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鐘仁，暨南大學教授。］

　　從廣州(番禺)揚帆去西方的海上絲路，是促進東西方經濟文化交流的主要航綫；廣州(番禺)是我國東南沿海最早建立的港口城市，因而在這條航綫上處於重要地位。

　　我國古代對外交往，主要是西北陸路和東南海路，早期貿易的商品大量是絲綢，所以德國地質學家李希霍芬男爵(F·Richthefen，1833-1905年)於1877-1912年陸續出版5卷本的《中國親歷旅行記》，首先把我國三千多年前西北對外貿易的陸路稱爲“絲綢之路”；其後，法國漢學家沙畹(E·Chavannes，1865-1918年)於1903年著《西突厥史料》，把我國兩千多年前東南對外貿易的海路稱爲“海上絲綢之路”。由於社會在變化，貿易商品也在變化，法國國立科研中心的絲路研究專家布爾努瓦夫人(Lucette Boulnois，l931-)於1963年出版《絲綢之路》一書，她提出：“‘絲綢之路’完全是一個近代提法，在上古時代和中世紀的遊記故事中，根本没有這樣的稱呼。”……在元帝國統治時代，從裏海到太平洋的這條通道又先後變成了香料之路、茶葉之路和瓷器之路，而且也是外交使節們來往的必經之路，並不完全是絲綢之路了。”盡管“海上絲路”這個名詞遲至20世紀才出現，但是由出土文物得知：早在兩千多年前，由廣州(番禺)啓碇，通過這條海路使世界古代四大文明發源地：即北非古埃及的尼羅河文化、西亞古巴比倫的“兩河流域”(底格裏斯河與幼發拉底河)文化、南亞古印度的印度河與恒河流域文化以及東亞黄河、長江流域的中華文化得以溝通。根據史籍記載：我國歷史上三次大規模的對外經濟文化交流，如秦漢以來同印度地區、隋唐以來同阿拉伯地區、明清以來同歐美地區的經濟文化交流，都以廣州爲主要基地。從廣州駕船遠航，我國絲綢、瓷器、茶葉和其他商品，不斷輾轉運往世界各地；我國優秀的傳統文化和發明創造，通過商人、使者、傳教士和華僑而弘揚海外，爲促進世界繁榮做出卓越貢獻；與此同時，廣州地區又先後汲取印度、阿拉伯和歐美的哲學、文學、醫藥學、數學、天文學、曆法、美術、音樂、雕塑、建築藝術、近代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並引進數以千計的作物品種，這對我國社會的發展有很大貢獻。

　　一、  番禺(今廣州)城的建立和發展

　　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進軍嶺南，設置南海郡，首先修築番禺城(今廣州)，它從此一直成爲嶺南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

　　番禺(今廣州)位於東江、北江、西江匯合點附近，在珠江漏鬥灣北端，面臨南海，通往環球五大洲，是對外交往的重要港口。1983年在廣州象崗發現的西漢南越文帝的墓葬品中，人們可以看到産自非洲的大象牙、紅海沿岸的乳香、波斯(今伊朗)風格的圓形銀盒、創始於兩河流域的金花泡飾，以及燃燒東南亞龍腦香的熏爐。這些實物全是西漢初期番禺(今廣州)對外經濟文化交流的成果，它顯示出番禺(今廣州)作爲國際貿易市場的特色。

　　漢武帝於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出兵消滅南越國，這是嶺南歷史上的轉折點，也是我國歷史上的重大事件，它不僅有利於嶺南社會的發展，也有利於我國通過番禺(今廣州)進一步開展對外交往。但是近年有些人對此産生曲解：認爲南越國都番禺(今廣州)在戰火中被毁，嶺南的政治、經濟、文化重心不在番禺(今廣州)，有人認爲嶺南經濟文化重心在粤西，有人則認爲嶺南經濟重心在西江流域(按：西江流域面積爲34．57萬平方公里，世上哪有這樣大的經濟重心)。還有好些人撰文，引用班固《漢書·地理志》記載；我國商船“自日南(今越南中部，障塞、徐聞(在今雷州半島)、合浦(在今廣西)”沿岸航行，來到黄支國(今印度南部康契普臘姆)。我國商船回程的終點是日南象林(今越南中部廣南省維川縣南茶橋）。從而認爲嶺南的對外港口在日南障塞、徐聞、合浦。甚至有些中外人士認爲我國遠洋航行在公元三世紀以後才開始。(見［英］李約瑟《中國科學技術史》)上述觀點，全都否定了番禺(今廣州)在海上絲路的重要地位，爲此有必要辯僞訂正。

　　掘司馬遷《史記·南越列傳》記載：漢武帝派樓船將軍楊僕和伏波將軍路博德圍攻番禺(今廣州)，楊僕黑夜用火攻，路博德則遣使招降，次日黎明，城中居民都向路博德投降，可見這次戰鬥爲時甚短，火攻並未破城。當時城中多是竹寮茅舍，少數是磚木結構，毀後很易重建。消滅南越國的割據，有利於中原等地商人前來番禺(今廣州)貿易。所以班固《漢書·地理志》説：中原來番禺經商的很多成了富豪。司馬遷《史記·貨殖列傳》則説：番禺(今廣州)是全國19個繁榮的都會之一(包括京城長安在内)，長江以南廣大地區只有兩個都會：即吴(今蘇州)和番禺(今廣州)。番禺既然是嶺南唯一的都會，那種認爲嶺南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不在番禺(今廣州)的説法可見全是臆測之辭，毫無史實依據。

　　至於《漢書·地理志》提及的日南障塞、徐聞、合浦，日南乃郡名，障塞是邊防營壘，均非城市或港口。徐聞在雷州半島最南端，無大河通往内地；合浦設有關亭，王莽時稱爲桓亭。徐聞、合浦没有能力吞吐大量貨物，而是海防前哨。海船遠航在這些地方作出境檢查；返國時則在日南象林(現爲越南的縣屬小鎮)作入境檢查，進出口的貿易港口仍是作爲都會的番禺(今廣州)。所以德國學者夏德(F·Hirth，1845-1927年)説：“中國與羅馬等國貿易，自公元三世紀以前，即以廣州及其附近爲終止點，是時廣州已成爲海上貿易要衝。”

　　二、廣州同印度地區的經濟文化交流

　　據班固《漢書·地理志》記載：西漢時，我國船隊携帶黄金和各色絲綢，從嶺南出海，來到印度半島南部的黄支國和已程不國(在今錫蘭島)，由黄門官員、翻譯和應募人士負責采購“明珠、璧琉璃、奇石、异物”。我國絲綢等商品以印度半島南部爲中轉站，再由安息(今伊朗)、大秦(羅馬帝國)商人運往南阿拉伯、埃及，並輾轉運往歐洲各地市場，獲利甚豐。而埃及的玻璃製品、南亞和東南亞的寶石、珠璣、玳瑁、琥珀、瑪瑙、象牙、犀角和香料等，則運到番禺（廣州)市場上出售。

　　番禺(廣州)要同海外交往，就需要製造海船。1976年在廣州發現秦漢期間的造船工廠遺址，就是確切的物证。據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新中國的考古發現和研究》介紹：這個造船工廠遺址始建於秦代統一嶺南時期，到漢朝文景之際，南越趙佗割據稱帝之後廢棄填覆。這與從1號船臺枕木取樣所作碳14測定提供的年代範圍(距今2190±90年)大體相符，它可建造寬6至8米、長20-30米、載重數十噸的大型木船。1、2船臺之間相距3.65米，若並臺造船，還可製造裝載容量更大的船隻。這爲番禺(廣州)的海外貿易有效地提供了運載工具。

　　到了兩晋南朝，廣州對外經濟文化交流進入新的階段。房玄齡等撰《晋書·吴隱之傳》説：“廣州包帶山海，珍异所出，一篋之寶，可資數世。”蕭子顯撰《南齊書·東南夷列傳》説：“四方珍怪，莫此爲先，藏山隱海，環寶溢目。商舶遠届，委輸南州。故交(州)、廣（州)富實，牣積王府。”同書《王琨傳》説：“南土沃實，在任者常致巨富，世雲廣州刺史但經城門一過，便得三千萬也。”李延壽撰《蕭勱傳》説：“廣州邊海，舊饒，外國舶至，多爲刺史所侵，每年舶至不過三數，即勱至，纖毫不犯，歲十餘至。”可見這時已有外商前來廣州貿易，海上交往比前密切。

　　追隨商人之後，不少印度僧侣來到廣州。據慧皎《高僧傳》記載：第一個由海道前來的高僧是耆域，他在晋惠帝元康六年(296年)到廣州傳教，並爲人治病，很有效驗，至惠帝光熙元年(306年)前往京城洛陽，後因中原戰亂，返回本國。從此印度等地高僧絡繹來到廣州，再轉往各地傳教。例如：晋安帝隆安三年至五年(399-401年)，罽賓國(在今克什米爾)高僧曇摩耶舍在廣州王園寺(今光孝寺)譯經傳教，譯出《差摩經》一捲，後前往長安、江陵等地。宋文帝元嘉元年(424年)，罽賓國高僧求那跋摩；文帝元嘉十二年(435年)，中天竺(中印度)高僧求那跋陀羅；齊高帝建元元年(479)，中天竺高僧求那毗地；建元三年(481年)，中天竺高僧曇摩伽陀耶舍等，先後在廣州譯經傳教，以後均轉往京城建康(今南京市)。其中求那毗地在齊武帝永明十年(492年)譯出《百喻經》4卷，用100個(實爲98個)故事來説明佛教的基本教義，富有文藝色彩，在我國廣泛流傳。梁武帝崇尚佛教，這時有兩位對我國佛教頗有影響的印度高僧前來廣州，一位是南天竺(南印度)菩提達摩(通稱達摩)，據説是印度佛教禪宗創始者摩訶迦葉尊者第28傳的大師，梁武帝普通七年(526年)來到廣州，後往建康、洛陽、嵩山少林寺，爲我國佛教禪宗的初祖。另一位是西天竺(西印度)波羅末陀(又名真諦499-569年)，梁武帝中大同元年(546年)來到廣州，後往建康，因遭二“侯景之亂”，輾轉於蘇、浙、贛、閩等地，陳文帝天嘉三年(562年)再來廣州，在華23年，共譯經、論、紀傳64部278卷，他是我國佛教四大譯經家之一(其餘爲鳩摩羅什、玄奘、義净)，而廣州也成爲當時我國三大譯經中心之一(其餘爲建康、洛陽)。真諦所譯，很多是印度法相唯識學的重要論著，和華北流行的佛教思想不同，這就促使唐初玄奘西行取經，解决疑惑，從而推動我國佛學的發展，這是真諦當初在廣州譯經時所意料不到的。上述僧人在傳教譯經的同時，還傳入印度哲學、文學、醫藥學、天文學、音樂、繪畫、雕塑和建築藝術。現在，廣州古代建築保存最多的是佛教寺塔，這爲我國南大門增添了好些奇姿异彩。

　　三、廣州同阿拉伯地區的文化交流

　　南朝時候，廣州已直接和阿拉伯地區貿易。據阿拉伯歷史學家馬斯歐迪(A1Masoudi)撰《編年史》記載：這時廣州海船經常進入波斯灣，到達幼發拉底河畔的希拉城附近(離巴比倫廢都約3公里）貿易。另一方面，考古工作者於1960年在廣東英德縣含洸石墩嶺、1973年在曲江縣南華寺附近的南朝墓葬中，均發現波斯(今伊朗)薩珊王朝(226-651年)的銀幣，也許這時已有波斯人或阿拉伯人來廣州貿易或居留。

　　唐朝廣州與阿拉伯地區交往頻繁。唐德宗時，宰相賈耽(730-805年)記述我國對外聯繫的路綫，其中“廣州通海夷道”，見於歐陽修等撰《新唐書·地理志》，這航綫是：船隊從廣州啓碇，到達印度半島西岸，由此分爲兩路：一路經霍爾木兹海峽進入波斯灣，沿東岸到達幼發拉底河口的烏刺國(今伊拉克巴士拉)，我國商品由此轉運至世界商業中心之一的縛達城(今巴格達)；另一路由印度半島西岸横渡印度洋，到達東非三蘭國(今坦桑尼亞的達累斯薩拉姆一帶)。這條航綫溝通亞非兩大洲，全長一萬多公里，也就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於1989年1月在阿曼首都馬斯喀特召開會議確定的“絲綢之路”的主體部分。大批外國商船沿着這條航綫來到廣州。據日本真人元開著《唐大和上東征傳》記載：廣州“江中有波羅門（今印度）、波斯（今伊朗）、崑崙（今馬來半島、馬來群島）等舶，不知其數，並載香藥、珍寶，積載如山，其舶深六、七丈。獅子國（在今錫蘭島）、大食國（今阿拉伯國家）、骨唐國（在今吕宋島或蘇門答臘島）、白蠻（指歐洲人）、赤蠻（指非洲人）等往來居住，種類極多。”

　　爲加强外貿管理，唐朝在廣州設置市舶使，由嶺南節度使兼任，並以宦官充當市舶官員，處理日常工作。由於大批外僑長期居留廣州，政府在今廣州光塔街一帶特設“蕃坊”，供外僑居留，由外僑推選“蕃長”一人，經我國認可，負責管理“蕃坊”事務。我國尊重外僑的宗教信仰和生活習慣。外僑主要信仰伊斯蘭教、也有信仰猶太教、基督教、拜火教的。伊斯蘭教徒在“蕃坊”建立懷聖寺和光塔，還在郊外桂花崗建立“先賢古墓”，從而傳入阿拉伯建築藝術；與此同時，還傳入阿拉伯的醫藥、數學、天文學、曆法、美術、音樂、舞蹈、球戲以及衣飾(胡服、胡帽、婦女首飾)、食品(胡餅、油煎餅)等。由於廣州有大量阿拉伯僑民，因而廣州方言中的“污糟”、“那渣”等詞來自阿拉伯語。

　　阿拉伯人著《中國印度見聞録》説：“廣府(即廣州)是船舶的商埠，是阿拉伯貨物和中國貨物的集散地。”從廣州輸出的貨物，運往阿拉伯帝國首都縛達(今巴格達)，這裏有專門銷售絲綢、瓷器、紙、墨、鞍、劍、麝香、肉桂、薑等商品的中國市場。我國絲綢、瓷器的銷售，促進阿拉伯絲織、制瓷工藝的提高；我國繪畫藝術推動阿拉伯金銀器皿、陶瓷製品的圖案設計；我國重要醫書和切脈術影響阿拉伯醫學，阿拉伯醫學是近代歐洲醫學的基礎；我國煉丹術傳入阿拉伯後成爲歐洲近代化學的先驅。因而阿拉伯成爲我國文化西傳的橋樑。

　　到了宋朝，廣州和阿拉伯地區的友好關係進一步發展。宋太祖開寶四年(971年)平定南漢國，首先在廣州設置市舶司，負責外貿工作。宋哲宗元符二年(1099年)規定：外舶在我國沿海遇風沉船，由地方官拯救；若船主失踪，貨物由親屬召保認領，他人不得偷盗冒取。這是世界上最早實行海難拯救的規定，爲外舶前來我國貿易提供了安全保障措施。由於宋朝在國際海運方面享有盛譽，外商多乘我國海船前來廣州，在廣州蕃坊居留的阿拉伯人比前增加。爲我國外貿事業作出貢獻的，宋朝予以奬勵，曾任廣州“蕃坊”蕃長的勿巡國(今阿曼蘇哈爾)人辛押陀羅，宋神宗賜給他白馬一匹、鞍轡一副，宋神宗封他爲歸德將軍。宋高宗時，久居廣州的蒲晋授忠訓郎、蒲延秀授承信郎。據岳飛之孫岳珂《桯史》記載：廣州“蕃坊”中最富有的外商姓蒲。德國學者夏德認爲：“蒲”乃阿拉伯常見人名Abu’的音譯。至今廣州仍有好些蒲姓人士．宋神宗時，在廣州居留的阿拉伯人熱情學習我國文化，常往州學聽講儒家經典。勿巡國使者請求另建校舍，招收外僑子弟。宋徽宗大觀二年(1108年)，廣州設立“蕃學”，這有利於廣州和阿拉伯的文化交流。我國發明的火藥、指南針、印刷術，也在這時通過海上絲路先後傳入印度、阿拉伯和歐洲。據《宋會要輯稿》記載：當時廣州從阿拉伯等地輸入香料、藥物數百種，有些藥物品種還在廣東移植。

　　元朝廣州和阿拉伯地區的交流繼續發展。據陳大震《南海志》記載：廣州和現今的霍爾本兹、阿曼、南也門、卡伊斯島、伊拉克、沙特阿拉伯等140個國家和地區均有交往。

　　四、廣州同歐美地區的經濟文化交流

　　廣州和歐洲地區遠隔重洋，在航海事業尚未發達的古代，只能間接交往。據範曄《後漢書·大秦國傳》説：大秦(羅馬帝國)“與安息(今伊朗)、天竺(今印度)交市於海中，利有十倍。”又説：“其王(指大秦國王)常欲通使於漢，而安息欲以漢繒彩與之交市，故遮閡不得自達。”這是説，安息人想壟斷我國和大秦國之間的絲綢貿易，從中阻撓，使我國和大秦國不能直接交往。

　　明朝初年，因倭寇在我國海域猖狂搶劫，同時元末盤踞江浙沿海島嶼的張士誠，方國珍殘部企圖卷土重來，爲此嚴禁私人出海，以防接濟敵寇。其後在浙江寧波、福建泉州、廣東廣州設置市舶提舉司，處理外貿事宜。明太祖洪武七年(1374年)撤銷上述三處市舶司，但不等於完全禁止廣州等地的對外貿易。明成組永樂元年(1403年)恢復上述三處市舶司。明世宗嘉靖元年至穆宗隆慶元年(1522-1576年)，因倭寇在我沿海地區燒殺擄掠，厲行海禁，撤銷浙江、福建二市舶司，惟存廣東市舶司，因而在這期間，廣州成了我國南方對外聯繫的唯一港口。平定倭寇後，解除海禁。

　　明世宗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葡萄牙人詭稱商船遇風，獲准租借廣州府香山縣蠔境澳(今澳門)居留，此後大批西方商人、基督教士前來，傳入歐洲的建築、服飾、飲食、教育、醫藥、音樂、美術等，從而使澳門成爲中西經濟、文化交流的基地．西方傳教士在此學習我國語言文字，再轉往内地傳教；同時把我國傳統文化介紹給歐洲。據法國傳教士德恩(Joseph Dehergne，1903-1990年；中國姓名爲榮振華)編印的《1552-1800年的中國耶穌會士名録》所載，來華耶穌會士就有九百多人，此外還有多名我會、方濟各會、奧古斯汀會的傳教士，他們在傳教時，還爲中外文化交流做了有益的工作。

　　明穆宗隆慶三年(1569年)，基督教牧師加内羅(D．M．Cameire)在澳門創辦聖加札醫院，這是我國境内第一間用歐洲醫學治病的醫院。明神宗萬曆八年(1580年)，意大利耶穌會士羅明堅(M·Ruggieri)在澳門創辦聖保羅書院(其遺址即大三巴)，除開設宗教課外，還講授我國語文、禮儀、天文、地理、哲學、數學、醫學、音樂等知識，是我國境内笫一所歐洲式的大學。萬曆二十一年(1593年），意大利耶穌會士利瑪竇(M·Ricci)把我國儒家經典“四書”譯成拉丁文，寄回意大利。他是把中華文化介紹給歐洲，並把歐洲介紹給我國的第一位學者，從而引發一場中學西傳的熱潮。萬曆四十八年(1620年)，法國耶穌會士金尼閣(N·Trigunlt)和22位耶穌會士携帶西歐著作七千多部來到澳門，主要是自然科學作品，其中有一部分運往北京。到了明熹宗天啓六年(1626年)，金尼閣把儒家經典“五經”譯成拉丁文。至此，耶穌會士已把我國儒家的主要經典介紹給歐洲。

　　清朝初年，因鄭成功、張煌言在東南沿海進行反清活動，清世祖順治十八年至聖祖康熙二十二年(1661-1683年)實行海禁，但廣州府屬下的澳門有大批外僑居留，不便内遷，故仍保持對外聯繫。所以廣州在我國歷史上，兩次“海禁”期間，一直對外開放，從未“閉關鎖國”。

　　清世祖順治二年(1645年)，葡萄牙傳教士曾德昭(A·Semedo)編寫《中國通史》，向歐洲人介紹我國歷史與文化。好些歐洲來華傳教士陸續翻譯、研究我國古籍和歷史，還把我國當前情况寫成書面材料寄回歐洲，互相通信研究中國問題，並大量搜集我國典籍帶回歐洲。例如：清聖祖康熙二十二年(1682年)，比利時耶穌會士柏應理(P·Couplet)返回羅馬，帶走在華傳教士著作四百多册，收藏於梵蒂岡圖書館；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法國耶穌會士白晋(J·Bouvel)回國，把我國圖書三百卷送給法王路易十四。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法國耶穌會士馬若瑟(J·H·M·Premave)把我國典籍數千卷寄給巴黎國家圖書館的前身傅爾蒙皇室文庫。上述活動，主要由廣州府屬下澳門的海船運往歐洲。

　　清高宗干隆四十九年(1784年)，美國紐約的《中國皇后號》商船，越過大西洋，按照海上絲路的航綫第一次來到廣州。干隆四十九年至道光十九年（1784-1839年)的55年内，美國來廣州的商船竟達1040艘之多，可見這一貿易發展十分迅速!

　　我國傳統文化在歐美引起廣泛注意，對18世紀歐洲啓蒙運動有良好影響。德國著名哲學家萊布尼兹(G·W·Leibniz)高度贊美我國；法國著名作家伏爾泰(Voltaire)頌揚孔子的“仁政”觀點，十分欣賞“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道德規範，用以反對當時歐洲的神權統治和殘暴的君主獨裁。法國著名經濟學家、重農學派創始者魁奈(F·Qusenay)非常稱贊我國的重農學説和歷代君主重視農業的政策，以致被人稱爲“歐洲的孔夫子”。與此同時，廣州積極吸收歐美文化，醫藥方面：康熙皇帝在澳門聘請一批精通醫學的傳教士擔任御醫，頗爲重用；清仁宗嘉慶十年(1805年)，葡萄牙醫生戈梅斯(D·Comes)在澳門推廣歐洲接種牛痘的方法。道光十五年(1835年)美國醫生伯駕(P·Parker)在廣州十三行新豆欄開設眼科醫局(博濟醫院前身)。報刊方面：道光二年(1822年)，基督教多明我會在澳門出版《蜜蜂華報》，這是我國境内第一份報紙。建築方面：清穆宗同治二年(1863年)，法國普行善會開始在廣州一德路興建聖心大教堂，這是我國最大的哥特式石結構建築物。此外，廣州還吸收歐美的教育、音樂、美術、工業生産和武器製造方法。

　　廣州在長期對外交往中，引進不少作物品種，如糧食、蔬菜、水果、藥材、花卉、經濟作物等品種，從而大大豐富了我國人民的日常生活，並對我國的經濟發展做出了重大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