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昌謀 

　　一、改革開放30年，廣東一直是國家經濟發展的排頭兵，無論是經濟總量、出口總量、外匯收入、財政税收等等，但凡屬於經濟可量化的指標總是排行國内第一。30年的發展累積，改變了廣東的面貌，改變了廣東人民的生活水平，改變了廣東的社會形象。

　　但是却有一點讓各級領導大傷腦筋，那就是廣東最貧窮的地方，可比得上全國落後的鄉村。爲了改變這種狀况，歷届黨委和政府采取了許許多多的措施，如富市幫窮市，對口扶持，省黨政各機關（包括中央駐粤單位）派員下鄉，推行電視下鄉，村村通公路等等，盡管有許多成效，但並未有從根本上改變東西兩翼和粤北山區的“三農”面貌。

　　問題到底在哪裏，如何看“三農”？

　　所謂“三農”，我認爲，“生活在農村廣大地區（農村）的，以農業作物生産爲主要經營方式（農業）的勞動者群體（農民）”，這樣的定義比較符合我國我省 “三農”的實際情况。

　　我認爲，我國我省現在的“三農”狀態是中國五千年農業國的産物，要從根本上改變它的面貌不可能在短期内實現。30年的改革開放也只能使城市地區實現中等小康水平，“三農”問題的改變没有50年的時間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説發達的城市和落後的農村和山區同時并存是歷史的必然，它不是那一個書記、省長的無能，它不會使人丢臉，因此，從思想認識的層面上要立足於長期的規劃，盡量避免短期行爲。

　　二、“三農”問題的最大難點是農業

　　因爲農業生産不同於工業産品的生産，農産品是國人生活的必須，它不能少，少了就要捱餓。解放以後一直到上世紀八十年代末的糧食定量供應，讓每個中國人至今記憶猶新，那時候是“手中無糧心裏恐慌”，但是它又不能太多，多了没有那麽多的地方放，也就是説它的總需求有一個度。

　　由於這個“度”的限制，大量的農民同時進行生産，平均每人所得就顯得很少很少。全國和廣東的統計都表明城市和農村的人均收入差别大約是4至5倍。

　　爲了提高農民的個體收入，在生産總量不變的前提下，只有减員，即减少農民的數量，或者説是提高城市化率，從現在的30至40%，提高到70至80%，那時農民的收入將會有大幅度的提高。若提高到90%，那時農民可能比一般的城里人都富。

　　三、多餘的農業勞動者到哪裏去？

　　這是問題的癥結。改革開放30年，廣東大量地吸納了農村的富裕勞動力，數以千萬計，他們不但爲進入地帶來了繁榮，也爲出發地的家鄉生活的改善作出貢獻，單單是一個東莞的虎門鎮外來打工人員每年從郵局彚出的總金額都超過100億元。

　　我國大量富裕的農村勞動力造就了中國的“世界工廠”，30年來，這個“世界工廠”成了中國農民從農村轉移到城市的最終目的地，成了所謂的“農民工”。但是這些“農民工”普遍的特點，是文化程度太低，只能從事最低層次的、收入最低的體力勞動（即使如此也比在農村裏收入好），從本質上講他們都是出賣體力和青春，一旦青春期過去，體力不支就隨時都有失去工作的可能。一旦失去工作以後，這些務工農民在城市里，靠什麽喫飯，靠什麽生活？他們“打工”期間的收入和積蓄又能支撑多久？當“返鄉團”回到農村去就是他們的最終出路。現今很多人士認爲，應該給他們城市居民的待遇，這是很人性的説法，但是，從城市管理的角度來看，若是如此就會使剛剛有了生氣的城市一下子就窒息而亡，這麽一大批無知識、無文化、無體能的“居民”，城市政府要給他們房子住，給他們飯吃、衣穿，政府財政不給壓垮那才怪，正因爲這個原因，各地各級政府都對城市入户實行嚴格的管理。

　　城市的發展是“三農”問題的最終出路，只有城市發展擴大了才能吸納更多的“農民”進城，但如果在城市發展前就開放城市，不但城市發展不了，也從整體上堵死了以後的農民進城的希望。

　　四、“返鄉團”爲什麽返鄉？

　　青年農民進城，老年農民返鄉，是開放開發30年的普遍規律，（如在城市里的比例很低），問題的結症在哪裏？

　　根本的原因是進城的青年農民工受教育的程度低，文化水平、知識水平的實際狀况使他們不能在市場經濟中找到穩定的能够與提供他們在城市站穩脚根相適應的收入水平的工作。供不起房，更買不起房，没有房（租、供、買均可），便没有家，這是很普通的道理。

　　要使農民進城後不再返鄉，必須提高他們進城之前的文化水平，使他們在城市里，在市場經濟環境中，具有與城市人大致相等的競争力，能够找到可供他們長期在城市生存生活的職業，在城市里“成家”。古雲：先成家後立業，現在是倒過來，必須先立業才能在城市里成家，無業不成家。

　　五、“三農”的正解

　　“三農”問題的根本解决答案，應該是也只能是大量地减少農民的數量，全國現有九億農民，如果能减少到二、三億，“三農”問題就不再成爲國家的問題。

　　大量的農民進城並在城裏立穩脚根，如上所述就必須在進城之前最大限度地提高他們的文化教育水平，這是最正常的認識邏輯。

　　提高農村兒童的教育水平，必須實施全民免費義務教育，教育改革是“三農”問題解决的最核心問題，要讓農村的孩子能接受城裏孩子同等水平、同等質量的教育，這是目前國家所面臨的最重要的課題和任務。

　　六、教育改革的方向

　　“三農”的出路在城市化，城市化的實現要靠農民的子女文化水平的提高，農村兒童文化水平的提高要靠教育的改革，把教育的資源大量地向農村傾斜，教育資源主要投向義務教育。因高等教育社會化，把大量的教育經費和資源從高等教育中解放出來，是世界上普遍的做法，它也應成爲我國教育改革的方向。

　　可以相信，如果我國的教育按照這一原則執行，不用30年，“三農”問題便不再是困擾各級黨委和政府的頭等問題，那時國民的教育水平、文化水平，國民的普遍素質會有根本的變化，我國的産業結構，便自然的會自行調整，高附加值的産業會大量的涌現出來，國力會更加强大，人民的生活會更加富裕。

　　七、改革的難題

　　上面所説的教育改革方向，各級黨政領導都清楚，問題的結症在於誰來推動，誰來執行？

　　不是説要用科學的發展觀來規劃發展方向嗎？教育改革是不是最具根本性的改革？

　　不是説人力資源的投資是國家最根本最重要的投資嗎？

　　不是説要盡快縮少城鄉的差距，减少東西部發展的不平衡嗎？

　　但是實行起來，爲什麽那麽難？國家教育法規定教育的投資在“八五”期間要達到GDP的4%，現在已經是“十一五”了，很多地方教育的投入却不到2%！

　　問題的核心在於政府的框架，在於改革不到位。政府是由各個部門組成的，從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經過近30年的磨合，各部門之間的權責界綫已經非常的清晰非常細微了，每個部門都把精力放在把本部門的權力邊界數量擴大上，但不要侵害其他部門；眼晴時刻警惕着自身的權益是否遭到别人的侵害，這種權利的博弈實際上是這新時代的“諸侯割據”，只不過是割據的不是地權而是事權。

　　八、中央和地方

　　教育問題是最大的公共事務，涉及國家的發展、民族的前途，理應是國家財政統一管理，免費義務教育理應由國家財政埋單，但中央財政始終不表態，不但如此還以法律的形式規定農村義務教育由縣級政府統籌，要知道國家那麽大，全國的縣級發展的水平極不平均，有的極貧，有的極富，這種政策導致農村教育發展的大分化，極大不公，貧富的差别體現在教育資源的籌措上。

　　教育經費也不應該由市、省級統籌，國家問題之大，在於各地發展不平衡，盡管歷史原因比重很大，但是如果國家不干預，不作爲，這種狀况不會改變，只會越來越擴大，30年的實踐證明就是如此。

　　國家説現在是干預了作爲了，方式是轉移支付，問題是到目前爲止這種方式效果並不理想，是否可以解放一下思想作出另外的决策？

　　我認爲，在免費義務教育上，國家應在全國範圍内，不分東西，不分城鄉，應該制定出一個統一的經費標準，統一由國家支付，至於各地方政府，它如果認爲必要和可能，可自行對所轄範圍進行追加，國家不予干預，不扣减國家支付額度。

　　九、解放思想

　　現在全國全省範圍開展新一輪的解放思想，爲謀劃長遠發展，要打破舊有的思維模式，解放思想約束，我認爲這是爲教育改革吹起來的一般强勁的東風。

　　在30年改革開放建立起來的經濟基礎上，我們應該有一個更新的發展目標，如果説前30年我們的目標是建設一個相對富裕的國家，那麽現在開始的30年，我們的目標應該是全面提昇全國人民的思想文化素質，提高全民族的教育水平，把大量的財政資金投放到全民教育上去，是歷史的選擇。

　　教育水平提高了，全民族的素質提高了，困擾國家的“三農”問題可以緩解了，困擾城市的治安問題，社會不公問題也都可以大大的减緩，若能如此國家幸甚，人民幸甚。

　　

　　2008年5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