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三四十年代粤、港機器行業中，有一位被譽爲“天王”的能人。他就是著名工商業家薛廣森的次子、機械工程師薛則民。

　　薛則民字舉直，1898年出生。1911年在家鄉順德龍江小學畢業後，隨家遷去香港，入灣仔英文學校讀書。1913年回廣州讀中英文補習學校。第二年到協同和機器廠學師，經過四年刻苦磨練，熟練掌握車、鉗、鍛、鑄技術，被提拔爲繪圖員。這時，他剛滿二十歲。1920年，被廣州五仙門火力發電廠的兩位美國工程師看中，推薦到美國紐約G·E電氣公司工程技術學校學習。1924年以優秀成績畢業，謝絶G·E公司的高薪聘請，回到協同和廠當工程師。他鋭意發展柴油機製造業，密切關注國際技術革新動態，及時收集信息，不斷更新産品，提高市場競争力，以優异的性能和質量贏得廣大用户的信賴，銷售遍及華南各省，促進了内河航運的發展。此外，他還適應社會需要，研製各種新型機械和配件投放市場，其中較著名的有適合小型糖廠製造白糖的離心機，適合冶鑄行業使用的猪腰式鼓風機，可媲美進口産品的柴油機油泵和柴油機噴嘴，單手操縱開、停、順、倒兼能的船用車掣等，都深受用户歡迎。薛氏也因才藝出衆而被粤、港同行譽爲“天王”——意爲無所不能。三十年代中期，廣東江防司令部新造“仲元”、“仲凱”、“執信”、“堅如”四艘淺水軍艦，需用八臺柴油機，也慕名聘請薛氏設計監製，而不象通常那樣購買進口産品。

　　事實上，薛氏的技術水平和管理水平，連外國專家也不得不深表佩服。二十年代中期，德國禮和洋行賣給協同和廠一臺四缸衝程一百四十匹馬力柴油機，該機馬力不足，德商以爲中國人不識貨，存心欺瞞。機器運回來後，薛氏隨即發現問題，一面改换機中的“菲輪”以補足馬力，一面讓經理陳拔廷與售方交涉，要求賠款。德商態度傲慢：“是你們搞錯了吧? 説話要有根據啊! 請拿出數據來。”言語之間，面露嘲諷之色。陳拔廷把德商叫到廠裏，讓薛氏把馬力不足的數據一一開列出來，併當場試驗經過改换“菲輪”的柴油機以資比較。德商見狀，大爲佩服，趕快賠禮道歉，立即把款項全部退回，還把那臺機無價送給協同和廠，以跟薛氏“交個朋友”。1940年，香港舉行工業展覽會，一位英國高級工程師看了協同和送展的多種“高、精、尖”産品，不相信是中國人製造的，及至親自到廠參觀，才消除懷疑。其間，這位英國人曾將薛氏設計製造的柴油泵泵芯拉出，用力緊握三分鐘，結果泵芯受手温影響膨脹，待冷却後才能進入，證明規格絲毫不差。英國工程師非常佩服，連聲稱贊：“Very good協同和! ”這兩件事，直至幾十年後，仍爲廠裏的老工人以及他們的後輩所津津樂道。

　　廣州淪陷前夕，薛氏帶領部分技工撤往香港土瓜灣分廠。1941年冬，香港亦淪入敵手。他拒絶日軍徵聘，潜回内地，化名薛忠和，往來市橋、大良一帶，替米機、糖廠維修機器爲生。當時百物騰貴，而家中食口衆多，日子過得十分艱難，一個兒子生病因缺醫少藥而死去，但薛氏寧可咬牙忍受，也不屑屈膝事敵，去吃那一份昧心糧。日本投降後，他重回廣州、香港協同和兩廠，協助接收工作和恢復生産。香港廠未受破壞，接收順利，很快恢復生産，廣州廠則損毁嚴重，機器設備大半被盗賣，仍未能恢復。廣州解放前夕，貨幣大幅貶值，員工收入低微，被迫掀起工潮，要求資方改善待遇。在這種情况下，股東們商議抛棄已成爲包袱的廣州廠，集中資金經營香港廠。在會上，薛氏和方百裏等股東堅持保存廣州廠，寧可賣掉香港廠，雙方争執十分激烈。結果，以港幣一百四十萬元將香港廠的股份賣給另一方。薛氏携同全家返回廣州，擔任協同和廠工務組組長。

　　1950年，薛氏被廣州軍管會任命爲協同和廠廠長兼總工程師。當時，人民海軍接收了國民黨軍隊一批機器損毁不全的艦只，爲了保衛海防和支援解放沿海島嶼，急需修復使用，但軍需工廠還未成立，有關工作需要民營機器廠支援。而當時廣州的一批大廠如公和祥、協興祥、藝堅、建國、新中國、大華、同生等，技術力量和設備都不及協同和廠，因此，維修艦只的任務，就主要落在協同和廠身上。薛氏不僅主持軍修的指揮工作，而且經常穿起工作服，帶上手電筒，到廣州港和黄埔港維修現場，下船指導解决疑難問題。國民黨軍艦的機器牌子很雜，日、美、英、法、德、荷蘭、挪威出産的都有，薛氏只要轉動機器，用一截竹管貼着機體聽聽聲音，就知道毛病出在哪裏。他還經常到海南島清瀾、榆林檢修軍艦，與官兵相處融洽，不論到哪裏都深受歡迎。

　　在軍修工作中，最棘手的問題是元件補充困難。特别是軸承瓦(俗稱“杯士”)，在機器運作中最易耗損，而製造這種元件的合金材料國内還不能生産。於是，薛氏挑起了研製的重擔，他挑選了廠内最强的技術力量組成攻關小組，親自指導工作。經過一年的艱苦試驗，終於找出銅鉛錫合金的數據和熔煉方法，制成所需的合金材料。所鑄出的軸承瓦，耐磨度可與進口産品媲美。消息傳出，全國許多單位紛紛來協同和廠取經，薛氏把技術毫無保留地公之於衆，爲新中國的冶金工業提供了一項合金熔煉工藝技術。此外，薛氏成功研製出球墨鑄鐵，爲國家填補了技術空白。過去鑄造的生鐵，性脆易斷，外國人早已研究出球墨鑄鐵的工藝解决了這個缺陷，但由於技術保密，中國一直不能自行生産。薛氏在解放前也曾研製過，没有成功。解放後，他和廠内的技術員李關崇密切合作，經過反復試驗，終於摸索出配方加鎂的數據，熔煉後，生鐵石墨球化，性質變韌，製作元件不用熱處理，硬度比鋼材還好。

　　由於薛氏的突出表現，黨和人民政府對他十分器重，把他提拔到省、市有關部門領導崗位上來。1956年以後，他歷任廣州市機械工業公司副經理兼董事長，市機電局技術室主任兼總工程師，市生産委員會技術處總工程師，市重工業研究所副所長兼總工程師，市重工業局總工程師，廣東省第二、三届人大代表，廣州市第二、三届政協常委,中國民主建國會廣州市委員會常委，省工商聯執行委員。在工作中，他堅持實事求是的態度，在普及科技試驗，發展機械産品生産，提高産品質量，以及發掘人才，調動工作人員的積極性等方面，作出較大的貢獻。

　　十年動亂期間，薛氏被扣上“反動技術權威”的帽子，身心飽受折磨。“四人幫”垮臺後，省、市領導部門爲他落實政策，恢復職位和待遇。1978年11月，他因腦溢血去世，享年八十二歲。省政協專門成立治喪委員會，隆重舉行追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