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文興，香港鄭和研究會副會長。］

　　在中國歷史上，有兩條與歐亞經貿、文化往來的紐帶。陸上的出發地區爲長安，穿越草原、沙漠、雪山，扺達西亞地中海一帶，此爲“陸上絲綢之路”。另一條是以廣州爲出發點，經珠江口入南海過馬六甲海峽，跨越印度洋，扺達中東，非洲各國，此乃稱爲“海上絲綢之路”，不同歷史時期也有稱“陶瓷之路”或“茶葉之路”者。而明朝鄭和船隊七下西洋，則由江蘇太倉市瀏河鎮出發，爲我國歷史上規模最大、影響最巨的海上經貿活動事迹。2005年爲鄭和下西洋600週年，全國各地舉辦了紀念會，2006年7月11日在上海洋山港舉辦了“航海日”的慶祝活動，2007年在山東青島市舉辦“航海日”活動，這都對唤醒全體國人的“海洋意識”有深遠而重要的意義！

　　一、春秋戰國至西漢——海上交通貿易的興起

　　根據近年考古學家在廣東沿岸發現了不少春秋戰國時期（公元前475－221年）的遺址，出土不少文物，如在香港的東龍島、石壁、大浪灣、蒲臺島等處之岩畫，畫面刻出人、動物及海船，顯示出先民開發海上航海活動。秦平嶺南（公元前214年）後，廣州地區爲嶺南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中心，造船技術已達一定水平，爲海上交通奠定了基礎。

　　二、西漢中期至南朝——海上交通已日益頻繁

　　自西漢中期（公元前111年—公元8年）至南朝（420－589年）當時海上貿易已趨繁盛，西漢政府更派出驛使率領的船隊，沿着民間貿易開發的海上航綫，到達中南半島、南洋群島、印度東南沿岸及斯裏蘭卡等地。隨着海運航道的發達，不少佛教僧人乘商船到達廣州，或從廣州出發沿海而去。從海路來到廣州的佛教僧人，最早是西晋惠帝光緒之年（306年），天笠名僧耆城、東晋僧人法顯，曾沿陸上的“絲路”到印度取經，而取海上的“絲路”回國。僧人在傳播佛教的同時，還傳入印度的哲學、文學、醫學、繪畫、雕刻、建築藝術等。

　　廣州光孝寺，曾是外國僧人譯經傳教的中心，而華林寺則是印度名僧達摩從海道來廣州登岸地，故該寺又有“西來初地”之稱。

　　三、隋至元代——海上貿易空前繁榮

　　古代隋朝（598—618年）至元朝（1279—1368年）爲海上交通及貿易空前繁盛時期。廣州已成爲對外交通的樞紐，貨物轉運及集散中心。海船自黄埔南海神廟及碼頭出發經南海各國駛到波斯地區，或轉經日本、朝鮮等。由於各國商人紛紛前來貿易，爲易於管理，唐、宋及元三代皆在廣州設“市船司”，負責管理商船、倉庫、抽税及接待外國使臣。現在香港新界的屯門是唐代時廣州的外港，不少商船在扺華或出發之前，都在屯門稍作停留。故朝廷特派兵駐守，以保障往來船隻的安全。

　　隨着阿拉伯人和波斯人的入華經商，伊斯蘭教亦在17世紀中傳入中國。伊斯蘭教徒在聚居地“藩坊”興建了懷聖寺和光塔。近年在海南島三亞市亦發現許多阿拉伯人墓碑，説明當時伊斯蘭教徒數目很多。

　　四、明——清代——全球經濟海上循環

　　明朝初年爲防止海盗侵擾，政府禁止商人私下與海外諸國貿易，但仍在廣州、寧波、泉州設立市舶提舉司，在廣州建懷遠驛招待來貢船安頓外商。永樂3年（1405年）至宣德8年（1433年）鄭和率領船隊七次下西洋，足迹遍及亞洲四十餘國，加强了中國與這些國家之間的聯繫。嘉靖年間（1522－1566年）倭寇爲患，明朝政府廢除泉州、寧波兩地市舶司，廣州即成爲全國唯一的對外貿易港，壟斷當時的對外貿易。

　　清朝初年，爲切斷反清力量的供應來源，曾實行閉關政策，直至清康熙二十四年（1684年）才重開海禁。並於廣州設立粤海關，廣州對外貿易又活躍起來，成立各種貿易行後漸漸發展爲著名的“十三行”，並在珠江河岸設立很多歐式建築商鋪，前來貿易的外商住宿在此。自干隆二十二年（1757年）實行一口通商，至公元1840年八十多年内，是廣州對外通商的黄金時代。

　　來自英國、西班牙、荷蘭、法國以及美國的商人紛紛前來經商，當時的輸出貨品計有茶葉，陶瓷，糖，漆器，藥材等。進口貨品則有毛織品，自鳴鐘，藥材等。大大地促進了文化，經濟，政治宗教各方面與有關國家的關係。

　　五口通商後，特别是商館在公元1856年被焚後，廣州作爲全國外貿中心的地位亦逐步爲香港及上海所取代。

　　五、結　語

　　我們在此舉辦“海上絲路”論壇，希望從中吸取一些教訓，凡是“開放”的城市，凡是多與國外交流的地方，必定比封閉的地方發展快。中國自1979年改革開放後之發展速度及經驗就可證明“走出去”就會發展，明、清時代的“海禁”造成國力衰弱，這幾年來各地“有心人”，推動“鄭和精神”就是提醒國人必須要“走出去”國家才能發展，中華民族才能復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