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節　稻作和家畜飼養起源在珠江史前文化中的反映

　　有關農業起源的研究，近三十年來發表的文章越來越多，取得一些可喜的成果，。但對於原始農業何時開始和從哪裏開始，以及農業起源的原因及其演化的進程，迄今爲止還没有確切的答案，還處於各種推斷的争論之中。到了70年代，在我國浙江省餘姚河姆渡遺址發現了豐富的稻作遺存，從鑒定研究證明屬於栽培稻的籼稻，時間爲距今七千年左右。這是迄今爲止我國發現的年代較早的人工栽培稻，也是亞洲最古老的稻米實物遺存之一。但從稻穀谷殻、稻杆和稻葉等形態結構的研究結果證明，河姆渡遺址的稻作絶不可能屬於最早期的稻作，而是帶有相當進步性狀的稻作。由此可見，更原始的稻作應該到更早的時代中去尋找。前些年，在地處長江中游的彭頭山、城背溪、皂市等新石器遺址發現距今7000～8000年的人工栽培稻遺迹，更早的還有湖南道縣玉蟾洞發現的栽培稻遺迹，據報導，年代可達10000年以上。這是在中國迄今發現的最確鑿的、年代最早的有關農業起源的例证。比浙江省餘姚河姆渡遺址稍晚的稻作文化遺址還有草鞋山、崧澤遺址等，它們的年代是距今6000年左右。

　　與此同時，在華北和中原地區發現的迄今最早的農耕文化遺址是裴李崗、磁山、大地灣等，其年代在公元前6000年左右。但他們栽培的不是稻子而是粟子，而且是大量的。〔11〕

　　從生産工具上來看，不管是稻作農業或是粟作農業，都比較進步，河姆渡遺址出土的石鋤，有肩石鏟，有段石錛和骨耜等工具，磁山、裴李崗遺址出土的舌形石鏟、橢圓形石斧和鞋底形石磨盤，以及鋸齒狀鐮形石刀等工具。這些工具都説明這不可能是最原始的農耕工具。但在距今約2萬年的下川遺址中，以及在珠江流域的陽春獨石仔遺址、雲嶺牛欄洞遺址、黄岩洞遺址、鯉魚嘴遺址中早已發現了可能與農業有關的工具。

　　現在我們以英德雲嶺牛欄洞爲例加以説明之。〔12〕

　　牛欄洞遺址位於廣東省英德市　雲嶺鎮獅子山南麓，屬石灰岩洞穴遺址。遺址距離北江邊不到兩公里，1996年和1998年兩次發掘，獲得大量人工打制石器以及少量的骨器、蚌器和陶塊。堆積中還含有許多人類舍棄的動物骨骼，螺殻等，遺址内的堆積物厚薄不等，以西南邊的T1、T5、T9、T10等探方的堆積較厚，尤其是最西南邊，靠洞壁的T1、T5和T9三方，其堆積厚度可達266厘米，靠洞壁的部分還未到底，現以T1爲代表加以介紹。

　　第①A層，表土，黑色粘土，最近人使用該洞時平整地面而形成的，厚約24～40厘米。含螺殻、動物骨骼、打制石器以及現代瓷片。

　　第①層灰黄色砂粘土，土質疏鬆，距地表24～40厘米，厚6厘米～26厘米。含大量個體完整的螺殻，出打制石器，1件磨制石器和1片繩紋夾砂陶片。該層下有遺迹H1打破了第②～⑥層。

　　第②層暗黄色膠結層，呈板塊狀。距地表46厘米～50厘米，厚4厘米～14厘米。含少量動物骨骼和打制石器，1件鑽孔蚌器。

　　第③層棕黄色雜褐色斑點砂粘土，土質鬆軟。距地表50厘米～64厘米，厚26厘米～30厘米。含少量螺殻和動物骨骼。出土一顆人的前臼齒，還有打制石器，1件骨針和1塊陶片。

　　第④層灰褐色砂粘土，疏鬆，局部膠結成團塊。距地表70厘米～96厘米，厚54厘米～70厘米。含大量個體完整的螺殻和相當數量的動物骨骼，打制石器，出土5片夾砂陶片，其中1片飾繩紋，其餘素面。

　　第⑤層淺灰色砂粘土，土質較軟。距地表138厘米～150厘米，厚約44厘米～50厘米。文化遺物較少。

　　第⑥層灰黄色砂粘土，質軟。距地表182厘米～200厘米，厚約18厘米～46厘米。含大量很破碎的螺殻和動物骨骼碎塊，較多的打制石器，1件穿孔石器，1件穿孔蚌器。

　　第⑦層紅褐色粘土，土質較純。距地表200厘米～240厘米，厚約26厘米～30厘米含大量動物骨骼，出土打制石器。

　　第⑧層深紅色粘土，粘性强。距地表228厘米～266厘米，厚約40厘米～74厘米。出土人的臼齒和打制石器。

　　鑒於牛欄洞遺址發掘中獲取的碳樣本太少，未能有足够的份量予以測定，因此，我們選取了部分螺殻和動物骨骼樣品進行碳十四年代測定。

　　BK爲北京大學考古係年代測定實驗室編號，KWG爲廣州地理研究所中心實驗室的編號。

　　牛欄洞的文化層共分三期，各期的堆積特點是：

　　第一期：文化層中含較多的動物骨骼碎塊，不見螺殻；打制石器和骨器數量都不多。石器組合爲：單刃陡刃器＋長刃砍砸器＋圓刃砍砸器＋直刃刮削器＋弧刃刮削器＋圓刃刮削器＋長刃刮削器＋雙刃刮削器＋敲砸器。打制石器中器形多不規整，刃面製作簡單粗糙，石片疤不多。骨器有錐、鏟和針。

　　第二期：文化層中含有較多螺殻，但較碎，動物骨骼也有相當數量；打制石器的種類和數量都較一期的增加，出現一些稍規整的器形，刃部也打制較好，石器組合爲：兩端刃陡刃器＋弧刃砍砸器＋大型砍砸器＋石片刮削器＋鏟形器＋穿孔石器。穿孔石器的出現是一重要標誌，不僅如此，新出現的器種還有蚌墜。

　　第三期：文化層中含有大量的螺殻，個體多完整，尾錐多未砸擊，動物骨骼數量略少於第二期。打制石器數量大大多於前兩期，較規整的石器也較多，相當部分的石器打制較好，有刃面石片疤呈櫛狀排列，石器組合爲：有兩端器＋雙刃陡刃器＋盤狀砍砸器＋多邊刃砍砸器＋直刃砍砸器＋兩端刃刮削器＋斧形器＋鑿形器＋矛形器＋鑽，開始出現磨刃石器，器種和數量大爲增加。

　　磨制石器（磨刃部）和陶器製作僅見於第三期文化，而且數量很少，陶器片均爲夾砂陶，手制，很原始，火候很低，胎厚，含砂多，疏鬆質軟。由於太破碎，不能辨認其器形。

　　顧海濱等人在分析了牛欄洞遺址的31個文化層樣品後，在其中7個樣品中發現了水稻硅酸體，這7個樣品分别來自T5④、T9①、T9④、T10②、T10③、T10、和T11②上，除T9①是近代擾亂層外，其餘都是原生的文化層，它們存在的年代跨度爲距今12000～8000年。這7個樣品中發現的水稻硅酸體，共計24粒，其中雙峰硅酸體7粒，扇型硅酸體17粒。根據對水稻雙峰硅酸體的測量，結果發現其硅酸體雙峰間距的平均值爲25微米，埡深爲2.5微米，雙峰間距較接近現代水稻的籼稻，而埡深較接近現代水稻的粳型，結果成了非籼非粳的類型。根據硅酸體的扇柄長和扇葉長對來自T10④、T10③、及T10②文化層中的扇形硅酸體進行分析，結果發現它們同樣屬於一種非籼非粳的類型，和雙峰硅酸體測試的結果一致。因此，研究者認爲牛欄洞遺址的水稻硅酸體爲一種非籼非粳的類型，其扇柄長與現代水稻籼稻相似；扇葉長與現代水稻粳稻相似；雙峰間距與現代水稻籼稻相似；埡深與現代水稻粳稻相似。在水稻的演化序列上處於一種原始狀態。從現已發表的資料來看，1萬年以上的遺址文化層中發現水稻的僅有英德雲嶺牛欄洞遺址和湖南道縣玉蟾岩遺址兩個。而道縣玉蟾岩遺址文化層中發現的水稻具有籼粳的綜合特徵，水稻雙峰硅酸體具有粳稻的特徵。與其相比，牛欄洞遺址文化層中發現的水稻硅酸體的性質雖與其相似，但籼性明顯增加。能否把它看成一種正在演化過程的特徵？此外，從T10探方發現的4粒水稻扇形硅酸體的縱向變化來看，文化層下部層位的水稻硅酸體與現代水稻的差异較大，上部文化層的硅酸體與現代水稻較近似，但仍爲籼粳不分的狀態，這種變化能否説是原始水稻進化過程中的一種表現呢？

　　由於目前人們掌握的材料有限，只能説牛欄洞遺址發現了原始型的非籼非粳水稻，年代爲距今12,000～8,000年前，至於是否屬於最原始的，這個結論只能説是迄今爲止的，而且和道縣玉蟾岩遺址基本是同期的。因爲在整個珠江流域裏與英德牛欄洞同時代的，而生態自然環境一樣優越，并且在文化層中同樣出土了不少的與農業生産有關的工具，如重石、刃部磨光的石刀、骨鏟、骨錐、蚌刀、石磨盤、石杵等等。這類遺址均分佈在珠江流域大小河流沿岸的階地上或附近的石灰岩洞穴中。從上游一直到下游都有，如貴州普定穿洞、六盤水桃花洞、廣西柳州白蓮洞、大龍潭鯉魚嘴、廣西桂林廟岩、甑皮岩、廣東陽春獨石仔、封開黄岩洞、英德青塘等等。由此可見，農業稻作起源在整個珠江流域可能帶有普遍意義，如果加上在這片廣闊地區内野生稻的存在也相當普遍，可以説農業稻作起源的機率是很大的。

　　關於農業起源的原因争議頗多，但不管怎樣，基本可劃分爲兩大方面，一方面是客觀的原因，另一方面是主觀的原因。即人類要試圖栽培野生植物，必須具備主觀和客觀的條件。適宜的生態環境以及爲人類所熟悉而又適宜於栽培的植物品種的存在，乃是必要的客觀條件，但這並非是唯一的條件。原始人群的經濟生活狀况。包括可利用的動植物資源與人口的比例，食物資源季節性變化的大小與獲取的難易程度，人們在狩獵與采集中消費的熱量與獲取的食物所能提供的熱量的比例，社會組織、風俗習慣、宗教信仰乃至部落的心理傳統等因素都可以影響到人們對於試驗栽培作物的態度。此外，人類掌握栽培技術的過程也不容易，比一般人所想象的要復雜得多，漫長得多，比起狩獵和采集，最初的作物栽培往往不是最經濟和最可靠的謀生手段。而且大量的當代人類學的事實證明，並非所有生活的適當條件之下的原始人類都一定傾向於農耕。當自然資源十分豐富，人們花費較少的勞動就可以獲得充裕的食物時，栽培作物就不那麽有吸引力了。所以有些學者認爲，天然食物日益供不應求時，農業就成爲人類迫切的需要。言下之意是，如果采集和狩獵所得足以糊口，無需另謀生計，這樣農業的誕生就提不上日程。但事實上，采集、狩獵、捕撈的發展不可能無限的，當發展到一定階段時，其所得和人類生活的需求之間慢慢會發生日益尖鋭的矛盾。這個矛盾一方面來自人口的增長，另方面來自食物資源的縮小。根據人類學家的計算推斷，地球上人口　總數的變化是：舊石器時代末期，地球上人口只有300萬，中石器時代已經發展到1000萬人口，到新石器時代已增長到5000萬之多。人口的增長，所需之食物量明顯地增加，但自然界的食物資源，不論是動物或植物，在自然和社會諸多因素的影響下，不僅没有增加，反而愈來愈少了。

　　影響到動物資源减少的自然因素首先是氣候的變化，最後一次冰期過後，氣候由冷變曖，使長期習慣於生活在寒冷氣候下的猛瑪象、披毛犀、麝牛和草原野牛等大型動物，在適應不了氣候變化的情况下而引起大量死亡甚至絶滅。動物對氣候變化的不適應反應是多方面的，例如過長的冬季，對孕期長的食草類大動物是非常不利的，這將使它們面臨幼子出生時由於缺草吃而出現大量死亡。此外，冰期的環境在一些地區形成冰原或沙漠，使一些被困於緑洲中的動物成了孤立的群體，往往因此而失去對某些疾病的免疫力，等到冰期過後動物群發生次生接觸後會導致某些傳染病的發生，引起動物大批死亡。

　　在社會因素方面，導致動物資源减少的原因也不少。由於社會生産力的發展，狩獵工具和技術的不斷提高，由石塊、石片，木棒的打擊發展到挖陷阱捕捉，用弓箭、流星球等工具進行遠距離的獵取，再加上學會“火林狩獵”方法。被獵取的往往是成群的動物，這種現象在舊石器晚期已開始出現，如峙峪遺址和許家窑遺址發現幾百頭的羊和馬化石就是一明顯例子。這種狩獵結果使獵取量和動物自我繁殖量失去了平衡，結果使可以被狩獵的某些動物的數量越來越少。

　　能影響到動物資料的因素對植物同樣發生作用。氣候的變化，由於嚴寒和乾旱，引起了植物區係的變更，森林大片縮小，可供人類采集的水果、堅果、橡栗等樹種的産量减少和分佈區域縮小。天然林火以及後來那種“火林狩獵”法無形中人爲地破壞了植被，危害到伴生動物的生存，使生態失去平衡。結果導致了病、蟲害經常發生，這樣對野生植物的影響更爲嚴重。原始人類的采集變成了失去來源。人口又不斷增加，對食物的需求量的增加是影響到植物生長的社會因素。

　　在人類生活的最低需求無法解决的情况下，爲了生存，人們不得不設法生産食物，以解决喫飯問題。於是，從采集——狩獵經濟向農業經濟過渡，就成爲人類生活的迫切需要。但這種需要不是一下子就能創造出來的，而是經歷了孕育、萌芽和發展三個階段。

　　孕育階段是漫長的，可以説人類從動物界解放出來那一天起，就爲將來　創造出更高一級的生産食物階段而準備。因爲人類是從動物界演化而來的，必然因襲了類人猿的一些習性。他們象其他動物一樣，從大自然中尋找自己的食物，並和他們的祖先類人猿一樣保持着雜食性的習慣，既吃植物又吃動物。一些植物的根部（特别是塊根）、莖部（特别是塊莖、球莖）葉片、果實（水果、堅果）、種子等，一些陸生、水生動物的肉、蛋等，都被原始人選做自己的食品。在尚未學會生産這些食物的情况下，植物類食物全靠采集，動物類食物全靠狩獵、漁獵和捕撈。

　　采集和狩獵種類的確定，開始是盲目的。經過長期嘗試，付出巨大的代價後，才慢慢地確定下來。對各種野生植物的辨認，是經過長期的采集實踐才由上千種的植物中慢慢縮小到爲數不多的易得、好吃、無毒的品種。積累了相當豐富的經驗，在此過程中對這些植物的生態特點，何時開花，何時結果，在怎樣的環境下它們纔可以長得好，才能大量地尋找到它們。這樣無形中爲人類由采集業向種植過渡準備了條件。所以在冰期全盛期由於氣候乾燥造成植物區係的變更，加上其他因素的影響，使得一些地區在冰後期變得木本植物减少，禾穀類等草本植物擴大，人類的采集重心由采集水果、堅果、根塊莖轉而采集禾本科、豆科的種子。這個過程逐漸上昇到一個重要的地位，成爲采集業向種植業過渡的重要環節（尚定因、王有文，1984）。這些變化　和過程，孕育着農業起源的條件。到最後一次冰期後期，已使農業處於一個萌芽階段。持這種觀點的人有相當一部分。

　　關於農業起源的原因和條件，還有其他的看法。例如，已故的卡爾·O·索爾（Carl·O·Sauer）在他的一次題爲“農業的起源及其傳佈”的演講中就提出：“農業不是起源於食物的逐漸私有制或經常不足”。他堅持認爲，生活於飢餓狀態下的人們根本没有辦法和時間支持經歷一個緩慢的從容實驗的過程，以便使一種更好的不同的食物供給從中在遥遠的未來發展起來……通過選擇改良植物以便更好地效用於人類，只有生活在需求水平上的舒適狀態的人們完成的。爲此，索爾就選擇東南亞作爲這些食物采集者可能確實完成了向農業過渡的一個理想環境，一個具有扮演農業起源的角色所必須具備的各種條件的地區。因爲這裏具有極其多種多樣的植物、動物和林地、丘陵、山地的環境，並有淡水供應。他推測，那裏最早的農人是一個“先進的捕撈部落，他們居住在温暖氣候帶的淡水河流沿岸……水道充當了各村落聯絡的路綫，也起到了交流思想和發展思想的作用。水鳥、河岸上的哺乳動物、水邊植物提供了各種各樣的食物。韌皮和纖維用來製作魚網和繩索，附近適宜的樹木則可以製作小船和漿”。上述的推測似乎與我們在珠江流域所觀察到的生態條件相符合，不管是洞穴遺址或階地上的遺址，亦不例外地都靠近河流沿岸，大部分是分佈在丘陵地帶，少數靠近山地和高原區。森林的存在是普遍的。

　　根據此理論，美國哈佛大學的人類學家張光直教授，〔13〕對照河姆渡遺址和臺灣大坌坑等遺址的情况進行分析後指出，索爾的的假設是在東南亞的考古證據幾乎不存在時系統提出的，今天看來甚至比過去更加引人注目。因爲他發現，河姆渡遺址出土的大量動植物證據足以使人們得出結論認爲：河姆渡人類既是“豐富食物采集者”，又是稻作農人和動物馴養者。他們很重要一部分食物來源於自然資源，很大一部分器具是用動物骨骼製作的。遺址中發現了大量動物骨骼，其中包括400多件鹿角。没有迹象表明就在河姆渡文化出土之前的時期内，這裏的自然環境曾經歷過突然而重大的變化；據孢粉學證據我們還知道，河姆渡文化時期的氣候條件至少在其出現之前2000～3000年就已存在（即在距今10000～9000年間）。這就反映出，河姆渡文化人類的直接祖先雖然可能只具有比他們自己少得多的農業因素，但與他們一樣也是豐富食物采集者。同樣，臺灣西海岸的大坌坑文化也反映出類似的情况。這些例子似乎證明瞭索爾提出的理論是正確的。但是，如果按照索爾的理論來探討農業起源問題，這樣很容易使人感到，農業起源的原因似乎難於尋找。對此問題究竟應該如何看呢？根據前人發現和研究的結果，對照人們在珠江流域及鄰近地區觀察到的材料，人們認爲，和一切事物都有其發生、發展的過程一樣，農業起源也有一個從無到有、從少到多的發展過程，而不是一下子代替采集和狩獵，或者采集、狩獵、漁狩和捕撈經濟的。最初的種植不過是在自然啓示下的偶然試驗，後來慢慢地成爲采獵經濟的補充，但仍居次要地位，只有不斷從事種植和進行飼養，才慢慢地顯示出這種生産食物經濟的優越性。表現出它比采獵經濟更可靠、更穩定、更安全和事半功倍的優點。一直到距今5000年前到4000年前這一時期，原始農業生産才在不同地區先後逐漸地上昇到主要的經濟地位。

　　説到其起源的原因，前面談到的兩種觀點都没有錯，只是都從某一個角度來解釋原始農業的起源。的確如此，人類不可能在飢餓狀態下從事馴化野生動植物。因爲這是一個漫長的過程。但人類一直處於豐衣足食的狀態下，也不會去致力於一次對自己可有可無的活動。豐衣足食的生活條件必然使人們處於一種相對穩定的狀態，人們不必經常處於漂泊不定、遷徙無常的狀態，而是處於半定居或季節性遷徙的狀態。這種狀態帶來的結果必然是人口的增加，當人口增加到一定程度時，就會打破人口與食物之間的平衡，也就是説，當人們對食物的需求量遠遠超過自然狀態下供應量，爲了生存，人類必須開拓新的食物生産或者尋找新的食物來源。在這種狀態下就會出現下面的情况，人類面臨開始新的遷移，回復到原來那種游盪的生活，向能找到可供整個人群生活的新的食物地區遷移。在此過程中，再次打破半定居或定居的生活，顯然這樣做對群體的繁榮發展是不利的，而且往往這種作法阻力很大，這種阻力來自人類過慣定居生活後新形成的社會阻力和風俗習慣。不然，人類在失去平衡後被迫利用在原來通過長期采集過程中已逐漸掌握野生植物生長規律的知識，開始人工栽培過程，以求取得更多的食物，解决食物不足帶來的壓力。這樣，原始農業的種植就被提到日程上來。

　　在打破平衡的各種因素中，除了上述的外，著名的考古學家R·J·布列伍德認爲，農業起源是由於公元前9000～7000年間西亞家畜飼養的發展，以及加强野生穀物采集實踐的結果。早在1884年，恩格斯在《起源》一書中已經提出：“穀物的種植在這裏首先是由牲畜飼料的需要引起的，只是到了後來才成爲食物的重要來源”。除此之外，還有“緑洲起源説”、“原生地起源説”、“富饒的半月形地帶”等觀點，學者認爲，這都是以某一角度來談問題的，有其合理的一面。〔14〕

　　學者認爲，關於農業起源的原因雖多，最關鍵的還是氣候條件和人口兩個因素。其他的因素都圍遶着這兩個主要因素在起作用的。

　　在談到農業起源的年限時，差不多都承認農業起源應該發生在公元前7000年以前的時期，各地早晚也有差异。最早的農作遺址是在非洲埃及地區發現，年代爲19240±290B·C·～16960±200B·C·；西亞地區的則從9000B·C～7000B·C；中美洲地區的是晚一些，迄今已發現的農耕遺址最早的也没有超過5000B·C；這可能與人類分佈到美洲的時間較晚有直接關係。中國的情况和西亞地區差不多。由此可見，原始農業經過長期的孕育階段後，到了中石器時代中晚期已　處於一個萌芽階段（個别地區早在舊石器時代晚期末已出現），經過新石器時代早期階段的實踐，到了新石器時代中晚期就上昇爲人類社會的主要經濟。所以，我們認爲，中石器時代和中石器文化是伴隨着農業起源而發展起來的，它們之間的關係是非常之密切。農業起源應該成爲中石器文化中一個重要的特徵。

　　人們在研究珠江流域的中石器文化遺址的過程中，雖然很注意收集各遺址文化層中的孢粉樣品，但化驗結果並不理想。造成這種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方面可能是人們在採樣過程中未能按照要求嚴格去辦，另方面不能不承認，對於華南地區帶酸性的紅色或褐色土層中的孢粉篩選可能存在一定的困難。這點有待於人們進一步改進。不過，在一些遺址中，如廣西柳州白蓮洞、大龍潭鯉魚嘴、蘭家村、武鳴縣苞橋A洞、騰翔C洞、桂林甑皮岩、廣東陽春獨石仔、封開黄岩洞；還有江西萬年仙人洞等遺址，都已經發現了一些碾磨石，石磨盤和石杵，還有穿孔石器（有人稱穿孔重石）、刃部磨光的石刀、石斧。在幾個檢測出植物孢粉的遺址中（封開黄岩洞、羅沙岩、桂林甑皮岩等遺址）發現在花粉譜中，草本植物的明顯地增加。這一系列的材料和情况，人們認爲不可能與農業一點關係也没有。

　　人們在研究珠江流域地區有關的舊石器時代晚期和中石器時代以及新石器時代早期的一些遺址過程中發現，不同的經濟形態具有不同工具體系，穀物農業有穀物農業的工具體系，塊莖農業（園藝農業）有塊莖農業的工具體系，采集、捕撈、漁獵經濟形態也有其相應的工具體系。例如，在中石器時代爲了適應中石器時期發展起來的采集、捕撈、漁獵的綜合經濟的需要，大量加工竹木器工具的需要，因而從原來普遍存在的大礫石石器工具體系中發展出來一套陡刃的礫石工具體系，這種陡刃礫石工具體系是更適合於進行竹木器工具加工的。可惜的是，迄今爲止在華南這種帶酸性的紅色土層中，尚未能發現遺留的竹木器工具。現在能見到的是遺留下來的石器工具。

　　農業工具體系一般包括三大類：生産工具；收穫工具；農業加工工具。〔15〕

　　華南地區早期歷史中穀物農業只有稻作。但中國迄今發現較早的稻作農業遺址是華東地區的浙江河姆渡遺址，廣東曲江石峽遺址也是稻作農業遺址，但年代已晚得多。就河姆渡遺址出土的農業工具而言，它們包括大量的骨（鏟）、骨鑿、石斧、石錛、石刀（鐮）及磨石。其中，骨鏟、石錛應爲稻作生産工具；石刀（鐮）爲收割工具；磨石則屬於穀物加工工具。可是前面早已論述過，河姆渡遺址是一個年代處於距今7000年左右的相當進步的農業遺址，它不是原始農業，而是一個已經歷過萌芽階段，正處於發展階段的農業遺址。這樣看來，更原始的，處於農業萌芽階段的農業工具又該是怎樣的？現在在華南地區，一些舊石器時代末期，中石器時代以及新石器時代早期前一階段的遺址中，發現了一些穿孔石器、刃部磨光的石斧、石刀磨石等石器工具，這些工具是否能作爲早期原始農業的象徵？是否可稱得起農業工具體系？

　　首先，中國學者周國興先生在研究了廣西柳州白蓮洞遺址出土的穿孔礫石和磨刃石斧之後這樣認爲的：“其中值得注意的是，穿孔礫石或“重石”，和磨刃石斧的出現，在華南地區是與原始農耕活動相聯繫的，它們可能是原始農業萌芽的標誌，也就是由掠奪性經濟向生産性經濟過渡——中石器時代存在的標誌之一（周國興，1984）。”

　　李富强先生等在研究了甑皮岩等遺址出土的石磨盤、磨棒和穿孔礫石後認爲這是農業和穀物加工工具（李富强，1990）。

　　有的學者引用了聚居在我國雲南邊疆地區的獨龍族、傈僳族、怒族、佤族、苗族、苦聰人與景頗族、納西族、海南島的黎族、廣西壯族等兄弟民族，在解放初期所進行的刀耕火種農業中的一些操作技術——拿木棍戳穴點種作物。而木棍上往往套上或縛上一個帶孔的礫石。以此來作爲原始農業所使用的某些工具的佐证（李富强、盧勛，1981）。其實，現今還是采集　、狩獵經濟的南部非洲桑人，至今還使用一種圓形鑽孔的石頭，裝在削尖的木棒上，來挖掘可食的植物塊根。布須曼人的卡拉哈裏部落也用同樣的工具來進行采集。所以説穿孔礫石是原始農業工具也不是一點根據都没有。

　　亦有學者研究了穿孔礫石的表面結構，發現石器表面有敲擊痕迹，因此認爲應把它看作是與狩獵有關的敲擊動物骨骼的輔助工具——石錘較爲妥當。同時認爲，個别遺址出現的石磨盤、石磨棒等工具，因無其他農業工具做佐证，故難以證明它們是農作物的加工工具，似作爲野生作物的加工工具來解釋較爲恰當（何仍漢，1985）。

　　此外，有學者覺得，既然認爲華南出土的穿孔石器是點播棒的重石，而點播棒的點播對象一般爲穀物，因此，與穿孔石器共出的工具套應有穀物農業工具套，華南早期洞穴遺存出有錛、斧，也有刀，但缺乏最關鍵的要素——穀物加工工具。同時又認爲，甑皮岩的磨石也不是穀物加工工具。實際上，這種磨石是用來研磨赤鐵礦粉的，因爲磨面和礫石上有赤鈇礦粉末痕迹。同樣功能的磨石，也見於中國山西沁水下川文化。巴勒斯坦加利利（Ga-lilee）的卡夫澤洞（Kafzeh cave)等距今17000年以上的遺址中，也發現不少磨石。法國史前學家H·J·於戈認爲，其中一些磨石很可能是用來碾碎涂抹身軀的種種顔料的。甑皮岩的磨石的功能可能與此同類。

　　對於這個問題，人們認爲，上述的觀點都有一定的道理，但都有不太全面之處。説這種穿孔礫石可以作爲原始農業點播工具是可能的，因爲這種穿孔礫石絶大多數是扁圓形礫石穿孔加工而成，加在點播棒上作爲荷載重石，有利於戳穴播種，而且民族學上此類例子不少。根據人們對黄岩洞出土的穿孔礫石的研究觀察，礫石表面並不是都有敲擊痕迹，不象作爲敲擊動物骨骼和工具，如果這種扁圓形礫石，穿上木棍後作鎚子用時不見得好用。如果真的作石錘敲擊動物骨骼時，其敲擊受力而形成的點窩絶大多數集中在兩端或邊沿側處，在扁平面上不會有的。但目前尚未看見如此典型的標本，此功能難於確定。但作爲狩獵的輔助工具——流星球使用倒是有可能。况且人們在出土中也發現過半個，觀其孔壁比較光滑，是否在長期使用過程中與繩索磨擦有關？此外，作爲挖掘根、塊莖作物的收穫工具也是比較理想的。刃部被磨光的石斧或石刀是否是原始農業的工具呢？對此人們認爲，這種器物的用途頗廣，只要是切割方面的工作，這類工具都可以用。但一定説用於原始農業則難於肯定，作爲野生植物的采集用途也不是不可能，如果進一步用於收割栽培植物，亦難於肯定絶對不可以。因爲迄今爲止没有發現配套的農業生産工具。

　　對於磨石，同樣存在類似的問題。有人認爲是穀物加工工具，有人又加以否定，認爲另有用途，是用來研磨赤鐵礦粉末或抹身體的種種顔料的。人們覺得應考慮有多種用途才是，至少人們已經發現，磨石並非一種，有磨槽和磨面兩種。所以以上的用途並不奇怪，都有可能。只要用實驗考古學的方法加以測試，不同結構的磨石，其用途是不難弄清楚的。

　　根據人們調查發掘過程中觀察到的，較爲困難的事情是如何肯定一些植物殘餘物，是采集來的還是栽培植物的收穫物。因爲這直接關係到人們對加工這些植物的工具性質的確定。不過有一點我們比較贊成，確定一個遺址是否已經出現了原始農業，單純從一些工具入手研究是不够的，還要全面地考慮整個遺址的其他因素，例如，遺址存在的年代，遺址所處的地理環境和生態環境，伴生動物群的組成和特點，本地區的周圍同期遺址分佈的密度，遺址文化層中孢粉譜的成分和組成比例等等因素。只有綜合分析後才有可能得出較爲全面的結論。

　　談到家畜飼養起源問題，這是一個在人類歷史發展過程中和農業起源具有同等重要而又關係非常密切的問題。前面的論述過程中已經有學者認爲，農業起源主要的原因中有一個就是由於飼養家畜的需要。摩爾根和恩格斯認爲，先有動物飼養後有農業生産，他們把農業産生的根本動因歸結爲解决動物飼養對飼料的需要。〔16〕

　　摩爾根稱：“園藝的興起與其説是出於人類自身的需要，還不如説是出於飼養家畜的需要”；“穀物的種植看來很可能是出自牲畜的需要”。

　　恩格斯同意摩爾根的觀點，他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一書中寫道：“穀物的種植在這裏首先是牲畜飼養的需要引起的，只是到了後來才成爲人類食物的重要來源”。

　　中外學者中持此觀點的不少。例如，S·梅加夫認爲，最早的農業不是出現於最適於耕種地區，恰恰相反，農業發生僅在那些適於放牧牲畜的地方才有可能。佈雷伍德也主張，農業起源是由公元前9000～7000年間西亞家畜飼養的發展以及加强野生穀物采集、實踐的結果。中國學者孔令平先生在許多文章中都表明瞭同樣的觀點；農學家樑光商也認爲，南方野生稻變爲栽培稻是牲畜飼養的需要引起的。

　　持不同觀點的學者也有，例如，文化地理學家埃裏奇·伊薩克認爲農業先於動物馴化，他指出：“人類馴化植物早於馴化動物的事實似乎是明確無疑的”。考古學者馮孟欽對此問題作了精闢的分析，他寫道：“姑且不認孰先孰後，它們（指農業起源與家畜飼養）之間的關聯，但未必是因果關係；説它們的關聯，是因爲它們都與永久性定居生活相適應。需要着重指出的是，並非所有的牲畜飼養都仰賴農業提供飼料，摩爾根觀點的正確性是有限的。在考古發掘中經常可以見到牛、羊、鹿的骨頭，這類動物的飼養是不需依靠農業的；對於這類動物，其實只有草、葉供應便足够了，狗是最先飼養的動物，也不必以農業爲基礎。至於猪的飼養是否一定依賴農業提供飼料，也須探討，從心理學的角度看，在猪的飼養的初始階段，人們不可能預見到可以人類糧食作爲猪的飼料；合乎邏輯的推想只能是，當時人們用於飼養猪的飼料，跟野猪的食料相似，即野生植物的葉、莖、根等。只是到了後來，人們才用殘羹剩飯作補充飼料，並逐步過渡到以殘羹剩飯（或糧食）爲主的階段——也只有在改變了食物結構之後，猪才能獲得馴化特徵。基於以上的分析，我們不難看出，在諸多牲畜中，唯有猪在一定程度上需農業提供飼料。因此確切地説，猪的飼養纔可以作爲判斷農業發生的一條標準。

　　此外，歷史發展到舊石器時代晚期，中石器時代以及新石器時代早期階段，這時的生産力已大大提高，首先表現在生産工具的改進上進了一大步，已從依靠單純的石頭、木棒發展到使用流星索、弓箭、木標槍以及挖陷阱等方法的使用，能獵取到更多的野生動物。這樣，除瞭解决人的肉類食物需求外，無形中也爲開始有可能馴化野生動物準備了物質條件。

　　其實，氣候條件、定居、人口、采集、狩獵、馴化動植物這幾大因素之間的關係是一個動態平衡，互爲因果的關係。農業、畜牧業的起源不是一件單一的事，也不是一次突發的革命，而是一個比較復雜的過程。在起源的過程中每一個階段都發展得很快。

　　中石器時代，由於最後一次全球性冰期的影響，環境産生巨大的變化，在廣大的華南地區（包括整個珠江流水系在内），受氣候環境影響的程度雖然比不上北方地區，但由於大面積的大陸冰川的出現而導致海平面的大幅度下降，海水撒到130～145米以下，大片大陸架出現，半島與陸塊、島嶼與陸塊，陸塊間都相連，變成通途，大大方便了古人類和伴生動物群的遷移和輻射，使人類有更廣闊的天地可活動和發展，生活環境有更多的選擇，促進了整個人類社會的發展，所以早在最後一次冰川的前期階段，即在舊石器時代晚期後一階段時候，在南方地區，特别是在整個珠江流域内，人類歷史迎來大發展，大量的文化遺址的出現就是一個明顯的證據，這種情况一直延續到中石器時代和新石器時代，這個時期的社會生産力得到了很大的提高，無論狩獵和采集，都有很大的發展。生産工具——石器的加工技術也大大提高，表現在石器形態從簡單加工的礫石石器變成陡刃的更爲適合加工竹木器工具的礫石石器，更進步的是出現了刃部磨光的石器，骨、角器的製造和使用越來越普遍，複合工具的製造和使用也越來越普遍，狩獵和采集的發展不僅反映在工具的製造上，而且在方式上也大有改進，出現了挖陷阱、圍獵、成群地大規模地狩獵一些野生動物，這種狩獵方式也爲家畜飼養提供了先决條件，因爲在大規模的圍獵中，很可能獲得不少幼仔畜，這就是家畜飼養的前提。這樣的文化遺址在珠江流域頗多，比較有名的廣西桂林甑皮岩遺址，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究所研的韓德芬和李有恒兩位先生，在研究了甑皮岩遺址出土的猪骨後，認爲甑皮岩遺址的先民已經開始了猪的飼養。1998年11月中山大學考古專業的學者有幸和甑皮岩博物館及桂林市文管會有關工作人員一起，對1973年進行試掘出土的以及後來又進行多次的小規模發掘出土的所有獸骨，進行了系統的整理和研究。在前人研究工作的基礎上又新發現了9個種屬，一共爲六目十四科三十四種。特别注意對所有猪骨進行了較仔細的觀察，結果認爲，韓、李兩位先生的研究結果是可信的。因爲所有比較完整的猪上、下齒列，都表現出其被飼養後所産生的形態結構上的變化，齒列縮短，齒隙變小，下頜水平枝變平直和寬厚，獠牙變得不那麽粗壯，而且青壯年個體的比例明顯提高。單個牙齒的齒尖磨損度變弱。由此可見，這都是被飼養後帶來的特徵變化，這些特徵如此明顯也反映了一個問題，甑皮岩遺址先民飼養猪並非剛剛開始，可能已有一定時日，這點從遺址所處的年代已是新石器時代前、中期亦相符合。其萌芽階段應在中石器時代。到了甑皮岩當時的先民已經相當繁榮了。這點從甑皮岩遺址出土了大批與農業或園圃式農業有關骨鏟、骨錛、骨錐、骨刮器，以及蚌鏟、蚌鐮、蚌切割器等工具得到旁证，因爲前面早有學者説過，家畜飼養起源和農業起源關係非常密切，基本上是同步的。

　　這種例子人們又可以舉一個年代較早的遺址來看看，這就是前面已經談到的英德雲嶺牛欄洞遺址。它的文化層裏不僅發現了原始型的水稻硅酸體。而且在文化層中出土了大批鹿的獸骨，在整個動物群中偶蹄類占60%，而鹿類在偶蹄類中占75%。鹿類中壯年個體則占65%。這種情况與早期古人類狩獵所得大有异常，暗示着可能存在着馴養活動。因爲如果僅靠捕獲，則老幼個體占多數才較合理，青壯年個體應較難捕獲，更何况善於奔跑在崖石上的鹿類。我們試圖通過獸骨本身的形態結構來説明問題，但經觀察其特徵並不明顯，也許處於飼養剛開始不久階段的獸類，其形態特徵的變化是不可能明顯的。目前人們只能作這樣的推測。現在我們回過頭來再看看，促使人類開始動物飼養的原因何在？家畜飼養起源和農業起源之間的關係又如何？

　　人們首先注意到的問題是，導致農業起源的客觀和主觀因素是否也是導致家畜飼養起源的原因？對此問題的回答不少人持肯定的態度。因爲從以上農業起源的分析中人們清楚地看到，打破人口和資源之間平衡的因素不僅影響到植物資源，同樣影響到動物資源，引起動物資源的變化。例如，氣候的變化不管它往好的方向或向壞的方向變化，都會對動物資源的變化産生影響。當氣候條件變壞時，大量野生動物經受不起惡劣氣候環境的打擊而死亡，這樣使人類可以狩獵的野生動物數量鋭减，收穫量也因此而大大减少。這種不良氣候的變化，當然也會對當時的植物生長産生明顯的影響，使野生動物大量死亡或産量大减，這樣使許多大型的食草性野生動物賴以生存的食物供應量也跟着出現困難，必然引起動物群的遷移和大批死亡。這直接影響到人類狩獵的結果，對打破人口與資源之間的平衡起到直接的作用，迫使人類産生遷移或另尋求新的生産食物的方法。這是一種影響力。一埸不大不小的乾旱就會導致這樣結果。

　　另方面，如果氣候環境産生好的變化，不管是野生植物或動物都會因爲氣候環境的好轉而生機勃勃，給人類的生存提供較充裕的食物資源，在這樣情况下，人群有可能從游盪的生活轉變爲半定居或定居的生活。這爲人口的增加創造了條件，同時由於狩獵量的大增，有剩餘物品，活捉得來的幼獸得以保存，這爲野生動物被馴化創造了一個物質條件。

　　前面已説過，其實氣候條件、定居、人口、采集、狩獵、馴化動物和植物這幾大因素之間的關係是一個動態平衡互爲因果的關係。農業，家畜飼養的起源不是一件單一的事，也不是一次突發的革命，而是一個經長期變化、發展、積累，而最後達到成功的過程。這點不少人一直這樣認爲。

　　如果有人要問，究竟人類先學會種植植物，還是先學會飼養動物？即先有栽培業還是先有飼養業？對此問題人們的看法是，農業一般不是以單一的栽培業或單一的飼養業問世的，而是二者兼有的混合式出現的。因爲人類是雜食性的，採、獵時代長期形成的生活習慣，其實人類祖先亦如此。人們對植物性食品和動物性食品同樣有所喜好，有所必需。食物供不應求時，人工生産食品的需求，也不是舍此求彼或舍彼求此，而是二者兼得。另外，人類開始定居時所選擇的自然環境，往往都是既易於采集、又易於狩獵，既是種植作物的適宜生態環境，又是開始飼養牲畜的理想埸所。這種結論已被人們從考古發掘遺址所出土的遺物所證實，往往是馴化作物的種子與家養動物的遺骨共存，農業工具與漁獵工具並有。前一小節（3.2）所列出的例子可以充分證明。當然，基於不同的自然環境，有的地方種植條件占優勢，種植業就可能先産生；有的地方飼養條件好，飼養業也可能先出現。但在一般條件下，更多的是以兩者並行發展的形式出現。因爲它們是相輔相成的。

　　人們研究分析了珠江流域一些中石器時代遺址的出土物組成成分，結果發現，高度發展的狩獵、采集（包括水邊采集和捕撈）經濟同華南原始農業的出現有直接的聯繫。農耕者所用的掘土棒和狩獵者使用的矛、槍是没有多大的差别，它同時又是最重要和最普遍的采集工具。穿孔重石最初也是用以采集根、塊莖植物的工具，只是後來到了原始火耕後才用作點播種的常用工具。凡是出土穿孔重石者都屬於此類。

　　綜上所述，不難看出，不少人類重要的家畜馴化工作是在中石器時代完成的，甚至有些可早到舊石器時代晚期後一階段已經開始了，如前已舉例的廣西百色右江及其支流——者仙河交匯處的百達遺址就是一典型遺址，廣東封開黄岩洞遺址也是如此。所以，人們可以説，從舊石器時代晚期末一直到中石器時代和新石器時代早期階段，稻作起源（還有園圃種植起源）和家畜飼養起源在珠江史前文化中的反映是很清晰和相當强烈的，園圃式農業更加如此。 

　　第五節　原始宗教和藝術起源在珠江史前文化中的證據

　　人類社會形態結構和原始宗教藝術起源，都是在中石器時代發生的世界性歷史事件，那麽在珠江史前文化中有什麽反映呢？

　　衆所周知，人類社會在舊石器時代，其社會形態還處於一種原始狀態。一直到舊石器時代晚期，這種原始群的社會結構變化不太大，仍然過着采集、狩獵住山洞的生活。但到了舊石器時代晚期後一階段和進入中石器時代早期階段，這種社會形態已開始改變，首先，第一變化是人口的增加，在國外這種典型遺址較多，如在西亞乾燥的平均海拔在1000公尺左右的托羅斯山和札格羅斯山所搆成的新月形肥沃丘陵地帶，以及從伊朗的德、盧蘭平原的山地側翼，通過土耳其東南部，直達約旦高地南部的“傘形地區”。在此地區内，發現了著名的遺址：阿姆格（Amoua）、姆列比特（Mnreybit）、拉曼德（Munbaatla）、耶利哥（Jericho）、等12個遺址，其中以約旦耶利哥遺址年代最早（公元前8350～7350年，即距今10358年～9358年前），人口約爲2000人；位於叙利亞的阿勒頗城以東的姆列比特遺址（距今12000～8000年），這遺址的居民住園形的石茅棚（石頭壓底，茅草蓋頂）。而且發現了燒焦的野生單粒小麥、野大麥、豆、野苦豌豆、阿月渾子等。〔17〕

　　在埃及努比亞高地及它周圍地區亦發現了圖什卡（Tushk）、年代爲距今14550±490年前；阿斯旺以北的庫姆、奥室（Kom Ombo）年代爲距今13560±120年前；在伊斯納（Isna）則發現屬於距今12600～12000年前的遺址。

　　以上的遺址有幾個共同的特點：一是其存在年代均爲距今9000年前，有些已達到距今14000年前。二是均是原始農業已開始的遺址。三是這些遺址大多數都已經從洞穴走出來，開始在野外建造臨時住所，冬天仍回洞穴中居住，有季節性短途遷移。這種類型的遺址在西亞特别多，連中美洲南部也有發現，甚至從現代民族志中也可找到這樣的例子。

　　在中國，迄今爲止還未發現年代如此早而屬於原始農耕早期階段的遺址。中國學者孔令平先生在他的《關於農耕起源的幾個問題》一文中提出，很可能在山西北部和河北北部交界處，如鵝毛口遺址附近或其周圍地區，可能有這麽早的遺址。我國考古學家石興邦先生則認爲，我國的原始農耕起源地區，可能在山西中部和陝西中部地區，或在山西的下川文化也很可能，因爲在這裏曾發現二萬年前的石磨盤。而在中國南方地區，尤其是在珠江流域地區内，屬於這一時期的遺址近二十幾年内發現不少，如廣東的封開羅沙岩、黄岩洞、羅髻岩、陽春獨石仔、廣西的柳州大龍潭鯉魚嘴、白蓮洞、蘭家村、桂林的甑皮岩、廟岩、貴州的穿洞、桃花洞等遺址，特别是近幾年在百色右江兩岸亦發現年代與此相關的遺址，具代表性的有：百達遺址（前面已詳細介紹過）、那賴遺址等。但明確地能統計出人口數的遺址還没有，不是遺址没有發現，而是没有從事人口增加方面的統計研究，例如百達遺址在C區東南部發現一處規模較大的柱洞群。這些柱洞均開口於第3層底，打破第4層。分佈面積近400多平方米。柱洞呈園形，直徑一般爲10～15厘米，深10～20厘米。柱洞的排列有一定的形狀和規律，所以發掘者認爲這一柱洞群應是一處建築遺迹，是人類居住的地方，如果按400多平方米算，可供200～300人居住，約推測無誤，這個族群已是一個不少的群體，他們存在的年代，按第3～第4文化層算，應屬於距今約9000年前的中石器時代晚期或新石器時代早期。和前面介紹的國外同期遺址完全是一樣的。還有，在這個時期，在珠江流域内，發現大型的石器加工埸好幾處，如百達遺址是一處，另外，百色市右江四塘鎮桂明村大梅屯東北側的大梅遺址又是一處，而且這個遺址延續的年代特别長。可從舊石器時代早期一直到舊石器時代晚期末，那賴遺址也一樣，它涵蓋了舊石器時代中、晚期至新石器時代早期。革新橋遺址也是一處石器製造埸，在5000平方米的範圍内出土了數萬件文化遺物，埸内還分佈着大量製作石器的原料（礫石）。

　　更爲令人驚訝的是香港西貢深涌黄地峒遺址，在發掘了15平方米的探方内出土了3000多件石製品，遺址的面積約有5萬平方米，在海漫灘被潮水淹没的面積還不算。民族考古學家容觀瓊教授指出，這麽大的石器加工埸，生産這麽多的石製品，可以供多少人使用？參與加工的人員又要多少？這兩個數字反映了一個問題，這個時期人類社會的生産力發展得很快，很好，需要使用這麽多的石器工具，另外，這個時期也有這麽大個的族群，可以從事加工製造這麽多的工具，運輸走這麽多的産品，不僅自己使用消耗，還可以遠消他鄉。人口增加了，其决定因素是人類半定居和定居的生活的出現，以前由於長期遊動的生活，對人類的繁殖非常不利，由於以原始群的結構存在，造成了近親繁殖，所以殀折人數很多，有人以北京直立人爲例統計過，在40個北京直立人中，死於14歲以下占39.5%，死於30歲以下者占7%，死於40～50歲以下者占7.9%，死於50～60歲的點2.6%，還有43.%的北京直立人壽命不可確定。南亮二郎（日本學者）在他所著的《人口思想史》一書中，根據對發掘出來的187具原始人殘骸的分析，發現幾乎全部是殀折的，能活到40歲以上的寥寥無幾，平均壽命不到20歲。歐洲的尼安德特人一個原始群死於11歲以下的8人占40%，死於12～20歲者3人，占15%，死於20～30歲者5人，占25%，死於31～40歲的3人，占15%，死於41～50歲的只有1人，占5%，50歲以上者没有。可見，舊石器時代晚期以前是人口出生率極低，而殀折率極高的社會。因此，那個時期人口的增長是極爲緩慢的，到了舊石器時代晚期以後，由於環境的改變，加上人類社會經歷了幾百萬年的歷練，人類進化已到了成熟的階段，人類適應大自然的能力，或者扺抗自然灾害的能力大大地加强。這樣人類社會就進入一個大發展的時期，這就是中石器時期社會特色之一。

　　在定居逐漸成爲傳統的情况下，人們的活動範圍相對縮小，利用某一生態環境的時間大大加長，爲瞭解决當地快速增長的人口食物來源，就要更廣泛深入地開發本地區的食物資源。但是，各類的自然資源的可擴充性是不一樣的，有些野生動植物，在人類利用到一定程度之後，在一定條件下，就不能再增加其數量了。例如在某一部落居住地周圍的野生植物可能被采集的果實或種子，在自然狀態下，這些野生植物所結的果實産量不會有太多的增長，甚至遇到不好的年頭，其産量很自然地减少。就算不减少，隨着人口的增加它也會因擴充利用而相對减少。只有在人的照看下，改善生長條件，這些野生植物才能在擴充利用情况下，可以再增加其産量。因此，在人口的壓力下，人們爲瞭解决食物問題，有必要改進獲得野生食物的季節性，增加對特定資源的專業利用，同時也要改善某些野生動、植物的生活，加以人爲馴化，使其逐漸走上被栽培的道路。另外，在這一階段裏，有些群體着重加强采集的捕撈，而有的則着重技術改進和動植物的遺傳選擇，從而最終走上農業經濟的道路。完成這一過程所需的時間各地不一，一般都在中石器時代晚期或新石器時代早期階段。這方面在華南地區的反映是比較清楚的。由於華南地區特别是珠江流域地區緯度低，環境復雜，動植物資源豐富，人類在舊石器時代晚期末和中石器時代早期已開始廣泛地開發龢利用各種動植物資源，形成廣譜的狩獵采集經濟，這種經濟形式深化了人類對自然界動植物的認識龢利用，同時使人們定居下來，人口開始增加，産生了原始農業，最初時，進行的並不是稻作農業，而是種植塊莖植物的園圃式農業。在整個社會經濟中，采集、狩獵的經濟占很大優勢，這種綜合性的社會經濟也是中石器時代社會特色之一。只有發展到新石器時代早期才逐漸變成農業經濟占優勢的社會特色。

　　人口的增加，不僅産生人口壓力，導致原始農業的誕生。由於人口的不斷增加，也引起群體的分化，逐漸出現聚落，形成民族部落。人口多了，社會形態結構産生了變化，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也在變化，由於生産、生活的過程中，人之間需要交流，從簡單的神情，眼神的交流，到簡單的手勢和肢體語言的出現，從簡單的發音逐漸出現了語言。從部落分化成各個小家族，人的生老病死，也逐漸被人們關注，人們把這一切和大自然的一些現象聯繫起來就逐漸變成神化。所以在人死了的時候，家族成員逐漸以某種送葬形式來表示自己對死者的哀思和懷念，並産生了一定的葬式，這就是原始宗教的萌芽。加上在生活、生産過程中，發生的一些大事件，正好和大自然裏某種大型動物的形象相似，在人們對這種現象不能取得一個科學的解釋時，往往容易就對這種動物産生某種崇拜性的印象，並把它看成是本族人的守護神，加以神化，這就是原始宗教的發生。因此，葬式和圖騰的出現就成了原始宗教的一種反映。也是意識文化的反映。

　　人類發展到這一階段，大腦發育已完全完成，思維也慢慢出現，愛美的意識從動物階段就已經存在，任何動物對自己的羽毛，皮毛造型的愛護和經常整理，人們都可把它們歸入美的意識所起作用的範圍内，而且這種愛美的意識從開始的那一天起，都會對其本身産生各種有利的因素。人類最早把已鑽孔的小獸牙串起來掛在頸上，開始只爲了方便，爲了保護這些小工具不易丢失，所以把它們掛在頸上，慢慢地同伴會覺得這種作法反爲給人們增加了不少形象上的有利因素——美，所以後來慢慢地成了人人都喜愛的裝飾手段。人類把這種打扮變成一種需要，既然有需要，就必然促進加工這種東西的行業，從這裏，我們不是無形中看到手工業萌芽的出現了嗎？而且這又是原始藝術起源的開始。逐漸地發展或紋身、壁畫、岩畫的出現。

　　第六節　珠江流域中石器文化與我國北方中石器文化的比較

　　世界那麽大，自然生態環境千差萬别，單就中國本土都已經跨越有熱帶、亞熱帶和温帶等地區；地理環境既有高山、丘陵和高原，又有廣闊的平原；既有内陸，又有海洋、河流、湖泊和沼澤地。早在舊石器時代早期階段，在這塊廣闊的土地上已經發現有人類活動，有他們的文化存在。經過近200多萬年的發展，到了中石器時代，其文化已發展到一個相當的水平。

　　珠江是我國七大水系中水量最爲豐富的河流。流域面積爲45.4萬平方公里。它由西江、北江、東江匯流而成，是我國第三大河流。珠江之源在雲南曲靖地區，流域地區大多位於熱帶、亞熱帶地區，地跨北回歸綫，大部分地區屬於亞熱帶濕潤的季風氣候，氣候温和，雨量充沛，夏長冬短。少部分地處雲貴高原的東部邊緣區。環境非常優越，加上世界性幾次大冰期對這塊地區影響很小，反爲給古人類的演化增加了許多優越條件，由於海平面大幅度下降，大片大陸架出露，爲古人類的遷移輻射提供了捷徑——陸橋，與此同時也增加了人類生活的面積。由於氣温的降低在高緯度地區，出現大片大陸冰川，使原來生活在這塊土地上的動物群，在氣候變冷而使植被破壞，失去生存的條件，被迫往氣候比較温暖的南方地區遷移，這爲南方地區古人類的狩獵帶來了更多的食物來源。在珠江流域地區在冰期到來之際，氣温稍有下降，變得更加凉爽或四季變得更分明，這對一切生物來説都是有利的，包括古人類。所以到了舊石器時代晚期後一階段，在最後一次全球性的冰期到來時，或者過後的冰後期，到了中石器時代和新石器時代早期階段，在嶺南地區人類迎來了大發展，從上述的幾章裏，已有較詳細的介紹。在此，我們僅介紹一下，在這一時期裏，珠江史前文化中的中石器文化和我國北方的中石器文化有何异同。進而幫助人們加深對文化和生態環境之間關係的認識。

　　上述的是在中石器時代珠江流域所在的嶺南地區的大環境。而此時的我國北方地區情况與南方地區絶然不同，〔18〕總的來講，環境突出幾個字就是乾燥、寒冷、植被以權木叢、落葉林和草原爲主，人類的社會的生産活動雖然仍是采集和狩獵，但對象可能有所不同，而且狩獵的成分有所增加，所以在適應這種生産的需要，在生産工具上就生産出一套體型較小、而功能上適合於加工獸肉獸皮的細石器。後來人們在研究具有這樣的生産工具的遺址時，把這種文化稱爲“細石器文化”。在我國北方地區這種文化遺址分佈十分廣泛，具代表性的典型遺址有：内蒙古海拉爾遺址，陝西大荔沙苑遺址、山西吉縣柿子灘遺址、河北陽原虎頭樑遺址、山西沁水下川遺址、山東臨沂鳳凰嶺遺址、江蘇東海大賢莊遺址和河南許昌靈井遺址。現舉例介紹如下：

　　（1）　海拉爾是内蒙古東部呼倫貝爾草原上的一座城市。在海拉爾的西面，有一片範圍較大的固定沙丘，生長着百年以上的鬆林，故被稱爲松山。早在1928年，這裏就發現一批石器，四五十年代亦曾做過一些調查。1962年，對松山的調查工作有了很大的收穫，發現了16處文化遺物地點，其中13處地點只有石器，判斷爲中石器時代遺存。

　　這批石器的質料包括有燧石、凝灰岩、火山岩、石英岩、砂岩等。從石器製作工藝和器形上，可分爲細石器、石片石器、礫石石器三類。

　　細石器主要有細石核、細石葉和細石核石片三種。其中，細石核又有船底形、扁錐形、楔形、圓柱形等。而從總體上看，前三種爲扁體，後兩種爲圓體，製作方法也略有不同。細石葉是從細石核上壓制産生的長條形石片，包含有長條形石葉、尖端細石葉、加工細石葉、細石葉尖狀器等。這類石葉應是複合類工具，尤以後三種多見並有使用痕迹；而長條形石葉有相當部分是屬於剥片過程中的産物。細石核石片也是石片的一種，這是爲修理石核臺面時産生的石片，一般没有進一步加工或使用痕迹，是屬於廢棄的石片。

　　石片石器有石片、刮削器、雕刻器、矛、鏃等。石片中有長條形、不規則長條形和打片、修理時産生的體片，前二者中有少量投入作用。刮削器有多種形態，如長刮器、短刮器、圓刮器、圓頭刮器、弧刃刮器、復刃刮器、雙邊刮器和多邊刮器等。雕刻器則有盤狀與葉狀兩種，其中盤狀器有平直的鋭尖，每個側側緣亦成鋒刃，可能兼有雕刻與刮削兩種用途；葉狀器在尖端一側形成平刃，使之利於雕刻。矛加工細緻，刃緣鋭利，前聚成尖。鏃呈扁平三角形。

　　礫石石器用礫石兩面打制加工而成，形體較之石片石器要大。器形有砍砸器、斧形器和船底形器。砍砸器呈盤狀或近三角形狀，一般有多個刃緣，有的保留較多礫石面。斧形器加工較規整，呈長身較厚，周緣或三邊修理，刃緣呈弧形刃，有明顯的使用痕迹。船底形器器體較小，加工較粗糙，其前端有使用痕迹。

　　從總體上看，海拉爾的細石器數量接近石器總數的50%，一般認爲屬“細石器文化”的範疇。細石器中的船底形石核，楔形石核，在北方地區的細石器遺存是常見的，如沙苑、下川、靈井等，南方地區的西樵山遺址亦可見到。雖然這些遺址的年代早晚不同，但據此可知使用這類細石器的地區較多且廣泛，延續時間亦較長。

　　海拉爾的細石器遺存含有典型的細石器，没有陶器共存，石片石器數量最多，礫石石器則較少，這種組合情形與山西杮子灘遺址的情况極爲接近，文化面貌表明這類石器遺存肯定早於新石器時代。另外，其經濟生活以漁獵、采集爲主體，石器工具小型化，出現矛、鏃一類較先進武器（狩獵工具），推斷遺址時代又晚於舊石器時代，即屬中石器時代，研究者認爲在距今8000～9000年。

　　海拉爾遺存雖含有相當數量的細石器，但並不是單純的細石器遺存。因此，有人認爲，嚴格地説，不宜將海拉爾遺存籠統地稱之爲“細石器文化”。確切地説，海拉爾遺存是含有細石器，並以石片石器爲主體的文化遺存。當然，即便是石片石器，其製作工藝與細石器工藝亦同屬一源，只不過石片石器有相當部分使用直接打擊法，而細石器與較多的石片石器都使用間接壓制法制作。認真地加以分析，可見細石器的製作較之石片石器要規整得多，這是不能不注意的。此外，在注意到這些使用細石器工藝而製作的石片石器時，我們還應聯繫到華南一些年代與這相當或稍晚的文化遺址存在着有細石器風貌的小石器，如白蓮洞遺址、鯉魚嘴早期文化等。這使我們認識到從東北地區到華北、華南地區都有相似的石器文化，是否可看成這是它們之間存在文化交流的反映？或是相同和相似的生産類型需要的結果？

　　（2）　陝西大荔沙苑遺址

　　沙苑遺存於1955年發現，1956年進行復查時共發現15處石器時代遺存。沙苑是一個面積廣闊的沙丘地帶，石器遺存主要分佈於沙苑西部，根據遺物所表現的文化性質，有研究者暫稱爲“沙丘文化”。

　　沙丘文化遺存主要是一些打制的石片和石器，有細石器、石片石器兩大類。

　　細石器的數量占全部石器的大多數，原料有燧石、石英岩、瑪瑙、矽質岩等。器形可分爲石核、石葉、小石片、尖狀器、鏃、刮削器等。石核中包括有圓錐形、圓柱形、扁錐形、石核刮器、石核石片、碎石核等。石葉數量很少，經較細緻的加工，有一個尖端。小石片數量很多，均作細長石片，長短寬窄不一，不見第二步加工痕迹，但多見使用痕迹。尖狀器有三角尖狀器、橢圓尖狀器、長條尖狀器、斜刃尖狀器、兩面尖狀器數種，加工精細。鏃有三角形和三角凹底形兩種。刮削器則有短刮器、長刮器、復刃刮器、圓刮器四種。

　　石片石器的數量不多，器形也較簡單，僅有石片、尖狀器、刮削器三類。這些石器形體較細石器要大，原料有石英岩、矽質岩、瑪瑙岩等。石片有細長石片與葉狀石片兩種。尖狀器是最爲典型的産物。刮削器有短刮器、長刮器、復刃刮器等。打制加工方法與細石器基本相同。

　　此外，還采集到穿孔骨珠與文蛤尾部穿孔的垂飾，據認爲與上述石器遺物同一時代。

　　沙苑遺存中的細石器，與北方地區常見的細石器遺存的特徵是相同的，如石核、石葉、小石片、尖狀器等，都是細石器遺存中的典型器。略有差异的是，沙苑的細石器少見兩面加工，石器大部分保留原來的岩面。從總體牲看，沙苑文化不同於一般的細石器文化，它的組合情况與海拉爾、杮子灘遺址有些接近，但這兩處遺存的石片石器數量甚至超過了細石器數量，這是它們的區别。不過，就年代而言，它們可能較爲相近，大致可判斷爲中石器時代。

　　（3）　河南許昌靈井遺存

　　靈井遺存發現於1965年，位於穎河東岸。這是較靠南邊的一處含舊石器和細石器的文化遺址，含石器的堆積是距地表10米深處的桔黄色細沙土，共獲得石製品1300多件。

　　這批石製品的石料以石英爲主，其他爲燧石、石英石以及片麻岩、粉砂岩、頁岩、砂岩等。石製品中，部分片或石核仍保留有自然礫面。靈井遺存的石製品，可分爲細石器、石片石器、礫石石器三類。

　　細石器的數量較多，器形主要爲石核與石片。石核有圓錐狀、半錐狀、柱狀、扁錐狀以及扁形等多種，多爲燧石。石片大部分爲細長形，其中部分爲窄長石片，部分爲較寬的長石片。這類石片是從石核上剥落，有部分可見使用痕迹。

　　石片石器也有相當數量，有不少石器具有細石器的特點。器形有尖狀器、雕刻器、小型厚刃斧形器、刮削器、石片等。

　　其中刮削器又可分長條刮器、弧背長刮器、陡刃刮器、圓刮器、單刃刮器、凹刃刮削器、圓頭刮器、復刃刮器等多種。這批石片石器的製作方法多樣，有單面加工，也有雙面加工，亦有交互打擊加工，有的沿周邊加工。一般是燧石石器加工痕迹明顯，而石英石器的加工痕迹不大明顯。

　　礫石石器數量較少，器形僅見砍砸器與刮削器，多保留原礫面，刃緣用交互打擊加工；有的刮削器周邊經修理成復刃。

　　此外，還有用骨化石修理成的復刃刮削器，并發現有用火痕迹，如燒骨、燒石、炭塊等。

　　靈井遺址的石器特點是以礫石爲主要原料，並以製作細石器爲主要器類。細石器的特徵與我國各地含細石器的文化遺存的特徵相同，如各種細石器石核，可見於沙苑、海拉爾、杮子灘等遺存。靈井遺址的石器大類爲細石器、石片石器和礫石石器，這一組合形式也見於上列文化遺存，而從含細石器多、礫石石器少這一情况看，與鳳凰嶺遺存又有相似之處。總體觀察，上述各遺存的細石器，都有一些典型的細石器特徵，但靈井遺址不見船底形石核。它們共同的地方，還有石片石器亦具有細石器的特點，即製作細石器的技術也同樣用於製作石片石器。另一個較明顯的差异是靈井遺址不見上述許多遺存中常見到的箭鏃，這或許暗示靈井居民的狩獵活動不够發達。

　　根據上述的分析，我們推測靈井遺址的年代可能與虎頭樑遺址更爲接近，或許會早於海拉爾、沙苑、杮子灘遺址，屬於中石器時代早期遺址。不過根據2007年和2008年的進一步發掘，這個遺址不僅出土了更多的舊石器，種類上除常見的還有一些國内所獨有的并且出土一批精緻的牙制工具，其中有製作細石器的牙器。在下文化層中則發現大量的打制石器、骨器、動物化石和人類頭蓋骨化石。據光釋光測年，人頭蓋骨出土層位年代爲距今8－10萬年左右（李占揚，2009）。

　　（4）　山西吉縣柿子灘遺址

　　杮子灘遺址位於吉縣城關西南30公里的清水河畔，發現於1980年，同年進行發掘。遺址地處清水河階地，堆積中有四個文化層，根據出土遺物的特徵，可分爲上層文化與下層文化。

　　下層文化以一批粗獷碩大的打擊石製品爲代表，加工粗糙，石料有變質砂岩、角頁岩、石英岩、灰岩、砂岩等。石製品包括有石核、石片、尖狀器、砍砸器、刮削器、石錘等。主要加工方法是用石核打擊石片，然後以略大的石片來製作石器，一般是由劈裂面向背面單向加工，石器不規整。

　　上層文化石器甚多，其中可分爲細石器、石片石器、礫石石器三大類。

　　細石器占總數的42%，石料有黑、白、紅各色燧石及角頁岩、水晶、石英岩等。按其形態及工藝特點，有細石核、細石葉、細石葉歪尖尖狀器與細石葉側刮削器四小類。石核中有楔狀、船底形、錐狀、漏鬥狀等。這幾種類型的細石核是中國細石器文化遺址中常見的。其中的楔狀石核和船底形石核，與薩拉烏蘇、海拉爾、沙苑、虎頭樑、下川、西樵山、靈井上層、薛關等地遺址所出者極相似，説明它們都是同一石器工藝傳統的産物。細石葉的形態與上列各遺址所見也相同，加工特點是去頭或斷尾，或兩端皆去，這是製造複合工具必須的作法。有的加工成尖狀器。

　　石片石器占總數的57%，石料以石英岩爲多，次爲角頁岩、燧石，還有變質砂岩、灰緑岩等。石核數量很少，有漏鬥形、船底形、兩極三種。前二者與細石器的工藝相同，不過形體稍大而已。石片數量很多，不同於細石器的石葉，這是從石核打下的石片，用以製作石器，産片方法主要是錘擊法，尺寸較小，能打擊成器的數量亦不少，器形可分爲刮削器、尖狀器和石鏃、雕刻器、錐鑽、鋸、砍斫器等。刮削器數量最多，占石器總數的77.4%，包括有側刮削器、端刮削器、凹刃刮削器、龜背形刮削器等、三稜狀刮削器等。其中又有多種形態，有的爲厚刃，有的爲薄刃，有的刃角陡峭，但大都加工修理較好，有的刃緣石片疤重迭。尖狀器有雙尖、歪尖、正尖、心形尖、三稜小尖等多種形式，加工修理較精細。鏃則有帶鋋、扁尖、歪尖幾種，邊緣有很細的修理片疤，後部打制較薄，應爲了鑲嵌杆柄。雕刻器有斜邊與屋脊形之分，均有一個工作尖，器很小，長1.9～3.27厘米。錐鑽用厚石片製作，鑽尖成三稜狀，便於穿剌，有的後根呈方柱形，便於嵌鑲。鋸是一個長邊打出一排凹下的石片疤，形成三角形鋸牙狀。還有砍砸器，器身稍厚，有的有一個長邊，有的爲圓盤狀，一面爲劈裂面，另一面沿邊沿單面打擊加工刃緣，這種石器的製作與河礫石製作的“蘇門答臘式”石器有相仿之處。這些石片石器，其中有相當部分製作技術使用壓制法修理成器，與細石器者一脈相通，説明它們之間有密切關係，即細石器的製作方法同樣亦應用於其他石器的製作。

　　礫石石器數量較少，僅占1%，器形有磨盤、磨石、手斧、石錘、砍砸器等。石料爲細砂岩、角頁岩、變質砂岩等。磨盤周邊兩面經打擊修理，磨面無磨痕但平坦，上部邊緣及磨面被赤鐵礦石粉染成暗紅色。由此推測這類磨盤可能用於敲砸研磨赤鐵礦石。磨石表面光滑，一端有石片疤，另一端有磨痕，磨痕及石片疤均被赤鐵礦石染紅，應爲敲砸研磨赤鐵礦石的“磨槽”，是與磨盤配套的器具。手斧體型碩大，長身，沿周邊兩面加工，器形與製作方法都與丁村手斧相似，這是較典型的手斧。石錘器身多見砸擊疤痕，當是用於打擊石器的用具。砍砸器是在石塊的周邊以交互打擊製作刃緣。這些礫石石器數量不多，但打制方法與前述兩類石器不可分割，這是同一石器工藝使用於不同形態的石料上的反映。同時還顯示出，由於使用功能的不同，人類選擇了不同的材料來進行加工以達到生産與生活所需之目的。此外，出土遺物還有蚌器，這是用於刮削的器具。還有赤鐵礦石，是磨盤的研磨原料。

　　遺址的西北側石崖下還發現兩處岩畫，一處高20厘米，寬17厘米，一正面裸體女性形體，用赤鐵礦石粉涂抹，兩腿用雙綫條畫出，雙手用單綫條畫出，其中一手似舉一物；雙乳下垂。象徵女性生殖器之處爲一小圓圈而末加涂抹。另一處高27厘米，寬44厘米，距前述之處50厘米。畫面綫條縱横交錯，較爲復雜，用粉紅描繪，綫條或粗或細，右側似爲一鹿，左側似爲人持械剌向鹿，依此分析，可能爲狩獵格鬥場景。也有人認爲可能是一舞蹈場景。從遺址中出土磨盤、磨石及赤鐵礦石情况分析，岩畫的時代當與上文化層相同。

　　上文化層伴生的動物群，有田鼠、鼢鼠、黑鼠、虎、鹿、牛、羚羊、猪以及一些軟體動物，其中以羚羊數量最多，且有相當部分經火燒烤，故發掘者認爲這裏的居民可稱爲“獵羊人”。

　　總體觀察，上文化層的石製品雖可分爲三大類，但内在聯係是明顯的，工藝是相通的，其特點爲：A.有典型的細石器；B.有以石片石器爲主體文化；C.單向打擊修理是石器工藝製作的主要方式；D石片石器與細石器是表异裏同的結合體；E.器物組合反映了社會生産生活的形態以及石器工藝傳統的進步。

　　從地層分析，遺址最晚的文化層有一層黑壚土，據測定，這種黑壚土的14C年齡爲距今1萬年，熱釋光爲距今8000年。依此，遺址年代不會晚於8000年前。遺址下文化層面貌早於上文化層，打擊石製品這舊石器時代特徵，伴生動物群有絶滅種，推斷時代爲舊石器晚期。上文化層有相當數量細石器，石片石器中有鏃、雕刻器等，礫石石器中有磨盤等，没有出現磨光石器及陶器，伴生動物群爲現生種，年代在距今1萬年左右，據此判斷時代爲舊石器時代向新石器時代過渡之際，即中石器時代。杮子灘遺址對探討華北中石器時代至爲重要。

　　（5）　山西沁水下川遺址

　　下川遺址位於山西中條山東端的山間小盆地，發現於1970年。1973～1975年，先後進行多次發掘，並對遺址地層作多次調查考察，發現石器地點16處，獲得大批石器標本。

　　這些石器地點分佈範圍大，含石器的堆積爲灰褐色亞粘土層，堆積中有木炭碎屑和牛、羊類化石碎片。厚1～1.5米。

　　據可觀察的1800件石器標本，其中以細石器占絶大多數，並有少量粗大的石器。石料主要是燧石、瑪瑙、黑曜石、砂岩、石英岩等。細石器主要用鎚打制，並大都以間接打擊方法制成；而粗大石器主要用砂岩、石英岩以直接打擊方法制作。

　　細石器包括有石核、石片、琢背小刀、雕刻器、尖狀器、錐鑽、鏃、刮削器、鋸、石核式石器等。石核中有錐狀、楔狀、柱狀、漏鬥狀和單臺面或多臺面石核。對石核的觀察表明，錐狀石核是從漏鬥狀石核發展而來的。石片中有部分爲小石片，薄長石片的數量較多，但絶大多數石片爲殘斷品，完整者很少，這是製作複合工具的反映，因爲許多小型石器都是用石片製作的。琢背小刀，發掘者也稱琢背石片，這是一種較少見的刀刃石器，一邊修理成厚邊的刀背，另一邊保留薄刃，這類石器有三角形、有肩斜刃、長方形、鳥啄狀、刃緣經修理等5種。雕刻器則有斜邊、屋脊形、鳥啄狀3種。尖狀器可分爲兩面加工、扁底三稜、三稜小尖、寬尖、薄長尖、微型等多種。錐鑽是鑽孔工具，尖及頸與尖狀器的尖不同，使用痕迹也不同，這種器物是以鑽爲主要功能。鏃有圓底、尖底兩種，加工修理十分精細，基本成型，但形態並不穩定，其尖端鋭利，兩邊出刃，肩部很薄，適於裝杆，完全具備箭鏃的特點。刮削器的數量很多，有圓頭（包括長身、短身、兩端圓頭）、凹刃、圓刃、直刃多種，部分加工修理較復雜。鋸製作較簡單，在石片較寬的一個邊，均匀地打擊成鋸齒狀刃緣。石核式石器是指用厚石片或具有自然平面的板狀燧石製作的石器，一般都有一個較好的刃，也有的打制出尖端，這類器包括有斜刃、平刃、圓刃、兩端圓刃、兩面刃刮削器、刃類兩用器等。此外，有一種尖狀器——圓頭刮削器，一端尖，一端圓頭，可能也是一種兩用器。

　　粗大石器中，有石核、石片、尖狀器、刮削器、砍砸器、石錘、礪石、磨盤等。石核中有砸擊法産生的兩極石核和錘擊法産生的石核，石片也用這兩種打擊方法制作。刮削器中有錛狀器，周邊經修理，形近梯形，略規整，單面直刃；還有橢圓形刮削器與直刃刮削器。砍砸器均爲礫石製作，單面或雙面加工出一個刃緣，但較簡單。石錘爲橢圓形礫石，器身有敲砸凹坑、疤痕。礪石是粗砂岩板塊，周邊經修理，器表一道較深的凹槽，可能用於磨制修理，器面有經研磨而下凹的淺窩，與新石器時期加工穀物的磨盤不同。

　　下川遺址的細石器占95%，是一處典型的細石器遺存，但也是年齡較早的一處細石器遺存。既有同類遺存中常見的錐狀、柱狀、楔狀石核、圓頭刮削器、尖狀器以及鏃等器物，又有一些新穎的類型，如琢背小刀、石核式石器。從器物組合形態看，下川遺址與海拉爾、杮子灘、沙苑、靈井上層、虎頭樑、鳳凰嶺等遺址都有一定程度的接近，如沙苑與鳳凰嶺遺存都是以細石器占絶大多數。但下川遺址也有自己的獨特性，如器物形態有個性，粗大的礫石石器占比例極少，不見海拉爾、杮子灘等遺址中占相當比例的石片石器。此外，上述遺存中常見的船底形石核，在下川遺址却不見踪影。根據下川遺址文化面貌的獨特性，發掘者稱之爲“下川文化”。

　　下川文化所處的地層，據研究確定爲晚更新世後期，而據文化特點的分析，考古年代爲舊石器時代晚期後一階段。根據下川遺址的石器類型，細石器中的鏃、雕刻器、錐鑽以及尖狀器、刮削器等，與海拉爾、杮子灘遺址的同類器基本相同；呈梯形的錛形錛狀器，就其器形來看，與南方地區如廣東封開黄岩洞、陽春獨石仔、廣西柳州白蓮洞等遺址的磨刃石器更爲接近，區别在於下川遺址的這些錛狀器仍爲打制而不見磨制。兩者，下川遺址的磨盤，似與杮子灘遺址所出的研磨器相同，可能也是研磨赤鐵礦石的器具。不過，下川遺址未發現赤鐵礦石，故未可確定。從上述情况看，下川文化的年代，與上述遺址的年代比較接近，可認爲屬中石器時代，考慮到地層時代爲晚更新世後期，或可劃屬中石器時代早一階段，大致與虎頭樑、靈井遺存上層同期。

　　從上述的例子中，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中石器文化在我國南北方表現的文化特點是各不相同的。最明顯的區别是：北方的生産工具中，以一套細石器工具爲主體，再配以石核和石片石器工具來使用，但石片石器的加工技術和細石器加工風格基本是一樣的，仍然屬於同一系統。而南方地區中石器文化反映在生産工具中是以一套陡刃礫石工具爲主體，再配以極少量的石片和石核工具來使用。這是最大的區别，這種區别的形成完全是由於生産類型不同而引起的。另方面，由於生産工具種類和形態都差别很大，所以加工技術上的應用也不同，南方還是以硾擊法爲主，砸擊法特别是鋭稜砸擊法的使用十分普遍，但北方在加工細石器時，壓制法的使用十分普遍，甚至指墊法也經常使用。在器物分類上差别也很大，石葉和長石片的出現在北方是大量的，這是製作複合工具的重要原料，在南方則很少。在北方，石核的種類非常豐富，有圓錐狀、半錐狀、柱狀、扁錐狀，還有鍥狀、船底形、漏鬥形等等，這些品種在南方則很難見到，不僅如此，在刮削器和尖狀器方面，種類也多得多，如雙尖、歪尖、正尖、心形尖、三稜小尖等等。石鏃的使用，北方則比南方的使用更爲普遍。同樣南方出現最多的陡刃礫石石器，在北方則幾乎看不見，所見到的礫石石器也已小型化，形狀和結構與舊石器時期的同類石器一樣，如具有一些與“蘇門答臘式”石器相仿的礫石石器。但其製作技術是使用壓制法修理成器，與細石器是一脈相通的。

　　南北兩地在中石器時代的文化特色相似的地方也有一些，如複合工具的使用均已出現；裝飾品的製作已經出現，所取用的原料也基本一樣，均利用動物的牙齒和魚的脊椎骨，不過北方還多了一種就是利用鴕鳥蛋的蛋皮。社會經濟類型也是出現了綜合型的經濟，采集、狩獵、漁獵同時出現，這是相同的但是側重點不同，在南方，尤其是在珠江流域，漁獵和捕撈業十分興旺，所以不管在江、河沿岸，或是靠近江河的洞穴裏，都能發現貝丘類型的文化遺址，這種經濟一直延續到新石器時代的中、晚期，而在北方則狩獵活動更爲繁盛，在適應狩獵活動的技術和工具都相應地發展得更快，如石鏃的製造和使用更爲普遍，複合工具中弓箭的使用也更爲普遍。

　　第七節　中石器時代珠江流域的對外文化交流

　　以前在這方面出土的實物材料並不多，人們在對外交流這個概念理解也不盡相同，從上述的各章節中，我們認爲這個文化交流很早（早在舊石器時代）就已經存在，後來一直延續下去，同時這個交流包括兩大方面，一個是珠江流域與周邊地區的交流，另一方面，包括“國内”與“國外”的交流。而且在談這個問題時，着重從兩個角度來考慮，一個就是人，一個就是人類文化最具代表性的工具——石器。

　　在本章第三節《人種分化的確定在珠江史前文化中的表現》一文的論述中已經知道，珠江流域的古人類，在整個人類進化的進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現代中國人起源問題上有着更爲重大的作用。其重大的意義是：首先整個珠江流域所處的位置是南亞地區的核心部分，也是溝通非洲與南亞、東亞、東北亞地區的橋樑地帶。不管人類起源來自非洲或者來自南亞地區，珠江流域都是人類往南亞、東亞、東南亞，甚至往東北亞輻射的必然通道，尤其是在更新世中期以後，喜馬拉雅山造山運動發生和青藏高原形成後，珠江流域顯得更爲重要，從舊石器時代早期的百色舊石器的出現，一直到更新世晚期智人階段，珠江文化的産生和發展都是十分繁榮的，特别是早期智人——馬壩人化石的發現，及晚期智人——柳江人化石的發現，還有2007年發現的廣西崇左江洲木欖山智人洞出土的個體已經具有處於形成過程的解剖學上現代智人形態特徵的下頜骨。都是一個很有力的證據。與其同期的文化遺址發現的十分多，其密度和規模都遠遠超過北方地區，而且通過多條的古通道輻射到長江流域和黄河流域。百色舊石器中含有手斧，而手斧一直以來被西方學者認爲是西方古文化的一個特式，是所謂西方“手斧文化圏”的代表，但就目前東方各國的考古新發現的情况看，在中國，目前發現有手斧比較集中的地區共有3處，一個是珠江水系，尤以百色盆地發現的手斧數量最多，另一個是長江中游漢水谷地，第三個是黄河中游的“汾渭地塹”。這都是通過尤如瀟賀古道那樣的多條路綫，由珠江水系輻射到這兩個地區。零散分佈的，東邊則沿着東江水系和東海走廊一直到達遼東半島的海城小孤山遺址，以及朝鮮半島的漢江邊全谷裏遺址都有手斧發現。往南在爪哇的巴芝丹文化中，印巴次大陸西北部的索安文化中也都發現了手斧。這些事例都説明瞭珠江流域地區是東西方文化交流的中心。這是在早期文化中的表現。到了舊石器時代晚期情况更爲明顯。復旦大學教授李輝博士從分子生物學角度已證明早在距今3～4萬年前，廣東一帶成了百越族起源中心，起源後，古越族的先民慢慢擴散開來，首先分化爲以浙江爲中心的東越和以版納爲中心的西越。百越族群體在發展過程中曾經由廣東向東北（沿東江及東海走廊），西北（北江及其支流）、西南（西江流域各大、小支流）三個方向遷徒。在此過程中百越接觸過的許多族群也涵入部分百越的遺傳類型。這就爲南方各兄弟民族的産生打下了遺傳物質基礎。還有我國體質人類學者張振標研究員，在《我國新石器時代居民體型特徵分化趨向》一文中分四個地區（黄河中游、黄河下游、漢水流域、華南地區）考查了七個項目的分型比例。結果以爲，黄種人種係類型或地區類型的分化趨向都是由南而北發展形成的。陝西關中地區發現的寶鷄北首嶺、西安半坡、華縣元君廟、華陰横陳村新石器時代的人類遺骸，經觀察和測量分析研究後，得到的結論是“在種係特徵方面，他們與現代蒙古人種的東亞和南亞支係比較接近，並以接近南亞支係的程度較大。與新石器時代的南亞類型也比較接近。”至於黄河下游山東大汶口文化的居民，其體質特徵，被認爲接近中原仰韶文化的先民；而其拔牙，人工改變顱型等習俗又與南方種係類型的先民具有淵源關係。也有人認爲大汶口文化的先民與現代華南人接近。〔19〕動物地理學者也指出：“同半坡人相伴生的哺乳動物中具有華南的特徵”，這與半坡人接近南亞型相一致。看來，黄河流域直到新石器時代，其種係類型屬華南型的性狀還很强，不過，此時與北亞種係類型已有相當程度的混雜，這在山東大汶口文化先民中已有明顯的反映。當然，也應該考慮到黄河流域環境對種係特徵的影響力，以及南、北亞兩個種群混雜後的作用。因此，上海博物館人類學組研究員黄象洪先生在《馬壩人的種族特徵》一文中有如下的結論：“我們認爲自更新世以來，我國没有發生過廣泛的大陸冰川，大片地區氣候温暖。東洋界的動物群分佈到遠比現在秦嶺——淮河分界綫以北地區。從元謀猿人以後，一批又一批的先民由南向北遷徙，到達並繁衍於黄河流域，以至整個華北。在整個新石器時代前後，和北亞的先民相遇，混雜，形成我國古代的華夏、東夷等民族。而在廣大的南方地區則是“百越雜處”的情景。我國古代種係類型分佈的這種狀况，大概要到秦漢以後才趨更廣泛的融合。因此，可以認爲，我國的人種起源於南方。”這種觀點，基本上和古人類化石出土的情况，和體質人類學測量、分析的結果，以及現代分子人類學研究的結果是一致的。〔20〕

　　這一觀點，在前面已較詳細地論述過。

　　文化是由人類雙手所創造的，是人類在不斷適應各種不同環境下所創造的，文化的特色既帶有濃厚的民族色彩，又帶有明顯的地域性，一成不變的傳承是不可能的，所以這種傳播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交流，隨着時間的變遷而産生一個不同的方向性，早期（即新石器時代中、晚期以前）是由南面往北的傳播，後來北方在冰後期自然環境變得相對優越，加上南北兩大種群結合後，産生了雜種優勢效應，整個人類社會的發展具有更大的優勢，這在北方的文化社會明顯地反過來對南方地區産生良性的影響，給南方滯後的文化帶來强大的衝擊，促進南方地區文化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至於南方地區爲什麽在這個時期出現滯後的現象，主要原因有學者認爲是氣候和自然環境所造成的。

　　以上所述的是指境内或南、北地區的交流。如果説到境外的交流，最明顯的就是南亞和東南亞各國，這是珠江文化對外交流最近的地區，如越南和平省的和平文化，馬來西亞沙勞越西北部的尼阿洞穴遺址、泰國北碧府杮約鄉僧侣遺址、泰國西北部的仙人洞遺址等等。這些文化地點和珠江流域的柳州白蓮洞下層文化，柳州大龍潭鯉魚嘴遺址、封開羅沙岩上層文化、陽春獨石仔下層文化、封開黄岩洞遺址等等都具有相同的文化特點。首先，他們使用的生産工具是一套用河卵石作材料人工打制成的陡刃礫石石器，石器加工工藝都已發展到一個高水平，陡刃的加工並非一次性就加工成功，而是經多次錘擊加工後才能完成，其石片疤是呈魚鱗復瓦狀排列的，用這種加工方法打制出來的石器十分鋒利和耐用的。同時石器類型多樣化和專門化，複合工具和骨、角器的使用普遍化，原始藝術（壁畫、岩畫、染色、鑽孔技術）已出現。原始宗教已出現，對死者的埋葬有一定的葬式——曲肢葬式或蹲葬，模仿胎兒在母親懷裏的原始狀態。研磨顔料，涂抹或撒在死者身上。這一切都反映了他們在文化上的一致性，是互相間的文化交流的結果。

　　注釋:

　　〔1〕張鎮洪、邱立誠：《人類歷史轉折點——論中國中石器時代》，4～9頁，14～15頁，34～54頁，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1997。

　　〔2〕 何乃漢、覃聖敏：《試論嶺南中石器時代》，《人類學學報》，308頁，北京，科學出版社，1985。

　　〔3〕 楊群：《柳州白蓮洞遺址的初步研究》，載《史前研究》，1990～1991輯刊，154頁，西安，半坡博物館，1991。

　　〔4〕 邱立誠、宋方義、王令紅：《廣東陽春獨石仔新石器時代洞穴遺址發掘》，載《考古》，5～70頁，北京，文物出版社，1982。

　　〔5〕 宋方義等：《廣東封開黄岩洞遺址綜述》，載《紀念黄岩洞遺址遺址發現三十週年論文集》，10～13頁，廣州，廣東旅遊出版社，1991。

　　〔6〕 蔡奕芝、劉春喜、邱立誠：《英德青塘洞穴文化遺存的研究》，載《英德史前考古報告》，216～220頁，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9。

　　〔7〕 張子模主編：《甑皮岩遺址研究》，1～11頁，桂林，灕江出版社，1990。

　　〔8〕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等編：《桂林甑皮岩》，433～438頁，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

　　〔9〕 柳州市博物館：《柳州市大龍潭鯉魚嘴新石器時代貝丘遺址》，載《考古》，9：769～774頁，北京，文物出版社，1983。

　　〔10〕 與第一節（13）同。

　　〔11〕 尚定周、王有文：《略論農業起源》，載《農業考古》，第1期，21頁，南昌，江西省社會科學院，1986。

　　〔12〕 邱立誠、張鎮洪：《英德雲嶺牛欄洞遺址》，載《英德史前考古報告》，4～10頁、14～73頁、95～97頁，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9。

　　〔13〕 張光直：《考古學專題六講》，79～82頁，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

　　〔14〕 孔令平：“《起源》對西方史前考古學的影響”，載《史前研究》第2期，16頁，西安，半坡博物館，1984。

　　〔15〕 張鎮洪、邱立誠：《中石器文化與農業起源的關係》，載《人類歷史轉折點——論中國中石器時代》，103～127頁，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1997。

　　〔16〕 張鎮洪、邱立誠：《中石器文化與家畜起源的關係》，載《人類歷史轉折點——論中國中石器時代》，129～138頁，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1997。

　　〔17〕 張鎮洪、邱立誠：《中石器文化與社會形態變遷的關係》，載《人類歷史轉折點——論中國中石器時代》，139～144頁，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1997。

　　〔18〕 張鎮洪、邱立誠：《中國中石器文化與周邊地區同期文化的關係》，載《人類歷史轉折點——論中國中石器時代》，145～159頁，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1997。

　　〔19〕 張振標：《我國新石器時代居民體型特徵分化趨向》，載《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第十九卷第1期60～63頁，北京，科學出版社，1981。

　　〔20〕 與第一節（13）注釋同。