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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證明材料——有關1958年溫江疫情病原體查證工作的補充證明材料

  作為《陳情表》的補充材料,本篇按時間順序,將各方面報導的有關“1958年溫江疫情病原體查證工作” 的正面或反面的證明,依次引述如下,筆者並作了簡介、點評或加注。

  1.Chen,T.Z.(1984): Development and present status of leptospiral vaccine and technology of production of the vaccine in China (An abstract).

  簡介:本文摘要曾在1984年8月27-29日在上海召開的中日國際微生物學會議上宣讀。主要介紹鉤體菌苗在我國的發展,但頭一次向外界介紹賴株在溫江大流行中的重要性及其在臨床上的特殊性。

  2. 陈廷祚 著 .有光 佳子  小林 信三 合译(1985):《レプトスピラワクチンの发展と现状》日本细菌学杂志 40(4):755-762.

  簡介和點評:這篇文章主要介紹新型鉤體菌苗在中國的開發經過,並說明賴株、賴血清型在我國之被檢出及其重要性。日方由下述4.英文原稿全文譯載,並且頭條發表在《日本細菌學雜誌》上。

  3.Chen,T.Z.,et al.(1986): A note on the origin of the leptospiral strain lai and the relationship of strains of the serovar lai with anicteric leptospirosis in Sichuan Province.   The Microbiological Journal 1/2:1-2.

  簡介:這篇文章主要介紹,1958年在溫江發生的特大疫情中,賴株之被檢出及其在臨床和流行病學上的重要性。

  4. Chen,T.Z.(1986): Development and present status of leptospiral vaccine and technology of  production  of  the vaccine in China. Ann. Immunol .Hung.26:125-151.  

  簡介:同2.所述, 系筆者應匈牙利一位學者稿約,將該英文原稿交由匈方發表。

  5.有光 佳子(1988):一衣帶水.《日本醫事新報》 No.3334.  第62-63頁  1988-3-19

  簡介:有光佳子對筆者的個人專訪報導,其中談到賴株鉤體感染的重要性。

  6. Chen,T.Z.(1989):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of leptospirosis in China,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clinical and epidemiological features of the disease in Sichuan and Yunnan Provinces. China J .Epid. 10 (Suppl. No.3):296-309.

  簡介和點評:本文主要介紹鉤體病及鉤體菌型在中國,尤其在四川和雲南的分佈,以及賴型鉤體在1958年溫江疫情中被檢出的經過。

  筆者應日方“中日傳染病學會”邀請和全額資助,於1987年11月13-14日參加在神戶召開的“特別見之於亞非的傳染病會議” ,並在會上用英語做了報告,日方用日語做了同聲傳譯。日本人之所以這樣做——用他們納稅人的錢,向一位中國人主動發出邀請,並出資,包括從成都起飛的路費全都在邀請信裏事先講明瞭的——就是因為我在1984年在上海召開的那次中日微生物學學術會議上,我披露了1958年溫江那次特大疫情的艱險和怪異之處,賴株新型鉤體之被檢出,以及新型鉤體菌苗之被中國首先成功開發!從而使他們驚詫不已。我不知道,像這樣的事例在中國生物製品界是否有過先例?

  7.中國科學技術專家傳略

  1958年全國醫務界開展“拔資產階級白旗”運動,鐘惠瀾被指定為四大白旗之一,受到了不公平的批判,扣上了不少莫須有的罪名,這使他十分傷心。正在批判高潮的時候,四川省溫江、重慶、樂山及雅安四個專區同時爆發了一種來勢兇猛的傳染病。病人有高熱、淋巴結腫大、咯血等徵象,在短期內並有不少人死亡,經有關專家會診及探討,不能確定病因,最後地方當局以為是鼠疫而封閉了整個疫區。在這種情況下,中央指派鐘惠瀾前往調查。他經過周密和仔細的現場調查研究後,認為是鉤端螺旋體病大流行,3天內解除了疫區的封鎖。不久,他們從病人和鼠體內分離出鉤端螺旋體,完全證實了他的診斷。此後他又對中國鉤端螺旋體的血清型、該病的早期診斷、臨床類型、發病機制、病理生理變化、先天性感染以及防治進行了廣泛而深入的研究,推動了中國的鉤端螺旋體病研究工作。

  筆者點評:鐘先生是1958-8-24晚飛抵成都的。鼠疫早已於8月中旬被當地防疫站排除;而鉤端螺旋體病也早已被筆者用血清學方法做出診斷。“3天內解除了封鎖”這個說法毫無根據。鐘搞的是黃疸型鉤端螺旋體病,而這次流行的是無黃疸型鉤端螺旋體病。鐘沒搞過無黃疸型鉤端螺旋體病。詳見華西醫大王伯瑤教授傳達曹鐘梁院長的看法(參見本篇15證明)。

  8.成都生物製品研究所三十年(1958-1988)成都生物製品研究所 編印1988年10月。有關筆者在1958年溫江大疫情病原體查證工作中的一段陳述為:

  “1958年四川省成都、溫江等地發生了較大流行,從而引起全國各方面的重視,當時病原不清,各抒己見,直至以陳廷祚主任技師為首的第三分專區研究組,分離出鉤體菌株,才確診鉤體病”。

  筆者點評:筆者不會責備編寫這段資料的撰稿人,因為這是從檔案裏抄下來的。筆者只在此處點出以下三點不實之詞:1.成都不是高發區,只雙流縣有少數病人。2.此次流行不是較大流行,而是特大流行。3.成都所當時設有兩個檢驗組,一個是流感病毒檢驗組,另一個是鉤體檢驗組(只有筆者一人),均由燕真副所長直接領導,其他人從未過問。研究組這個名稱不知從何而來。

  9.《人物》雜誌  1989年第6期 第64-65頁  作者 繆宜琴

  醫壇的超級巨星  華陀再世

  1958年秋季,四川省溫江等四個縣同時爆發一種傳染病,病勢兇險,個別病號已死亡。當地專家懷疑是鼠疫或特種流感,但按這兩種病處理,病勢有增無減。為了防止病勢漫延,四川通往外省的交通要道都被封鎖了。周恩來總理親自給鐘惠瀾打電話,請他立即到四川去處理疫情。

  鐘惠瀾趕到溫江,經過調查研究,對當地醫務人員說,“我懷疑你們的診斷,因為第一,你們沒有查到鼠疫桿菌; 第二,鼠疫流行起來,必有大量老鼠死亡.....。可你們這裏並沒有發現死老鼠,而且稻田裏的老鼠還很活躍呢。從病人發病年齡,發病季節以及發病史來看,我認為是鉤端螺旋體病。

  遵照鐘惠瀾的意見,當地防疫醫務人員做了檢查,果然證明病人確實患的是鉤端螺旋體病,經過對症治療,病情及疫情很快得到了控制。當鐘惠瀾打電話向周總理彙報時,周總理高興地說,“鐘院長,你又打了一次漂亮的勝仗!”

  筆者點評:鐘絕口不談,一.這次疫情不同於他所研究的黃膽型鉤體病。參見曹鐘梁院長著述和本篇15.王伯瑤教授來函。二.鐘是在8月24日飛抵成都的,此前,成都所已於8月16日獲得了鉤體病的陽性血清學實驗診斷。

  10.《四川省醫藥衛生志》   四川科技出版社 1991   第134-136頁

  1958年,溫江地區大量種植雙季稻,早稻成熟期,連降大雨,稻田積水,全區機關幹部、中小學生、城鎮居民和公社社員組織“大兵團”收割早稻,搶栽晚稻。人群在疫水中長時間勞作,感染機會大增,發生了鉤體病暴發流行。7月12日,溫江清平鄉首先發生一起以高熱、畏寒、頭痛、身痛、眼紅、肌痛、膚黃為主要症狀的急性傳染病。數日後,發病達500餘人。8月6日,擴大到全縣14個鄉鎮,發病5000餘人,死亡30餘人,全部死於肺彌漫性出血。9月4日,與溫江毗鄰的14個縣區(包括成都和雅安)近萬人發病,139餘人大咯血致死。疫情發生後,省衛生廳……在各縣、區迅速成立“防疫指揮部”。因病勢猛烈前所未見,診斷一時眾說紛紜,先疑為流行性感冒、黃膽性肝炎,繼又疑為肺鼠疫,於是……遍設交通檢疫消毒站,實行嚴密的疫區封鎖,禁止集會和趕集……。在調查中,成都生物製品所陳廷祚提出:本病與英軍在馬來西亞叢林中發生的無黃疸型的鉤體病相似,即無黃疸,肺部症狀、尤其是咳血和咯血顯著,但醫療隊多數人仍疑為流感。8月15日,陳廷祚從疫區12份患者血清標本得到10份血清學鉤體陽性結果,17日(應為9月3日,筆者注)又從一病人血液培養獲得鉤體賴株。這兩次結果當時都不為大多數人認定而仍說是流感,後經檢驗組多次檢驗取得鉤體菌株和北京友誼醫院熱帶病學家鐘惠瀾教授來川始確診為鉤體病流行,並正式報告省委、省政府和衛生部……。

  筆者加注:請注意,“後經”二字黑體是筆者抹黑的。鐘惠瀾教授是在8月24日飛抵成都的,此前一個星期,筆者已用血清學方法證明為鉤體病。

  11.人民日報《 海外版》 1993年8月20日  作者 繆宜琴

  我國熱帶醫學奠基人鐘惠瀾    九.你又打了一次漂亮的勝仗

  1958年夏末秋初的一天淩晨。

  鐘惠瀾在睡夢中,被一陣急促的電話鈴聲驚醒。電話傳來周恩來親切而又熟悉的聲音。“鐘院長!我是周恩來!深更半夜打擾你了,只是因為有件很緊急的事情,四川省溫江、雅安、重慶、樂山四個專區突然發生一種急性傳染病,已有人死亡。當地專家說法不一,病情還在蔓延。我想請你立即走一趟,會同當地醫務人員,趕快抓緊診斷治療,控制疫情發展。”鐘惠瀾不由得心頭一驚,日理萬機的總理,竟然親自給他掛電話,他知道事情的迫切性和嚴重性,立即在電話裏答道:“總理!我一定去!天亮以後,就叫人去買機票。”

  第二天晚上八時(即,8月24日晚上,筆者注),鐘惠瀾便趕到了傳染病鬧得最凶的溫江專區。

  “毛主席派北京的大專家來了!我們的病有救了!”

  人們在暮色朦朧中奔相走告。3個多星期前,溫江、重慶等四個專區許多農民突然發病,其中,溫江縣最為嚴重,病人有的寒戰,高燒,嘔吐;有的劇烈頭痛,頭暈,甚至神志不清;還有少數人出現黃疸,病情十分複雜。老百姓非常驚慌,專家的意見也不完全一致,有的說是“東方型惡性流行性感冒”;有的說是“腦炎”;比較多的人認為是“鼠疫”,現在就是按照“鼠疫處理的”。

  鐘惠瀾聽完彙報,要求先看看病人,他來到了縣醫院。他發現病人的症狀雖然比較複雜,但卻有兩個共同點:一.絕大多數患者都是青壯年農民;二.幾乎所有病人在發病前,都曾在稻田,水溝裏勞作過。

  離開醫院,鐘惠瀾又來到患者勞作過的稻田水溝察看。

  他要求縣防疫站的同志天亮以後,抓幾隻老鼠,掏一點稻田裏的水,回去做化驗。回到專區招待所,鐘惠瀾請大家坐下,說:“我懷疑你們的診斷,因為第一,你們沒有查到鼠疫桿菌;第二,鼠疫流行起來,必有大量老鼠死亡。自有鼠疫史以來,就是這樣,你們這裏並沒有發現死老鼠。鐘惠瀾看了看大家,有板有眼地說:“從流行季節,發病歷史,發病年齡,臨床特徵看來,我認為是鉤端螺旋體病。鉤端螺旋體病的主要貯存宿主便是老鼠。患了病的老鼠在水稻田或水溝里拉屎拉尿,污染田水。農民在水田裏勞動,接觸疫水,鉤端螺旋體的病原體便通過皮膚、粘膜進入人體。還有一個特點是,患了鉤端螺旋體病的老鼠本身很少死亡。我們剛才也看到了,你們這兒的老鼠在稻田裏還很活躍呢。這也符合以上觀點。”

  鐘惠瀾建議,天亮以後,給患者做血液鉤端螺旋體分離和血清檢查:對老鼠的尿及田水,也採取有關方法查找病原體。

  幾天以後,結果出來了,證明病人確實是患了鉤端螺旋體病;同時,從老鼠的尿及田水中,也分離出鉤端螺旋體病原體。

  對一批住院及分散在家的病人,立即給予鉤端螺旋體病的有效藥物治療,病情及疫情很快得到了控制。

  鐘惠瀾給周恩來辦公室掛了電話,向周恩來作了彙報。周恩來在電話中說:“你又打了一場漂亮的勝仗。現在又有一個任務在等著你。四川的事告一段落後,請你立刻到上海去,給正在上海的陳毅同志治病。”

  筆者點評:如上述,他回避談論“黃疸”這兩個字,也不細說,是他還是縣防疫站“三天內即找到病原鉤端螺旋體”這13個字(這是他在1987年出版的一本自傳體的書中曾經說過的一句話)。此外,當時,即在1958-9-3以前,專區防疫站的鉤體檢驗組尚未建立,何能談及找到鉤體?

  12.《當代四川衛生事業》  當代中國出版社 北京 1994

  第一章   人民衛生四十年    第34-35頁

  1958年7月,溫江縣發生前所未見的鉤端螺旋體病暴發大流行,兩周內發病率1750/10萬,病死率1.3%,迅速波及毗鄰14個縣(區)。中共四川省委和疫區各級黨委緊急成立指揮部、組織大批指揮人員,星夜奔赴疫區救治病人。該病初起時,由於來勢迅猛,防治人員前所未見,在診斷上一時眾說紛紜,有說是肺炭疽,有說是肺鼠疫,重型流感,成都生物製品研究所陳廷祚技師,從流行病學出發,提出本病與英軍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于馬來西亞叢林中發生的無黃疸型鉤體病相似,即無黃疸,肺部症狀尤其是咯血顯著,但是醫療隊多數人仍疑為流感。8月15日(應為16日,筆者注),陳廷祚從病人血清凝溶試驗得到鉤體菌陽性反應,繼又從一病人的血液培養得到鉤體菌株,但這兩次實驗結果都不為當時大多數人所承認,而仍說是流感。後經檢驗組(所謂檢驗組實由筆者一人構成,筆者注)多次檢驗取得鉤體菌株,又由衛生部熱帶病學專家鐘惠瀾來川會診,始得認同而確診為鉤端螺旋體病流行,並正式報告中共四川省委,省人委和衛生部,採取綜合防治措施,到10月底流行終止,病人全部治癒,取得了全國少見的防治鉤端螺旋體病的勝利。

  對陳廷祚的見解不為當時多數人所接受的原因,(據)當年參加這項工作的重慶醫學院院長錢惪教授在30年後(即1988年,筆者注)追憶說,客觀上是當時大家未見過這種病,醫學認識上見解的不同,但陳當時還是(被錯劃的)“右派分子”,這不無原因。

  筆者加注和點評:(1).後經、又由、認同而確診是筆者改為黑體的,由此說明,鐘先生是在筆者發現鉤體之後來到成都的專家。本文用語準確,毫不含糊。(2).以上段落改為黑體是筆者所為,但括弧內的黑體字是筆者添加的。(3).根據錢惪院長對這一事件的詮釋,不難看出,之所以發生這一歷史悲劇的原委了。原來,解鈴得靠系鈴人!

  第三章   預防和控制流行病   第134-139頁

  到8月15日,成都生物製品研究所技師陳廷祚才從12份病人血清中,發現10份鉤體病陽性結果。8月17日(應為9月3日,筆者注),又從這些血清中分離出鉤體病原體一株。本應就此獲得正確診斷,但大多數醫療隊員仍然認為陽性資料太少,臨床上咯血者甚多,未見有過先例報告,不敢同意陳廷祚的診斷。後經衛生部指派熱帶病學家鐘惠瀾教授來川會診,始確認本次流行為鉤體病。於是迅速採取有效防制措施,於10月間終止了鉤體病的流行,從此也推進了四川省鉤體病的防治工作。

  筆者附注:所述內容基本上與《四川省醫藥衛生志》 第134-136頁 四川科技出版社 1991 相同,此處只就筆者有關部分加以引述。後經和始確認是筆者抹黑的,其含義最能說明誰先誰後,鐘先生是8月24日由北京飛抵成都的。

  13.《四川省志 醫藥衛生志》  第4,151-153頁  四川辭書出版社 成都 1995

  筆者附注:同上述附注和點評。

  14. 新華網遼寧頻道報導

  2004-6-7 新華社主任記者、新華網遼寧頻道陳孟陽執行總監和法制日報社遼寧分社採訪部張國強主任記者來舍間採訪,現將這次採訪報導轉述如下:

  他讓瘟疫卻步——揭開46年前的一段往事

  2004-07-01(09:25:10)

  新華社遼寧頻道7月1日消息(記者陳孟陽) 

  去年的SARS疫情,讓國人深切體會到瘟疫的可怕。科技工作者和醫學工作者在SARS疫情初始時,對感染原因的爭論也給人們留下了深刻印象。正是鐘南山教授對病源的正確認定,才最終使我們走上了戰勝SARS的道路。人們給予鐘南山教授高度評價和很多榮譽。然而,現在已經沒有人記得,46年前的另一場瘟疫了。在那場瘟疫中,與鐘南山在SARS疫情中起到了幾乎是一樣作用的一位科技工作者,更是不為人們所知。他就是年近九旬的陳廷祚教授。

  據當地的地方誌記載,1958年夏秋季節,在四川省溫江地區突發疫情。7月6日,疫情首發于溫江清平鄉一起以高熱、畏寒、頭痛、身痛、眼紅、膚黃、肌痛為主要症狀的急性傳染病。數日後,發病達500餘人。8月6日,擴大到全縣14個鄉、鎮,發病5000餘人,死亡30餘人,全部死於肺彌漫性出血。9月4日,溫江毗鄰的雙流、大邑、蒲江、崇慶、華陽、邛崍、郫縣、灌縣、什邡、彭縣、新都、新津、成都和雅安等地方近萬人發病,130餘人大咯血致死。疫區各縣、區、迅速成立防疫指揮部。因病勢猛烈為前所未見,診斷一時眾說紛紜;先疑為流行性感冒,黃疸性肝炎,繼又疑為肺鼠疫,於是公安交通、衛生防疫等單位,在城關要道、公路交通幹線、機場、車站和碼頭,遍設交通檢疫消毒站,實行嚴密的疫區封鎖,禁止集會和趕集,對過往車輛、行人憑疫區通行證,並用漂白粉液消毒。學校、旅館、茶社和社隊辦公室設立臨時治療點,隔離治療病人,醫務人員走村串戶,逐戶調查,發現病人,立即就地隔離治療。

  8月中旬,疫情已經發展到高峰。8月14日,成都生物製品研究所燕真副所長在院裏碰見陳廷祚,偶然提起了疫情。陳廷祚提出:本病與英軍在馬來西亞叢林中發生過的無黃疸型鉤體病相似,即無黃疸,肺部症狀、尤其是咳血、咯血顯著。出乎所料,燕真副所長在第二天就找人給他送來了疫區患者的12份全血樣本,並要求他儘快得出檢驗結果。儘管當時,陳廷祚已是內定的“右派”和成都所的頭號批鬥物件,但面對疫情,他把這一切拋到腦後,從試驗室和動物室的佈置、領料、實驗操作、接種培養、動物接種解剖處理,以及打掃衛生等什麼細活、粗活、髒活全都一人包乾到底。經過3天緊張的勞動,12份血清的凝溶試驗,有10份陽性;又過了11天,用患者全血接種的一隻豚鼠出現死亡,經解剖呈典型的鉤端螺旋體病變,並在暗視野顯微鏡下見到活潑運動鉤端螺旋體,由此進一步證明,患者確實是患了鉤端螺旋體病。但由於人們對鉤體病的認識不足,以及陳廷祚當時內定“右派”的身份,醫療隊多數人對他的判斷仍不相信,後經中央派來的專家組最後拍板,才認定了陳廷祚的判斷,並據此對症治療,控制了疫情。儘管如此,幾個月後,陳廷祚仍被定為“右派”分子。

  由於當時的“右派”身份,陳老在那場與瘟疫的鬥爭中所起的舉足輕重的作用,幾十年不為人們所知。一些媒體在幾十年後對那場驚心動魄的疫情進行回顧時,也都將陳廷祚“忽略”了。然而,歷史是公正的,四川省衛生志的工作人員在編寫歷史時,從各種殘存的文獻記錄和當事人的回憶中,瞭解到了陳廷祚所做的工作,他們在給陳廷祚的信中表示:“有關媒體的報導,僅是媒體的行為,無礙于我們史志的編寫。在續修志時,我們會對你的貢獻作必要的補充,求真務實地載入史冊,垂訓後世。”

  陳廷祚親手由患者賴安華的血液樣本分離出來的病原體菌株(後稱為賴株鉤端螺旋體,筆者注),被證實為黃疸出血群中的一個新的血清型別。1987年荷蘭阿姆斯特丹《WHO/FAO鉤體參考和研究合作中心》致函陳廷祚,確認賴株為一新的血清型別而被永久收藏。

  1964年,陳廷祚一改傳統的用兔血清的方法,在國際上第一次用人胎盤做原料生產鉤體菌苗,有效地避免了用兔血清做原料生產的菌苗,容易產生人體過敏反應的難題,也使我國成為世界上第一個擺脫兔血清生產菌苗的國家。

  “春蠶到死絲方盡”,在SARS肆虐期間,陳廷祚還不顧老邁之軀,給有關部門寫信,積極推薦治療方法和建議。(完)

  附:陳廷祚簡歷 1917年生於江蘇鹽城。1943年畢業于國立上海醫學院,後在昆明中央防疫處工作。1947年留學丹麥國家血清研究所,專習微生物學、生物製品的製造和檢定。新中國成立後,應東北人民政府的邀請回國。曾任成都生物製品研究所副所長,四川省微生物學會理事長等職。

  筆者點評:(1).和四川省衛生廳“衛生志辦”一樣,這是國家媒體對筆者第一次公開做出的正面評介。這兩位元記者在採訪過筆者之後,也曾去過省衛生廳採訪。(2).筆者在2004-8-15寫就的一篇“解塵說事”回憶錄中,說出了在大連8年苦樂相容並蓄的磨練。以下將就1957年反右派鬥爭中一些事情做些補充:筆者在反右期間,沒有什麼反黨言論或活動,也從未受過什麼批鬥。只不過因為是旅大市民盟市委委員,這下可遭了。最近,筆者在網上,查了查喬樹民教授的經歷。喬是筆者的學長(在上海醫學院比筆者高6個年級)。解放前,他當過蘭州醫學院院長。建國後,任大連醫學院教授,市民盟委員。一位線民寫的一篇材料,揭發了反右時,旅大市民盟市委的頭頭、委員、大連醫學院的頭頭、書記(黨委和青年團)全都遭了,原因是在1957年春,康生來了趟大連,下達了指示。此其一。就筆者所在的大連生物製品研究所而言,所裏的高級知識份子在午飯之後無去處,都要在卡介苗室的主任室裏,聚一聚、聊聊天,有時難免對所裏的某些個人發發議論,這下壞事了:有的人為了爭取入黨,就向黨小組長打“小報告” 。後來在1958年遷所到成都後,至1964-65年搞四清運動時,忽然冒出了個“小臺灣”(這就是指當年在那位主任室飯後談笑說事惹出禍的稱謂)這個說法,這下就更說不清楚了,以致過不了關,成為黨外頭號鬥爭的對象。然而,奇怪的是,在文革中,筆者只被鬥過兩次:一次是陪走資派在大會臺上排隊低頭亮相陪鬥;另一次是鬥張賀所長時,在破傷風毒素室門前的空地上,只有筆者一人低頭陪鬥,此其二。但這兩次批鬥均未觸及或指出筆者有任何反黨事項或言論。以上所述,應該說是交代清楚了吧!

  15.華西醫大王伯瑤教授來函    2004年12月9日

  陳教授:您好!

  近來身體可好?感謝您給我的“陳情表” 。我仔細閱讀後,感到這個陳情表寫得很實在,論證充分,說服力強,表達了您作為一個老科學家堅持真理的心跡,受益良多。

  因我在1958年時還是一個中學生,對該次無黃疸鉤端螺旋體病爆發流行之事一無所知,為此我特別拜訪了當年曾參加過現場病人救治工作的曹鐘梁老教授。據他回憶,他從鄉下回成都時聽說生研所已從病人血中分離出了鉤端螺旋體,林志靖教授在生研所從鼠中分離出了鉤端螺旋體。當時重醫有一位姓王的教授稱分離到了鉤端螺旋體,用暗視野顯微鏡展示給大家看。在場的臨床和流行病學專家都被糊了,只有鐘惠瀾説不是鉤端螺旋體,是培養基中蛋白顆粒的布朗運動。

  曹老說陳廷祚很不錯,是生研所分離獲得的鉤端螺旋體臨床株,鐘惠瀾搞的是黃疸型鉤端螺旋體病,1958年溫江流行的是無黃疸鉤端螺旋體病。

  祝您

  健康長壽!                      

  晚輩 王伯瑤  敬上       

  2004年12月9日

  筆者加注:王教授原是華西醫大鉤體研究室教授,現在是病理學研究室教授。

  曹老於2006-11-22去世,享年96歲。在《成都商報》11月24日發佈的一則“訃聞”中,有這樣一段描述:“在傳染病領域,曹老做出了卓越的貢獻,但生前曹老與他人談論得最多的,確是自己銘記一生的一次‘失敗’:1958年7月,溫江出現了一批‘怪病’患者,前來調查的研究人員們的意見始終不能統一,有說是流感的,有說是炭疽的,有說是鉤體病的,曹老最終向省衛生廳的領導彙報說是流感。後來經過多次檢測,才發現確是鉤體病,對此曹老深感慚愧”。

  在讀罷這則訃聞後,筆者想起了2007年10月發表在《中國微生態學雜誌》的一篇題為“以詩寫史”文章中寫的幾首詩,現抄錄如下,以供賞析。

  拜讀賢弟江城子有感              筆者用配字詩奉和

  (北京某老教授原作 2002-7-15)           (讀罷訃聞後感言2007-1-28)   

  讀罷低徊夜難眠 不堪哀念夢常牽   讀罷訃聞夜難眠 不堪回首話當年 

  喪偶失兒孤影恨 怒對扒手忿難平   一次失敗終生恨 情有可原忿已平     

  月落燈殘無寫處 敢將悲憤問蒼天   作梗豈能無寫處 何不揭底面蒼天      

  百歲光陰終有盡 仍望放眼度餘年   百歲老翁終辭世 我已放眼釋前嫌     

  七 絕                  筆者用配字詩奉和     

  (北京老教授原作 2005-4-13)                (2007-1-28)     

  陳情一卷嘔心篇 愫寫滄桑五十年   陳情三卷辛酸淚 愫寫冤情五十年      

  欺世盜名大揭發 一生正氣貫雲天   幸得仁人大揭底 為我正名貫雲天      

  七  絕

  筆者讀曹老訃聞有感

  (2007-2-3)

  結緣鉤體淚涔涔  魂牽溫江讀訃聞 

  緣何頻頻遭否決  引來欺世盜名人 

  筆者點評:(1).布朗運動與鉤端螺旋體運動是截然不同的兩碼事,前者在原位運動,而後者是移位遊動,何能混為一談?真是糊人。(2).曹老在溫江疫情事發後46年,竟能吐露出真相,並指出鐘的觀點,雖為時晚矣,但因系發自內心的懺悔,作為終生一件唯一大事,深感慚愧,卻令筆者頗為感動!

  16.  四川大學華西醫院115周年院慶   

  四.  四川醫學院附屬醫院時期(文革前)

  網站2008年報導

  1958年7月,溫江地區出現大面積流行的發熱伴肺大出血病人,疫情來勢兇猛,由於大批患者是農民,發病又正在夏收時節,防疫大隊從領導到流行病學專家和臨床醫師都首先想到了鉤端螺旋體病;但是,當時在國內各地此前從來沒有報導過這樣嚴重、迅猛發展的肺大出血而沒有黃疸的鉤端螺旋體病例,更沒有以急性大面積流行病形式出現的報導。雖然病因尚待探測,防疫大隊一面針對發熱、全身疼痛和血白細胞增多等感染徵象,給病人使用了青黴素類抗生素治療,收到了好的效果,在抗生素治療有效的同時,由於病因不明,新病例仍然大批發生。衛生部派來北京友誼醫院著名熱帶病學專家鐘惠瀾教授,用黑底映光法查見了鉤端螺旋體,明確了診斷。

  筆者點評:1.前已述及,鐘先生是在8月24日由京飛抵成都的,而筆者于8月16日即已用血清學檢查法證明為鉤體感染所致之大流行。2.黑底映光法並非常規使用的檢驗法,鐘先生為何首先拐彎抹角想起這個絕招來做為檢驗手段?對此,鐘以及華西醫大附屬醫院並未就此做出任何說明,真是怪事一件。3.正如華西醫大王伯瑤教授來信中所說,曹鐘梁院長指出鐘搞的是黃疸型鉤體病,為何忽爾又轉變為支持無黃疸型鉤體病的論説?時至2006年,華西老院長曹老逝世前,多年來對1958年疫情造成的失誤,不無屢屢表示悔恨終生,連深圳《晶報》在2008年也都敢於大膽揭發另有歧見,而華西醫大附屬醫院,作為當年主要見證和技術評審負責單位,在院慶紀念會上,竟然保留這一過去的謊言,不予更正,或沉默不語,令人遺憾![參見2006-11-24《成都商報》和2008-11-7深圳《晶報》]

  17.總理點名 赴川除瘟疫                       深圳《晶報》2008-11-7報導  

  1958年,全國醫學界正在開展“拔資產階級白旗”運動,鐘惠瀾被批判為四大“白旗”之一。此時,四川的溫江、重慶、樂山、雅安等地區同時爆發一種來勢兇猛的傳染病,患者發高燒,淋巴腺腫大,咯血,甚至在短期內死亡。當地懷疑是鼠疫或特種流感,因而封鎖了疫區。周恩來總理得知這一情況後,馬上給鐘惠瀾打電話,派他去處理疫情,指示他要盡最大努力控制住疾病的流行。雖然背負了莫須有的駡名,但鐘惠瀾還是將國家利益放在首位。第二天,他就趕到疫區,經過多方面考察,很快否定了鼠疫的可能,確定這是一種名為“鉤端螺旋體病”的惡性流行性傳染病。由於判斷正確,3天內便控制了疫情,解除了對疫區的封鎖。鐘惠瀾的出色表現贏得了周恩來總理的讚賞,周總理親自打長途電話,說“鐘院長,你又打了一場漂亮的勝仗”。後來鐘惠瀾回到北京向周恩來總理彙報時,又獲得了總理的誇獎,說他又立了一大功。

  鐘惠瀾1958年撲滅四川溫江大規模瘟疫的事蹟,一直被媒體作為他的人生亮點反復宣傳。1990年,人民日報記者繆宜琴的《鐘惠瀾傳》中也將發現“鉤端螺旋體病”歸功於鐘惠瀾,衛生部出版的“當代醫學人物薈萃”中介紹鐘惠瀾的文章以《當代醫壇巨星》為標題,再次表彰了他在1958年撲滅四川溫江大規模瘟疫的貢獻。但目前網上仍流傳了另一種說法,稱率先發現1958年四川瘟疫大流行病因另有其人,是留歐回國的醫學微生物專家陳廷祚。發生瘟疫時,被打成右派的陳廷祚被緊急調回成都生物製品研究所,數日後從一位叫賴安華的病人血清中分離到菌株並命名為鉤端螺旋體賴株,但實驗結果報上去一個多月後才被中央派來的工作組肯定。但近年來有關鐘惠瀾的報導及2001年鐘惠瀾誕辰一百周年紀念,對他的報導,均將此事作為鐘惠瀾的研究成果進行宣傳。

  筆者點評:筆者在一位元朋友告知此一消息後, 曾發出詢問電郵,以下是電郵的原件。我很感謝該報大膽質疑並回饋不同的資訊。這是媒體仗義執言的天職!

  附:《晶報》編輯部負責先生:您好!                            

  本人現年92歲,網上讀到貴報於2008-11-07發表一篇涉及我的冤案的報導,說是經過1個月調查之後,始承認本人檢出賴型鉤端螺旋體的功績。為此,我得請問貴報:此一消息出自何處?是哪個單位在一個月後,承認我的功績?

  事實上,是鐘惠瀾院士當年不惜採取“乘人之危,巧取豪奪”的卑鄙手段,強行奪取本人的上述重大成果,並且在此後年間,他的一些學生屬下,甚至BTV等媒體,一直為他吹噓這項功績,而此一重大缺德行為應該被列為人世間僅有的兩例頂級學術腐敗之一。

  由於本人年事已高,極盼在最快的時間內,用本人的電子郵件信箱給予一個最快的答復,不勝感激之至!

  專此順致撰安!

  陳廷祚   2009-1-23

  18.廣州中醫藥大學朱宇同教授的博客                           2008-5-7

  以下是朱教授的博客原文,內容全都是他當年在雲南邊疆搞鉤體研究的紀事:但在這兒,筆者只引了有關筆者的首、尾兩段。

  “鉤體勾人千百萬 , 陳老當年建奇勳 。”

  七.表現為形形色色的鉤端螺旋體病的分離培養 

  我在下連當兵三個月以後,回到昆明,已經是1959年1月份。那時候市場供應已經緊張了。好在我從邊疆還買回一些副食品,妻子在大院子裏還養了兩隻雞,春節過得還豐盛。以後不久,我們又準備出差了。要知道在前一年,四川溫江地區,曾經爆發了一場鉤端螺旋體病大流行,死了不少支農的人與農民。有的表現是肺出血,開始搞不清楚是什麼病?以為是全球性大流感的併發症!還進行了交通封鎖。後來經過一位由丹麥留學回來的微生物專家陳廷祚研究員,在很簡陋的條件下,由病人血液中分離出兩株鉤端螺旋體 ,終於弄明白這個在暗視野顯微鏡下才能夠看見:一頭帶鉤,類似一個問號“?”運動活潑的病原菌,它才是真正的罪魁禍首,當時給我們國家領導和衛生界很大的震動。

  ……

  在鉤端螺旋體的研究上,我只做了一點起步的開拓性工作。但是由於我這一點小小的貢獻,也為人所知。在我文章一開始 就講到的在1958年這位在溫江首先分離出鉤端螺旋體的微生物學家,因為當時已經被定為“右派”,在當時總結與論文上,並沒有他的名字。四十多年後,2004年陳廷祚教授已經九十多歲了,對於此事猶牢記在心,恰好中央召開早年回國的老專家去北京開座談會,但是他因為中過風,不便行動,就委託他的學生王世鵬研究員,為他在大會上用書面代為發言。但是這個發言,要求有同行學者的證明,王因為我做過一段鉤端螺旋體的研究工作,王特地在成都來找我。我雖然在1958年沒有參加溫江的調查工作,但是出於對於陳教授的尊敬與熱愛,還是寫了一張證明,提出陳教授當年成果的重要性與意義,並且還贈送王研究員雙龍玉劍一對,上面有我雕刻的一首五言小詩;內容是:

  四十年前事 , 溫江大疫行 。

  陳君擒妖孽 , 有人抹其名 。

  歷史難顛倒 , 江湖起正聲 。

  贈爾雙龍劍 , 為師鳴不平 。

  “王教授告訴我,陳教授知道此事以後,非常激動和感謝。後來我又告訴陳教授一個更好的消息。就是他當年分離鑒定出來的鉤端螺旋體‘賴株’,已經由中國科學院上海南方人類基因中心趙國屏院士領導的研究組,在2003年4月將它的全基因序列在世界上首先研究清楚,在世界一流的權威性雜誌《自然》上發表出來,領先于巴西、法國,成為我國微生物學界近年來一大成果。”

  附注:筆者雖與朱教授並不相識,謹在此處表示深切的感謝!請參見《陳情表》,筆者讚頌朱教授為義士,並擬將朱教授的博客標題《鉤體勾人千百萬  陳老當年建奇勳》作為筆者死後的墓誌銘。

  19. 記陳廷祚老師——一位被埋沒多年的新病種發現人

  陳廷祚老師,訥言慎行,篤于治學,是新中國生物製品事業的奠基人之一。他在上個世紀四十年代上海醫學院本科畢業後,留校任教執醫。其時,因正值抗戰期間,內遷重慶,見到傷寒痢疾肆虐,每年奪命無數。但因當時醫院檢驗條件很差,對此類疾病往往不能及時做出診斷。於是他遵從魏曦教授的建議,轉往昆明中央防疫處工作,希求在檢驗技術和生物製品製造方面取得提高,能夠發揮專長。隨後不久,他考取公費留學丹麥,師從世界沙門氏菌權威Prof.Kauffmann學習2年。 學成歸來時,正是新中國建立前夕。他聽了魏曦教授的話,一不回上海探家,二拒絕去臺灣,三直接由海上奔赴大連。跟隨魏曦教授創建大連生物製品所,兼教於我校。

  後來,大連生物製品所一分為二,去長春和成都,陳老師去了成都。上個世紀50年代末,四川農村大流行一種怪病,全省臨床界疑診新型流感,新型出血熱,爭論不已。唯獨陳老師一人提出為無黃疸型鉤端螺旋體病,指出與英軍在馬來西亞發生的傳染病很相似,但為全省臨床人員所反對。於是,在該所所長支持下,他新建一個鉤端螺旋體實驗室,親自去疫區採樣,終於培養出鉤端螺旋體新菌種(中國的賴氏菌株),現保存于荷蘭WHO菌種中心。正是他第一個從臨床角度,力排眾議提出無黃疸型鉤端螺旋體病的診斷病名,並自己完成了病原菌的證實。陳老師才是中國臨床新病種的真正發現人。成都生物所也就成了我國鉤端螺旋體病的研究基地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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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為原大連醫學院,即現大連醫科大學1950級(1950-1955)畢業生編寫的紀念冊《六十春秋》中的文稿,作者邵華衍,由同班畢業生、大連醫科大學二附院病理科謝豐培教授組織編寫並出版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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