爲了加快經濟發展速度，盡快建成社會主義的鞏固的物質基礎，1958年，毛澤東主席相繼發動了“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爲了實現高速度，在兩大生産部門采取了相應的對策和措施。在工業部門，主要是全民動員，大煉鋼鐵。在農業方面，則提出“以糧爲綱”的方針。與“大躍進”伴生的農村人民公社化運動，既是爲適應“大躍進”本身而采取的組織體制變革措施，也是基於早日向共産主義過渡的幻想而提出的綱領。

　　1958年9月27日，這一天是農曆八月十五，傳統的中秋節，超美人民公社舉行了隆重成立大會。會場設在上寮崗的山坡上，山坡是南高北低，而主席臺是坐北朝南，低於觀衆席。有超過三萬的人從四面八方趕來開會，把山坡圍得來水泄不通。主席臺是臨時搭建的，兩邊的對聯：“雄心壯志翻天地，千軍萬馬改自然。”據説是由劉斌擬稿，當地的書法家陳祐仔書寫的。會議是在晚上舉行的，當時還没通電，數千盞煤氣燈把會場照得來如同白晝。

　　大約到了21時，會議正式開始。寶安縣委副書記王發主持會議，縣公社籌辦主任簡志勛代表超美人民公社籌辦處宣佈超美人民公社正式成立。黄志祥任社長，游壽如任第一副社長，趙燦榮、曾金泰、鄧成喜任副社長。簡志勛説：“爲什麽我們用超美人民公社的名號呢?因爲我們的口號是15年趕超英國，20年趕超美國，超英人民公社名字已在東片使用了。在西片，我們就用超美的名字。超美很好，有雄心，有氣魄，敢於超過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

　　會後安排了文藝演出，籌委會特地從廣州請來一個粤劇團演大戲《瀟湘秋雨》。

　　超美公社的管轄範圍包括：沙井地區、福永地區、松崗地區、公明地區、光明農場，相當於今天的五個鎮。本來成立人民公社，應先起草章程，通過後才實施，超美公社的成立是聞風而動，很多文件是後來才起草的，公社所有的運作，顯得很不規範。爲了適應人民公社“一大二公”體制的需要，萬豐、壆崗聯合成立壆萌大隊，後亭、步涌聯合成立步涌大隊，蚝一、蚝二、蚝三、蚝四聯合成立蚝業大隊，沙一、沙二聯合成立朝陽大隊，沙三、辛養聯合成立東風大隊，沙四、衙邊聯合成立金星大隊，新二、上星、上寮聯合成立上星大隊。人事組織軍事化、勞動戰鬥化、生活集體化，是當時人民公社管理體制的基本特徵。各大隊按照超美公社的統一部署，實行勞動軍事化，按部隊的“營、連、排、班”等形式組織生産生活，調動這些“連、排、班”的人力和財力，大煉鋼鐵，大修公路，大修水庫。

　　1958年10月，寶安縣建立了南天門，超美、超英、光明，紅旗、紅色6個公社，實現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制度。10月7日，中共寶安縣委發出《關於公社化幾個具體政策處理意見的通知》，以樹立“共産主義思想”爲名，提出私人農具、牲畜、自留地、果樹，單車、漁船，手工業設備等無償爲人民公社所有，所有單幹户一律强制入社，形成大刮“一平二調，，的“共産風”高潮，把家家户户的自留地統統收歸集體所有。同時將農民家裏的農具甚至鍋頭、飯碗等統統上交集體使用。社員吃集體食堂，實行供給制，並提出“有衣同穿，有屋同住，有福同享”的平均主義口號。

　　超美公社成立後，不到一個星期，就在成立大會的會址建立超美鋼鐵廠。因爲鋼鐵廠不靠近鐵路，無疑給以後的交通運輸帶來嚴重的困難。爲瞭解决這個難題，公社領導反覆研究决定：從沙井茅洲河進行海運，各種設備、原材料都從廣州購進。爲此，必須從上寮崗車站到沙井墟、茅洲河修一條公路。

　　説幹就幹，上寮村至上星路段由新橋，上星兩村負責；上星村到萬豐村路段由萬豐村負責；萬豐村到壆崗村路段由壆崗村及萬豐學校共同負責，由璺崗村後到沙井墟至茅洲河碼頭路段由沙井農業村、蚝業村、步涌村共同負責。公路路綫穿過萬豐、壆崗村的一些農田，這時正值中、晚稻抽穗和揚花，一聲令下，統統拔掉。隊幹部們事先指揮把水田放干，然後按預定路綫填土鋪路，然後再填沙、填石子廢磚。白天男女老少齊上陣，連小學校的師生也停課參加築路勞動；晚上部分勞力挑燈夜戰，氣氛异常熱烈。到10月底，這條路已能通行了。這條路的開通，結束了沙井地區600年來無大道的歷史，爲沙井以後的經濟發展作出了一定的貢獻。

　　當時的宣傳工作做得十分熱鬧，人人都在描繪共産主義的美景，説：人人進入新樂園，喫喝和穿不用錢。鷄鴨魚肉味道美，頓頓可吃四個盤。天天可以喫水果，各樣衣服穿不完。人人都説天堂好，天堂不如新樂園。一時間大街小巷用油漆涂滿了各種宣傳畫、標語，“以鋼爲綱”成爲當時最響亮的口號，“讓鋼鐵元帥升帳”成爲壓倒一切的政治任務。超美公社在上寮辦的鋼鐵廠急於上馬，但設備又進不來，公社領導就發動群衆土法上馬，在山崗南面一片荒草地上，用磚、石建成了上百個小高爐，形成千軍萬馬齊上陣大煉鋼鐵的熱潮。由於小高爐没有技術依據，根本不能煉鐵，更不能煉鋼，但爲了早出成果好報喜，公社領導便組織人手到處搜集破鋼廢鐵，投入爐中，用煤把它昇温熔化，這就算煉出鋼鐵了，這段時間内，見鐵就没收，最後只好砸鍋煉鐵：社員各家燒飯用的鍋，煮飼料用的鍋也要送到生産隊砸掉煉鐵。各村抽調青壯男勞力集中參與大煉鋼鐵，中小學生也被安排到鋼鐵廠砸礦石。煉鋼鐵主要是靠煤，没有煤就組織人砍樹燒炭，用於大煉鋼鐵。各村山丘和路邊的樹木被砍倒，運到沙井鎮燒木炭。

　　人民公社成立後，另一件大事就是大辦水利，興修水庫。各大隊組織群衆參加羅田水庫、石岩水庫的會戰，不計報酬，不懼辛勞，自帶口糧和柴草，吃住在水利工地，這時期的幹部和群衆一起挖土、抬筐、打夯，同甘共苦。水利工地開展挖土方競賽，日夜人歡馬叫，奪得競賽紅旗。

　　萬豐村水利大軍在結束公社水庫會戰之後，接著又轉戰村裏自辦的萬豐水庫。水庫雖小，但對改善萬豐村水利灌溉發揮了重要作用。改革開放之後，雖然萬豐農業爲工業所替代了，但萬豐水庫的水郤成爲工業生産重要的水源。

　　大躍進中大煉鋼鐵和大辦水利，片面地强調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迫使人們不斷加班加點，到處轉戰，疲憊不堪，極大地挫傷了廣大群衆的積極性和勞動熱情。

　　根據上級的布置，萬豐村幹部也準備放水稻“衛星”，設法搞個畝産萬斤田、十萬斤田。於是就選擇了幾塊“試驗田”，把其他田裏的稻禾移植進來，不但密，而且緊緊地擠在一塊。稻禾密植的比例大約爲10：1，100畝就密植爲10畝。

　　大片的試驗田出現了，人們從建村到現在，都没有看過這樣密植的稻子。爲了怕稻子倒伏下去，幹部讓社員從商店買來大批繩子，幾十畝、幾十畝地把移植的禾稻捆起來。爲了使稻子早點抽穗揚花，發動群衆把家裏的紅糖搬出來，攪成糖水，使用各種壓力的短，長程噴霧器，在稻禾面上噴灑糖水，目的是吸引蜜蜂成群結隊飛來，傳播花粉。可怕的是，引來的蜜蜂並不多，郤引來了數不清的蒼蠅和蚊子，稻禾葉子幾乎被小蟲吃光了，就連杆和根部也爬滿了密密麻麻的蟲子。爲了消滅病蟲害，幹部們又組織購買了大量的農藥，稀釋後噴灑。蒼蠅、蚊蟲以及蜜蜂紛紛死在農藥之下。

　　10天後，密集的稻禾從深處開始發燒了。原來被捆在深處的稻禾由於没有空氣流通，陽光又照不到，加上田裏的水都放干，被緊擠的稻禾就開始發熱，由發熱到發燒。一些有經驗的農民進入稻田一丈深處，把稻禾拔出來看，原來從别處運來新植的稻禾全没有發棵，并且禾杆在萎縮，在乾枯。大豐收變成了“大風收”。

　　超美人民公社章程規定：“在分配上一律采用工分制，實行半年預支，年底分配的原則。開設大飯堂，取消家庭煮飯，男女老少均要在大飯堂喫飯，飯堂以大隊或生産隊爲單位，解决社員的喫飯問題。”“不論男女老少，喫飯均使用統一標準，喫飯不用錢，能吃多少就吃多少。”《人民日報》也連篇累牘作典型宣傳，説公共食堂有“八大好處”，“新生事物”，全國聞風而動。當時各大隊紛紛辦起了大飯堂。

　　壆崗飯堂辦在璺崗祠堂裏，萬豐飯堂辦在萬豐祠堂裏。因爲再也找不到一處公共地方比祠堂大。

　　萬豐飯堂的管理員是廖勤安、潘耀坤。一個2000多人口的村子，男女老少都在同一時間一下子集中喫飯，可不是容易辦成的。爲了防止出現差錯，村裏的領導作了細微的布置和安排，炊事員給攪得手忙脚亂。廖勤安爲了把飯堂搞好，挑選了幾十個勤快，手脚利落的中年女人和男人，從早忙到晚在食堂裏忙乎，每逢開飯，他們抬出裝滿米飯的大飯桶，威風凛凛地擺在萬豐祠堂的大堂上，菜則擺在已放置好的幾十張桌子上。當時的菜雖不算好，郤也不差，起初有猪肉、青菜、荳芽、鮮魚’，豆腐等。

　　等待喫飯的人們，都已飢腸轆轆，到了開飯時間，一涌而上，像潮水一樣，數百人一批。先吃的把好吃的菜，像風卷殘雲一般，一掃而光，剩下的只是殘湯剩菜。當第二批上去的時候，什麽好吃的菜也没有了。

　　爲了忙乎這麽一日三餐，飯堂的所有人員没有片刻的空閒，直累得一個個叫腰酸背痛，而許多社員爲了吃這頓飯，或從家裏或從地頭來到食堂，走上很長一段路，吃完後又順原路回去。這樣反而費時、費工，加上吃到嘴的飯菜有好有差，難免發牢騷。

　　後來聽取群衆的意見，將稱飯改爲定量蒸飯。所謂蒸飯，就是按吃的人給自己的定量，用瓦鉢將盛有定量的米放入蒸籠裏蒸，這樣，飯的斤兩便不會有差异。蒸飯是新鮮玩藝，開始吃的時候，人們覺得很好吃，但由於蒸飯放水不好掌握，有時水放多了，蒸出來的飯就像粥一樣。水放少了，飯粒變得很硬，身體强壯的無所謂，但對有胃病的人，吃了馬上就犯病。飯堂的炊事員們不斷摸索，不斷改進，初步摸索出一套蒸飯的技術，具體操作大體這樣：蒸飯前，先把蒸飯的器皿洗乾净，根據米放的多少而選用器皿。萬豐飯堂大多數使用的是瓦鉢，把米飯放在瓦鉢内，注入水，用手背試一試，水剛好浸在手背上，那麽蒸出來的飯是較標準的，否則不是稀就是硬。此外，還要用火均匀才能達到效果。新的方法蒸出來的飯有飯味了，也好吃了。蒸好飯，炊事員便在飯上放菜，邊分飯邊放菜，使開飯的時間縮短了，人們也慢慢地適應了。

　　半年之後，大米的供應開始喫緊，首先是壆崗那邊倉庫儲備减少，大隊幹部研究决定，從萬豐調200擔糧食到壆崗，此時大飯堂的危機已露端倪。

　　大煉鋼鐵和大型水利工程的興建，有些工程雖然産生了一定的社會經濟效益，但在建設的過程中，出現了瞎指揮和蠻幹的現象。且由於糧食的欠收，加上大辦食堂，喫飯不要錢，耗費大、浪費大，導致了1959—1961年的大饑荒。在所謂的“三年困難”時期，困難時的萬豐村民大人每天配給二兩米粥，小孩每天配給一兩米粥。1961年春，萬豐村發現水腫病，有些病人卧床不起，鄰村已發生非正常死亡現象，食堂停辦，萬豐村有32人逃港求生。這種結局實際上宣告了共産主義窮過渡的破産，更爲嚴重的是結束了黨和農民在土地改革時所建立的“蜜月關係”。

　　迫於現實的壓力，黨中央不得不調整過激的公社化政策，調整人民公社體制。1959年，經過“民主整社”，“四鎮一場”的超美人民公社就被劃分爲“四社一場”，沙井鎮改爲沙井人民公社。1961-1962年的“整風整社”，對人民公社體制又作了重大調整。

　　改變以公社爲核算單位的公社所有制形式，確立公社、大隊、生産隊三級所有，生産隊爲基本核算單位的所謂“三級所有，隊爲基礎”的集體所有制形式。調整後的人民公社，維持政社合一性質不變，堅持黨的一元化領導體制。在這種體制下，公社書記是“第一把手”，公社管委會主任是行政首長，服從書記領導。公社結構内設黨、政、工、青、婦等機關，還分别設有農業、工業、財貿、金融、文教等職能部門，“文革”期間，公社管委會改爲“公社革命委員會”，權力更加集中在公社書記手中。

　　生産大隊被賦予一定的行政管理權力，成爲公社行政管理的基層單位。大隊設立“大隊管理委員會”即所谓“大隊部”，成員包括大隊支部書記、大隊長、副大隊長、民兵營長、治保主任、婦女主任、團支書、大隊秘書以及大隊會計、出納等。大隊書記是大隊的第一把手。大隊有權决定各生産隊的幹部人選，負責落實公社的統一計劃和指令，管理和維護本大隊所有的小型水力、農電、學校、道路等設施。“文革”期間的大隊，還有一項重要任務，就是教育和管理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大隊還要協助公社管理社員外出抓副業、參軍、招工、招干，昇學等事務。因此，對於農民來説，可以説大隊擁有生殺予奪的大權。例如，農村的傳統手工藝人(木匠、瓦匠、裁縫匠、篾匠)要外出抓副業，就必須征得大隊支部書記的批准，並由大隊開出介紹信，又例如，農家子弟要參軍，也必須大隊幹部推薦才有資格。

　　生産隊允許農民家庭經營少量的自留地(占生産隊集體耕地的5％，萬豐大隊自留地共192畝)和家庭副業。自留地主要用來解决農民自家的吃菜問題，一般不允許種植菸草、苧蔴等經濟作物。各個生産隊是一個經濟核算單位，社員的勞動分配，實行工分制度，在一般情況下，一個全勞力目工分10分，婦女7分，小青年5分。生産隊幹部負責分工、派工、記工。故農民編着順口溜：“公社幹部拎個包，大隊幹部叉著腰，生産隊幹部扛把鍬，社員累得彎了腰。”在年中和年末，由生産隊統一分配實物(糧食，猪肉、牛肉、水果等)和現金，這是社員家庭的主要收入來源。(歐陽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