譚元亨

　　自上世紀末，我國“大學城”便開始興起，這是我國高等教育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産物，是在以科技爲主要競争力的時代，高等教育大衆化的必然結果，同時，也是高校自身發展的内在邏輯所决定的。1999年，位於北京城外40公里的河北廊坊經濟開發區，劃出2萬餘畝地，投資120億元，建設“東方大學城”，城内可容納25萬名學生與教職員工。緊接着江蘇、浙江、廣東等地，紛紛開發建設大學城。其中，僅2002年，全國就有10多個大學城項目破土動工。迄今爲止，全國大學城已達50多個。而在廣州的規劃中，還有幾個大學城待建。盡管全國大學城規模已經可觀了，但大學城的歷史，在中國仍不足10年。

　　這裏説的是規劃建設的大學城，而非自然形成并發展着的大學城。即廣州小谷圍與石牌六校之區别，如我在前一篇建言中所説的。因此，作爲規劃建設的形式，當先有理念，後有規劃，按道理，應當是考慮得比較成熟，方方面面都相當到位的。但是，由於攀比心理，倉促上馬，加上各自爲陣，别説大學城建築特色乏善可陳，甚至在建城理念上都不成熟。市場化、社會化，這没什麽不對，過去大學辦社會的模式早該摒棄了。但是，一説市場化，交通部門爲贏利，就可以在大學城無視老人優惠政策，把没帶零錢的老教授攆下車，就可以讓學生比居民多交一元方可進學校，至於各項社會設施，就更談不上完善了。讓那麽多大學分一塊地進大學城區，造成資源、人力的浪費，教師與學生脱節，這恐怕更不是建城的初衷吧？

　　其次，在發達國家，自然發展的大學城已有近百年的歷史，而作爲規劃建設的大學城的歷史，也有半個世紀了。我們可參照的，當是後者。這可以有美國密蘇裏大學城、日本築波大學城爲先例，一如我上篇所雲，當補上這一課，去“西方取經”了。

　　其實，近在東方的日本築波大學城，我們早耳熟能詳。其大學城的構想，是日本前首相田中角榮在他1961年的《日本列島改造論·大學篇》中提出了築波大學科學城的藍圖。但日本政府仍經過上10年的醖釀、争論，反復論证，這才於1970年爲内閣會議通過，1973年又通過相關法案，同年10月，於東京東北約60公里的茨城縣土浦市，建成了一座規模宏大、且頗具遠見的面向新世紀的新型大學。其辦學理念開宗明義：在基礎和應用科學方面，同國内外教育和研究機關以及社會之間，加强密切的交流與聯繫，在取得科學協作成果的同時，有效地進行教育和研究，以培養具有創造性才能和高尚品德的人才，爲推動學術文化的發展作貢獻。

　　平心而論，築波大學編重的是應用科學，但它對過去大學陷於狹隘的專門領域，造成教育與研究兩方面的停滯、固化與脱節，從而遠離社會現實的歷史，則有着很好的反思。它提倡“教育與研究新體系”、“新大學自治”、“開放的大學”等全新的理念，歡迎不少科研機構進入，如國土地理研究院、高能加速器研究所、國家科學博物館築波研究中心等，如今，還有60個左右教育與研究機構進入築波大學城，爲此，它也被譽爲“學園都市”與“日本硅谷”。而它大膽的改革舉措，至今仍爲世界所稱道。這些就不一一道來了。仍舉一例，日本12位諾貝爾奬的獲得者，有3位即四分之一出自這所大學。

　　當然，不同國家有不同的國情，但大學城當有一個全新的辦學模式，却是毋庸置疑的。我們人口多，國土大，經濟發展不平衡，人口素質不一，與國際先進水平還有一定的差距，如何應對這些，是不可以生搬硬套他人的經驗。如何從發展的觀點、生態的觀點，整合好這麽一種多校進入、分區劃地的現狀，讓不同觀點産生碰撞，從而激活出一種新的管理理念等等，都需要認真地思考。

　　因此，本着辦學的宗旨，我建議：

　　一、在充分借鑒發達國家經驗的同時，讓各方面充分闡述各自不同的意見，聯合國内衆多的大學城，總結近十年發展的經驗與教訓，找出差距予以對應，使之走上良性的、健康發展的道路。

　　二、要進一步解放思想，創新大學城建設的理念，不僅僅是市場化、社會化，也不僅僅是“産、學、研”相結合，還要站得更高，看得更遠，在人才培養、文化整合、社區環境、人文生態上，都應有全方位的思考與全新的創建，從而趕超發達國家的水平——拓開思路，相信會有新的發現、新的對策、新的模式出現。比築波大學城更具特色、更完美、更具優勢。大學城不是把大樓攆到一起便是的了，而是應當，而且首先應當有大師、有名牌的研究機構、名牌的學科，總之，有自身標誌性的旗幟。

　　三、由於一校多區、一區多校，造成管理機構龐雜，教師疲於奔命，學生無所適從。表面看，硬件的資源配置没問題，有了電梯還外加上樓的無障礙通道，可軟件的優化配置却遥遥無期，一區多校，各自爲陣、劃地爲牢，誰的專業優勢無從問津，如何共建信息平臺、各校互相自由選課、實驗室共享、研究機構整合、教學實踐基地全面開放、舉辦全城的跨校學術講座，乃至於文藝匯演等等……顯然，這仍是一個理念上的提昇與創新問題，方可使當今大學城人文生態的失衡，從根本上得以解决。

　　

　　2008年4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