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山大學地理系成立8O年，借此機會回顧中山大學地理學發展歷史，總結其規律，作爲繼續前進的借鏡，十分必要。基於這一目的，本文擬從整個地理學和全國空間視野，鳥瞰中山大學這一學科在歷史時空中的地位、貢獻和影響。可以發現，中山大學地理學走的是一條不斷開拓創新、引領學科潮流，並在實踐中得到驗证和肯定的道路，充分表現了它創新、兼容、務實、堅持野外考察等學術風格，對中國地理學和社會經濟發展做出積極貢獻，牢牢地樹立了在全國同行中的領先地位，並産生深刻的社會影響。

　　一、學術創新

　　一門學科的生命在於學術創新，在於它不斷新陳代謝，除舊布新。地理學從一門古老學科發展到當今現代科學行列，也經歷了同樣過程，它在中山大學80年的軌迹，即清楚地凸顯了學術創新對這一門學科發展强大的原動力作用。這主要表現在以下諸方面。

　　(一)學科性質從文科到理科的轉變

　　我國傳統地理學以沿革地理爲主體，以《漢書·地理志》爲嚆矢，到16世紀末傳人歐洲文藝復興時期地理學，直至民國初年近代地理學草創，都未能根本改變沿革地理主流地位，故地理學長期依附於歷史學，成爲歷史研究的一種工具。

　　基於此，地理學在學科分類上屬文科，光緒二十九年(1903)清政府頒行《奏定學堂章程》，作爲我國第一個正式實施的學制。規定經、文、格致、農、商等科皆應設置地理課程，在文科中設中外地理專業，學制3年。在進士館、譯學館、師範館等都設各種地理課程〔1〕。這樣，地理學在文科框架内傳播和發展，直到1929年中山大學地理系成立之前，没有人對此提出异議和革新。

　　1924年廣東大學(中山大學前身)與北京大學同時成立我國最早的地質系，1927年成立的兩廣地質調查所，後由中山大學地質系接管。地質調查與廣東治河急需的水文水利調查相結合，促進了地理學與社會實際需要相聯繫，並使之與自然、技術等學科建立起緊密關系。而地理學的文科性質和歸屬，顯然不能適應民初以來廣東方興未艾的經濟建設對新型地理人才的要求，迫切需要按照新模式設置地理教育機構。在這種背景下，1929年秋中山大學地理系成立。1936年《國立中山大學理學院概覽》指出：“本大學鑒於我國地理人才之需要，决添設地理學系，冀以造就專門地理人才，從事探求本國地理，並以培植中上學校地理老師，俾於華南及東南亞洲樹立科學地理基礎爲宗旨。”〔2〕1929年時任中大校長的戴季陶在《中大的改造》演説中也説：“歷史學、地理學和國文學，這三科的進步和發展，是一切學術建設的根本，尤其是中國今天的情形，上述三種學問，可以説是一片荒地，雜生着若干亂草，開拓整理的工作，全在今天努力作起。”〔3〕在這裏，歷史學與地理學並列，顯見已破除了地理學屬文科的舊例。戴氏在上述講話中同時指出：“理科的學問，常常是世界的、人類的，而文科的學問，許多是民族的歷史的，情形大不相同。”〔4〕按照理科這一特點，地理系開設之初，講授專業課程及工具課程達31門之多，包括地理學、地文(形)學、地球形態學、氣候學、生物地理、人類地理、經濟地理、中國地理、世界人種、亞洲地理、歐洲地理、南北美洲地理、亞洲東南部地理、特種地理概要、地理工作訓練、製圖學、製圖實習、地圖應用、地形測量、野外實習和旅行等，並規定必須學習4門其他理科課程，即物理學、動物學、植物學、地質學。這些課程涵蓋自然地理、人文地理、應用地理和區域地理，與當今地理學科涵蓋内容差别不大。而此前，1912年中華民國政府教育部先後頒佈《大學令》、《大學規程》和《師範教育令》，規定各種地理課程，均設在文科〔5〕。很明顯，中大地理系是完全按照理科(中大此前稱爲自然科學)辦學原則和架構來設置的，這在當時是一個創新。

　　中大地理系創始人，是留學德國地質學博士、中大副校長朱家驊通過“國聯”聘請的德國地理學者W ·克勒脱納(Wilhelm Credner)，其爲第一任系主任。2年後，另一位德國學者W ·卞沙(W．Panzer)繼任。德國是近代地理學的摇籃，是地理學大師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1769—1859)和李特爾(Carl Ritter，1779—1859)的故鄉，德國地理學以區域地理研究和重視野外工作見長。這兩位德國教授從一開始就帶來德國地理學的傳統和風格，並以此區别於當時按照英美地理學模式創辦的其他大學地理系。

　　中大地理系完全采用外國教材，使用外語上課。這有利於培養學生外語能力，吸取西方地理學成果。除上述兩人用英語授課外，還聘用人類學家史禄國(俄國人)用英語給學生講授亞洲地理，效果甚佳。在濃厚的外語氛圍影響下，有些學生未出校門就有譯作問世，如後來成爲著名地理大家的林超、周廷儒、羅開富、樓桐茂等。

　　反觀國内其他大學地理系或史地系，原先均設在文科，如，1915年南京高等師範學校、武昌高等師範學校(武漢大學前身)設立史地部，1921年北京高等師範學校史地部改稱史地系等。繼中大地理系成立的同時或稍後，清華大學、西北大學、浙江大學、東北大學、蘭州大學、金陵女子文理學院、四川大學等學校都設立了地理系或史地系，多數在文科，也有在理科，情况比較復雜〔6〕。但中大一如既往將地理系設在理科，這無疑是起了開先例、樹典範的作用。

　　（二)隨科學進步和社會經濟發展需要不斷開創新研究方向和課程

　　恩格斯曾指出：“如果説，在中世紀的黑夜之後，科學以意想不到的力量一下子重新興起，并且以神奇的速度發展起來，那麽，我們要再次把這個奇迹歸功於生産。”〔7〕一方面，地理學是一門經世致用之學，與社會經濟發展有很大關系；另一方面，地理學又與自然科學、人文社會科學保持千絲萬縷的聯繫，從中吸取有益養分，促進自身成長壯大。中大地理系成立以後，即根據這個學科特點，隨着科學進步和社會經濟發展需要，不斷開設、調整其課程設置，開拓新研究方向，使其保持生機和活力，在全國地理學科中佔有重要一席。

　　抗戰軍興，面對强敵壓境和入侵，國防和軍事地理研究爲地理學者所重視。吕逸卿教授及時開設“戰争地理”課程，吸引許多熱血青年前來聽課。1939年中大地理系孫宕越、徐俊鳴著有《軍事地理學》，是我國第一部軍事地理專著，該著作旁征博引大量中外戰史，闡述地理條件與軍事活動的關系。1943年徐俊鳴出版《國防地理導論》專著，突出説明地理環境與國防布局關系。這兩部别開生面之作，無論是對我國草創中的軍事地理，還是抗日實戰都有重要價值。

　　新中國成立後，中山大學地理系與國家經濟建設密切結合。上世紀60年代初，自然地理學學科出現飛躍發展和學科迅速分化局面，從過去區域描述轉變爲以自然地理結構和自然過程爲主的綜合整體研究。一方面是學科内部分化，另一方面又不斷加强與相鄰學科的交叉和滲透。這兩個相輔相成的過程不斷推動自然地理學的創新和進步。結果形成化學地理、水化學和水熱平衡三個新研究方向，全國高校地理系中獨樹一幟，處於遥遥領先地位。而爲支持這些新研究方向，在地理系先後開設大氣化學、水化學、風化殻和地球化學、生物地球化學、景觀地球化學等課程，由黄潤本、董漢飛、唐永鑾等教授主講，爲我國培養了最早一批這些方向的人才，也爲以後環境科學發展奠定了堅實基礎。1964年地理系編印的《海南島自然地理論文集》反映了以上創新方向的研究成果。

　　地貌學是自然地理學的一門最基本課程。建國後華南海岸、河口開發利用以及新技術的應用，促進了這門學科在地理系發生分化，河口海岸動力、沉積過程和地貌過程及其演化規律成爲地貌學一個穩定、持久、最有華南區域特色的研究方向。在學術研究上，特别在港灣航道治理，重大水利和海岸工程選址、運作管理上發揮重大作用，在全國樹立起一面科研爲生産服務的旗幟。在它的影響下，華東師範大學、中國科學院、珠江水利委員會等先後成立相應機構，將河口海岸研究列爲重要研究方向，並取得許多出色成果〔8〕，地理系篳路藍縷、以啓山林之功不可没。

　　建國初成立的中大地理系經濟地理專業在文革期問受到重創，1972年，以系主任曹廷藩教授爲首的一批教師預見到城市規劃將成爲專業發展的一個重要方向，隨即奔赴上海、青島、鄭州、懷化、湛江等城市開展調查和規劃，深得有關部門好評。改革開放後，城市化浪潮席捲全國城鄉，地理系迅即將城市規劃作爲經濟地理教育和研究的核心，並很快確立了這一學科在全國的學術中心地位，涌現了許學强、閆小培等在國内外有影響的城市地理學者群體。他們的大量高水平論著和規劃項目贏得國内外同行的認同和讚揚。現在，城市地理已發展爲廣東省重點學科，以經濟地理專業爲基礎的中大人文地理學亦已入選爲全國僅有的兩個人文地理學重點學科之列(另一個在北京大學)。這些成果的取得，首先應歸結於當年能審時度勢，不失時機地調整專業方向，並堅定不渝地沿着既定方向前進，從深層根源而言，這也是一種學術創新。

　　(三)彪炳於地理學史的創新見解

　　學術創新最根本標誌在於超越前人並經受時間考驗是正確的研究成果。細檢中大地理系80年曆史，這樣的成果不絶如縷，不但被寫入各種地理學史册，而且不少成果在社會實踐中發揮巨大作用，取得明顯社會經濟和生態效益，産生廣泛而深刻的社會影響。

　　恩格斯在評價文藝復興時期意大利詩人但丁的作用時説：“封建的中世紀的終結和現代資本主義紀元的開端，是以一位大人物爲標誌的。這位人物就是意大利人但丁，他是中世紀的最後一位詩人，同時又是新時代的最初一位詩人。”〔9〕即個别人物的杰出成就，是可以代表某個時代科學發展水平，因而成爲同時代學術創新的一個標誌。地理學在中大地理系的情况也恰恰如此。

　　在自然地理學方面，地理系主任吴尚時(1904—1947)教授在地貌學、水文學、氣候學、區域地理學方面提出許多新見解，皆爲時人所折服。如1937年他在廣州河南七星崗發現海蝕地形遺址，作爲華南海岸上昇的一個證據，後爲中外地理學界充分肯定。1941年撰寫《廣東省之地形》論文，第一次提出海拔高於珠三角冲積平原内多丘陵等地理特徵的“廣花平原”概念，爲後人使用至今。1947年在《中國之山脈概論》論文中提出中國地形“三級階梯”論和從東北大興安嶺至滇南谷地把我國分成西北與東南兩大部分的一條直綫，稱爲“中華對角綫”理論，反映我國東西兩大部分的非地帶性分异，具有非同尋常的地理意義。1939年在《廣東南路地形》一文中第一次正確指出湛江附近湖光岩爲死火山口，積水成湖，解開了法國人對湖光岩成因的各種猜測；同時最早指出瓊州海峽形成於最近一次地層陷落，這已爲後來地質研究所驗证。特别需要指出的是，1947年與曾昭璇聯名發表《珠江三角洲》一文，針對中外地質、地理、水文、水利工程界基本否定珠江河口存在三角洲的論斷，根據地貌學和水力學原理，並結合野外考察，提出“珠江三角洲溺谷生成學説”，證實珠江三角洲爲客觀存在，毋庸置疑。特别論证了珠三角内部許多山嶺，本爲海上一系列海島，後周邊海域被冲積物填充，成爲山嶺地形，並以此區别世界許多大河三角洲地形景觀，這恰是珠三角地形特色〔10〕。此後，關於珠三角存在與否的争論得以平息，珠三角概念在自然地理、社會經濟等領域被廣泛利用。珠三角今已發展爲我國經濟發達區、世界産業轉移的一個重心，吴尚時、曾昭璇作爲捍衛、論证這一科學概念的先驅者，厥功至偉。

　　在經濟地理方面，原地理系主任曹廷藩教授是一位最富學術創新成就的代表性學者。他針對建國

　　初從蘇聯引進就有争議的經濟地理學的研究對象是“生産配置”還是“生産力配置”問題，從1958年開始相繼發表《關於經濟地理學當前争論問題的一些初步意見》〔11〕和《經濟地理學的對象、性質和任務問題》〔12〕等系列文章，從馬克思主義哲學和政治經濟學立場出發，根據經濟地理學科對象、性質、任務、生産配置一般規律、爲生産服務等不同層面，有針對性地分析了學科中存在的地理學派(區域學派)、經濟學派以及技術學派的學術根源、主要特徵、優點和缺點等，科學、系統、令人信服地闡述了生産、生産力、生産關系、生産配置、生産力配置等不同概念的界定、内涵和本質差异。他極力主張的經濟地理對象是研究“生産配置”這一科學論斷爲全國大多數同行所接受，從而結束了以中國人民大學孫敬之教授爲首主張經濟地理對象爲“生産力配置”的北方學派和以他爲首的經濟地理對象爲“生産配置”的南方學派這場長達10多年的學術争論。曹廷藩自此被公認爲經濟地理學理論權威、“生産配置”論的代表人物，他的論著〔13〕被奉爲學科圭臬，他也贏得了全國同行的尊敬和信任。1962年曹廷藩被選爲中國地理學會經濟地理專業委員會主任委員，他領導的中大地理系也成爲經濟地理學在南方的學術中心，吸引大批莘莘學子負笈前來。曹廷藩的創新理論成果，總結起來有以下幾方面：

　　一是基本矛盾論　經濟地理研究對象的特殊矛盾和基本矛盾在我國經濟地理界向有不同的看法。曹廷藩在深刻理解毛澤東哲學著作《矛盾論》精髓基礎上，針對不同意見，提出生産發展對於生産配置的要求和作用於生産配置的自然、技術、勞動力、區位諸條件，是基本矛盾；而北方學者認爲生産過程中的“生産部門”和“生産地區”之間的不相適應才是研究對象的基本矛盾。曹廷藩的觀點，因有深層次哲學依據，並符合生産配置的客觀要求，不但漸爲北方學者所理解和接納，起到統一經濟地理研究對象矛盾的作用，而且成爲生産配置的實踐指南。後來廣東各級農業區劃、作物布局、土地利用、工業布局等經濟建設規劃和實施，皆以解决上述基本矛盾爲主要内容，成績斐然。

　　二是學科性質論　基於經濟地理學研究生産配置涉及面甚廣，這門學科的性質也成爲學界争論的一個焦點。曹廷藩在1958年以前，認爲其學科性質是邊緣學科，是一門介於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之間的帶有邊緣性質的學科，具有明顯的跨界性質。後來經過深入探討，他認爲經濟地理學是一門特殊的社會經濟科學。1961年他發表《經濟地理學的對象、性質和任務問題》論文，指出經濟地理學具有經濟、技術、自然三結合特點，是一門特殊的經濟科學或一門特殊的社會經濟科學。這一科學論斷，澄清了在學科性質問題上混沌不清的概念，爲經濟地理學發展指明瞭正確方向，因而得到全國同行認同。晚年，曹廷藩對學科性質又有了新的認識，1978年中國地理學會在長沙召開經濟地理專業學術會議，他發表了《關於學科性質的再認識》論文，認爲經濟地理學“似應屬人地關系系統，帶有邊緣學科和應用學科的性質”。這一修正使經濟地理學作爲當時復興中的人文地理學一分支，起了推動作用，有利於學科發展。

　　三是人口和生産發展協調論　我國人口衆多，人既是生産者，又是消費者，處理好人口再生産和物質再生産關系，是生産配置中必須解决的一個首要問題。曹廷藩在其一生科學活動中，多次在其論著中分析生産與人口之間的關系，指出生産發展和配置的情况决定着人口和居民點的分佈，而人口和居民點的分佈又反過來影響着生産的發展和配置。他同時認爲，在弄清農業人口和工業人口總量情况下，首先要安排好農業生産勞動力，然後再安排工業生産勞動力和其他部門勞動力。爲了保持農業生産經常有充足的勞動力和城鄉人口的正確比例關系，應當着重研究人口發展變化的規律。曹廷藩這些精闢論斷，既具有深刻科學依據，又具有長遠的前瞻性。2000年中國人口已達13億，爲全球總人口的1／5。雖然自上世紀70年代以來，中國嚴行計劃生育政策，取得不少成績，但農業人口控制相當困難。改革開放以來，大量農村人口流入城市，掀起城市化高潮，這對建立勞動密集型産業作用匪淺。但過多的人口仍是中國實現現代化面臨的首要問題之一，正如曹廷藩預見那樣，生産没有控制人口的變化和發展，那麽人口反過來就會影響生産。如此看來，解决中國人口問題，只有集中全力發展生産，使國家富裕起來，人口數量才會减少，人口素質才會大大提高。建國50多年的社會發展變化歷程，證實了曹廷藩關於生産與人口協調發展理論的正確性和預見性。

　　四是農業區劃因地制宜論　曹廷藩深知地理學是一門應用性很强的學科，特别是研究生産配霄的經濟地理學更能發揮爲經濟建設服務的作用。在上世紀50年代參加華南熱帶生物資源綜合考察基礎上，他指出經濟地理工作者應當關注生産發展的方向問題、生産各部門的比例問題、生産的地區安排問題等。在當時以農業爲基礎的背景下，他撰寫《關於經濟地理如何爲生産服務的問題》和《關於經濟地理學及其各分支學科爲農業生産服務的一些問題》論文，提出“經濟地理的研究必須以農業的生産配置和工業的生産配置爲其主要内容”，“必須首先并且以較大的力量來發展農業地理學，其次爲工業地理學，再次爲運輸地理學，更次爲人口和居民點地理學”。從上世紀6o年代開始，他多次參加中山、東莞、湛江等地農業區劃，提出農業區劃不要停留在一般的分片劃區上，要注意解决各地農業發展中的關鍵問題，更好地發揮區劃的作用。他後在《經濟地理學原理》中總結道：“研究農業生産在不同地區的立地條件、内在聯繫狀况、地域分异規律，爲因地制宜、合理布局提供科學依據。”農業區劃是他生平參與經濟地理爲經濟建設服務最多的一個領域，其成就和貢獻已深深銘刻在廣東農業區劃的史册上，殊足令人總結和追憶。

　　五是以任務帶學科論　上世紀60年代，曹廷藩在談及經濟地理學研究對象與任務關系時，在肯定對象規定任務之同時，提出以任務帶學科論點。他指出：“只有當人們在社會實踐過程中，需要某方面的知識時，這樣才促使人們對於某些事物或現象的注意，才促使人們對於某些事物現象的研究。這樣，一些學科産生了，一些學科發展了，所謂任務帶學科就是這個意思。”〔14〕當然，這個觀點是在當時經濟地理學界對學科本身的研究對象、性質、任務争論不已背景下提出的，具有强烈的針對性，對於澄清這三者關系的模糊認識，是很有必要的，也有助於加强在實踐中總結經驗，推動學科理論建設。他後來指出：“實踐，總結，再實踐，再總結，可以説是中國的經濟地理發展和提高的最基本經驗。”這是以任務帶學科的最好脚注。1980年，他更堅定地指出：“科學的理論來源於社會實踐”，“從理論到理論的研究方法是不對的，只注意參加工作實踐而不進行理論總結也是不對的。”〔15〕翌年，他又告誡人們，在每一項工作任務完成後，都要進行更爲及時、系統的總結。這樣，工作實踐與理論研究的關系説得一清二楚，也説明以任務帶科學是正確的。其深層根源在於他深諳知和行、理論和實踐的辯證關系。

　　近20多年來，中山大學經濟地理專業轉爲以城市規劃爲發展方向，做了大量城市和區域規劃工作，在此基礎上不斷總結經驗，産生了不少高水平論文和專著，在國内外同行中享有盛譽，這離不開曹廷藩以任務帶學科的思想的指導，也是他所培養的經濟地理學子們遵師教導取得的成果。這恰如著名地理學者、歐亞科學院鐘功甫院士説的：“曹廷藩先生的結論性論點就比哈特向(Richard Ha~shome，美國著名地理學者)的理論更加系統而完整，更爲鮮明、突出。曹先生不愧是當代著名的經濟地理學家之一。曹氏的《經濟地理學原理》一書，堪稱富有中國特色的杰作。”〔16〕這個評價是中肯和公允的。

　　人文地理學學科建國後即被否定，改革開放後才復興，並很快崛起爲地理學一個最有活力的分支。中大地理系原有的人文地理優勢也被激活，許學强爲首的一批人文地理學者异軍突起，選擇以城市地理爲主攻方向，同時帶動旅遊地理、歷史地理、文化地理的發展。1979年以來，許學强先後在《城市規劃》、《經濟地理》、《地理學報》等核心刊物上發表《根據區域、經濟因素預測城市人口規模的一個數學模式》、《我國城鎮體系的演變和預測》、《我國城鎮分佈及演變的幾個特徵》、《改革開放以來廣東省利用外資的時空差异分析》等論文，提出了中心城市人口預測模式，總結和預測我國城鎮體系的歷史現狀及未來，澄清和明確了國際上研究中國城市化和城市人口問題中存在的許多模糊不清的概念，藉助定量分析方法，闡明外資在廣東的時空特徵、成因及流動規律。這些論文不少觀點被認爲是“創造性研究，填補了空白”、“研究中國城市化的權威之作”，對“中國的歷史、社會和文化有重要貢獻”。許學强1988年出版的《現代城市地理學》專著被學術界認爲“具有我國最高水準”和“國際意義價值”〔17〕。許學强這些創新成果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人文地理學在中山大學復興的標誌，産生了重大影響。1994年成立中國地理學會城市地理專業委員會，掛靠在中山大學城市與區域研究中心，許學强任該委員會主任委員，並藉助於與香港、加拿大等的合作進行研究生培養和科學研究，牢固地樹立起中大人文地理學在國内外的領先地位。近年中大人文地理學被確定爲國家重點學科，即與此有不可分割關系。

　　二、學術風格

　　地理學作爲一個知識體系，除基本理論、知識和方法是共同的以外，還深受所在地理環境的影響，因而具有强烈的地域性。地理學在嶺南的發育、成長，必然受制於嶺南文化總體格局，同時也受教師學術淵源、出身的影響。在多種因素交互作用下，在長期歷史積澱基礎上於上世紀二三十年代形成的所謂“中國地理學中嶺南學派”〔18〕，是以中大地理系爲核心和代表的，它的一系列研究成果和活動，充分反映了自己的學術風格、治學精神和追求，並以此區别於地理學其他學派。

　　 (一)博採包容、兼收並蓄

　　這是嶺南文化風格之一。歷史上嶺南學者利用廣州、港澳口岸之便，首得海外風氣之先，大量吸收海外文化，使之成爲嶺南文化一部分。許多飽學之士，幾無不借此成功。早期利瑪竇人粤，帶來文藝復興以來歐洲地理學，廣東由此成爲近代地理學在我國發祥地。晚近樑啓超推介西方“地理環境决定論”，更是西學東傳一個典範。據統計，清咸豐三年到宣統三年(1853—1911)在我國譯書高潮中，有58種地理著作、12種天文氣象著作被譯成中文〔19〕，其中相當一部分是在廣州翻譯出版的。民國以降，閲讀外文地理書刊在廣州已成爲時尚，這時期地理學者，多掌握一二種外文。中大地理系成立後，吴尚時、梅甸初、林超等開始譯書，德、法、英、美等不同流派地理著作被介紹進來，這對我國近代地理學的建立和知識傳播起了很好作用，許多人後來成爲著名地理學者也基於此。最突出的是吴尚時，他利用深諳英、法、德文之便，盡量搜羅吸收各國地理學派之長，融會貫通，先後開設地形、水文、讀圖、製圖、日本、北美和非洲地志等課程，撰寫大量論(譯)著，包括翻譯著名的法國地理學者E·馬東男《自然地理學》(地形篇和水文篇)、M·巴臺爾《森林與河流》、《江河之水文》等，這些論著的不少觀點，比英美地理學者的同類文章更有見地。吴尚時上述一系列成果，使他成爲地理學嶺南學派領軍人物。另一個突出例子是中大地理系首届畢業生黄秉維院士，他没有出國留學，却通過廣泛閲讀外文書刊博採西方地理學精華。畢業於中大地理系的北師大教授周廷儒，對自然地理、中外文獻之熟悉與野外工作之勤快相得益彰，故能創立“古地理學”，並因這門新學科而名振中外。同樣畢業於中大地理系的羅開富教授精於英語，懂法、德、俄語，博聞强記，讀外文書之多有口皆碑。曾昭璇教授才思敏捷、筆走龍蛇，其碩士論文參考英、法文資料300種以上，獲得導師楊成志和語言學者王力高度評價。

　　建國後，中大地理系學者很快跟上時代前進步伐，從過去崇尚西方地理學轉到學習蘇聯地理學。許多人在短時内掌握俄語工具，一些人成爲蘇聯地理學專家。代表人物有王正憲、曹廷藩、鐘衍威、唐永鑾等教授。他們翻譯《普通自然地理學原理》、《英國經濟地理》、《新城市總體規劃》等蘇聯地理學著作，蜚聲地理學壇。

　　改革開放後，中大地理系學者仍保持對日新月异的世界地理科技的熱切追求，充分利用鄰近港澳優勢，吸收、引進西方地理學最新成果，同時以嶄新姿態走出國門，踏上與世界地理學界交往道路。地理系僅1980—1988年派往海外進修、考察、交流、合作研究的教師就達45人次，出國攻讀學位的更不在少數。地理系接二連三地承辦各種國際性學術研討會，成爲吸收世界地理研究新成果的重要平臺。此期間翻譯、編著出版外國地理書籍之多也超過以往任何一個時期，例如許學强、朱劍如編著《現代城市地理學》，系統介紹西方城市地理學的流派及其主要觀點，給人耳目一新之感。

　　這樣一來，在中大地理系之内，以教師學術出身不同，形成各流派共生共存、和而不同、互爲補充的派别分野格局。自地理系建立以來，有孫宕越、洪紱、吴尚時爲代表的法國區域學派，有葉匯教授爲代表的長於自然地理的德國地理學派，有林超、羅開富、曹廷藩、鄒豹君、繆鴻基爲代表的較爲傳統的英美地理學派，有王正憲、董漢飛爲代表的蘇聯地理學派，有樑溥爲代表的日本地理學派，當然也少不了以唐永鑾、徐俊鳴、曾昭璇等爲代表的中國地理學派。他們相互包容，無門户之見，且能取長補短，相得益彰，共同推動地理學在中大闊步前進，使中大地理系成爲我國地理學在南方的一個最重要摇籃。

　　(二)長於野外考察和實踐

　　中大地理系處在嶺南，長夏無冬，一年都可以開展野外工作。地理學者可以長年接觸大自然，在實踐中探索其奥秘，總結規律。這比北方地理學者限於夏天出野外，冬天在室内總結有很多優越性。這也是地理學嶺南學派一個重要學風特徵。

　　中大地理系創辦之初，以自然地理學最爲出色，野外考察爲地理教育最重要環節。這是曾執掌地理系的德國教授所帶來的高度重視野外工作的德國地理學派的一個傳統。1930年，在W ·克勒脱納帶領下，地理系組織“雲南地理調查團”，開赴雲南邊疆作探險式考察，在點蒼山4122米發現第四紀冰川地貌，後被命名爲“大理冰期”冰川地貌。這是民國時期我國地理學界有組織的地理考察之始，後被載人《世界地理學史》〔20〕。這次考察成果後撰成《民國十九年雲南地理考察報告》，用中、德文發表，産生很大影響。直到1934年後，南京中央大學、清華大學、北京師範大學地理系才組織過類似考察，但没有寫出考察報告。這個傳統一經形成，歷久不衰。在留法歸來的孫宕越、吴尚時當系主任時，每學期野外考察十多次，假期則作長途考察，1937年6月19日《中山大學日報》稱地理系“對於實地考察，尤爲注意”。抗戰時期，地理系幾經搬遷，在極端困難條件下，吴尚時仍堅持帶領學生外出考察實習，雲貴高原、南嶺山地留下他們深深足迹，並寫出許多獨到見解論著。尤其是吴尚時，其論著參考文獻甚少，主要是依靠兩條腿在野外考察，總結出結果。地理系早期畢業生，後來成爲中科院院士的周廷儒、周立三、黄秉維以及林超、羅開富、葉匯、徐俊鳴等都以此見稱。40年代畢業的曾昭璇、羅來興、何大章、張榮祖、鐘衍威以及建國後畢業的黄進、鄭度等，都煉就一身過硬的野外工作本領，在各種考察中施展拳脚，大有收穫，蓋源於學生時代所受野外訓練。建國後，中大地理系根據國家建設需要，組織師生參加南方橡膠宜林地選址、南水北調、全國自然區劃、珠江流域規劃、華南綜合考察、農業區劃、華南海岸、灘涂調查等，取得許多開拓性的成果。以中大地理系爲核心的嶺南地理學派的擅長和優越恰在於此。只有野外調查和實踐才能驗证新地理理論和技能，同時又提出更高的要求，推動地理學的新陳代謝，加速它的開拓創新和向高一級水平邁進。

　　(三)爲社會經濟發展服務的務實風格

　　應用性是地理學一個重要特徵，從歷代編寫地方誌書、編繪輿圖到興修水利等，無一不彰顯地理學在其中不可或缺的作用。

　　我國以農立國，水利是農業命脈，與地理學至爲相關。吴尚時研究水文地理一開始就走上與實踐相結合的道路。上世紀30年代，廣州東濠涌每遇大雨，常潦患成灾，危及城市安全。吴尚時經過實地勘察和計算，提出在上游築壩，下游挖河分流方案，爲廣州市政府采納，潦患得以弭除。西江在順德甘竹灘一段灘石林立，航行險象環生，發生多起民船觸礁沉溺事件。炸礁成爲治河議論焦點，吴尚時以高屋建瓴之見，否定炸礁，提出建築横河堤壩和水閘方案，爲衆論信服，當然問題的最後解决是建國後事情。在中大遷粤北坪石時期，根據吴尚時建議，地方政府在北江設置水文站，中大派員觀測，積累大批水文資料。吴尚時帶領地理系師生，踏遍粤北山水，計算各江河流量，提出“蓄水池，横河築壩，蓄收潦流”等〔21〕開發水力資源、振興經濟方案，得到地方政府肯定。區域地理與區域開發關系極大，吴尚時、曾昭璇在《廣東南路》這篇著名論文中，在深人分析雷州半島(南路大部)自然、社會條件後，指出南路應造林緑化、利用荒山發展畜牧業，加速開發漁鹽資源，發展榨糖、榨油等工業和市場，並指出由於河流分散，未能形成大城市，只有湛江、北海、梅菜、水東等區域性中心城市，並呈離心性分佈格局，限制了區域發展。這些真知灼見，無一不建立在深入調查、歸結於應用的基礎上。故建國後著名地質學者陳國達院士主編的《中國地學大事典》指出：在“水文地理研究方面，他(指吴尚時)是中國最早倡導者之一；著有《湞武二河之水文》、《曲江潦患與預防》、《粤北之水力》三本著作，并發表幾篇治理廣州山洪論文。”〔22〕這個評價，殊爲恰當。

　　新中國成立後開展大規模社會主義建設，要求地理學解决自然和社會經濟相關的問題甚多。1952年中大地理系師生參加了海南、粤西、桂南橡膠宜林地選擇；1954和1955年，參加海南島農業區劃，瓊雷、桂南以發展熱帶作物爲目的的綜合考察；1958年及以後，又參加珠江流域、桂南十萬大山、廣東、閩南、滇南綜合考察以及首次南水北調科學考察；1961—1963年則轉到以廣東農業區劃和作物布局野外調查上。爲此寫出一大批調研報告，編繪多種地圖，不但推動學科前進，而且爲有關部門或地區的開發建設提供了决策上不可或缺的參考。近年改革開放，地理學各專業都投入這個時代潮流，並大顯身手，舉凡自然、人文資源調查、環境保護、土地利用、城鄉規劃、旅遊規劃、産業布局、區域發展與規劃等，因爲有地理工作者參與而顯得有聲有色，成就斐然。僅中大河口海岸所至1999年就承擔各類科研任務上百項，不少是應用開發課題，如港口、航道選址、治理，灘涂圍墾，海岸保護，水産養殖，防灾减灾等。中大城市與區域研究中心，更以雄厚師資力量、先進設施和豐富經驗參加以城市與區域規劃爲中心各項開發應用研究，碩果纍累，在科學爲社會經濟建設服務方面樹立了一面旗幟，也是中大地理系一貫務實學風在當代條件下的發揚光大。

　　學術分流派是客觀存在的，而流派是由學術風格支持的。1933年史學大師陳寅恪教授和陳垣教授在學術通訊中提出“南學”有研究之必要。並預言“中國將來恐只有南學，江淮已無足言，更論黄河流域矣”〔23〕。如新會一地，自明代陳白沙以來，在民國有陳垣、樑啓超之興，頗值得研究。近年不少人則提出建立“嶺南學”，顯見這是基於嶺南文化特質和風格而産生的學術流派。關於地理學南北分流問題，北京大學林超和曾昭璇教授在不同場合多次提到，後來曾昭璇把地理學嶺南學派歸納爲野外工作、博覽群書和努力創新三大優良傳統，進一步將嶺南學派問題具體化。曾氏所言，與這裏所論没有重大差异。作爲嶺南文化一個組成部分，地理學在中大的學術風格，足以折射中國文化的地域差异。這恰如明代鄒善爲元釋繼洪《嶺南衛生方》作序日：“嶺南外號炎方，又瀕海，氣常燠而地多濕，與中州异。氣燠故陽常泄，而患不降；地濕故陽常盛，而患不昇。業醫者，苟不察粤地山川竅發之异，有以奪陰陽動歷之變，而徒治以中州常法，鮮有不失者。”〔24〕這裏不套用中原“常法”，成爲嶺南中醫藥派一個主要特點，這對有强烈地域性的嶺南地理學風格形成而言，也同樣是適用的。

　　三、社會貢獻

　　已有中國地理學史，作者多爲北方人，對嶺南瞭解有限，故對地理學在嶺南發展和成就，表現欠允，甚至有湮没、遺漏之虞。如作爲地理學者的明末清初屈大均及其標誌性的著作《廣東新語》在中國地理學史上就只字未提，即使到了近現代，嶺南也有許多開拓性地理學成果未登上地理學史册。上述地理學在中大發展及其建樹就對中國地理學建立和進步，對社會經濟建設和改善民生，做出巨大貢獻。兹述如次。

　　(一)在廣州興起的一個中國近代地理學摇籃

　　清末民初，近代地理學在我國漸漸興起，而素爲西方文化在我國傳播基地的廣州，很快成爲這門新興學科在我國南方的重鎮。上世紀30年代前後，中大正處在發展時期，文理各科相繼勃興，廣東社會也相對穩定，對新興學科人才需要在上昇，1929年中大地理系應運而生。這一創舉和它以後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教育和研究活動，對中國近代地理學的興起，發揮了摇籃的作用。

　　第一，誕生了中國近代地理學一代開拓者。

　　中國近代地理學産生、發展，不過是百年之事。主要是上世紀20年代前後産生，一方面是舊地理學被淘汰，另一方面又是探尋地理因果規律的新地理學的成長過程。1909年最早獻身中國近代地理事業的地理學家和地理教育家張相文(1866—1933)在天津成立中國地學會，成爲中國近代地理學發展史上一個里程碑，張相文被認爲是中國近代地理學第一代開山大師。此後隨着地理學發展，産生了不少這一學科的開拓者。他們不是一個人，而是一個群體，包括竺可楨、翁文灝、張其昀、丁文江、黄國璋、胡焕庸、吴尚時等。其中只有吴尚時是嶺南人，先後就讀於法國裏昂大學、格朗勞布大學和波爾多大學，回國後長期擔任中大地理系系主任。在他努力下，不但以自己一系創新學術研究成果蜚聲學壇，而且地理教育辦得有聲有色，辦刊物，開講座，出野外，服務於社會和對外開展學術交流，使中大地理系聲名鵲起，在全國産生重要影響，吴尚時由此被譽爲我國近代地理學開拓者之一。1948年，曾昭璇在爲紀念吴氏逝世一週年而作的《地理學者吴尚時教授之思想及其貢獻》一文中指出，吴氏“對南中國地形之貢獻及水文、讀圖之提倡，備著勛勞，誠可爲我國研究自然地理學之一開山大師”，“以地理教育爲業，灌輸地理知識於青年，領導實際工作，嶺表以南一大家焉”。1991年，由國際地理學會地理學思想史工作組主持、國際歷史及哲學科學聯合會等資助出版的《地理學者傳記研究》(馬丁主編)將吴尚時列入該刊第13卷(第151—155頁)。該卷只選14個世界性地理學者刊出，中國地理學者只收録吴氏一人，而且是該刊收録的第一位中國人。上世紀60年代，前中大校長黄焕秋曾訪問蘇聯莫斯科大學，親見該校圖書館懸掛着吴氏照片。吴尚時作爲舊中國科學家的代表人物之一〔25〕，享有如此之高的榮譽，這也决不是偶然的。

　　第二，造就了中國近現代地理學一大批時代精英。

　　中大地理系以其獨有的理科辦學模式和學術風格，爲中國近現代地理學造就了一大批時代精英，有力地推動了地理學的發展，並爲國家建設做出重大貢獻。

　　傳統地理學因設在文科，精於歷史文獻，少接觸大自然，培養的多爲書齋學者。中大地理系歸於理科，學生深具自然、技術科學修養，又長於野外工作，兩者一經整合，培養出來的學生，學科視野開闊、思維活躍、動手能力强，充分顯示近代地理學的性質和特點，故多有作爲，成爲近代中國地理學的棟樑。早期畢業的黄秉維、周立三、周廷儒是建國後爲數不多的中科院地學部院士，林超、孫宕越、羅開富、羅來興、張保昇、何大章、徐俊鳴、吴壯達、吕逸卿、鐘功甫、梅甸初、曾昭璇等都是赫赫有名的地理學家，在各自領域裏建樹卓著，是建國前我國地理學界最重要的一支隊伍。孫宕越後去了臺灣，努力推動臺灣的地理事業。1949年臺灣只有半個地理系(指臺灣省立師院史地系地理部分)，孫氏於1955年創辦臺灣大學地理系，任系主任；1962年在臺灣中國文化大學建立地理系，任系主任、理學院院長，並設博士班。臺灣地理學骨幹，很多人是他的學生。

　　建國後，地理系培養的學生，一秉學科傳統優勢，在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中大顯身手，做出卓越貢獻，爲全國同行矚目。自然地理專業畢業生鄭度，長期研究青藏高原自然環境及其演變，成就突出，被選爲中科院院士，也是建國後廣東地理界惟一一位院士。同一專業的沈燦燊、劉南威、趙焕庭、潘樹榮、黄進、楊勤業、朱士光、李春初、吴超羽、陳朝輝等在水文、海洋地理、綜合自然地理、丹霞地貌、歷史地理、河口海岸、生態和環境地理等方面都有出色表現，成爲某一學科帶頭人。經濟地理專業畢業的劉盛佳、杜啓銘、許自策、蔡人群、許學强等在地理學思想史、城市管理、城市與區域規劃等領域成就卓著，爲全國性學術人物；改革開放以來，人文地理在中山大學异軍突起，閻小培、保繼剛等後起之秀脱穎而出，以其優异成績，蜚聲國内外地理學壇，爲中大地理系贏得很高聲譽。

　　(二)在全國地理界掀起重視野外考察良好學風

　　我國傳統地理學長期以來以文獻考據見長，像徐霞客那樣以考察大自然爲己任的可謂鳳毛麟角。尤其受干嘉學派影響，死鑽故紙堆，脱離實際的考據成爲傳統地理學的主流。清末民初，中國近代地理學雖粗具框架，但並不能佔領整個地理學壇，特别是在北方，舊的學風仍籠罩了大部分地理學人，很多人還是書齋式的學者。在這種背景下，中大地理系師生一反舊傳統，走向大自然，在野外考察的荆棘叢中尋找自然、人文的因果關系，這在全國是破天荒的。這種學風的形成，不但成爲中大地理系一個優良傳統，而且爲全國同行樹立一個良好範例。自此，野外考察成爲大學地理教育和科研的一個不可或缺手段。傚法中大1930年雲南考察而走向野外的有南京中央大學、清華大學、北京師範大學等。經實踐驗证，這種地理教育、研究理念和模式是非常正確的。據曾昭璇教授回憶，建國初，經濟地理學“生産力配置”論在北方的旗手—— 中國人民大學孫敬之教授曾以他“在野外工作未有一套可行方法爲憾”〔26〕。想見北方地理學者的野外工作遠不及嶺南學者，只是後來有所改進，中大地理系無疑起了好的榜樣。即使在時下科學昌明，GIS(地理信息系統)和網絡技術發達背景下，只能减少而不能取消地理教育和研究野外考察工作，這已有大量地理研究成果爲证。

　　(三)推動我國地理學從文學描述到科學分析轉變

　　前述地理學放在文科，或從屬於歷史學，或史地並重，稱史地系，地理學以地理知識文學描述爲主，采用自然語言或曰文學語言爲工具。我國古代許多地理名著，如《史記·貨殖列傳》、《漢書·地理志》、《元和郡縣圖志》、《水經注》甚至《徐霞客遊記》等，内中地理内容與文學糅合在一起，自然、人文地理現象相互交叉，具有多元性特點。因無學科分化，故地理學對象、性質、結構、方法、任務等模糊不清，形成地理學綜合性、區域性特點。近代地理學傳入，雖然其本身已具一整套完整理論和方法，如系統(部門)和區域兩種體系，經驗與歸納方法運用、哲學語言代替文學語言，以及數量分析概念建立等，都使近代地理學在世界範圍内達到一元化程度。但這門學科歸屬不同，其生存和發展背景及後果則大相徑庭。在文科背景下，它的特性會受到壓抑而得不到應有發展。而歸入理科，它有了與學科相適應的環境，並從其他理科得到養分滋潤，而高長。例如中大地理系與相鄰地質系、天文系、生物系等在一起，即互有裨益，獲得進一步發展空間。如地理系的地質學、古生物學等課程，由地質系教師主講，進一步明確了這些學科不可分割的關系。1944年3月國際地理學會會長、美國錫拉丘兹(Syracuse)大學教授G·B·葛德石應邀來中大理學院作《地理學與地質學之新發展》學術報告，地質、地理兩系師生參加〔27〕，使他們及時瞭解了這兩門學科許多新的研究成果和動態，獲益匪淺。正因爲中大地理系歸屬明確、學科管理得當、課程設置科學合理，才培養了一大批長於野外工作的學問家，他們不但能在廣州成長壯大，而且還散佈到全國各地，對傳播近代地理學做出很大貢獻。如吴尚時弟子張保昇，長期致力於四川河流水文與地貌研究，發表多篇四川盆地水運與經濟建設論文，多次重申“山性使人塞，水性使人通”的人地關系，爲四川航運貢獻不小，也是近代地理學與地方發展相結合典範。上述中大地理系爲我國培養一大批地理學精英，都屬這個近代地理學傳播者群體。他們卓有成效的勞動成果載人多種文獻，也集中反映在中大地理系編《地理學在中山大學70年》(中山大學出版社，1999年)和劉盛佳《地理學思想史》(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1990年)等論著中，它們也成爲研究中國地理學發展史的重要參考書。

　　(四)地理學與社會實踐相結合的巨大效應

　　地理學作爲一門經世致用之學，向有服從社會需要，爲實踐服務傳統。地理學在中大地理系走的也是一條這樣的道路，它所産生的各種巨大社會效應，伴隨着地理學成長過程，至今仍爲社會所稱頌。地理系創立之初，吴尚時在《曲江潦患與預防》中指出：“近代新地理學爲一種研究自然與人生之科學，其富於應用性質，不言而喻。”〔28〕抗戰時，吴尚時在香港發表《廣東西北江之形勢》、《粤北之國防根據地》、《縣長與地理》等論文，對廣東地形與抗戰關系作了精闢分析，對鼓舞軍民士氣，作用甚大。1941年吴氏參與編纂首部《廣東年鑒》廣東地形部分，不僅爲廣東地形分區之嚆矢，而且爲廣東經濟建設與布局提供重要指引。

　　建國初，地理系師生參加一系列單項或綜合科學考察活動，寫成多種考察報告，成爲在華南、西南建立橡膠熱帶作基地的主要依據。如海南島本不是橡膠理想基地，但爲了打破帝國主義對我國橡膠封鎖和禁運，國家急需自己種植生産這種戰略物資。地理系師生根據考察所得，提出利用地形、種植防護林等措施，仍在緯度較北的海南、粤西、桂南、滇南選擇辟出大片膠林，並很快投産，爲捍衛年青的人民共和國做出不可磨滅貢獻。60年代地理系曹廷藩、樑溥教授等帶隊參加廣東農業區劃，提出因地制宜、合理發展和布局農業生産各種方案和建議，爲有關部門采納，由此形成了以東莞爲樣板的農業區劃的“廣東經驗”，在全國推廣，至今仍有其參考價值。即使在“文革”中，這種爲實踐服務的脚步也没有停頓，1974年經濟地理專業師生完成的陽春縣城規劃方案被接納和實施，有效地指導了縣城建設。陽春今已成爲一座美麗山城，這個方案功不可没。

　　改革開放帶來社會經濟大發展，地理學被賦予重任。中大地理系各專業，都承擔了大量應用研究課題，在解决資源開發、國土整治、環境保護、城鄉規劃、旅遊規劃、文化規劃、區域可持續發展和區域規劃，以及建立地理信息系統(GIS)等方面所提出的實際問題上，做了大量工作，對我國特别是廣東社會經濟振興、生態環保和實施科學發展觀，做出重大貢獻，不僅産生巨大的經濟效益、社會效益和生態效益，而且在這些活動基礎上的理論總結和提昇，對推動我國地理科學的進步同樣産生巨大作用。廣州與北京、南京、蘭州一樣，成爲我國當代地理學四大中心之一，而中大地理系又是廣州中心的内核，這已是一個不争事實。

　　1929年中山大學地理系成立和它的各項活動成果，在中國近現代地理學史上具有舉足輕重意義。首先在學科設置上歸人理科，突破傳統地理學隸屬文科的藩籬，在這個框架内安排部門和區域地理課程，並根據學科發展和社會需要，不斷調整、開闢新的研究方向，在以吴尚時爲代表的自然地理，曹廷藩爲代表的經濟地理，新崛起的中青年學者群體爲代表的人文地理等領域，提出許多精闢、新穎的見解爲標誌，實現地理學的學術創新，賦予地理學在中山大學不斷增長的生機和活力，獲得學界的認同和推崇。在嶺南地理環境和嶺南文化的總體格局下，地理學在中大發展，形成了博採包容、兼收並蓄，既重讀書，又長於野外考察，以及服務社會的務實學風。在此基礎上形成的地理學嶺南學派，不僅在學術上創新，開風氣，育人才，而且在爲國家社會經濟發展服務方面做出重要貢獻，彪炳於中國地理學史。我們應繼承和弘揚地理學在中大優良傳統，爲學術繁榮和建設社會主義强大國家服務。

　　(原載《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9年第3期)

　　注釋：

　　〔1〕 鞠繼武編著：《中國地理學發展史》，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87年，第212頁。

　　〔2〕 《國立中山大學理學院概覽·地理學系》，廣州：國立中山大學出版部，1936年。

　　〔3〕〔4〕 《戴季陶集》下卷，上海：上海三民公司，1929年。轉見黄仕忠《老中大的故事》，南京：江蘇文藝出版社，1998年，第6，7頁。

　　〔5〕 鞠繼武編著：《中國地理學發展史》，第213頁。

　　〔6〕 楊文衡主編：《世界地理學史》，長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4年，第484頁

　　〔7〕 恩格斯：《自然辯證法》，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163頁。

　　〔8〕 李春初：《學思集·序言》，香港：中國評論學術出版社，2009年。

　　〔9〕 司徒尚紀：《地理學在廣東發展史》，香港：中國評論學術出版社，2003年，第1l4頁。

　　〔10〕 以上參見司徒尚紀：《吴尚時》，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2—37頁。

　　〔11〕 見《地理學報》24卷2期，1958年6月。

　　〔12〕 《中國地理學會1961年經濟地理學術討論會文集》，北京：科學出版社，1962年。

　　〔13〕 曹廷藩一生出版專著5部，發表論文2O多篇，代表作有《經濟地理學主要理論問題研究》(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1986年)、《經濟地理學原理》(北京：科學出版社，1991年)。

　　〔14〕 曹廷藩：《經濟地理學主要理論問題研究》，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1986年，第34頁。

　　〔15〕 曹廷藩：《經濟地理學主要理論問題研究》，第81頁。

　　〔16〕 司徒尚紀主編：《曹廷藩教授紀念文集》，廣州：廣東省地圖出版社，2001年，第44頁。

　　〔17〕閻小培：《中山大學城市地理學科的崛起》，載司徒尚紀主編：《地理學在中山大學70年》，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1999年．第305—307頁。

　　〔18〕 司徒尚紀：《淺論中國地理學中嶺南學派》，原載上官鴻南、朱士光主編：《史念海先生八十壽辰學術文集》，西安：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6年，第307頁。

　　〔19〕 王洪文：《地理思想》，臺北：明文書局，1988年，第273頁

　　〔20〕 楊文衡主編：《世界地理學史》，第488頁。

　　〔21〕 何大章、陳小澄：《論我國地形對角綫及弧形山脈與河流》，《熱帶地貌》1985年第1期，第277頁。

　　〔22〕 司徒尚紀：《吴尚時》，第74頁

　　〔23〕.陳垣：《陳垣來往書信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377頁。

　　〔24〕 司徒尚紀：《淺論中國地理學中嶺南學派》，原載上官鴻南、朱士光主編：《史念海先生八十壽辰學術文集》，第307頁

　　〔25〕 司徒尚紀：《吴尚時》，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78、181、188頁。

　　〔26〕 曾昭璇：《論中山大學地理系創辦時的德國學者克勒脱納及卞沙》，見司徒尚紀主編：《地理學在中山大學70年》，第75頁。

　　〔27〕〔28〕司徒尚紀：《吴尚時》，第147，83頁。

　　（司徒尚紀　許桂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