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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評論學術出版社 >> 文章内容

總 序


  遠離京城,偏處一隅,但毗鄰港澳的地理區位,使得中山大學地理學的發展面臨優劣機威并存的態勢。優勢在於“敢爲天下先”務實作風的發揚:思想解放,學術自由,没有太多的框框限制,更容易承接學術研究中之“西風東漸”,以及與海外的合作;劣勢在於衆所周知的原因,在各種國家級縱向資源的争取方面處於被動。特别是在閉關鎖國的那個時代,面向海外的地理區位非但没有發展爲優勢,這裏却成爲真正遠離京城的南部邊陲;機會在於廣東作爲中國改革開放的最前沿和與世界接軌的“窗口”,新思潮、新觀念、新問題都最先從這裏孕育和萌發,也因而促生了學術的創新;而威脅在於“和平時期”的人才北上和“小富即安”的文化氛圍帶給我們的學術研究上所必需的持續戰斗力的缺乏。

  回首中山大學地理學發展業已走過的80個歲月,“創新與發展”始終貫穿着我們所走過的每一步:以創新求發展,以發展促創新……

  1929年中山大學籌建地理系時,就聘請了來自德國的地理學者W.克勒脱納(Wilhelm Credner)爲首任系主任,並將地理系歸口於理科。在强化地理學野外調查的德國地理學體系和人才培養模式的引領下,早期中山大學地理系的創新就培養了以林超、黄秉維、周廷儒、周立三、鄭度等杰出學者爲代表的地理學家群體;

  1960年代初,中山大學自然地理出現跨越式發展,化學地理、水化學和水熱平衡研究异軍突起,從過去區域描述性研究進入自然地理結構和過程解釋的研究,使中山大學自然地理學翹楚全國,並爲後來環境地學的發展奠定了學科基礎。 

  1990年之後,中山大學人文地理學得到快速、恢復性的發展,城市地理和旅遊地理研究相繼成爲全國重要的中心之一。一方面得益於廣東社會經濟快速發展所出現的新問題的推動,但更重要的原因是研究思維和研究觀念的變革,以及與香港地理界的融合和互動,使我們盡早地在研究中實現了某些方面與西方人文地理研究的耦合。

  2002年,在全國各大專院校地理系紛紛改名爲“城市與資源學系”、“城市與環境學系”、“資源與環境學系”等的情况下,中山大學將單一的地理學系昇格爲“地理科學與規劃學院”。在全國較早地、堅定地舉起了“地理學”的大旗。在過去的7年間,人文地理學國家重點學科順利通過評估;地圖學與地理信息系統學科成爲國家重點培育學科;以水資源研究爲代表的自然地理學取得重大進步;全面完成教師的新老交替工程;累計科研經費達到2億多元,等等。

  或許,經過若干年之後回過頭來評估我們這一段歷史,中山大學地理學人爲中國地理學最大的貢獻不是課題經費的多少、不是重點學科的保持與增長、不是發表論文的數量,而是在中國地理學“經世致用”、“以任務帶學科”的氛圍下,在强調爲社會服務的同時,回歸學術本身的軌迹。開始重視研究的目的是爲了發現,評估研究的成果標準是知識貢獻和學術的價值,也就是爲知識的創新與積累,以及爲文明的傳承留下了些什麽。

  80年的歷史輪逥反復證明,中山大學的地理學所走過的是勇於創新、善於創新,在創新中發展,在創新中進步的道路。

  80年之後的中山大學地理學人一定會秉承傳統,在不斷創新中求得更大的發展,爲中國及世界地理學的發展作出自己卓越之貢獻。

  中山大學地理科學與規劃學院院長 保繼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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