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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在泛珠三角區域經濟合作中的地位和作用——基於金融角度的分析


    一、前言

  在泛珠三角各成員地區中,香港在經濟發展水平和產業結構上都居於領先位置。其人均GDP超過了25000美元,產業结構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就已逐步轉型為以第三產業為主,服務業產值約佔全部GDP的90%。毫無疑問,香港應當在區域經濟合作中充當“發展極”的角色,通過提供金融、商貿和物流服務等方式發揮經濟輻射作用,推動整個區域的經濟發展。在這些方式中,金融作為現代經濟的核心,金融服務能對區域經濟發展產生最直接也是最重要的影響。在此,我們將從金融的角度出發,分析香港在泛珠三角區域經濟合作中的地位及其作用的發揮。

  二、香港在泛珠三角區域經濟合作中的地位:金融中心

  對於泛珠三角區域的內地省區而言,經濟發展到目前階段,由於生產規模的擴大和社會財富的積累,客觀上要求金融部門具備更強的資金籌集能力,以及更有效率地實現儲蓄向投資的轉化。而香港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經濟轉型,在制造業向內地逐漸轉移的同時,金融業得到了迅速的發展,2006年香港金融業產值佔全部地區生產總值的比例已經上升到了21.3%。並成長為一個重要的地區性國際金融中心。舆上海、深圳和北京等國內金融中心相比,香港具有制度優勢、規模優勢和技術優勢,而與其他國際金融中心相比,又具有和內地經貿關係密切的優勢。因此,香港可以作為泛珠三角區域的金融中心,通過融通海外資金和提升區域內經濟資源的配置效率來推動整個區域的經濟發展,香港也可以借此拓展經濟腹地,進一步鞏固和加強自己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

  1.制度優勢

  與其他地區相比,香港主要優勢之一在於其成熟和完善的自由市場體制。香港被譽為“全球最自由市場經濟體系”,並在“全球最具競爭力的經濟體系”排名中位居第二。香港政府一直奉行“積極不干預”的經濟政策,稅制簡單且稅率較低,法律制度健全,基礎設施發達,充分保證了市場的自由和有效。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香港政府逐步實施金融領域的對外開放,1973年取消外匯管制;1974年取消黃金進出口管制;1978年放寬海外銀行赴港開設分行的限制(1965年發生銀行危機時曾禁止);1982年取消了外匯存款利息稅,最終形成了一個資本自由流動和完全開放的金融市場。

  內地由於正處於經濟轉型的進程之中,市場機制和金融制度的建設還在不斷地摸索和完善,並且為了保證在轉型過程中金融體系的穩定性,政府對於金融體系的改革和開放十分慎重。香港作為歷史悠久的自由港,其自由開放的制度優勢仍然是內地其他金融中心目前難以複製和超越的地方。例如,人民幣在資本項目下的不可自由兌換極大地限制了國內金融中心融通海外資金的能力。相當一部分海外資金需要借道香港金融市場才能進入內地:內地對利率、匯率等金融市場變量的控制仍然比較嚴格,導致這些變量難以反映真實的市場供求信息,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內地金融市場的價格發現功能和配置資源的效率。

  2.規模優勢 

  香港金融業的規模優勢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金融體系完善,幾乎能夠提供所有類型的金融服務;二是單個市場規模龐大,銀行、股票、外匯交易和黃金市場的規模都位居世界前列。在銀行業方面。香港目前共有銀行認可機構202家,是亞洲的第三大銀行中心,全球規模前100名的銀行有了1家在香港開設了分支機構;在股票市場方面,2005年,香港股票市場按市值在全球排第8位,全年股本集資額為383億美元,超越日本成為亞洲之首;在外匯市場方面,2005年香港外匯市場的交易量升至全球第5位;在金融衍生品方面,香港交易所能夠提供绝大部分的金融衍生產品,按股指期貨名義價值計算,香港交易所2005年的交易量排全球第8位;除此以外,香港還是亞洲主要的資產管理中心、保險中心和世界四大黃金市場之一。

  內地除了銀行業之外,從表2和表3也可以看出,在其他領域的規模上舆香港還相去甚遠。這種規模優勢使得香港更能夠充分發揮金融中心的集聚效應和規模效應,一方面降低了金融交易成本,促使金融交易和金融創新更為活躍;另一方面,使得香港的金融機構能夠提供涉及多個金融市場的綜合金融服務,以滿足和發掘客戶的各種潜在金融需求,並能更有效地實現對具有不同風險偏好的投資者和融資者進行匹配,從而提高儲蓄向投資轉化的效率。

  3.技術優勢

  香港擁有先進的金融基礎設施,早在20世紀80年代,香港銀行業就已經開通了即時全額支付系統。近年來,香港金管局更是不遺餘力的推進金融基礎設施建設,先後建立和完善了結算所自動轉賬系統(CHATs)、債務工具中央結算系統(CMU)、美元RTGs系統和歐元RTGS系統,並從1998年起逐步實施與內地跨境支付系統聯網,形成了一個安全高效的多幣種、多層面的结算及交收平台。投資者不僅能夠及時地獲得世界其他金融市場的各種信息,還能迅速地在全球範圍內轉移資金和證券,尋找獲利機會。

  同時,激烈的市場競爭環境促進了香港金融業整體經營管理水平的提高,金融機構不得不投入大量資源進行金融創新,以及對客戶關係管理和投資項目進行研究。為了维持金融體系的穩定運行,香港金管局也對金融機構的風險管理水平提出了嚴格的要求。以銀行業為例,香港的商業銀行必須滿足8%的資本充足率標準和建立“CAMEL”風險評級系統,並於2007年開始實施對內部風險管理技術要求更高的巴塞爾新資本協議。反觀內地銀行業,由於大部分資產和業務集中在四家國有商業銀行,並且外資銀行在市場準入和業務開展上都受到了嚴格的限制,市場競爭的壓力相對較小,導致各家銀行缺乏採用先進技術和提高經營管理水平的動力。正是在先進的技術支持下,香港銀行業在盈利水平、資本充足率、不良資產率、風險管理體系、業務結構等微觀經營指標方面都表現良好,不僅高於內地,在國際上也處於領先的地位。

  4.與内地密切的經貿聯繫

  一直以來,香港是內地舆世界其他各國開展經濟往來的重要渠道,也是內地最主要的貿易夥伴和外資來源地之一,在與內地開展貿易和進行產業轉移的過程中,香港的金融服務逐漸向內地延伸。與內地密切的經貿聯繫以及內地經濟的持續高速增長,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的形成。由於地理位置接近,文化背景相同,以及在長期經貿往來基礎上建立起來的金融聯繫,相比其他海外的國際金融中心,香港能更好地把握內地的金融需求,提供符合内地經濟發展要求的金融服務。從表4可以看到,在香港上市的內地企業無論是數量上還是籌資金額上都遠遠超過了其他海外金融市場。隨著CEPA的實施以及香港與內地金融基礎設施的逐步接軌,對香港金融業進入內地市場和內地資金進入香港金融市場的限制都大為放寬。香港與內地的金融聯繫和金融合作將進一步得到深化,從而加強香港作為泛珠三角區域金融中心的地位。

  三、香港金融業在泛珠三角區域經濟合作中的作用

  1.為内地經濟發展融通资金

  香港為內地經濟發展融通資金主要通過銀行體系的間接融資和證券市場的直接融資兩種方式,其中銀行體系的間接融資包括為香港企業赴內地投資提供信貸支持,以及為內地一些大型建設項目提供銀團貸款。隨著CEPA的實施和內地對外資銀行開放人民幣業務。港資銀行可以通過內地的分支行對內地企業開展信貸業務。從直接投資來看,香港對內地的直接投資從1999年至今一直佔據內地吸收境外投資的首位。至2005年,香港在內地的實際總投資高達2,595億美元,其中有60%是投入泛珠三角各省區,約為1,557億美元。在直接融資方面,至2006年底,內地共有231家企業在香港上市,市值約6.33萬億港元。佔市場總值的比重突破7.50%,在過去十年,香港為泛珠三角區域內的企業融資約910億港元,佔市場融資總額9%。

  根據新古典增長理論,儲蓄率水平決定了經濟平衡增長路徑的位置,儲蓄率越高,經濟到達的平衡增長路徑的位置就越高。國外資金的流入構成了一國儲蓄的重要組成部分,吸引了大量的國外資金(尤其是在改革開放初期),是內地經濟保持高速增長的一個重要原因。為了更好地說明來自香港金融市場的融資對內地經濟增長的推動作用,本文在此採用格蘭杰因果關係檢驗法(Granger Causality丁?est)來檢驗兩者之間是否構成了格蘭杰因果關係。由於香港舆廣東省的經貿聯繫最為密切,來自香港的資金大部分是輸入廣東省,我們選取廣東省的實際GDP和廣東省實際利用香港資金(包括香港對廣東省的直接投資和廣東省在香港證券市場上的融資)作為代理變量,檢驗的樣本區間為1979年至2005年,各變量使用的是年度數據,來自於各年的《廣東經濟年鑒》,其中實際GDP是用各期名義GDP除以商品零售價格指數得到(以1978年為基期)。具體檢驗步驟如下:

  (P)建立雙變量VAR系統

  (2)檢驗VAR系統的平穩性

  (3)確定VAR系統的最優滯後長度

  (4)格蘭杰因果關係檢驗

  2.推動內地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

  除了總量的增長之外,經濟發展的另一個重要內容是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可以說現代經濟發展是一種以產業结構變動為核心的經濟成長模式。從世界各國經濟發展的歷史經驗來看,產業结構的演進一般遵循由第一、二次產業向第三次產業,由勞動密集型產業向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業,以及由資源耗費型產業向資源節約型產業不斷優化升級的規律。

  在產業结構優化升級的過程中,金融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一方面,金融部門提高了社會動員儲蓄和對投資項目進行鑒別與監督的能力。金融可以通過調動和引導資金投入具有發展潜力的新興產業來推動產業结構的優化升級。另一方面。新的主導產業的出現,往往會對金融服務提出更高的要求,金融供给的不足將會嚴重阻礙產業结構的優化升級。例如,舆勞動密集型項目相比,成熟的資本密集型項目由於融資金額巨大,一般需要同時通過銀團貸款、發行股票或債券等複雜的金融安排來進行融資;而成長迅速的高新技術企業。在創業初期一般只能通過風險基金進行融資,具有一定規模之後再通過二板市場、主板市場和銀行進行融資,在企業生命周期的各個階段採用的融資方式會有很大的差異。

  香港金融業對內地產業结構優化升級的推動作用,在早期主要是通過間接的方式進行,即為香港企業赴內地投資提供信貸支持。從20世紀70年代末至90年代末,為了利用內地廉價的勞動力和土地資源,香港大部分的製造業轉移到了內地的珠三角地區,在香港資本的帶動下,珠三角地區迅速成長為世界性的製造業基地,完成了由農業到製造業的升級過程。從20世紀90年代末開始,由於香港製造業向珠三角地區轉移的過程已經基本完成,香港金融業的推動作用更多地表現為直接吸引內地企業赴港上市。在進入21世紀後,隨著珠三角地區開始啟動新一輪的產業結構升級,這一趨勢也越來越明顯。

  泛珠三角地區內地各省區在香港證券市場的融資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1996年以前,內地在香港的H股上市企業只有兩家,香港證券市場對內地產業升級的影響還不明顯。第二階段是1996年到1997年,內地在香港上市的企業顯著增加,但大部分屬於交通運輸行業。這從一個側面說明內地此時正處於新舊產業交替的過渡時期,傳统製造業由於已經開始進入衰退期,而新的產業則由於尚未培育成熟,都難以達到在主板上市的資格要求。大量交通運輸企業的上市也反映了內地經濟在過渡時期通過加強基礎設施建設,為下一輪產業结構升級做準備。第三階段是1999年至今,這一時期泛珠三角地區每年在香港上市的企業數量呈現出逐漸遞增的趨勢。其中珠三角地區的H股上市企業大部分是屬於金融保險、信息技術和物流行業,反映了香港證券市場對珠三角地區由傳統製造業向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業升級的推動作用,而其他泛珠三角地區的H股上市企業中相當一部分屬於礦產和能源行業,這反映了內地一些自然資源豐富的地區開始發揮自身的比較優勢,通過藉助香港證券市場,以推進礦產資源深加工的方式來實現產業结構的提升。

  3. 提升內地經濟资源的配置效率

  迄今為止,香港作為金融中心對泛珠三角區域內地各省區的經濟增長和產業结構升级的推動作用,主要還是通過融通海外資金的方式來實現,呈現出“海外→香港→內地”的資金流動模式。但隨著內地經濟的發展和社會財富的積累,對金融部門的要求將由原來的強調資金動員能力,逐漸向強調資源配置能力,即提高儲蓄向投資轉化效率的方向轉變。在香港與內地經濟金融日益融合的背景下,這種趨勢將為香港金融業提供更廣闊的發揮空間。香港金融業既可以通過發揮其在資產管理、並購咨詢和風險管理等業務方面的優勢,直接充當內地經濟的投資平台來提升資源配置效率,也可以通過競爭效應、技術轉移效應和制度創新效應,間接地推動內地金融體系提升資源配置效率。

  (1)為内地經濟提供投資平台

  目前內地的存款餘額高達31萬億元人民幣,其中泛珠三角地區的存款餘額已超過10萬億元人民幣。可以預見到內地與香港之間的資金流動。將由“海外→香港→內地”的模式佔主導地位逐步發展成為“內地→香港→海外”和“內地→香港→內地”等多種模式並存的格局。對於企業而言,以香港作為投資平台。不僅可以獲得高質量的綜合金融服務和國際化的市場網絡。還可以在香港完成企業的改制,建立起符合國際通行標準的公司治理結構和熟悉國外的會計、法律制度,以有利於海外投資活動的開展,這也是內地企業選擇赴港上市的主要原因之一。對於一般投資者而言,香港可以提供豐富的金融工具,滿足不同投資者的需求,對資產進行更有效率的管理,随著內地對保險資金投資限制的放寬以及QDⅡ的實施,將有越來越多的內地投資者會藉助香港的金融服務進行資產管理。

  (2)推動内地金融體系提高資源配置效率

  首先,香港金融業進入內地市場產生的競爭效應將激勵內地金融機構提高經營管理和服務水平。大量優秀的內地企業選擇在香港上市,對於內地證券市場而言,意味著優質上市資源的流失,如果不提高服務水平留住這些企業,勢必會影響其市場發展前景和盈利水平。此外,CEPA協議的實施放寬了港資銀行在內地開設分支機構的限制,目前香港的銀行在內地已開設有69間分行,其中一半以上設在泛珠三角地區,這將增加內地銀行業的競爭壓力。其次,香港的金融機構可以通過入股、並購、建立戰略聯盟等方式與內地金融機構進行合作,通過技術轉移效應促使內地金融機構提高資本充足率和風險管理水平。香港金融監管部門可以通過多種形式與內地金融監管部門進行合作,為內地金融業的改革提供技術支持和培訓高級金融管理人才,隨著巴塞爾新資本協議在香港的即將實施。香港在這方面積累的監管經驗將為內地今後實施新協議提供有益借鑒。最後,香港與內地的金融合作還將產生制度創新效應。從2005年開始,交通銀行、中國建設銀行和中國銀行相繼在香港上市,2006年10月中國工商銀行成為首次以“A+H”的形式在香港上市的內地企業。這些金融機構在香港上市不僅補充了資本金,還通過上市完善了公司治理結構,完成了一系列的制度調整和資產重組。而香港銀行業進入內地市場所帶來的經營理念和信貸文化,將對內地的金融監管制度、信用擔保體系和金融生態環境產生重要的影響,進而推動內地金融體系資源配置效率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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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陳廣漢、向實,陳廣漠為中山大學港澳珠三角洲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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