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前　言

　　黄秉維院士是中山大學地理學係的第二届（1930~1934）畢業生。他生前經常回母校、係座談和作學術報告，給本校、係的工作以許多支持和指導。可惜過去對這方面的情况缺乏專門的資料收集、整理與研究，加之係裏老領導與當事人不少已經故去，當年黄先生指導的不少生動、具體的事例，現在不易瞭解和查訪。故匆忙間難以寫出全面的報告，系統展現黄先生對中山大學地理學科建設發展的指導和所做的貢獻。但與黄秉維先生學術思想影響有關的中山大學地理學科發展的一段歷史，却一直印記在我們的腦海中。那就是1956~1960年間黄先生提出自然地理學綜合研究的三個方向［1］之後，南方的中山大學與北方的科學院地理研究所的研究工作的變革部署［2］遥相呼應，掀起了一場意義深遠的地理教育改革，從而使中山大學的地理學特别是自然地理學的建設發展出現喜人的新形勢、新局面。個人目睹和親身感受了這個重大的變化，並由此深刻體會到黄秉維先生學術思想對中山大學地理學科建設發展的重要推動作用及影響。

　　2　地理教育與研究指方向

　　四十多年前，黄秉維先生在《自然地理學一些主要的趨勢》［1］一文中提出了對地理環境的現代的物理過程、化學過程和生物過程進行綜合研究的三個方向：一是地表熱量水分的分佈、轉化及其在地理環境中的作用的研究；二是化學元素在地理環境中遷移過程的研究（地球化學景觀或化學地貌）；三是生物群落與其環境間物質、能量交换的研究（生物地理群落學）。今天重讀該文及黄先生自己對它的解讀［3］，我認爲有以下幾點值得提一提：

　　1）這是黄先生在研究國外特别是前蘇聯20世紀40年代以來自然地理學發展新趨勢後，並有感於自然地理學缺乏必要的自然科學基礎而提出來的。他説：“自然界中的過程有物理過程、化學過程和生物過程，缺乏一定的物理學、化學和生物學的基礎知識，就很難深入提高。”

　　2）黄先生强調要研究過程，并且重點應放在對現代過程的研究上。

　　3）物理過程的研究，突出了熱水平衡問題，同時黄先生也講了“這一方向的工作不但對研究氣候、水文、土壤、生物的科學具有重大的意義，並有助於解决許多利用和改造自然的問題，對地貌學的進一步發展也有很大作用。”他認爲地貌學應“深刻地研究外營力作用”，指出這是“改變地貌學落後面貌當前最主要的方向。”

　　4）應注意黄先生對三個研究方向的表述十分嚴謹：“這是綜合研究業已發展起來的三個方向”，即他在三個方向之前都冠有一個“綜合研究”的帽子。可見一切是爲了綜合。分别加深對地理環境中的物理過程、化學過程和生物過程的分析，是爲了“綜合研究地理環境的現代過程”，最終要將它們綜合在一個統一的體系中。在這方面，黄先生有許多名言：如“爲了綜合，需要分析”和“在綜合指導下分析，再在分析的基礎上綜合”等。

　　5）指出地理研究必須使用新技術。他特别提到建立定位觀測、設置風洞、人工河床等方法“將幫助我們更深刻地理解地理環境的形成和發展”。那時還没有遥感，他却敏鋭地捕捉到遥感技術的前兆——航空相片判讀，認爲這是“自然地理研究的新途徑”。

　　上述黄秉維先生提出的綜合研究的三個方向及其研究内容的要點和重點，爲我國的地理學特别是自然地理學的發展開闢了前進的道路，亦爲我國的地理教育改革指明瞭方向，它不僅是提供了改革的理論依據，而且還開列了具體可行的改革措施和辦法。

　　3　教育改革開新篇

　　黄秉維先生的“三個方向論”一經傳播並公開發表，就在中山大學引起巨大的反響，係領導幾乎是聞風而動，立即在教學實踐中按黄先生的思路開始了地理教育改革、探索和實驗。一個明顯的事例是，1960年上學期忽然爲自然地理專業四年級的學生補上化學課（請化學係老師擔任），並開設“熱水平衡”（黄潤本講師擔任）和“航空相片判讀”（繆鴻基副教授擔任）兩門講座課。我是當年這個專業和（四）年級的學生，那時我們很不理解：再過幾個月就要畢業了，爲何現在要回過頭去，學化學係一年級學生才上的課呢？我不知道那時其他高校地理係是否也這樣做，但可以肯定地説，中山大學地理係當時在全國如果不是唯一也是最先按黄秉維先生指出的方向進行地理教育改革的單位。盡管20世紀60年代初，國家處於經濟困難時期，中山大學的地理教育改革却在如火如荼地展開［4,5］。

　　3.1 課程與教學内容的調整

　　中山大學地理係於1929年開辦，一向以自然地理學爲出色［6］。1952年中山大學與北京大學、南京大學等高校第一批在全國開辦自然地理專業。當時教學内容照鈔前蘇聯的計劃，突出四大塊：部門自然地理、綜合自然地理、中國區域地理和世界區域地理。培養出來的學生確如黄先生所言，缺乏必要的自然科學基礎知識，很難深入進行自然環境中物理過程、化學過程和生物過程的研究。因此地理教育要改革必須首先從課程及其教學内容的調整改革做起。恰好1962年開始學制改爲五年，此爲增加課時，改革課程内容創造了有利條件。具體調整體現在一减一增。即壓縮减少原有專業基礎課和四門區域地理課的課時和内容，如曾嘗試將部門自然地理等課程改革成“一條龍”式的一門大自然地理課，去除和壓縮認爲以“描述”爲主的區域地理課；同時增設若干自然科學基礎課（如化學、生物等）和專業課或專門化課程，先後增開水熱平衡概論、化學地理（包括大氣化學、水化學、風化地球化學、生物地球化學和景觀地球化學等）、生物地理群落、環境與生態系統、綜合自然地理（自然區域與景觀學）、自然地理調查與製圖和航空相片判讀等多門課程。一看就知，這是按照黄秉維先生指出的方向進行的改革和探索，在此“綜合研究三個方向”的培養特色已經表現十分明顯並突出了化學地理。如果説，“文革”前中山大學地理係1960和1961兩届自然地理專業的學生還只是感受到“三個方向論”春風吹拂的影響，那麽1963、1964和1965三届學生便是沐浴在“三個方向論”的陽光中，他們的自然地理學專業根底較牢固，同時物理、化學和生物的自然科學基礎也較扎實，與過去培養的學生相比，實幹能力明顯增强。

　　3.2 學科逐漸向環境地理學或環境地學方向發展

　　“文革”後期及其之後，環境保護的問題愈來愈突出和重要。中山大學自然地理專業十分重視學科爲環境保護服務，而本專業化學地理的專長，有利於體現爲環境服務的優勢，從而較好地發揮自然地理學在環境問題研究中的作用，以致逐漸將自然地理學與環境學結合起來，突顯環境地理學或環境地學的特徵。當然，在這一發展演化過程中曾出現過不同的傾向和意見，如1974年恢復招生後，即有部門（環保）和綜合（環保）人才培養的争論。1976年後，明確確定爲後者，於是課程設置增加了生態學方面的内容。從1976年到1993年，自然地理專業招收的412 名本科生，都是按綜合的環境地學方向進行培養的。

　　3.3 研究生培養上新臺階

　　中山大學是全國首批招收自然地理學研究生的單位。1961年入學的首届研究生3名，其中2人研究方向爲化學地理，1人爲水熱平衡。以後擴大到地貌學、水文學、氣候學、土壤地理、植物地理、地圖與遥感和綜合自然地理等7個方向領域招生。其中以研究化學過程和生物過程的研究生培養成績最爲顯著，1980年以後這兩個方向的研究生培養亦隨專業走上環境理論與生態學相結合的環境地學的發展道路。這一特色在我國各高校自然地理學高層次人才培養中是很突出的。

　　3.4 科學實驗、定位觀測站與實驗室建設

　　爲了改變自然地理研究的落後面貌，中山大學也積極響應黄秉維先生的號召，努力開展科學實驗活動，並建立定位觀測站，觀測研究現代地理過程。在這方面值得一提的有：①1961年在校内建立流水地貌實驗室，進行不同條件下流水地貌發展演化過程的實驗，這是國内最早進行的室内地貌模型實驗。②60年代初建立水化學和植物地理實驗室，並在高要鼎湖山和珠江三角洲（白藤）建立了定位觀測實驗站。至70年代末，實驗設備日趨完善，主要有大氣化學、水化學、土壤化學、植物與生態等較大型基礎實驗室，以及發射光譜、原子吸收、極譜、氣象色譜、光電儀器及地理信息系統與微機室等專門設備室。這些觀測站、實驗室及設備，爲實現地理環境物理過程、化學過程和生物過程的研究創造了條件。

　　3.5 科學研究結碩果

　　正是由於黄秉維先生的導向，60年代早、中期中山大學的自然地理科學研究出現了喜人的新局面，其特點是突出了現代過程中物理過程、化學過程和生物過程的研究，研究成果有創意，有新意，達到較高的水平。如物理過程研究方面，黄潤本不僅寫出《水熱平衡概論》講義，率先在自然地理專業中開設水熱平衡課程，而且結合廣東的實際，先後在《地理學報》、《中山大學學報》上發表有關水熱平衡方面的論文10篇，成爲地理教育界從事這一方向研究的第一人；同期沈燦燊、盧如秀的《珠江三角洲水文研究》也很引人注目；地貌研究則以河口海岸研究爲主，走的是綜合研究也就是將河口海岸的動力過程、沉積過程和地貌過程結合在一起的動力地貌學的研究方向及道路。

　　化學過程和生物過程方面的研究成績亦很大。在唐永鑾教授、黎積祥講師等的帶領下，總結華南熱帶生物資源綜合考察、廣東省土壤鑒定，橡膠宜林地選擇及河口定位站等調查觀測資料，先後在《地理學報》、《高等學校自然科學學報》、《中山大學學報》等刊物上發表《廣東省鼎湖山附近的土壤》、《廣東省的土壤區劃》、《廣東現代農業示範區的土壤肥力特徵及利用改良》、《海南島西南部水熱狀况及其紅褐土形成中作用》、《海南島西南部生物化學地理》、《廣東濱海紅樹林景觀生物地球化學特點》、《廣東主要景觀類型的生物地球化學特點》、《西江三角洲河口濱海低地土壤地球化學的初步研究》和《瓊西南地區生物群落生態序列》等論文。上述部分研究成果達到當時國内同類研究的領先或先進水平。

　　4　結　語

　　然而改革並不是一帆風順的。和任何改革事業一樣，自然地理學的教學改革也始終充滿激進與穩妥、悲觀與樂觀、離心與向心等兩種不同思想和傾向的矛盾和鬥争。四十多年前，黄秉維先生提出自然地理綜合研究的三個方向，實際是在我國地理學界掀起了一場改革的熱湖，但是這個改革是有方向、有目標、有理論和有方法的。黄先生説：“具備了一般地理訓練的人員，有了一定的化學基礎之後，研究自然界中的化學過程，有其獨到之處，可以獨樹一幟［3］”。可見我們首先需要的是“地理訓練”，然後才是要有“化學基礎”等自然科學的基礎，而不是否定自我和地理本身。黄先生的觀點是很明確的，他提出三個方向，是爲了更好地綜合研究自然環境，是“爲了綜合，需要分析。”事實證明，當年黄先生的這一指導，對促進我國地理特别是自然地理學的發展起了巨大的推動作用，中山大學地理學科的發展也大受其益。今天回過頭來看，“文革”前的60年代中山大學地理係進行的地理教育改革方向是正確的，成效是顯著的。不幸的是，在其後的深受極“左”思潮影響的年代，激進的、悲觀的和離心的力量，有時可佔上風，他們或者説要部門不要綜合，或者説要脱離自然地理徹底環境化，似乎只有這樣才是“替前途着想”。歷史已經證明而且還將證明，這樣做並非一定真正有前途。這也反映出，我們許多人（包括我自己）的認識，與黄秉維先生的要求相距甚遠。今天我們回顧過去的這段歷史，意在緬懷黄先生和他的功績，並探討有關經驗及教訓，以使本校的地理學科的建設發展取得更大的成就。

　　1999年秋在中山大學地理係創辦70週年慶典之際，黄秉維院士從北京寄來了熱情洋溢的題辭，其中説到：“地理學最基本的方法是在綜合指導下分析，又在分析的基礎上綜合。這一工作落在新知識積累之後便成爲落伍疲卒，與之相諧並進，便左右逢源”［5］。這裏黄先生再次告訴了我們地理學與世相諧並進的法寶：“在綜合指導下分析，又在分析基礎上綜合。”我相信，只要我們堅决地按黄先生的這個指示精神去做去努力，我們就會“左右逢源”，地理學就不但有前途，而且前途還很光明。

　　

　　參考文獻：

　　［1］黄秉維，1960.自然地理學一些最主要的趨勢.地理學報, 26（3）:149~154；科學通報, （10）: 296~299.

　　［2］鄭度,楊勤業,顧鐘熊，1993.黄秉維與中國地理學.載:自然地理綜合工作六十年——黄秉維文集,北京:科學出版社, 491~501.

　　［3］黄秉維,1990.中國綜合自然地理學研究的回顧.載:許學强、曼弗雷德.多姆勒斯主編,中德地理學發展與地理教育,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 59~75.

　　［4］自然地理與環境研究編輯委員會編, 1992.自然地理與環境研究——紀念中山大學地理係自然地理專業創辦四十週年.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 327.

　　［5］中山大學地理係（司徒尚紀主編）, 1999.地理學在中山大學70年:1929~1999.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 487. 

　　［6］曾昭璇，1992.中山大學自然地理學的優良傳統.載：自然地理與環境研究——紀念中山大學地理係自然地理專業創辦四十週年,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 1~5. 

　　（原載:高山仰止,風範長存——紀念黄秉維先生誕辰90週年文集,商務印書館,2003,56~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