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厚德

　　一、經濟快速增長的背後

　　今年是我國改革開放的第30年，30年來，我國經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增長，2007年全國GDP增長爲11.4%，連續五年來GDP平均增長超過10%，爲世界之最，明顯超過了8%的預期目標。經濟的快速增長帶來了國家財政的大幅增收，2007年全國税收收入約5.1萬億元，同比增長31.4%；目前國家外匯儲備約1.5萬億美元，排世界首位；中國將在不久可能會超越德國成爲世界第三經濟體；其進出口總額排世界第四。在廣東，開始實現由經濟大省向經濟强省轉變，經濟綜合實力大幅提昇，2007年GDP增長14.5%，其總量約占全國GDP總量的1/8，爲全國第一，經濟總量超過亞洲“四小龍”。與此同時，財政收入也快速增長；來源於廣東的財政總收入由2003年的2800億元增加到2007年的7750億元，約占全國財政總收入的1/7，爲全國之最，年均財政收入增長約28.04%，10多年來一直位列全國首位。

　　30年的改革開放，大大增强了我國和廣東的綜合實力，取得輝煌的成就。但是，改革開放的成果給廣大人民群衆帶來多大的福祉，享受多少改革的好處，老百姓的日子過得如何？這是個值得深思的問題。目前，我國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人均可支配收入、居民消費率、就業狀况等方面都在下降，未能與GDP增長同步進行。

　　1. 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不斷擴大。2000年我國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爲2.6：1，2007年爲3.24：1。據我國城市居民財産調查表明，占城市居民10%的最高收入家庭，其財産總額占全部城鎮居民財産的45%；同樣占城鎮居民10%的低收入家庭，其財産總額僅占全部城鎮居民財産的1.4%。如果把城鄉放在一起比較，現實更是觸目驚心！國家統計局專家姚景源根據數據的測算認爲，城鄉收入差距達到6倍或6倍以上。2007年全國城鄉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長12.2%，與我國當年財政收入年均增長31.4%相比，“兩者”落差懸殊，很不相稱。財政的高收入增長，“國”富了，但“民”没有富，在民生問題上的支出却遠遠不足，未能導致公共財政對民生支出的倍增。雖然近年來城鎮居民工資有所增長，但八成左右的人根本没有感到工資的增長，而感觸最深的則是物價上漲大大超過了工資增長，只是壟斷行業的高工資拉起了工資增長的假象。

　　2. 家庭消費支出下降。中國家庭的消費支出在國内生産總值中所占的比例已經從上世紀90年代初的47%下降到2006年的36%，占世界人口的20%的中國人口的消費額僅占全球消費總額的3%左右，在全球所有大經濟體中，這一比例是最低的，美國家庭消費的比例高達72%。中國家庭的儲蓄率在GDP中所占的比例從上世紀90年代中期的21%，下降到2006年的15%，中國國内儲蓄率之所以增高，主要不是來自居民儲蓄，而是來自公司和政府。

　　3. 物價上漲揪民心。物價不斷上漲，民心惶惶不可終日，2007年物價上漲是11年來的年度最高漲幅，其中肉價勁昇56%，居民消費價格水平（CPI）上漲6.9%,超出央行3%的預定目標。但居民消費物價水平上漲尚未包括房價、醫療、子女教育、股票、黄金等資産、生産資料的價格，以及煤油、汽油上漲幅度較大的消費品，因權重較小，未能反映在CPI中。如果把以上這些因素考慮進去，物價上漲將大幅增長，大大超過居民收入的增長幅度。物價不斷上漲，已成爲當前全國人民共同關注的焦點，雖然政府也采取了一些相應的措施，但從發展的態勢看，比如，房價仍在不斷上昇，2007年12月份全國房價平均上漲7.8%，若任其如此發展，其後果不堪設想。

　　4. 行業間收入分配出現兩極分化趨勢。同樣是中央企業，壟斷企業如中石油年均人收入工資7.2萬元，競争行業如紡織業年均人收入工資是1.1萬元，相差6倍多。中石油集團2005年度用於人工成本的開支約657.8億元，比上年增長22.2%，這一數字比中部大省河南省一年的地方財政收入還要多。目前，壟斷行業與非壟斷行業收入差距不但没有縮小，還在擴大，從1978年的219元猛昇到2005年的50000元，差距增長250倍。就以中國石油爲例，2005年利潤總額高達1756億元，占中央企業實現利潤總和的27%，其上市公司以1333.6億元净利潤成爲亞洲最賺錢的公司。國資委主任李榮融對央企“賺錢賺得發愁”的描述，就可見一斑。我國13個被統計行業間的收入差距也擴大了，最高的“信息傳輸”、“計算機服務”和“軟件業”與最低的農業相比，人均工資差距超過了10倍以上，而且自2002年以後，行業間的收入差距已出現了明顯的兩極分化之勢。

　　5. 現行經濟結構的弊端。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並没有帶來鄧小平早先所提出的“小康”社會或者共同富裕。中國社會群體和地區之間的收入差距則是世界上領先的，中國當前面臨着一個扭曲的局面，經濟增長越快，收入差距就越大。傳統的農村和城市之間的分化在繼續延伸，并且有惡化的迹象，流動於農村和城市的農民工的生活没有任何制度性保障。城市正在産生越來越多的貧窮人口，包括低工資者、下崗失業人口、退休人員等。

　　從理論上講，“小康社會”更多指的是一種經濟結構，一種能够實現人人富裕而避免社會極端分化的經濟結構。可是我們今天在這種經濟結構下，政府控制壟斷行業、資本泛濫、少數人控制生産過程和社會大多數人被排斥在生産過程之外，每天都在製造着許多的超級富人，同時也製造着數以萬計的窮人，這種經濟結構有利於製造財富，但更有利於財富從多數人向少數人的轉移（社會不公平）。更嚴重的是表現在文化和行業上，富人討厭窮人、窮人憎恨富人已經成爲社會常態。這些年來犯罪活動猖獗，滿門抄斬屢見不鮮，社會治安每况愈下，和這種心態不無關係，在這樣的情况下，哪來和諧社會和“小康社會”？

　　二、成因透視

　　從我國和廣東經濟高速發展的背後引發的負面效應來看，可以説像人的兩條腿走路一樣，“一條腿長和另一條腿短”的左右摇擺，容易摔跤，發展不平衡。經濟發展是一條長腿，社會發展是一條短腿，由此引發各種社會經濟矛盾和問題，根本在於制度和體制。特别是社會問題中的重中之重——民生問題（如教育、住房、醫療、社保等）就成爲當前全民關注的焦點，成爲“短腿”。

　　遵循客觀發展規律，事物發展要解决兩個根本問題，一是動力，二是平衡。一個人走路，光有力氣，可是缺乏平衡，就走不動，或走得不平穩，艱難向前，十分吃力。動力與平衡，兩者缺一不可，有了動力不平衡，事物不能平穩健康可持續發展，有動力又平衡事物才能得到全面健康地可持續發展。我國的“動力”——經濟快速增長，很多指標名列世界前茅，廣東也如此，動力是够足的，可它的背後却是不平衡，主要是涉及民生大事的社會發展跟不上，説到底就是如何讓老百姓過上好日子的問題，這就是我們要解决的“平衡”問題的關鍵所在，也是我們改革開放的終極目標。

　　那麽，爲什麽會出現一條腿“短”的不平衡的問題，這就需要我們認真總結經驗教訓，找出原因，才能有的放矢地解决問題，治好“跛脚”，讓我們“兩條腿”走路更加平穩健康地向前邁進。從現實情况分析，導致發展不平衡的主要成因是：

　　1. 現行分配制度缺陷

　　居民生活水平的高低是由收入分配的多少决定的，而收入分配主要體現於國民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即第二次分配）是否體現公平原則。

　　在國民收入初次分配中，由於政府職能轉换不到位，一方面使得政府應收到的税收縮水，不少企業偷税漏税十分嚴重，侵佔了國家的財富，化公爲私；另一方面又使勞動者處於被動的地位，弱勢群體任憑企業擺佈，不少應得到的利益難以保障。在初次分配中，國家、企業和勞動者三大主體，只剩下企業處於相對主動的地位，體現爲兩個極端：一極是企業以投資者的身份佔有更多的利潤，另一極是企業以壓低工資和待遇、强制加班、拖欠工資等方式來盤剥員工利益。改革開放以來，在廣東財富的初次分配中，有數據顯示：勞動者報酬比重日益降低，從1978年的60.58%下降到2006年的38.69%，减少21.89%，相反，投資者（企業）的營業盈餘，從1978年的不足15%上昇到2006年的30%以上。在農村，農民被排斥在最低工資制度之外，雖然有最低工資制度，但在法律上却得不到保護。而在所有的城市，低收入的工作大多是由農村轉移到城市的農民工從事的。

　　國民收入再分配是以政府主導的第二次分配，政府主要通過財政政策和各種具體財政手段，配合貨幣政策進行間接調控，爲社會提供更多的公共産品和公共服務，注重滿足社會公共需要。但政府職能轉變滯後，財政投入不足，不到位，税收政策和轉移支付制度未能把大量增收的税收收入回報民生，而目前政府的行政支出費用增速快，大約高於日本的8倍，美國的2倍，相比之下，財政用於社會性支出（如教育、醫療、住房、社保等）的比重偏低。政府財政分配如何合理地把錢用在民生急需解决的焦點上，這才是問題的關鍵。廣東人均GDP增長爲12.5%,2001-2006年，全省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平均每年實際增長分别爲3.5%和6.7%，明顯低於全省人均GDP增長的12.5%，也低於同期全國人均收入增長水平。

　　2. 滯後的基本建設投資體制

　　高投資、低消費是我國經濟的基本特徵，我國投資長期由政府主導，大部分流向效率較低的國有經濟部門。由於缺乏有效機制來約束投資衝動，加上條塊分割所帶來的地方保護和部門利益的驅動，出現了大量的盲目投資和重復建設。若逢政府换届，也是大上基本建設，大搞招商引資，以顯示任職期内GDP大漲的政績，因而高投資就成爲首選項目，由於無法形成資本自我積累的良性循環，爲保護經濟增長，又得加大投資，缺乏配套工程，不少基建項目成爲半截子工程，未能形成生産力，造成資源的凍結與浪費。

　　投資和消費是國民收入分配中此消彼長的一對矛盾，長期過高的投資率意味着長期偏低的消費率。消費率低意味着當年的國民收入分配中將更多的部分用於投資（長期占國民收入比重的40%以上，有些項目的基建投資達到50%以上），大大超過了國家規定的30%左右的比重，從而造成即期人民生活水平的拮據或降低。

　　3. 粗放型的經濟增長方式

　　我國目前産業發展模式總體上仍然是粗放型的，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成本大，降低了人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質量。這種“三高一低”的經濟增長方式未能得到根本改變，一方面是高速增長的經濟對資源的需求極大，而資源相對不足；另一方面是資源利用率低，浪費大、環境污染嚴重，問題十分突出。據中國工程院院士範維澄介紹説，以人民幣計，英國億元GDP死亡率爲0.02，日本爲0.05，美國、澳大利亞、法國在0.04-0.06之間，而中國爲0.73。按照這個數據，我國億元GDP死亡率高達這些發達國家的二三十倍。簡單的數字背後，潜藏着豐富的社會内涵，在這種“帶血GDP”、“含泪GDP”的背景下，社會主義生産目的是爲人還是爲物？不少官員認爲，GDP等於經濟增長，GDP越大，官員的政績也越大，可是GDP的背後，我們有多少兄弟死於生産事故中。在廣東，實際發展路徑是，投資翻8番，能源消耗翻4番，環境污染同步翻番。廣東的能源電力利用遠低於世界先進水平，萬元産值能耗是日本的6.2倍，美國的2.3倍，英國的3.2倍，德國的4.4倍，法國的3.9倍，經發組織（OECD）國家平均水平的3倍，世界平均水平的2.2倍。經濟增長與環境污染同步進行，目前廣東酸雨率46.3%，有10%以上的江段水質劣於V類，珠江三角洲網河區大部分中小河涌水質污染現象較爲普遍；深圳東莞河流水質均劣於V類標準，基本失去了使用功能；耕地土壤惡化，電子垃圾污染嚴重。能源、原材料、污染已成爲制約廣東經濟發展的瓶頸。

　　在粗放型經濟發展的模式中，包括固定資産折舊以及營業盈餘在内的“物”的因素回報却不斷增加，廣東從1978年的不足15%上昇到2006年的30%以上，但以勞動者報酬爲代表的“人”的因素回報不斷下降。廣東經濟的發展已經越來越靠“物”的因素支撑，在事實面前，我們終於弄清楚了，“什麽才是發展”這一命題的真諦，那些“有增無長”的年代該結束了！

　　4. 壟斷行業侵佔了大量壟斷利潤

　　壟斷行業是依靠國家特殊政策獲得超額壟斷利潤的行業。現階段我國企業收入分配差距擴大有兩個方面：一是壟斷行業與其它行業領域的收入分配差距在擴大；二是同行業内部管理層與被管理層收入差距擴大過快、過大。壟斷行業何以會出現如此高漲的壟斷利潤，就在於它們是國有壟斷行業，它們的薪酬不受經濟利益、勞動强度、勞動復雜程度及企業盈虧的約束。它們盈利了，大部分利潤被留在行業内部，成了職工的暴利，而非全民所有；它們虧損了，由國家和全民來承擔，成了全民的虧損，而不會對壟斷企業傷筋動骨。

　　2005年國家擬向石油行業征收“暴利税”約600億元。去年來，進口石油價提昇，中石化和中石油兩巨頭，向政府申報“政策性虧損”，尋求政府的補貼。中央財政在2005年和2006年兩次出臺補貼政策，中石化分别得到一次性補貼100億和50億元。石油壟斷行業以“政策性虧損”爲由向國家財政索取補貼是站不住脚的，從現實看，爲了穩定物價，石油企業是承擔了一些“政策性虧損”，但這些負擔只是讓其少賺了一些錢，而不至於有多大的“政策性虧損”，何况，爲了彌補企業煉油和進口中的“政策性負擔”，政府近年來已提過好幾次油價，去年11月份更是大幅度提高了成品油價格，讓消費者承擔相當部分成本，僅汽油漲價一項，消費者就多掏了數百億元給中石油。更爲重要的是，爲了維護市場穩定而承擔部分“政策性虧損”，本就是壟斷行業的合法性基礎，不承擔政策性虧損的話，還要壟斷干什麽？壟斷有很多害處，既没有效率又缺乏公平，既滋生腐敗又導致分配不公，既盤剥着消費者剩餘又傷害了公益。但壟斷行業既然存在，而未被消除，就是有一利，即能通過資源的計劃調配，避免市場失靈帶來的價格震盪，在負擔某種調控成本中保持資源供給的穩定，不致出現大的資源的短缺。正因爲壟斷的這個好處，政府容忍了壟斷的弊端。因此，壟斷存在的唯一合法性就是承擔“政策性虧損”，而且這種虧損已通過專營權得到了數十倍補償，國家賦予的壟斷權就是最大的制度性補貼，怎麽能反過來向國家索取補貼呢？説到底是壟斷行業貪婪之心在作怪。

　　壟斷企業對中國老百姓是暴利行業，而對國家財政是虧損行業，雙重身份兼備，左右逢源，而老百姓和國家却雙雙受損。壟斷行業獲取高額壟斷利潤具有極大的危害性，應該加以改革和取締。

　　三、對策思路

　　1. 解放思想要理論創新

　　（1）理論創新的客觀必然性。我們要按照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省委書記汪洋同志多次重要講話的指示精神，進一步解放思想，推動廣東的大發展。廣東如何以世界的眼光看待率先遇到的困難與不足，防止過度沾沾自喜，固步自封，我們亟需新一輪的思想大解放，或者説第二代的思想大解放。第一代思想大解放，其核心是如何擺脱貧困，從階級鬥争爲綱轉向以經濟建設爲中心，因爲當時我國城市居民的恩格爾係數是0.57，農村近8億人口的恩格爾係數是0.67，遠遠超過國際警戒綫的42.5%和70%，屬於典型的絶對貧困，其解决的主要途徑是發展生産，增加物質財富，盡快解决人民的温飽問題，因此只有大力發展生産，否則我們就没有出路。而第二代思想大解放，其核心是科學發展觀，以人爲本，見物又見人。從經濟發展的角度來看，它不同於我們傳統的投入大量的生産要素或資本，换取生産大發展的模式。這種經濟發展不是傳統的高增長，而是高質量、高效益、公平、可持續發展的高增長。爲了達到這種高增長，就要理論創新，最終達到制度創新。

　　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本質是一種實踐創新，在這種實踐創新過程中，我們今天的社會由以物爲本走向以人爲本，由控制人走向解放人，由一元主導社會走向多元化并存的社會，由人治社會走向法治社會，這些實踐如何不斷推廣，就必須要求理論作指導，否則就成爲盲目實踐，就會犯大錯誤，爲此，一種新的理論創新就成爲歷史的必然。

　　（2）努力營造理論創新環境。目前，中國的理論創新面臨着種種的阻力和影響理論創新的諸多因素。爲了迎接新時代的挑戰，我們必須實事求是的揭示影響當前思想大解放、理論創新的諸多因素，以便正視現實，爲理論創新創造有利條件，營造一個新的環境與氛圍。

　　①尊重人的獨立自主人格。理論創新的主體是人，人是否具有相對獨立的人格直接影響着理論創新的程度，尊重人具有相對獨立的人格，使人的思路具有相對獨立性，是理論創新的前提。然而，傳統的自下而上的社會層次結構過於注重對人的思想管制，比如作報告統一調門，照本宣科；學生考試統一標準答案，怕出亂子，不注重對人的思想解放。適度的管制是必要的，但過分管制却泯滅了人的獨立性和個性，就會使“自我”不能進行獨立自主思考，就容易使人形成依附性人格，任人擺佈，如果從國家角度看，就很危險了。

　　②尊重個性差异。尊重個性差异和不同思想交流是社會進步的一個主要表現，也是推動理論創新的一條規律。“大一統”對中國社會的發展曾做出過某種歷史性貢獻，但隨着社會實踐的進步，這種“統一”應與尊重個性差异和多樣性相結合。思想碰撞，互相啓發，取長補短，是有利於理論創新的。“百花齊放，百家争鳴”仍然是我們要堅持的學術方針，對個性差异的遺棄,是違背理論創新原則的。

　　③允許和寬容失敗。創新是從事一種前所未有的事業，存在一定的風險，也可能失敗並付出重大代價。實際上，歷史上的許多創新都是由無數次失敗换來的，俗話説“失敗是成功之母”，就是這個道理。但在我們的社會環境中，由於傳統的思維方式和等級分明的社會層次結構，容易形成一種槍打出頭鳥，不爲人先，不鼓勵冒險，不寬容失敗，甚至指責失敗或追究失敗的責任。其實，“寬容失敗”本身也是一種觀念創新，美國硅谷的企業普遍推崇的價值觀就是“允許失敗，但不允許不創新”，“不要懲罰那些因冒險而失敗的人”，以至有人認爲，“失敗是硅谷的第一優勢”。微軟公司的哲學理念是“最大限度地允許失敗”，微軟公司現在的財富是由少數成功的項目帶來的，但其中失敗的嘗試不計其數。我們不僅要鼓勵創新，而且要寬容失敗，只有這樣，才能爲創新之樹的成長提供肥沃的土壤。因此，我們既要確立創新成功的奬勵機制，更要確立創新失敗的寬容機制，使成功者舒心，失敗者安心。

　　④確立能力本位的理念。傳統的社會層級結構，着重的是權位而不是能力或本領，注重的是等級而不是業績，不是對能力價值的追求，更談不到對創新能力的培育，這就是身份崇拜對能力價值的排斥。理論創新的根本條件就是具有創新能力。理論來自實踐又回到實踐指導實踐，理論創新的源泉來自實踐、時代和現實生活。在今天發生大變革的時代，我們的理論應緊緊地根植於改革開放的實踐，專心致志的做事，用在提高能力上，而不是爲了攀居權位，把精力用在拉關係、争選票、買官賣官上。就中國來説，從鄧小平理論到“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再到以人爲本的科學發展觀，這種理論創新都是與時俱進的結果。可見，理論創新都根植於時代、實踐與現實生活，這是一條客觀規律，違背了這一規律所制訂出來的方針、政策和制度，必然要受客觀規律懲罰，歷史的教訓我們是不能忘記的。

　　2. 轉變經濟發展模式

　　（1）GDP不能反映國民的生活質量。科學發展觀提出是對長期盛行的“只見物不見人”的發展觀的否定，而以GDP爲主要目標的國民收入核算注重經濟産值及其增長速度，體現爲“以物爲本”，但它無法顯示這些物品和勞務在市場以外會發生什麽影響，也無法顯示我們在生産過程中付出了哪些沉重的代價，如“帶血GDP”和“含泪GDP”；同時，該指標忽視了社會成本、環境條件、資源基礎、分配公平、社會公正、就業狀况和社會福利等諸多方面。由於GDP只是一國所有産品和勞動的貨幣價值，而産出的增多並不等於生活的改善和幸福的增加，有時在某些方面存在着嚴重的缺陷，由於現實GDP的統計未能扣除因GDP的增長而污染環境所造成的損失，造成GDP增長越快，環境污染越嚴重的逆向發展，如果在GDP總量中扣除環境污染的損失，有些地方可能會是負GDP的結局。

　　（2）優化發展目標是關鍵。發展目標包括經濟發展、社會發展、文化發展和政治發展，是全方位的發展。改革開放30年來出現的主要問題是發展目標欠優化。因篇幅關係，本文僅就經濟發展方面，談談如何優化經濟發展目標，提出以下一些對策思路。

　　①優化的對象。優化經濟發展目標其對象主要是指：産業昇級、技術昇級、開放水平昇級和城市化水平昇級四個方面。通過這幾方面的優化昇級實現經濟與生態環境的優化，使廣東成爲提昇國家競争力、國際競争力的重要區域。爲此必須做到：一是聚集人口、聚集經濟和聚集産業，並對人口、經濟和産業根據發展目標進行必要的調整與重視，實現强强聯合，優優互補，使廣東成爲全國示範區。二是優化發展，即優化開發和優化人居環境，控制國土等資源開發强度，並擴大生態空間比例。在處理環境倫理與經濟可持續發展問題上，要注意理順經濟和生態完整保護的關係，要用生態分析對經濟分析作補充。現在，除經濟分析外還要進行環境影響分析，既然我們同時追求經濟福利和重視環境價值，就應將環保和經濟可持續發展二者放在並列位置，當二者發生矛盾時，應讓位於環保。

　　②優化發展的核心。廣東要在全國先行一步，必須繼續研究省情、國情和“世（界）”情，找到廣東在全國和全球中的定位，進一步發展的制約條件和解决方案，從而不僅要構建和諧社會，而且要率先建成“緑色廣東”，率先建成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示範地區，這是廣東人的神聖任務。爲此，優化發展的核心應該是：優化土地和水資源，優化能源結構（以優質能源爲主）、優化要素投入結構（以知識、信息、技術和教育爲主）、優化産業結構（以知識型服務業爲主）、優化貿易結構（以高新技術和服務貿易爲主）、優化基礎設施（以公共交通爲主）、優化人居環境（以低污染、减排爲主）。

　　（3）調整投資結構，實現經濟增長與就業的協調。宏觀調控應總體上控制投資，適當壓縮不增加就業的投資規模，積極鼓勵會大量轉移剩餘勞動力、增加城鎮就業的投資；通過擴大國民經濟轉移剩餘勞動力和增加城鎮就業能力來擴大消費。當務之急，政府要放寬個體、微型和中小型企業創業的註册、市場準入和經營等管制；杜絶相關部門對創業和經營的交叉和惡意執法；讓利於民，大規模清理和禁止對個體、微型和中小企業的收費和罰款，對創業和再就業實行優惠的税收政策；要建立切實有效的中小企業融資體系，並提供創業和就業培訓。建議政府能够調整部門的權力龢利益，讓利於民，并且調整各方面的體制和政策，改善投資與消費的比例，那麽，宏觀經濟的穩定增長與就業的協調，就有可能成爲現實。

　　（4）促進産業跨越式發展。經濟的全球化，促使我國産業結構的大調整。中國經濟在全球的定位，正在經歷着“中國的組裝”到“中國製造”，最終實現“中國創造”的長期跨越式發展過程。從産業化發展的路綫分析，國家産業創新體系必須從産業鏈的分類管理上，從高端到低端全面系統協調發展。無論從資源型、依附型和創新型三大類型的國家現代化發展道路來看，必然要歷經産品鏈、技術鏈、標準鏈、資本鏈和人才鏈等環節。

　　一是從分類管理的表面層次看，首先是從産品鏈、技術鏈和標準鏈分别入手，在國家産業政策和産業布局上，努力進入産業的高端，形成中國的産品、技術、標準、品牌和市場的核心競争力。二是真正發揮作用的是資本鏈和人才鏈。資本鏈是物質財富分佈狀况的資本地圖，誰控制世界資本，誰就控制世界命運。美國强大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以美元爲標誌的金融霸權，即印出來的美元，就能控制全球資源。美元的一舉一動，貶值或昇值都牽動了世界經濟的神經中樞。最近美國發生的次貸款房貸信用危機，波及了歐洲和世界各國與股市行情，我國也受到一定影響就是明证。跨國公司是世界産業結構、科技革命、資本管理和人才資源的有效組織形式，世界500强企業對中國態度的變化，説明中國30年來的改革開放已經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世界市場競争、技術進步、資本流動和人才資源的基本格局，它們將在各個方面對中國産業發展的新成就刮目相看。特别是對於我國當前外匯儲備的走向，人民幣的昇值與貶值等問題，都成爲它們重要的研究對象。可見，我國改革30年來積累起來的比較雄厚的資本，對於世界産業、國際貿易、科技力量和人才資源的流入流出等方面，將在改變世界的局面中發揮着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人才鏈是精神財富分佈狀况的文化地圖，全世界只用不超過10種語言和宗教，就可以基本上明確我們這個世界的文化地圖。自主創新戰略和人才强國思想推動國家的成功轉變，人才鏈是産業鏈的核心競争力，精神財富控制物質財富。市場競争説到底就是人才競争，未來世界格局如何定位，最根本上的目標就是完成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的資本地圖和文化地圖。“神舟六號”的重要意義是讓世界知道我國的國際競争力在巨大的廉價勞動力數量和消費市場的潜力基礎上，還有高技術人才隊伍的自主創新能力，都是令人矚目的。中國越是發展，别人才越會尊敬你，我們就有可能成爲世界格局中舉足輕重的一員，到那時我們就會説“中國真正强大了”。中國强大的基礎靠的是路綫正確，政局穩定，人心所向和企業實現跨越式的發展，生産力大幅飈昇，社會財富不斷涌現，實現社會公平與正義，老百姓的日子越來越好。未來的中國將會是“風景這邊獨好”，我們充滿着信心面向未來。

　　3. 實行分類管理的環境保護政策

　　從人類社會發展的全部歷史看，必須處理好兩個根本關係：一是人與人之間的和諧關係；二是人與自然的和諧關係。只有經濟的發展，没有生態環境的保護，經濟發展的成果就失去意義，處理好人與人的相互關係，其核心是利益分配，處理好人與自然的關係，其核心就是要保護和美化環境，把這兩個關係處理好了，才能真正構建和諧社會。從我省當前的情况來看，要處理好人與自然的關係，重點就要實行分類管理的環境保護政策。其主要舉措是：

　　（1）可根據不同的主體功能區的要求，實行分類管理的、有差别的環境保護政策，限制高耗能、高耗水、高污染的産業，並堅持淘汰小水泥、小鋼鐵、小火電等落後産能。

　　（2）建立環境資源價格體系，推行排污權有償交易，完善污水處理付費制度。運用價格杠杆激勵企業加强污水治理，“誰污染，誰治理”，“誰污染，誰補償”，讓治污者賺錢，讓污染者賠本。

　　（3）加强跨地區水環境保護的根本途徑是對流域環境保護立法，通過立法使流域内地區和各相關部門明確自己的責任，共同承擔起流域内的水環境保護責任。並建議盡快出臺《廣東省江河流域水資源管理條例》等法規，以便有法可依。

　　（4）對於重要河流，比如廣東的東江、西江、北江應設立流域管理局，實行流域管理與行政區域管理相結合的管理體制雙管齊下。

　　（5）污染項目審批要提高審批等級，實行流域“區域限批”，嚴格控制新的污染源。

　　（6）加快污水處理、生活垃圾以及危險品處理等設施的建設。

　　4. 構建制度創新體系

　　解放思想，原有的制度在很多方面還不能適應新時代發展的客觀要求與社會實踐發展的需要，就要實現制度創新。如何實現制度創新，主要有以下三個方面可以考慮：

　　（1）産權制度。中國共産黨80多年來的奮斗歷史，實際上就是一場産權革命，體現爲生産資料所有制的變革，社會主義制度區别於資本主義制度的根本標誌是公有制和私有制。現代企業制度和現代産權制度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制度基礎。現代企業制度包括國有經濟制度、股份制度、外資制度、民營經濟制度以及各種混合企業制度等。現代産權制度包括個人、集體、國家和混合産權制度。産權問題在任何國家都必須首先要明確的首要問題，産權歸誰，財産的所有權、支配權就歸誰，由此就决定了它在社會的地位和作用，直接從經濟狀况影響到政治取向。在西方國家，不具備一定財産佔有量是不可能參與政治領域的角逐。比如説競選議員以及其它政府官員，法律規定應具有一定財産佔有量才有資格參加競選的，各個黨派和政治組織的組合及其代表人物的貴賤身份是由所擁有的産權多少决定的，没有産權就没有社會地位和政治身份。在我國的社會主義國家，總的説來是以生産資料公有制爲基礎的多元化的産權制度。隨着市場經濟體制的不斷完善，法律不斷健全，1997年黨的十五大承認私營經濟是“中國社會主義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2004年修訂的憲法規定，公民合法的私有財産不受侵犯。這樣，私有財産與國家財産幾乎享有同等地位，這是一個産權制度革命的飛躍。但我們在産權制度方面還很模糊不清，最集中的體現在我國的土地制度、土地産權，從憲法上説，土地是國家所有，農民有使用權，但没有所有權，因此，由於土地産權歸屬模糊，致使我們今天的土地大量被非法濫用，尤其是地方政府利用土地與房地産開發商交易，政府收取“土地轉讓金”，成爲地方政府的“第二財政”，也叫“土地財政”。房地産開發商爲了自身利益，大量囤積土地，獲取暴利。土地的大量减少與非法出賣所造成的惡果，已十分明顯，這就説明，我們有必要回過頭來，進行一場全面的清查土地的非法佔用，審視在現有的土地基礎上，如何進行規劃、利用、監管，充分發揮現在土地的最大潜力，爲民造福，這是涉及到子孫後代的生存空間的大事，應成爲政府必須做的、涉及國家和人民根本利益的基礎性制度。

　　在現代企業制度方面，我們要實事求是，吸取“公有化程度越大越優越”的歷史教訓，不搞一刀切，只要是促進生産力的發展，充分就業，增加社會産品，滿足人民需要，不違法亂紀，照章納税，我們就應該允許發展，積極扶持，而“混合所有制”企業可能成爲現代企業制度的發展方向。

　　我們要不斷地完善和不斷的革新現存的産權制度，使之適合經濟全球化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需要。

　　（2）信用制度。目前我國落後的主要表現是整個社會的信用程度低，市場發育成熟程度也低。因此，政府决策、企業管理和社會運行的成本和風險很高。没有信用的根本原因就是没有信仰。如何重建公共道德基礎，弘揚中華文明禮儀之邦的浩然正氣，在文化教育、科技進步、管理體制和法制建設上，都要做出艱苦的努力。在産業化發展的歷程中，如何形成中國的産品、技術、標準、品牌和市場的核心競争力，全憑企業的信用度高低，它是企業能否順利發展起着基礎作用的保证。信用是企業立足與發展的道德準則，企業要長遠發展，一靠誠信，二靠質量，三靠服務。而誠信（即信用）是决定企業興衰存亡之首位，誠信取信天下，誠信獲得民心向往，因此，隨着市場經濟的不斷發展，需要建立企業信用等級制度，定期和不定期地進行考核評估，以提高企業信用度，取信於民。

　　（3）風險制度。當今世界風雲變幻莫測，突發性和不確定性的風險大大增加，要真正樹立“求真務實”的科學精神，不要超越階段提出社會經濟發展的奮斗目標，避免各級領導幹部盲目的“政績觀”所帶來的决策失誤。面對突發性事件的不斷出現，企業應有憂患意識，居安思危，從最困難的方面設想，多做“幾手”準備，因此，企業應從實際出發，構建企業突發性風險應急救援制度，預留企業風險基金，以防不測事故發生，保证企業生産經營的正常進行。

　　作爲政府更應該做好突發性和不確定性的風險準備，比如“非典”和年初我國南方出現的百年一遇的冰雪嚴寒，給廣大人民群衆帶來嚴重的灾害和困難，暴露了我國風險意識的脆弱和風險制度的缺陷——我國國家的應急系統似乎還停留在許多年前的計劃經濟時期，現在是把這個問題提到議事日程上來的時候了。當務之急，應該建立完善、科學、高效的國家應急機制，其目的是要防止任何特大自然灾害的發生，要對這些特大灾害事先做好準備，一旦灾害發生將其破壞程度降低到最低水平。中國應該成立一個類似於美國緊急救援管理署那樣的國家應急管理指揮中心，盡量避免出現“一失皆失”的局面，提高抗擊自然灾害的能力。

　　如何將灾害破壞程度降低到最低水平，可以從以下幾方面考慮：一是基礎設施行業（如能源供應、鐵路、高速公路、電網、水源業、水壩、通信網絡、計算機網絡、醫療衛生、食品供應等），要按照各自行業的特徵進行詳細的灾難風險評估，在此基礎上建立各自的服務持續計劃和灾難恢復計劃。這些計劃不但要建立，並根據新的情况加以充實和修改。二是需要有一個機構來協調涉及跨企業、跨行業、跨省市的協同努力，統一指揮，形成合力。三是從中央到地方各級政府，要慎重考慮各種灾害的可能性，在規劃建設每一個基礎設施工程時要充分留有餘地，以防萬一。四是從上至下建立全民憂患意識，未雨綢繆。比如各電網要定期測試緊急供電系統，電臺定期測試緊急信號等等。

　　不斷完善我國的産權制度，構建企業信用等級制度和風險制度，是在新一輪思想大解放中，認真落實科學發展觀，以人爲本的基礎性制度的重要制度保证。我們要不斷革新，探討新的發展經濟途徑，以適應經濟全球化，以促進生産力發展的需要。

　　

　　2008年3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