賈場長和二哥説：1946年4月二哥在沈陽與組織失去聯繫，那是組織故意把他甩掉的，因爲根據抗戰學院的檔案記載，二哥和共産黨有殺父之仇。此前我和二哥都以爲找不到組織是因爲組織越撤越遠了，47年後的現在才知道真相（二哥並未告訴我賈場長的話，是他去世後趙長冬告訴我的）。

　　1995年春節前，我們離開了住了10多年的榮光堂，搬到了現在的住所。搬家後，我們才知道户口是轉不來的，因爲二哥一不是調轉，二不是投靠子女。

　　1995年春節後，經陳爾真先生介紹，我到居委會做調解委員。雖然我不是廣州户口，但因那時居委幹部還是義務的，又缺人手，所以我就去了。每周我去幾次居委會和姐妹們相聚讀報、開會、搞衛生、負責門前三包等。做這些事我覺得很開心，因爲充實了我的生活。1998年，我還被街道評爲個人先進。我做到2002年居委會幹部改爲薪金制才終止。

　　1997年暑假，二哥出現了老年痴呆症的徵兆，才停止了圖書館情報學係的授課，至此他在中大的教齡是15年。因被冠爲“借聘老師”，二哥總是自稱“打工佬”。雖然如此，我對他能有這段教齡也頗感欣慰。

　　1998年7月17日凌晨1時許，二哥因突發心肌梗塞病逝，終年72歲半。

　　他很安詳地走了，没有眼泪、没有口水，臉色比生前還好，口眼都閉得很嚴。從儀態上看他什麽都不牽掛了。

　　他曾經給我留下了這樣的詩：知己何須多，有一足可托。生不慮有變，死亦任眼合。

　　八、未了心願

　　按我的歷史，應該屬於離休，但是“文革”結束後我被强迫退休（當時不退不給生活費，不按退休待遇）。二哥雖然給辦了離休，工齡也不是從1945年4月我們倆到晋冀魯豫參加抗日開始算的。

　　我總是想不通爲什麽那段歷史給抹掉了？1946年二哥與組織失去聯繫，我曾經看過這樣的文字材料，規定如果不是由於個人原因與組織失去聯繫的，工齡應該給連上。

　　我曾就此上訪和寫過上訪材料，但都石沉大海。20世紀90年代，多數人都分到了“福利房”，我們却没有份。我和二哥即使没從抗日算，加在一起的工齡也有60多年了，但因二哥没能落實在中大的教職，分房時没有人理睬我們，我們的工齡又一次被取消。人家分房時米數不够的還補錢，我們則分文未得。

　　二哥雖然平反了，我們還是等外公民。

　　直到今天，我還是住在中大給的宿舍裏，每月交租。租金有一度要上漲到600多元，我一個老太太哪有那麽多錢交租？我到房管科曆數中大人事處那位處長過往對我們的加害，租金才降到100多元一月。

　　中國人民大學廣東校友會成立後，我以1946年3月在邢臺北方大學學習的歷史參加了廣東校友會，開始時大家互不相識，後來熟人多了，人家很奇怪地問我爲什麽不算離休，我無言以對。

　　2001年，我最後一次參加校友會活動。我想，我幾十年風風雨雨、坎坎坷坷活到了跨世紀，我要去看看昔日的老校友，看看還有多少人活着。

　　總的説來，我還是感恩的：二哥在中大做了15年的“打工佬”，死在了中大，這和死在監獄有本質的不同，我怎麽能不感恩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