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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學的當務之急與長遠之計



  曾經中斷37年之久的中國社會學,在改革開放的20年間不僅得到了恢復和重建,而且在許多方面取得了新的進展。

  其中,於1985年成立起來的廣東社會學學會,14年來在凝聚、團結省内社會學理論工作者和實際工作者方面,在探索社會發展問題與對策方面,同樣做出了一定的努力,也發表了一批較好的研究成果。

  繼1993年受託主辦全國社會學主題年會並出版了《改革開放與社會發展》之後,現在出版的《新時期社會發展問題與對策》,則是廣東社會學學會從1994年——1998年初,或正式發表在全國核心報刊,或國内外專題學術研討會,或獲得全國學會級、省部市級優秀作品奬的論文中選編出來的,試圖以鄧小平理論爲指導,從社會學的視角觸及許多方面急需解决的社會發展現象,相信對領導决策部門和實際工作部門都具有某些參考價值;同時也借此展示廣東社會學學會作爲一個整體,在20世紀行將結束之際的研究狀態,以便交流砌磋,揚長補短,繼續開拓,不斷前進。

  在文集中,正文的第一層次主要論述鄧小平的社會發展觀、共同富裕思想龢利益激勵機制理論;第二層次重點論述社會權力與社會榮譽、國有企業的權威及其組織結構轉型期中的問題與對策;第三層次突出社會福利、社會保險和社會保障及其相關的民工潮、再就業、扶貧助殘等問題與對策;第四層次特别强調改善主體素質、發展市場經濟中的思想文化、社會公平、社會心理、社會生活與人才開發、培訓和使用的問題與對策;第五層次專門研究改革開放與婦女解放、婦女教育和婦女工作的問題與對策;第六層次即最後一個層次,則着重闡析香港回歸之後的統戰工作和給社會學研究所增添的新任務,以及我國社會學面臨的發展前景等。

  縱觀全書的六個層次,其内容可説反映了新時期豐富多彩的社會發展情狀;其特點可説貼緊了新時期改革開放的社會發展脈絡。正所謂“文爲時而著,文爲時而發”,充分表明瞭廣東社會學理論工作者和實際工作者,對新時期社會發展問題的重視及對新時期社會發展問題的人文關懷。

  同時,我們還應當清醒地看到,中國社會學仍處於相對落後的處境;廣東社會學的起步又比一些省市來得慢。這固然有諸多客觀原因,需要實事求是地面對,但要求廣東在改變中國社會學的相對落後方面出一點力,在趕上社會學先進省市方面逐步加大步伐,主觀上的作爲便是關鍵的一環。

  首先,我們必須在建設中國特色的社會學方面,勇於和善於西爲中用,勇於和善於開拓創新,從而給社會學的基礎理論研究添磚加瓦,至少要在社會學的某些分支學科上,作出一些探索,搞出一些成果。比如意識社會學(即精神文明學),人才社會學,亞健康社會學,殯葬改革社會學、潜能開發社會學等等,在廣東這塊全國改革開放綜合試驗區的熱土上,應當而且是可以悄悄地生長,悄悄地開花,悄悄地結果的。

  其次,我們必須在建設中國特色的社會學學科體系或社會學分支學科的過程中,投身改革開放的偉大實踐,深入社會生活的調查研究,充分運用社會學的基本知識,有的放矢地進行各種現實問題的考察,並作出可行性的對策研究,爲推進社會經濟等全面可持續的發展作出應有的貢獻,這既是當務之急,又是長遠之計。

  總而言之,社會學欲求“發展”,先要求“生存”,“生存”和“發展”有時不能同步進行,會有個先後輕重緩急的問題;有時又可以齊頭並進,相得益彰。自覺認識和科學調控社會學“生存”與“發展”的這種關係,便可少一點脱離實際的書生意氣,多一點經世致用的應對本領。在這個問題上,我們既反對無視學科建設、只講現實對策的片面性認識,也反對無視現實對策、只講學科建設的片面性頓向。就當前來説,如果對學科建設眼高手低,而對現實對策却不屑一顧,那是萬萬要不得的學風與會風。

  也因此,從廣東社會學的實際情况出發而選編的這個文集,雖然在社會學的學科建設方面少有閃光的因素,但更主要的是提出了新時期社會發展中的諸多問題,並對這些問題作出了初步的對策探討。這於社會學的“生存”與“發展”,於我們自身的學風與會風建設,無疑具有積極的、現實的意義。

  (這是作者在1998年10月1日爲廣東社會學學會出版優秀科研成果匯編——《新時期社會發展問題與對策》文集所寫的序言,同時發在《廣東社會學通訊》1998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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