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05-7-21的《成都晚報》上，無意之中，又看到楊濤先生發表的以《公共委：走出“諾斯悖論”的嘗試》為題的文章，這已是我知道他的第二篇了。由第一篇文章，他使我懂得了什麼叫潛規則。據此，還使我進而得以從另一位作者所寫的《強勢籠罩下的失語》一文中，對此一現象，即失語（症）（aphasia）引申出來了深入一步的解說（參見《陳情表》 五 答辯篇）。

　　第二篇文章是他在國家提出醫療體制改革之後，不失時宜地發表了他的獨特看法：諾斯悖論。不久，他又接二連三地揭穿了貪官的另兩個悖論，並且在隨後，幾乎每個月都可以從這份晚報上，見到他的短文。看來，司法部的這位法律學者真的有三板斧：他硬是一位善於、長於針對時弊的政論家。我愛讀他的文章，差不多天天在報紙上尋找他的墨蹟。本文先說說他的醫改觀，然後結合媒體對四川資陽疫情的報導和本人的專業，談談我的直覺觀感。

　　楊先生這篇文章，除了明確指出，像醫院這類全然為公眾健康服務的行業，不應一味追求利潤走完全市場化道路外（按照楊的說法，這樣的單位一旦體制變了，就不會為公眾利益提供服務）。他還特別強調，他們的婆婆，尤其不應插上一手，幫助醫院撈錢，使自己陷入“諾斯悖論”中。楊先生把具有監管職能的上級主管衛生廳局，我想還應包括雙重領導附屬醫院的大專院校，比作婆婆，說他們既當裁判，又當運動員這樣一身二役的雙重身份和作用（諾斯悖論），理應予以取消。所謂悖論，用四川話來說，就是歪歪道理，當然不能擺到桌面上來辯解。據稱，諾斯悖論原本是制度經濟學中的一個術語。它涉及一個為公眾利益服務的事業機構在由計劃經濟過渡為市場經濟的走向和定位問題。

　　我不懂經濟學，對諾斯悖論的由來更是一無所知，再加上離崗已十多年，對外界，尤其本行業所發生的體制改變，及其後續影響，不甚了了。因此，對楊先生的論述，似乎無從說起，但是聯繫到媒體對今年資陽疫情的報導，還是有一些感觸的。

　　今年資陽的這次疫情最終被證實是一種人畜共患疾病，其疫源可以追溯到豬，即在生豬散養戶飼養場中因有豬鏈球菌病流行，通過傷口、消化道等途徑傳染給人。

　　有關這次疫情資訊，我全都是來自媒體的報導。我是在7月25日《成都晚報》上第一次看到，說是疫情已在該市出現一個月之久，即由6月24日起，已有55例農民患者住院治療，其中死亡15 例。主要症狀表現為高熱，噁心，嘔吐，後出現皮下瘀血，休克等，病因至今尚未被查明。在這篇新聞報導中，並未言明這是一種人畜共患疾病，也未說出豬只已經發生嚴重死亡。由於我是一位關心防疫的讀者，當時心急如焚，從媒體引述的主要臨床症狀來看，我可以斷定，這是一種由超級抗原引發的典型的中毒性休克綜合征（Toxic Shock Syndrome,縮作TSS）。病原體通常有三種，其中包括最常見的金葡菌，其次是鏈球菌。因此我在２６日便打了一份報告給所裏，說明我的觀點，希望所裏能插上一手參與這件事。

　　不料，在26日的報紙上，衛生部和農業部卻於25日當天發佈了一則聯合通報說，資陽原因不明的疾病初步被認定（由PCR檢測）為由豬鏈球菌引起的一種人畜共患疾病，還說發現疫情已有一個月之久，臨床症狀危急，有50%的病例表現為TSS。

　　在看了這兩則新聞之後,我覺得有點蹊蹺。在疫情發生一個月之後，相隔一天來了個急拐彎，消息為何這麼不協調、暢達？於是，我開始追蹤報紙上每日疫情的報導。原來在1個星期之前，由衛生部、農業部派出包括國家疾控中心（CDC）在內組成的專家小組，在現場採取了有力的防控和救治措施，終於在被證明為人感染豬型鏈球菌病後的十多天內，疫情很快得到了控制。各地發病人數共212人，其中死亡38人。

　　及至28日，報紙上正式宣稱，全血培養成功，純培養物經鑒定為豬鏈球菌。但是這天報導還說，“有少數病例在TSS基礎上，出現化膿性腦膜炎”。據此，在8月1日的電視上，引起了WHO官員的猜測說，這次疫情有可能是由兩種疾病所致。關於這點，我當時的看法是：儘管8月1日電視上有上述說法，儘管8月2日報紙上說，正常豬的II型帶菌率高達42.5% ,我仍然認為鏈球菌是造成這次疫情的唯一病因。這是因為：（１）．報紙上只是說了少數病例而不是主流；（２）．文獻上說，鏈球菌所致的感染可伴有１０種併發症，其中就有腦膜炎，因而出現少數病例也就不足為怪了。［參見：Stevens D.L.著：Streptococcal Toxic Shock Syndrome  p.481-501,1994.］

　　根據這本書的論述，關於鏈球菌ＴＳＳ的治療最好使用抗血清，然而這在美國或是歐洲，目前尚無此類產品，因此瑞典學者主張使用靜注丙球（IVIG），不失為一良好的對策，用於治療TSS這一病死率很高的患者。

　　上述６段內容，我已於8月3日夜間寫好，並於8月4日一早就上報所裏，並要求所裏轉報省衛生廳和省疾控中心。

　　我投書上報的目的無非是希望生物製品所的人員要爭取投入這場戰鬥，因為在將來，人用抗鏈球菌菌苗，說到底，還得靠生物製品所來製造。他們應該從這次疫情中，找到合適的菌種用於生產菌苗。這是他們的天職。

　　然而，在這次抗擊人畜共患疾病的鬥爭中，卻未見生物製品所人員現身。至此，筆者當然感覺若有所失！以下，筆者簡要談談自己在生物製品界，幹了整整60年的感想，重點當然限於本專業在抗擊瘟疫的作用問題上。

　　建國以來，國家把“以預防為主”定為國策，並在6個行政大區各設置1個生物製品研究所，這不失為防疫工作做出的一項重要舉措。從此，生物製品所不只在提供防疫製品上與地方防疫站，即現在的CDC捆綁在一起，並且在隨後學習前蘇聯經驗的基礎上，還成立了流行病學科，因而在學術上，與防疫站又進一步加深了雙方的密切關係。若干年來，事實證明，流行病學科的設立，其業績、效用是不容置疑的，也是難以由防疫站單獨一方所能取代的。它不但在維護防疫製品的信譽，即安全有效的信任度上起著耳目作用，而且在疫苗R & D中，尤當出現新病種，或者舊病種重新肆虐時，通過與防疫站的精誠合作對菌毒種的分離和選育是責無旁貸的。這由過去多年來在控制常見病和多發病中所取得的輝煌成就，足以提供充分的證明。新病種的出現，或舊病種的重新肆虐是國際學術界，乃至WHO近年來向全球提出的警告或敲響的警鐘。只要國家不改變“預防為主”的方針，這一多年來行之有效的防疫體系就不宜、或者說不應貿然予以更動或變相取消。前蘇聯之所以把以流行病學、微生物學和免疫學並列簡稱為“流微免”（ЭМИ）辦成一種綜合雜誌，是適應他們的國情之舉。這的確不愧為獨具匠心、慧眼有識。在我國，當年雖則是步人後塵，那種把 “流字當頭、免字結尾（防疫站），和微字居中、免字殿后（生物製品所）”拼湊成為有特徵的體制，並且在以後若干年來，在防疫實踐中被證明為功效卓著的結合形式，真可謂巧奪天工、珠聯璧合！

　　值此免疫學處於“第二個黃金時代”之際，免疫學的若干理論已發生根本的變化，由此牽動了基礎科目的發展，並引申出了若干新思路、新概念。例如，這次在資陽發生的一種人畜共患的鏈球菌病，現已被證明為由超級抗原引起的一種稱作TSS的疾症。超級抗原是上個世紀90年代初才被認定的一種特殊抗原，由鏈球菌、葡萄球菌等引發的、以休克以至死亡為特徵的疾症，現被統稱為某某菌TSS。據文獻報導，這一疾症可試用靜注丙球（IVIG）進行治療，挽救垂危的休克患者。

　　媒體在報導這次資陽疫情時，步調顯得淩亂，而且重複了以往捂蓋子的老毛病。他們似乎忘記了前年SARS的深刻教訓，未能及早、如實地揭示疫情的困惑之處，求得社會上有識之士，包括醫務界、生物製品所的行家裏手，獻計獻策，早日為國家解困。

　　然而，在這兩次疫情突發事件的當初，均未見有生物製品所的人員介入病原體的探索工作，豈非咄咄怪事！原因何在？其與醫改的關係如何？我因不明就裏，不便妄加評論，但就近年來，生物製品所體制發生的變化，似乎從中可以看出某些端倪。 

　　生物製品所的體制與其服務宗旨是密切相關的。即使在目前市場經濟大潮中急流勇進時，除了追求利潤最大化外，生物製品所仍應有其優先考慮的一面，亦即應保留其與當地的CDC相互密切配合，為廣大群眾利益提供服務。這是我國過去若干年來，在當時歷史條件下所形成的、有我國特色而符合國情的運作方式。例如，在考核製品預防效果這個問題上，生物製品所與防疫站聯手合作取得成功的經驗是極為豐富的。衛生部下屬的6個生物製品所各皆有這方面寶貴的記錄可查。另一方面，本文還可以引述兩大震驚中南海的疫情，從正反兩個方面來說明生物製品所所屬領導關係改變前後對防疫工作產生的不同影響和效果，即由衛生部下屬的中國生物製品總公司轉變為國資委下屬的中國生物技術集團公司。

　　一個著名的例子是1958年發生在四川省溫江專區的鉤端螺旋體病的特大流行。這次流行堪稱史無前例，影響農民生產、生活和生命之深、之重是令人難以忘懷的。在抗擊病魔的過程中，儘管經歷了許多艱辛和曲折，但在省衛生廳的統一、有力指揮下，通過醫院、大專院校，尤其生物製品所等，與衛生防疫部門之間親密無間的通力協作，不但在最短的期間內，逮到了引發這次疫情的元兇，賴型鉤端螺旋體；而且在1964年，在衛生部的領導下，由北京、上海、武漢、成都生物製品所和北京檢定所5個所協作攻關，最終在8個月的時間內，研發成功一種新菌苗，從而使我國成為世界上第一個甩掉兔血清製造鉤體菌苗的國家。新菌苗的安全性通過成都所流行病學科，聯合當地衛生防疫站，連續數年作了大規摸的現場考核，終於證明不但不會引發老菌苗（內含兔血清）的人群過敏反應，而且安全有效。以致在日後推廣應用時，有效地控制了疫情大規模的發作，為四川農民的健康做出了重要貢獻和堅實保證。

　　另一個是2003年始發於廣東的SARS疫情。這是從反面提供了一個未能充分發揮同心協力、合作攻關的實例。有關這方面的資訊，我幾乎全部來自網站的報導。它給我最深刻的印象，一個是參與病原體探索的單位或部門“各自為政，各行其是” ；另一個是最急於從這次疫情中獲得病原體的生物製品所，他們的蹤跡不見了。在這次探索病原體的過程中，在全國範圍內，一開始就分為南北兩派，發揚團隊的精神消失了，互通資訊或交流經驗減少了，過去聯合攻關的光榮歷史不再顯現了。雙方在打了好長一陣子口水仗之後，終於在國內首先發現冠狀病毒的這頂桂冠，先是被廣州和香港，最後被洋人捷足先登奪走了。 

　　在探索和查證病原學的過程中，SARS失利的關鍵原因在於當時沒有一個學術權威能夠穩得住或壓得住陣腳，再加上主管衛生部領導的失誤，一時失去了對局勢的控制，最後讓洋人鑽了空子，“空留青史竟成灰”。［注：據鳳凰台9月12日《李敖有話說》引于右任原詩句，“不容青史盡成灰”，筆者改寫」

　　由上述幾則事例的對比，可以看出，生物製品所出現“不插手”的根源，如果我沒有猜錯的話，似乎是由於換了婆婆，撤銷了流行病學科，從而與CDC的關係只剩下一根單線在聯繫，亦即只有產品供求方面的聯繫。

　　那該怎麼辦呢？看來，在不變更現行領導體制和組織形式的前提下，只有把這一根斷了的線設法重新連接起來，才能使生物製品所發揮他們的主觀能動性。 這就是一位有良知的知識份子想說和該說的。

　　注：參考文章的出處：

　　1.《強勢籠罩下的失語》 孫自忠(山東)  媒體工作者 《成都晚報》2004-12-5

　　2.《公共委：走出“諾斯悖論”的嘗試》 楊濤 《成都晚報》2005-7-21

　　2005-9-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