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高興，有機會能在此和大家講講自然地理學的相關問題。我這裏主要是作爲一個老學友，和大家交流一下多年來我個人學習、研究自然地理學一點感想和體會，希望大家能與我一起分享下面要講的一些知識和概念。

　　這裏我擬和大家漫談四個問題：

　　1）地理學與自然地理學；

　　2）自然地理學的學科性質、特色與優勢；

　　3）地球系統科學與自然地理學；

　　4）過去、現在與未來。

　　我是在四十九年前（1956年），和你們一樣，在現在這樣的季節和時候，步入中山大學學習地理的。

　　我們當時來此讀書的同學，也像你們一樣，來自全國各地和四面八方（主要是中南地區）。部分同學是志願考來的，部分則是拉夫拉來的。但不論何種方式來的同學，當初其實都對地理學不甚瞭解。因此開始時，有人還鬧過專業思想。但是，隨着學習的深入，大家感覺到，我們所學的東西，内容很豐富、很充實而且很有趣味，這與我們想象中的地理或中學時所知的皮毛地理很不相同。於是情况有所變化，大家逐漸喜歡上了地理，到畢業時，許多人（包括曾鬧過專業思想的同學）竟成了鐵杆“地理佬”。畢業後，我們大多數同學都是從事地理方面的教學或研究工作，爲社會的發展與進步，做出了自己的貢獻。我認爲你們將來也會經歷這樣的發展過程。有意思的是，爲什麽會有這樣的變化過程?我認爲，這應與地理學的重要作用及魅力有關。

　　這裏我僅舉最近看到的兩個資料做例子：

　　一是2005年9月13日的《科學時報》刊登了一則消息，報導了“周立三院士誕辰95週年暨‘建設節約型社會’的學術座談會”，其中講到，周院士的研究報告的許多觀點很快爲中央領導接受和采納，成爲制定我國經濟發展方針政策的重要科學依據，爲科學發展觀的提出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基礎。“科學發展觀”是本届中央提出的指導我國建設發展的世界觀和方法論。是什麽研究報告如此重要，能爲黨中央的“科學發展觀”的提出，奠定“堅實的理論基礎”呢?周立三何許人也?

　　周立三院士曾長期任中科院南京地理與湖泊研究所所長，曾任國家農業區劃委員會科學顧問組副組長、中國地理學會經濟地理專業委員會主任委員。周立三原來是我們的老校友、老係友和老學長，他是中山大學地理係的第一届畢業生（29級）。自1989年以來，周立三領衔的國情分析小組共發表了8份國情報告，首次從人口、資源、環境和經濟發展的視角，也就是從地理學的角度，對中國國情進行了系統的分析研究。正是這些國情研究報告受到了黨和國家領導的高度重視，因而爲黨中央“科學發展觀”的提出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基礎”。足見地理學確實很有魅力、很有作用。難怪很多外國地理學家對中國地理學家非常羡慕，他們常常感嘆：“你們竟然能在國家决策上説上話呀!”

　　另一條消息是，我在不久前，從《地理研究》第24卷第3期（2005）中，讀到了劉燕華（自然地理學家，科學技術部副部長）等八位作者寫的文章《關於開展中國綜合區劃研究若干問題的認識》，該文稱即將開展的這項研究的目標是：“服務於我國宏觀經濟調控、社會可持續發展和國家安全，全面落實科學發展觀，實現五個統籌，全面建設小康社會”。請大家聽聽，這是好大的口氣，多宏偉的目標啊!這簡直像是在要替國家、爲國務院落實“科學發展觀”的規劃和行動指南嘛。這不是一般人敢説的話，這也不是一般學科能做到的事情。然而地理學家却敢這樣説，地理學却能做這樣的事情，這不是魅力是什麽?在此我要和同學們講講的是，該文的第二作者鄭度院士，又是我們中大地理係的係友（54級），另一位作者楊勤業研究員也是我們的校友和係友（58級）。

　　爲什麽地理學有如此魅力能做這樣的大事和發揮這樣的作用呢?這應與其學科的性質和研究對象有關。

　　因爲地理科學面對的是一個由各種自然現象和人文—社會現象組成在一起的“地球表層”系統。這是一個多圈層（岩石圈、水圈、氣圈、生物圈和人類圈）交匯的、復雜的巨系統。對於這樣的一個宏大的研究對象和實體，要想認識瞭解它，必須研究：①人類賴以生存的自然環境和景觀的形成與變化；②人爲活動和人文景觀的特徵和發展；③人一地關係及其相互作用與效應。這樣，地理學便相應出現了三個主要分支學科：

　　1）自然地理學；

　　2）人文地理學；

　　3）建設地理學（或工程地理學）。

　　所以，地理學是一門包容自然科學、人文社會科學和工程技術科學的綜合性學科。

　　自然地理學是研究地球表層自然環境的過程與演變規律的科學，或者説它是一門綜合研究、認識人類生存環境的基礎學科。它是地理學的主要分支學科之一，也是目前我國將地理學置於理科而不是文科的基礎與依據。

　　自然地理學可分爲綜合自然地理學、部門自然地理學、區域自然地理學和專門自然地理學。

　　綜合自然地理學是綜合研究地球表層的自然環境及其界面過程（包括物理過程、化學過程和生物過程）與演變規律的學科；

　　部門自然地理學是分别研究自然環境的各個要素，如地貌、水文、氣候、土  壤和生物的自然地理分支學科。因此分别有：地貌學、水文地理學、氣候學、土壤地理學、植物地理學和動物地理學等。

　　區域自然地理是綜合研究某個地域和行政區域自然環境的學科，如研究世界叫“世界自然地理”，研究中國叫“中國自然地理”，研究廣東叫“廣東自然地理”等。專門自然地理學是專門研究某個特徵區域的特殊自然環境的自然地理分支學科。如我國西北高校或研究所專注研究的“青藏高原學”、“凍土與冰川學”、“風沙與沙漠學”與“黄土與黄土高原學”；東北高校與研究所專注研究的“沼澤泥炭學”；華中、華東、華南高校與研究所專注研究的“河流學”“湖泊學”、“紅土與紅色風化殻學”和“河口海岸學”等。我們中山大學雄踞珠江河口和綿長華南海岸交叉的位置，因此，我校的自然地理學專業開展“河口海岸學”的研究，是很自然的事情。

　　要學習、掌握好自然地理學既容易又不容易。换句話説是，基礎打好了就容易，基礎不好便不容易。自然地理學的各種基礎可用下圖表示之。

　　自然地理學的最大特色和優勢，就是善於和習慣於用綜合的觀點認識自然環境的特點及其變化。所謂“優勢”，就是在這方面我比人强，人不如我。自然界的各種現象，本來都是相互聯繫、相互作用和相互影響的，要認識事物的本質，要解决問題，不由人不最終走綜合研究的道路，否則就要誤入迷途。江西廬山的第四紀所謂的“古冰川”問題，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最早（上世紀30代年）是我國著名的地質學家李四光教授在廬山這個我國東部海拔並不很高的山上發現了所謂的古冰川的侵蝕和堆積地形的遺迹，這曾轟動了全世界，並長期擁有一大批的追隨者。可是要證明這裏確曾發生過古冰川作用，還必須從古氣候、古土壤和古植物等方面尋找依據，所以長期來李先生的這一見解在學術界受到質疑。終於，在上世紀90年代，以施雅風院士爲首的地理學家寫出《中國冰川與環境——現在、過去和未來》一書，用大量綜合研究的成果，對廬山冰川論予以否定，爲這一争論了半個多世紀的問題劃上了句號。所以，綜合是一種境界，綜合是一種智慧，綜合是一種美。我國地理學界杰出的進行地理學綜合研究的代表人物是黄秉維院士。黄先生也是我們中山大學地理係的校友和係友（30級），他是20世紀中國地理學的一代宗師，我國現代地理學的學科帶頭人，他長期任中科院地理研究所所長、名譽所長，中國地理學會理事長、名譽理事長。他有許多關於綜合研究的至理名言，如“綜合是地理學存在的依據”和“在綜合的指導下分析，再在分析的基礎上綜合”等。1999年在中大地理係創辦70週年慶典之際，他寫來賀信指出：“在綜合的指導下分析，又在分析的基礎上綜合”是“地理學最基本的方法”，掌握了它，我們便可與世“相諧並進，左右逢源”。

　　在1987年，國際上出現了一個“地球系統科學”的名詞。1992年聯合國大會通過的報告，提出“地球系統的研究是可持續發展長遠戰略的科學基礎”。

　　“地球系統”和“地球系統科學”是怎麽回事呢?“地球系統科學”是近20年來，因人類面臨人口、資源和環境三大危機和問題後，提出的綜合研究全球環境變化（簡稱“全球變化”），而産生的科學思想和基礎理論學科。

　　全球變化和地球系統科學的研究有以下特點：①將地球作爲一個整體來進行研究，即“地球系統科學”研究，其中特别重視多圈層（岩石圈、氣圈、水圈、生物圈、人類圈）間界面上的物理、化學和生物過程及其相互作用的研究；②重視人類活動與作用對地球系統變化的影響；③着重對未來50~100年内的變化進行預報，爲可持續發展服務；④多學科交叉，走綜合集成研究的道路。

　　全球變化和地球系統科學問題一經提出，便風靡全球，隨即出現了許多國際性的全球變化科學計劃。著名的有國際地圈生物圈計劃（IGBP）、全球變化的人類因素計劃（IHDP）、世界氣候研究計劃（WCRP）和生物多樣性計劃（DIVERSITAS）等。

　　我國各類科學家積極參與到這一研究大潮中來。一個有趣的提法是：大氣科學家在“下沉”，地質學家在“上冒”。這“下沉”與“上冒”，都是想集中到“地球表層”來。爲什麽會這樣呢?原因大概是這裏最重要且“油水”較足吧。然而，這個“地球表層”或“地球表層系統”的主要研究者和學科應是誰?應該主要是地理學家和地理學!

　　黄秉維院士即曾有這樣的提法：一方面他提醒大家注意，“不宜將地球系統科學與地理學混爲一談”；可是另一方面他又指出“所謂的地球系統科學，事實上就是全球規模的自然地理學”（見：《林超地理學論文選》序）。前者我理解是，由於地球系統科學研究的問題，較之過去地理學一般涉及的範圍更加寬廣、具體和深刻，我們不能用老眼光來看新問題。而後者又確因地球系統科學研究的區域、内容和方法與地理學特别是自然地理學十分相似和基本一致。可見地球系統科學的提出爲自然地理學的發展提供了機遇和挑戰：

　　機遇——爲地理學家特别是自然地理學家提供了施展才華的寬闊舞臺，給地理學特别是自然地理學的復興和發展帶來了機會；

　　挑戰——我們應該在地球系統科學與區域可持續發展研究實踐中，努力地鍛煉、改造、發展和提高自己。

　　所以我認爲，學習自然地理學是重要的。同學們把自然地理學好了，用處很大。有自然地理這個基礎，你們將來能爲國家做大事、出大力。

　　中山大學地理係是1929年按德國模式創辦的，前兩届係主任都是德國教授。它當時是國内第一間放在理科的地理係，並一向以自然地理學爲特色，被譽爲“中國地理科學中自然地理學的起源地”（曾昭璇，1994）。1952年正式開辦自然地理專業，“文革”前培養的學生，出了四位院士，前面提到了三位，還有一位是領導了北京師範大學地理係達30年之久的、我國著名的古地理學家和地貌學家周廷儒教授，他也是我校地理係的首届（29級）畢業生。我這裏有本有名的書叫《現代自然地理》，是北京中科院地理研究所自然地理研究室的衆多學者根據他們多年研究成果，編寫的面向研究生的一本反映自然地理新成就、新方向和學科前沿與國際熱點的優秀教科書，共十九章，有21位作者，其中有7位作者（占1/3）是從中山大學地理係畢業的。由此可見，中山大學的自然地理學，過去曾有過輝煌的歷史。

　　當然，現在不能和過去相比了。主要是上世紀90年代成立環境係（現環境學院）時，將我係的自然地理專業包括教師、學生和實驗室幾乎是一鍋端地分了出去。後來好不容易另起爐竈，加以恢復，這就是現在的地理專業。這個以自然地理學爲主要培養方向的專業又辦了十届。雖然其總體實力還有待進一步提昇，但中山大學自然地理學的優良傳統猶存，課程安排仍很强調打好基礎，教學質量也在不斷提高，科學研究亦取得了豐碩的成果。

　　綜觀國内地理學的發展趨勢，我似乎有這樣一種感覺：不少單位和學校，自然地理學的基礎與研究（包括野外功夫和實驗技術）在削弱或呈萎縮狀態；而人文地理在瘋長。這可能與某種實際需要和形勢逼迫有關。不過我認爲，自然地理學是地理學之存在於自然科學並歸屬於理科的依據，不可隨意將之閒置或抹煞掉；當今全球變化和地球系統科學與區域可持續發展問題，尤應加强自然地理學的研究。當然，現代自然地理學研究不能再像過去那樣與人文地理一刀兩斷，而應與之相結合，但切不可使自然地理研究人文化，别的什麽化了自身就不存在了。同樣，人文地理研究也不能完全脱離自然地理（近年有人文地理學的要人鼓吹人文地理學應“回歸人文科學主流”，有的則主張人文地理學主要應與社會學相結合。這都似乎是試圖挑戰現行地理學體制（歸屬於自然科學）及動摇人—地關係研究基礎或否定人文地理學主要應與自然地理學相結合的一種思想傾向，頗值得人們玩味及注意。）。1995年我在貴陽開會時，曾問過著名的自然地理學家和我國旅遊地理學的開拓人之一、北京大學的陳傳康教授（當時爲中國地理學會自然地理專業委員會主任委員）一個問題。我問他：“你搞的旅遊地理與人文地理學者搞的是否不同?”他回答説：“當然不同!他們是‘上不沾天、下不沾地’。”言下之意，他搞的是既沾天又沾地的。這所謂的“沾地”，我理解，應當是指自然地理學的基礎。中山大學的自然地理學現在正處在艱難環境中，但我相信它還是能振興的，只要大家都真正重視它的話。既然中山大學地理係曾經是國内的第一間放在理科的地理係，那麽，未來我們的地理學院大概不至於會變成國内的第一間放在文科的地理學院吧。

　　這是作者於2005年10月18日爲中山大學地理科學與規劃學院一年級學生上課時的講課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