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東、廣西的北部與南海沿岸地區同屬於嶺南地區，歷史上文化的傳承與交流常常難以區分。新石器時代中晩期，分布在珠江三角洲地區的古文化遺址與粵北石峽遺址有明顯聯繫，同時，也開始顯現出考古學文化上的差異；分布在泛北部灣地區的桂南，與桂北、桂中在原始文化上也同樣顯現出聯繫與差異；從考古學文化上觀察南海沿岸及島嶼，雖然經濟形態上相近，但也不是屬於同一個考古學文化，存在較大的地方差異。當然，各地之間的交流也是十分頻繁的，而且時間也很早，有硏究表明，距今一萬年前後，粵東潮汕地區居民曾經通過海路向珠江口地區移動①。在廣州南郊番禺飄峰山就發現與粵東南澳島象山的細小石器同類的石器；海岸各地的文化交流反映在石器上，較明顯的是有肩石器的東漸與有段石器的西移。

　　一、南海沿岸新石器時代文化的分區

　　很明顯，嶺南地區包括南海沿岸地區新石器時代的文化序列還不是很清楚。目前還沒有一個較爲統一的看法。但是隨着材料的不斷增多，硏究的更加深入，不久的將來，一個較爲清晰的文化譜系一定會呈現出來。這里我們可以暫時將南海北岸分爲西、中、東三個區段來觀察。西段以廣西南部和廣東西部爲主：新石器時代早期可以邕寧頂螄山貝丘遺址一期爲代表，年代在距今1萬年左右；新石器時代中期以邕寧頂螄山貝丘遺址二三期的頂螄山文化爲代表，年代在距今8000～7000年；晩期分爲兩類：一類爲大石鏟文化，另一類爲那坡感馱岩遺址和早期岩洞葬①；中段以珠江三角洲地區爲主：新石器時代早期遺存，目前還沒有發現；新石器時代中期，以深圳咸頭嶺遺址爲代表，年代爲距今7000～5000年間；晩期，環珠江口地區以香港涌浪遺址、珠海寶鏡灣遺址爲代表，珠三角中部貝丘遺址以蚝崗遺址、村頭遺址爲代表，年代在距今5000～3500年。東段以粵東地區與福建西南部爲主：早期的象山文化是一種細石器文化，以距今8000年以上的“南澳象山文化遺址”爲代表，它與福建閩南的“漳州史前文化”爲同一系統。新石器時代中期，以潮安“陳橋文化遺址”爲代表，距今約6000～5500年，仍與閩南的文化同時。新石器時代晩期，以普寧後山文化遺址爲代表，距今3500年前後的，商代中後期到西周前期，以浮濱文化爲代表，年代稍晩于後山遺址，距今約3400至2900年。歷經20餘年的調查、發掘、硏究，它不但在廣東的潮陽、潮安、普寧、揭陽、大埔、豐順、南澳等地發現，另在福建閩南地區的漳州、泉州等地也有頗多遺址的存在。它分布的範圍在榕江、韓江、九龍江、晉江四個流域。

　　二、石峽遺址與珠江三角洲古文化

　　珠江三角洲遠古文化的源頭來自何方？早就有學者在探討，上世紀90年代中期，古運泉先生撰文《從經濟形態探索珠江三角洲先秦文化之源》②，探討“先秦時期生産、生活于珠江三角洲的古代先民是從哪里來的？是沿着海灣從東西部而來，還是從珠江水系的西江、北江、東江逐漸遷來的呢？”古先生在分析了珠江三角洲先秦文化遺存的分布和特徵，西北江先秦遺址的分布和特徵之後，首先肯定：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生産生活在珠江三角洲和西、北江流域的先民們都給我們留下了一群具有強烈地方特徵的實物遺存。接着提出，就目前的考古文化來看，仍能找到某些相似之處，最後他認爲：“珠江三角洲先秦文化之源在西、北江流域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西北江流域，最爲重要的遺址是石峽遺址。它位于石峽獅頭山和獅尾山之間的峽地，面積3萬平方米。發現于上個世紀70年代，是廣東地區最爲重要的考古發現之一。蘇秉琦先生早就指出，石峽遺址的發現，“爲我們進一步探索嶺南地區從原始社會到秦漢以前社會文化的發展找到了一把重要的鑰匙，還爲我們探索該地區社會發展諸階段與我國其他諸文化發達地區之間的關係找到了一個重要的環節”①。石峽遺址1972年發現，1973年、1975～1979年、1985年多次進行正式考古發掘。發現從春秋時期到距今6000年間的多個時期的文化地層和豐富的文化遺物、遺存。粵北地區史前文化與江西境內的樊城堆類型文化有着較爲密切的關係。因而，珠江三角洲地區史前文化也間接受到這一支文化的影響。

　　廣東省文物考古硏究所朱非素硏究員將石峽遺址分爲四期。石峽遺址第一期遺存，以前稱之爲“前石峽文化”，距今年代在6000-5000年間。這一時期的遺物出土較少，陶器燒成火候不高，很容易破碎，器類有釜、罐、圈足盤等。以夾砂陶、夾砂細陶爲主，陶胎有石英顆粒，多數爲靑灰色、灰褐色，還有泥質黃白色陶。夾砂陶釜和夾細砂圜底罐表飾繩紋、細繩紋，排列較爲密集整齊，領部至器底飾繩紋，然後在領、腹部飾刻劃紋、篦點紋、指甲紋、小圓圈紋組成的不同圖形，如刻劃大方格紋、雙方格紋、菱紋、葉脈紋、水波紋等，圓形鏤孔和小圓圈紋主要用于圈足盤的圈足部分。陶釜、陶圈足形制爲口沿微後侈、領近直、圓肩、鼓腹、圜底。泥質圈足盤形制爲圓唇、斂口或微斂口、弧腹、圜底、大圈足，圈足高5～8厘米。不見三足器，花紋中亦不見幾何印紋陶。出土石器數量種類均少，有錛、鏃等，器體小型。

　　在珠江三角洲地區有與石峽遺址一期年代相近的文化遺存，如西江北岸的肇慶市高要蜆殻洲、東江支流附近的增城金蘭寺一期、東莞企石萬福庵、篁村蠔崗等貝丘遺址；深圳大黃沙4層、大梅沙I區2層，小梅沙3層，珠海後沙灣一期、三竈草堂灣一期、平沙棠下環一期、中山白水井、南蓢龍穴；香港大灣2C層下，屯門龍鼓灘間歇層底、赤臘角虎地灣、過路灣、龍鼓洲下層、北窖西洲、大嶼山東灣4層、涌浪北區第5層、涌浪南區一期、馬灣東灣仔北第一期文化遺存、吳家園下文化層、深灣下層、澳門黑沙灣。朱非素硏究員歸納了這一批文化遺存的共性：1. 陶器夾砂陶爲主，佔陶器的85%以上，器胎厚重或厚薄不一，器形有夾砂陶釜、罐、圈足盤、器座、支腳等。器表多飾細繩紋、繩紋、條紋，而後用多齒工具在釜、罐的領部或頸下器肩刻劃水波紋、弦紋、大方格紋、菱紋、三角紋各種紋飾的組合紋。陶器均爲手制，燒制火候不高，易碎。陶色以灰色、灰褐色爲主。2. 泥質陶數量少，除後沙灣一期泥質陶佔46%，其餘遺址泥質陶約佔20%以下。陶色以紅陶、橙紅陶爲主，器類有圈足盤、豆。圈足上飾刻劃紋、戳印紋、戳印圈點紋和鏤小圓孔。3. 夾砂陶鉢或圈足盤，其盤身底近平，器底遺留有陶鉢置編織物上晾干時遺留的編織紋。不見幾何印紋陶。4. 彩陶、白陶盤豆出土是該期具代表性的陶器。另外，在石器方面的共性，以磨光石器爲主，中小形石器多見，器型有長身石錛、長身和短身梯形錛、個別肩部不明顯的有肩石錛；石餅大小不一，周邊經磨制；有槽石拍，扁平長方形、圓形，正面刻劃直線凹槽，背面磨光，少數兩面穿孔；少量打制石器、石片和礪石。朱硏究員認爲，出土彩陶的遺存要早于夾砂刻劃紋、繩紋陶釜與紅陶圈足盤共存的遺存。而石峽遺址一期文化遺存同草堂灣一期、深灣F層的年代相當。比出土彩陶、白陶器遺存要晩。

　　這樣看來，在夾砂刻劃紋、繩紋陶釜與紅陶圈足盤共存的遺存時期，珠江三角洲文化與石峽遺址一期確實有一定的聯繫，但更早的彩陶、白陶時期的文化來源還需要另外尋找。而新石器時代晩期，珠江三角洲地區古文化與石峽文化（以石峽墓葬爲代表）遺存，其差別更爲明顯，完全屬於不同的考古學文化，但它們之間的文化交流與聯繫也是可以看到的。

　　在廣西南部，有學者將紅水河—黔江—潯江南岸地區作爲一個單獨的文化地理單元來進行硏究①。在粵東的沿海地區，新石器時代文化面貌又單列一個體系。而整個嶺南地區，包括南海沿岸居民，與湖南、江西、福建等地先民也有相當的文化交流，這在考古資料中可以看到。

　　三、與湖南洞庭湖地區新石器時代文化的聯繫

　　在北江、西江流域沒有解決珠江三角洲地區彩陶、白陶來源問題，學者們只能夠擴大視野，往嶺北的湖南與江西進行探源，並最終在這一地區找到了更多的線索。

　　湖南洞庭湖地區新石器時代文化的發展序列，學術界遍認同彭頭山文化—皂市下層文化—湯家崗文化—大溪文化—屈家嶺文化—石家河文化這一發展序列，其中彭頭山文化、皂市下層文化代表了新石器時代早期，其年代距今9000～7000年；湯家崗文化、大溪文化代表了新石器時代中期，其年代距今7000～5000年；屈家嶺文化、石家河文化代表了新石器時代晩期，其年代距今5000～4000年。另外，洞庭湖的三大水系——沅水、資水、湘江新石器時代文化發展序列也相對於洞庭湖地區，其中沅水流域新石器時代文化早期是以高廟遺址下層爲代表的高廟文化；中期以松溪口二期和松溪口上層爲代表的松溪口文化；晩期以懷化高坎壟遺址、靖縣、斗篷坡遺址爲代表。湘江流域早期以長沙大塘遺址爲代表的大塘文化，中期以湘潭堆子嶺遺址爲代表的堆子嶺文化；晩期以湘鄉岱子坪遺址爲代表。

　　環珠江口地區與湖南洞庭湖地區考古學文化的交流是十分明顯的。著名考古學家李伯謙先生硏究認爲：“早在距今六七千年前，珠江三角地區已與長江中游地區有了交往，深圳咸頭嶺、大黃沙等遺址出土的繩紋釜、罐、彩繪圈足白陶盤等從形制到花紋，都與湖南石門皂市下層和大溪文化早期遺址中的同類器接近，其由長江流域傳播南來是不容置疑的。相當于中原地區龍山時代，玉琮、玉牙璋等黃河流域流行的玉禮器在嶺南不止一個地點有所發現，其間的聯繫有明顯加強的趨勢；進入相當中原地區的商代，浮濱類型的釉陶、原始瓷及大型無闌石戈、靑銅戈均分別與長江流域、黃河流域有着淵源關係。”①

　　考古學家何介均先生，不僅將珠江三角洲地區屬於大灣類型的彩陶器，與湖南的大溪文化彩陶進行了比較硏究，還進一步硏究探討了這一彩陶文化進入嶺南的路線。1991年，何介均先生就提出：“在距今6000～4500年的這一階段，珠江三角洲的古文化受到長江中游地區，特別是洞庭湖地區大溪文化和屈家嶺文化的強烈影響，而在新石器時代末期，珠江三角洲古文化（龍山期）又反過來對湘南，特別是湘西同時期文化以巨大衝擊。”1995年，何介均先生撰文《環珠江口的史前彩陶與大溪文化》①，進一步論證環珠江口地區接受大溪文化影響。他認爲：1. 器物組合。珠江口地區新石器時代中期主要由盤、釜、罐、缽和器座、支架構成，釜是主要的炊器……而洞庭湖區的湯家崗類型……器物組合與珠江三角洲一樣，同爲釜、罐、盤、缽和器座、支架，類似大灣式彩陶盤的器形，在洞庭湖區諸遺址的報吿中往往稱之爲盆或碗……洞庭湖區大溪文化不僅器物組合與珠江三角洲相同，而且包涵了珠江三角洲上述器物的各種型式，只是較之珠江三角洲型式更豐富更複雜罷了！2. 陶器裝飾工藝。彭頭山文化與華南各地新石器早期文化的裝飾方法相同，均以繩紋爲主。皂市下層文化裝飾手法空前多樣，除仍有繩紋外，還出現衆多的拍印、壓印、刻劃、剔刺、鏤孔、模印等富于變化的紋樣，出現光亮的紅色和陶衣，特別是刻劃、壓印、剔刺等技法，爲以後的大溪文化，特別是大溪文化早期所繼承，並廣泛流行，湖南安鄉湯家崗、禮縣丁家崗、湖北公安王家崗等大溪文化早期遺存中，有各種圖案的篦點紋，指甲狀戳印紋、X紋，圓點紋和更爲多彩的刻劃紋飾。與深圳咸頭嶺遺址陶片相比較，可以發現其裝飾技法和圖案花紋相似之實在太多。3. 彩陶。珠江三角洲所出大灣式彩陶盤的各種型式幾乎都可在洞庭湖區和江漢地區西南部的大溪文化遺址中找到。4. 白陶。白陶是洞庭湖區大溪文化中極具特色的陶系，環珠江口所出與洞庭湖區所出，也極爲相似。一是主要器形均爲圈足盤；二是裝飾方法，除少量刻劃和戳印紋外，多爲壓印和模印；三是壓印和模印圖案相近，均多圓點及波折紋，S紋以及它們的複合紋飾。

　　何先生還認爲，大溪文化的因素是由沅水，轉道西江往東南推移的。中山大學曾騏敎授，在硏究廣東南海西樵山出土的以燧石爲原料的細石器時，也曾經指出，這些細石器是在大溪文化和西江流域的基礎上，吸收華北細小石器製造工藝而産生的。

　　裴安平先生認爲，咸頭嶺文化在發展的全過程中有來自湖南的影響，這些影響絶不是暫時的少數的和偶然的，而是長時間的大量的和全方位的①。同時指出，這只是問題的一個方面，那些明顯的地方特徵無論如何也是令人難以釋懷的：

　　第一，咸頭嶺類型器物一直以夾砂陶爲主，多灰褐色，區別于湖南常見的紅褐陶，以及夾碳或夾蚌粗泥紅陶的特點。

　　第二，咸頭嶺器表劃紋、戳印紋、壓印紋大部以貝類爲施紋工具，紋樣較湖南顯自由、粗獷。而湖南的這類紋飾一般圖案較規範、嚴謹，以複雜的幾何形搆圖見長。儘管施紋工具目前並不是很清楚，但可以肯定的是與貝類無關。

　　第三，咸頭嶺之彩陶隨時間轉移，多集中于大圈足盤，其他器形少有，且圖案與貝劃紋有明顯一致性，多以波浪和浪花爲母題，顯示了濱海地帶人們對本土某些自然現象與生存方式的熱愛與崇尙。至於湖南，大圈足盤除了普遍飾有陶衣外，一般沒有彩色圖案。而稍後的遺存，彩陶亦多出自缸、碗、杯、壺。

　　第四，兩地的大圈足盤形態也有明顯差異。湖南的圈足盤外形大部分爲“八”字形，壁內弧，口顯侈，咸頭嶺的外形大部分爲括號“（  ）”型，壁外弧，口近斂。

　　第五，咸頭嶺類型中流行的生産工具有肩石器不見于湖南。

　　顯然，這些特徵表明即使擁有這種製作技術的人們都是北方移民的後裔，咸頭嶺類型已經完全離開了原有文化滋生、發展和演變的土壤，從而在新的環境中植根于當地自然文化背景，成爲一種新的土著文化。

　　筆者完全同意諸位先生的意見。

　　四、桂北地區文化與北部灣地區文化

　　桂北地區多爲洞穴遺址與山坡遺址。憑着桂林甑皮岩遺址的考古發掘與硏究基礎，桂北地區新石器時代文化發展序列是比較清楚的①。硏究者們將甑皮岩第一至第五期，加上之後的大岩第六期文化遺存，共分爲六期，甑皮岩一期文化包括大岩第三期和廟岩文化遺存，距今年代約12000～11000年，屬於新石器時代早期前一階段。石器以單面打制的礫石器爲主，器類有砍砸器、尖狀器、切割器、穿孔石器等，骨蚌器數量較多，有骨錐、錛、鏟等器類，蚌器穿雙孔或單孔，陶器少，主要是大石英顆粒的夾砂陶，陶器粗糙，爲手捏制，器壁極厚，燒成溫度極低，器形爲敞口、淺斜腹的圜底釜。甑皮岩二期文化以單面加工的打制礫石石器爲主，器類包括石錘、砍砸器、尖狀器、切割器、穿孔石器等，蚌器多爲穿單孔蚌刀。陶器多爲器形較大的敞口、束頸、鼓腹、圜底罐，另有部分飾刻劃紋或附加堆紋的小件器物。器表均施分段多次重複的滾壓而成的繩紋。較細密的中繩紋最具特點。第三期石器沒有多大變化，新出現骨針，陶器出現泥片築法的成型技術。第四期，骨器中只有骨錐一種，蚌器也只有少量穿單孔蚌刀；而陶器種類有明顯增多新出現高罐、斂口罐和斂口釜等，器物底部變薄、變緩，器表施繩紋，以中繩紋爲主。第五期文化石器中出現較多的磨制斧、錛，類器不見蚌器，陶器以夾砂紅褐陶爲主，部分灰黑、灰褐、灰白陶，少量泥質陶。器形包括敞口罐、高領罐、斂口釜及直口或斂口、盤口釜、盆、支腳、圈足盤、豆等。紋飾有細繩紋、刻劃紋、戳印紋、弦紋等，燒制火候較高，陶質較硬。該期年代爲新石器中期。大岩第六期陶器以夾砂陶紅陶與灰白陶爲主，器類僅寬沿罐一種，器表多飾拍印的方格紋；石器包括磨制精細的斧、錛和鏃等。年代已經到新石器末期。

　　泛北部灣地區（桂南）文化包括桂南的邕江、郁江、潯江沿線以南的大部分地區。新石器文化主要有：頂螄山文化、大龍潭、石腳山、亞菩山、馬蘭嘴、獨料等文化類型。頂螄山文化是以邕寧頂螄山遺址第二期、第三期文化特徵和內涵爲代表，集中分布在南寧及其附近地區，以貝丘遺址爲特徵的一種史前考古文化。其主要堆積爲螺殻，並含有大量水陸生動物遺骸。陶器以敞口、束腰、深腹、圜底的罐及斂口深腹圜底釜爲主。紋飾多籃紋，晩期盛行繩紋。骨蚌器佔較高比例，存在形狀各異的魚頭形蚌刀。葬式以各類屈肢葬爲主，經濟生活以採集漁獵爲主，主要分布南寧地區爲中心的左江、右江地帶。

　　亞菩山、馬蘭嘴爲代表的海邊貝丘文化類型，主要分布于欽州與防城港兩市的沿海地區，迄今已發現9處，經過試掘的有亞菩山、馬蘭嘴遺址。文化堆積以海生的斧足類軟體動物爲其特徵，出土物有石器、陶器、骨器、蚌器和動物遺骸等。石器分打、磨制兩種。打制石器厚重粗大，多采用石錘直接敲打而成，疤痕深而短，器形以具特色的蚝蠣啄居多，其餘還有砍砸器、尖狀器、三角形器、錘、球、網墜等。磨制石器有斧、錛、鑿、磨盤、杵、礪石等。陶器均爲夾砂粗陶，陶色有紅色和灰黑色。紋飾以繩紋最多，有籃紋、劃紋。器形多圜底類罐。骨器有錐、鏃及飾物。蚌器有鏟、環、網墜。年代爲新石器時代中晩期。

　　桂北與桂南史前考古文化屬於兩種不同的類型。桂北多爲洞穴遺址與山坡遺址，桂南多爲貝丘遺址，反映其經濟形態也是不同的。但是桂北的蚌器、屈肢葬在桂南也較多發現，説明兩者的文化有一定的淵源關係，當然，在桂北與桂南之間還有桂中這一過渡，桂中發現的較有代表性的考古遺址存爲鯉魚嘴類型和南沙灣類型，鯉魚嘴類型更早，南沙灣類型更晩，兩者代表着桂中新石器時代早晩兩個階段。但文化差異很大，也沒有明確的傳承關係①。

　　五、與良渚文化的聯繫

　　良渚文化是我國長江下游太湖流域一支重要的古文明。是銅石並用時代文化，因發現于浙江余杭良渚鎮而得名，距今約5250~4150年，在1936年被發現，經半個多世紀的考古調查和發掘，初步查明遺址分布于太湖地區。在余杭市良渚、安溪、瓶窰三個鎮地域內，分布着以莫角山遺址爲核心的50余處良渚文化遺址，有村落、墓地、祭壇等各種遺存，內涵豐富，範圍廣闊，遺址密集。上世紀80年代以來，反山、瑤山、匯觀山等高台土冢與祭壇遺址相繼發現。大量精美玉禮器，大型建築基址實證着中華五千年文明。

　　良渚文化中物質文化十分發達,以鼎、豆、盤、雙鼻壺、帶流壺、帶流杯、尊、簋爲典型陶器，用于祭禮的玉器更爲發達，墓葬規格、聚落佈局體現出嚴格的等級差別。良渚文化遺址主要分布在東到上海，南至錢塘江；西以茅山、天目山爲界，北達寧鎮地區邊緣的長江以南，圍繞太湖大致呈三角狀，其影響達浙東、浙西南、皖南、華南、山東、蘇北等地。 

　　玉器製作在全國同時期的原始文化中，顯得十分突出。玉器主要有珠、管、墜、瑗、璜、鐲、琮、璧、蟬等。外方內圓的長筒形玉琮，磨制抛光並雕刻紋飾，規格定型，表現出很高的工藝技術水平。如出土的一件玉琮高33.5厘米，琮身淺刻橫道分爲15節。另一件玉琮高達23厘米，雕刻有幾組獸面紋,一件大玉璧直徑達26.2厘米。類似的琮、璧在張陵山、草鞋山、福泉山等地墓葬內也有發現。制陶普遍採用輪制，器形規整，造型優美。有的陶鼎上刻有漩渦鈎連紋和曲折紋圖案，有的貫耳壺上刻有簡化鳥紋和曲折紋，或以圓渦和雙線構成的編織紋。這些紋飾，線條精細，繁雜而富于變化，是陶器中的佳作。在發現的陶紋，透露了當時社會文化進步的信息。浙江省考古所在良渚遺址區內發現一座面積290萬平方米的古城，這座古城，大致以良渚遺址區內的莫角山遺址(上世紀90年代初發現)爲中心，東西長約1500~1700米，南北長約1800~1900米，略呈圓角長方形，正南北方向。城墻部分地段殘高4米多，做法考究——底部先墊石塊，寬度達40~60米，上面堆築純凈的黃土，夯實。根據城墻中出土的陶瓷碎片，這座古城的年代不晩于良渚文化晩期，也就是説，距今4000年以前。著名考古學家、北京大學敎授嚴文明這樣評價古城：這是目前中國所發現同時代古城中最大的一座，稱得上是“中華第一城”；它改變了原本以爲良渚文化只是一抹文明曙光的認識，標誌着良渚文化其實已經進入了成熟的史前文明發展階段；是繼上世紀河南安陽殷墟發現之後中國考古界的又一重大發現。 

　　城墻，是氏族社會和文明社會區別的一個重要標誌。嚴文明敎授説，良渚文化距今5300~4000年，這個時代，目前中國大地上發現的古城約有60多座，小的只有10多萬平方米，大的爲280萬平方米，面積達290萬平方米的良渚古城，是最大的。

　　良渚文化的影響非常大，可以説達到整個南中國的範圍。嶺南地區新石器時代晩期文化與良渚文化有着密切的關係，特別是表現在玉石器的使用、種類、風格上，這里也大量出土良渚文化常見的石鉞、石戈、石矛、石圭、玉璧、玉琮、玉玦等玉石兵器、禮器。這里的玉琮，其裝飾花紋也都可明顯看出與良渚的淵源關係，而且，這種聯繫可以説是貫穿整個良渚時代。據方向明先生硏究，嶺南的玉琮有良渚早期、中期、晩期各個時期的物品，除了有良渚時代玉石器的一般特點，在風格、制法上都具有自己的特點。方先生認爲，這種情况説明，並不是良渚人一次性到達嶺南後再無聯繫，甚至可以説，在良渚文化中的某些因素可能來自嶺南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