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1月24日清晨不到四點，年已九旬的老父親先于鬧鐘把我叫醒了。五點半，我要出發去雙流機場登機回北京，幾天以後，我將飛回洛杉磯繼續我的隨任工作。臨別前，我在紙上向他告別：“爸爸，等我明年回國後，我幫你。你一定要等著我！” 為了這個承諾，回國後我暫時謝絕了學校的返聘，在汶川大地震之前之後我兩次飛回成都，幫助父親完成《陳情表》。

　　我的人生觀和價值觀是伴隨著在父親身邊的成長而形成的，這就是所謂的“階級烙印”吧。這個烙印讓我受用一生，平添自信。在1978年恢復高考離家去上大學以前，我和父親幾乎一直生活在一起。在這期間，從1957年的反右運動開始，到後來的四清和文化大革命，他的人生苦難之旅由此而起，數經折騰，苦不堪言，是個名符其實的“老運動員”。 曾聽祖母講，父親的命中缺水，故給他起了個小名叫文海。難怪父親回國後人生第一站就選擇了大連。涼爽的氣候，美麗的海水，伴隨我們一家在那裏度過了建國以後最為美好的八個年頭。再往後，從北國到西蜀，也許真的是遠離了水的緣故，父親從此一蹶不振，如同一隻折翅的雄鷹，再也少有氣衝霄漢、壯志淩雲的那份氣魄了。

　　在我的記憶裏，母親終日操勞全家人的衣食住行，而父親好像全然不食人間煙火似的，上班以外的時間好像都在讀書，查閱文獻，或是伏案書寫，再不然就是在英文打字機上飛快地敲打。僅他的讀書卡片和讀書筆記就堆滿了一堵牆，至今還在家裏存放著，由此見證著一個知識者積累知識的艱辛歷程。甭管成都的夏天多麼熱，冬天多麼冷，家裏孩子多麼吵鬧，他總是一動也不動地坐在椅子上聚精會神地看他的書。燈光下，一盒香煙伴隨著他，吞雲吐霧，幾十年如一日。大學問家季羨林先生在他的《另一種回憶錄》一書中說，“人不應該像牛羊一樣，看上去都差不多，人應該有個性。然而，人類的大多數都是看上去差不多的角色，他們只能平穩地活著，又平穩地死去，對人類對世界絲毫沒有影響。真正大學問大事業是另外幾個同一般人不一樣，甚至被他們看作怪人呆子的人做出來的。”那時候我的眼裏，父親就是這樣的一個不近人情的“怪人”和“呆子”。很多年以後，楊洪舉所長來北京我家探望父親時，親自對我講：從來沒有見過像你爸爸這樣勤奮鑽研刻苦學習的人。對於這樣的父親，我高山仰止。

　　假如硬要說父親這一生也有輕鬆、悠閒的時候，那就是從牛棚放出來以後的那一段歲月：造反派當家，工宣隊主事，他沒有權利過問科研和生產事宜，白天洗涮大瓶試管和備料，有空就去圖書館。幾乎每天下班回來，他的提包裏都是借回來的書。其中最讓我眼熟的是兩本雜誌SCIENCE和NATURE，很多年以後，我才知道它們是世界最頂級的雜誌《科學》與《自然》。父親的英文讀寫能力非常強，爐火純青。在我的記憶中，沒看見他借過中文期刊，用今天的時髦話來說，就是他一直保持著國際視野。父親一生譯著很多，可惜，在那個特定的年代，加上他特殊的身份，反右以後就幾乎無緣出版，即使出版的，也不能使用真實的譯者姓名。記得有兩本譯著就是在那時候完成的，一本是上個世紀初，原本用德文寫作出版，隨後在五十年代，由一位美國人翻譯成英文，名曰《血清病》的絕版名著；另一本是美國新近出版的《細菌遺傳學》，這是當時最時髦的一種新興課題。可惜這些稿件在文革時付之一炬了。

　　除了專業書以外，興趣廣泛的父親在那個時候有時躺在床上也翻翻《紅樓夢》之類的書。更有輕鬆的時候，他還偶爾自得其樂地吹吹口琴，讓我大開眼界。我第一次聽到的《鈴兒響叮噹》這首現在家喻戶曉的聖誕歌曲，就是從父親的口琴聲中得知的。家裏有一台Cyma牌鬧鐘，是父親40年代在瑞士買的，後來走不動了。他居然有這份“手藝”——拆開來修理。每到這時，眼睛老花的父親總求助於我，用鑷子調整油絲，走得快就把油絲往—號這邊拽，走得慢就往+號那邊撥，再上一點縫紉機油，上緊發條就OK了，就這麼簡單。家裏的大小鬧鐘都被他修好了，而且走得還挺准的。他從歐洲帶回來的一台精美別致的手提電動縫紉機和一架萊卡照相機的說明書，都是在那個時候才被他翻譯成中文的。我輟學待業那陣子，整天在他的眼皮子底下，房前屋後養雞種菜，只有小學底子的我並不懂得為自己的前程發愁。心急如焚的父親經常從圖書館借回來一堆書要我讀，儘是什麼《內科學》、《人體解剖學》、《婦科學》，還有《赤腳醫生手冊》之類的，所裏圖書館幾乎都是醫學書籍，沒有其他書籍可借。而我不過是翻翻裏面的插圖，記住那些如雷貫耳的編者名字而已， 因為其中很多是他的同學或者老師。很多年之後，我才理解了父親內心的那一份苦澀和無奈，以至於90多歲的他，直到今天還在內疚，沒有把我們五兄妹都培養成大學生。可是在那個年代，誰又能夠主宰自己的命運呢？誰又讓我們都趕上了那個令人詛咒的年代呢？

　　鄧小平複出後，父親再也沒有了那份清閒。搞現代化建設，決策者誰都知道啟用有真才實學的人，才是最英明的舉措。從父親離開家鄉負笈海外，直到學成回國，一路走來，總是遙遙領先。他是新中國生物製品行業首先在大連所創立的、第一任生產計畫科科長，也是全國六個大所中衛生部僅此任命過的兩個總技師之一。父親受過最完善最正統的科班教育，才能使他從科研到生產，再到管理，都是行家裏手，這在業內早有共識。雖然父親不尋常的學術造詣和扎實的業務功底在專業圈內無容置疑；雖然1958年他為國家立了大功，但是他的事蹟卻鮮為人知，在業內編撰的史冊裏，他總是被擠在“邊緣”。這，有什麼奇怪，因為他已是一隻折翅的鷹！

　　父親在1958年溫江特大瘟疫爆發的危難時刻，自告奮勇，挺身而出，獨自一人在極其艱苦而簡陋的工作條件下截獲了病原體——賴株鉤端螺旋體，從而解除了黨和政府長時間的困惑，使大批患者得以免受痛苦，挽救了不少人的生命。人的一生，如果想有所成就，必須具備三個條件：才能、勤奮和機遇。前兩者不用我多說了，只是第三者永遠是為有準備的人準備的，否則怎麼有“可遇不可求”一說呢？歷史證明，這個機會就是為父親準備的，憑著知識的儲備和積累，查獲賴株非他莫屬！可是這個賴株非但沒有成就父親的一生，給他帶來的反而竟然是長達五十年的痛苦和煎熬，使他抱憾終生。父親的一生許是悲劇一生，魯迅先生說過，“悲劇將人生有價值的東西毀滅給人看”。

　　改革開放卅年的今天，社會價值觀隨著市場經濟帶來的改變而改變，人們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關注突發事件的發生和解決，也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懂得尊重人的價值和尊嚴。與此相反，來自疾病和心靈的雙重折磨，使父親沒有可能安度晚年。自從他90歲時學會上網，學會操作電腦，互聯網幫助他彌補了聽力的喪失和不能去圖書館的痛苦，他每天坐在電腦跟前的時間長達10個小時，我戲稱他是中國最老的網蟲。傾訴自己辛酸落魄歷程的十幾萬字的《陳情表》，幾乎是他自己用中風以後顫抖的手輸入進電腦的。儘管他現在已經不能握筆寫字了，然而“天助我也！”，電腦幫助了他，老朽的肌體和不朽的靈魂之間的矛盾由此得到昇華——生命從90歲開始！這樣的經歷還不夠傳奇嗎？若不是有著曠世奇冤，誰願意去向官方討說法，求正名？若不是苦難達到極限，誰願意搭上安逸的晚年和健康？在這場新中國僅有的兩次特大瘟疫中（另一次備受關注的瘟疫是2003年的SARS），父親獨自一人截獲的病原體—賴株，現在存放在荷蘭的國際鉤端螺旋體菌種保藏中心，2003年上海科學家又把賴株的全基因序列在世界上首先研究清楚，並在世界頂尖權威性雜誌《自然》上發表出來，成為我國微生物學界近年來一大成果。可是又有誰知道賴株的發現者今天還過著賴株給他帶來的痛苦和屈辱的生活？ 難道父親真的要成為二十一世紀中國的阿圖爾.愛新格林（阿司匹林的發明者，猶太人。受希特勒種族滅絕政策迫害，在他被關進集中營時，他的這一極為耀眼的光環，被拜耳藥廠罩在了一位德國學者頭上至今）嗎？ 

　　今年距父親截獲溫江瘟疫病原體已經半個世紀過去了，今天的學術界造假和打假前所未有，浮躁、急功近利的學術不端行為時有發生，這一切更加使我對父親50年前捍衛科學尊嚴的勇氣和探索真理的行為肅然起敬。對於一個生命終點指日可待的老人，金錢、地位、待遇等等都不是他生命價值的體現，唯有他畢生為之奮鬥的事業才能同他生命永存，這也才是知識份子最為認同的價值觀和追求的最高精神境界。我多麼希望父親在有生之年能夠看到他的夙願成真，還他一個公道。我也多麼希望父親獻身醫學的一生，能夠變成寶貴的精神財富留給我們，傳承給生物製品的後人們。

　　人們常說“忠則《出師》，孝則《陳情》”，被譽為千古美文的李密的《陳情表》，總讓我對父親的《陳情表》牽腸掛肚。今年四月初我隨愛人完成了駐美任務回到北京，五一節之前匆匆趕回成都探望老父親。古人有言，“子欲養而親不待”，這或許是我對父親唯一的一份兒女情長了。“5?12”大地震發生時那一刻，離都江堰幾十公里的成都也一樣天搖地動，驚恐之中，我和姐姐連拉帶扯地攙著老父親從二樓逃到了院子裏。隨後當我再回家去為他搬輪椅時，他首先想到的是他正在修改的《陳情表》！我理解這次他怕的不是再有人強奪他的成果，而是怕老天爺奪去他這幾年來用心血拌著淚水完成的心路歷程。我乾脆將他的電腦連同輪椅一起搬到了避難的操場。只見他安然無恙地打開電腦，在無聲世界裏敲打著鍵盤，進入了他的思緒。我突然想起多年以前他和我講過的話：耳朵聾了，沒關係，只要眼睛好，能看書就什麼也不怕了。老爸，你真是曾經滄海難為水啊！

　　此時離地震發生時僅30分鐘。 

　　陳建源         

　　2008年12月30日成都初稿

　　2009年2月28日 北京定稿

　　後 記

　　5月24日我收到出版社從廣州寄來的《陳情表》的兩本樣書後，立即將其中的一本快遞給了父親。收到書後，我和父親之間的網上校對開始了。 

　　父親對待治學和工作的認真嚴謹以及一絲不苟的那股子勁兒，凡是和他共過事的同行或他的下屬都有領教，更何況是校對《陳情表》呢！我知道，父親手不能握筆，無法在樣書上修改，只能將修改的字句和說明敲打到電腦裏，再用E-mail發送給我，由我再在樣書上做修改和說明。有時候為校對某項內容，我和他要反復E-mail多次才能使我弄明白問題的所在，因為他耳聾不能像常人那樣，遇到問題打個電話就講清楚了。我數了一下，專為校稿相關事宜，從去年11月28日至今，我倆之間的電郵已經超過600封了，有時候一天之內能收到四五封不斷刷新的來信。電腦成了他寫字的手和獲取資訊的耳朵和圖書館了。 

　　假如不是他在兩年前學會擺弄電腦的話，我是難於在北京完成如此繁雜的修訂工作的。如今的《陳情表》，儘管還有遺憾、缺點、甚或錯誤在所難免，但是一想到這本書是由飽受苦難的92歲的父親親自撰寫，親手打字，親自校對時，再想到父親滑動滑鼠的那份艱難情景（用沒有病的左手按住抖動的右手才能準確地去點擊左右鍵），我的崇敬之情便油然而生。言不盡意，對完成《陳情表》這項任務，也就不感到有什麼遺憾了。 

　　完成校對後，父親在來信中有這樣一句話，“書出來之後，我就安度晚年了。什麼名譽、地位、金錢等原本就不考慮的東西，現在更不去考慮了。連給不給我正名，也不再癡心妄想了。” 

　　2009年5月31日 北京定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