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顯恩，廣東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

　　關於哥德堡號與中瑞海上貿易問題，已經有專論的文集和多篇論文發表。1992年香港出版的論文集《對華貿易的黄金時代》，2002年廣州出版社出版的由蔡鴻生、周湘等撰寫的《中國廣州，中國海上貿易的門户》等，是重要的代表作。

　　由於“哥德堡號”仿古船，2005年10月2日首航，沿着舊航綫，即於七月來訪廣州，重譜中瑞經濟文化交流的新篇章，清代中瑞海上貿易的歷史話題，又成爲人們談論的焦點。

　　人們對哥德堡號的濃厚興趣，是因爲它提供了中瑞貿易的實物資料，它見证了18世紀歐洲東印度公司對廣州貿易的歷史。我們知道，16世紀以降，西方各國先後東來。先是葡萄牙人租借澳門，繼而西班牙人佔據菲律賓，以馬尼拉爲絲銀貿易的基地。荷蘭和英國接踵而來，荷蘭營建巴達維亞城作爲殖民統治的據點，並伸其魔爪於臺灣的大員（今安平），形成犄角之勢。英國却以爪哇的萬丹爲南海的基地。如果説16世紀是海洋時代，世界趨向一體化的開端，那麽，18世紀是是全球商業擴張的時代，也是世界一體化加深而出現的貿易重新改組的時代。它是伴隨着西方産業革命的興起和取得成功而出現的。産業革命爲市場製造了愈來愈多的産品，迫切需要推向市場。從英國1700年至1800年一百年間的出口商船噸數、輸入額和輸出額成倍地增加中，可以看到産業革命帶來的後果——工業産品對市場需求的迫切性。

　　瑞典是18世紀中葉，當廣州港市極盛時期成爲廣州貿易伙伴的。瑞典東印度公司成立於1731年6月14日，次年3月7日便派首艘商船從哥德堡起航前來廣州。從此起至1806年該公司組織了132次亞洲航行，除3次到印度外，其餘的都以廣州爲目的地。從此可見，瑞典東印度公司實際上可稱爲對華貿易公司。

　　18世紀伴隨着産業革命而興起的世界海洋商業貿易的擴張，深刻地影響着東西方社會經濟的變遷。

　　它爲江南與珠江三角洲等沿海地區商品經濟的發展帶來了機遇，也爲中國的商人帶來通過販運商品而創造資本的機會，於是積資百萬、千萬的商幫如徽商、十三行商等興焉。江南蠶絲業的迅速發展同馬尼拉絲市的影響有密切關係，廣州的所在地珠江三角洲，也在這一市場取向的刺激下，明中葉出現的“桑基魚塘”商品性生態農業得到不斷地擴大。珠三角所生産的廣紗、粤緞等絲綢，以及糖、果箱、鐵器、蒲葵等所謂“廣貨”，成爲輸往東南亞洲各國的主要産品。晚明以降出現的近代化因素，當應與新大陸的發現爲全球一體化開其端並引發東西方海洋貿易圈的形成有關。關於這一點往往爲史學界所忽略。

　　18世紀是全球性商業擴張的時代。商業的運作經歷着從無序到有序，從野蠻到文明逐漸演化的過程。這種變化在中國也有具體的表現，至少中國也仿傚西方，組織海上私人貿易集團，加入向海洋挑戰的行列。盡管就其整體而言，中國商業的體制没有質性的變化。

　　我們知道，在世界古代歷史上，特别是近代化發展初期，商業是與海盗、走私、掠奪和奴隸販賣聯繫一起的。16世紀，歐洲人對海盗擄掠和合法貿易是不加區分的。貿易就是擄掠，擄掠就是貿易。他們建立商業殖民地，擄掠，排斥异己，無惡不作，旨在壟斷貿易。凡遇到禁阻通商，便作掠奪，已成慣例。這種野蠻的無序的商業運作，到了18世紀，歐洲的理論界才引起注意，開始談論國際法上海盗和合法貿易的區别。正如馬克思在《資本論》所指出：“商業資本在優勢的統治地位中，到處都代表着一種劫奪制度，而在舊時代和新時代的商業民族内，商業資本的發展，也與暴力的劫奪、海盗、奴隸、劫盗，在殖民地的征服直接地結合在一起。迦太基、羅馬，和後來的威尼斯人、葡萄牙人、荷蘭人，等等，都有是這樣。”

　　明代中後期，前來東亞海域的葡、西、荷和英等國的商業公司，不僅擁有以先進的技術武裝起來的艦隊，而且有本國政府作其政治與經濟的堅强後盾，有壟斷某一地區貿易的特許狀，甚至享有殖民地軍事和政治的全權。他們憑藉其船堅砲利，一方面主張公平的貿易，另方面遇到失利時，則攔截掠奪海上商船，甚至燒殺擄掠沿海居民，無惡不作※。

　　有悠久航海歷史的中國海商，面對當時由伊比利亞人發起的“挑戰海洋”的新形勢，以徽州的汪直和東莞的何亞八等爲代表的海商武裝走私集團，已經作了積極的回應。汪直就曾仿傚西方海商的作法，製造大艦，並武裝起來，稱雄於東亞海域，並在東瀛建立商業殖民地。這一具有劃時代意義的重大事件，未被視爲加入世界商戰的舉動，反而被史家稱之爲驚動朝野的“嘉靖倭難”。

　　關於嘉隆間的所謂“倭寇海盗”問題，戴裔煊教授早在其《明代嘉隆間的倭寇海盗與中國資本主義萌芽》一書中，對倭寇海盗的起因和性質作了辨析。首次爲海商汪直（戴書作王直）作了正名。此説正日漸爲學術界所認同。但是，汪直爲倭寇首領的舊説，依然有相當流行的空間。前些時竟出現搗毁汪直家族墓碑的事件。

　　由汪直等爲代表的海商，對時代富有敏感性，善於抓住時代的脈膊，所以敢於加入世界性向海洋挑戰的行列。他們這種超前的思維和舉動，自當不能見容於當時的社會，更不能爲當道者所容許。相信我們的後人將對之做出永無止境的對話。今天我們所能作的是，既要把“嘉靖倭難”置之於當時的背景去理解，又要從今天的眼光做出分析。這裏需要指出：聚訟紛紜的所謂“嘉靖倭難”期間，經近人的實证研究證明，正是江南社會經濟快速發展時期。看來海洋貿易對江南社會經濟所作的貢獻，有待深入研究和作出評估。

　　從哥德堡號所見证的東西方的海上貿易歷史，再次提示我們：“强於世界者必盛於海洋，衰於世界者必先敗於海洋”。展望未來，“人類文明的出路仍然是海洋”。

　　以瑞典而言，正是加入經略海洋的行列，才促進了瑞典社會的近代化進程，其非貴族出身的富裕的資産階級才於18世紀崛起。

　　商業是以國家的實力爲後盾的。國家實力的消長，直接影響商業的競争力。自重商主義流行以來，長途貿易是以海上貿易爲主的。海上商業擴張的勝利，就是海上貿易市場、資本和政治權力結盟成功的結果。海洋貿易資本的張縮是與其國家權力的興衰聯繫一起的。從西方各國資本主義發展中心嬗遞順序：突尼斯、阿姆斯特丹、傖敦、紐約；從各國海商在海洋勢力的消長與其國家實力的隆替相一致：葡萄牙、西班牙、荷蘭、英國、美國、美蘇争霸，都驗证了“强於世界者必盛於海洋，衰於世界者必先敗於海洋”這一共識。今日，全球正面臨人口增幅與資源短缺的矛盾。解决矛盾的途徑也在於海洋。我們對海洋的利用才剛剛開始。海洋的開發，前景廣闊，已成爲可預見的未來人類文明的出路。

　　中國是一個半大陸半海洋的國家。中國既有大陸性的傳統，即具有注重農耕，實施官僚政治和皇權專制的特點；又有海洋性的傳統，即重視商業，富有冒險進取精神。作爲學術界，歷來重視的是農耕、官僚政治的研究，對海洋的研究却顯得滯後。這同海洋經濟重要性的顯現較農耕經濟爲晚有關，因爲我國歷史發展的重心是從西北逐步移向東南，海洋的開發龢利用爲時較晚。因此，致力於反映大陸特點的農耕經濟和官僚政治的研究，便成爲學術正宗。

　　根據中國地緣的歷史特點，我曾提出如下的看法，即16世紀由於出現了世界性海洋時代，徽州海商應運而起，他們帶頭掀起了空前的波浪壯闊的海上貿易的高潮。他們成爲海洋經濟的代表，而與作西北邊境生意起家的内陸性商人晋商相對壘，共占商界鰲頭。這裏所説的“海洋商”、“内陸商”的代表，是就其相對的質性特徵而言。晋商與徽商從事的是跨行業，而且是彼此交錯的。

　　今天，我想借此機會呼吁：學術界當應加强海洋研究的力度；社會上則應强化海洋意識，大興海洋文化。這是與中國崛起攸關的問題。作爲南海之濱的廣東，尤其如此。

　　參考文獻：

　　爲了説明18世紀前，商業是與海盗、擄掠不分的，摘鈔如下資料。荷蘭東印度公司於1633年12月15日作出决定：“繼續對中國的戰争，在中國沿海大肆燒搶，直到中國大官對我們海上的威勢和能力有所聞，滿足我們的要求，准許我們自由無礙的貿易。”當葡人1639年逐出日本，荷人就預料它“將在海上爲寇，攔截往東京的船隻。”又如荷蘭東印度公司得悉有12艘中國船駛往馬尼拉的消息後，即從其基地巴達維亞派船到馬尼拉附近海域攔截劫掠。共得船3艘，捉獲800中國人。另外，又在澎湖捕捉1150名中國人，其中除因水土不服和過度勞累致死外，只有571人運往巴達維亞。途中又死去473人。餘下的98人，又因飲水中毒死亡，只留下33人到達目的地巴城。又據荷蘭人威·伊·邦特庫的《東印度航海記》一書記載，作者以船長的身份被荷蘭東印度公司派遣，於1618年12月從荷蘭北部出發前來巴達維亞（今雅加達），繼而在東印度各島之間，以及我國澎湖列島和閩粤浙沿海一帶活動，歷時7年。這部日記用親身的經歷，翔實地記述瞭如何既從商業活動，又干燒殺擄掠、攻城略地的勾當。書中充滿着腥風血雨的商業活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