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幾年，當我在澳門科技大學主持可持續發展研究所／MUST—ISUS時，每年三月底，都组織“一國兩制：中華青年論壇”；邀請香港、台灣、上海的大學同學就港澳基本法和“一國兩制”的認識認同程度，先做個民意調查，再彙聚到澳門發表研究報告，交換彼此的看法。香港方面的合作夥伴，2002、2003、2004等年都是香港城市智庫。因此，去年十二月初，當香港城市智庫的洪錦鉉君把五十幾篇會員寫的文章交给我，要求我閱讀後寫篇總结。投桃報李，我是欣然地接受了。

　　很抱歉，我是在忙完了幾件先前承擔的事情後，才來做這一件事：交稿的日期，一拖再拖，可能還影響著出版的日期呢!

　　不過，一旦開工，我確是必恭必敬地花了幾乎兩個星期的時間，集中精神，逐句逐行逐篇地把所有的文章加以閱讀，並且做了筆記及思考，如何制定評論的主題和结構及寫作方式的。

　　在這之前，為著參加今年一月底在廣州中山大學港澳與珠江三角洲研究中心／PUHKMAC组織的“經濟發展與區域協作國際研討會”撰寫一篇與會論文，我花了六七個星期的時間，完成對七八本有份量的、關於港澳特區和珠三角以及中國和東盟等層面交流協作的論文集的閱讀；在此基礎上，結合相關的數據和觀點，撰寫了一篇論文：《“一國兩制”與南中國海地區未來五十年的發展協作》；因此，決定承其餘緒，為本文尋找切入點，抓住其主題和邏輯。

　　一、探索未来是必要也是可能的

　　其實，去年八月離開MUST—ISUS後，秋冬兩季，我以未來學與未來研究及未來發展為主題，做了幾場有系統的講演：

　　九月底，我在北京外交學院外交學系和國務院僑辦國慶座談會上分別做了一場有關華人華僑未來發展的報告。

　　十月底，應邀到新加坡參加了兩項活動：先是到新加坡東方文化學院和喜耀文化協會做了兩場關於中華經典舆未來學的講演；後到新加坡中國商會主辦的“國際華資經貿2006論壇”，做了一個有關“東亞發展灣區和珠江口發展灣區”的講演。

　　十一月底，先往香港法住學會作一場中華經典與未來學的講演。其後，前往PUHKMAC和暨南大學東南亞研究所，對兩校的老師和同學講演，主題是未來學舆中國-東盟關係的未來。

　　我的理論和邏輯是很清楚的：未來是變幻莫測的，但由於歷史和現實及未來是一脈相承的，因此，在歷史與現實中對未來加以探索，不但有必要，而且也是可能的。

　　因此，今年一月底在PUHKMAC的這個有關“珠江口-伶仃洋發展灣區”和南中國海周邊地區未來五十年的發展協作的論文，可以說是對個人過去半年有開未來學、未來研究、未來規劃及中國與東盟未來五十年關係……所作的調查研究的一個總結。

　　順著這個動態的規律，便很自然地產生用“未來五十年的發展觀”為切入點來閱讀並探索香港青年筆下的乾坤。特別是在香港特別行政區／HKSAR成立10周年前夕，這樣的取向，可能還是比較有其承先啟後-持續發展的意義的-我是主張，不忘歷史教訓在於開發未來。因此，與其“紀念香港回歸十周年”，不如出之以“慶祝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十周年”。

　　二、香港青年筆下的未來五十年還是很可觀的

　　現在，我可以把這五十八篇文章加以分門別類和分析研究，用以窺伺香港青年對未來五十年的香港、中國內地、澳門、台灣、東亞、美國以及世界可能發生的大事的一些看法，從而探索其歷史觀-世界觀-發展觀。

　　1.香港會被“邊緣化”嗎?

　　如果人們用我所謂的“跨越時空-跨越產業-跨越發展協作”的觀點來看待香港的經濟問題，則可以理解，在维持它自十九世紀中葉至二十世紀末葉跨世紀的對中國內地的發展優勢後，進入二十一世紀，香港第一次面臨“後有追兵，前無去路”的憂慮和壓力：

　　(1)劉礎慊君在他的《“十一五規劃”與香港機遇：香港勿自我邊緣化》中有曰：“隨著內地經濟的強勁增長和發展，香港社會瀰漫著不安和焦慮情緒，擔心被內地邊緣化。香港會否被邊緣化成為社會熱話，導致溫家寶總理即使在出訪亞洲太平洋四國之行途中，於斐濟接受本港傳媒訪問時亦要抽出寶貴時間，表示香港不會被邊綠化……”。

　　(2)陳培毓君在《如何解決香港被邊化的問題》文中，引用財政司長許仕仁在“中國十一五規劃研討會：香港的角色”上的談話，指出香港“要正視被邊緣化的問題”；“按照經濟規律發展和中國內地陸續深化發展時，香港中心地位並不是固定不變的……這並非內地刻意要把香港邊緣化”：“在理念上，無時無地仍在作祟的唯香港中心主義，正是香港有可能被邊緣化的思想基礎……”。

　　(3)袁海昌君《香港經濟發展的挑戰》一文也在談香港會不會“被邊緣化”的問題。溫家寶的談話後，“似乎邊緣化的疑慮尚未停止，這反映出港人對香港的長遠經濟前景感到憂慮……”。

　　(4)蘇默君在《香港政壇背後的文化衝突》也是一開始便提及香港如何“不被邊缘化”的問題。

　　(5)賀忠飛君在《香港物流面對全球化的挑戰》認為，香港不在全球化和中國改革開放大勢中。對“自我經濟轉型過程中的一些探索、反省、失落與喜悅”有所做為，保持其競爭優勢，“不要被深化邊緣化，直至淪為中國的二流城市……”顯示出香港新生代有其憂患意識，思考著如何與時俱進的問題。

　　2．香港特區的產業結構亟需重整及物流業的開張

　　因此，香港青年也能高度地認同鄧小平所說的“發展是硬道理”及其改革開放的政策把它的精神用之於香港的發展，便是對經濟政策和產業结構的重整，使它在新一輪的區域發展協作中居於執牛耳的地位。

　　上引1、2、3以及4等文章，都以為香港經濟再造有一個大前提，即必須利用“十一五規劃”的契機，同內地(特別是廣東省)建立密切的交流協作。“把香港與內地經濟體割裂來看，才會出現邊緣化的想法，如果是香港與內地經濟溶合，那何來邊緣化”(劉礎慊語)。要利用CEPA“提供稅務和土地政策優勢，吸引外資製造業落戶，再造新型製造業”(陳培毓語)。也許，更明智的做法是物流業和知識經濟(賀忠飛語)。

　　從香港基本法的“自由港”(第一百一十四條)，“保障貨物、無形財產和資本的流動自由”(第一百一十五條)，以及“航運中心”(第一百二十四至一百二十七條)，“國際和區域航空中心”(第一百二十八條至一百三十五條)等出發，香港青年朋友似乎達致了這樣的結論：物流業是香港维持其競爭力的朝陽產業。

　　(6)王金殿君的《香港在“十一五”規劃的發展》認為，除了金融外，香港只能充分發揮毗鄰內地優勢，擴大中介功能，加快完善與內地的交流：“這正是如何香港定為面向世界的中國‘貴賓廳’的理念……”。

　　(7)戴才彬君在《興挑戰者言：香港物流業前景》認同國家交通部部長的構想：香港要和珠三角地區在物流、信息流、資金流和場站資源方面有很大的互補性，應加強兩地在物流業方面的合作，包括在粤港澳跨境大橋和粤西開發及區域性的城市規劃上進行交流協作。

　　(8)但陳秀珍君在《從“SWOT分析”看香港物流面臨的挑戰》指出：香港和內地在物流業上存在矛盾，在網络和價格方面都可能面對內地的惡性競爭才能長期確保“國際航運龍頭地位”。

　　(9)一旦確定以空運為主體的物流業為發展大方向後，袁尚文君在他的《國泰港龍一家有助鞏固香港航空樞紐》，開宗明義指出：香港國泰航空公司對香港港龍航空的兼並便是可以理解的動向：新的公司“不但成為亞太地區其中一間最大型商用航空公司，而且協同效應有助加強競爭力，鞏固航空樞紐的地位……”。“對國泰而言，互控關係有助她拓展國內航空市場，特別是內陸城市客貨運航班……”。

　　(10)于承忠君在《國泰建新空運貨運站，誰是誰非?》文中雖然認同(袁尚文君)的判斷，但指出，新空運貨站固然非建不可，卻不必要由國泰牽頭。

　　不過。對物流業的重視，也反映出香港有識之士及香港青年在經濟重组和對事物的認識上，也有其局限性。

　　3．政治民主化和政治文化重組關乎良好管治

　　這一代的香港青年朋友似乎都不再是港英的管治哲學和政治文化的繼承人。主要表現在，他們對政治化和民主化的興趣，對政治與經濟，政府在經濟發展中的主導性以及新的管治文化的探索，表現出很大的興趣……這些動向，是二十一世紀中國社會發展的一個反映。

　　有关“香港是否被邊缘化”論，其實是引用特區財政司許世仁的一段談話；反映出，以曾蔭權為首的特區領導班子，對港英所謂“積極不干預”的治理哲學有不盡相同的看法。

　　所以，他們認為香港物流業體系的建立有赖特區政府的政策和支持。如，陳秀珍君便認為方向確定後，人才培訓、物流和供應鏈的建立和外資的進入，還有向普羅市民做必要的宣傳，都脫不了政府的領導(陳秀珍君)。在運作層面，香港和小珠三角的口岸建設，交通系統的開張，24小時通關，一地兩檢，粵港澳大橋的建造……沒有政府的參與是不可能成事的(戴才彬君)；而港澳與珠三角的大型基礎建設，更涉及多方的協作(陳培毓君)。

　　(11)羅行君在《淺談現時政府部門的一些失誤》中抨擊政府的施政未能“以民為本”和“與時俱進”；特別是在賭博合法和病態賭徒、母語教學以及某些突發性事件的處理上，都有麻木不仁的現象。

　　(12)所以，郭建興君在他的《人生負資產》一文中指出，對香港政府及政治人物來說，“誠信”可能是最重要的；特別是不要學政黨政治的政客，把一時做不到的事，如“07-08雙普選”當作“承諾”。

　　(13)顯然地，政治和政黨，民主政治和政黨政治的關係，是現代政治(或曰，現代化政治)中的一大課題。因此，在民主化過程中香港的政黨政治如何發展。也是香港青年關心的事物。黃天沂君在《沒有執政黨，哪來執政聯盟?》中認為，要有政黨法才會移走執政黨發展的“一大絆腳石”。

　　(14)王陽君在《政改與投機》一文中對於香港的政改方案普選時間及路線圖，提出的“中庸之道”，是反對“反對派走極端”，因為後者在制造所謂的“民主迷信”，“提出他們並沒有提出實質可行的推動民主進程的建議……”。

　　(15)這裡，也反映出一個重要的現實：HKSAR的政治活動家，未能在歷史-現實-未來的發展規律中，為其理論與實踐找到根據；所以，吳家俊君在《挑不起的執政大樑》中指出，“政治精英”的表現便不如“官僚精英”。

　　(16)這裡，就涉及一個香港的政治人才如何產生的問題。何民杰君在《大政府桎梏政治人才》一文表示擔憂的是，“大政府培訓出來的政治人才”，導致“公務員治港”是“危險端倪”，“而應集中精力建立一套恆常更換政權的制衡機制，讓不同政見的组合都可以有統治的機會……”。

　　(17)黃俊恆君在他的《沒有政黨，何來政治人才?》一文中指出，引進政黨政治和普選制度(包括行政長官的普選)才有可能扭轉HKSAR政治受少數人及其利益集團操縱的動向；也只有如此，才有可能培訓政治人才及建立高官問責制；否則，是否有違一個民主社會應有的多元性。

　　其實，在HKSAR成立10周年之際，總結過去的經驗對檢討體制中存在著的問題可能是很有意義的。比如，根據《基本法》，港澳兩特區的立法會裡，不會有什麽“執政黨、反對黨”，因此，還需要政黨嗎?而所謂“行政主導”，是否意味著行政長官是“大權在握、一人專政”：還是，他和行政會要利用政黨政團、立法會、利益集團及社會團體等尋求共識；而這些政治力量、社會力量不賣賬時，他便是“孤家寡人、一籌莫展”呢?……這涉及《基本法》下，特區政制民主化和良好管治、有效管治，確是政制發展、政治文明重建的大問題。

　　(18)馬軼超君在他的《青年人參政循序漸進培養政治才能》一文清楚地提出，青年活動家要從區議會的選舉開始，學習參政是有其見解——但把特區政制和民主政治的開發開展，簡單地理解為(局限於)政黨政治和定期選舉，可能缺少創意和多元性的參政之道。

　　(19)可以這麽說，一個從選舉中登上政壇的議員，固然可以認同並實踐“執政為民”的理念，但循其他途徑上來的社會活動家，也完全可以贊賞龍緯汶君在《評香港特區的少數族裔政策》中提出的見解：即，動員社會力量，立法禁止種族歧視；包括提供機會，讓香港人口中的非華裔成年人有學習廣東話的機會和廣闊的就業機會。

　　早在1980年代，我便寫過一篇文章：《試論香港的“少數民族”問題》；主張回歸後，對南亞人士和其他外國人仍然要予以一席之位［此文後收入《香港走向二十一世紀：“華夏體系”與“太平洋時代”的探索》(香港：中華書局，1989年4月版)，頁16l-173］。我每次從澳門回香港愉景灣渡假時，在渡輪和廣場上看到越來越多的西洋人、東洋人、韓國人、南亞人士及東南亞人士時，便感覺到，香港到底是一個國際大都市；它可能是新加坡以外第二個受國際人士歡迎的亞洲城市，上海可能正在成為第三個，而澳門由於局面太小和產業太單一化，難以競爭。

　　可以說，外國人在SARs競相居住和養兒育女，顯示“一國兩制”地區是一個有活力、有潜力及競爭力的地方!

　　4．公民社會和信息社會的建立要求健康的大眾傳播媒介

　　其實，在現代化政治和現代化管治中，除了政治黨治和公務員體系之外，以多媒體為內容的大眾傳播媒介體系的角色及功能，是一個重要的課題。生活於香港的青年，當然注意到，在西方政治理論與實踐的“三權分立”外，有所謂“第四權”。而在“一國兩制”的框架裡，香港和澳門的傳媒如何在顧及其自身權益的前提下，又對社會發展做出貢獻?其范式，顯然還要繼續地探索。

　　(20)張達成君在《媒體挑動的政治旋律》一文中指出：信息科技已經改變政府和人民、國際關係和國際政治的形態；對全球的文化大融合有正面和負面的影響；所以，中國在尊重新聞自由的同時，還必須注意對信息流通的規管，才能保證得到穩定的發展。

　　(21)不過，陳惠雲君在《港台的出路：要對著幹》是肯定香港電台這樣的公營電台在社會管治上的重要作用；提出它“在節目製作的政策上謹記著它的主人不是政府，而是人民”；因此，“要和黨派政治和權利對著幹”，“要和盲目的市場崇拜對著幹”，“要和狹隘的地方主義對著幹”；又曰：“香港的生命線就在於其思想的自由和國際化的包容”。

　　其實，香港電台的角色與功能，這幾年一直是一個社會問題和政治問題。反映出回歸多年，香港的傳媒工作者受困於歐美有關新聞自由和民主政治的范式，還未能在“一國兩制”裡找到一個合理的運作模式；倒過來，限制了香港政制民主化的進程。

　　陳惠雲君作者如果面對現實，便會發現，現代傳媒的正反功能，植根於不同黨派政治和市場崇拜及利益集團，它不可能存在於理想主義的真空狀態的。

　　(22)現代社會，媒體是產官學的一種結合體，無可避免地有其意識形態，亦是無可厚非，只要它的評論是根據事實……但，它不一定如此。陶培康君在《後現代大事件：一剎那就是永恆》便在評2005年12月18日WTO在港開會南韓農民示威事件，“主流傳媒”的報導便不盡不實。

　　(23)傳媒本身就是一種利益體系，公營電台可以靠政府撥款维持，民營電台便不可能靠花樣(所謂“出位新聞-製造新聞”)來謀生。劉理健君《報導定製造新聞?徐步高事件》便指出香港媒體的怪現象：“究竟是纯粹報導新聞，還是製造新聞話題”：“我想報導新聞並不是製造麵包，不是為了吸引大眾便要做什麽樣的麵包。媒體經常強調自己的第四權，但要明白擁有權力亦需要負擔同樣責任。

　　(24)伍婉婷君在《傳媒下流化：願意接受挑戰還是接受規管?》便指出，“作為公民社會一員，我們是責無旁貸去深化公眾的傳媒教育，爭取以消費者的力量去引導傳媒走回正軌”。她更說：“新聞自由绝對是香港引以為榮的核心價值，需要堅決维護，但同時，對於不良傳媒亦不能夠姑息養奸，只要立法過程審慎，滿足市民有合理期望，同時確保有合理需要的正規採訪受保障，才是進步的公民社會……”。

　　這裡涉及的，其實是一個本質性的問題：在“一國兩制”下港澳特區的大眾傳播媒介如何根據“一國”的國情、“兩制”(特別是特區這一制及其“區情”)和現代社會的新聞自由等三大差異性因素，找到適合港澳特區的新聞自由和新聞營運的理論-實踐-范式。顯然，HKSAR某些傳媒的過份政治化和過份商業化，同MSAR傳媒的從屬附和，都不是實事求是的作風。實踐正在證明，兩者都不利於“基本法”的落實和“一國兩制”的發展。

　　(25)香港青年還看到另一個現象：對廣義的傳媒的規範化，還由於它已滲入社會生活的每一個層面：高曉晴君在她的《“挑”肥愛瘦-論殲體廣告泛濫成災》，指出，不良廣告危害市民身心系統及群理系統。

　　5．法制社會的演進才能顯示香港社會的“核心價值”

　　這裡，帶出一個訊息：市場經濟也好，新聞自由也好，市民權益也好……都建立在一個“核心價值”上，即個人、群體、社團、政黨、政府、公司、企業……的活動，都要接受一定的共同約束，這就是HKSAR以之為榮的法律體系及相應的法制社會。

　　(26)黃廷俊君在《不成功，不收費?!》一文中亦指出，有所謂“人身傷害索償公司”便利用媒體大打欺騙性“不成功，不收費”的“包攬訴訟”廣告：如果律師公會對這種關乎律師專業守則不作適當處理，將導致各方利益受損。

　　(27)李炘君的《網络信息挑起信用危機》指出，互聯網已經成為社會運作和市民生活的重要媒介。因此如何進行規範，以平衡個人自由和公眾利益，防止有人利用網頁發佈虛假消息，以及教育公眾明白網絡信息並不全然可信，是關係到國家安全不嚴重受損的大事的“真議題”。

　　(28)當然，對於HKSAR來說，以法律和法制來建立企業制度和企業文化是它在現階段得天獨厚的工作。李元莎君和劉建峰君在《公司治理深層改革應重視信息披露提升》中，根據中國證監會2001年發佈的《上市公司治理準則》來探討國有企業進行改革開放面臨的挑戰。

　　其實，香港的青年才俊應該注意到，中國的160多家國有企業在今後幾年必須根據國際上最先進的企業制度和企業文化進行改革開放的攻堅工作；推陳出新，才能走向世界，成為世界一級的跨國企業，在世界新的“500強”中位居要津。如此，它們才能為中國共產黨的長期執政及人民共和國的長治久安提供必要的經濟條件和物質基礎。那麽，除對國企信息披露規範制度的完善化之外，在其營運體系上，也是香港專業人才大展鴻圖，做出杰出貢獻的一大天地——這就是說，HKSAR經濟的出路不限於物流業，為中國大企業走向世界提供平台，也可以是新生代的一大服務業。

　　(29)香港的優勢當然還在於它現有的會計制度和法制環境。根據現在澳門大學執教的劉明君的《SOX法案對會計行業監管的啟示》一文來看，美國2001年以來發生的會計醜聞，2007年7月下旬國會通過的關於會計和公司治理的一攬子改革法案SOX ACT，人們可以從中找到更好的“政府適度管制”的范式。

　　6．香港青年要在中國發展寻找其一席之位

　　上述的文章顯示出，香港青年已經清楚地認识到，香港和他們個人的發展及其前途已經同中國分割不開了……

　　(30)林赞君在《我是誰?誰是我?》中指出，有許多香港人對自己的身份還在迷惘之中；確認其“中國人身份”，“也是應該和必須引以思想的問題”。

　　(31)不過，車楚堅君的《人才向心，迎接挑戰》說，他們對祖國已有強烈的認同感和歸屬感；所以，一方面要使自己成為人才，另一方面要增強“每一個中國人對祖國的向心力”，對中國做出貢獻；使“世界景仰的大唐盛世”得以重現。

　　(32)陳文彥君在《轉變思想，迎接“中國世紀”》中直截了當地指出，“未來中國在全球的經濟和政治領域將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只有抛棄“大香港思想”，香港人才能做好準備，擁抱“中國世紀”的到來。

　　(33)因此，長城君在《建議強制香港適龄公民服務兵役》中建議，港人既然要做“中國人”，就應主動地從中央的“溺愛”(即中央對港澳特區的種種“優惠政策”……)中脫身而出，此一公民的行動“可以體現愛國心”。

　　(34)既然以“中國人”和“愛國者”自居，祝朝暉君在《我們一直都很近》一文中便認为，HKSAR青年應關注澳門特區／MSAR的發展。

　　MSAR的發展及其動向當然是值得香港青年關注的大事。回歸前，兩地便有密切的交流協作，澳門的中小企業和博彩業幾乎都是“港澳一體化”的東西。回歸後，由於中央的特殊政策及當地的特殊原因，澳門博彩業的“噴井式-爆炸式發展”，已為幾萬香港的勞工、白領及專業人士(包括我本人)的參與提供良好的機遇；因此，HKSAR對MSAR、的經濟制度和產業結構的關注與支持，還有前者對後者的完全開放及平等相待，都关乎“一國兩制”的開發開展。

　　在MUST-ISUS的“一國兩制”2004、2005、2006論壇上，這樣的“對接”已經開始，它應該以不同形式持續，一直到2007、2008、2009等論壇辦完為止。

　　其實，“一國兩制”既然是“一國”之下的“兩制”，那麽，HKSAR也好，MSAR也好，它們存在的前提和前途，正在於有了“一國”和“另一制”。那麽。不管是哪裡，它都得為“一國”及“另一制”的發展和權益有所承擔有所貢獻的。在這裡，我主張“港澳對接”，也主張SARs要對內地(另一制)多做開放和貢獻——特別是澳門特區要多對珠海經濟特區回鯖。

　　(35)當然，除澳門特區之外，香港青年是不能不關心台灣問題和兩岸關係的。馬震寧君的《北京勿輕視民進黨政府余勢》，談到北京對台政策未能對藍绿營的政治關係及其大陸政策發生有效的影響，表示憂慮。

　　不過，作者如果能在《反國家分裂法》和“未來五十年台灣發展及兩岸關係”的高度上來看兩岸關係問題，對於台灣“回歸中華，共建中國”的過程和前景，他應該會有不同的感受和見解。

　　(36)葉振東君在《疾風“挑”勁草》中亦指出民進黨的台獨主義及其鬥爭的策略，使台灣的民主政治和社會發展及兩岸關係，都不可能有正常的發展。顯然，這位出身於台灣而在香港受大學教育的活動家，使台灣民主進程和民主政治被扭曲，淪為惡質化的民主政治；所謂政權輪迭，選出來的是毫無誠信的腐化無能的政府。他有很大的感觸-震撼-遺憾：“作為一位台灣人，我實在感到心痛!”其實，作為中國人，我們也為民進黨執政以來對台灣民主和法治的扭曲，感到失落和遗憾呢!

　　对予熱心SARS民主化運動和關心中國政治文明建設的港澳政治活動家及青年朋友來說，應該看到：西方式的政黨政治和定期選舉，固然是現代化政治和民主政治的一大內容和一大體制，不必迴避及放棄使用之；但它終究不是一切，不等於全部的民主。

　　長治久安，社會發展，良好管治，顯然需要一個多元化的民主政治的理論與實踐。

　　(37)方曉聰君在《3G時代，中國拇指經濟的第二次高潮?》中探討中國“拇指經濟”(手機短信)對互聯網的衝擊作用，出現“井濆式增長的經濟效益……”。

　　(38)這種成長現象，鍾穎謙君在《挑戰、挑戰者》一文中指出，難免被美國人視為對其“走向遠方，征服它們”的民族質量和環球戰略的挑戰，因此中國要以“王道”來對“霸道”，“因為真理之光使人不得不心服”。

　　(39)馮世倫君的《著眼於長遠發展，避開成為“威脅”》一文，也主張中國要及早有效地改變其粗放和高度浪費的發展模式，以免無止境地在本國以外尋求資源而為人(特別是美國霸權主義者)所制。

　　(40)難得的是郭嘉君在《神兵論》中談到政治發展的策略；但一般香港青年受制於地方主義的教育，缺少宏觀政治的取向。

　　(41)柏斯君在《加拿大人：我們不是美國人》的文章中傳達一項訊息：中國的發展和壯大不應該给其他國家(特別是鄰國)一種壓迫感，有如“大美國主義”使加拿大人的“民族尊嚴受損”。

　　7．百年樹人的事業不宜“商業化”和“官僚化”

　　既然關注中國和香港的社會發展，香港青年對前途、前景的分析議論，自然是缺少不了教育問題的。

　　(42)吳國根君在《香港需要怎樣的教育》中指出，“病於脾臟間的現今教育事業的商業化”，“學生所受教育的內容不足以提升學生的個人素質”，“而教育事業始終教出一批只有知識沒有魅力的人來，社會如何進步”?

　　(43)江婉霞君在《淺談教育，為什麽?》一文中也談到，“香港教育走向市場化，私營化的局面”還同它的考核制度有關，導致補習學校成為一門生意，而人類的道德價值和社會理想並沒有傳授给下一代，這當然不利於社會的和諧與共融。

　　(44)那麽，黃江天君的《拉雜談“出貓刑事化”》一文便指出了一個問題：有些社會人士和學生並不認為考試作弊是那麽可怕的一件事，把這個“道德私人領域統統纳入法律的管轄，這何嘗不是法治的悲哀”呢?

　　(45)巫堃偉君在《挑名校直資化》中提及香港教育的問題之一在社會人士崇拜名校；教育當局亦從俗，施行向私校買位制度，而不是對整個教育制度進行必要的改革。中下層人士的子女進入名校的難度增加了，不利於過去幾十年香港的社會升遷體系，即窮人子女很難通過教育體系晉身中產階級；如此，“香港跨代貧窮及貧富懸殊的問題繼續惡化”。

　　(46)呂智偉君在《你們須知的中國香港教育章則：“教育八萬五”》中抨擊回歸冒出來的“副學士”制度近乎敷衍塞責，只给“半杯水”，沒有给青年一個良好的大學教育。這裡映出特區政府對大專教育沒有什麽根本性的政策，也不準備做出長遠的投資。

　　在一個意義上，香港教育有其根據政治經濟的發展規律和市場經濟來進行重組的必要性，但它不可能成為營利企業和官僚操作的東西，這正如政府對人民的公共服務已根據現代企業，發展出公共行政-公共管理，但它究竟不可以等同於私營化和牟利活動。

　　(47)其實，香港教育本來就有一個與時俱進地進行“改革開放”的問題。招國偉君的《應重新審視幼兒教育的重要性》指出，“較令人失望的是，香港長期以來極不重視幼兒教育”，也許把9年免費教育推至11年的政策若能落實，用十至二十年的時間，情況就可以有所改善。

　　(48)HKSAR教育的當今之急，是在“一國兩制”下確立其大方向-大原則-大理想，使院校和中小學的教師在新的工作環境裡，不是苦於交差、疲於奔命，而可以從教育工作中取得滿足感和歡樂人生。否則，便像丁繼聯君的《兩岸三地教師的工作壓力何其多》一文所指出的，教育工作者的工作環境，因工作量、待遇、政策、支持、輔導……等方面每況愈下，使老師的尊嚴和對工作的熱誠受到損害。

　　8．建立一個敢於嘗試和善於創新的香港文化

　　人們不必用專業主義來評論青年朋友對香港教育問題的分析議論。但後者對這方面問題的關注和某些見解，確實反映出他們對一個優質社會-優雅社會-和諧社會的探索和追求……而這一切，同中國社會發展的大方向是相呼應的。

　　(49)吳炫達君的《問題賭博的文化根源與社會現象》一文指出，中下層社會人士是“病態賭徒”的主力，反映的是社會問題而不全是個人問題：政府和社會在治標和治本層面上都得下點功夫去把問題加以解決。

　　其實，這個問題，可能也有個港澳對接的問題，即要連繫MSAR的博彩業來進行處理。

　　(50)可見，全球化區域協作時代，社會發展中弱勢群體的權益問題如何得到保障，不是局部性而是關乎全局的問題，也需要在境內外-國內外的層面來處理，否則便無“和諧社會-和諧中國-和諧世界”可言。

　　葉偉明君在《工會權益工作和勞工立法》中指出，光是靠立法和法律是不夠的，還得有社會的關注；而做好工會工作，使工人本身能團结，更為重要。去年，WTO大會在香港舉行時引起的反對全球化運動，更令人關注基層群體的反應問題。

　　(51)從林劉少姍君的《你還多生一個嗎?》來看，科技發達，計算機使用於製造業和服務業，使許多先前需要人工人力操作的職位消失，這引起的影響。是社會和個人(特別是“下一代不學無術的年青人”，面臨生兒育女問題的年青夫婦……)層面都不能忽視的現象和問題。

　　(52)如果照江楠君《從做風箏說起》的文章來看，科技進步和社會發展给社會和個人帶來的不一定都是危機，關鍵在於“知難而上”，敢嘗試，比創新，出產品。有曰：“我們嘗試或是大企業開拓新的市場時也是這樣”：“因此只有不斷的嘗試和創新，不斷的挑戰，才能有真正的成果”。

　　(53)那麽關鍵在於如何建立一種新型的香港文化。馬三妹君《閒人囈語：房屋、老人、婚戀、語言、文化》一文的大意是，香港人在處理其生理、心理、群理……的系統上都要出之以新的概念、語言、知識、標準、范式及智慧了。

　　(54)鄧霽君在《挑動香港人心弦的“麥兜”》中認為，其實香港的本土文化已有其獨特之處；“麥兜”這麽一小小的形象，在世界各地得到認同，顯示香港創意文化(包括其電視、電影、流行歌曲……)都可以成為“香港製造”的佳作。

　　(55)但遊觀仁君的《挑：與香港人談香港文化》中卻有此說法：“皆反映出香港影視界的馬虎輕佻的態度”，“也反映出香港人文化精神層面的不足”——流行的說法是“無厘頭文化”，即一種沒有意識型態也沒有價值觀的傳播活動。

　　(56)那麽，香港青年怎麽辦呢?吳克勤君在《現在的年青人》中向社會人士指出：多给年青人“一點點關愛”，因為“有哪個年青人不想開開心融入群體呢?”與時俱進，青年固然有“莫浪費青春”的問題，家長、老師及社會人士對青年人的觀點，形象及要求是否也要更新呢?

　　9．建立一個“持續學習-終身學習”的優質社會-優雅社會

　　可見，青年朋友們看到，社會變遷中家庭、學校、企業、群體、政府的與時俱進，關乎HKSAR社會的可持續發展。

　　(5了)小暉君《從五天工作看社會的選擇》的大意是：繼內地後引進五天工作制，不應該是資本家和勞動界人士及政府爭論的問題，而是減少工作時間、增加休息時間，可否對“一個理性而高質素的公民社會”的建立發生促進性作用。

　　(58)结合關偉樂君的《終身學習舆五天工作》，人們可以得到一個结論：五天工作制和给予市民-公民更多休息時間，是讓他們根據其生活和工作及興趣的需要可以持續進修，自我增值之際還有助於“提升社會競爭力”。

　　其實。增加公民休閑時間，對於持續進修相關文教產業的發展，對於旅遊娛樂事業的發展，可能也提供了有利的條件。

　　三、樂觀、理性、進取、開放的香港青年，應有其遠大的未來

　　上述五十八篇文章，除了少數，大體上，不是學術論文；但寫作態度都很嚴謹。而且都是從實際出發，就事論事更難能可貴的是，大多文章的文字還是很通順明白的。所以，其作品都反映一定的社會動態，有一定的閱讀價值。

　　1.青年朋友的性格和作風有一些今人欣喜的特點

　　——那是三十歲上下，具有大學以上教育程度的香港新一代白領人士，即十年八載後將成為香港中產階級中堅分子的作品；反映了香港新一代專業人士的世界觀、發展觀、未來觀；

　　——也在不同程度上反映著全球化區域協作和中國“和平崛起”時代HKSAR的發展動向，以及他們在其間可能找到的機遇和扮演的角色……

　　經過分析,可以發現香港青年本身也具有的一些特點：至少可以這麽說，他們知道下面的素質的取得，有助於他們的生存發展、安身立命……

　　——關心個人的學習和發展及去處；

　　——學習用理性和開放的觀點去分析主觀和客觀的事物；

　　——對香港社會的問題、结構及動向有一定的關注和承擔；

　　——認識到香港的發展已經同中國的發展是分割不開的；

　　——知道個人、社會、國家、世界等不同層面的發展，有其交叉作用；

　　——也知道科技、知識、道德、理想及功利主義、現實主義、個人主義之間有著錯綜複雜的關係；

　　——個人、群體、社會及國家的發展都有一個各層面需要自力更生、好自為之的問題，即不可能盼望或依賴第二者、第三者來替你／妳完成；

　　——具有正面和開放(即所謂積極進取)的心理狀態和進取態度……

　　2．香港青年朋友的文章有一些贊賞的傾向和特點

　　作為本書的第一個讀者，我發現香港青年還是有一定的開放、見識、思想、感情、深度、誠信和幹勁的，至少他們可以用文字把自己的感受和想法清楚地、如實地寫下來，而寫出來的東西，可讀性還很高。所以，把這些篇章讀下去，我是越讀越動情，感到十分欣慰。

　　因為，有這種心態的青年，其生活和工作及社會活動是會得到發展的；而由這樣的青年接捧的香港社會，應該有其前途的!

　　四、值得香港青年注意的未來五十年發展的幾個動向

　　我在去年秋冬所做的一系列有關中華經典和未來學研究的專題講演中，有一個總結，即“向歷史要資源，向現實要參與，向未來要機遇”，即歷史和文化中有許多可用於未來發展的資源；而對現實生活，人們不可讓發展擦身而過，因此要尋求參與的機會；如此，在開向未來的列車裡，個人才能取得／必須取得其一席之位。

　　顯然，在回歸前後成長的香港青年，由於活動的舞台層次不高不大，所以對於本身和周邊地區的社會發展，不能具有一個更為寬廣和超前性的觀察和見解；即香港青年的現實和理性及務實等傾向，使他們在創新性、抽象性、概括性、虛擬性及邏輯性的思维上有明顯的欠缺。同理，一旦他們登上中國這麽一個錯綜複雜的廣大舞台-偉大舞台，他們的思维-思想也將發生结構性的變化。

　　這裡，可结合本文2.1—2.9和3.1—3.2，探索未來五十年中國和世界可能出現的大發展，提出來作為一個平台，高瞻遠矚，可能对香港青年在探索個人及群體未來五十年發展時有參考價值，並助其取得參與的機遇……

　　1．以“一國兩制”的開發開展來促進區域協作

　　我始終認為，可以把“一國兩制”當著一種制度資源和發展資源。因此，需要與時俱進地對它進行開發利用。比如：

　　——港澳回歸第一個五年，從港澳到中央，強調對SAILs及其資本主義制度的相對獨立性和自主性，是為“一國兩制-100型”；而……

　　——CEPA和自由行及中央供應的其他優惠政策，導致港澳特區的A制和小珠三角的B制可以進行交流協作，是為“一國兩制-200型”；那麽，

　　——三年五載後，“一國兩制-300型”的引進，將有利於“泛珠三角9+2合作”，這裡，可能要加上台澎地區的參與，構成所謂“9+2+1兩岸合作”。

　　——SARs在中國和東盟10+1 FTA、中日韓和東盟10+3 FTA中如果要扮演一個積極而又卓有成效的角色，可能需要“一國兩制-400型”……

　　可見，香港青年朋友如果能注意到，在“一國兩制”的“制度資源-制度空間”裡，可以找到兩岸四地“中華經濟協作系統”／(2SCE和東亞一東盟地區眾多的／FTAs交流協作所需要的形式—范式。這些“典範轉移一體制創新”，將是今後幾十年港澳經濟發展的一個更重要的方向和空間。

　　所以，便有一個所謂“C>2+2+1：珠江口一伶仃洋發展灣區”的概念和架構，即在中央(C)的政治領導和法律規範下，港澳兩個特別行政區／2 SARs，同深珠兩個經濟特區／2 SEZs及“大廣州地區川、珠三角地區”等所共同組成的“跨越時空一跨越產業一跨越文化發展系統”，可以成為SARs今後幾十年發展的一大框架。在裡面，解決港、深、澳、珠、穗等2+2+1經濟體和行政單位合作的理論與實踐及政策的問題，消除本位主義和龍頭之爭的困繞，那麽，粤港澳跨境大橋和萬山群島(特別是粤澳十分關心的横琴島)共同開發……之類的“茶杯裡的風波”，便成為無謂之爭了。

　　根據我的“制度資源-制度創新”的理論-邏輯-實踐的范式，完全可以這麽預期：十年八載後，因應形勢引進的所謂“一國兩制-400型”、“一國兩制-500型”……，使港澳和珠三角的經濟體，可以在“伶仃洋發展灣區”的框架裡，成為南中國海周邊地區“三跨越發展協作系統”的一個重要服務平台。

　　那麽，未來五十年香港和澳門的發展大計，不可能局限於特區本身，如香港是什麽不是什麽，香港要什麽不要什麽；不再是搞什麽“物流業”或“四大中心”，而是HKSAR如何在不斷地深化和開張的，出之以不同型態一型號的“一國兩制”框架裡，因應新的挑戰和機遇，進行必要的調整，以做出其特殊的、一波又一波的貢獻；所謂“邊緣化”、“被邊緣化”及龍頭龍尾之爭，將是無的放矢。而我相信，中國的“十二·五規劃”、“十三·五規劃”……亦將如此展開；而其得以開張大吉，因為有SARs的參與及其特殊性作用。

　　2．政治民主化和中國人地區政治文明的重建問題

　　顯然．在民主化和民主政治及良好管治的開展中，香港青年是有許多壓抑感的。在這些文章中，有關的討論和探索只是停留在政黨政治、普選制度的“初級階段”。這是可以理解的：因為，他們是碰到了一個十分重要而又複雜的問題；一個關乎中國可持續發展和長治久安的問題。

　　其實，對港澳特區的青年朋友和專家學者及活動家來說，這並不是“老虎屁股摸不得”；而是如何在歷史-現實-未來的發展脈络中，找尋思想創新-體制創新的范式來處理公共權力和社會管治的問題。即我們可能需要在民主化和政制建設上有一個更重大的突破，正視並承認良好管治和長治久安，是中國人摸索了幾千年，有了幾千年實踐而尚未得到理想答案的課題；高官問責制，“執政為民-以人為本”的政府如何建立……?對人類文明來說，這可能是一個永恆的課題。而近現代史上西方民主政治固然是提供了一些新的答案和有效的模式，但绝對不是這個探索過程的“歷史的終結”。

　　因此。從台灣到SARs以致於內地，關於“良好管治-長治久安”范式的探索，必須是一種多元化-差異化的探索，而不是單一性一單極化的抉擇；我們不可能復古。也不可能止於某種西方的模式。即要取多元化途徑，可以再從中國傳統中找尋答案，可以從西方政治和發展中國家的模式中找尋答案。

　　可笑的是，西方模式在1950s-1980s的冷戰時代被扭曲為美蘇兩種發展模式，各國只能“從一而終”。而中國共產黨對“蘇俄模式”的“一面倒”已經令中國現代化走了一段不必要的彎路。那麽，進入二十一世紀，所謂後冷戰時代，在尋找最佳的管治模式時。我們固然不能排除西方模式，但我們已經沒有理由重蹈覆轍，把西方模式中某一種特殊模式-范式(如，歐美式的三權分立，英國式的巴力門，美式文明……)當作一種绝對主義的東西，施行“全盤西化-全盤美化”。實際上，台灣和港澳政治發展上的不必要困撓及紛爭，往往來自對西方模式的政黨政治和定期選舉當作民主化和民主政治的唯一范式，给予宗教式的承擔。這是中國和發展中國家必須抛棄的“單一性-單極化”的舊把戲。

　　因此。許多青年朋友把政黨政治和參與選舉绝對化，當作一項了不起的事業，等同於民主和政治，這是沒有必要的，它可能導致他們犯單一性和單極化的毛病。

　　其實，根據《基本法》和“一國兩制”，只要採取多元化的方式，政治建設是大有可為的：對SARs的良好管治，所謂“行政主導”，绝對“不等同於”單一性-單極化的“行政長官一人專政”、“行政會專政”、“司長專政”，而需要在一個憲制框架裡，引進立法會的共治，公務員的服務，公共行政的管理，專業人士的咨詢，同利益集團的協調，以致於平民百姓的適當參與……等多元化一差異性的组合；那麽，歐美式的政黨政治和定期選舉及普選制度，在特區也不是什麽禁忌，亦不必去反對。要反對的，是把西方式的政黨政治和定期選舉，在某些外國政治力量的操縱下，做單一性-單極化的處理，把它“等同於”民主政治和良好管治；用什麽自由、民主、人權為口實、強迫其他市民接受。殊不知，台灣、菲律賓、泰國……以致於美國自身的例子，都已一再說明，這個特殊的政治體制-民主范式，同“以民為本-良好管治”，是沒有必然的關係；至少兩者之間是不能劃上一個等號的。

　　鑒於台灣的“陳水扁事件”，上海的“陳良宇事件”，澳門的“歐文龍事件”，香港青年可能是很幸運的。因為香港社會所普遍接受的標準，使他們清楚地知道，一個人，如果真的要從事政治和公眾事業，自覺也好，被逼也好，她／他必須是一個有誠信和廉潔及能幹的人物，這是從政的最低限度的要求。否則，社會的壓力不可能使他們像陳水扁那樣，心存僥倖，死赖不走；而台獨分子以少數挾持台灣民主的悲劇，是不應該在中華大地上重演的。

　　结論是很清楚的：只要不那麽執著，不那麽偏頗，不那麽邪惡，不那麽心理變態，在民主化和良好管治及長治久安上，香港青年和活動家在政治運動和政治文化的探索上，可以做的事情其實是很多的。實際上，在SARs和在中國內地以致於台灣，這樣的探索和創新，還是處於“初級階段”；未來三五十年，中國人在這項“千秋大業”上必須大有做為-有所建樹。

　　3. 對差異性因素的多元化處理是“一國兩制”的義理-義利之所在

　　其實，香港青年必須注意到，“一國兩制”的可取之處在於它對港澳和內地、世界和中國、文明交流、發展階段……等層面存在著的差異性因素予以正視，並且從這裡出發，理論創新-制度創新，尋求那麽一個可做多元化處理的方式。它的理論和實踐及范式，其實是有很大的空間可供開發開展，讓人們可以找到理想主義、現實主義、理性主義及功利主義的對接之處。

　　所以，未來幾十年，港澳特區如果要在兩岸四地的發展中保持其特殊的地位和作用，便是维持那麽一種“寬廣變通，運動得過”的社會情境-服務平台：在境內外差異性因素的多元化處理上，能不斷地有創新性的理論-范式-實踐。比如，對於內地和台灣的同胞，對於外國人在SARs的生活和工作及學習，提供一個開放、友好、平等的社會環境；使中國和世界的許多具有爭議性-創新性-創意性並最終能服務於大眾的事業，可以在這裡發生。

　　鑒於中華傳統中的極權主羲和權威主義及保守主義仍然有其持續性發展的動力，這在農村，表現為宗法社會的死灰復然；而在高等院校，則表現為對以儒學儒術為核心的“國學運動”的鼓吹。因此，在今日中國，在“一國”框架內“兩制”的交流協作所要追求的，不僅是“兩制”的利益，其實是要求多樣性、民主性、差異性，必須在新千年一新世紀裡，進入中國社會和中華文明(特別是人民與政府的關係裡)，使它成為主導性的義理和義利。如此，中國這個國家及其中華文明才不會後勁不繼，而能成就其大業並對世界做出應有的貢獻。

　　4．文明的發展在於促進個人對其“五理系統”的開發開展

　　如果，我們談論未來五十年。或者說，今後五十年的發展，由於未來是虛無飄渺的，如何去掌握其來龍去脈呢?

　　在我的未來學研究中，用的是“五理系統”。即，人，每個人，所有的人，都是生理-心理-群理-物理-天理所組成的一個充滿差異性的開放性巨系統；社會和文明的發展來自此“系統”，而社會和文明的發展，也是對它的開發開展，並為它服務的。由於人的“五理系統”是相對不變的，所以，幾十年前、幾百年前以及幾千年前創造的文明現在還可以被延用；因此，對未來幾十年、幾百年人類生存所需要的社會和文明，我們現在還是可以有所預見並影響其發展的。

　　澳門和香港在歷史上是中華文明和西方文明最先進行交流的地方，即從這裡引進新的文明。给予中國人在“五理系統”的開發開展上有多元化的選擇的可能性。然則，香港青年免去了“香港中心主義”或“大香港主義”的干擾後，所關心並追求的，只能是在“一國”之框架內，同另一制合作，對“一國兩制”不斷地共同開發，以其#100型、#200型、$300型、#400型……來為境內外-國內外人士，引進並創新更多的范式；有助於各方面人士對其“五理系統”的開發開展——其實，任何大小人物，其畢生努力的大方向、大準則、大目標、只能在此，不外如此。

　　结論是：未來五十年，今日的青年變成中年，又變成老年，後繼有人；男女老少，大家可以忙的事情太多了，可以做的貢獻太多了，可以享受的人生也太多了；生逢盛世，樂在其中，何樂不為呢?!

　　(作者黃枝連，為澳門大學當代中國社會科學研究中心訪問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