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來香港在全球和中國經濟中的定位決定於香港經濟结構轉型的發展，而經濟結構的轉型則最終決定香港經濟結構中相對優勢和潜在威脅的未來走勢。

　　回歸1O年，香港的經濟结構雖然發生了變化，但是整體结構的提升與轉型缓慢。事實上，經濟結構轉型的遲緩，结果會導致相對優勢的減弱與潜在威脅的坐大，一旦兩者之間的地位發生逆轉，潜在威脅成為了發展的趨勢，則香港在全球和中國經濟中的定位則會發生重大變化。因此，經濟結構的轉型，是香港目前面對的最基本的挑戰。

　　一、香港經濟結構演變的走勢

　　1. 經濟結構的發展走勢

　　在上個世紀90年代中期以後，尤其是1997年的金融風暴，對香港的股市和房地產泡沫產生了巨大的衝擊，使得香港的經濟结構開始了新一輪的調整和轉變。特區政府成立以後，適應新的形勢變化，提出了經濟结構轉型的目標。從此香港進入了一個較為漫長的經濟調整期，經濟结構變化開始出現放緩的徵兆。

　　1997年香港樓市和股市泡沫在市場的衝擊和政府政策的擠壓之下，出現了硬著陸的情況，引發了香港經濟结構的變化。這個變化的突出點體現在房地產業比重的大幅下降。1997年是香港經濟泡沫積聚的最高潮期，房地產業(包括建造業)在經濟結構中約佔了27％的比重，是當時香港的第一大支柱產業：1998年以後，隨著泡沫的逐步消失，房地產業的比重迅速下降，2004年約18％，在經濟中的排位從第一下降為第三。與此同時，社區、社會及個人服務業則呈現逐年上升趨勢，從1997年的排名第三，上升到2004年的第二。

　　1997年至2004年期間，有四個產業的變動幅度較大，分別為房地產業(下降幾乎7個百分點)、進口與出口貿易業(上升4.3個百分點)、社區、社會及個人服務業(上升3.9個百分點)和製造業(下降2.5個百分點)。其他產業的變動幅度則很小。以上數據表明，香港的經濟结構進一步地非物質化和服務業化；但是，在向服務業發展的過程中，生產性服務業並沒有繼續擴展和提升，主要的擴展部分在社區、社會及個人服務業方面，也即消費性服務業方面。而這個部分的發展，主要的需求在香港內部而非外部。由此是否可以判斷。香港近年來經濟结構開始向內部需求拓展，反映了其對外服務功能的發展停滯和增長動力的不足，以及香港中介地位的鈍化。也就是說，經濟結構的高質化並沒有得到提升，經濟轉型仍然沒有到位。在這種情況下，經濟增長中新的主導力量並沒有形成。

　　對於香港經濟結構的未來變動，有兩種不同的看法。

　　一種是持悲觀態度，認為香港新的產業力量仍然沒有發育，經濟增長很可能向舊有的房地產主導復歸。這主要表現為以下的看法：

　　以2003年香港經濟開始反彈並且持續到2005年的增長狀況看，這次的增長周期本質上與過去一樣，經濟的主導仍然落在了房地產行業上。事實上，香港經濟已走上了“逆向進化”的發展模式，倒退回舊有但已不可取的地產主導型增長。中央大力挺港令經濟強勁復甦，一切便如回復舊觀：政府重推高地價政策，發展商重拾高利潤，市民樓照炒，以樓市的財富效應支持消費，而銀行也再以樓按等為信貸業務增長點。於是，經濟升级轉型的動力又趨弱化。”(趟令彬，2005)2005年底數據顯示，香港的商廈租金一年期間上漲6成，居世界之冠。在全球城市租金排名從前一年的第9位上升為第2位。這個事實表明，香港經濟重拾增長的结果，很有可能是過去付出艱苦調整的經濟结構重現。

　　另一種則為樂觀態度。認為過去數年經濟調整的结果，香港正在追隨世界全球城市的發展潮流，一個新的創意產業正在成長。1996—2002年期間，雖然香港的整體經濟在衰退，但是創意產業年均增長率達到6.1％，成為香港經濟最重要的生長點。2001年創意產業產值達到460億港元，佔GDP總量的3.8％。

　　無論是悲觀還是樂觀的看法，目前香港仍然沒有達成一個比較統一的共識。而且事實上，兩方也都缺乏有力的數據支持。由此可見，香港經濟结構發展的走勢目前仍然不太清晰，未來的方向在很大程度上決定香港經濟前景和定位。

　　2．產業遷移與內部結構變化的停滯

　　如果說。香港的經濟结構是其取得國際都市的優勢所在。因而，不斷地進行經濟調整，提升經濟結構和經濟功能，應當是其保持持續競爭力的根本途徑。然而，上個世紀90年代以後，在製造業已經完全轉移到中國內地的情況下，香港的經濟结構轉型升级卻一直處於缓慢和停滞的狀況。

　　由於结構轉型沒有到位，因此，香港並沒有隨著全球城市不斷發展的演化過程，提升及完善香港在全球城市的地位，反而與全球城市的發展拉開了差距。结果是香港在中國內地以及珠三角地區的主要經濟職能，不僅沒能隨著這些地區經濟的增長和發展持續地得以提升，反而還因為中國內地的某些經濟功能(例如出口港與航空港以及金融中心等)的形成。產生了對香港經濟功能逐步替代的“邊緣化”趨向。這就是香港近年來經濟轉型出現困境的根本原因。

　　全球城市從上個世紀發展至今，其經濟功能已經擺脫了傳統的貿易和金融功能，而向多功能的城市中心過渡。“經濟活動空間分散與全球一體化的組合。賦予主要城市一個新的戰略角色。這些城市除了具有國際貿易和銀行業中心的悠久歷史之外，現在還起著四個方面的作用：一、世界經濟組織高度集中的控制點；二、金融機構和專業服務公司的主要集聚地。其已經替代了製造生產部門而成為主導經濟部門；三、高新技術產業的生產和研發基地；四、作為一個產品及其創新活動的市場。”(絲奇雅·沙森，2001 P1)

　　以紐約、倫敦和東京為代表的全球城市在過去10年中，其生產性的服務貿易發展最快、並且最具有活力的部分表現為以下行業：廣告業；計算機和信息處理業；數據庫和其他信息業；研究發展和測試；管理咨詢和公共關係；法律服務；建設、工程、建築設計和採礦業；工業工程；設備安裝、保養和维修，等等。這些部門全部屬於生產性服務業。由於在城市的集聚和專業化發展，目前美、英、日三國成為上述服務貿易進出口的主要國家。

　　與服務業集聚與專業化發展相適應，全球城市的又一特點是人才的高度集中。目前倫敦就集中了英國80％以上的創意、設計及金融人才。

　　上述全球城市的主要特徵和方向，顯示了其演化發展的一般規律。對比之下，香港雖然基本具備了全球城市的功能。在大珠三角地區和東南亞其他地區發揮著提供生產性服務的戰略性中心職能；但是，香港近年來並沒有按照全球城市發展的一般演化過程，随著製造中心向珠三角地區轉移而向研發中心和品牌中心發展，以研發和品牌的力量繼續主導和影響珠三角地區和其他地區的發展，而是停留在原有的經濟功能上。這種缺乏創新、不求進取的狀況必然會導致周邊地區經濟發展、功能不斷提升之後，對香港經濟功能的部分替代，也使香港與周邊地區極其容易陷入同質化的惡性競爭。這也就是為什麽近年來香港對大珠三角地區的主導作用和影響力日益下降的重要原因。

　　香港作為地區全球城市，其經濟結構的主要缺陷在於：

　　一是香港對珠三角地區的主要功能大部分仍然停留在傳統的國際貿易與資金融通方面，新興的功能還沒有佔主要的部分。由於新的功能沒能形成，也影響了傳統的金融活動。

　　二是香港並不具備高新技術產業的生產和研發功能。在目前的全球城市中，香港的科技發展能力及知識競爭力均落於人後。尤其是目前的全球城市基本具備5萬名以上的R＆D人才，香港與此標準相距甚遠，這就極大地限制了香港全球城市指揮中心的功能，同時也影響了金融中心的創新發展。

　　三是香港並不具備一個活躍且有創意活力的產品創新與創新活動的市場。根據前幾年某個國際組織的問卷調查，香港創業沖動的排名不僅沒有佔據前列，甚至還在深圳之後。

　　四是主要代表香港工商界的港商，尤其是在珠三角地區的8萬家港商，其經營均沒有形成技術升級轉型的動力，因而無法繼續帶動珠三角的產業發展。

　　因此，在目前全球城市持續不斷的提升及發展過程中，香港實際上面臨著如何完善、提升全球城市功能的巨大國際競爭壓力。這就是香港經濟結構轉型的根本內容。

　　二、國際化與區域化的結構轉變效應

　　在香港的經濟结構轉型過程中，香港與國際經濟和區域經濟的合作，是其經濟结構轉型的重要動力。回歸之後，香港與中國內地的經濟區域化推進，以及CEPA協議的啟動，對於香港结構轉變具有十分積極的正面效應。

　　1. 大珠三角地區區域化對香港的結構促進效應

　　目前大珠三角地區的三個中心城市香港、廣州和深圳，由於產業發展的內容和發育程度不同，因此對這個地區發揮著不同的服務功能，從而對香港的經濟結構形成提升的推力。

　　在大珠三角地區中，香港是這個地區服務業發育程度最高的城市，也是唯一的金融導向型(生產性服務業導向)的全球城市。作為一個全球城市，香港實際上是全球經濟網络的一個節點。事實上，大珠三角地區正是通過香港的投資、貿易網絡與運營指揮——這些中心樞紐作用，成為全球經濟網絡中的生產出口基地。由此可見，香港的生產性服務業，是大珠三角地區外向經濟循環的樞紐，它對大珠三角地區產生外向輻射力。

　　廣州和深圳目前仍然是製造業主導的城市，其服務業發展，尤其是生產性服務業仍然處於較低水平，外向及高端服務業仍然需要從香港進口。但是，這兩個城市的服務業發展卻有不同的側重。廣州是中國內地服務業比重最高的城市之一。作為一個具有2000多年歷史的商業城市，它歷來是廣東內向經濟循環系統的樞紐。近年來，隨著廣東重化工業的崛起。廣州自然地發展成為了重化工業的服務基地，從而與香港這個輕型產品外向循環的服務中心形成區別。從港口、機場和交通運輸系統服務網络的內向和重型性質看，廣州與香港恰好能夠發揮服務功能互補的作用。它對大珠三角地區產生內向輻射力。

　　與香港毗鄰的深圳是地區性的金融中心，其城市更具製造業主導的特點。目前，深圳的3大支柱產業分別為高新技術產業、現代金融業和現代物流業。深圳服務業的發展具有香港境外服務基地的特徵，尤其是物流運輸業，實際是香港港口的延伸。從深圳在“十一五”規劃中提出的與香港共建國際大都市、兩地同城化和服務香港發展的戰略看，這個城市與香港服務業的互動，將更可能是香港服務功能的延伸和分流。尤其是香港的傳統服務功能，可能出現逐步替代的趨勢。

　　由此可見，大珠三角地區區域化的發展，通過廣州以及深圳等城市對香港傳統經濟功能的替代和補充，會促進香港的經濟结構向更高端的功能和高質化發展。

　　(1)泛珠三角區域化發展將對香港產生的結構促進效應

　　2004年泛珠三角區域市場一體化的啟動，其意義將使地區間的經濟要素流通壁壘降低，交易成本減少，資源配置效率得以大大改進。區域互動合作的结果產生出的貿易創造與投資擴大效應必然會強化香港現有的金融、貿易、資本輸出和國際市場網絡的優勢，從而使香港在泛珠三角地區扮演以下的重要角色：

　　①發揮全球供應鏈管理者的國際商業網络優勢，成為泛珠三角地區的對外出口貿易中心；

　　②發揮香港國際融資能力和金融業的強勢，成為泛珠三角地區的資本輸出和金融服務中心；

　　③大量聚集國際性的高端服務資源，成為泛珠三角地區的專業服務業中心和人才輸出基地；

　　④發揮香港的制度和法治優勢，成為泛珠三角地區的跨國公司地區總部和國內企業“走出去”的重要基地。

　　由此可見，泛珠三角區域合作對於香港來說，實質是極大地擴展了香港的生產性服務產業的價值鏈條，基本上是把香港在珠三角地區的服務中心的作用向泛珠三角地區擴張，這種產業在地域空間上極大擴展的過程，必然為香港在區域合作中獲取規模經濟和專業化發展的推進，從而產生效益遞增的結果。

　　(4)目前香港區域化結構效應不高的具體原因

　　但是，至今為止，無論是CEPA的協議，還是大珠三角與泛珠三角地區的區域化推進，其结構效應並不太如人意，其原因除了區域化的结構效應與貿易效應相比需要一定的時間才能形成之外，作為區域化的主要力量——港商在中國內地，主要是珠三角地區的經營出現了以下困難，導致香港與內地的區域化不僅無法深化，也直接影響區域化结構效應的產生。

　　①港資企業經濟轉型與技術升級乏力

　　在香港經濟轉型的同時，產業结構調整也成為廣東以及珠三角地區經濟發展的必然趨勢。在這個過程中，港資企業規模小、勞力密集程度高、技術水準相對低以及耗費資源大的特點，必然使之成為珠三角地區經濟轉型壓力最大的企業。

　　港資企業與台資企業不同，在過去的市場競爭中，港資企業並沒有形成技術升級、優化结構的路徑和經驗。在歷史上，港資往往採取企業出走的方式，進入成本更為低廉的地區來维持其市場競爭力。而台資企業則在台灣幾次大規模的經濟轉型中，通過自身的拼搏，不斷積累了技術升級的經驗，使企業具有自主創新的發展能力。因此，面對這次廣東與珠三角地區的大規模經濟轉型，港資企業與台資企業相比，一方面既缺乏經濟轉型的歷史經驗，另一方面企業自身也缺乏內部技術升級與自主創新的發展能力。

　　港商在轉型升级方面面臨的困境，根源於香港政府多年來的政策缺位。以台灣和其它地區的經驗看，政府的技術與資金鼓勵和支持，是培育企業內部自主技術能力和創新的重要推動力。在國際競爭的時代，後發地區與國家作為技術的模仿者，企業不可能僅靠自身力量就發育出自主的創新能力。

　　②高素質經濟因素的進入與流動不暢

　　以開放服務市場、促進服務貿易為主要核心內容的CEPA協議，為中國內地與香港之間的高端經濟資源，尤其是高端的生產性服務業的流動，提供了制度性的保障。但是，在實施過程中，由於內地市場發育程度的差異，以及內地市場內部商業規則不規範，導致了CEPA的效應未能充分體現。由此也就造成了8萬家港商無法延伸其價值鏈，提高經濟效益。

　　在香港高端服務業難以順利進入內地的同時，不僅上海，其他如廣州、深圳這些珠三角地區製造業主導的城市，開始通過緊抓國際服務業轉移的機遇，積極引進金融、物流、會展和中介服務業的大型跨國公司。例如，僅在2005年一年間，就有美國聯邦快遞、UPS、敦豪快遞三大國際物流公司，德國、荷蘭等世界知名的展覽公司，以及韓國產業銀行、瑞士銀行選擇在廣州落戶。

　　2．CEPA的區域結構轉變效應的質疑

　　中央政府與港澳地區簽訂CEPA協議的初衷，是依據區域合作的發展，以及香港服務業以中小企業為主的實際，力圖通過把服務市場首先開放给港澳地區的制度性安排，保證港澳能夠提前享受中國開放市場的利益。但是，事實的發展並未如人所意。隨著中國入世已經進入後過渡期，港商在中國內地面臨跨國公司的競爭將日益激化。

　　作為一個以開放服務市場為主要內容的協議，CEPA期望通過區域一體化的發展，推進香港的經濟结構升级。但是，其實施過程並未有效達到這一目的。其原因可能有以下幾點：

　　①合作主體不對稱

　　過去20多年內地與香港的互動合作之所以能夠成功，主要原因之一是：這些合作主要是區域經濟主體的合作，無論是產業合作的前店後廠，還是後來的傳統服務業的前店後置，均是廠商之間的合作，行政主體僅提供制度安排和平台；而高端服務業在中國內地仍然存在行政壟斷和行業壟斷，即行政主體往往控制著市場準入與行業活動。

　　由於上述領域在內地大部分為行政壟斷，與過去的合作不同，港商現在面對的主要是行政主體，即首先要解決與行政主體的關係，才能真正進入市場。

　　②制度摩擦成本高(涉及國內基本商業制度)

　　幾年來CEPA實施的過程已經表明，落實CEPA的最大障礙在於中國內部市場的分割與不完善。事實上，越是高端的合作，出現的障礙就越大。其原因就在於CEPA的重要內容與核心是服務貿易部分，而服務貿易的發展，關鍵的條件是制度與規則。

　　服務貿易自由化與貨物貿易自由化的最大不同是前者必然涉及各自不同的商業運作規則。貨物貿易的主要內容是關稅與各種非關稅措施，它僅涉及到不同國家與關稅區的外部壁壘。它所要達到的市場準入與國民待遇和服務貿易所要求的市場準入與國民待遇是不一樣的。如果說貨物貿易的自由化是為了消除外部的貿易壁壘，那麽，服務貿易的自由化則更關注不同國家的國內政策與商業規則，即潜在的貿易壁壘。由於內地服務市場實行的是一種完全不同於香港的較為封閉的商業規則，且這些規則各地不一，因此，不少港商反映，在CEPA協議之後，以為中國內地的服務市場大門已經被打開，誰知進入大門之後，後面還有重重大門，難以真正進入。

　　③內地市場化發育程度低

　　服務業進入的制度摩擦成本，充分反映了中國內地市場化的發育程度低下。珠三角地區與香港服務業的對接，實際上是兩個發育和成熟程度不同的市場對接。香港是世界上最為自由開放的市場體系，而內地则是正在發育中的市場體系。兩個不同成熟程度的市場體系，必然會導致制度摩擦成本。

　　中國加入WTO、內地與香港簽訂CEPA協議之後，中國的服務市場已經向世界打開了大門，更向香港最大限度的開放。經濟資源流動的外部壁壘已經開始拆除，而目前，最大的壁壘已經不在外部，而在中國的內部。如果說，WTO和CEPA主要解決的是中國市場的外部壁壘，那麽，市場的分割與內部商業規則的不統一，則將成為各類資源流動的內部壁壘。

　　④香港服務商規模小，準入門檻仍然高

　　CEPA雖然降低了香港服務商進入內地的準入門檻，但是，香港服務商的特點是規模小，靠大量的企業集聚獲取競爭力，而不是靠單打獨鬥取得成功。目前在CEPA中所設立的準入門檻仍然比較高，不利於中小規模為主的港商，尤其是專業服務業。

　　由上可見，在高端服務業的對接方面，中國內地與香港的對接機制還沒有真正形成，從而影響了CEPA的结構轉變效應的發揮。

　　三、整合現有優勢：結構轉型的再起步

　　在地區經濟結構轉型的過程中，整合現有的地區比較優勢，鞏固和繼續维持結構相對優勢，是轉變經濟結構、催生新的结構優勢的重要基礎。香港目前的地區比較優勢和结構優勢仍然存在擴展和放大的空間，可以通過持續的改進以達到维持其現有结構優勢的目的。

　　1. 优化营商环境，提升总部效应

　　香港在國際和區域中的主要優勢是全球城市具有的國際化優勢。具體體現為全球城市的生產性服務業的優勢。作為全球城市中的一員，要在國際和區域中發揮和提升地區優勢。必然的選擇和路徑是增強國際化水平。因此，香港優勢的補強之道在於國際化。

　　香港全球城市有和生產性服務業優勢，主要體現在其總部效應上。香港作為亞洲地區的投資高地，2004年，外來直接投資存量與對外直接投資存量分別佔本地生產總值的273％與243％，兩者均相當於本地生產總值的兩倍以上，這反映了香港作為跨國公司地區總部、地區商業中心及國際金融中心的重要地位。在與中國內地區域的合作中，香港的這個優勢也將隨著這個地區總部資源的集聚，即中國內地企業的“走出去”戰略的實施，使跨境企業大量密集式地進入香港，將香港作為內地企業跨國經營的地區總部；以及國際跨國公司大量進入香港，持續將香港作為進入中國內地的區域總部而得以強化。

　　據在廣東的美國商會最近公佈的《珠三角營商環境調查》顯示，美資企業大量進入珠三角地區的一個重要原因是：這個地區地理位置毗鄰香港，可以利用香港為許多企業提供商業服務的資源。然而，隨著珠三角城市生產性服務業的逐步發展，香港的優勢正面臨著挑戰。

　　為了應對挑戰。香港首先應當投資本土的營商環境，創造與提供高端的服務資源；其次是通過鼓勵性的措施，大力吸引國際跨國公司地區總部的進入。在這方面，可以吸取新加坡對跨國公司地區總部的鼓勵做法，以提升香港的區域性地區總部的地位。

　　2．制定優惠措施，集聚戰略性资源

　　香港優勢的维持與強化，必須依赖高端的戰略性資源集聚。這些高端的戰略性資源主要表現為人才、創新行為與科技的發展和實力。這也是推動香港經濟轉型的根本與關鍵性因素。香港只有大量投資於這些戰略性資源，才能推進經濟的不斷提升。而從目前香港經濟轉型的主要制約因素看，香港最為缺乏的是集聚和投資上述戰略性資源的政策和措施，也就是缺乏鼓勵地區集聚的政策和制度的供给。

　　在經濟發展過程中，政策與制度供给的主體是政府。多年來香港政府堅持所謂的不干預政策。使香港的經濟發展處於制度供给的缺位，政府不作為是香港經濟轉型遲遲無法推進的根本原因。香港政府政策缺位的最大理由是，政府的行為不能直接支持某個行業的發展，因此不能對某個行業提供鼓勵性的優惠措施。但是，從上述戰略性資源的作用看，這些資源並不局限於某一個行業，而是對全局經濟發展具有極大外部經濟性。從公共經濟學的原則出發，具有外部經濟性的投資本來就理所當然的屬於政府投資的行為。因此，這類行為也就不應當屬於不干預政策的範圍。更令人費解的是，政府可以花費大量投資在迪斯尼樂園這類非戰略性資源上，但對科技創新發展這類戰略性的投資和鼓勵則十分有限。以R＆D投資在GDP的比例看，香港在全球城市中處於最低水平(0.6％)。香港政府近期推出了投資30億港元成立4個研發中心的計劃。這個計劃與廣東省近年每年實際投資300—400億人民幣(其中政府投資為100億以上)進行科技開發的現狀形成十分鮮明的對比。香港政府如果维持和繼續過去固有的做法，不在政策和制度上提供有效的供给以鼓勵經濟的發展，其後果必然威脅香港在區域經濟中的地位。

　　鑒於中國內地城市目前已經展開對高端資源的爭奪，例如深圳對金融機構進入的優惠政策，廣州對科技和香港商業和專業服務人才的進入措施，等等，香港政府應當加快制訂集聚各類戰略性資源的優惠政策和制度，鼓勵和投資戰略性資源的有效供给，持續维持香港的全球城市的優勢。

　　3．利用亞洲樞紐地位。放大金融融資功能

　　香港位於目前全球經濟增長最為迅速的亞洲地區，尤其是中國、印度等被世界投資資金稱為“金磚國家”，全球外匯儲備最為豐厚的經濟體系(中國、日本、南韓、新加坡、香港)全部集中於這一地區。因此，香港具備了爭取世界級金融中心的極大機遇和區位條件。

　　中國內地的支持也是香港鞏固和放大金融功能的一個重要支柱。2006年9月中國工商銀行在香港股票市場上市，使香港股市新股集資額一舉超越了紐約，居倫敦之後名列世界第二，而股市市值則超過德國，位於全球第七。

　　香港股市的突破除了中國內地推動大型國企在港上市，積極支持香港金融中心的擴展之外；還在於香港的金融配套設備和服務是“國際级”的，不僅可以為中國、台灣企業服務，也可以擴及到印度、韓國等亞洲企業，成為亞洲的重要集資中心。

　　實際上，目前香港股市集資的地區主要集中於中國內地與台灣，雖然中國內地的潜力前景十分廣闊，但是，香港要成為國際性的金融中心，以及達到規模經濟，亞洲國家的企業應當是其不可缺少的重要客戶。

　　此外。一個健全的國際级金融中心應當有4個經濟功能：銀行、股市、債券和外匯市場。目前香港的債券市場和外匯市場在亞洲仍然不具備競爭的優勢。是必須大力擴展和發展的空間。

　　四、創造競爭優勢：跨越比較優勢的根本路徑

　　全球競爭的態勢已經證明：在知識經濟時代，各個地區國際競爭地位的保持，必須跨越比較優勢，在比較優勢的基礎上建立競爭優勢。也即催生和培育新的經濟功能，形成地區的核心競爭力。

　　在現有结構優勢的基礎上，建立新的競爭優勢，香港就必須健全全球城市的新功能。

　　1．與內地聯手合作，建立國際科技貿易平臺

　　中國在“十一五”規劃中和“十一五”時期制定了社會及經濟轉型的兩大戰略。其中，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建立創新型國家，是中國經濟的主要發展戰略。配合這個戰略，將為香港的科技研發、科技服務以及創業投資的發展，從而形成全球城市的科技開發功能提供巨大的機遇。

　　廣東在2005年通過的建立創新型廣東15年發展綱要。以及配合“十一五”時期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實施科學發展觀的需要，必然決定了廣東經濟將在今後的5—15年中出現歷史性的跨越與突破。作為全國最大的科技產業基地(廣東科技產品出口佔全國40％)和排名第一的專利中心(專利申報和授權量10年間佔全國的20％)，廣東提出要在15年內建成區域性國際化科技創新中心，即四個中心：國際重要技術轉移中心、支柱產業創新服務中心、科技產業投資融資中心和科技信息共享網絡中心；四個基地：高新技術研究開發基地、科技成果轉化基地、創新人才聚集創業基地和實施科教興國示範基地。

　　廣東在定位國際化的科技創新中心之時，其主要的戰略考慮就是毗鄰香港的區位優勢。20多年來廣東的技術轉移、成果轉化都大量依賴於國際市場的技術來源。因此，香港的下列潜在優勢可以得到充分的發揮與利用：

　　①香港作為一個國際性的信息中心，在獲取最新技術和成果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優勢；

　　②香港的科技服務、科技中介機構發達的優勢；

　　③香港的金融中心及國際融資能力對創業及風險投資的促進；

　　④香港的國際市場網络對科技成果產業化和商業開發的優勢。

　　上述優勢之所以是潜在優勢，是因為多年來香港科技創新產業的發展緩慢，與內地的科技資源互補作用沒有充分發揮導致的。如果香港上述潜在優勢能夠充分發揮，香港就能成為中國與世界進行科技貿易的一個重要平台，新的經濟功能就能夠形成。

　　2．鼓勵風險投资發展，推進國際創業基金中心的建立，發展新的金融功能

　　從中國內地10多年來極力推動的創業投資發展看，目前為止，市場上的創業投資資金的主要來源仍然以政府投資為主，對比發達國家的創業投資的資金來源，中國整體的市場化發展水平仍然十分低下。2002年以來，中國創業投資更進入了一個低潮階段。這種狀況顯然十分不利於中國在今後15年實現創新型國家的發展要求。從中國目前推動創新型國家的發展看，創業投資應當具有十分廣闊的市場。

　　香港雖然是個國際金融中心，可是過去的10多年來，由於科技創新發展緩慢，其創業投資並沒有得到長足的發展。如果香港能夠成為國際創業投資公司的主要集聚地，為中國尤其是廣東的科技產業提供大量的創業資金。則香港的金融中心的地位就可以大大提升。

　　然而，要發揮香港的上述潜在優勢，要在香港集聚大量的創業投資公司，形成科技產業投資融資的高地，從而提升香港金融中心的地位，首要的前提是香港必須成為高新技術和產業的研發中心。研發是生產性服務業的重要內容，也是全球城市的最重要功能之一。目前香港政府以及工商界開始意識到，在知識經濟時代，科技研發是一個全球城市不能缺少的經濟功能，這個活動更是城市金融擴張的基礎。如果香港的科技研發活動能夠大量發生並且形成活力，则必然推進香港作為國際性創業投資中心的形成和發展。

　　3．發揮營銷與設計優勢，建立內外輻射的全球城市

　　“十一五”時期中國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一個重要內容，是內需市場的開拓。把增長動力從投資和出口帶動轉變為國內市場的消費帶動，這必然在中國成為世界工廠之後發展成為世界市場。中國潜力巨大的市場開發，必然為香港產品及服務的市場創新、品牌樹立提供極大的發展機遇。

　　過去香港在中國內地承擔的主要功能是國際市場的開發功能。這個功能在今後與中國內地的經濟互動合作中，將會得到更大的強化。但是，中國政府與民眾已經瞭解，作為一個有世界性影響的大國，其重要性和地位，取決於國內市場的擴張，取決於為世界提供市場，而不是停留於和其他國家爭奪世界市場。

　　作為大陸性經濟，內需市場始終是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佔領了內需市場，也就等於獲得了中國經濟發展的持續動力。中國的“十一五”時期，其經濟的推動力要從過去10年來的外銷為主向內需市場轉換，這是落實以人為本、科學發展觀的基本體現。這個戰略為香港提供了一個潜力巨大的內需市場，無疑將推動香港城市中心功能的內向擴張，以及在珠三角地區的8萬家大進大出、外向為主的港商向中國巨大的內需市場拓展。

　　把香港的全球城市功能從單一的外向型向內、外向型推進，將增添香港新的經濟功能。即香港本地產品的研發、設計、品牌開發(這些部分均屬於CEPA貨物貿易零關稅香港製造的部分)甚至是本地製造的發展，將為在珠三角的港商轉型提升提供動力，也會使香港的市場營銷與開發的優勢在更大範圍與更廣闊的空間領域中發揮。過去香港產品缺乏創新和品牌，其根本原因是香港本地市場的狹小。CEPA零關稅的啟動，實質上馬香港產品突破了香港市場的局限，無疑將促進香港新經濟功能的開發。在這個過程中，香港不僅是跨國公司進入中國進行投資和營運的通道與管理中心，也將是跨國公司產品進入中國的研發、設計和品牌開發基地。

　　4．香港的新功能與新定位

　　由上可見，香港擴展經濟中心功能、提升經濟结構的競爭力，主要通過與中國內地的合作去實現。因此，香港可以增添以下新的經濟功能：國際科技資源貿易平台(即內地技術引進和內地技術成果商業化基地)；國際性的技術產業研發中心；國際性的科技產業服務基地和創業投資中心；國際性的產品創新市場和品牌開發、設計中心，即創意產業的集聚地。

　　香港的研發中心、營銷中心和品牌中心的形成，主要應當是香港本土企業控制、主導的，而不是受外國企業控制、支配的。只有這樣，香港的經濟功能才可能實現有質的提升。而在這些功能的形成過程中，香港與其他地區的分工主要應集中於研發、品牌和營銷環節的自主創新，從而成為全球性的創新活動中心。

　　参考文獻：

　　〔1〕《港澳經濟年鑒》2004、2005年，港澳經濟年鑒社．

　　〔2〕［美］斯奇雅·沙森《全球城市》2001年新版，上海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

　　〔3〕“廣東省十一五規劃”，廣東省政府發改委網頁．

　　〔4〕“深圳市十一五規劃”，深圳市政府網頁．

　　〔5〕香港工業總會《珠三角製造》2003年版、2007年版．

　　〔6〕全球化和區域經濟一體化中的香港經濟國際研討會論文集——中山大學港澳珠三角研究中心，2006年．

　　(作者封小雲，為暨南大學經濟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