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衰退與繁榮：W型經濟增長軌跡

　　回歸十年來，香港經歷了一個完整的經濟周期，經歷了亞洲金融危機和SARs危機。經歷了兩次經濟衰退和兩次經濟V型反彈，也經歷了長達68個月的持續經濟通縮和六年的財政赤宇。但從2003年以來，終於邁上了復甦和繁榮之路，迎來了一個連續多年的新的經濟高速增長期。可謂是鳳凰在涅槃中重生。

　　這十年，香港經濟增長反映了如下一些特點。

　　1．兩次繁榮、兩次衰退，構成了一個起伏波動的w型十年中周期。由1995—1997年與2003—2006年構成了w型之繁榮兩端，中間有2000年的“小陽春”，兩個底部則是1998年和2001—2002年的兩次衰退。

　　2．內地因素：新一輪經濟增長的主動力。如果將w型增長軌跡之兩端1995—1997年與2003—2006年兩輪經濟增長期作一比較，我們發現，1995-1997年經濟增長的動力主要來自於地產建造和私人消費。1997年樓宇建造和機器設備投資分別增長了10.5％和13.1％，私人消費增長達到6.2％。造反映了當時在“回歸”因素帶動下，大量資金流入樓市，帶動建築、金融以及服務等產業的發展，在樓市、股市暢旺的情況下，家庭入息提高，消費開支大幅增加，使內部需求(8.2％)遠高於外部需求(5.3％)①。樓市、股市的繁榮，導致資產價格的大幅上揚和經濟泡沫的膨脹。

　　與1995—1997不同的是，2003—2006年的新一輪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來自於外部需求和貿易的帶動。其實早在香港經濟整體低迷的2002年，貨物整體出口就顯示出較快的增長勢頭(8.7％)。2003—2005三年分別實質增長14.2％、15.3％、11.2％，三年轉口更分別達到16.3％、16.3％和11.4％，無形貿易也有較高的增長，這三年的服務輸出分別達到7.9％、17.9％和8.4％②。這些數據反映了這一輪經濟增長動力不同於上一輪增長，主要動力來自於外部需求，來自於中國經濟持續高速增長和世界經濟的復甦。因為在香港進出口貿易的市場結構中。中國內地仍是香港最大的貿易夥伴。2005年中國內地佔香港整體貨物出口市場的45％。第二、三位分別是美國(16％)、日本(5.3％)；貨物進口的來源地最大的仍是中國內地(45％)，第二、三位分別是日本(11％)、台灣(7.2％)③。也就是說，中國內地在香港的進出口貿易中幾乎佔了半壁江山。因此，儘管随著內地港口設施等方面迅速發展，使香港十餘年離岸貿易發展越來越快，中國內地直接遠洋貿易也在挑戰香港的轉口地位，但中國內地經濟的持續高速發展，尤其是南中國的世界製造工廠地位，使香港經濟仍然分享了祖國經濟發展的巨大成果而走出了低迷期。貿易作為香港經濟的引擎，帶動物流、金融及其服務產業的發展。

　　這一輪經濟增長的另一動力因素仍然來自於內地，中央政府支持香港的CEPA政策體系包括貨物貿易零關稅、大幅度開放服務貿易領域和貿易投資便利化以及允許香港銀行開辦個人人民幣業務、企業自由行特別是“個人遊”政策的及時實施，對恢復香港市場信心，刺激香港投資消費增長，拉動香港樓市、股市上升，擴大就業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3．內部需求趨旺，金融服務業成為新的增長動力。在內地因素帶動下。私人消費和本地固定資本投資在這一輪經濟增長中也有不俗的表現。私人消費2004、2005年分別有7.3％和3.7％的增長，本地固定資本投資2004、2005年分別有3.0％和3.9％的增長④。到2006年，內部需求更成為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2006的首三季平均增長率6.8％中，內部需求平均貢獻了約三分之二的增長動力，其中投資與消費均有不俗增長。而且這一輪增長還呈現出高增長、低通脹的趨勢。尤其金融業增加值在香港GDP比重上升至16.5％，首次超越廣義房地產業(15.99％)的貢獻，與貿易業(23.96％)一起成為香港經濟增長的雙引擎，帶動香港向高增值方向發展。

　　4．香港各項主要經濟指標表明，香港經濟已經步入一個新的持續增長期。曾經困擾香港多年的經濟通縮、財政赤字、高失業率和負資產問題在這一輪經濟增長中消滅或缓解。以實際計算，2004年、2005年、2006年本地生產總值分別為15102億港元、16235億港元、17343億港元，年增長率分別為8.6％、7.5％、6.8％；以名義計算，2004年、2005年、2006年本地生產總值分別為12916億港元、13822億港元、14723億港元，年增長率分別為4.7％、7.0％、6.5％⑤。因此，無論是實際本地生產總值還是名義本地生產總值，均保持了連續三年快速增長的勢頭。

　　股市再創新高。到2006年5月3日，恆生指數創下17066點的六年來最高水平，港股市值首破10萬億港元，相比2005年底81799億港元增長了22.3％，比十年前的1997年增長了212％。到2006年底，股市突破了市值13萬億港元、恆生指數創20000點歷史新高。2007年4月11日，港股更突破了市值14萬億港元。2006年，香港股市已躍居全球第6位，IPO總額首次超過紐約，僅次於倫敦，居世界第二位。

　　樓市從2003年走出谷底，逐步恢復。住宅樓宇價格指數從61.6上升到91.8，超過了2000年的價格指數水平(89.6)；寫丰樓恢復更快，從2003年的價格指數62.5上升到2005年的132.8，接近1998年的價格指數(134.5)⑥。

　　隨著經濟蓬勃發展，貨幣供應量逐漸增加，貸款需求也出現增長，盈利保持穩健增長，銀行整體資產質素進一步改善。特定分類貸款比率從1999年最高的10.14％下降到2005年的1.38％，2006年6月再下降到1.28％。特別是住宅按揭貸款拖欠比率從回歸十年來最高的2000年的1.32％下降到2006年9月的0.2％，負資產單位從10萬宗以上下降到8000宗左右⑦。資本充足率連續多年保持在15％左右，遠高於國際上8％最低資本充足率的要求。

　　經濟增長的強勁表現，帶動失業率的逐步下降。從2003年的7.9％(回歸十年最高的年失業率)逐漸下降到2006年底的4.4％以下。與此同時，持續68個月的經濟通縮和長達五年的財政赤字也在2004—2005年结束。

　　正是在連續多年的持續增長中，香港的國際競爭力再度得到國際社會的認可。在瑞士洛桑國際管理學院的《國際競爭力年報》中，1997年香港的國際競爭力排名世界第三，2000年跌至第14位。到2006年5月11日公佈《國際競爭力年度報告》，通過對全球61個經濟體進行評估，內容涉及基礎設施建設、企業效率、經濟表現以及政府效率等4大類312個子項，香港僅次於美國連續兩年位列全球第二。2007年1月，由美國傳統基金會和《華爾街日報》共同出版的“2007全球經濟自由度指數報告”正式公佈，通過採用新的編制方法，從商業自由度等10個衡量指標進行評估，香港已經連續13年再次評為最自由的經濟體系。加拿大費沙爾學會／美國卡托研究所也繼續評選香港為全球最自由的經濟體系。

　　回歸十年的香港經濟從衰退走向復甦繁榮，主要還是受世界經濟復甦尤其是高速增長的內地經濟的影響。但是影響香港經濟波動的周期性因素和结構性因素依然存在，所謂周期性因素，主要是指香港作為一個細小的開放型經濟體系，內部市場很小，易受外圍的周期性因素影響而產生較大經濟波動，尤其是聯繫匯率使美國經濟對香港經濟產生同步性影響。所謂结構性因素，主要是指香港經濟轉型為服務業佔主體的經濟結構，由於缺乏製造業支撑而呈輕型化和空心化，在遇到外圍因素影響後，更加劇經濟波動，加之金融服務業為主體的經濟結構無法吸纳製造業轉移後產生的製造業失業大軍而造成結構性失業。由於影響香港經濟波動的這些周期性因素和結構性因素等深層次問題並未徹底解決，因此，不排除隨世界經濟增長的放緩，香港經濟增長也放緩的可能性。

　　二、本土化與國際化：资本格局中的華资、中資和國際資本

　　經過20餘年的發展，香港的資本格局逐漸從英資壟斷和主導的多元化國際資本格局向華資、中資主導的多元化國際資本格局轉變，特別是1990年代以來中資紅籌、H股的崛起，改變了香港的資本格局。

　　1970年以來，華資通過李嘉誠收購和黃、港燈、包玉剛收購九龍倉和會德豐等幾大經典收購戰役，打破了英資壟斷的資本格局。到“九七”回歸前夕，從整體資產規模看，華資已佔優勢。據統計，到1996年底，香港十大華資財團在香港股市總市值中的比重為40.35％，而英資約佔香港股市總市值的30％。從主要業務領域看。英資在金融及公用事業、電訊、航空和電力等領域仍居主導甚至壟斷地位，而華資則在地產、製造業、航運、倉儲、碼頭及影視傳媒等領域佔有绝對優勢，在酒店業、飲食業佔有重要地位，在公用事業開始挑戰英資，而金融、證券、投資銀行則是其軟肋。由於金融是香港最重要的支柱產業之一，是香港經濟的制高點，而公用事業又帶有專營甚至壟斷性質，因此，在回歸前，從整體看，英資壟斷的格局已打破，英資、華資半分天下，但英資仍在一定程度上佔主導地位。

　　中資在香港的發展，1949年前是老四家(招商局、華潤、中銀、中旅)，直到改革開放後各省市紛紛在港設立窗口公司才開始初具規模，並成為香港資本格局中的一極。始於1990年代上市的中資紅籌、H股，到“九七”回歸前夕，在香港股市總市值中已分別佔12％和1.4％，初步形成一支新的資本力量，並在“九七”前後掀起一輪紅籌狂潮。

　　回歸十年來，香港的資本格局悄然發生了變化，那就是由回歸前英資主導的多元資本格局，演變為華資和中資主導的多元並存的國際資本格局，資本結構的本土化趨勢開始凸現。

　　1．十年來以李嘉誠為代表的老一代個人財富、控制力和資產規模在香港資本格局中仍穩居主導地位，新一代華資財團正在崛起。

　　這十年，香港華資財團有著不同程度的發展。1996年排名前1O位的主要是1970年代以地產崛起的幾大家族。十年後，這幾大家族除李嘉誠家族財富仍有較大飙升外，其他幾大家族變化不大，有些反而有些“縮水”，但仍能佔據排行榜的前幾名。李嘉誠家族十年來，抓住全球新經濟發展機遇和內地經濟調整發展的機遇，進軍IT產業和電訊領域(3G)，全球收購貨櫃碼頭，進軍內地路橋基建、房地產和中醫藥、生物經濟等新領域；通過資本運作使控制力大幅提高，從回歸前控制長實、和黃、長江基建、港燈，進而在回歸十年後又通過上市、分拆上市、收購方式，增加控制了電訊盈科(李澤楷)、Tom集團、長江生命科技、Tomonline四家。這8家上市公司市值曾佔香港總市值的28％。

　　另一值得注意的現象是，1980年代甚至1990年代開始嶄露頭角的華資新銳這十年間財富大幅增長，如以物流和供應鏈管理著稱的馮國經兄弟、生產馬達的汪惠中，十年前財富排名都在第30名以後，十年後，已在港澳台地區躍入前20名，尤其是李澤楷更是新經濟和資本財技相结合的產物。新一代華資財團的崛起表明，與上一代華資財團同台競技的局面已經形成。

　　2．十年來中資紅籌、H股的崛起，已在香港資本市場佔據半壁江山的地位，為香港邁向世界级金融中心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香港十年來資本格局的最大變化來自中資紅籌、H股的崛起，尤其是伴隨中國金融改革和開放而來的中國工商銀行、中國銀行等超大型金融H股在香港的上市。改變了香港資本的结構、品種、規模，使香港資本市場邁上了一個歷史新台階。

　　到2006年底，主板上市的H股總數已達95家，超過主板上市的紅籌股企業數85家，創業板上市的H股企業數卻達到46家，大大超過創業板上市的紅籌股企業數4家；從市值看，到2006年底，主板上市的H股市值已達到3、3,638億港元，佔股市總市值的25.39％，比紅籌股所佔比重的22.28％高三個百分點；創業板的H股市值所佔比例已達16.82％，高於創業板紅籌市值所佔0.89％的比例。從成交量看，2006年主板H股總成交量達到25,218億港元，佔總成交量的39.26％，遠超過主板紅籌的11，005億港元(佔總成交量的17.13％)。創業板H股成交量所佔比例達到34.02％，遠超創業板紅籌成交量的1.45％；從集資額來看，2005年主板H股的首次招股集資和總集資額分別為2，900億港元和3,038億港元，遠遠超過主板紅籌首次招股集資和總集資額的27.6億港元和507.7億港元。

　　如果我們再對比十年前後恆生指數成份股的變化，更可以看到這十年中資紅籌、H股的影響力。佔港股總市值近七成的38種(十年前為33種)恆指成份股是港股中優質股和大盤股的代表。在回歸前夕的1996年6月，33種恆指成份股的格局中，英資控股的佔了6種：分別是匯豐、恆生、香港電訊、中華電力、太古洋行、國泰航空；中資紅籌只有2種：中信泰富、粤海投資，其餘25種為華資。十年後，到2007年3月，十年前的33種恆指成份股中只剩下了17種，淘汰了16種，主要淘汰了一些地產、傳媒和酒店股。在38種股票中，英資控股的只有5種(香港電訊已成為華資)，中資上升到了14種其中紅籌9種，分别為招商局、中信泰富、華潤、聯通、中海油、網通、移動、中遠太平洋和中銀香港；新增了H股5種，分別是中石化、中國建行、中國工行、中國人壽和中國銀行；台資增1家(富士康)；而香港華資還有18種。從數量上，中資和華資已經佔主導地位。

　　再看資產規模。1996年，中資紅籌只有1家中信泰富進入香港十大市值上市公司，而英資佔了4家，華資佔了5家；到2006年，外資控股的只有三家：匯豐、渣打、宏利金融(加資)，其餘7家為華資3家、中資4家。

　　中資紅籌、H股的崛起，改變了香港證券市場產品的结構、品種和規模。過去港股主要以地產、金融類為主體，紅籌H股上市後，新增了石油、煉油、電訊、能源、港口、採煤、煉鋼、機場、公路、製藥等產業，新增了超大型的金融如中國工行等、汽車類如東風汽車等、高科技類如中興通訊等。正是這批超大型企業上市，推動港股市值於2006年底恆生指數突破2萬點，總市值突破13萬億的歷史新高，躍居全球第六大股市2006年IPO總額更是超越紐約，僅次於倫敦而居全球第二位。

　　3．英資在回歸十年前後有進有退，雖整體上不佔主導地位，但在金融、航空等領域仍有重要影響。

　　英資早在1990年代就在部署從香港撤退，回歸前怡和的撤退是一個典型個案。回歸後，英國大東電報局在全球性電訊市場開放的形勢下，於2000年退出香港電訊。但是大部分英資不僅未退，而且加大了對中國市場的投資，並且採取了對中國企業的持股以及相互參股等方式，在回歸十年中獲得了大發展。匯豐曾先後於2002、2005年參股中國平保10％和中國交行20％的股份，匯豐控股的市值從1996年的4，395億港元上升到2006年的16，199億港元，為十年前的3.69倍；國泰航空與中國國際航空也以相互交叉持股的方式推進新的合作發展。

　　十年來，華資和中資已佔據主導地位，本土化和依托內地發展取得了成效，但是本土化不能排斥國際化，依托內地發展但不能內地化。香港要發展為世界級金融中心，必須將本土化與國際化很好地融合起來，在將香港發展成為中國企業的融資中心的同時，也要成為亞洲和國際企業的融資中心。據稱，到2005年，在港上市的海外公司僅佔香港上市公司的8％，而新加坡的海外企業已佔32.9％。因此，在內地超大型企業來港上市高潮過後，香港應進一步修改上市規則，吸引更多海外企業來港上市，進一步打造香港成為海內外國際融資中心。同時。進一步提升香港作為亞洲主要的資產管理中心，創造更好條件，吸引國際資本的直接投資(FDI)，從而形成香港多元化的國際資本格局。

　　三、單引擎與雙引擎：經濟轉型與產業結構調整

　　“經濟轉型”是回歸十年以來一直困擾香港經濟的核心問題，圍繞著經濟轉型和產業結構調整的方向、途徑等重大問題，香港也提出過多種方案。但並未達成共識。本文試圖從回歸十年產業结構變化的現狀著手，提出一些看法。

　　(一)回歸十年香港產業結構的變化

　　這十年各產業及其在香港本地生產總值的所佔比重和變化。呈現出如下幾個特點：

　　1．香港產業结構繼續朝著服務業“一業獨大”的趨勢發展。1980年，服務業在GDP所佔比重只有68.3％，而製造業佔22.8％；到“九七”回歸的1997年，服務業已佔到85.9％，製造業只剩下6.0％，與建造業(5.5％)相近。說明香港經過20年左右時間，到1990年代已經徹底完成了第二次經濟轉型即從工業主導型轉型為服務業主導型經濟。回歸十年，更加強化了服務業“一業獨大”的趨勢，2004—2005年，服務業所佔比重已連續兩年超過90％。2006年前三季度數據也已超過90％。回歸十年服務業在GDP所佔比重已增加4—5個百分點，而製造業從1997年6.0％萎縮至3％左右，建造業則由於地產市道不振，也從1997年的5.5％下降至3％以下。服務業所佔比重之增加剛好抵銷製造業與建造業之萎縮。

　　2．在服務業內部，出現地產業比重持續下降，向金融、貿易等高端服務業轉型的趨勢。1997年的批零進出口貿易與金融地產業是服務業的龍頭產業，各佔到24％以上，但地產業在GDP的比重卻佔到10.7％，與地產相關聯的“樓宇業權”即房屋租賃佔13.5％，建造業佔5.2％，即與地產相關聯的三大產業已佔到GDP的29.4％。加之另據統計，1996年地產股市值佔總市值的31％，與房地產相關的住房按揭貸款和建造業貸款佔本地銀行貸款的63％，政府的土地收入佔財政收入的比重，1997-1998財政年度高達23.4％。也就是說，地產業及相關產業在香港產業结構中的比重過大，香港經濟、政府收入過分依賴地產業，加重了經濟的泡沫化。但是十年左右的變化，地產泡沫在消化。到2005年，地產業所佔比重已下降至4％，2006年前三季度則下降到3.87％⑧；2005年樓丰業所佔比重為10.7％，2006年前三季為9.6％；2005年建造業比重為2.9％，2006年前三季為2.5％。也就是說，與地產相關的三大產業所佔GDP的比重，2005年為17.6％。比1997年下降了近12個百分點；2006年前三季地產關聯產業所佔比重為15.97％，比1997年下降近14個百分點。賣地收入在政府財政收入比重也持續下降，到2003年／2004財政年度只有2.6％，2004／2005年雖回升到12％，但與1997年相比，所佔比重下降了50％⑨。而金融保險業在1997年佔GDP的比重為10.3％。到2005年已上升到14.3％，比1997年上升了4個百分點，到2006年前三季度更上是升到16.1％，比1997年上升了近6個百分點⑩。進出口貿易在1997年佔GDP的比重為16.68％，到2005年已達到23.75％，比1997年上升了7個百分點，2006年前三季更達23.96％。服務業內部的這種結構性變化，應該是回歸十年香港產業結構和轉型中最大的亮點也就是說九七前後的地產泡沫，經過十年的陣痛，已經得到很大消化，由地產業帶來的结構性虛弱症得到一定緩解。而金融、貿易等高端服務業成為支柱產業，成為帶動香港經濟增長的火車頭。

　　(二)回歸十年香港對第三次經濟轉型和產業結構調整的探索

　　所謂第三次經濟轉型是相對於第一次從轉口貿易港向工業化轉型和第二次從工業化向服務業主導型經濟轉型而言，第三次則是從服務業主導型向高增值服務業或高增值工業轉型為主要特徵的經濟轉型。

　　亞洲金融危機衝擊香港後，對香港經濟產生嚴重影響，使香港這種高度開放、流動性、變現性極強的服務業主導型經濟，開始暴露出空心化、輕型化等結構性問題。為了從根本上解決香港經濟結構問題，推動香港經濟轉型，回歸十年後政府與民間都在積極探索第三次經濟轉型：

　　一是1998年開始，首任特首董建華委任田長霖擔任創科委主席。創科委提出了“4+1”，即在香港已有的國際貿易、金融、航運和信息中心基礎上，發展成為創新及科技中心。創科委的兩份報告充分分析了香港發展創新科技的現狀、問題，提出了一系列對策。這十年雖然香港高科技產業取得一定進步，但整體上尚未形成氣候。

　　二是從2002年後，有關經濟轉型和產業結構調整，在香港官方文件上，已經悄然發生變化。“創新科技中心”的提法已經淡出，梁錦松的首份財政預算案只字未提“創新科技中心”，而是以高增值取代高科技，並明確提出重點發展金融、物流、旅遊和工商業支援服務四大支柱產業。這個提法也寫進了董建華2003年的施政報告。從“4+1”到“四大支柱產業”的轉變。反映特區政府已經抓住了香港經濟的重點發展方向和優勢產業，但是卻淡化了香港要不要繼續發展高科技產業和製造業的問題，於是在民間出現了“新工業化”的探討。

　　三是“新工業化”的民間探討。“新工業化”從未寫入特區政府的官方文件，但從21世紀初開始就在民間引起了討論。“新工業化”論者認為，香港不應該放棄製造業。他們認為，第一，從香港前兩次經濟轉型看，香港經濟始終以工業生產為依托，雖然目前從GDP角度看，製造業已無足輕重，但若從GNP角度看，製造業所佔比重與20年前比，相差無幾；第二，從國際經驗看，一個獨立的經濟體系離不開基礎工業；第三，產業空洞化已是現實；第四，高增值服務業不能解決失業等問題。為此，他們提出了要提高現有工業的增值能力、發展新科技王業和創意工業等主張。

　　四是經濟高峰會與“行動綱領”。“行動綱領”代表了香港特區政府決策層的最新發展理念。該綱領繼承了“四大支柱”思路的一些理念，從商業及貿易、金融服務、航運物流及基礎設施、專業服務、信息、科技及旅遊四大專題提出了50項策略建議和2007個行動項目，尤其突出了金融服務、商貿的重要地位，特別是明確提出建立“中國的世界级金融中心”並指出金融發展的五個策略性方向。在實施了“個人自由行”、“企業自由行”以後，尤其是在中央為內地資金走出去開放了一條QDII的小門後，香港又在開始探索更高層次、更加開放的“資本自由行”。這是“行動綱領”的新突破。該綱領另一個亮點在於，首次明確接纳了深圳提出的“深港創新圈”概念。但是在該綱領中，科技產業或製造業雖在其中一個專題中提及，卻沒有在戰略上给予重視。

　　(三)雙引擎與持續繁榮

　　上述幾次大的探索，從“4+1”、“四大支柱”、“新工業化”到“行動綱領”，到籠統地提向“高增值”方向轉型，創新科技反而被人遺忘，反映了社會共識不足。我認為，核心的問題是“單引擎”方向還是“雙引擎”方向。所謂“單引擎”方向，就是只發展金融、貿易、物流和旅遊“四大支柱產業”即支援性服務業；“雙引擎”方向，則是在這個基礎上還要加上製造業，核心是高科技產業。我是傾向於“雙引擎”的。首先，沒有“雙引擎”就談不上轉型問題，“四大支柱”本來就是香港的強勢產業。一方面，提升金融服務業的規模、檔次，向高端高增值服務業發展。另一方面，一定要在原來的基礎上，增加一些新的“元素”，如發展高科技產業，培育一些新的經濟增長點；其次，紐約的製造業增加值在2000年的GDP中佔了10％，新加坡只有659平方公裡土地，卻採用服務業與製造業並重的“雙引擎”戰略，2004年的製造業增加值居然佔GDP的27％。而香港製造業只佔到GDP的3.5％，服務業佔到90％，單一的經濟结構將使香港未來發展缺乏後勁，使之在與亞洲最主要競爭對手新加坡的競爭中出現“短板效應”。第三，在國際權威機構排名中，高科技產業發展始終是影響香港在WEF等排行榜中排名落後於台灣、新加坡的最主要因素。即使是在排名較高的IMD排行榜中，其單項高科技研發的評分也都在第20名以後。第四，雖然香港的確缺乏發展高科技產業的優勢、條件和氛圍，但是現在已然成為中國高科技產業城市的香港的鄰居深圳在20年前有多少比香港強的發展高科技產業的優勢和條件呢?新加坡和深圳在高科技產業的成功發展對金融仍保持區內绝對優勢外，其他幾大中心地位如物流(航運)、貿易、旅遊等也都受到區內各大城市的強力挑戰，已無绝對優勢可言。因此，以香港現有經濟、金融優勢，要儘快邁入世界都會行列，還必須有一些發展思路上的突破，核心的問題是從獨赢策略走向共赢策略。所謂獨赢策略就是獨立地發展自己，而將周邊城市或內地主要城市簡單地視為競爭對手進行資源封閉和獨享；而共贏策略則是充分認識到競爭不是零和遊戲，而是互補共贏，單打獨鬥不可能使香港儘快邁入世界都會行列，而必須通過合作、互補和資源整合共同打造都會區。為此，我提出重點是打造都會區帶體系。

　　第一，都會區帶體系與統計整合。正是基於資源共享和資源整合的共贏理念，我們認為打造都會區帶體系是一種有效的“共赢”戰略，這個體系包括都會核心-都會區-都會帶-都會圈四個圈層。香港本土構成都會區帶體系中的核心；都會區包括四個特區：兩個特別行政區、兩個經濟特區。香港+深圳構成都會區的雙引擎，港珠澳經濟一體化構成都會區的另一極；珠三角構成都會帶；泛珠三角構成都會區腹地。在這個基礎上進行一些統計整合，如以都會區的一些經濟指標與大紐約地區、大倫敦地區、東京大都會的比較就具有可比性。

　　第二，從香港策略提升為國家戰略。要進行區域資源整合，單靠香港本身的發展策略已不可能，必須提升為一種國家戰略。也就是說，這個都會區的建立，並不僅是為了香港本身發展，而是整合周邊城市作為中國的“國家隊”參與世界頂级的經濟競爭和世界都市的競爭，是國家發展戰略與和平崛起的重要組成部分，由國家統一協調、整合資源，這樣才具有現實可能性。

　　第三，在都會區重點培育三大產業集群，並進行合理的空間佈局，形成三大圈。

　　一是強化中環地區的金融產業集群，形成中環金融圈。這是香港的核心競爭力所在，全力打造，目標是世界級金融中心。

　　二是打造大嶼山赤臘角機場為核心的物流產業集群。包括國際機場、迪士尼樂園、亞洲博物館、增值物流園和10號貨櫃碼頭以及未來的港珠澳大橋等。物流園不只是運輸、倉儲，而著眼於拓展多樣化增值服務，如標籤、條碼、質檢、包裝等一站式綜合服務，使供應鏈更完整及暢順。同時，通過興建港珠澳大橋，打通與珠江西岸的物流瓶頸，形成以香港為核心的環珠三角物流圈。

　　三是開發新界北以禁區和河套地區為核心的高科技產業集群，打通從新界科技園、中文大學、科技大學到深圳南山科技園的通道，形成深港優勢互補的科技創新圈。

　　注釋：

　　〔1〕〔2〕〔3〕〔4〕香港特區政府統計處《2005年經濟概況及2006年經濟展望》第136頁、第142頁、第137頁。

　　〔5〕〔6〕〔7〕〔9〕〔12〕參見拙著《回歸十年的香港經濟》第20頁、第286頁、第341-346頁，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2007年版。

　　〔8〕香港特區政府統計處《2006年本地生產總值》。

　　〔10〕香港特區政府統計處《2003年本地生產總值》、((2006年本地生產總值》。

　　〔11〕戴道華《善用CEPA重整香港製造業》，http：//www．tdctrade．COrn。

　　(作者郭國燦，为深業集團有限公司黨委副書記、深圳大學中國經濟特區研究中心兼職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