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學强　胡華穎　張　軍

　　城鎮分佈是一個内容廣泛的研究課題。但直至目前，研究成果不多，且以定性描述爲主。本人試圖借用計量方法總結我國解放以來城鎮分佈及演變的某些數量特徵。由於引用的方法和資料的一定局限性，難免有不妥之處，希予指正。

　　一、我國城鎮密度（所用行政區劃以1978年爲準。三個直轄市按地理位置分别並入河北、江蘇省進行統計和計算，由於資料限制，未包括臺灣省。）

　　1978年我國萬人以上的城鎮共1，497座，平均每千平方公里0.156座。以各省區爲單位，全國城鎮密度的省際差异較大。密度最大的江蘇、浙江兩省，分别爲0.874和0.638（座／千平方公里），密度最小的西藏、青海，只有0.002和0.011我們采用了中位數法，將各省區的城鎮密度分爲四級：

　　密度最大（≥0.410）：包括江蘇、浙江、安徽，廣東和福建等五省；

　　密度較大（0.227~0.409）：包括江西、湖北、河南、山東、湖南、吉林、遼寧和河北等八省；

　　密度較小（0.117~0.226）：包括四川、廣西、山西、貴州、黑龍江和陝西等六省（區）；

　　密度最小（≤0.116）：包括雲南、内蒙，甘肅、寧夏、新疆、青海和西藏等七省（區）。

　　將上述資料編繪成“我國各省區城鎮密度圖”。可以明顯地看出我國各省區城鎮密度從東向西有規律地遞降。

　　我國各省區城鎮密度的省際差异，是自然、政治、經濟、人口和歷史等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在某種意義上説，經濟、人口因素對城鎮密度的影響，已經反映了自然、政治、歷史等方面的作用。爲此，根據資料收集與數量化的可能性以及省際的可比性，選擇了經濟和人口因素方面的六個因子進行回歸分析，試圖對平均密度的省際差异進行定量的解釋。

　　六個因子中，人口密度與城鎮密度的相關性最顯著，相關系數爲0.7，因素貢獻的F檢驗值最大，爲195.58，説明人口密度較大的省區，城鎮密度也大。東部省區一般是人口多、土地面積小，人口密度大，雖然城鎮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並不很高（一般爲12％左右），但城鎮人口的絶對數都很大。城鎮數目多，因此形成較高的城鎮密度。相反，西部省區大多土地遼闊，人口稀少，雖城鎮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較高（一般在20％左右），但城鎮人口的絶對數却很小，城鎮數目不多，因此城鎮密度低。

　　表2還告訴我們，國民經濟發展的規模和水平與城鎮密度關系也很大。工農業總産值可以衡量國民經濟發展的程度，它與城鎮密度的相關系數較高（0.63），因素貢獻的F檢驗可在99％置信水平上顯著，説明，國民經濟越發達的省區，其城鎮數目越多，城鎮密度越大。城鎮人平工業産值大體上反映了各省區的工業技術。

　　水平和勞動生産率的高低，進而反映了工業發展概况。城鎮人平工業産值與城鎮密度的相關系數和F比都較高，分别爲0.41、18.15，説明人平工業産值越高的省區，城鎮密度越大。各省區鐵路長度指數，農業人平糧食産量與城鎮密度的單相關不顯著，但兩者的因素貢獻的F檢驗都在99％的置信水平上顯著，因此，被選入了回歸方程。而城鎮擴散系數與城鎮密度的相關關系不顯著，F值最小，因此未被選入回歸方程。最後的回歸方程爲：

　　由於該回歸方程的復相關系數大（R=0.96），F比高（50.36），估計標準誤小（0.0635），估計值與實際值相比，超過兩個標準誤的省區只有山東。因此，該回歸方程能較好地解釋我國各省區城鎮密度的差异。

　　二、我國城鎮分佈類型和集聚型式

　　（一）城鎮分佈類型的驗证

　　點型的空間分佈一般可分爲集聚型，隨機型和均匀型三類。下面將每一個城鎮，不論其規模大小，都作爲一個點來驗证我國城鎮分佈所屬類型。

　　首先，使用方格分析法搆造實際頻率數組，並用柯摩哥洛夫—史密爾諾夫公式對城鎮分佈是否服從於泊鬆分佈，即是否屬於隨機型進行檢驗。如果計算的D值小於查表的臨界值，城鎮分布服從泊鬆分佈，即爲隨機型。否則爲非隨機型。

　　我們在全國地圖上將全國劃分爲304個小方形格子，觀察每方格所包含的城鎮數。計算的D值（0.476）大於99％置信水平上的臨界值（0.074），説明我國萬人以上的城鎮分佈不是泊鬆分佈，即不屬隨機型。

　　（二）集聚型式

　　1.集中偏於東部。以京廣綫和京哈綫爲界，鐵路以東集中了我國特大城市9座，占特大城市總數的69.23％，大中城市6l座，占70.93％；小城市和萬人以上的城鎮671座，占48％。而其面積僅是我國國土的七分之一左右。

　　2.集中於幾個平原三角洲地區。特别是在下列幾個地區，城鎮呈塊狀或帶狀密集，初步形成五個城鎮集聚區。

　　我國城鎮的分佈在很大程度上是直接受工農業生産的布局制約的。這些城鎮集聚區都位於平原和三角洲地區，土地資源豐富，自然條件優越，開發歷史悠久，人口密度大，勞動力充裕，農業生産發達。尤其是前三個集聚區，更是我國重要的農業商品生産基地。而有的集聚區，如遼中、京津唐地區，還是我國煤、鐵等多種礦産的主要産地，是我國冶金、機械、化工等多種工業的基地。

　　3.集中於主要交通沿綫。交通綫是城鎮形成和發展的生命綫。在濱海地帶（如東南沿海的温州、福州、泉州、厦門、汕頭一帶）；在長江、珠江等大河沿岸（如長江的重慶，宜昌、武漢、九江、南京等，珠江的梧州、肇慶，廣州等）；在京廣、隴海、蘭新、中長、包蘭、浙贛和同蒲等鐵路沿綫以及交通綫的交叉點上（如翼南的邯鄲、邢臺等，豫中的鄭州、洛陽、開封、新鄉等，湘東的長沙、湘潭、株洲等，關中的西安、咸陽等），密佈着大大小小的城鎮，形成了一些城鎮集聚區。這些城鎮集聚區的規模大小，常視其地域的廣狹、交通綫的重要程度而定。

　　三、我國城鎮分佈的變化

　　爲了衡量建國以來我國城鎮分佈的變化，這裏除進行城鎮密度分析外，還采用了最近鄰分析法和物理學中求質點系重心的方法。由於資料限制，只能以五萬人口以上的城鎮爲研究對象，並按六大協作區分析區域差异。計算分析的結果顯示，我國城鎮分佈的演變有如下幾個特徵。

　　1.城鎮密度普遍提高。

　　表6首先告訴我們，隨着國民經濟的不斷發展，我國城鎮數目日益增多，城鎮密度不斷提高。根據資料分析，我國五萬人口以上的城鎮密度，由1953年的每萬平方公里0.16座，逐步提高到0.32座，提高了1倍。

　　其次，説明我國各大區城鎮密度差异大。最高爲華東區，每萬平方公里約有一座五萬人口以上的城鎮，爲全國平均水平的三倍多。最低爲西北、西南區，分别只有0.155、0.096座，與華東區的密度相差6~10倍。這是由於生産力發展水平和人口密度差异所形成的。華東區土地面積只占全國的8.33％，却集中了全國29.4％的人口，三分之一以上的工業産值，四分之一的五萬人口以上的城鎮數目，因此，城鎮密度高。而西南、西北土地面積分别占全國的四分之一和三分之一强，但人口僅占16.35％、6.91％，工業産值分别占7.57％、5.65％，因此，城鎮數目少，城鎮密度低。

　　第三，各大區城鎮密度提高的速度差异也很大。速度最快是東北區，1978年比1953年增加了195.39％，幾乎爲全國平均速度的兩倍；其次爲西北、西南區，分别爲124.64％，123.26；最慢的是中南（70.05％）和華北（71.11％）兩區；華東區也低於全國平均水平。這一情况説明，解放以來，在東北、西北、西南等邊遠地區進行了大量的建設。同時增長速度的差异還與原來基礎有關。華東區原有基礎好，基數大，雖然城鎮密度的絶對數增加很大（每萬方公里增加0.431座），但相對速度却很慢。西北、西南原有基礎差，雖城鎮密度的絶對數增加並不大（每萬方公里分别增加了0.053，0.086座）。但相對速度却顯得較快。

　　最後，從時間過程來看我國城鎮密度平均年增長率前期（1955～1963年）較快（3.9％），而中期（1963~1973年）和後期（1973～1978年）較慢（2.9％和2.3％），這説明前期工業和城鎮發展速度較快，中、後期較慢。前期開闢新的工業點多，形成了不少人口超過五萬人以上的新城鎮，特别是“一五”重點建設地區——東北區，城鎮密度提高最快，年平均提高中8.2％；其次爲華東（4.1％）、西北兩區（4％）。中期以“三綫”建設爲重點地區——西南區，城鎮密度的年平均增長率很快，高達6.7％。後期主要在原有經濟中心實行革新、改造、挖潜，充分發揮原有工業基礎的作用，較少開闢新工業點，對“三綫”建設進行整頓，因而這一時期西南區城鎮密度提高速度最慢，僅爲0.70％。其它各區較快，並相差不大。可見各時期城鎮密度增長速度的變化，直接受各時期國民經濟發展的方針政策所制約。

　　2.城鎮平均最近鄰距離不斷縮短。

　　城鎮平均最近鄰距離的大小不僅受城鎮密度的制約，而且還受城鎮分佈類型的影響。在城鎮化過程中，新城主要在原有城鎮附近興起，使平均最近鄰距離迅速縮小；但當開闢新區時，個别新城在遠離發達地區的新區出現，有時會使平均最近鄰距離拉長。特别是當研究區域大、城鎮數目少時更容易産生這類情况。不過，一般來説，總趨勢應是隨着城鎮密度提高，平均最近鄰距離縮短。

　　從1953年至1978年，我國五萬人口以上城鎮的平均最近鄰距離在逐步縮短，由106.31公里縮至81.02公里，平均每年約縮短1公里。

　　東北區由於城鎮密度大，新城鎮多，並多沿交通綫呈綫狀分佈和圍遶大城市呈“組團式”分佈，所以城鎮最近鄰距離短（52.06公里），縮短的相對速度快，25年共縮短了81.25％.平均每年縮短1.69公里，大大超過全國平均水平。華東，中南區原有城鎮密度較大，分布較均匀，新出現的城鎮，一般分佈也較均匀，因此城鎮最近鄰距離較短（65.64、73.48公里），縮短的相對速度較慢（平均每平縮短0.89、0.77公里）。西北區由於土地面積廣，城鎮數目較少，且分散，因此，最近鄰距離最大（144.93公里），1953一1963年間，由於在蘭州和烏魯木齊之間出現了玉門，拉長了最近鄰距離，但自此之後，新增城鎮主要分佈在蘭新鐵路沿綫及西安、蘭州、烏魯木齊等大城市附近，因此，最近鄰距離縮短速度較快，1963～1978年間，平均每年縮短1.81公里。華北，西南區土地面積都較廣，城鎮數目較少，城鎮平均最近鄰距離較大，分别爲114.12、89.42公里。華北區由於將原來單獨設立市但離張家口市、天津市很近的宣化、漢沽、泊頭等分别並入各市，而新達到五萬人口以上的集寧、滿洲裏等又遠離原有城鎮，所以1953~1963年間，最近鄰距離加長，近期由於遠離原有城鎮的内蒙錫林郭勒盟首府錫林浩特及蹬口都超過了五萬人口，因此，在1973～1978年之間，最近鄰距離再次加長。西南則由於在1953~1963年間，拉薩市超過五萬人口，使西南區的最近鄰距離拉長，隨後則一直縮短。

　　3.全國城鎮分佈類型變化不大，但有的大區有向隨機型、均匀型演變的趨勢。

　　如前所述，我國城鎮分佈主要呈集聚型。通過三十多年的建設，出現了許多新的城鎮，使城鎮分佈的集聚程度有所緩和，但從最近鄰點分析的結果看，我國城鎮分佈的基本類型没變，仍屬集聚型。

　　由於各大區自然條件、人口密度、工業化程度及城鎮化進程不同，使得城鎮分佈類型有很大差异。華東，中南區後期屬均匀型或接近均匀型。爲適應農業發展和行政管理需要，早期這兩個大區的城鎮體系就較爲發育。近代，由於現代工業和交通業的發展，不僅是在農業發達地區，更在交通方便的沿海、沿河、沿鐵路綫及礦産資源附近形成了許多新的城鎮，相對而言，使得城鎮分佈比較均匀。華東區較早完成了這個過程。中南區由於解放以來，襄渝、湘黔、焦柳鐵路等的修建，帶動了這一區域的發展；開始出現了一些超過五萬人口的新城市，如三門峽市、十堰市、懷化市等等，使城鎮分佈由隨機型逐步過渡到了均匀型。東北，華北和西北一直都屬隨機型。從表中數據可見：東北、華北的最近鄰指數比較接近或越來越接近隨機域的上限，這説明，隨着工業和城鎮進一步均衡的分佈，這兩個區城鎮分佈類型將有可能由隨機型轉變爲均匀型。西北區的最近鄰點指數目屬隨機範圍，但接近下限，説明西北的工業和城鎮還主要集中在西安、蘭州、烏魯木齊周圍及河西走廊，城鎮分佈接近集聚型。西南區的城鎮主要分佈在四川盆地，從1953～1973年，在四川盆地的外圍和雲貴高原出現了不少新城鎮，使城鎮分佈類型由集聚型變爲隨機型，但1973～1978年新出現的兩個城鎮位於原有城鎮集聚區内，加强了城鎮分佈的集聚程度，城鎮分佈類型又由隨機型變爲集聚型。

　　4.城鎮及城鎮人口分佈重心略有向西及西北移動的趨勢，但移動範圍很小。

　　我國領土的幾何中心位於東經103度，北緯37度，即蘭州市東北方向約20公里處。主要由於歷史的原因，致使在解放前夕，全國70％的工業産值、65.3％的城市人口集中於不到全國總面積30％的東部沿海地區，城鎮和城鎮人口分佈重心明顯偏東，如1953年這兩個重心分别位於鄭州東南方約120公里處（即E114°22′，N 33°52′）和徐州以北約35公里處（即E117°18′，N 34°33′）。

　　但從“一五”以來，由於國家既重視利用東北和上海的原有工業基礎，又十分注意加强内地的建設（三分之二以上的基本建設投資在京廣綫以西地區）①。因此，形成了我國城鎮及城鎮人口分佈重心略有向西及西北方向移動。分階段看，從1953～1963年間，由於第一個五年計劃建設方針是充分利用東北和上海基地，積極建設華北、西北、中南（主要在鄭州、武漢地區）的新工業基地，因此城鎮重心明顯北移，同時略有向東。1963～1973年間，由於大規模的“三綫”建設，使得城鎮重心西移，同時繼續略有北移。1973～1978年間，由於經濟處於混亂到調整的過渡時期，許多“三綫”建設項目下馬，加上落實政策，我國東部地區的城鎮又得到較快發展，因此，城鎮重心略有東移，停止北移。1953～1978年間，東北、西北、西南等大區五萬人口以上的城鎮人口數量增長了101.24％，而華北、華東、中南只增長了52.6％。因此，城鎮人口分佈重心一直西移，并且前期偏北。但是，我國國土遼闊，東西部發展條件和原有基礎差别很大，要在短期内改變生産力分佈不平衡的狀况是十分艱巨的，因而城鎮和城鎮人口分佈重心移動的範圍也是很有限的。1953～1978年城鎮重心北移緯度1度左右，雖然1963～1973年略有西移，但隨後又復東移，城鎮人口重心北移緯度也僅1度，西移經度也不過只有1.5度。

　　通過本文分析，可以看出，我國的城鎮密度是由東向西逆降的，是與我國各省區經濟發展水平和人口密度相適應的。就全國範圍講，城鎮分佈屬集聚型，城鎮主要集中在東半部，集中在幾個平原三角洲地區，集中在交通干道沿綫，這種集中分佈的類型基本上反映了我國生産力分佈的實際。解放以來，我國城鎮密度普遍提高，其中東北，西南和西北速度最快；城鎮最近鄰距離不斷縮短，縮短最明顯的要算東北；全國城鎮分佈類型没有變化，一直屬集聚型，但各大區差异大：華東局一直屬均匀型，中南區近來才由隨機型變爲均匀型，東北、華北和西北屬隨機型，但東北區向均匀型過渡的趨勢十分明顯，西南區則仍在集聚型與隨機型之間徘徊；全國城鎮和城鎮人口分佈重心略有向西及西北移動，但移動範圍很小。這些變化是我國解放以來生産布局方針的具體體現。總之，城鎮分佈的任何特點及其變化都决定於生産分佈的現狀及生産布局的方針。目前生産分佈的現狀是長時期的歷史發展結果，它受着自然、技術及社會經濟等因素的制約，要想在全國範圍内相對均衡地分佈生産力，城鎮分佈類型由集聚型向隨機型、均匀型過渡，必須在一個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内作出不懈努力，在高度發達的生産力水平下，才有可能實現，任何不顧客觀條件，操之過急的作法，必然欲速則不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