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執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會以來所制定的路綫、方針、政策的過程中，在從根本上恢復和發揚黨的優良作風的過程中，學習毛澤東同志的《〈農村調查〉的序言和跋》，重温他對調查研究的重要性、方法和態度問題的教導，不僅在理論上，而且在實踐上，都有巨大的意義。

　　一、毛澤東强調了調查研究的重要性

　　他説：“要瞭解情况，唯一的方法是向社會作調查”。通過調查，取得豐富的感覺材料，形成感性認識，再在這個基礎上進行科學的分析和綜合，使之上昇爲理論，制定出正確的路綫、方針和政策，然後把它貫徹到實踐中去，如此循環往復，不斷發展，既改造客觀世界，又改造主觀世界。調查研究是實現由物質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質這兩個飛躍的必要條件，是辯證唯物論認識過程的基礎一環，是制定和執行正確路綫、方針和政策的基本前提，是一切工作的第一步。

　　毛澤東同志在該文中重申了“没有調查就没有發言權”的著名論斷，並指出：“現在我們很多同志，還保存着一種粗枝大葉、不求甚解的作風，甚至全然不了解下情，却在那裏擔負指導工作，這是异常危險的現象。對於中國各個社會階級的實際情况，没有真正具體的瞭解，真正好的領導是不會有的”。60年來革命和建設正反兩方面的實踐證明，凡是注重調查研究的時候，我們就有了發言權，我們的事業就興旺發達，相反，離開調查研究，就會造成理論與實際脱節的錯誤。當前，爲什麽有的領導同志對黨的十一届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綫、方針、政策還不理解，在貫徹時不甚得力？爲什麽有的領導同志主觀上想把工作搞好，而實際上總是事與願違？爲什麽有的領導同志漫無邊際地議論多，而發現、解决具體問題少？重要的原因之一，便是這些同志不注重實際情况的調查研究，甚至全然不了解下情，胸中無“數”，却在那裏擔負指導工作。這是必須迅速糾正的危險現象。

　　二、毛澤東還强調了調查研究基本方法

　　“對於擔負指導工作的人來説，有計劃地抓住幾個城市，幾個鄉村，用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即階級分析的方法，作幾次周密的調查，乃是瞭解情况的最基本的方法。”此後，在同年（1949）9月間《關於農村調查》的講話中，毛澤東同志指出：“對立統一，階級鬥争，是我們辦事的兩個出發點。”這是他一貫的思想。

　　對立統一規律是宇宙間的根本規律，是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的核心規律，而階級鬥争即階級分析的方法，則是對立統一即矛盾分析的方法的一個運用和體現。矛盾分析的方法和階級分析的方法之間，是普遍與特殊、一般與個别的辯證關係。前者適用於自然、社會和人類思維的一切領域，而後者只適用於社會發展過程中的一定階段、一定範圍。在我國現階段，階級和階級鬥争的狀况已經發生了根本變化，但是階級鬥争並没有完全結束，在一定的範圍内還存在着，因此，在這一定的範圍内進行調查研究，就必須堅持階級分析的方法。然而，我們不能因此而用階級分析的方法去看待一切，分析一切。否則，就會重犯階級鬥争擴大化的錯誤。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過程中，我們要始終用對立統一即矛盾分析的方法，作爲調查研究的最基本的方法。

　　對立統一規律告訴我們，人們認識矛盾的過程，總是從具體的特殊矛盾的分析開始的。所謂“有計劃地抓住幾個城市、幾個鄉村”，實質上就是抓住典型分析問題。通過典型解剖，可以瞭解到各種因素具體的内在的聯繫，發現和抓住事物的主要矛盾以及矛盾的主要方面，從而深入地揭示事物的本質，達到對事物規律性的認識。因此，我們的領導同志必須進行這樣的系統周密的詳細的典型調查。只聽口頭匯報，只看書面報告，没有典型調查的切身體會，就不可能獲得對具體問題的深知深解，也不可能驗证别人的口頭匯報和書面報告的真僞好壞，許多被當作“皮球”踢來踢去的“老大難”問題，就不可能得到及時、正確的解决。

　　毛澤東同志在這篇著作中説過，他在調查農村情况時，找的是一些中下級幹部，窮秀才，破了産的商會會長，在知縣衙門管錢糧的已經失了業的小官吏、小獄吏，以及新來當紅軍的農民等，從中瞭解了“很多聞所未聞的知識”。毛澤東同志深刻地指出：“必須明白：群衆是真正的英雄，而我們自己則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這一點，就不能得到起碼的知識。”因此，我們應該“恭謹勤勞”、老老實實地向人民群衆學習，這正是我們在調查研究中應持的正確態度。

　　有些領導同志，口頭上承認群衆是“真正的英雄”，是“可敬愛的先生”，而在實際中却覺得他們不如自己懂得多、站得高，慢慢地滋長了脱離群衆、凌駕於群衆頭上的官僚主義習氣。有些領導同志甚至慣於教訓群衆，運動群衆，强迫群衆按照他們的主觀意志辦事。這種習氣在十年内亂中盛極一時。群衆對他們知而不言、言而不盡，這是不奇怪的。“没有滿腔的熱忱，没有眼睛向下的决心，没有求知的渴望，没有放下臭架子、甘當小學生的精神，是一定不能做，也一定做不好的”，這就是毛澤東同志在調查研究的態度問題上的重要教導。我們必須牢記這個教導，不斷地端正調查研究的態度，不斷地向群衆學習，甘當群衆的小學生，在黨的十一届六中全會《决議》精神的鼓舞下，大興調查研究之風，把黨的優良作風恢復和發揚下去。

　　

　　（這是作者在1981年底重温毛澤東《〈農村調查〉的序言和跋》所寫的文章，發表於《光明日報》1981年12月5日。文中認爲新時期仍然必須重視調查研究，所使用的階級分析方法在一定範圍内仍有用，但不能用來看待一切，只有用對立統一即矛盾分析的方法，才能作爲調查研究最基本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