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啓臣，中山大學歷史係教授。］

　　當今爲世人矚目的經濟全球一體化，實際上是經歷了16世紀中葉至19世紀初葉以商品流通爲基礎的貿易全球化，和18世紀中葉至19世紀工業革命後的産業全球化歷史發展階段的。而在貿易全球化的歷史階段，即中國歷史的明清之際（明嘉靖中至清嘉慶年間）的260多年期間，廣東實是貿易全球化的中心市場，省會廣州則成爲中心市場的中心市場。本文擬就廣東在貿易全球化的中心市場地位作一探索，以求正於方家。

　　一、廣東形成貿易全球化中心市場

　　1.貿易航綫通往全球

　　①廣州-澳門-果阿-裏斯本歐洲航綫。這是葡萄牙人於1553年進入澳門和租居澳門後開闢的航綫，全長11890海里。

　　②廣州-澳門-長崎航綫。這也是葡萄牙人進入澳門後開闢的東方航綫。

　　③廣州-澳門-望加錫-帝汶航綫。這是廣州與東南亞國家的古航綫，明清之際進一步發展。

　　④廣州-澳門-馬尼拉-拉丁美洲航綫。這是萬曆三年（1575年）開闢的新航綫，終點到達墨西哥的阿卡普爾科（Acapulco）和秘魯的利馬（Lima）港口。

　　⑤廣州-澳門-紐約航綫。這是1784年紐約一群商人購買一艘定名爲“中國皇后”號（The Emperss of China）的帆船駛到廣州黄埔港而開闢的航綫，標誌着中美直接貿易的開始。

　　⑥廣州-澳門-俄羅斯航綫。這是1805年11月沙皇組織以克魯任斯泰倫率領的“希望”號和“涅瓦”號兩船到達澳門，1806年1月進入廣州貿易而開通的中俄航綫。

　　⑦廣州-澳門-大洋洲航綫。1819年，英國商人詹姆士·孖地臣在廣州購買中國茶葉，裝滿在一艘名爲“哈斯丁侯爵”船，從廣州經澳門開往新南威爾士的杰克遜港（Port Jackson），從而開通廣州至大洋洲的貿易航綫。

　　所以清末《七十二行商報》發刊詞中説：“各行無不有粤商行店，五大洲無不有粤人足迹”。

　　2.進出口貿易商船大爲增加

　　①出口商船。

　　據統計，1580-1630年，每年由廣州經澳門到日本長崎貿易的商船從2艘增至8艘；1684-1757年，中國開往日本的商船共3017艘，其中有相當部分從廣州開出；1757-1838年，開往日本的商船爲800艘，絶大部分從廣州黄埔港開出；開往東南國家的商船共229艘。

　　 ②進口商船。

　　明中葉至明末外國商船經澳門進入廣州貿易者，未見有統計數字，只見有“西洋海舶常泊廣州”，洋舶“由虎跳門薄廣州”，1600年英國東印度公司商船5艘經虎門開入廣州等記載。清朝，外國商船進入廣州貿易就有較多的統計數字了。據統計，1684-1757年，歐洲國家進入廣州的商船312艘；1749-1838年進入廣州的外國商船共5266艘，其中以英國最多，爲2951艘；美國次之，爲1190艘；荷蘭第三，爲123艘。

　　3.對外貿易港口的擴大和貿易國家的增多

　　①貿易港口擴大。

　　明嘉靖元年（1522年），明政府廢浙江、福建市舶司，獨存廣東市舶司對外貿易，其時主要港口是廣州及附近的少數港口經澳門出口貿易。但到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開海貿易後，除廣州港外，粤海關所屬的省城大關、澳門、庵埠、梅緑、海安、烏坎、海口七個總口及下屬69處小口，均允許進出口貿易。

　　②對外貿易國家增多。

　　由於如上述明清之際已經開闢了通往全球的7條航綫，所以全世界來廣東特别是來廣州貿易的國家也大爲增加了，諸如東南亞的吕宋（菲律賓）、蘇禄群島、西裏伯群島、馬六甲、新加坡、婆羅洲、加裏曼丹、爪哇、蘇門答臘、馬來西亞、柬埔寨、越南、緬甸；東北亞的日本、朝鮮；中亞的伊朗、印度；歐洲的葡萄牙、西班牙、荷蘭、英國、丹麥、瑞典、普魯士、法國、意大利、奥地利、俄羅斯等；美洲的墨西哥、秘魯、美國、智利；大洋洲的澳大利亞等數十國家。明末主要是葡萄牙、西班牙、荷蘭；清代主要英國、法國和美國等。

　　4.進出口商品種類和數量空前增加

　　①進口商品：

　　明後期的進口商品，主要有胡椒、蘇木、象牙、檀香、沉香、葡萄酒、橄欖油、棉花、蜂蠟、墨西哥洋紅、白銀等，其中以白銀爲最多。據統計，1578-1644年的72年間，葡萄牙等國家輸入中國的白銀1.4億元，其中由廣州輸入者占33%。

　　清前期的進口商品種類增加了，計有115個品目，其中高級毛織品、寶石、戒子、香料、鴉片、白銀等爲顯著。但至19世紀初葉，仍以白銀數量最多，夷船到來，“所載貨物無多，大半均屬番銀”。據統計，自1553-1830年，西方國家到廣東貿易而流入中國的白銀達到5億兩以上。

　　②出口商品：

　　明後期從廣州出口的商品有生絲、絲織品、陶瓷、中草藥、砂糖、金、黄銅、棉綫、鉛、钖、水銀、紅木、棗子、麝香、火腿、母馬、花邊、母牛、白紙、栗子、鐵鍋等數十種，其中以生絲和絲織品爲最大宗。

　　但到清代，出口商品結構有所改變，茶葉變爲第一位出口商品，其次是生絲、緞綢、土布、銅、砂糖等。

　　以上進出口商品量值年年增長，據統計，自1729-1837年，粤海關貿易商品量值總額達到4227168950兩白銀。

　　二、廣東成爲貿易全球化中心市場的原因

　　1.中國和廣東商品貨幣經濟發展的必然結果

　　①15世紀中葉至19世紀初葉，中國是世界商品貨幣經濟發達的國家，據統計，1572-1566年，中國生鐵産量已達到45000噸，居世界各國首位；1750年，中國製造業生産總量占世界總量的32%，而全歐洲僅占23%；至1820年，中國的GDP占世界經濟總量的32.4%，居世界第一位。中國是一個物産豐富的國家，能够把商品供應全世界。

　　②明清之際，廣東的商品貨幣經濟相當發展，特别是珠江三角洲不少府州縣的農業商品化程度已超過長江三角洲五府，而躍居第一位。

　　中國和廣東商品經濟的發展，必然要求轉手，既要求國内市場，也要國外市場，是商品經濟在流通領域的延伸。當時向世界出口生絲、茶葉、陶瓷、鐵器、土布、中藥材等，正是中國和廣東商品經濟發達的反映。

　　2.廣東的地理區位和地理形勢優越

　　①廣東是中國南部的海洋大省，大陸和海島海岸綫長8194.7公里，占全國海岸綫的31.5%和32.8%，居全國有海岸綫的十一個省的第一位。還有356萬平方公里的海洋國土，占全國海洋國土的74%。廣東不僅與相鄰的海區交通便利，而且是中國古代遠洋航行的必經之地，其諸多海峽如東北部的巴士海峽，東面的民都洛海峽，南部的卡裏馬塔海峽，西南部的馬六甲海峽等，使廣東南海成爲中國與東南亞、西亞、非洲、歐洲、澳洲和南北美洲的國家和地區海上交通最近的貿易通道。這是廣東成爲貿易全球化中心市場的天賜良緣。

　　清末《七十二行商報》發刊詞説：“我粤人於歷史、地理、物産、民俗得商界優勝之點，似非他省所及，謂爲天然商國，誰謂不然。”據統計，1911年前到上海經商的粤人達70-80萬人之多。

　　②廣東省内河流衆多，計全省有大小河流1343條，直接或間接注流入南海，形成無數大小的河口，特别是珠江三角洲的虎門、焦門、洪奇瀝門、横門、磨刀門、鷄啼門、虎跳門、崖門等八大門河口，形成了東、北、西三江來水，八門出海的内陸與海洋交通樞紐；加上廣東河流注入南海而形成的219處港口和969港灣，加之廣東獨特的季風氣候，爲廣東出海貿易提供了天然的良好資源。

　　3.明清政府對廣東實行開放對外貿易的特殊政策

　　明清之際，朝廷基本上是實行“時禁時開”的對外貿易政策，嚴格管制對外貿易。但對廣東則實行特殊政策，允準中外商人在廣東特别是在廣州進行貿易，使廣東獨佔得天獨厚的機遇。

　　①明嘉靖元年（1522年），由於寧波發生“争貢之役”，明政府撤銷浙江、福建二市舶司，獨留廣東市舶司對外貿易，萬曆年間委托廣東三十六行出面代替市舶司主持對外貿易，領銀定貨，征收進出口關税。到隆慶年間，部分開放禁後，準販東西二洋，“廣州幾壟斷西南海之航綫，西洋海舶常泊廣州”。

　　②清初，朝廷爲對付佔據東南沿海的南明反清勢力和迫使據守臺灣的鄭成功就範，於順治十二年（1655年）頒佈禁海令，十七年（1660年）下達遷海令，禁止沿海商民出海貿易。到了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清政府宣佈撤銷禁海令，“開海貿易”，並於次年設立粤海關，江海關、浙海關和閩海關，開放廣州、松江、寧波和泉州對外貿易。干隆二十二年（1757年），由於發生“洪任輝事件”，清政府於十一月撤江、浙、閩三海關，規定番商“將來只許在廣東收泊交易”的政策，此後直至道光二十年（1840年）的85年期間，廣東成爲唯一開放對外貿易的省份，廣州成爲中國合法對外貿易的最大港口，史稱“一口通商”。這麽一來，廣東成爲貿易全球化的中心市場，而廣州則是中心市場的中心市場。全世界各國和中國各省的商人都萃薈到廣州來做生意，呈現出國際貿易的一片繁榮景象。

　　4.廣東是海上絲綢之路的發祥地且長盛不衰

　　①如果以有進出口商品貿易爲内涵稱爲對外貿易的話，那麽，大約漢武帝中期（公元前110-87），漢武帝派出屬黄門的譯長與應募者組成的官方船隊，携帶“黄金雜繒（絲綢）”等物品從徐聞、合浦港口出發，到達印尼、緬甸、印度和斯裏蘭卡等國家貿易，是絲綢之路東方發祥地之始，時稱番禺的廣州也是一大都會了。

　　②黄武五年（226年），孫吴將交州一分爲二，廣州正名，從此廣州成爲海上絲綢之路始發港確立，對外貿易日益發展。

　　③隋、唐、宋時期，廣州成爲海上絲綢之路東方大港和中國對外貿易的第一大港。唐中葉開闢的“廣州通海夷道”，是從廣州出發，到達波斯灣、紅海、東非沿岸直到亞、非、歐的3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遠洋航綫，長達14000公里，使各國商人沿此航綫紛至沓來廣州經商貿易。

　　④元代廣州雖然屈居海上絲綢之路第二大港（泉州躍居第一），但對外貿易仍然繁榮，來廣州貿易的國家有140多個，占元代全國對外貿易“涉及國家和地區達220餘個”的64%，無數外國商品集散於廣州。

　　可見，明清之際廣東成爲貿易全球化的中心市場，並非偶然，是廣東對外貿易歷史悠久發展的必然結果。

　　5.地理大發現和東方航綫的開闢

　　①15世紀中葉至17世紀是世界歷史發展的重大轉折時期。1405-1433年中國鄭和七下西洋；1486年迪亞（Bartholomew Diaz）發現好望角（Cape of Good hope）；1492至1504年意大利人哥倫布（C. Colombo）4次航行到美洲，於1498年發現南美洲，1502年踏上北美洲，發現新大陸；1498年葡萄牙人達·伽馬（Vasco. da·Gama）繞過好望角開闢歐洲到印度的東方航綫；1519-1522年葡萄牙人麥哲倫（F. D. Magalhāes）作環球航行等航海偉大壯舉，從地理範圍上使地球大部分散隔離的世界逐漸變成聯繫爲一體的世界，人類歷史也在越來越大的程度上成爲全世界的歷史，爲商品貿易全球化提供人文地理條件。

　　②隨着地理大發現和東方航綫的開闢，早期西方殖民國家葡萄牙等國家紛紛前來和廣東廣州進行貿易活動。1553年，葡萄牙人進入和租居澳門；西班牙人於1570年佔領吕宋（菲律賓），次年占馬尼拉，謀求來澳門與中國進行貿易；1601年荷蘭人韋麻郎（W.V.Warwyck）率船8艘經澳門進入廣州，之後法國、英國、美國接踵而來經澳門進入廣州貿易，既開闢了歐洲、美洲到澳門進入廣州貿易的遠洋航綫，也在客觀上促使明清政府調整和改變海禁政策，順治九年（1652年），荷蘭第一艘商船進入虎門時，廣東巡視海道“以全體廣州官員的名義表示接待和歡迎，希望試着和荷蘭人交易”，爲1757年獨準廣州一口對外貿易創造了條件。

　　三、廣東貿易全球化中心市場的作用

　　對外貿易屬於交换範疇，就其一切要素來説，是由社會生産决定的。但作爲生産過程的一個階段的交换，並不僅僅是一個消極的被决定的東西，在一定條件下，交换也能對生産起反作用，甚至是發生巨大的推動作用或阻礙作用。不斷擴大的生産，需要不斷擴大的市場交换；反之，不斷擴大的市場交换，又能促進生産的發展，以至整個社會經濟、政治、思想和文化的變异。明清之際廣東作爲貿易全球化中心市場，必然對廣東以至全國和世界的經濟、政治、思想和文化産生影響，發揮它的“經濟增長的發動機”（Engine for growth）的作用。

　　1.促進與對外貿易直接有關的手工業生産的發展

　　①明末，廣東對外貿易的出口商以生絲和絲織品爲大宗，從而促進了廣東和全國絲織手工業擴大生産規模和生産分工。明中葉後，靠近廣州的佛山鎮絲織業已發展到18行，僅此還不能滿足出口絲貨的需要，所以得大量收購長江三角洲蘇、杭地區的生絲回來加工編織更好的粤紗粤緞，從而又促進長江三角洲的絲業生産的發展。鐵鍋、鐵釘的大量出口，亦大大刺激廣東以至全國冶鐵生産的發展。據統計，明時廣東已經探明及開採的鐵礦産地達27個縣，並建立無數的鐵冶場，規模也相當大，如南海縣的煉鐵廠，崇禎年間生産者已達三五千人。

　　②清代茶葉出口成爲第一位商品，促進廣東以至全國制茶手工業的發展，當時在廣州出口的花熏茶，全部在廣州河南（今海珠區）設廠加工。廣州茶廠加工的茶不敷出口需要，只好由廣東商人赴湖南安化地區去請茶農改制紅茶，此亦即湖南茶對外貿易發展之嚆矢。瓷器出口加工場也放在河南，先是商人到江西景德鎮購買大批白瓷器回來，另雇工匠，仿照西洋畫法，制成彩瓷，然後售之洋商出口。棉布出口也刺激佛山棉紡織業的興起和發展，鴉片戰争前，佛山已有2500家織布工場，平均每個工場有20個工人。而絲織業的發展又爲清末南海縣陳啓沅興辦中國近代民族資本機器繅絲的繼昌隆繅絲廠打下了基礎。

　　2.促進貨幣經濟的發展

　　明清之際，廣東對外貿易一直處於出超的地位，所以外國白銀不斷大量地流入廣東，使廣東率先擁有大量白銀貨幣，爲廣東以至全國使用白銀爲主要流通貨幣打下了基礎。據統計，1573-1644年，因在廣東中心市場購買中國商品而流入廣東的銀已超過1億元以上；康熙三十九年至道光十年（1700-1830年）外國輸入廣東的白銀達到4億元左右，使白銀成爲主要貨幣在廣東城鄉中廣泛流通使用，標誌着廣東以至中國貨幣經濟進入一個新階段。明中葉以降，白銀不僅在廣東普遍流通，而且爲賦役折銀繳納提供了條件。如把里甲之役改爲征銀，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御史潘季訓在肇慶府“征銀在官，母令里甲親之”，稱爲“均平銀”，均徭中的力差，亦折銀征收。隆慶三年（1569年），肇慶府也無分銀差、力差“一切編銀，官自雇役”了。可見，隆萬以後，在廣東以至全國順利推行一條鞭法，開中國近代賦税制度的先河，是與白銀大量流入廣東並散佈全國不無關係。到了清朝，廣東已成爲全國銀元流通最普遍的地區，城鄉廣泛使用銀幣，以後逐漸通行於福建、江蘇和浙江等省。

　　3.促進城市和圩鎮經濟的發展

　　“商業依靠城市的發展，而城市的發展也要以商業爲條件。”明清之際，隨着廣東貿易全球化中心市場的形成和發展，具有城市規模的廣州、佛山等城市，已發展成爲商業繁盛、商賈雲集和人口集中的中心城市。據統計，洪武十年（1380年），廣州只有7.5萬人口，至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增至30萬，清朝增至51萬，成爲世界十大城市之一。而聞名全國的四大鎮之一的佛山鎮，也發展成爲有街道234條，城周長34裏的3萬餘家的城市了。

　　與此同時，全省的圩鎮特别是珠三角洲各縣的圩鎮上也像雨後春筍般發展起來。據統計，永樂時，珠江三角各縣的圩鎮只有33個，嘉靖三十八年（1533年）增至95個，萬曆三十年（1602年）增至176個。康熙年間全廣東的圩鎮達到1079個，雍正年間增至1140個。

　　這個時期，爲廣州提供大量絲貨出口的長江三角地區的蘇州、常州、杭州、嘉興、湖州、松江六府的圩鎮也發展起來，據統計，這六府地區宋時只有71個圩鎮，明中葉發展到316個。

　　4.促進中外科學技術和文化的交流

　　①隨着中外商人雲集來廣東中心市場特别是廣州中心市場來貿易，使廣東和廣州成爲中西文化科學技術溝通的樞紐。明清之際，中國絲織品、瓷器等精湛商品出口到世界各國，外國人民不僅得以享用，而且還從中仿傚中國商品的先進技術和工藝進行製造。法國人查爾定受中國上釉描花瓷的影響和啓迪，於1677年在法國希撒諾仿製出青花軟質瓷；英國人於1670年在博屋（Bow）設立“新廣州瓷廠”招收200名工人，利用廣州運去的制瓷設備製造中國瓷器。一些西歐國家的藝術家還編輯出版了《中國建築、傢具、服務設計式樣》、《中國漆器圖案》等著作，向歐洲國家系統地介紹中國各種先進工藝品和藝術風格。

　　②西方國家的先進科學技術和文化也隨着貿易傳入廣東以至中國内地，開創廣東和中國内地學習西方科技文化的先聲。1582年（萬曆十年）利瑪竇（Matthoeus Ricci）來到澳門轉入廣州到肇慶，開始他的傳教生涯。他爲傳教的需要，翻譯和編著了《干坤體義》、《經天該》等書，向中國介紹了有關日月蝕的原理、七曜與地球體積的比例等天文學知識，促進了中國天文學的發展和曆法的改革。崇禎二年（1629年），徐光啓主持修訂曆法，聘請耶穌會士龍華民（Nicolaus Longobardi）和湯若望（Joannes Adam Schall Vambell）等人參加編修，完成了《崇禎曆書》，糾正了元代郭守敬制訂《授時歷》的誤差。利瑪竇還親自口授，由徐光啓筆述，把歐幾裏得的《幾何原理》一書譯成中文，對近代中國數學發展起了重要作用。他又把《世界地圖》帶到肇慶，根據《大西西泰利先生行迹》的記載，於萬曆十一年（1583年）在肇慶繪製《坤輿萬國全圖》，向中國介紹地理學知識。此後，全國各地紛紛翻刻《世界地圖》，豐富我國的地理學。從此，中國人開始有熱帶、南北温帶和南北寒帶的區分；有亞細亞、歐羅巴、利米亞（Lybia非洲）、南北亞墨利加（Magellanica，南北美洲）和墨瓦臘尼加（南極洲）等五大洲的觀念，其中有些譯名如亞細亞、歐羅巴、澳大利亞、大西洋、地中海、古巴、牙買加、加拿大等一直沿用至今天不變。到了清朝初年，康熙皇帝在已經獲得進展的明代地理學的基礎上，從廣州購買西洋測繪儀器，下令組織中、西雙方的人員組成繪製隊，進行全國地圖的測繪工程，經過十年的努力，終於繪製出一幅具有相當高科學水平的《皇輿全圖》，使中國的地圖學走在當時世界各國的前列。

　　嘉慶十年（1805年），英國醫生皮爾遜（Alexander Pearson）在廣州行醫，招收學徒，教授種牛痘法。十三行商鄭崇謙翻譯出版了《種痘奇書》，並有樑輝、邱熹、張堯、譚國等四人學習種痘技術。嘉慶十五年（1810年），行商伍敦元、潘有度，盧觀恒集資數千金於洋會商館，清譚國、邱熹等人傳種，是爲中國種牛痘防天花之先聲。道光十五年（1835年），行商伍秉鑒等在新豆欄街出租一部分房屋，給美國傳教士裨治文（Reve·C·Bridgman）創辦眼科醫局，是爲廣州首辦的眼科醫院。英國人羅克哈忒（William Lockhard）隨貿易到廣州後，到澳門充任醫院院長，然後往上海和北京設立醫院，爲以後北京建立協和醫院奠定了基礎。同時，許多傳教士利用西方文化作爲傳教媒介，給廣東帶來新的文化影響。例如，在西方文化教育的影響下，一些官、紳、商人士，在鴉片戰争前的二、三十年間，逐步改革康熙至道光年間在廣州地區辦起來的30間書院。道光六年（1826年）創辦的學海堂書院，打破了中國封建社會傳統書院的教育制度和教學方法，除了開設文學、音韻、訓詁等傳統課程外，還仿照西方國家增設了數學、天文、地理、曆法等新的自然科學科目，開創了學習自然科學的新風，提高了學生的科學知識素養。許多廣東近代革命派的思想家，都是在這些改革了的書院裏學習而成才的。如朱次琦，先後肄業於羊城書院和越華書院。他“主人經世，不爲無用之空談高論。”後來他又以新學來教育他的學生康有爲。康有爲成爲近代維新派人物，與他在廣州受新學的熏陶不無關係。某些傳教士還在廣東辦起新式學校，招收學生學習西方文化。如美國的耶魯大學（Yale University）畢業生塞繆爾·布朗（Brown Samuel），於道光十九年（1839年）在澳門開辦馬禮遜學堂，招收學生“半天讀漢語，半天學英語”。中國近代著名改良思想家容閎，就曾於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到澳門馬禮遜學堂學習英語，後來去美國耶魯大學留學，成爲我國最早到美國留學的學生之一。他學成回國後，在上海開設工廠，成爲中國開辦民族工業的先驅之一。此外，有些傳教士在廣州舉辦育嬰堂、瞽目院、普濟院等，出版書刊，對廣東後來興辦社會慈善福利事業也發生了良好的影響。

　　5.促進東南亞和美洲國家經濟的發展

　　十七、八世紀，東南亞和美洲的許多國家正在開發時期，社會經濟發展還落後於中國。明清之際廣東成爲貿易全球化中心市場，給這些國家供應大量商品如綢緞、瓷器、鐵鍋等，大大改善了這些國家人民的生活。同時，隨着貿易而到這些國家的有些廣東商人“久居不返，至長子孫”，成爲華僑。例如干隆三十五年（1770年）後，在暹羅的華僑已達到150萬，占全暹羅人口的25%。特别是到嘉道年間（十九世紀），不少廣東人被當作“苦力”販運到東南亞和美洲各國，最後變成了“苦力華工”，不下數百萬。他們與當地人民友好交往，結下了和平的深厚友誼，並共同合作開發和發展當地的社會經濟。當時廣東華僑商人和華工帶去中國先進的鐵工具等，對於東南亞各國人民從事礦藏開發、荒地開墾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他們的艱苦勞動，同當地人民一起建設港市、開採礦山、開墾荒地、修建公路、鐵路，種植甘蔗、橡膠，菸草，立下了汗馬功勞。當時西班牙人莫牙（Dr·Antonis Morga）就肯定華僑和華工對菲律賓社會經濟發展的巨大作用，指出：“凡一鎮之成立，必不能缺中國人”。清前期怡和行商伍秉鑒去美國紐約投資鐵路、證券交易和保險業和華商移民美國，對發展美國經濟也起了促進作用。《美國第44届國會參衆兩院調查華工入境問題聯合特别委員會報告書》指出，華僑在開發美國西部經濟中作出不可估量的貢獻：“中國人入境的後果是大大增進了太平洋（指美國西部）的物質繁榮。”可見，今天東南亞國家以至美國發達的經濟，同明清之際廣東的華工、華僑的艱苦勞動和努力開發是分不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